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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宋帝昺在漳浦的传说谈到南宋败亡对漳浦的影响
  南宋样兴二年（1279年），宋朝末代小皇帝昺在广东崖山败亡。民间将风物附会于宋帝昺的传说很多，自福建至广东被人们认为他南逃的路上，不下二十多处。单单漳浦境内就有马口行宫、梁山封螺、盘陀岭帝昺泉、古雷山下帝昺井，油澳海中玉带泉等，说得神乎其神。尤其马口开科取士，揭榜沙溪的佳话，更是娓娓动听。
  从前马口确实有个石城，城中凿石为殿，遗迹墙石在解放后的大跃进年代才被搬去作为农田基本建设之用。那个城传说是宋帝昺的临时宫殿，好象凿凿有据。
  但是，史书并没有记载宋帝昺经漳浦下广东的事。《宋史》记载南宋自国都临安（杭州）失陷，谢太皇太后投降，全太后与幼年皇帝显被掳北去以后，遗臣拥才八岁的益王赵昰在福州即皇帝位，就是端宗，帝号景炎。但不久元兵长驱直入建宁府，福建宣抚使王积翁和福州知府王刚中投降，群臣拥帝昰航海到泉州港，取泉州招抚使的船只继续南逃，直航潮州。后来在井澳地方遇风浪翻船，帝昰溺水得了重病，由张世杰护送到碉州的时候死去，一共做了两年小皇帝。那时文天祥已兵败在海丰五坡岭被俘，签书枢密院事陆秀夫为左丞相，再拥立昰的异母弟卫王昺继续帝位，帝号样兴，也是才八岁，逃到崖山（今新会县南），当了两年小皇帝，就在元兵追逼下，穷途末路，在海上最后战败，由陆秀夫把他背负投海自尽。按史书说，帝昺自福州下泉州逃潮州，走的是海路，帝昺到广东以后帝昰死了才继承帝位。并没有经过漳浦，就是有经过漳浦，那时他也还没有当皇帝，漳浦民间关于宋帝昺的传说无非穿凿附会。
  那么，马口虽是交通要冲，却地处荒山野岭，为什么有一个颇为壮观的石城呢？原来马口城是清初为驻兵而建的。《漳浦县志》虽然把宋帝昺沙溪揭榜的传说也记上去，到底写明是“相传”，而对于城堡历史的记载，则明说：“马口城建于康熙二年，总兵王建功建议，督院（总督）李率泰建。刻记石上，俯溪桥，原有千总分驻于此。”可惜那石刻已经被打成石块不知用到那里去了，现在无从稽考，但据曾经见过那石刻的人说，确实是刻记康熙年间建城的事，与帝昺无关。那么城中为什么有一个“殿”呢？据推测，那是供奉神像用的，利用天然石头凿成，无非就地取材，正如别处用土垒成一样便利，只是由于殿石是依附在土地上，不似土殿那样容易毁坏，所以后来虽然那地方失去驻兵的作用，城坍神像废，而天然石块凿成的“殿”依然存在，给后人以附会为皇帝殿的把柄，其实皇帝殿那能是那个样子（长方形石上有狮子浮雕而已）。显然是先有“策土溪”的传说，后来那里建了城，后人又将城附会为皇帝城。
  其他什么宋帝昺吃过的螺还会活，传下后代，成为“封螺”（其实那是一种秃尾螺的品种，别处也有），什么帝昺冲饮过的茶叶倒在地上出了“皇帝茶”，什么杨太后在船上将帝昺的玉带抛到海里，那玉带箍着的一圈海面就涌出一股淡水供船上煮饭之用，称为玉带泉，俗称肚箍水……等等，不一而足，要是宋帝昺真有那种神力，他何至国破身亡？
  封建统治者把皇帝神化，借用神权来统治人民，就是农民造反，也往往借神话来作号召，这是迷信神仙的时代的产物。宋帝昺在当时被当作国家的象征，尽管小孩子当皇帝不会管事，而忠臣总要拥立一个偶像来作号召，有了这尊偶像，就意味着国家还没有灭亡。
  南宋的败亡，在漳浦一带有没有留下什么事迹？据史书记载，文天祥勤王的军队由江西败入汀州，退到漳州，元军派降将吴浚到漳州招降文天样，被文天祥杀死示众，后来文天祥由漳州领兵入潮州。另据《漳浦县志》引据野史记载，端宗（帝昺）景炎二年，文天祥率队去广东经过漳浦时，在盘陀汤坑谒梁岳庙，收集到很多散兵。摒弃梦神指点的神话，由漳州入潮州，漳浦是必经之路，在汤坑谒梁岳庙收集散兵，这些是可信的。
  南宋败亡对漳浦的影响不是战祸，而是一些遗臣（皇族、国戚、大臣）及残兵败将居留漳浦，这些人后来给漳浦传下为数众多的人口。如闽冲郡王赵若和后代的聚居地赵家城便是大家所熟知的。还有漳浦人数众多的黄姓，也不都是保护赵若和逃到浦东的侍臣黄材之后代。考据漳浦一些黄姓村庄的族谱记载，赵若和为避元兵追缉迁居佛昙积美后，黄侍臣仍在浦东居住，后其第四代子孙于惨遭倭寇杀掠之后移居，地名浦西。那事发生在元末，黄侍臣的第四代孙中间有一个寿夫迁居莆田西街头，明朝开国后任指挥使，镇守佛昙梅月岭，在一次抗击倭寇的战争中牺牲在香山下，而他的两个儿子在佛昙传下众多子孙，建一座梅月城，聚族而居。明末战乱，梅月城坍废，乃继赵姓之后迁入官塘，按黄姓分居地以西字命名之例，改地名为湖西。子孙传衍到溪野、长桥一带，形成了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同族聚居地。另一个黄侍臣第四代孙宽夫的儿子均造，于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时在旧镇附近建隆安寨反元。明太祖朱元璋统一中国后。委他为镇宦，在狮头山一带传衍众多子孙，形成狮头堡等几个村落。其他如前亭等地黄姓，也都是黄侍臣的后代。就是地广人稠的佛昙杨姓，始祖也是南宋遗臣。当娃娃皇帝赵显在杭州亡国以后，另一个娃娃皇帝赵昰在福州登极，他的生母杨淑妃便被尊为太妃（民间称杨太后），杨太妃的弟弟杨亮节成为国舅，授官制置使，从福州跟随皇室航海至泉州港，他带着三个儿子登陆，由于泉州招抚使蒲寿庚降元，形势急追，当杨亮节回到岸边，皇室的船队已经走了。他来到漳州一带追寻，不见踪迹，才知道皇室已经航海直抵粤东。便把因跋涉致病的小儿子寄养佛昙，自己带着长、次子二儿到厦门，打算雇船南下。又听说小皇帝赵昰已在零丁洋翻船溺水病死，乃定居于金门，传下众多后裔。寄养佛昙的第三子流落大荟山下，养鸭为生，后来成为佛昙始祖世隆公。单这三个南宋遗臣的后裔赵、黄、杨三姓在漳浦人口中就占着很大比重，那些文天祥没有收尽的无名小卒，其后裔无从稽考，当也不在少数。
  五、明朝漳浦的繁荣与衰落
  漳浦在唐朝初建县的时候列为“中下”等级，是末等的（唐朝与宋朝的县制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到宋朝列为“望”，已经升为第三等，也就是除京畿以外的头等，因为京师所在地方才为“赤”县，京师附近才为“畿”县，其余按照人口与经济情况而定。到元朝的时候，漳浦以不上一万户列为下县。而到明朝初年，漳浦人口增长很快，一跃而为“上”县（明朝县制分上、中、下三等）。虽然在元朝至治（公元1321至1328年）年间，漳浦的地域已划出西路一部份地方合龙溪及龙岩两县的一部份地方建立南胜县（后改名南靖县），而明初的人口还是比未划出西路一部份地域时的宋，元两朝多出许多。元朝无户口统计资料可考，只知道不上一万户。而明朝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漳浦的户口为一万五千三百五十六户，比元朝的户数多百分之五十以上。人口为九万八千九百九十九口，比南宋嘉定年间的五万二千一百六十三口也几乎要多一倍。明朝人口增长这么快，一个原因是南宋败亡时的一些遗臣兵将居留在这里，经过元朝将近一百年时间里的默默传衍，到明朝开国后，这些人口便暴发开来，情况如上一节所述，而大部份还是由于这里生活容易而由别处迁来。本县各乡有许多族谱记载他们祖先是明朝来漳浦定居的。（宋朝户口有人认为只计男丁，不计女口及老幼，所以一户平均只有一口多，如漳浦四万三千三百八十三户。才五万二千一百六十三口；但有人认为宋朝户数繁多是由于王安石变法后，以“丁”也就是劳动力对他本户的经济负担情况来规定差役的轻重，所以父子兄弟各自分户，以独负家庭生计来逃避重差，这是国内外学者有争议的问题）。
  明朝洪武初年，革除弊政，给人民以休养生息，并且注意边防，尤其对于随着造船业的发达而且兴起作乱的海盗，主要是倭寇，更加注意防范，在沿海要塞设置一些“卫”，“卫”之下分设“守御千户所”，驻兵设船巡守，所以元朝末年已经很猖獗的倭寇，到这时虽然屡有进犯，却是难以得逞。这一时期社会安定，农业生产大有发展。
  民间文化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成书于明朝的漳浦县旧志有“读书之家无问贫富，每岁首各延师受业，虽乡村数家聚处亦有师”的记载，这是说漳浦乡村有设立私塾的风气，就是小村庄也请先生来教书，不问贫富一般都能上学。这种一个老师就可以设教的乡间私塾确实为农民既耕且读造成条件。这是一种基础教育，如果学习有成绩，考上县学为生员，那不但学习费用有着落，就是生活费用也不用愁了。倒不是政府设有助学金或什么公费生，而是几乎每一个宗族都设有“书田”供给中秀才以上的学子收租，作为学习及生活费用，俗称“秀才租”，所以人们一踏上县学的阶梯，便可以专心攻读，无生活之虑。虽然也造成一些不再上进的秀才过不劳而获的生活，而对奖励学习，造就人才，是起着很大作用的。有些有志之士还可以到著名的讲学处去求取精深的学问。漳州、漳浦等地在明朝讲学之风很盛，最著名的有黄道周讲学处东皋书舍，即明诚书院。
  由于文化之风已盛，漳浦人才辈出。当然，当时所学习的内容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学习的目的也不同，这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在明朝，每一科（三年一次的全国会试）都有漳浦人中进士，有时一科有六、七人同时及第，总计明朝近三百年期间，《漳浦县志》有记载的进士共一百四十五人。其中有清廉著称的林缵振，廉洁勤劳为农民楷模的张若仲，忠贞为国的黄道周、何楷等。他们有许多是著名的学者。还有陈布政和林功懋从广东和广西引进优良的荔枝品种，在家乡大力推广，使漳浦成为荔果之乡，造福后代。在那些进士当中，还有父子（林梓、林宰，林士章、林汝诏）双进士，兄弟（刘庭芥、庭兰）进士的佳话，还有少年登科第的，如朱天球十八岁（合订编者按，实为二十一岁，《漳浦县志》误记。），吴宗熹、吴采十九岁，陈垂二十岁中进士等。
  总之，漳浦明初在经济上相当繁荣，后来虽然经过变乱，而形成的文化直到明未还盛行不衰，并影响到清朝初年，同样文化鼎盛。
  在农田水利方面，漳浦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如双溪坝、詹厝坡等，都是明朝首建的，其工程的宏伟和实效，使后人也叹为观止。
  但是，明朝的封建统治每况愈下，到正统年间，随着朝廷政治的日趋腐败，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落。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沙县邓茂七为首的农民起义席卷二十多个州县，群众纷纷起来响应。翌年，加入邓茂七起义队伍的漳州人张福荣等曾率众攻破漳浦县城。以后，由于海防松弛，卫所形同虚设，倭寇以及与倭寇勾结的饶平海寇张琏相继攻破镇海卫，倭寇残踏铜山、悬钟两个守御千户所，扰乱沿海直到内地，官兵防贼无力，扰民有能，“贼梳兵篦”，广大的城乡人民遭受浩劫，生灵涂炭，村舍为墟，田园荒芜。人口显著下降，洪武廿四年的一万五千三百五十六户，九万八千九百九十九口，到一百多年后的弘治十五年，下降为一万一千七百十六户，五万六千三百三十四口，少了四万二千六百六十五口，减少将近一半，这不就很可以说明问题吗？（以后漳浦于嘉靖十一年划四个都成立诏安县，划九个图并龙溪县及同安县的部份地方设海澄县，人口增减无从推算）。当然，减少的人口并不全意味着死亡，大部份还可能是为生存而迁走。
  （倭寇对漳浦的祸患本刊第三辑已有记述，请参阅）。
  六、明末清初的苦难
  ①徭、赋的沉重负担
  明朝末年，朝廷腐败，天灾频仍，而官府不顾人民死活，一味加重赋税、徭役。
  “赋”指田赋与丁口银，田赋是土地税，丁口银就是人捐，人也有捐，这在现代世界上还有，而作为今天的中国人听了会感到奇怪，可是在我国却是古已有之。汉朝叫做“算赋”。唐朝的时候，初生孩提叫做“黄”，四岁至十六岁以下叫做“小”，十六岁至二十岁叫做“中”，二十一岁至六十岁叫做“丁”，六十岁以上叫做“老”，只有“丁”和“中”才征户口银，老幼不征。宋朝分“丁”（十六岁至六十岁），“口”（老幼及妇女），“丁”才征赋。明朝起初也是如此，到明朝末年，便打破常规了。
  地、丁两赋的情况各地不尽相同，归纳《漳州府志》及《漳浦县志》的记载，本县的情况简说如下：
  田赋所依据的地籍，丁口银所根据的是户籍，在明末清初，由于变乱，地籍户籍混乱到了极点。而军需孔急，杂派繁多，地、丁两税常要增派到原额的十倍以上。田产的收入不足交赋，于是田产大跌价，一亩田只卖银四、五钱，后来发展到白送人也没人要。弄得业主弃业逃粮，官府不管业主逃亡，向里、甲硬要田赋，里长甲首就把那些缺额匀派到未逃亡的粮户上，还要多派一些饱入私囊，丁口银也是如此。
  “徭役”是官府派给群众的无偿劳动。明朝的徭役有里甲、均徭、机兵、驿传“四差”。里甲为“纲”，一“里”就是一“图”，辖十“甲”，一甲辖十一户，里设“里长”和“老人”（“老人”由年老德高者担任，管民事纠纷及婚姻等事项，后来里长专权，“老人”就形同虚设），甲设“甲首”，里长与甲首本来专门承办“钱粮”（田赋和丁口银及上供物料）等事，后来上面随意加派无名杂差，雇差的工资叫做“纲银”，都由里甲负责。“均徭”简称“徭”，就是省、道、府、县、巡抚司各级政府常年专设的夫役、弓兵等，雇役的工资叫做“徭银”，以“丁四粮六”摊派，就是丁口负担四成，田亩负担六成。“机兵”就是常年在伍的壮丁，饷项叫做“工食银”，“丁米对编”，就是丁口与田亩各负担一半。
  “驿传”就是驿站的“赡夫”和驿马，驿路上重要地点设驿馆，招待过往官员，转解物件，传递文书，以下十里设一个“铺”，驿卒、铺兵的饷项在田赋上附加。而实际上，驿站的种种负担还要额外向里甲摊派。
  在万历六年以前，“里”中十“甲”逐年轮流应付“四差”，十年一值，立意是要使一“甲”在经过一年的沉重负担之后有九年的“休养生息”。但是，那样繁重的负担，一到“值年”，那一甲各户就要破产，尤其“驿传”一项，“每使客至驿追呼急迫，或分外需索，动费以百计，领官银则官吏迟留扣折，十不给五，民有捐产鬻妻，甚至殒命者有之。”（摘录府、县志原文）
  万历六年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将所有里甲、均徭、土贡、雇募及一切苛捐杂税纳入田亩和丁口统一摊派，就是差役征收代金，由政府雇募人工，收支有定额，不再名目杂出。本县是按照“丁四粮六”，每“成丁”派银三分三厘八忽，大比年加派二分九厘一丝九忽，未成丁减半；田亩每赋一石派银五分四厘一丝二忽，大比年加三分一厘三毫七丝六忽五微。（注：明清两代称乡试为大比，三年一次，各府、州、县生员齐集省诚，由朝廷派官主考，考中为举人）。“一条鞭法”是我国历史上赋役制度的一大改革，算是一种便民措施，可是后来官吏却将那徭役的代金当作“正税”，而又另再加派徭役和无名杂差，群众的负担加倍，困苦不堪，纷纷起来造反。到了天启、崇祯年间，为解决镇压农民起义及抗后金（清）的军费，又增加了练饷、新饷等派款。崇祯皇朝亡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称帝，为军事的需要，更是叠派横征。明军败走，清军打来，又是要粮要钱。有时双方争城夺野，“三日清，四日明”，百姓痛苦万状。
  ②战祸
  隆武小朝廷败亡，清征南大将军“贝勒”（亲王之子的封号）博洛由浙入闽，漳属各县归顺。掌握隆武朝兵权的郑芝龙降清被挟北上，部下走散。儿子郑成功奉永历皇帝（桂王朱由榔）为正朔，从南澳起兵，占据铜山（东山）及古雷半岛，后并杀郑联，据有厦门，从叔父郑鸿逵手中得到金门，以海岛为根据地，在闽、浙、粤三省沿海地区与清军拉锯争夺，激烈战斗，各地群众也组织义军抗清。漳浦是主要战场之一，在县境内的主要战役本刊第二辑已根据府、县志资料简要介绍。但府、县志是清朝官方编纂的，资料有偏，这里再参照郑成功幕僚所写的《海上见闻录》《从征实录》及流传民间的《台湾外记》等书，多方引证，综述于下：1、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郑成功的族兄郑彩、郑联奉鲁王朱以海监国，占据厦门。佛昙秀才杨学皋组织义兵一万多人，受郑联任命为先锋，于二月一日攻入漳浦县城。清漳浦知县许国楠投井自尽。义军立副将洪有贞为知县。五天后，清军游击唐钦明、都司郭秉诚从漳州反攻漳浦，洪有贞战死，义军败回佛昙。后于一六四九年（清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七月，又攻占踞漳浦县城七里许的新亭寨，在战斗中阵斩清总兵杨佐，于清援兵赶到时退回佛昙。到一六五0年（清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被清漳州总兵王邦俊打败，杨学皋投降。2、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僧人道赞联合平民黄春台组织义军，于十二月初六日进攻漳浦县城，被清守将唐钦明追击，败退山区的枫林坑楼、龙洞寨等地，被杀甚多，又被追击到沿海的西屿、白沙等处，到大澳被消灭。3、原明朝太仆寺卿漳浦人许祚昌率领群众进攻县城，战斗三天。在清援兵来到时战败逃走。4、原明朝池州通判诏安人沈起津率领诏安、平和义军进攻到漳浦县城南门，被清将唐钦明打败逃去。5、同年十一月九日，卢若腾、丘建会等会合以万礼为首的平和九甲农民进攻漳浦县城。清参将陆大勋出战阵亡。总兵杨佐、参将魏标、冯应第等再出战，大败起义军，俘杀丘建会。6、一六四八年（清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郑成功率主力从铜山用船队进入漳江，在白塔登岸，三路进攻云霄城，清云霄守备张国柱出城五里列阵迎战，被阵斩，清军大败，郑军攻城，经过惨烈巷战，获得全胜，占领云霄，进军漳浦。清漳浦副将王起俸早已派义子朱之明与郑成功密约，愿为内应，机密泄露，抛妻别子，与亲标将宋大明等逃到旧镇，下郑军船中，跑到铜山，被郑成功任命为都督同知，管北标营，吴大明被任命为马兵营。郑成功进攻漳浦没有成功，派中冲镇柯宸枢等以重兵镇守盘陀岭，郑本人率兵南下包围诏安城，准备在攻克诏安之后一面北进漳浦，一面南下潮州，与粤东的抗清义军联成一气，与在揭阳的叔父郑鸿逵会师。漳州清军总兵王之刚、副将王邦俊经过二十来天准备，集合了漳属各县兵将赫文兴、魏标、谢子连等部来会攻盘陀岭。于二十八日乘晨雾茫茫发动总攻，炮战之后，进行肉博，双方伤亡惨重，郑军寡不敌众，几乎牺牲殆尽，主将柯宸枢与他弟弟柯宸梅阵亡。郑军退出云霄城，解除诏安之围，南下粤东。7、一六五一年（清顺治八年，南明永历五年）五月，郑成功从厦门率中提督甘辉（海澄人）、中冲镇蓝登（漳浦人）等十二镇（镇是郑军的编制单位，每镇一千人左右）直进南溪，清漳州总兵王邦俊率骑兵一千，步兵二千多，到磁灶列阵迎战，败回漳州。8、九月，郑成功率众攻漳浦县城，清漳州总兵王邦俊率兵救援漳浦，甘辉将他打败，追击到马口才收兵，而漳浦县城没有攻下。9、清漳浦协守将陈尧策于同年十二月派人去约郑成功来攻漳浦县城，郑成功于十一日在旧镇港登陆，军士含枚，偷偷来到漳浦城下，将整个城池包围起来。陈尧策开门献城，清漳浦主将杨世德投河自杀，被郑军戍旗镇三正总班杨安救活，解去见郑成功，郑成功给予嘉奖，医好后授职大都督；降将陈尧策被任为为护冲前镇，守漳浦；清知县范进投降，被任为幕僚，另派举人林其昌为知县。10、一六五二年（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郑成功在江东桥打败了清福建总督陈锦的大举进攻，围困漳州城，清朝派“固山额真”金砺。（“固山”是清军八旗组织的最大编制单位，汉语为“旗”，“额真”是长官，“金砺”是人名，闽南人习惯简称他为“金固山”）救援漳州，郑成功在古县战败。死战守住海澄城，漳浦县城于十月五日至十一日经过一周战斗被清军副总兵王进、马士彦克复。11、一六五四年（清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八年），清漳州协守将千总刘国轩密约郑成功来攻漳州城，刘国轩开城迎降。那时郑成功正乘与清朝谈和的机会把部队分散到清军占领区的四乡索饷。漳州城被郑成功占领后，漳属各县也向郑成功投降，在漳浦索饷的郑军参军潘庚钟一听到收复漳州的消息，就把清漳浦知县令孤注拘禁，夺取了政权。但是，翌年春，清世子（亲王嫡子的封号）济度率精兵三万入闽“剿海”，那时郑成功的兵力已发展到二十多万人，他反而将主力转移北上，进逼福州，接着进军浙江，以至直入长江（后围攻南京失败而回）。闽南各县兵力大都调回坚守海岛。郑成功命令堕毁当时在他控制下的惠安、同安、南安、安平（安海）及漳州与所属漳浦、南靖、长泰、平和、诏安各县县城。在漳浦的郑军参军潘庚钟接令后毁掉县城及县公署，将县治迁设旧镇，凭城防守。清总兵杨捷收复漳浦，又攻克旧镇，郑军退守狮头堡，杨捷猛攻狮头堡，两军激战，受战祸的群众有好几千人，郑军从狮头堡败走。12、一六七四年（清顺治十三年，南明永历已亡十三年，郑成功已在收复台湾后病死），清靖南王耿精忠参加“三藩之乱”，三月传檄到漳浦，清总兵刘炎、知县乔甲观归附。郑成功之子郑经乘机攻入闽南各地，于十一月八日派侍卫冯锡范、提督赵得胜攻漳浦，耿精忠派来的都尉战败逃走。总兵刘炎投降郑经。
  明末清初的战乱给群众带来了惨重灾难，有“泥鳅死半途，同安血流沟，嘉禾（厦门）断人种，安平（安海）成平埔”的谚语。而“壬辰之役”（一六五二年郑成功围攻漳州事件）城内饿死百姓十七万多人，接着郑军在古县惨败，海澄争夺战双方死伤枕藉，使翌年这一带发生了大瘟疫。漳浦也是死人很多的地方，很快也被瘟疫蔓延。
  战乱一直到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统一在清朝的版图之中才告结束。
  ③迁界
  在清、郑战争期间，最悲惨的莫过于“迁界”。这在郑成功的部将黄梧于一六五六年（清顺治十三年，南明永历十年）据海澄城降清后向清朝所献的“平海五策”中及投降郑成功的漳州知府房星叶后来逃到北京叫他弟弟候补道通判房星曜向清朝的献策中都有提出，说郑军都是从沿海取饷，只要将沿海群众迁入内地，使那里成为无人烟的地带，严禁船只入海，郑军补给断绝，就会被困死。清朝接纳这一献策，于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下“迁海令”，上自山东，下至广东，沿海百姓一律内迁三十里至五十里，挖沟筑墙为界。沟深、阔各二丈，墙厚四尺，高八尺，在越溪河的地方用大木椿为栅。朝廷特派户部尚书苏纳海到福建督办。漳州于当年九月奉旨迁界，龙溪县自江东至龙江东，漳浦县自梁山以南旧镇以东，海澄县自一都至六都，诏安县自五都至悬钟，一律划为“弃土”，俗称“界外”，所有村舍林木一概烧毁，城堡拆除。另在临“界”的重要地方新建城堡（如秦溪城、霞陵城，）每二三十里设一个营盘，派兵防守，高阜上设炮台，并在山上设烟墩报警。守兵日间瞭望、巡逻，夜间伏路，严密把截，用“越界者斩”的高压手段保证迁海令的实施。
  那时郑成功已抽回陆上兵力，坚守海岛，并已于当年二月收复了台湾，将主要精力用到经营台湾方面去了，尽管还是处心积虑要恢复陆上江山，已是不可能实现。郑成功（以后是他的儿子郑经）在台湾实行屯垦，寓兵于农，自给以外，还有余粮供给闽南岛上驻军。现存的清朝档案有康熙二年郑军过海投诚的军官对厦门米粮来自台湾和由广东揭阳等地走私而来等情况的供述。清朝的迁界政策固然够利害，但杀头生意还是有人做，在辽阔的海岸线上还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向岛上郑军及群众输出米粮，把守“界线”的兵将难免受贿私放（平民得罪他们，还会被拖到界外打死，诬以越界之罪，冤无处伸）。即使内地米粮走私完全断绝，以台湾开垦的大片荒地来供应闽南几个小岛还是很充裕的，何况还以从东南亚各国运来。至于军费，郑军固然曾经在陆上沿海地方取饷，但主要来源靠海上贸易。郑军不会为“迁界”所难倒，受祸最深的是无辜群众；对清朝本身也很不利；一、迁海令一下，官兵到地执行，时间急迫，以致百姓无家可归，无粮可食，流离失所，使本来并不立意抗清的人不得不逃亡入海，归向郑军。有的流为盗贼，危害社会治安。二、在经济上，关系群众生死自不必说，就清朝的赋税而言，也是损失很重。据《漳浦县志·赋役志》记载，全县投荒在“界外”的田地有十二万八千七百八十六亩多。每年无征田赋银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两五钱九分多，无征“本色米”（不折现金部份）四百四十九石三斗七升多。全县盐埕二万一千零六十丘，共十八万七千四百四十六平方尺，全部投荒在“界外”，所应征收的盐丘税银（按照明朝万历年间税额，废除明末加派）每年五百六十二两三分七厘多全部无收；更主要的是使这些“海滨斥卤”的县份食盐困难，价格猛涨，都由郑方所占据的岛屿走私输入，坐使对方独占专利。还有屯田，就是明朝所设“卫”“所”屯田养兵的田地分散各处，由老弱耕种，少壮充兵，清朝裁撤卫、所，原有屯田改用屯丁耕种，每亩每年征米二斗，漳浦镇海卫加上漳州卫在本县境内的屯田共一万五千三百六十六亩七分多，有的在界外，有的在界内，冒报界外，迁界时报荒的的屯田达到七千四百六十七亩八分多，剩下不及半数。还有泉州卫在本县境内的屯田八百二十八亩四分多，迁界时报荒五百四十八亩四分五厘多剩下的只有原额的三成多。永宁卫在本县境内的屯田二百五十二亩四分七厘多，迁界时报荒二百二十五亩四分多，剩下的几乎只是原额的十分之一。康熙二十年“复界”，到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陆续“起科”（开始征收），屯田有的已被冒混侵占，四个卫在本县的屯田只剩下一万三千零二十三亩，减少三千二百二十四亩多，虽然经过康熙三十八年清查丈量，每年所应征的粮米还缺额一百七十石六斗三升多，不得已加入全县田赋内匀征，每一石半加征一斗三升，补足缺额上缴。侵占屯田的是“豪右”，而平白加重了弱民的负担。又是渔税，所有泥泊、网门、桁仔、蚝丘、蛏埕、紫菜屿每年应课米二百八十五石九斗八升，并课银一百零七两五钱五分多，迁界期间全部无收。船税迁界时全部无收，复界后每年征银五百零二两四钱多。
  在战争年代，有一些措施是破坏性的，只有在安定之后才能恢复创伤，进行建设。
  七、康熙年间的新政
  漳浦在康熙二十年“复界”以后，海上、涂摊、盐丘等生产逐步恢复正常。“界外”田地经过五年时间逐步垦复。社会出现安定局面。
  ①精兵简政
  当时虽然没有“精简机构”“精兵简政”的名称，实际上在精简。驻军方面，卫、所在清初原已裁撤，杨捷来克复漳浦以后在这一带常设的镇守总兵，辖兵三千多名，下设左营（驻杜浔）、右营（驻梅州）、中营（驻县郊）三营，到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后，漳浦总兵移设漳州（就是说一个府才设一个总兵），漳浦只留城守一营，设游击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兵额八百一十七名。防地东至旧镇，南至高洋口、盘陀岭，西至涂景寨，北至马口，东北至连江（今与龙海县交界一带地方）。沿海三里地带由水师防守，六鳌及六鳌以南属铜山营防地，六鳌驻千总，古雷驻把总，另有十六只战船巡逻海上，与南澳会哨。陆鳌以北为镇海把总防地，隶属金门镇右营。
  巡检司方面，在明朝时本县原设井尾、青山（在月屿堡）、古雷、后葛、盘陀五司，各设弓兵八十名，共四百名，每名年给工食钱七两二钱，康熙年间地方平定后只设盘陀一司，后来移设云霄镇，发展成为云霄厅。
  机兵（常年在伍的壮丁），明朝正德年间全县八十名，几度裁革，到万历二十四年还有一百五十名。清康熙年间只留存五十名，已没有防守任务，而用以在县供役。
  驿传方面，漳浦在唐朝只有县城一个“漳浦驿”，南下一百九十里才又有一个“临水驿”，宋朝在两驿之下设八“铺”（传递文书的站），逢铺设庵，用和尚兼管“铺”事。元朝设临漳（漳浦）、云霄、南诏（诏安）三驿，明朝发展到“十里一铺，设卒以递公文”，又于各驿设公馆，招待过往官员。客人往往很不客气，向地方传呼夫役，额外需索，里甲应役，百姓不胜负担。在明末清初两军反复攻战当中，各处百姓更受无限骚扰。康熙年间地方平定以后，全县设甘棠（马口）、临漳、云霄三驿，各常设赡夫五十名，甘棠驿人事由龙溪县负责；全县分设二十三铺，各设铺司一名，铺夫四名，只有驿铺方面，清朝有加强而没有减少，设铺的地点已不限于驿路上，而是遍及四乡。但规定只有持兵部“勘合”和“火牌”的才予照应，其余一概不准骚扰。
  ②整理户籍、地籍
  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尤其耿精忠的叛乱，使漳浦在短短时间内又三易其手（清、耿、郑），使户籍和地籍残缺紊乱。官府征粮赋唯里长、甲首是问，里长、甲首称霸乡里，随意将各种负担派给“子户”。康熙五年进行田、丁编审，康熙十年又进行一次“大造”，其实都由里长自编自造，只要总赋额达到官府掌握的数目就算完成。一里所辖十甲作为十班轮流。每年值一班，一里中所有应交的钱粮及一切夫徭杂费都由轮值的一班负责。叫做“大当”（屯田也照这个办法，叫做“小甲”），这是仿效明朝“一条鞭法”。认为简便，结果，当年值班的户往往破产倾家，有的不得不逃走。官府就拘捕他的同族，有时还要累及同姓。受牵连者有财产的豁出财产去赔，没有财产的往往要弄到家破人亡。“囹圄日满，里市萧然”（这是府、县志的原话）。到康熙十九年，福建总督姚启圣才请旨“散班”，改由各家责任自负，不连累别人。但是，包揽赋役的里长还是要剥削子民。继任总督兴永朝又施行“合户”的办法，允许子民自己“合户”，革去里长的名目。但是，虽然子民可以自己“择户”，不外“归宗合户”，“户”是官府对百姓征赋的基本单位，并非一家一户的意思，本来以一甲为一“户”，革去称霸乡间的里甲“归宗合户”以后，武断乡曲的土豪取而代之，当了“户长”，民间称“家长”，其实就是族长，同样是要敲剥“子户”的。漳浦全县本来五百二十甲，就是五百二十“户”，“户”中众“子户”不懂得他们的田地属于那一图，那一甲，只知道在某人的“户”内，摊派出自“户长”，交钱粮也要经过他们手，每个人丁被加派银一二钱，每亩田地被加派银四五分，这是常事。后来的知县陈汝咸在主持编县志时自己写《赋役志》说，这种情况是“相习为固然，从无花户册可问，亦从无业户自完之例”。并说，如果“户长”侵粮脱逃，官府去拘捕他的“子户”来完纳，对那一个人已经完纳，那一个人还没完纳，无从辨别，殷实与谨厚的人无辜受累。
  地、丁二赋的积弊如此深重，使百姓痛苦万分，也使征赋工作陷于困难。康熙皇朝为保证钱粮顺利征收，敕谕进行整顿。康熙三十三年，福建郭总督颁布编审条规，要实行“清册籍、查欺瞒、立的户、革甲首、严收除、禁滥免、择里书、均粮额、禁短苗买卖、禁需索”十款，切中时弊。但是，积习相沿已久，各县都无法实行。
  漳浦知县陈汝咸于康熙三十五年到任，于康熙四十年完成保甲的编定后，毅然执行整顿地籍“十款”，先用“亲供法”，废除过去以一甲为一“户”的做法，规定每一个有田的人都可以立户，由各户（家）各立“亲供单”，填注本户人丁、田地，户主自己封好，到县署投入专设的柜中，不经保甲长，不用图差。逾限没有投柜的，叫公差去催。“亲供单”就是“自报单”，用来与底册核对。接着，陈汝咸主持田间丈量，分为五十二图（每图约三十二顷），汇编成册，以后按册完粮纳银，不连累至亲。起初，原来的粮胥、族长们由于利益受损，曾设法阻挠破坏，都被打破。对于故意的毁谤和为担心搞不好而议论纷纷，陈汝咸立意做出成绩来，用事实说服。承办的吏书起初不懂得怎样做，陈汝咸耐心讲解指示，用一年时间，完成地籍鱼鳞底册（田地经清丈画图，一丘接一丘，形状好似鱼鳞，所以叫鱼鳞底册）经过陈汝咸自己裁定，列榜张贴城墙上，让群众核对，经过改正，然后施行。地籍以“都”、“图”为地段，户口以“保”、“甲”为编制，有再似以前地、丁不分，而是各有册籍，又互相表里。五年后，又再一次编审，并定为以后五年一编审。陈汝咸主持丈量土地编审户口，清除了赋役积弊，受到群众一致称赞，踊跃输将。
  当然，从来没有永远不坏的事，在清朝后朝，赋役又出现种种弊端，这待以后续谈。
  八，清朝漳浦文化的盛衰
  漳浦文化在明朝的时候很盛，清初继承了明朝遗风，明朝著名学者黄道周在漳浦留下一些学生，对传播文化起着很大作用，重要的有蔡而熤三兄弟在下布村讲学，张若化、张若仲兄弟在灶山上讲学。下布是梁山下小山村，却成为文化村，蔡而熤和兄弟而烜、而烷传及子侄蔡璧、蔡祚熹，孙辈蔡世远、曾孙辈蔡长云，蔡观澜、蔡桂、蔡新等都成为人才。蔡世远在雍正年间由翰林编修升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追赠尚书、太傅），他的著作很多，在学术上有贡献。蔡新于乾隆年间由翰林编修担任内廷总师傅（教皇子读书），擢为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及吏部尚书，曾任朝廷主考官，领导编纂《四库全书》，对我国文化有贡献。灶山上也有一个文化村，曾任明朝官员的张若化、张若仲两兄弟不涉足市廛，从事讲学。张若仲与农民为伍，操作田间，为群众排解纠纷，在群众中传播文化，影响深远。张若化的儿子张士楷满腹经纶，却不愿做官，专事讲学，著作甚多，就漳浦的文物和世情写下许多诗篇，为后人研究当时的社会情况留下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年间漳浦知县陈汝咸，他注意教化，破除迷信。当时漳浦一种“无为教”，男女群聚吃素拜佛，称为“菜公”和“菜妈”，暗地里有伤风败俗的事，陈汝咸觉察后加以取缔。没收信徒聚会的庙堂，改设育婴堂和书院。西洋天主教通过上级政府要在漳浦设教堂，受到陈汝咸的抵制而作罢。有一次，陈汝咸经过东岳庙，见到很多人络绎用牲品供祭鬼神，他厌恶那种惑众的鬼座神像，命人将它捣毁。
  陈汝咸对漳浦文化是有贡献的，他驱逐占据道周讲学处为庙堂的和尚，重新辟为书院。又修文庙，毁弃学宫内的“伽蓝祠”，会合县内士绅在明伦堂讲书，编辑前代学者高东溪等人的著作为教材。并设立义学，聘请有学问、讲道德的人为教师。他还是一个“伯乐”，对一些有希望的学子特意培养，在他门下，后来出了几个著名的学者如蔡世远、蓝鼎元等人。（《漳浦县志》载有蔡、蓝二人悼念陈汝咸的文章，称陈为师）。
  清朝漳浦进士《县志》有载的共四十一人，起于顺治，止于嘉庆。自豪庆十六年以后，历经道光、咸丰、同治，至光绪三十年废科举，一共一百多年中间，漳浦再也没有一个进士。那时，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腐败，官府对宗族的封建统治失去约束，起因于佃户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被封建族长转移为宗族之间的“红白旗”封建械斗，那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大规模生死战斗，会宗联旗遍及整个漳浦县，延续了一百多年。田园荒芜、民穷财尽，还顾得上什么读书？漳浦乡村本来盛行延师设塾教书的风气到此不能不中断，因此，文化衰落。（详见本刊第二辑《“红白旗”封建械斗遗闻》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