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同志们：
  我今天参加这个会议，来谈谈闽南抗日初期国共合作历史经验问题。在座的有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战友，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友，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友，还有解放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战友，和大家一起参加会议，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刚才柯志达同志介绍，我在闽南漳、泉、厦都呆过，但没搞出什么大成绩，只是做了一些事情。今天我来同大家交换一些意见，介绍一点情况：一、介绍闽南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及当时谈判的情况；二、谈判的经验教训；三、对何鸣同志个人的评价。听说讨论中议论很多，我也讲一点个人看法。
  一、谈判的过程
  我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从安溪到厦门，当时因为安、南、永、德那边搞得不大好，我到厦门市委汇报，市委准备送我去苏联学习，把我留在厦门。到三六年我去晋、南、同中心县委，又回到厦门后，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非常之高。那时全国的形势，从三一年日本侵略东北，三二年十九路军淞泸抗战，发展到华北几省“自治”，民族已到了危亡时刻，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民族危机，国家存亡。三五年我党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一系列主张，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接连发生的“一二九”运动，抗议逮捕“七君子”，西安事变，说明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救国。这时，我正在厦门，组建厦门市工委。三六年九月，闽粤边特委派林民达（平和中学教务主任），经过厦门《星光报》、《江声报》副刊，得知我在领导救亡运动，就来同我联系。其时，边区特委同上级失掉联系，我们也没有，议定谁找到上级就互相通知。不久，在香港的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派人来找我，我就去香港找到南委书记薛尚实，孙盛（地质部长孙大光），正好双十二事件发生了，听说党中央要放蒋抗日，详情不大清楚。十二月中旬我从香港回来。三七年元月份春节前后，我到漳浦小山城，第一次见到闽粤边特委和红三团，并向特委汇报了南委要我传达的中央指示。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后，同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失掉了联系，首先要恢复同中央的联系，其次要组织各种抗日的人民团体，要求团结一致，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国共第二次合作。还讲到中央同国民党合作，是十条抗日救国纲领，在三个条件下，地方军队（我们的游击队）可以和国民党地方的军队、政府签订停战协定。停止内战，抗日救国，释放政治犯，开放民主，有这几条就可以同他签订地方性停战协定。当时在特委见到的，有何浚、何鸣、卢胜、吴金、林路、朱曼平，没见到张敏。何浚、何鸣提出：到底放蒋抗日是什么条件？我说南委书记已经取得联系，你们派人去吧！他们希望我再去。我第二次去香港，南委书记讲，国民党中有两派：一派亲日派，以何应钦为代表，想乘机把蒋介石干掉，搞长期内战。另一派是蒋宋孔陈亲美派，为了英美利益不受损害，要蒋介石答应抗战。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打电报要求宋美龄、宋子文派人到西安，他们答应停止内战把兵力撤走，准备抗日。这些文件上有记载，西安事变那部影片也反映了这些情况。我回来将南委解释中央为什么要放蒋，是逼蒋抗日，要他接受条件，蒋介石接受了，发誓一定要抗战，以后就进行国共两党全面谈判，开始第二次合作。南委要我们动员群众拥护放蒋抗日，可以发宣言，示威游行，我回到厦门也发过宣言。四月底五月初，我第二次进闽南粤边特委和红三团，大概呆到五、六月间，何鸣召集紧急会议。这时，我们同一五七师已有谈判，何鸣分析国民党用武力消灭不了我们，就利用谈判来麻痹我们，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我们要分三路撤退，我同何浚一路，卢胜一路，何鸣一路，要离开驻地二十里，又叫群众搬走，坚壁清野，让敌人扑空。何鸣讲得很清楚，可自己走了几里路就在一个村里宿营，第二天清早便被一五七师围捕了。过了两三天，何鸣派人回来，要求特委承认委派他当谈判代表，我们接信后，何浚主持开会，我、林路等六、七个人参加，两种意见，一派同意何鸣当谈判代表，一派不同意（包括我），争论不下。后来讲既然南委已接上头，可以请示南委：一、何鸣能不能当代表；二、要谈判我们提什么条件？结果又叫我去。这次去南委，带了一个全权代表回来，可能是南委的宣传部长姚铎（潮州人）。南委书记薛尚实告诉我：“我派一个全权代表去处理谈判问题”，也没讲提什么条件。我带姚铎回到平和县往特委途中，就碰到红三团已拉出来要开到小溪整编，于是队伍停在中途，特委开会，张敏、何浚、何鸣、林路好多人都在，开会仍有两种意见：大多数说离开根据地靠不住；南委意见要就地谈判，不能离开游击区；何鸣说二·二六协定是经过特委研究过才签定的，现在怎好出尔反尔？我们出去可以扩大影响，由国民党发饷，和他们平等待遇。大家发表了不少议论，认为脱离根据地象鱼离开了水，到漳浦往西南走十几、廿里就是游击区，发生事情就往那里跑，边打边走就没问题。同意何鸣意见的是吴金，他说的和何鸣一样，说是经过特委研究过，又签了字的，共产党说话还能不算数？而且姚铎同意何鸣的意见，他是南委全权处理谈判问题的，他同意就完了，结果就这样定了。
  第二天一早，我同姚铎就走了，下午到漳州，在旅馆里碰到谢育才他们，但没有打招呼，服务员说他们是中共代表，也是来谈判的。我们到厦门，部队开平和小溪。走前何浚代表特委同我谈，要我到漳州成立中心县委，领导漳州、厦门市委。当时领导漳州工作的是彭冲。我到厦门休息几天就回到漳州，住在陈松年家的附近，在那做了一些统战工作，有姓柯的、姓蔡的几个绅士。过几天，陈松年说特委有信要我到漳浦开会。漳浦是敌人的地方，怎么到漳浦开会？又是扩大会！说是张敏通知的，十五号到。我那天晚上到就问何鸣：会议什么时候开？他说原定明天开，但张敏还没到，要等他来。我说开会解决什么问题，他说部队出来了，工作要如何部署，他的意见特委的中心工作要保证部队的顺利。我说为什么要在这里开呢？他说这里有保证，部队在这里。我问他这里有多少国民党军队，他说周围六十里只有一个营。人家好几条公路，一两钟头就可以走几十里，他不算这个，大概六十里，步行要走一天，我们有上千人，他们才一个营，力量不如我们大，没问题了！
  到吃晚饭的时候，有一个国民党校官找何鸣谈，何鸣去了，我们等他吃饭。他回来，我问这人干啥？他说明天发饷，旅长来训话。我说训什么话呀！他说他们以为是他的部队。我说：“乱弹琴！我们是为了团结抗日，不是他的部队”。他说他这样认为，我说他认为，你不能这样讲。开会的到了好几个，何浚、何鸣，还有好几个都住在孔庙里。我那时拿着厦大学生会的介绍信，介绍我的身份是厦大的老师。
  七月十六日，到了“发饷”那一天，天刚亮不久，部队就回来了，何鸣、吴金没回，其他的人都回到孔庙，吵吵闹闹，说我们受骗上当了，给人家出卖了。我没去体育场，问他们怎么被缴械的，他们讲了事件经过，有的哭了。这时何鸣、彭德清在那里，我讲我们上当受骗，也是自己不警惕。现在吵也没有用，要设法挽救部队，把枪支拿回来。国民党缴我们的枪毫无道理，是破坏抗战，破坏两党合作，我们现在没有力量，要中央出面交涉，部队可能挽救。在场都同意这个意见，结果又派我代表特委去南委汇报，要求中央出面交涉。那天我的皮鞋给丘八拿去了，队伍里一位海南同志临时脱了皮鞋给我，当天第一班车我就到了漳州，照何浚意见，带陈松年经厦门到香港。大约是七月廿一或廿二日，当天找到南委汇报整个谈判情况，汇报完我批评薛尚实说，你派了个全权代表，那时如反对部队开出去还来得及。他说现在八路军代表已到香港，他要和八路军代表商量，怎样同余汉谋交涉。大概等了一礼拜，听说余汉谋不承认，说他没缴中共的枪，也没同中共谈什么合作。不久，张云逸来了，张文彬、廖承志好一批人都来。张云逸到广州找余汉谋，余汉谋拿出一个纸令来，是蒋介石亲手下的（当然蒋介石不会亲手罗，是以蒋中正的名义）不管什么，要缴红三团的枪。余说这事不是我，是奉令，但他答应武装可以交回一部份。过后我写信告诉何浚，何接着从汕头到了香港，他来以后决定我留在香港，参加南委工作，搞武装部，厦门的工作派钱兴，何浚接替我交涉红三团的事，后来这问题的交涉工作交给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大概过程。
  二、谈判的经验教训
  闽南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从当时全国来说，是最先的。那时的红三团已近千人，在南方也算较多的一支部队。这个谈判，对人民、对抗日救亡运动，和我们党的影响，是大大的扩大了。事实让人民看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部队，是爱国爱民的。当国家危亡的时候，共产党可以抛开过去的成见，停止土地革命，提出团结抗日。我们住山巴时候，大多数人不晓得红军是不是红头发、红眼睛。搞了谈判，党的威信、部队的威信都提高了。从军事上说，这次谈判我们是失败了，八、九百人的部队枪支给人家缴了，虽然交涉后还了部分破烂枪，好枪都没还。国民党在枪支方面取得胜利，但在政治上却促成了他的孤立，表明他的所谓抗战并不是真正的全面抗战，而是要消灭共产党，片面抗战。国民党采取几个部署，准备消灭我们：第一叫容共，所谓容共，是承认共产合法，但真正给你什么都没有；接着就是溶共，加三点水，给你升官、金钱、美女来溶化你；第三溶化不了就熔共、反共、妄图消灭。
  闽南谈判中发生了“漳浦事件”，毛主席总结这个教训，告诫全党要警惕“何鸣危险”的发生，照我的理解，这个危险就是离开了革命根据地，离开了党和群众，以致被敌包围缴械。六二年还是六三年我在海南养病，陈毅同志也在那里休养，有一回和他谈起何鸣，我问他关于何鸣的事，他说那时是战争环境，枪毙是可以的，现在讲起来，何鸣可以不枪毙。我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讲何鸣被捕，接受国民党的条件。所谓条件大概就是何鸣去签订的那个协定，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脱离了游击区。陈毅同志讲的何鸣接受国民党条件，就是把部队拉出游击区，脱离群众，和主席的“何鸣危险”，意思是一致的，一个指麻痹，一个指脱离群众。“漳浦事件”揭穿了国民党的丑恶面目，也教育了我们的同志，取得教训，防止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当然也没全部防止了，皖南事变也是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正如毛主席所总结的那样，国共两党合作，讲团结没有斗争，失去警惕，容易分裂，讲斗争不注意统一战线，容易左倾。
  讲教训和责任，首先何鸣要负贵直接的责任，从分散隐蔽开始，会上讲国民党要用谈判麻痹我们，部队必须分路后撤，靠近基点，群众要坚壁清野，但自己却麻痹大意，就地宿营，以致被捕；他只看到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一面，忘记了蒋介石国民党时刻想要消灭我们的一面。一五七师要我们离开根据地，何鸣同意了，并牵制特委同意人家的条件，行动上特别突出。从部队开出小溪直到被缴械之前，多方的情报已揭露出一五七师的行动阴谋，何鸣就相信国民党，不做充分战斗准备，不听组织和群众的忠告。
  当然，不单何鸣右倾，我们的特委也右倾，何鸣被捕后，叫我请示南委，南委还没答复，已让何鸣当代表同一五七师签订了协定，部队也已下山了。同意何鸣当谈判代表是错误，何鸣把一五七师的条约逼特委讨论，特委竟然同意签字又是错误。即使部队下山，也不一定全部出动吗。
  这里也涉及南委，派姚铎这么一个全权代表，在部队开往小溪途中，本来还有关键性的发言权，南委意见就地谈判，部队不能离开游击区，姚铎要是说部队停下，不能拉出去，大家的意见就得到支持，部队还可挽救，但他却相反，同意何鸣的意见，姚铎也是有责任的。
  潭浦事件前夕，特委通知在那里开扩大会，还好没有象月港那样，在特委都来开会的时候全部被害。事件发生当场缴了枪还没立即抓人，当场抓人，我们当时都不能走。这不是他们仁慈，是因为全国广大人民的支持，有我们中央的支持。
  三、对何鸣同志个人的评价
  何鸣在闽南、漳州有一定影响。他坚持和开展闽南的革命，领导武装斗争、政治、经济斗争，是有功劳的；但他在这次谈判和被缴械，有严重错误。
  照毛主席的意见，“何鸣危险”，部队被包围缴械，但没有讲何鸣叛变革命是叛徒、反革命。陈毅同志讲他接受国民党条件，也没讲他是反革命。是在那种战争情况下处决，如在正常情况可以不枪毙，何鸣主要是右倾麻痹，丧失警惕性，正如毛主席说的那样，在和平合作时期容易右倾。是不是当时人家威协他：“你不答应就枪毙”。有可能，但这事我们不知道，只能猜测。我们同意你们那个结论，他犯了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革命，是好同志犯错误。何鸣是个咖啡工人，大革命在海南失败后去南洋，在南洋咖啡馆做工人工作，搞反英斗争，被帝国主义者抓了送回中国到厦门，来到闽南。（这样的同志，红三团还不少，安、南、永、德二支队也有）。整个历史地分析，我赞同他的功大于过，功是主要的。所以陈毅同志说，杀了是当时特定情况，一般就不杀，从现在来说，好同志犯错误，杀就错了。
  我这几点意见，仅供同志们参考。因为我来的时间仓忙，没参加讨论，简报也没看完，所讲不一定准确。浪费同志们近二个钟头，我就讲到此为止。
  （本文系作者在“抗日初期闽南国共合作历史经验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