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今天，大家重返革命故地，汇聚一堂，参加中共龙溪地委举行的“抗战初期闽南国共合作历史经验学术讨论会”，我和大家一样，心里很高兴。这里，我以闽南国共合作谈判亲历者的身份，先作个发言，为同志们研究和总结“抗战初期闽南国共合作历史经验”这一问题提供一些资料和线索。由于时隔四十多年了，回顾中难免有遗漏或欠准确的地方，请同志们加以补充。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指引下，经过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和确立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的重要时期。这些年来，许多老同志来信来电，要求我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对闽南党和红军游击队在抗战初期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谈的历史过程，给予实事求是的反映，对于和谈中发生的“漳浦事件”和闽南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何鸣，给予公正的评价。这些问题，在文革中被歪曲得一塌糊涂，不少同志因此而吃了许多苦头，我个人也觉得搞清上述问题确实很有必要。这次大会也要我讲讲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我想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接触到的有关闽南党和红军革命斗争的史料，讲二个问题。
  一、党和红军在闽南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红三团是我们党所领导的闽南地区的主要武装力量。它的前身是闽南工农游击队。这支武装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党中央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建立起来的。早期，这支武装主要在漳州南乡、海澄、石码、小山城农村一带组织农会，抗捐抗税，开展游击战争。邓子恢同志曾讲，他们象《水浒》里的英雄好汉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们在乡间替贫苦群众办了许多好事情，因而很有群众基础。
  第三次反“围剿”之后，毛泽东、聂荣臻、罗荣桓等同志于一九三二年四月率领中央红军东征，经过龙岩、漳州战役，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张贞四十九师的主力，于二十日攻克闽南重镇漳州城。
  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是在中央红军的指导、帮助下，以王占春领导的闽南工农游击队为基础，于一九三二年五月在漳浦正式成立的。当时，有指战员近千人，基本上人人都有武器。那时，中央红军选派来红三团工作的，有尹林平、张长水等一批骨千，他们的到来，充实和加强了红三团。同时，中央红军还送给闽南地方游击队二百支枪和弹药，促使闽南革命根据地由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中央红军在完成东征漳州的任务后，即回师中央苏区。张贞残部随之卷土重来，他们配合地方反动武装向我根据地和红三团进行猖狂反扑。那时，由于红三团新兵多，训练时间短，缺乏实战经验，最初虽然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打死打伤了不少敌人。但因敌强我弱，红三团处于不利地位。加上主要负责同志缺乏经验，又受“左”倾错误的影响，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红三团主要负责人王占春、冯翼飞先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指战员伤亡也大。
  国民党十九路军调驻福建后，在漳州设立了总指挥部，闽南的斗争环境更加困难。
  一九三三年春，十九路军开始对闽南苏区和红三团发动猛烈的进攻，经济上，封锁我们，禁止医药、米、油、盐、电池、肥皂等日用品运进游击区；军事上，组织守望队配合地主武装、地方反动民团向我们进攻，并在龙岭、山城、车本苏区一带驻兵。十九路军还以李竟波主力团经常跟踪红三团，一发觉我军，就穷追猛打。部队碰到很大困难，有时连饭都吃不上，觉也睡不好。但由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我们得到了物资补给，解决了困难；在军事上，我们采取分兵发动群众，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清剿”。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期间，由于“左”倾错误政策的影响，靖和浦中心区在肃反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无论是地方上还是部队里，都错杀了一些人。尤其是在红三团内，在群众中有影响的副团长王却车等人也被错肃了，这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例如程溪区委书记叶火叛变，群众反水，造成了一时期的严重困难，现在回想起来实在痛心。对于这一错案，应按中央的政策，尽快地给予昭雪，恢复名誉。
  到了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形势开始好转，红三团在南靖县白云一带利用有利地形打死打退了十九路军一部的进攻，初步扭转了被动的局面，把活动区域扩大到南靖的大小田坑等地。
  这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十九路军中的爱国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在我党关于合作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公开与蒋介石决裂，在福建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十九路军于十二月十五日停止了向我们苏区和红军的进攻。这一重大事变，当时我们并不了解，一直到后来攻打龙岭民团时，我们从俘虏的口中才知道。
  这时，我们集中兵力打击了经常进入我根据地骚扰的反动民团，并从靖和浦游击队和漳浦义勇军中挑选了一批新兵补充红三团，使部队的战斗力进一步提高。三坪、欧寮、五寨、龙岭、何地等苏区的工作先后得到了恢复，我军的伤兵医院、被服厂和看守所也逐步健全。在靖和浦中心区，我们还用集资的办法，依靠人民群众，在各个区、乡苏维埃办合作社，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此外，我们还加强了对白区的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并鼓励和启发他们开展减租减税斗争。这一时期，闽南苏区的形势非常好，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扩大，红三团也得到了壮大和发展。
  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闽粤两省边区成立特委，组织上直属中央领导。所辖地区包括靖和浦（原漳州中心县委）、潮澄饶、饶和埔三个县委。地方红军游击队主要有红三团、红三大队和饶和埔中心游击队。
  特委成立后，在平和县的三坪开办了党团骨干训练班，专门培养干部。并在根据地内继续进行土地革命，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高，红三团指战员的斗志很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正当我们苏区内准备秋收的时候，省保安团沈东海部及反动武装五百多人，象狂狗似地分两路扑向我根据地，阴谋抢粮，破坏苏区的秋收工作。特委决定在平和欧寮村以北三坪埔尖山打一场伏击战。
  这次战斗，红三团和地方游击队共七百多人参加，我们事先占领埔尖山制高点，把部队隐蔽两旁。除派部分队伍阻击敌人的一路外，集中力量打击保安团，沈东海差点丧命。经过激烈战斗，我军共打死打伤敌人一百多人，俘敌八十多人，缴获重机枪二挺，各种枪支一百多支，军用品二十多担。遭到我阻击的那路敌人，在沈东海惨败后，他们也赶快溜走了。这次战斗，红三团军威大振，士气更加高涨，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更加稳定。
  埔尖山战斗胜利结束后，闽粤边特委决定开辟乌山革命根据地，并决定由我带领红三团的一支精干武装，去执行这项任务。
  从一九三四年底起，我们由尪仔石山出发，先到平和的峨眉山附近的村庄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主张，在东坑、寨仔尾、白楼等地，打击了欺压老百姓的反动地主及其武装。接着，进入云霄县境内的大坪水、马铺圩以及平和的田径、小岭角等地，先后拔掉地主联防武装的许多据点。在平和、云霄边境的坡下、寮安、下寮、梅林、七高际等地建立红色区域。然后，我们再到云霄的坪坑、半岭等地，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抗捐抗税，扩大红军的影响。到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云霄县水晶坪战斗结束后，我们以诏安的北蔗、进水；云霄的桥头，半岭为中心点，建立了乌山革命根据地。
  在这以前，闽粤边特委为加强云和诏地区的武装斗争，决定将转入乌山活动的广东凤凰山红三大队和我们红三团武装分队合并，正式成立闽粤支队，我为支队长，金盛为副支队长，吴金为政委。原来计划返回广东凤凰山区，恢复革命根据地。后来因为广东军封锁边界十分严密，大部队无法过去，就改由金盛副支队长率十余人潜回工作。不久，闽粤支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闽粤边独立营”，直属特委领导，任命我为营长，吴金当政委。这时，我还在平和与云霄两县交界的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群众组织，直到一九三六年初，才到独立营工作。那时我们靠苏区的人民群众，靠乌山的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战争。敌人的主力来了，我们就上山回避；敌人走了，我们就集中力量打民团，打地主武装，抓土豪。敌人“围剿”这座山，我们就上那座山，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此外，我们还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袭击敌人的小分队，叫敌人坐立不安，顾此失彼。
  同一时期，红三团以靖和浦苏区为主要基地，开展游击战争，击溃了敌人多次对根据地和红三团发动的残酷军事“围剿”。那时，根据地的人民，省吃俭用，冒着危险，为我们送粮送盐送药，始终和我们站在一起。因此，根据地没有丢失，红三团革命武装得到了锻炼和保存。这当中，闽南党和红军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并且在行动上，生活上与群众共患难，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
  两广事件后，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向广东逼进，闽南的敌人正集中兵力在“围剿”驻平和一带的我红军游击队，在云霄县城只驻着一个保安团，兵力相对薄弱，正好这时部队的经济也十分困难。为解决经济困难，为牵制敌人向平和苏区的进攻，我们决定利用中元节化装袭击云霄城的敌人交通银行。我们从独立营和红三团中挑选四十余名精明强悍的班排干部和老战士组成小分队，在中元节这一天早晨，我率领小分队夹在络绎不绝的人群中潜入县城。
  城外，红三团和独立营五百多人，在何鸣等同志带领下，拂晓前赶到城西门外的将军山脚，隐蔽在甘蔗园里，准备接应，以防意外。一切都考虑得很周到。
  原计划在上午九点钟开始行动。不料进城的一个同志在买东西时暴露了目标。结果战斗不得不提前打响。由于我们事先准备，加上进城的都是经过挑选的、有战斗经验的同志。所以，在我发出开始行动的命令之后，部队很快就控制了有利的地形，同敌人进行了紧张激烈的战斗。这一仗，打得很成功，经济上，共缴获伪钞一万多元，除了红三团和独立营留用外，还送一部分给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军事上，震动了敌人，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不久，进攻平和一带的敌人也被迫撤离了；政治上，扩大了我军的影响，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情绪。这时，闽南地区的红军已发展到七百多人，人民抗日义勇军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
  在严酷的斗争中，尤其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闽南红军的革命武装斗争为什么能坚持下来？革命力量为什么能得到发展？就我自己亲自经历的体会，感到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1、有党的正确领导。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在闽南红军游击队中，党团组织普遍健全，党、团员比重大，占三分之一以上。并且大多数党团员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能够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使党和红军立于不败之地。
  2、紧紧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是闽南党和红军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红军人员的来源于人民群众。生活用品，物质的供给主要是战斗中从敌人那里解决，其次抓地主筹款，再就是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援助。
  3、建立一支坚强的人民武装。它的战斗成员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有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这是闽南党进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扩大根据地的可靠保证。闽南红军游击队在保护人民利益与建设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运用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法宝。这是闽南党和红军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又一个重要因素。闽南党和红军游击队早在一九三五年夏，就开始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如当年的平和大芹山、五南等地区争取开明绅士和保甲长为我们服务，就是很好的例证。
  这四个方面的因素，我只是提一下，还不完整，请在座的各位“见证人”和从事党史研究工作的同志们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并加以论证。
  二、抗战初期闽南国共合作及其经验教训
  这个问题，在座的许多同志都作过回顾，写了文章。去年，应省党史研究部门的要求，我写了《漳浦事件的发生及其教训》一文，对闽南地区国共合作的情形作了一些回顾。今年以来，从我接触到的一些史料来看，有不少新情况，因而要求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要向前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下面，我着重讲四个问题：
  1、闽南国共和谈的一些情况
  闽南国共双方举行和谈的问题，是闽南党按照我党中央制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提出来的。闽南党原来直属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后，闽南党同中央失去了联系。但由于闽南地处厦门、潮州、汕头之间，离香港也不远，因此从敌伪报刊上，我们很快地了解到党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宣言》和我党举行联合抗日救国会谈的消息。当时特委分析了闽南地区的政治形势，从民族生存这个大局出发，分别向漳州的国民党当局和驻闽南的广东军一五七师以及地方爱国人士提出：停止一切内战，联合各党各派，为祖国生存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这时，为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保卫自己的家园，特委正式成立了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当时何浚是总指挥，朱增强是副指挥，朱曼平是政治部主任。下辖七个大队，共有一千五百多人。主要千部和骨干是从红三团选派的。因此，这个组织比较健全，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也很大。当时的人民抗日义勇军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即不脱产的，半脱产的和全脱产的。同时，我们还以抗日义勇军的名义联络各党派领导的反日团体和武装，进行合作，共同抗日。然而，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广东军一五七师不顾我民族存亡之大局，拒绝我们提出的要求。并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影响下，继续配合反动武装，向闽南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更猖狂的进攻。我们开始了游击战争中最艰难的时期。为了打下敌人的嚣张气焰，闽南红军集中兵力，运用游击战术，袭击了驻漳浦的广东军一五七师及张锡九反动武装，给敌人以打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被迫同意合作抗日。这时，在我党提出的抗日正确方针的影响下，闽南的漳州、石码、小溪、漳浦、诏安等地，同全国一样，抗日呼声遍及城镇和乡村，救亡运动深入到基层群众。如在诏安，抗敌会为激发民众的抗敌情绪，举行了化装宣传，演出《兄弟从军》的剧目，并组织歌咏队出发宣传；在石码，排演了《芦沟桥的烽火》、《汉奸的子孙》等剧，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为了停止闽南长期内战，争取国民党一致抗日，特委根据中央和南委的有关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了广东军一五七师有参加抗战的可能，便决定将闽粤边独立营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南第一支队；红三团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南第三支队。并再次向驻漳州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提出举行和平谈判，结束内战的要求。在闽南各地抗日高潮的压力之下，在一五七师执行“南方消灭”的反动政策日趋破产，“剿赤”期限临近之时，一五七师变换反革命手法，于一九三七年春同意举行和平谈判。四月间，何鸣带机关部分人员从云霄到陈天才同志的工作区平和县山内乌坑村。一天，溪头保的保长赖光辉送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其中报道了蒋介石已接受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赖告诉何，社会上对此反映强烈，一致呼吁国共合作抗日。何听后精神为之大振，同卢叨等同志商议后，即提出请赖替我们同一五七师牵线，建立接触。赖答应了，并提出再叫几个保长一道去。陈天才同志就通知与我们有联系的陈耀秋、陈济亭两个保长同赖一起去一五七师。三天后，赖回话，告诉说一五七师同意接触。不几天，一五七师派出一个姓伍的连长在平和坂仔郭坑村陈天才同志的家与我闽南红三团的代表卢叨同志（当时化名王祥）进行首次谈判。据当地老同志回忆，当时还动员了许多群众去旁听，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那时，一五七师也声称他们是抗日的军队。当时我们提出的条件，原则上是以党中央发表的宣言为基础，主要内容有：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取消对苏区的污蔑和封锁；红军停止打土豪，但一切经费由国民党政府负责；红军放土豪，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红军改编为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军事上受一五七师指挥，但政治上保持独立；还要求给予民众抗日自由，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原有苏区根据地仍由我们管理，行政上由国民党政府领导。此外，还有实行民主政治，优待抗属等条件。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一五七师则提出要把红军改编为保安大队，并要我们离开根据地，开到厦门、海澄或石码集中。双方争执不下，没有达成协议，敌人仍继续向我进攻。由于在力量对比方面，敌人占着绝对优势，为防止敌人偷袭我，特委决定分三路后撤。何鸣率特委机关部分人员转向大芹山根据地，王胜带两个连向乌山根据地方向转移，何浚、尹林平等同志为一路。何鸣那一路没有按计划行动，在平和白沙宿营时因丧失警惕，被敌包围、抓捕。敌人将何鸣等押至漳州芝山一五七师师部审理。一五七师师长黄涛获悉后，于六月三日由广东专程赶返漳州。在这以前，独立营在诏安的金溪圩与驻诏的九四〇团二营举行和平谈判。特委发觉后，曾进行劝阻，强调谈判要统一进行，以免条件不一。但吴金没有执行，据此，高坑会议之前，特委把吴调离了独立营。何鸣被捕后，组织上一面指定张敏为特委代理书记，负责日常工作，一面极力设法营救何鸣，宣布何为我方谈判代表，通电抗议一五七师破坏谈判的行径。另外，还派尹林平同志去香港向南委汇报情况，请求指示。那时，一五七师对何进行了审讯。据当事者提供，审讯中，何鸣把抗日救国当作头等大事，宣传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投降卖国政策。不几天，一五七师即将何鸣等释放。何鸣在漳州期间，曾单独同黄涛会谈，并带着黄涛提出的条件返回根据地，向特委汇报。
  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特委在平和的高坑召开了地方区、部队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此间，就红三团为抗日的需要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问题发表了《告闽南同胞书》。高坑会议的目的是统一部队的思想，为参加抗日作准备。会议围绕三个问题：（1）国共合作抗日问题；（2）部队集中地点问题；（3）红军游击队改称问题。经过热烈的讨论与耐心的说服，大家对国共合作抗日、部队改称问题的认识基本上一致了。但对部队集中地点问题，却成为争论的焦点。何鸣认为红军继续留在山沟里游击扩大不了抗日的影响，主张把队伍开到城市去。与会的王胜、林路、朱曼平、彭德清等同志和我，认为事关重大，应请示南委，不同意把队伍轻易撤离根据地；到会的多数同志也不同意何鸣的意见。何鸣便以“破坏统一战线”相威胁，固执己见。
  会议期间，何鸣代表特委到漳州继续与一五七师谈判，并于六月二十六日签订协定，即通常所称的“六·二六政治协定”，其主要内容是：
  （1）红一（红三团）、三（独立营）支队和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一五七师指挥；
  （2）特委在不推翻现政府方针下，有独立自主地进行宣传和自由批评之权利；
  （3）在一五七师防区内共同组织与保证民众爱国运动自由，如救国宣传组织和排除汉奸浪人，铲除土劣，禁止烟赌等；
  （4）停止封锁苏区；
  （5）释放被捕红军人员，红军所捕之土豪也尽行释放，办法：①一五七师所捕之红军人员及参加红军组织之民众未判刑的，与红军所抓之土豪尽数于七月十五日释放；②在漳、潮二属所抓红军及共产党工作人员月底释放。
  （6）保留红军原有指挥员及政治工作人员，编配由其枪支人数来决定，编后师部有派员去巡视、检查、帮助之权利；
  （7）红一、三支队及义勇军改编后可先用保安队的名义，直接由一五七师指挥，待闽西南红军改编后，当即编入同一系统；
  （8）伙食标准，暂发给长官每日四角，士兵每日二角，待到达指定驻防地后，即按月发清薪饷，待遇与一五七师相同；
  （9）在未发动抗日战争前，不得调离漳属；
  （10）双方均应遵守双方中央谈判的协议，待双方中央政治协定公布后，不合以上各条者得修改之，不够者得补充之。
  （11）以上各条由签订之日起，双方应即通知双方之各部队、各党部及政府施行。
  从整个政治协定来看，它同中央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的精神基本是一致的，是符合闽南地区发展着的客观形势。因此，它得到了闽南各阶层人民的响应与支持。应该说，这个政治协定基本是正确的，它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的“清剿”政策的破产，标志着闽南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得到确认。是我党在闽南地区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一大成果。
  2、合作抗日中的“漳浦事件”
  这个问题，据我所知，王胜、朱曼平、陈高顺等同志都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作过回顾。去年底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尹林平同志也同我专门谈论了这个问题。这里，我只作简要的说明。
  高坑会议后，部队从高坑开往平和小溪镇进行整编。在平和坂仔圩，特委接到南委的重要指示：部队驻在基点内，不能开到平原去。何鸣声称：谈判是特委同意的，答应部队集中的条件是集体讨论的。南委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他拒绝把部队撤回根据地。这时，何鸣强调尽快扩大我党我军抗日的政治影响。但放弃了阶级警惕性，不考虑到部队的安全，滋长了右倾麻痹思想。
  我们在小溪住了几天，“七·七”事变爆发了。我党中央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并为此通电全国。一五七师又以此为借口，要我们赶紧到漳浦集中。何鸣对复杂的政治形势缺乏分析和研究，不听同志们的意见，坚持按照一五七师的要求，把部队开往漳浦县城。特委在关键时刻放弃领导。没有执行南委的指示，南委特派员姚铎，也未坚持南委的指示。从组织原则上讲，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七月十三日，队伍驻孔庙后，即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我党和红军的抗日方针，动员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从而扩大了政治影响。这时，朱曼平同志和在漳浦负责白区工作的彭德清同志把从各条渠道得到有关敌人准备对我们实行缴械的情报，及时通知了何鸣。何鸣接到这个重要情报后，不但不立即通报部队，而且，当我和其他同志向他询问有什么新情况时，他也不将真实情况告诉我们，而只是说一切正常，没有什么。竟然将地方同志提供的如此重要的情报隐瞒了我们。
  而敌人在这个时候，却在频繁地进行着阴谋活动。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六·二六协定”签订后，一五七师师长黄涛即赴福州专门会见国民党的福建省主席陈仪，商议有关闽南防务事宜，后来到上海转庐山受训，密谋策划后返回闽南。这时，黄涛的同学，军统头目之一、厦门的公安局长沈来漳出访黄涛。黄涛的顶头上司、广东军总司令余汉谋等也潜入漳州，对黄涛面授机密。紧接着，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根据南京的密电，命令一五七师将闽南红军就地缴械。这一切，都表明“漳浦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手策划与制造的。
  七月十五日，彭德清同志又侦悉了敌人一个机枪连部署在漳浦石榴板，随时准备袭击我们部队的情报，并及时报告了县委。情况十分危急，漳浦县委立即派了一位同志化装进城报告何鸣，并提醒何采取有效措施对付敌人，保护部队。何鸣没有引起警惕，他轻信一五七师的谎言，而不相信自己的同志，仍继续对我们封锁消息。
  敌人的阴谋按计划实施着，现实危险一步步逼近我军。我和同志们到漳浦后，忧心如焚，若有芒刺在背；而何鸣依然优哉游哉，视若无睹。
  七月十六日上午，一五七师借集中点名发饷和整训为名，要我军到体育场集中。早上，何鸣当着何浚同志的面，叫我集中部队。我问何：“集中部队千什么？”何浚插话问我：“你不知道部队要集中吗？”我还没有回答，何鸣就代答话：“老卢还不知道，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当时很气，部队集中千什么都不告诉一下，我怎么听你的去集中部队？！我不干，就告诉何鸣：我去看地形去了。待我回来时，部队已由值日连长符义山同志集合起来，走出来了。当时，我心里很不好受。上午八时许，一五七师的参谋长张光前（注：应为471旅参谋主任陈英杰）率十余名护兵“威风凛凛”地走到我们部队前，假惺惺地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你们要先训练一下。训练用不着枪，你们把枪放下，当时指战员一听，感到不对头，都不愿把枪放下。没有谁的命令，但几乎所有的同志都立即打开枪机，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一五七师的参谋长（注：应为团长陈浚）见势不好，就撕掉伪装的面孔，指着周围已埋伏好的火力，凶狠狠地说：“你们考虑要不要放下武器，不放下，请看。”见此情景，全体指战员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我与王胜等同志想搞武装反击，认为即使有些牺牲，也不致于全军复没，冲出去的同志还可以重振旗鼓重建武装。但何鸣不允许。他在向一五七师提出抗议之后，就要求部队服从命令，把枪放下，等我党中央来处理。并自己带头把身上的手枪解了下来，往地上一扔。大家也只好悲愤地扔下手中的武器。就这样，红三团近千名指战员被敌人不发一枪地全部缴械了！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的“漳浦事件”。这是我们闽南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史上一次惨痛教训，是领导上严重右倾麻痹造成的恶果，成为终天之恨。
  就在“漳浦事件”的当天下午，在诏安发生了“月港事件”，新任特委代理书记张敏等十位同志惨遭敌人毒手。
  “漳浦事件”发生后，我们虽然痛心，但并不因此灰心，动摇。当着闽南的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这些受党教育多年的红军战士，看到前头的曙光，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开始，我们被看管在孔子庙里。当天下午，我和团参谋长王胜，还有林长兴、陈高顺、欧育超、林少克等同志个别商议，要大家秘密联系，通知干部、老战士突围，到漳浦溪南根据地找地方党组织，重建革命武装，与反动派继续斗争。当时还约定了突围的时间、路线和集中的地点等。起初，敌人对我们看管还不太严。当天深夜，我们就有一批骨干首先成功地突围出来，接着又出来一些同志，以后敌人发觉了，对部队驻地孔庙实行戒严，其他同志就出不来了。在漳浦县溪南、下楼、下布等地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突围出来的一百多人汇聚起来，他们大部分是班、排干部及老战士，大家先后到达柯志达同志所负责的漳浦下布清泉岩地域集中，由特委领导进行整编，重建了红三团，由于我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短短的几个月中，队伍就发展到二百多人。
  在“漳浦事件”、“月港事件”相继发生，特委一时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尹林平同志向何浚、朱曼平等特委成员讲：现在“七·七”抗战已经开始，国民党这样干是破坏抗战，没有道理，不得人心的，建议即派人去南委请示汇报，请中央出面交涉。何、朱二人认为尹对南委那边情况较熟悉，就推举尹林平同志再次去香港向南委请示报告。
  同年九月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谭震林等同志率领一个加强排的武装，来到闽南，支援我们开展游击战争。谭震林等在闽南停留了一个多月，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使闽南的党组织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发展，闽南的武装斗争也得到了恢复，在各项工作基本整理就绪后，他们就返回闽西。这时，红三团恢复和发展到三百多人。
  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张云逸同志找到余汉谋进行交涉，向其抗议，要其迅速将闽南红军原人原枪如数交还。在我严正的抗议与民众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余汉谋不得不表示愿意同我合作，其对所缴红军部队之人枪的处理，也说要听从上面的安排。之后，张云逸同志就将处理“漳浦事件”事交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处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同驻漳州的国民党汀漳师管区作了不懈的斗争。在排除国民党顽固派所设置的一系列障碍后，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不得不归还我们三百多支步、机枪。闽南地区又出现了新的合作抗日局面。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我党中央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成立。同月，我们闽南红军奉令同闽西红军一部、闽浙赣红军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四团。当时任命我为团长，周桂生为副团长，王胜任参谋长，廖海涛为政治处主任。我们闽南红军为四团一营。三月，我们在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义、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等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苏皖前线，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初期，闽南国共合作是成功的。虽然发生了“漳浦事件”，但我们闽南红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终于克服了困难，战胜了破坏合作抗日之顽固派，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战略方针。
  在闽南国共合作中，发生的漳浦事件和月港事件，使党和红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客观上，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的，但主观上，特委中，主要是何鸣、张敏等人，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缺乏分析与研究，思想上右倾麻痹；组织上削弱、甚至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作风上，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这是导致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漳浦事件”和“月港事件”的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归纳起来，主要的四条：
  第一，要加强学习，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政策水平，真正懂得在统一战线中，党必须坚持领导权，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第二，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应当坚决认真地贯彻和执行。
  第三，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原则。在党内部绝不容许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说了算。任何时候，任何人都要遵循这个原则。背离这个原则就一定要犯错误。
  第四，认真开展思想斗争，正确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的武器，就能及时地严肃地批评和纠正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错误思想和行为。
  3、关于对何鸣的看法
  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同志开始研究了。去年，省《党史资料与研究》上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何鸣的一些情况》的文章，提供了一些何鸣的情况。过去，由于“漳浦事件”问题，使得对何鸣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片面性，甚至成了禁区。事实上，我们研究闽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研究与总结闽南国共合作的经验与教训，都不可能离开何鸣。
  何鸣，广东省海南岛万宁县人，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他曾参加领导海南岛万宁县农民暴动。
  一九三一年五月，组织上派何鸣到闽南在地方工作。中央红军攻克漳州以后，历任漳州中心县委委员、书记，闽粤边特委委员、代理书记，红三团连政委、团政委、团长等重要职务。尤其在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和同志们一道，从闽南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从而使闽南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发展，城市白区工作也取得新的进展。一九三六年秋，广东军一五七师驻防闽南后，对根据地和红三团发动了疯狂的军事进攻，身为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红三团政委兼团长的何鸣，毫不动摇地带领闽南党、人民和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地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他在闽南革命的斗争史上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抗战时期，何鸣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为建立闽南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闽南的和平局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是主流，是应当肯定的。
  至于在合作抗日过程中发生的“漳浦事件”，何鸣是负有直接责任的，他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思想右倾麻痹的错误，但并非叛变投敌。他在国共合作中，忽视了阶级的斗争，对顽固派的阴谋诡计丧失了应有的警惕。加上当时也缺乏经验。从特委方面来说，部队开赴漳浦县城时，本应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然而，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特委实际上放弃了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而由何鸣一个人自行其是，独断专行，也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何鸣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在皖南泾县云岭被处决。据现在接触到的有关材料来看，有极大的可能，这是一起错案。据当时新四军军法处工作人员反映，审讯何鸣时，何对军法处预审科指控他同敌人合谋要红三团下山，到漳浦集中，消灭红军一事，“拒不承认”。现在看来，处决何鸣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去年底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尹林平现场就亲口对我说，陈毅同志曾对他说过：如果不是战争环境，何鸣可以不杀的。今天在座的，不少同志当年是何鸣的战友，或下级，大家对何鸣有一定的了解。纵观何鸣参加革命后的一贯表现，他作了大量有益人民的工作，在闽南革命史上是很有影响的一位人物，战争中是有功的。我个人认为，我们研究闽南的党史、军史时凡涉及到何鸣的问题，都应作出正确的反映。
  4、关于对一五七师的看法问题
  一五七师属广东军，与蒋介石集团原有矛盾，对抗日也有点热情。但其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极端反动，手段非常毒辣。众所周知，自一五七师进驻闽南以来，他们对闽南根据地的进攻是异常残酷的，从广度上讲，大大超出了国民党中央军。“漳浦事件”的第二天，他们发现我与王胜等同志已出走漳浦后，就将余下的排以上干部抓起来，送去关押。后来，我党中央与八路军总部出面交涉，经过斗争，迫使蒋介石、何应钦同意发还被缴武器，释放被抓人员。但一五七师师长黄涛和国民党地方政府竟然拒不执行，顽固不化。当年，张鼎丞同志曾书《为闽南红军请命》，就揭露了一五七师的顽固态度。许多事实说明，一五七师中的一小撮顽固派是闽南地区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要障碍。
  今天在座的，有当年闽南党和红军的领导、主要骨干，以及老战士，如王胜、卢叨、陈高顺、罗爱民和柯志达、陈天才、吴瑞华、刘再兴、张志荣等同志；有龙溪地委、地区行署的领导刘秉仁、张全金等同志；有从事党史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党史研究工作者；还有红三团诞生地——璋浦县的县委、县府黄步翔等负责同志，以及今天到会的各位代表和同志们，你们对闽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很关心，很了解，也有研究。我讲的当中，有不妥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红三团的第二任团长尹林平同志，将于十四日从广东赶来参加会议。他将给我们的会议增添丰富的内容。同时，对我以上讲得不准确的地方，还可以给予纠正。
  （本文系作者在“抗日初期闽南国共合作历史经验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