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后洞位于漳浦东北部的朝天马、古罗二座大山中，东北毗连大帽山，东、南毗连灶山，北边与海澄（现龙海）县交界，南面是赤土，东南是湖西，西面是长桥、官浔，北面是赤岭。当时较近的国民党各个联保办事处（后为乡镇公所）和官浔区署到后洞都在二十多里以上。县城到后洞约六十华里。这一带山区有乌龟、马肚、科仔岭、旗盘、深坑、庙口、内陈荷、龙眼林、东边等九个小村庄，六十多户人家，三百多人，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薄弱的地区。物产富庶，有矿、林、茶等产品，还有贵重药材，人民勤劳。但在反动政府统治下，劳动人民饱受苛捐杂税、田租、高利贷的剥削，人民群众生活贫苦，对拯救人民的共产党有深厚感情，是建立革命游击根据地的理想地区。
  一、掌握匪敌情况
  一九三五年春，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决定向外围开展新区，建立革命游击根据地，扩大红军游击队武装，打击敌人，牵制敌人向我苏区的进攻和“围剿”，并解决经济问题。特委派靖和浦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邢乐民带领红三团一个连和工作人员向第二区漳浦后洞一带开展新区工作，在洋尾溪、官园、东头、浮山、顶溪坂、下溪坂等地开展游击活动，消灭地主反动武装。首先，工作人员向赤岭、石坑等几个村庄开展工作，把这几个村的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农会，做为基础。再向乌龟、马肚、科仔岭等村发动群众进行抗捐抗税和减租减息等斗争，建立农会组织，然后配合红军游击队消灭赤岭、湖西、赤土、长桥等地的地主武装及反革命份子。从而提高了群众斗争情绪，打下了良好基础，再向内外苦竹、横山、陈荷、土沙、水尾、水磨、卢厝、白石等村发动群众与敌人作斗争，扩大了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地区。
  一九三五年冬特委派厦门交通员黄狮到第二区当区干部，他是长桥潭墘村人，地方熟识，区委书记派他到后洞、长桥一带工作。但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他就被反动家长与联保主任黄狗屎拉拢收买，叛变了革命，破坏了潭墘、草坂二个村的革命工作，后洞根据地受到很大影响。加上汉奸土匪张保样三十多人在我游击区外围派乌单、抢劫，杀害人民群众，阻碍了我们开展外围新区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三月，闽粤边区特委派我在靖和浦中心县委领导下到第二区任区委书记。主要任务是消灭张保祥汉奸土匪及豪绅地主的反动武装，解决经济，建立基层党支部和赤卫队武装。我带工作人员张亚才、张总等配合义勇军第三大队（队长卢尤，副队长王德海）开到漳浦县长桥乡溪内、内屈村后面山上驻下。当时长桥联保主任黄狗屎有联防队二十多人。在离我义勇军驻地几华里的倒桥、翁厝两个炮楼驻有敌人护路队，以防止我游击队活动。我们主要靠党支部和顶马、中墘、田仔、旧厝、顶厝、下井、君尚等基点村的人民群众在粮食等方面的支持。我义勇军配合赤卫队夜间开展工作，日间在山上上政治课和军事课，提高义勇军的政治思想和战术水平。我们工作分作二路，第一路由工作人员张亚才和副队长王德海带义勇军一个排去石坑、坪林、过溪、楼仔、后寨脚等村的丛山中驻下，了解匪敌情况，再向乌龟、马肚开展工作。第二路由工作人员张总配合义勇军大队长卢尤带两个排开去白石、卢厝山中住下，侦察匪敌活动情况。我负责区全面工作，住的地方没有固定，有时去后洞、石坑、水磨、卢厝检查工作，有时去洋尾溪、枋坑、官园、东头、浮山检查工作，经常开会，大部份时间在塘仔、柴桥坑、荔枝林、橄榄林一带领导群众与敌人作斗争。
  张保样只有三十多人，武器装备一般，但他不仅是经济土匪，而且与日伪汉奸有联系，并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暗中的支持，也勾结了豪绅地主蓝秋金等。张匪的存在对革命游击根据地群众的威胁很大，对我作开展新区的工作也有影响，这是对我们开展工作不利的一面。地主蓝秋金在国民党漳浦县伪政府中有一定地位，但他只有十多名武装，卜壳枪、短枪、步枪合计也不过十几支，战斗力不强，一打就垮，他的住宅虽有铁丝网防备，也不能保住他的安全。我们周围的赤岭、湖西、赤土、长桥等地只有敌人联防队，没有保安队与正规军，这对我们开展工作是有利的另一面。
  二、建立党支部和赤卫队武装
  我们游击区的群众在反动政府统治下受尽苛捐杂税和田租、高利贷的重重剥削，生活困苦，区党委研究决定，提出抗捐抗税和减租减息等斗争，这也正是游击区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但起初抗捐抗税和减租减息是内部提法，而群众对伪政府则只说捐款摊派太重，不合理，只交一部份，拖欠一部份，税款采取回避不交的办法。田租经内部研究决定按照党的政策作三七减，而佃户公开对田主还是只说收成不好，不能全交，例如原定交四百斤的只交两百八十斤，其余一百二十斤拖欠不交。利息每年一百元的也只交七十元，三十元不交。由于有红三团和义勇军作后盾。人民群众敢于斗争，后来联保主任不敢派兵强迫收捐，税务员不敢到游击区收税，地主也不敢迫租，佃户交多少他就收多少，利息也是一样。抗捐抗税和减租减息取得胜利。大大鼓舞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对敌斗争情绪，人民群众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敌人作斗争才能取得一定的胜利。我们把在斗争中表现立场坚定、工作积极、大公无私、作风正派、符合党员条件的农会会员吸收入党。当时二区除由叛徙黄狮破坏而断了关系的潭墘、草坂两村之外，我们原已建立的洋尾溪、坊坑、石门、官园、浮山、东头、山边、坑仔、塘仔、割后等十个支部，有三十名党员。通过对敌斗争，又发展和建立了石坑、后洞、水磨、卢厝、柴桥坑、荔枝林等六个支部，有十九名党员。全区合计十六个支部，共有五十五名党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都成立赤卫队武装，各队人数不一，约在五人至十人左右。全区赤卫队武装约有九十多人。武器方面少数是单镗枪，大多数是鸟铳。队员没有脱产，日间在地里劳动，夜间配合工作人员开展工作，有时剪断敌人电话线，有时炸掉敌人交通要道的桥梁，有时散发传单，有时配合红三团或义勇军抓土豪和袭击敌人。
  三、打击敌人，抓土豪，灭土匪
  一九三六年四月，我红三团第三连在洋尾溪、官园、东头、浮山、顶溪坂、下溪坂一带游击区活动，依靠九龙岭大山，控制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漳州通往浦、云、诏的交通要道。有时炸桥梁，有时剪电线，经常伏击敌人。同年五月间，我红三团第三连在连长陈潮汕和指导员刘清的带领下，在九龙岭伏击由国民党七十五师一个连护送的运输队，当场打伤敌人二十多人，缴获轻机枪二挺，步枪二十多支，子弹一千多发，在战斗中我第三连排长许赐同志英勇牺牲。同年六月，我红三连配合义勇军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进攻官浔伪区署，毙敌十一名，俘敌二十多名，缴枪二、三十支，使敌人在军事上受到打击。七月间，我红三连又配合义勇军，由群众带路，进攻湖西小屿村，抓到大地主蓝秋金，缴获长短枪十多支，子弹八百多发，银元五百余元，鸦片烟土五十多斤，并没收一部份财产分给贫苦群众。我军把蓝秋金抓回关在石坑祠堂。第二天下午约四点种，土匪张保样纠集三十多名匪徙，从山路避开我岗哨，冲进石坑祠堂，想抢回大地主蓝秋金。在我机关枪手扫射下，土匪死伤十多人，丢下十多支枪和一批子弹，狼狈逃窜。蓝秋金被我们关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国共谈判合作抗日时才放回去。张保祥汉奸土匪在我红军游击队打击下损失惨重，我义勇军配合赤卫队继续追击，这一批土匪在我们外围的山区站不住脚，由张保样带领残部逃窜到云霄县山区去，后来受国民党福建省师管区收编。我义勇军开到溪内一带，驻内屈山上，八月间，除掉曾杀害我割后支部书记蔡万钟的反革命分子陈水。不久，我义勇军又在塘仔村除掉杀害我工作人员吴永福的叛徒郑木斗。同年九月，我义勇军去罗山抓土豪，没有抓到，没收了他的一部份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我们于十月要向石壁村开展工作，先了解到该村家长（族长）思想反动，不准群众接近我工作人员和义勇军，并向群众派款购买三支步枪和一百多发子弹，夜间在各条路头安装路铳，准备抵抗义勇军。我们知道他们路铳在早上七点钟就要收回这一情况，就由义勇军队长卢尤、通讯员薛大头两人化装农民，于早上八时进入石壁村，这次虽然抓不着“家长”，却缴了三支步枪和一百多发子弹，我们还向村中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收到很大效果。
  我们巩固了后洞革命根据地，即由工作人员张总同志向赤土、前坂、下宫、眉力、东厝开展工作。工作人员陈亚才同志也向赤岭大路边、山仔坪、苦致、牛埕尾、大墘等村开展工作，并向湖西山区各村推进。我在塘仔村利用亲戚关系向长桥、店前、门口山、下洋、石虾、南坑口、罗山尾等村开展新的游击区。我除回县委开会和在区委开会研究工作外，都住在塘仔、荔枝林、柴桥坑、后洞、水磨等游击根据地，工作有八个多月时间。有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又有基层支部的配合和赤卫队武装的保护及游击区群众的支持，特别是后洞村蓝来桂、方安溪、水磨村陈香汉，西墘村陈德成，塘仔村阮如发、郑元成、郑成文、郑水涨，荔枝林村叶来盛、叶福寿，坑仔村林凤来，林进育等人不顾个人流血牺牲，在家庭生活困难的情况下也想办法送饭给我们吃，还经常和我们在山上过夜，时刻注意敌情，保卫我们安全，我们才有办法坚持与敌人作斗争，巩固革命游击根据地。
  四、统一战线工作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与我党合作抗日。在我党感召下，全国各界抗日情绪高涨。当时我还住在柴桥村对面山石洞内。而我们已根据党中央和闽粤边区特委指示的精神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我和义勇军队长卢尤、副队长王德海在石坑、后洞、塘仔、柴桥坑、荔枝林等游击区对国民党的保甲长做工作。除官浔伪区署和长桥联保办事处统治十多个保外，我游击区内的三十多个保甲长都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当反动政府召开保甲长会议研究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情况，他们回来马上向我们报告。伪政府摊派捐款群众负担过重，我们就派人和保甲长商量，然后向联保主任提出意见，迫使伪政府减轻捐税。如果游击区群众被敌人抓去，我们叫保甲长想办法具结保回来。如我义勇军去罗山抓土豪时，没收了一些花生油，叫坑仔村林龙章和顶马村郑银成两人去县城卖，被敌人抓去关禁，我们就叫柴桥坑保长和塘仔保长使用金钱具结保回来。由于发挥了我们统一战线的作用，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形势很好，敌人无法找到进攻我红三团和义勇军的目标。
  五、骄傲自满和右倾思想造成革命损失
  一九三六年秋国民党反动政府调遣广东军一五七师向我闽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围剿”。广东军比伪中央军阴险和狡猾，过去伪中央军在实行“围剿”时，多是七、八路声势浩大齐头并进，当被我们打垮一路，其余也就跟着溃退了，而广东军一五七师的战术则不同，他是首先在各城市驻上部队站稳脚跟，然后又占领村镇。我第二区驻有伪军一五七师一个营的兵力，营部驻官浔镇。洋尾溪、橄榄林、官浔各分驻一连，对我们步步进逼。这些部队白天照常出操、上课、打球，晚上偷偷地派出一个连或一个排分散到各个路口要隘活动，打我们的埋伏，抓我们交通员到处转，给我红军游击队和义勇军的活动带来不少困难。更阴险的是敌人还抬着抗日合作的招牌，对我红三团和义勇军展开政治攻势，以麻痹我红三团和义勇军的警惕性及欺编群众。同时敌人又加强法西斯保甲制度，以限制红三团和义勇军及我党的活动。
  在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和革命形势日益发展的局面下，代理特委书记何鸣滋长骄傲自满和右倾思想，采取了不切时宜的战术和策略，终于招致了不应有的损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我被调回特委，在第二区活动的红三团第三连连部带同一个排和义勇军一百多名以及地方工作人员也都调去第一区的白云、狮头一带，从而放弃了第二区游击根据地的领导，以致在一九三六年冬至一九三七年春，第二区各处的地下党员、接头户、赤卫队员等被敌人抓去杀害七十多人，单漳浦境内被抓去杀害的就有四十多人，如塘仔村地下党员阮如发、阮裕兄弟在田里割稻被敌人抓去杀害，接头户郑成文被抓去漳浦县判四年徒刑监禁，赤卫队队长郑元成被抓去县城杀害，坑仔村被一五七师于夜间包围村庄，抓去地下党员、接头户、赤卫队队长林凤来、林球仁、林进育、林进路、林中贵等五人，第二天全被杀牺牲，第二区革命工作受到重大损失。
  一九三七年七·一六“漳浦事变”后，我红军部队重建武装，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留下闽南地方革命工作人员和机关千部二百多人，除机关干部外，分配到城镇及平原新区领导群众抗日。没有派干部去第二区领导革命工作，第二区革命游击根据地下党支部和人民群众失去上级党的联系。
  一九四六年五月，闽南地委为了恢复靖和浦老游击根据地，派钟骞支队副政委柯永麟率队挺进靖和浦地区，以打击地方反动势力，恢复革命根据地。一九四八年春地委决定成立靖和浦县委，由柯永麟任书记，黎炳光任组织部长，张亚挞任宣传部长。同年五月间，经地委批准成立靖和浦独立大队，何协兴任大队长，柯永麟兼任政委。
  靖和浦独立大队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在闽南支队支队长李仲先、副政委卢炎、副支队长吴扬分别率领几个连队的支持下，不仅完全恢复原第二区游击根据地，并且向佛昙的东坂、林埭、马坪、前亭的东厝等村进展，建立新的游击区。虽然由于蓝兆熊的叛变致游击队将士被敌人杀害三十多人，而后洞周围革命游击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靖和浦县委领导下坚决与敌人作斗争，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九月漳浦县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