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传说漳浦县城是一个“睏仙”地。解放前漳浦有一个独特的风俗：每年在人们欢度春节之后的正月初五日，由两个乞头挨家逐户去“叫更”，一问一答，念着劝善的词句，据说是为了把“睏仙”叫醒。
  “睏仙”的传说是这样的：漳浦在明清两代，人才辈出，科举及第的大有人在。在兴教寺后，住着林梓、林宰，父子都是进士，家中十八人在朝为官，供列十八顶纱帽，显赫一时，知县陈汝咸虽贵为一县之尊，却必须在每天清早到林府向十八顶纱帽礼拜。林府女婢故意戏弄县官，在一天清晨，给一条狗脚穿官靴，陈汝咸才到林府，闻得靴声由内而出，以为大官儿出来，连忙下跪，头也不敢抬；女婢见状，不禁失笑。陈汝咸才觉察到受了下女戏弄，老羞成怒，又不能发作，怀恨在心。认为漳浦物阜民富，人才荟萃，是因为“地理”好。就蓄意破坏漳浦“地理”，使漳浦失去繁荣，又出不了官儿，免得七品县令折腰。他看到漳浦县城是一个“卧仙”，就从“卧仙”的腹部开刀，从西向东顺着街道挖阴沟，叫做“流仙肠”；又建造东西南北四塔，做为四支大钉，将“仙”的四肢钉住，使他动弹不得，只好乖乖睡着，起不了作用。后来陈汝咸离任，县中父老摆香案送别。他在感激之余，感到做了对不起漳浦人的事，就教父老们于每年正月初五日由乞丐“叫更”，以便将睏仙叫醒。为什么要由乞丐来叫，是因为在民间传说中，乞丐往往被神化。但叫更是一个好差使，人们为图吉利，要用红托盘盛着年糕、四果、红包等礼物恭敬酬赠，一般乞儿不能问津，而由乞丐头专利。
  “叫更”的风俗确是漳浦所独有。漳浦县城的街道也确实有旧时遗留下来的阴沟，阴沟的出口处叫做“仙脚穿（肛门）”这地名也确实流传到现在。漳浦县城也确有四塔，解放初还有残迹，后来才随着新房的建设而埋没。但陈汝咸破坏漳浦地理的传说是无稽的。
  考诸《漳浦县志》，林宰是明朝万历廿九年进士，曾任兵部侍郎等职，崇祯及弘光两皇朝相继败亡以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隆武帝时，召林宰任兵部尚书，他没有赴任，回家乡当亡国遗臣。而陈汝咸是清朝康熙三十五至四十八年间的漳浦知县，不可能存在清朝新贵必须去朝拜明朝遗老的事，可见这一传说纯属穿凿附会。
  再说四塔，它建于何时？是否同时所建？考《漳浦县志》卷一记载，东塔在擢仙坊内（今酱〓厂附近）。北塔在中孚巷口，新塔（俗称西塔）在临漳驿前（西街与麦仔市街衔接处三岔路口）。西塔在泗州佛院内（现南水门绥南米厂边）。这四塔只有西塔（俗称南塔，这一带地方在县城西南隅，旧志记载这一带的文物如静凉阁等都称其地为西，而后来民间都称为南）注有建造年代为元朝至正十四年，其他三塔都没有注明建造年代。如果在数度修县志的明清年间对这四塔的建造年代都有可稽考，当不会只详一塔而略三塔，由此可见，那失去建造年代记载的三塔，其建造年代可能更早。据县志记载明朝万历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地震时的情况说“忠节坊、仙云坊二塔顶具坠”那二塔就是北塔和新塔，可见它们最迟在明朝已经存在，建于何时无可稽考，这且不论，单就有文字记载可以稽考的西塔而言，它建于元朝至正十四年，即公元1354年，比陈汝咸任漳浦知县时的清朝康熙三十五至四十八年，即公元1696—1709年，早了三百多年。这一史料已足以把陈汝咸建造四座镇仙宝塔的传说推翻。何况陈汝咸本身曾主持续修《漳浦县志》，县志中有他的序言和文章，建塔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如果四塔是他建的，县志不会不加记载。以后在光绪十一年漳浦县志也有续修，对陈汝咸的政绩大书特书，如果四塔是陈汝咸建的，更不会没有一字道及。
  尤其对“流仙肠”这事，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在街道下面建阴沟，是将城中污水排出肥田的市政建设。将建设说成破坏，岂不冤枉了青天陈县太爷？
  另一种符合于史料记载的说法，陈县太爷确是建设能手，市政建设只是他政绩的一部份，其他还有修建城墙与双溪坝水利等工程，而不用国库一文钱。更主要的，还在于清查户口，编查地籍、整理赋税。《漳浦县志》、《清史稿》及一些稗乘野史对陈汝咸赞誉备至。这对于一个知县，在历史上是罕见的。陈汝咸后来为康熙皇帝所赏识，在为工作需要，一度调去治理社会秩序很乱的南靖县以后，调入朝廷任刑部主争，擢升御史，又擢为通政使参议，历任鸿胪寺少卿，大理寺少卿。于康熙五十二年奉旨到湖南、广东一带祭陵和慰劳士卒，出入苗界，筹划久远之策，用苗民土音编竹枝词，教苗民歌讼太平盛德。于康熙五十三年到甘肃赈荒，跋涉于穷乡僻壤，感受瘴疫，病死在固原。漳浦士民闻他死讯，群集到他生前就为纪念他而建造的“生祠”月湖书院哭祭。蓝鼎元写的祭文说他“良法善政，不可胜述”。
  当时，人民对朝廷的负担主要有地、丁两种。“地”是土地赋税，所应根据的是地籍；“丁”就是差役的代金丁口银，所应根据的是户籍。而经过朝代的更迭，当时地籍与户籍已经紊乱到了极点。明末清初政府不是直接向人民征收田赋和丁口银，而是由“粮胥”与“里长”包办，他们对所包办范围内的子民任意敲剥。到康熙三十五年，陈汝咸打破吏胥们的阻挠破坏，亲自主持编查地籍，历时两载，完成田地鱼鳞底册。一方面清查户籍，编审人丁，编定保甲，以后定为五年一编丁。使粮户有所根据，可不受族长垄断而直接向政府纳粮款，家家户户按实际人丁供役。值得重视的，是县应上缴的赋额按朝廷规定仍按以前定死的，对清查出来的漏税土地的赋税用来减轻原有的负担，特别照顾边远地区的贫脊土地。
  但陈汝咸有他有功的一面，也由于他阶级的局限而造成贻祸后代的错误，这里还有一段故事：
  陈汝咸编查土地后，规定凡是清查出来的漏税土地一律要补纳全部欠赋，这使得被查出漏税地的户主将那漏税地变卖也不足以补交那将近二十年的欠赋。
  当时有一个缙绅，人称为李大爷而不敢直呼其名，也不称其官职，因为当时他已经没有官职，“李老爷”便成为不是名字的名字。他是明朝遗老，崇祯七年（甲戌科）进士李瑞和，字宝弓，曾任松江府推官（司法官），后以御史职衔视鹾两浙（督办浙江全省盐务）。他还是一个诗人，自诩是黄道周的学生，著有诗集《学夫诗》和《莫犹居集》，请黄道周作序。但他的行径与黄道周背道而驰，当崇祯皇朝覆亡，他乘机发了一大笔亡国财，把浙江省盐务巨款卷回漳浦老家，因此巨富。清征南大将军贝勒孛罗进军到漳州时，漳浦的明朝地方文武官员归顺。孛罗荐李瑞和任清朝御史，瑞和自知处境困难，藉口待奉老母，不愿赴任，而在家乡当缙绅。为保住身家财产和名誉地位，他勾结知县陈汝咸，将他的不义之财来办地方公益事业及赈灾济贫，分担建城工程，资助建设双溪坝，引鹿溪水以利郊区农田灌溉，这不仅可以哗众取宠，而且博得新朝赞许。藉此功劳，他申请对他的“薄田”免予追征欠赋，得到陈汝咸批准，他就派人四出以贱价收买被清查出来的漏税土地，有的人甚至愿意无代价赠送，以免补税之苦。这样，他的土地就无计其数了，甚至连远在云霄竹塔、陈岱等地方也有他的田地，因为当时那些地方同是漳浦县辖。（笔者是李瑞和的十七代孙，知道上一代的人常到那里收田租）。
  李瑞和的横财暴利引起清朝新贵黄布政的眼红。黄布政名性震，本县湖西乡人，他的叔父黄易迁居广东海丰县，在广东省中举人，于顺治十六年中进士，在任福建归化（今明溪）知县时，逢到“三藩之乱”，他（黄易）没有参加靖南王耿精忠的叛变，逃往广东，又逢到平南亲王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幽禁父亲，举兵参加叛乱，黄易再跑去找讨伐耿精忠的主帅恭亲王杰书，杰书为他奏报皇帝，得到朝廷赏识，正要把他加官，他却死了，只得到追赠为按察司佥事。而侄儿黄性震藉此机缘，由军功出身，官运亨通，以辅助福建总督姚启圣平台有功，擢官至湖南布政使（省的行政长官，位在巡抚之下，管一省的财政、田赋、民政等），一度称病休假在家乡当缙绅。后官至太常寺卿（管朝廷祭祀、礼乐）当他在乡时，见到李瑞和如此大发横财，认为自己是清朝新贵，总不能让一个明朝遗老比自己更吃香，出钱办公益事业就比李瑞和更积极，捐献建设双溪坝的银二千七百四十两，比李瑞和更多，还捐银三百一十两置田四十亩一分，每年可收谷一百八十余石，用来资助生员赴乡试（考举人）的费用，又修建明伦堂和一些寺庙，也藉此功劳要援李瑞和的例，申请对他的田地免征欠赋获准，也就派人四出以贱价收买被清查出来的漏税地。这就造成与李瑞和的争夺、纠纷。后来还是陈汝咸出来做和事老，由于黄布政是湖西人，就以湖西岭为界，岭北归黄布政收买，岭南归李老爷收买。从此才相安无事，而两家已结成世仇，咒誓后世永不通婚，这条不成文法直到解放后才打破。
  漳浦土地的大量兼并，形成了漳浦历史上最大的两个官僚地主，而无数人破家荡产。生产力受到束缚，民生凋敝，这才是真正的破坏了漳浦“地理”。
  那陈汝咸钉住睏仙、流仙肠的传说和“叫更”的风俗也许是官僚大地主编造出来欺骗人民，使人们将希望转移到将仙叫醒这上面去，以麻痹其反抗剥削的意志的。
  叫更叫了三百年，一直没有把“仙”叫醒。因为自道光廿二年（公元1844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地，以后人民所负担的，就不止地、丁等正税而已。一再战败、赔款的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向中国人民敛财的机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种种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人民的枷锁。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更是横征暴敛。加上地租、高利贷剥削，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整个中国在三座大山重压之下，漳浦这个“睏仙”是翻不过身来的。
  解放以后推翻了三座大山，东亚睡狮猛醒，漳浦这个“睏仙”才苏醒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