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郑士成之死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的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虽然表面上是一套，暗地里又是一套，但还不敢公然反共。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朱曼平可以公开走在漳浦街道上，可以找国民党的漳浦县长吕思义谈话，对他作工作，吕思义也不得不虚与应付。
  国民党漳浦县党务指导员（此项职务后来改为书记长）卢德明还有一个秘密职务，就是复兴社的漳浦负责人。而吕思义则是“C、C”系统的人物，彼此明争暗斗，很是剧烈。卢德明向上级报告吕思义“勾结共产党”，迫使吕思义不得不采取反共姿态，以保乌纱帽。但又不能公然反共，就抓一个共产党的统战对象党外人士郑士成开刀，此事发生在1938年。
  郑士成曾任城镇联保主任，因贪污被撤职，后来住在下楼村。当时，下楼、下布、溪南一带都是共产党的基本乡。郑士成在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协助共产党做了一些工作，如发动“一元献机”等。曾在下楼村担任共产党所办的战时民校教师。
  吕思义手令保安中队长吴玉如带兵到下楼逮捕郑士成。据解放后吴玉如说，他当时是当着朱曼平的面把郑士成抓走的。以此丑表功，说他放走朱曼平，其实，县长吕思义的手令只叫他逮捕郑士成，当时国民党还不敢公然反共，吕思义没敢奈何朱曼平，吴玉如只能是执行县长的命令，当然不敢动朱曼平一根毫毛。
  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郑士成就成为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牺牲品。本来郑士成的贪污是他部属造成的，问题并不那么严重，被撤职处分，已经了案。吕思义却忽然郑重其事地再将郑拿办，以县长并军法官名义宣判其死刑。罪状主要仍然是贪污，加上“招摇撞骗”，言外之音，指“一元献机”运动，而不敢公然涉及亲共的事。此举是一种企图把贪污份子与共产党人划等号的手段，以此来给共产党脸上抹黑；并藉此“杀鸡教猴”，恫吓与共产党接近的人，这是吕思义为表白其反共态度所作的姿势。
  据当时在伪县政府任军法书记员的徐竹林回忆说，吕思义是根据上级政府曾颁下文件，说“共产党的武装已经受编北上抗日，地方上如发现有假藉共产党名义进行活动的，应以土匪论处”有这一命令才敢把郑士成判死刑的，用电报报省保安司令部，省里电令照准。但事后吕思义又因此受上级记过一次处分，说他“草菅人命”，上面並规定以后死刑案件应用书面详报案情，不得再用电报。这大概是郑士成死后，共产党提出交涉的缘故。
  不久，吕思义与卢德明都调离漳浦。党务指导员一职由黄慕周担任一个短时期（黄系C、C份子）后仍然由“复兴”方面的人担任，改称书记长时为许元瑜。吕思义离职时保荐了原警察局长冯德升任县长，他虽然是警察人员出身，却与漳浦的“复兴”势力明争暗斗。
  漳浦那次县长易人，中共漳州中心县委的油印报纸“前哨报”曾作为新闻刊载。
  二、张克雄叛变
  不久，国共摩擦逐渐白热化。
  一九三九年，漳州《时代》月刊发表一篇主题《热情的盲动者》，副题《——悼芝丽吾姐》的文章，署名：克夫。
  文中说：芝丽原籍外省，是漳州城一个热心于救亡工作的女青年。她“彷徨歧途”，后来他的热情“为人利用”，由C、P（原文如此，指共产党）漳州中心县委介绍到漳浦县委工作，在漳浦被“迫奸”于县委书记，（原文没有写出姓名），怀孕，在生孩子时死于产褥热，他（克夫）在那山村（原文没有写出地点）再也见不到芝丽，只见到她死时所睡的床四脚朝天抛在池塘里，因此，他（克夫）痛心，悔悟到芝丽是一个“热情的盲动者”。
  这篇大作实际上是一则“反共启事”。后面还有一篇对此事的感想文章，署名陈山，劝告青年们以芝丽的死为教训，不要再向往于“抗日圣地”（引号是陈山加的）。
  《时代》月刊是“C、C”的机关刊物，（“C、C”组织是秘密的，它的作为机关刊物当然也不是公开的），发行人郑达明的公开职务是盐务首长，秘密职务是“C、C”负责人，（全国盐务都在C、C把持下）。
  《热情的盲动者》一文的作者克夫，就是张克雄，平和小溪人，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未叛变前曾在平和漳浦等地从事歌咏运动，并曾去新四军，后来不知道怎么跑回来。文中所说的人物“芝丽”是张克雄的大姨子（所以张称呼其为“吾姐”），她参加革命后在漳浦工作，后与县委书记梁培德结婚，婚后生孩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因生孩子患产褥热，在医药困难的情况下死在下布小村，这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事，而张克雄用这个材料大做文章，侮蔑其为“迫奸”致死，以此作为他叛变革命的理由。
  其实，只要明瞭《时代》月刊的政治背景，知道那“读后感”作者陈山的身份，便能嗅出那次叛变事件的来龙去脉。“读后感”与正文同时发表，可见“读后感”的作者是个中人物。陈山就是陈阳山（解放后陈在与我的交谈中承认），当时是“C、C”在漳浦的负责人，可见张克雄的叛变与“C、C”有关。
  原来，这是国民党派系斗争中出现的共产党内叛变事件。漳浦的一些“进步青年”如蔡维汉，表面上接近共产党，暗中加入“C、C”（国民党社会通讯员），张克雄曾在漳浦县“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教唱抗战歌曲，与这些“进步青年”是一伙。“复兴”方面对这些人大张挞伐，在白色恐怖之下，蔡维汉等人远走。张克雄通过“C、C”的途径自首，后来加入“C、C”，在C、C人物漳浦人林列任龙岩县长时，张任县政府主任秘书，协助林列搞“扶植自耕农”工作（贷款给农民向地主按照限价买田）。蔡维汉后来在C、C的政治背景下出任邵武县政府粮政科长时，还是免不了受过逮捕。后来为要在故乡潭浦立足，投靠“复兴”方面，由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的介绍，加入复兴方面的外围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秘密区队”并由柯汉扬推荐，出任漳浦县政府田粮科长。张克雄一直走“C、C”路线，1948年，去台湾任台湾产物保险公司基隆分公司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