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公元1925年春“乡约”失败，漳浦的内部矛盾并没有解决。“北派”豪绅柯定侯（安邦）、杨天化（天育）等仗着主子“汀龙镇守使”（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队第四师师长）张毅的势力，在漳浦变本加厉地欺压、剥削群众。他们所用手段真是残暴、卑鄙，无所不用其极。“南派”豪绅黄鲠臣（宝忠）、杨士鹏等逃亡鼓浪屿，托庇于洋人租界，而曾被他们利用的群众，除烟苗捐照旧征收外，还加上“清乡”和棺材费等巨额负担，还经常被北派豪绅的爪牙们藉口清乡，到处放火、抓人，进行勒索，闹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深深痛恨万恶军阀的罪恶。
  当时南方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订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建议，提出反帝反封建主张，同意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国民党得到这一注新血液，即出现蓬勃活跃的新生命。一时革命潮流冲击着全国，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在军阀统治下感到乌烟瘴气，找不到出路，纷纷南下投奔革命。漳浦一些知识分子也投笔从戎，走向广东参加革命队伍，有的在潮州张贞所办的军官学校学习，有的参加宣传队。
  也就是因为革命怒潮震动人心，遂使逃外的旧豪绅认为有机可乘，可以藉革命力量替他们翻本，因为赶去北洋军阀就是把他们的敌对面“北派”绅士的势力连根拔掉，这些因投南方革命势力之机而被称为“南派”的旧豪绅就可以恢复其旧日威势。因此，他们赁屋鼓浪屿岩仔山脚作为向潭浦活动的基地，一面派人联络广东的革命力量和诏安的张贞，一面派人在漳浦准备策应，杨士鹏年老不愿露面，由黄宝忠负责主持，帮他奔走联络的有杨子保等。他们利用川走于佛昙至厦门间的帆船，暗地输送革命宣传品和弹药入内地，并在内地刺探情报到鼓浪屿汇报。
  由于群众怒恨北洋军阀的横征暴敛，欺压敲榨，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北洋军阀被赶走已成为必然，“南派”绅士投机投得正着。
  （二）
  公元1926年十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何应钦任东路讨贼军总指挥，分兵两路，直指漳州。北洋军阀孙传芳所部第四师师长张毅本来盘踞漳属为王，到那时见大势已去，便卷起财物溜之大吉。十一月间，张贞打着“国民革命新编第一师”（后改为四十九师）的旗号，不用血刃，底定漳属。
  既然是革命，一切措施也就跟军阀时期大不一样。兹将当时情况，根据本人所知的一鳞半爪作简单介绍：
  甲、政党方面
  大革命前漳浦不但没有政党（只有豪绅们“结党营私”的“党”）而且也不准有政党，所以当“中国国民党漳浦临时县党部”招牌第一次出现在武营大门口（今幼儿园）时，人们看到那颈悬红白蓝三色领带，腰佩振武带的人物进进出出，无不感觉新奇，争相用敬畏的心理企望党权高于一切的什么措施。
  临时县党部的常务委员胡剑平（勉道），本县鹿溪乡人，是随军而来的，党部分设宣传、组织、农民、工商四部。当时大局初定，只有少数党员，无从调剂，所以因陋就简，只先设立宣传、农民二部，组织部则只有一个干事，工商部只贴一张标名红纸，令人知道有这个部门，却无人负责。农民部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李连升（又作联星）负责，李锋、黄昭明协助之。李连升是共产党员，龙岩县人，毛主席所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李锋，同安县人，黄昭明，龙溪县人，都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黄昭明后来变节）。
  临时县党部存在的时间不上一个月，省党部筹备处即派杨纯美（佛昙人）与何元良（官浔人）为漳浦县党部筹备委员。筹备处改设在北街，开始发展党务，吸收党员，于县城内设立五个区分部。党员都没有党证，只经筹委认可便成。但杨纯美、何元良同是商人出身，他们以经营商业的个人得失观念来办理党务，时常怨叹吃力又亏本，没啥苗头，何况名誉既得，再无恋栈价值，因此自呈辞职。后省党部改派郑林英为漳浦县党部常委，王天英等为报刊委员。郑林英潮汕人，共产党员，有心整顿党务，革新政治，要求县长于每纪念周都要报告工作计划和施政经过。无如“四、一二”事变发生，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量摧残共产党人，这个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宣告垮台，郑林英、王天英等出走。
  由于国民党漳浦县党部负责人五个月而三改，有的也不够负责，有的要奋发有为而突遭政变，有的抱三日京兆的态度，所以不能很好地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一旦失去进步的因素，便成为“党衙门”了。
  乙、县政方面
  国民革命军进入漳浦县城后，便成立县政府，由张贞报请福建临时省政府委派诏安人徐鹏为漳浦县长，内设二科三局，这时，前此“乡约”失败逃往外地的旧豪绅都以革命功臣自居，卷土重来，恢复旧的权势，杨子保（锡三、佛昙下坑人）被委为县公安局长（局址设在北街林氏祠堂内），蔡次恭（寅官、县城人）被委为县实业局长（局址设在县政府义仓旁），蓝翌禹（湖西人）被委为教育局长（局址设在施子伯楼），至于黄宝忠，除当豪绅外，似乎没有担任职务。
  革命是解民倒悬，虽然有旧的势力投机革命，到底还有革命力量在起作用，所以施政伊始也确实有过一些除旧布新振奋民心的措施，也颇能转移民气，提高政治认识。可惜的是，为时仅仅五个月，只象昙花一现。
  兹将当时各种重大措施分述如下：
  （1）废除苛捐什税；在军阀统治下，漳浦捐税之多多于牛毛，一头猪就有四税：大猪捐、小猪捐、屠宰税、屠宰附加税；一座房屋就有三捐：房屋铺捐、烟筒捐、门户捐；还有什么屎桶捐、棺材捐呀！……（不是笑话），真是不胜枚举。人民由于交不出税而鬻妻卖子、倾家荡产者常有所闻，凄凉景象触目惊心。革命军底定漳浦，第一件事即宣布废除苛杂，留下的只有钱粮（田赋）、盐税、印花、屠宰、膏厘（吸鸦片捐）等几种正税而已。（民谣有“张毅换张贞，捐款加二升”之说，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事了）记得当公安局刚成立时，局里经费奇缺，不要说武装配备，连局里伙食都成问题，再三向县政府请示，县长答应从屠宰税附加二成五以解决公安局经费，但终以呈报上级未获批准还是作罢。
  （2）大力破除迷信和陋俗：漳浦地偏海隅，封建色彩还属浓厚，虽说中华民国成立算来也有十多年久，但农民男的还多数编辫子，女的还多数缠足；迷信，禁忌处处皆有。新政府兴倡一件新人耳目的事，是教育局大门糊下蓝门联，写白字。再则公安局派人在四城门强制为进出的农民剪发辫；还明令禁止妇女缠足。又捣毁射圃的关帝像，捣毁城内许多土地公庙；並禁止神棍、巫婆藉鬼敛财。当时新路尾基督会蔡一戎便曾受过临时县党部的警告，不敢为帝国主义作明目张胆的宣传。
  禁烟禁赌，虽然徒具明文，也值得一提。县长徐鹏和他的师爷都是鸦片鬼，烟瘾大得惊人。为了瞒上欺下，他们在县公堂上也贴上一张大布告：“本府上下人等严厉戒绝鸦片，违者严惩不贷！”每当是党部人员或者生客来访，都被门房挡在会客室里，以防露出马脚，这很可说明社会风气已有转移。
  丙、农民运动
  中央农民部特派员李联星和李锋、黄昭明到了漳浦，则着手大搞农民运动。李锋出发杜浔，黄昭明出发赤湖，李联星驻城主持全面工作，并办理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协会纷纷成立，如佛昙马坪农民协会负责人陈金龙；赤湖赤水农民协会负责人陈耳；乌石东厝农民协会负责人林智明等。至于一共成立几处，恕我手头缺乏资料，其他不得而知，但可以断定漳浦之有农民运动组织实自此始。成立未几，则搞起轰轰烈烈的请愿豁免盐税事件，值得一提。
  苛捐杂税除后，人民感觉负担最重的，乃是盐税。农民协会成立后，组织人民起来抗争。一万多人的队伍，高举着二百多面农民协会旗帜（青天白日满地红，右方加上一架白色犁），由李联星率领，浩浩荡荡开赴漳州，向师部请愿。漳州城里的群众拥立道旁，用惊奇的眼光迎着这从来没曾听过也没曾看见过的农民大军涌进府城来。隔日，行伍把公园及附近街道都塞满。口号声响彻整个漳州城。师长张贞也慑于群众声威，亲自到大门口迎接农民代表进内，并当面允许即转省政府妥善办理。虽然这件事卒因大革命失败而得不到下文，但漳浦农民运动轰轰烈烈之情况已深深印上漳州群众脑海里。漳浦农民经过这一番见识，也提高了阶级觉悟，为以后农民协会的蓬勃发展奠下基础。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李等三人都出走。李联星往佛昙，转入地下活动，再一次发动群众进行抗捐运动。
  当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时，李联星等曾就漳浦武营箭亭原址办起一届农民运动讲习。参加学习的学员十多个，来自平和、南靖、诏安等县。为什么学员只招十多个，而且没有一个是漳浦人，这是由于这个讲习所是漳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前身，而选择学员又很是严格的缘故。听说这一届毕业的学员回到家乡后都做出一些成绩。
  除此而外，李联星还设立国民通讯社漳浦分社，经常抄发新闻稿件。也曾租下西街尾琢玉居打算作为C、Y（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少年先锋队会址，以开展业务。可惜李联星忽因他事离开漳浦，把任务交代李锋，李锋只用琢玉居作为农民协会办事处，而没有把团队组织成功。迨大革命失败后，三位特派员均走离漳浦，以后漳浦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便由公开转向秘密活动。后来李联星在漳码一带工作，为张贞捕杀于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