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46年国民党为粉饰独裁统治，说是由“训政时期”转入“宪政时期”，玩弄了“还政于民”的把戏，拉拢一些向政府俯首听命的所谓“民主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参加政府，并把少数“立委”（立法委员）和“国代”（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席位分配给他们。为争席位，在党内外造成许多纠纷。
  在国共和谈破裂以后，国民党起初还装着为共产党保留席位的姿态，后来就宣布“行宪戡乱”企图以武力解决共产党。民盟（民主同盟）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宪政”，（后来被宣布为非法）。只有早先已退出民盟的青年党及前不久才退出民盟的民社党（民主社会党）卖身投靠。
  青年党，就是毛主席在论述“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时所痛斥的国家主义派。党魁曾（琦）、左（舜生）、李（璜）自诩与清朝镇压人民的功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巧合。他们从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本来有左右民盟的地位，后来为民盟内的民主力量联合挤下去，他们就宣布退出民盟。民社党，党魁张君劢，本来以希特勒的党名“国家社会党”为党名，后来与海外伍宪子的“民主宪政党”联合，改名“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起初还装着“超然的外衣，一达到有官可做的目的后，就丢下假面具。但他们的要求并不能完全达到，后来有一个当初和张君劢一起“以一席酒建党，五元钱起家”的梁秋水老人在报上发表一篇“弃妇怨”讽刺张君劢。
  青年党和民社党公开投入国民党的怀抱后，就在各省市筹备建立党部，发展势力。由于他们本来人马就少，当他们“在野”的时候人们是不愿意加入的，一到了可以分到席位，才有许多投机分子参加。但由于在“训政时期”非国民党的党团员不能任公职，所以“政界”的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基层小职员几乎无一不是国民党的党团员，等到青年党和民社党亮出牌子来招兵买马的时候，所能招到的，大都是原国民党党团员了，因此，“跨党”纠纷时有所闻。（一般情况下不会闹这种纠纷，有时是青年党或民社党要抬出一个党员来担任国民党所分给的席位，与之竞争的一方挖出其原是国民党员的老底，这张牌就不能使用）。
  国民党党内最大的派系斗争是“C、C”与“复兴”之争，也称为“中统”与“军统”之争。各级选举，上至立委、监委、国代、下至省、县参议员以至基层乡保长，乡民代表都在剧烈“竞选”，有时甚至发生械斗，流血、死人，称为“选灾”。对于一名国民代表的大会代表的席位，当然更在争夺之列。在大多数地方，两派旗鼓相当，少数地方是一方占绝对优势。漳浦是军统闽南站头子陈达元的天下，陈达元嘱意他的手下大将陈志谟为国大代表，是没有人能与之相抗衡的，因为“选举”只是一种形式，选票都掌握在有势力的人手里。
  但是，就在这十拿九稳的算盘中杀出来一个程咬金，演出了一幕双重代表资格的趣剧。
  众所周知，国民党是“蒋家天下、陈家的党”，陈家即两陈（果夫、立夫兄弟），亦即所谓“C、C”，其派系把持中央党务，在与“复兴”方面争权夺利当中，起着重大作用。
  因为青年党与民社党在准备“入阁”时已经与国民党谈妥条件，由国民党让给他们几个部（会）长官的位置，并分配给一定名额的立委及国大代表的席位。C、C方面就利用把持中央党务的权力，将他们所不能“竞选”获胜的县份的国大代表席位分配给青年党和民社党。漳浦属于这种县份，国大代表一席就被分配给青年党了。青年党所推出的“候选人”资格也相当漂亮：留日学生，名蔡云腾，是佛昙洞野蔡村人。一向读书、工作都在外面，其老家又是在“县尾”，漳浦人绝大多数不认识他，就是他老家一带的人起初也大都只知道他的小名“蔡来发”。后来才知道蔡来发就是新闻人物蔡云腾。
  既云“选举”，自然必须来一番“投票”形式。两个侯选人，一个是掌握绝大部分选票，一个国民党中央所圈定。结果，地方政府的“选举委员会”只能把当选证发给得票多数者，国民党党员陈志谟，上面承认的都是国民党中央所圈定的青年党员蔡云腾。当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召开之日，两人都出席了。据说大会只给陈志谟以列席资格，而承认蔡云腾为正式代表，但是地方上却只有陈志谟的地位。蔡云腾身为漳浦县的“国大代表”，而经常住在厦门，与“选民”们乃然不认识他，其历史不为漳浦人所熟知。笔者当年曾在厦门与漳浦同乡谈论此君，据当时在厦门任警官的漳浦人林广义说，蔡云腾曾在广州湾做军统的工作，确否未详。而他与陈达元属下的军统人物没有渊源是肯定的，由于他的位置是从陈达元一派人的囊中取去，当然不能为那一派人所容，漳浦没有他的立足之地，（好像一些国内没有权力而设在外国的流亡政府那样），在厦门当一个“流亡”的漳浦“代表”，他在厦门结交的漳浦人都是陈达元派系的对立面，难免要卷入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旋涡，不管蔡云腾以前是否为军统人员，在此时此地，他是与C、C合流的。
  蔡云腾大概也自知他“代表”不了漳浦“国民”，一直没有到漳浦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也就是说，青年党除由天外飞来一个应是漳浦产生的“国大代表”以外，在漳浦没在什么党务活动。据我所知，只有一个县司法处的书记官刘存善（漳州人），曾在福州协和大学就学，与旧师生关系接头加入青年党，曾半公开地打算发展党员，但他既不能给人以好处，工作自然难有成果，就是他本人，原希望青年党能给他一个较好的职务，到头也是落空。
  民社党没有象青年党那样在漳浦分到什么，而是企图筹备成立党部，发展势力。负责筹备的是何水道，官浔镇人，他不但是国民党党员，而且是经过训练的军统特务工作人员，曾任县政府“特报”（特务）秘书。他一向以政客面目出现，由于在其老家官浔镇与同是复兴派系的镇长何耀山争权势力，而与C、C方面有所交结。何耀山本来是县党部书记长许元瑜的干将，许元瑜死后，柯汉扬接任书记长，原许元瑜的干将分裂成两部份，一部份归附柯汉扬，一部份归附县参议会议长、三青团漳浦分团干事长杨拔萃，形成同是复兴派系的派中之派，“党团之争”闹个不休。派系是利害关系结成的，何水道既反何耀山，就必然反对支持何耀山的杨拔萃，而归附于老同学柯汉扬。但又由于当时的漳浦县长柯永德是两陈的亲信胡键中所介绍（胡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由杭州迁南平出版的东南日报社长），何水道为老家斗争的需要，又勾结C、C方面，为其弟何长青取得官浔镇镇长的位置，把何耀山推下去。
  后来在小党可以向国民党分到席位的情况下，何水道就接上关系，筹备起民社党漳浦县党部来了。但又怕失去原有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就由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呈报上级党部给何水道以“党谍”身份，为其跨党的后果留下后路。何水道所能招到的民社党党员也多是原国民党党员，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到，民社党的“发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了。
  本文是要记述青年党与民社党的活动，但在无形中却较多地说到了国民党的派系斗争，这也是实际不能不有所牵涉，因为，国民党的党外党与党内派瓜瓜葛葛藤藤相因，不这么说，是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