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自辛亥革命至解放漳浦大事记
  集体整理
  清宣统三年（1911）农历辛亥
  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各省纷纷响应。九月十九日福州光复，漳浦的清朝知县孙麟阁也顺风响应，召集各界人士会议，共书签名服从新政府。过几天才由诏安方面过来蒋凯卿等几个军官率几十名兵士到县，在明伦堂召集各阶层群众开大会，宣传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宗旨。会后偕同原清朝的文武官员拥大书“中华民国”的红彩匾额，列队游行，群众夹道欢呼。
  民国元年（1912）农历壬子
  辛亥革命成果为袁世凯篡夺，形成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漳浦随着漳州的易手而改换统治者。军阀过境都要派米柴、派款、派挑夫。频繁的动乱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清朝留下来的县长孙麟阁不办移交私逃。一年内，随着军阀统治的更替，本县又三易县知事：陈林松、朱荣、雷霆。
  前清举人杨士鹏（佛昙人，字抟九，群众称为杨抟老）为国会议员，成为全县权势最大的绅士。蔡扬清为省议员，是仅于次杨士鹏的大绅士。
  民国二年（1913）农历癸丑
  五月，陈林松第二次来漳浦任知事至八月。
  县知事翁成典九月任，与禁烟局长狼狈为奸，大发横财，被省府解省查办。
  湖西人黄桃起义，以灶山狗屎寨为根据地，聚众百余人，自称“漳浦义勇军大队长”，张贴檄文，号召人民反对军阀及封建统治。九月间进驻距县城八里许的新亭寨。县知事翁成典派兵会同驻军往攻，黄桃退回灶山。
  民国三年（1914）农历甲寅
  县知事朱志松下乡办案，被黄桃的农民义勇军包围于住宅，虽解围，已吓破胆，称病辞职。后省督军派营长马步云进剿。黄桃逃走安溪佛尔山，母、妻被杀。黄桃与詹水、陈塔在佛尔山被围捕，处决于安溪县城。
  当年，李定样，河南人，漳州道委代漳浦知事，三月到任，只有十八日的任期。李应韶，浙江人，四月到任，人极精明，敢于革新，办案勤敏，廉洁自持，因病辞职，回省之日，民众数百欢送。孟昭涵，浙江人，七月到任，在任计十四个月，优劣参半。一年更换四个县知事。
  民国四年（1915）农历乙卯
  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福建省督军兼省长李厚基饬漳龙道尹曹本章转饬漳浦县知事黄树棠保送前清秀才及具中学毕业资格者杨际春、陈烈扬、黄辉煌、杨天枢四人到漳州考试，杨天枢中为“俊士”，回乡拜祖会客，演戏三天。一时间，一些老秀才戴日升等报请县官给予“重游泮水”（重新赏给花红、酒礼、簪花），清末中试已届“出贡”期限而因推翻清帝未及挂匾的廪生欧阳经也赶制“明经”匾额悬挂。前清礼服也亮了出来，有的接上已经剪下的辫子，演出一幕复辟的丑剧。
  民国五年（1916）农历丙辰
  黄树棠，广东人，于1915年九月接任县知事。下乡办案，必勒索伕马费，名“桌面钱”。翌年（即1916）4月改派吴凤鑫，吴廉洁能干，下乡骑马不坐轿，不索伕马费，只带二个差役，四个护勇。
  李存彀，浙江人，1916年十月接任，是时城关士绅分两派，他对两派模棱敷衍。
  民国六年（1917）农历丁巳
  七月间，粤军陈炯明入漳，李存彀知事挟公款赴厦，晋省不办交代，将款饱私。李走后，由县署当委员的喻庆濂暂代，喻是地方士绅推荐，任职数天，无非是木偶登场而已。
  纪泽波，广东潮州人，陈炯明的营长，1917年七月到浦，自任知县，办义捐充军饷，办案诈民财。过了一个月又不知从何方派来一个倪映书（广东人），可是政权仍握在纪的掌中，一县二知事，并无真假，可笑至极。
  是年，十一月上级派周永康（广东人）任县知事，无建树，挟公款私逃。
  民国七年（1918）农历戊午
  农历正月初三日发生大地震，山崩地裂，倒屋五百多间，死伤情况没有资料可稽。
  鼠疫继续蔓延，数年来死于鼠疫者每年有三百人左右。
  熊文蔚，广东梅县人。于二月间，任县知事，整顿学校，整理卫生，设巡警，设市场。
  后由陈炯明派漳州人郑丹为委员，到漳浦办“义捐”。继则办公债、契税、烟苗捐、海关税、贾捐、烟捐、船牌税、烟酒牌照税、房铺捐、印花税、屠宰税、大猪捐、小猪捐、硝磺捐、糖捐等，名目繁多。并派柯永权为盐觔局长，每年一度按乡分配，后改为承包，洪嘉植集股承包，自任局长。
  赌棍蔡璇琚、林弄再、蔡乌记等勾结土劣蔡汛桃、柯安帮倡包赌捐。在城关开设每日夜二十次的“花会”赌场。烟窟、妓馆林立，赌声四处喧哗。各乡镇圩场也有人转包赌捐，赌风所蔽，社会秩序荡然。
  民国八年（1919）农历己未
  王雨若（潮州人）任县知事，整顿学校，进行市政建设，开辟马路。
  在“五·四”运动推动下，本县在上海、福州、厦门、漳州等地就学的学生胡勉道、蔡若林、叶肖德、谢以成、陈金龙等暑假回乡期间进行反军阀宣传。于八月十八日在兴教寺召开各界民众大会，声讨列强及其走狗。商民代表陈瑞安也在会上宣布抵制日货。在游行时，面对曾任省议员的绅士蔡扬清的挑衅，在其住处高喊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
  漳浦第一个大学生林庆余在燕京大学毕业回乡，县知事王雨若偕各界人士到北郊迎接，并由基督教会召开欢迎大会。因其得毕业会考第三名，时人称他为“番仔探花”。林氏曾任本县教育局长，但他无意仕途，以后一直在省内各中学、师范任教三十多年，桃李遍远近。
  民国九年（1920）农历庚申
  吴炽昌（广东人）为县知事，任用衙蠢为账房，敲剥人民，陈炯明回粤改委潭思咏（广东人）为知事。
  民国十年（1921）农历辛酉
  先后以孙庆元（北京人）、沈贞（江苏人）、林星赓（闽侯人）为县知事，均贪污受贿，下乡办案必勒索民财。林星赓因政变卷逃。
  民国十一年（1922）农历壬戌
  小军阀“厦门镇守使”臧致平不接受省督军李厚基统治，占据漳厦一带，自称省长。军饷被停发，士兵以抡掠为生。驻漳浦县城的臧军营长刘凤山统属四个连。向包办本县雅片捐的绅士黄宝忠索取雅片捐款遭拒绝；向商界“摊借”也无着。于农历十一月初四日夜间发枪喧闹，伪称土匪入城，趁机抡劫。将富商蔡同彰布店抢掠一空，然后纵火，火势蔓延邻屋十余间。另分兵一部到黄宝忠家撞门，黄家纵屋开枪射击，一排长中弹毙命，兵士走散。事后黄宝忠畏罪逃匿鼓浪屿。暗中派人联络云霄“自治军”，由戴传率队来与臧军作战，不敌，败回云霄，臧军到处杀人放火，大肆劫掠。
  粤军（陈炯明所部）洪兆麟联合黄大伟、赖世璜、王献臣赶走臧致平，占领漳州，进军时，一路洗劫云霄、漳浦。
  洪兆麟又为北洋军阀孙传芳第四师所击败。师长张毅为“汀漳龙镇守使”，据有漳属。
  原县知事林星赓因政变卷款潜逃。过路的小军阀派柯安帮暂代县长。十多日后，又有较上级的军阀派蓝步青（石码“蓝皇帝”的儿子）为漳浦县长。两人都是没有文化，但有能力为军阀办差的地棍。
  农历六月初，柯安帮向漳州粤军洪兆麟承包漳浦全县果树捐。由柯天爵、张启书、陈火生、陈仁和等合股以1200元向柯安帮转包乌石乡果树捐，率保安队到地征收，遭群众抗拒，队兵被围攻缴械，捐棍十八人被击毙。事后乌石乡人赔款一万元。末能推行的全县果树捐，后来因政变作罢。
  柯安帮在县前街开设“金谷银行”，以柯元黄为经理，印发钞票在市场流通。
  民国十二年（1923）农历癸亥
  张毅初占漳属时，原漳浦县知事杨世录（河南人）卷款潜逃。由本县绅士共推施昌国暂代县知事九日。后张毅派邱曾伟（海澄人）为漳浦县知事，开办“义捐”，到任只四个月，卷款潜逃。五月张毅派蓝步青卷土重来任漳浦县知事。其人贿卖警察所长，日夜以嫖赌为事。不久，张毅又改派他的参谋许仁寿（湖北人）接任。于年底下乡赤湖，被乡约民团长陈启芳拘禁南峰洞，后释放。
  农历八月初三日洪水泛滥成灾。
  民国十三年（1924）农历甲子
  鼠疫蔓延
  本县绅士为争夺包捐分成两派。全县“田亩捐”（鸦片捐）本来由黄宝忠以每年白银五十万元向张毅承包，至本年为柯安帮加价夺去，两派水火不能相容。一派依附于现有统治者北洋军阀，称为北派，以柯安帮为首；一派投南方革命势力磅礴发展之机，联络粤军及诏安的张贞，故称南派。南派以杨士鹏、黄宝忠为首，纠合赤湖的陈启芳、陈样麟、佛昙的蔡亦贞、杜浔的陈乌吻、大埔的翁必达（翁猪母）、戴坑的戴果珍等分头组织民团，在鼓浪屿签约（故名“乡约”），于农历十二月廿四日攻入县城。柯安帮住家及金谷银行被烧毁。蔡次恭暂代县长。乡约民团联络云霄“自治军”来浦驻扎。不久，为张毅派兵击败。
  民国十四年（1925）农历乙丑
  农历正月八日，杜浔方面“乡约”民团反攻旧镇北军孙团，战败死于海者九十余人，一部分被围于石桥楼内。十日，佛昙的民团首领杨子康（杨士鹏的长子古锥舍）会合赤湖陈启芳率队来援，在狮头地方中埋伏，死伤十余人，杨子康阵亡，被斩首到县城示众。从此民团星散。
  “乡约”失败后，北军大肄焚掠抢杀。北派绅士藉“清乡”到处勒索。民团头目逃匿鼓浪屿。
  张毅派蓝长江（湖西和坑人，大学毕业生）为漳浦县知事，四月后改派陈树棠（闽侯人），才五个月，又改派其师部副官甘维心（湖北人）接任。
  鼠疫续有发生。
  农历七月初二日洪水泛滥成灾。
  民国十五年（1926）农历丙寅
  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入闽。原盘踞漳属的张毅率部逃走。在诏安、云霄、东山、漳浦等地民军基础上扩编起来的“新编第一师”（后改称四十九师），不用血刃，底定漳州，师长张贞继为漳属九县的统治者。自此，漳浦的北派绅士完全失败。柯安邦被逮捕，解漳州公审处决。
  由民团而转为四十九师团长的陈启芳驻漳浦，暂兼县长三天。后由张贞报省委派徐鹏（诏安人）为漳浦县长。
  民谣：“张毅换张贞，捐款加倍升”，漳浦县长奉张贞令继续办理“田亩捐”，款额按照黄宝忠向北洋军阀承包的底册。
  国民党临时县党部成立，随北伐军而来的本县鹿溪桥人胡剑平为筹备委员。一个月后，省党部改派杨纯美（佛昙人，印尼华侨）、何元良（官浔人，商人）为筹备委员，他们是商人，以无利可图辞职。后省党部派郑林英（潮汕人，共产党员）为常务委员。他有志革新政治，要政府于每“纪念周”报告施政及计划。中央农民部特派员李连升（亦作联星，龙岩县人，毛主席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共产党员）与李锋（同安人，共青团员）、黄昭明（龙溪县人，共青团员，后变节）到漳浦搞农民运动。在县城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期。在杜浔、赤湖、东厝、马坪等地成立农民协会多处。李连升发起抗盐税斗争，率一万多人举二百多面农民协会旗帜到漳州师部请愿，张贞伪称转请省政府办理而搁置。
  洪水泛滥成灾。
  陈嘉庚捐资在本县创办集友小学，修整高夫子祠为校舍，校长丘珍伍。
  创办漳浦县立绥安中学，首任校长余高坚，校址在黄道周讲堂，后迁址射圃，即今漳浦一中校址。
  民国十六年（1927）农历丁卯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漳浦开展“清党”反共，捕杀共产党人薛岳奎。三个特派员转入地下。李联星在佛昙又一次发动抗捐运动。（后来在漳码一带活动，于1928年为张贞逮捕，就义于漳州）。
  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三点会”流入闽南一带。由海澄的白水营等地传入漳浦县辖的马坪、佛昙、湖西、官浔等地。不数月，参加者五千多人，声势浩大、但成份复杂，终于在赤湖失败。原因是沙园村人陈番仔被叔父陈水牛霸占产业，冤无处伸，就参加三点会，带人绑走陈水牛。到赤湖圩时，为“自治区”主任陈祥麟率众围攻，当场逮捕十三人，有的打死，有的解县城判处死刑，从此会徒四散。
  县长卢义声改革杂捐，改私下承包为投标承包，并废除承包田赋的“进门礼”，余款拨作修建县城通往旧镇公路桥梁的器材之用。派民工构筑土方，是漳浦第一条公路。建成后，陈雨苗组织旧镇“五行”商家入股，并纳入台籍商人汽车六辆，成立汽车协作社，通车。雨苗遂成为“五行”的政治后台。
  卢义声还发动学校师生为东门外“中山纪念林”植树，立碑为记。
  民国十七年（1928）农历戊辰
  一月下旬起，本县农民先后组织三次反抗“田亩捐”运动，最大规模达二千多人，被反动军队弹压，死一人，伤二人，被捕一人。
  四月间，四十九师驻本县的团长卢振柳为镇压革命，与县长刘欣召集地主、恶霸开治安会议，组织“清匪委员会”，卢振柳为主任委员，刘欣为当然委员，陈祖武为专任委员。派出调查员三十多人下乡编查户口，分全县为七个“自治区”，下设乡（镇）、邻、闾，实行“联保联坐”。
  龙（溪）诏公路全线通车，原漳浦县城至旧镇公路纳入龙诏干线，由漳州龙诏公司经营。
  民国十八年（1929）农历己巳
  县长张瀚，云霄人。1929年四月至1930年六月，任职一年二个月，他明目张胆，大千其贪污舞弊的勾当，计贪污在二十余万元。事被揭发，他的老板张贞，迫不得已，报请省府撤职。他乐得贪壑已填，满载而归。
  民国十九年（1930）农历庚午
  大旱为灾。七月，县长由李鹏年（广东汀海人）继任。
  中共漳州中心县委派谢小平、吴木生等十多人到浦和边区的欧寮、车本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
  民国二十年（1931）农历辛未
  红军游击队打败官浔民团的进攻，在洋尾桥、花园、石桥、前园、蔡坑等十多个乡村开展工作。当年县长李鹏年。
  民国二十一年（1932）农历壬申
  鼠疫流行，尤以佛昙一带为最，性命朝不保夕，人心惶惶。
  张贞摊派“航空救国捐”（俗称飞机捐）。并派本县民工在虎洲埔挖“飞机场”土方。
  二月初，邓子恢、李金发、王占春、冯翼飞等在小山城祠堂召开会议，发动群众组织抗缴飞机捐。
  二月十一日至三月间，四十九师配合民团两度攻入小山城，烧、杀、淫、掠。
  红军游击队粉碎敌人的进攻，初步建立以龙岭、山城为中心的靖和浦边区一大片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
  四月二十日，毛泽东与聂荣臻、罗荣桓等率中央红军（由一、五两军团组成的东路军）击溃四十九师，占领漳州。廿四日，红军第三军进驻漳浦，军部设在红楼。
  国民党的县长李鹏年卷款乘摩托车经旧镇向云霄方面逃走。由沈潜（东山人）继任。
  中央红军离漳前夕，闽南游击队五个大队集中漳浦整编，由邓子恢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简称红三团。
  五月廿八日，中央红军完成入漳任务后回师中央苏区。六月一日，张贞残部从云霄、诏安回驻漳浦。漳浦的保安大队及赤区周围的反动民团开始向我游击队根据地进攻。靖和浦边区停止分田，集中干部加强红三团。六月二日，红三团在象牙庄一带击退张贞一个团的进攻，毙伤敌人二百多名，缴获长短枪四十多支，乘胜攻下漳浦县城。活擒民团头子陈祖武，押回小山城公审处决。
  嗣后，张贞派沈潜为漳浦县长。派其营长张式玉来驻漳浦县城。另派两个团配合翁猪母的保安大队合计三千余人向红军根据地大举进攻。六月五日，红三团在崎溪寨仔村休整时，由于轻敌麻痹，被敌包围，发生激战，红三团伤亡七十多人。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红三团政委王占春带一、二、三连突围时被敌机枪击中腹部，队伍退回小山城。王占春于转移到车本白叶山时牺牲。第二日，敌又大举进攻小山城。红三团为保存实力，撤往三坪整编。以冯翼飞、尹林平为正副团长。六月十七日，红三团进攻龙溪圩强敌失利后，退回车本村。
  六月十三日，张贞派四十九师三个团连同反动民团约四千人从平和、漳浦、南靖三路包抄车本村，由于主要领导干部作出“分兵三路阻击敌人，死守车本”的错误决定，致使红三团损失惨重，团长冯翼飞在战斗中牺牲。
  七月，红三团恢复小山城苏区，创造由小山城到漳州南乡的游击区。
  八月，十九路军调驻福建后，在漳州设立总指挥部，四十九师划归十九路军指挥。
  十九路军进驻龙岭、山城、车本等地，配合反动民团组织守望队，围困红三团。
  浦象（县城至象牙庄）及旧（镇）佛（昙）两条公路建成，由林安国组成“官督民办汽车公司”通车。
  十一月，新县长萧其俊到任（武平人）。
  民国二十二年（1933）农历癸酉
  县长吴觐光，永定人，四月到任。五月由黄哲真接任（晋江人）
  十一月二十日，十九路军发动“闽变”反蒋，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划福建为闽海、兴泉、延建、龙汀四省。龙汀省设漳州，派陈祖康为漳浦县长。
  十二月十三日，张贞派“闽南讨逆军”司令胡捷、副司令张捷、总指挥张式玉率云霄及诏安的“自治军”入杜浔，会同漳浦“自治军”营长翁猪母、正副连长戴果珍、林漏乞等所纠集的散兵、乡民合计一千多人进攻漳浦县城。陈祖康坚守鸡笼山。至午，漳州十九路军一营人乘十几辆汽车赶到，乃改守为攻，“自治军”大败，司令胡捷阵亡。
  在“闽变”期间，十九路军停止进攻红三团，撤出龙岭山城。红三团利用这个间隙，深入开展土地革命。
  民国二十三年（1934）农历甲戌
  元月，“闽变”失败，十九路军被取消。初由张贞所属张式玉部驻漳浦，张正代理县长。三个月后省派马国超接任县长。
  广东军157师驻漳州，漳浦驻旅部。
  十月，福建划为十个行政区（后改为七区），以漳浦为第六（后改第五）区督察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部所在地。专员（兼保安司令）朱熙兼漳浦县长。
  第五行政区保安司令部召集所属各县保安队配合157师旅长李崇纲所部加紧围攻革命队伍。
  朱熙倡导疏浚傅公河，修整文物，编修县志，建设中山公园，整顿学校，举办儿童健康比赛及高小学生国语演说竞赛，举办集团结婚，并举行专区运动会于漳浦。
  省立大南坂农场创办。
  漳浦县立绥安中学改为漳浦县立初级中学。
  民国二十四年（1935）农历乙亥
  五月，红三团由团长张长水指挥攻打赤楼，毙伤敌四五十人。
  十月，在漳浦县城附近的溪南乡（包括下布）农民武装千余人自动起来反对七十五师的烧掠奸淫罪行，坚决抵抗157师两个营的侵扰。
  漳浦县立初级中学改为园艺职业学校，陈达元（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为校长。
  民国二十五年（1336）农历丙子
  四月，红三团三连由张长水带队配合义勇军攻打水磨、寨仔、苦竹、水尾、石椅等地，没收土豪财产分给贫雇民，建立灶山游击根据地。七月、进入赤岭消灭土匪武装。
  十月，157师增强兵力进攻革命根据地。而红三团采取灵活战术，在后井、院前、诗坎，黄埔等游击根据地开展工作。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与157师订立“六·廿六”协定。但由于何鸣、吴金的错误，造成“漳浦事变”。（详见本辑《“漳浦事变”前后》一文）。
  漳浦县立园艺职业学校停办，校舍沦为军营。
  华侨杨纯美在佛昙创办漳浦私立纯美中学。址在今漳浦二中处。首任校长李克柔。
  民国二十六年（1937）农历丁丑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国民党政府恐怕日军机械化部队进攻，在接近沿海地区破坏公路。本县龙诏干线的钢筋水泥桥梁全部炸毁；旧镇通佛昙及县城通象牙间线的木质桥梁也拆毁。并派民工沿各条公路开了很多大堀。又征集很多民船载石头到旧镇港外凿沉，称为封锁线。工厂（都是私营）的机械被迫令迁往靠近龙岩的水潮搁置，后失踪。本县仅有的工业——米厂和唯一的县城电灯公司从此停办。
  实行保甲制度。县政府开始征兵，设兵役主任专司其事（后并入军事科）群众称兵役主任为活阎罗。
  国民党政府以“法币”回收银元。民间禁用银元。
  中共漳浦县委以溪南、下楼、下布等基点乡为根据地，展开抗日工作。
  县长吕思义，渐江人，八月到任。各乡镇实行训练壮丁，办战时民校，宣传抗日工作。
  民国二十七年（1938）农历戊寅
  国民党的县长吕思义派保安中队长吴玉如到下楼逮捕在中共统战政策感召下协助办理“一元献机”运动的原国民党绥安镇联保主任郑士成，以原已作撤职处理结案的贪污罪加上“招摇撞骗”罪判郑死刑，立即执行。
  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商会理事长陈则蔡创办“漳浦日报”，陈冷（如水）主编。（后改名“漳报”，由曹起凡主编。）
  四月廿五日，日机八架空袭县城，投弹十多枚。警报发出时，基督教会执事蔡发样以为日本不敢得罪英国（当时还未酿成世界大战），在教会办的逢源小学三层楼屋顶升起大英国国旗。结果，逢源小学及教会的“姑娘楼”、“医生楼”都被炸，蔡发祥与源梁医院职员许振声被炸毙。蔡恢住宅被炸毁，蔡恢与母子妻女五人遭难，血肉横飞。
  廿九日，日机三架空袭县城，县前街中燃烧弹烧毁楼屋四座。附近市民李灰、许和尚、李祥、陈建等十三人被炸死。西街驿内庙地方也被炸毁民房四座。
  九月六日，日机二架，炸毁打锡巷李家楼房及祠堂三座。万年春巷王家民房被炸毁四座，死一人。
  九月七日，日机二架，炸毁北街黄志昌民房六间。
  民国二十八年（1939）农历已卯
  三月廿五日，日机两架在东门外荒地扫射，投弹数枚。
  八月间，敌机两架，在县政府及孔子庙空地投弹多枚。
  八月廿九日，敌机二架空袭旧镇渡船头，美孚及宝成两商行被炸，倒房四座，死伤十多人。
  九月，日机三架炸佛昙，毁店铺及民房四座，死伤三人。
  十月，日机一架在赤湖前张低飞扫射，打死猪母一只。
  原警佐冯德继吕思义升任县长。派警察于一月间由叛徒蔡国等带领包围虎空岩中共漳浦县委机关。在战斗中，闽粤边区特委委员吴庭坚牺牲，县委书记张太西及交通员蔡火弹尽被捕。
  民国二十九年（1940）农历庚辰
  程超凡继冯德任县长，月余后由汪冰接任。
  军训总队改为国民兵团，训练壮丁后备队，汀漳师管区派官兵到漳浦接新兵，将壮丁囚禁在兴教寺，百般虐待，壮丁暴动逃走，被开枪打死十多人。
  民国三十年（1941）农历辛巳
  通货膨胀，福建省银行发行五角辅币券被人折成两半作为一分钱使用。
  县立初级中学复办，陈则蔡为校长。
  黄明日，广东文昌人，继任县长。自1941年接任至1944年。
  县政府增设粮政科。成立田赋管理外，改田赋代金为征实。
  扩大联保为乡（镇），裁撤区署。全县划为三十（后并为十五）乡（镇）。利用祠堂设立“新兵招待所”，作为拘禁壮丁的营垒，群众称为“新兵凌治所”（凌治即虐待之意）。
  民国三十一年（1942）农历壬午
  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许元瑜创办“漳浦民报”（后改名南潮报、漳报）。
  食糖专卖局在本县设办事处。所谓食糖专卖，其实只是课征重税。
  民国三十二年（1943）农历癸未
  陷漳浦狱中的张太西、蔡火二烈士就义。
  潮汕日军占领区难民纷纷经云霄逃入本县，带来霍乱蔓延，死亡数千人。
  县临时参议会成立，陈志谋为议长，陈则蔡为副议长。
  福建省沿海各县设立“鱼市场”，漳浦各圩场都有人专司对海产品收捐。
  民国三十三年（1944）农历甲辛
  县长黄明日因舞弊大量粮食，受省府撤职查办。县长由孙尧云（福州人，七月到任）继任。后因不容于复兴派的地方势力而离任。
  民国三十四年（1945）农历乙酉
  龙溪师范学校在漳浦设分校，叶士俭为主任。后改办道周高级中学，丘寅宾为校长。
  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漳浦成立团筹备处，千事长杨拔萃。
  县参议会正式成立，陈志谋他就，杨拔萃为议长，陈则蔡为副议长。
  在美军海空封锁下，厦门日军给养困难。大佐德本光信率一个联队的残部在海澄白坑登陆，流窜漳浦、云霄、诏安等县，逃入潮汕日占区。国民党七十五师一个团，中美合作所华安训练班一个团，尾随其后，名为追击。沿途人民受双重骚拢劫掠。只有从长汀机场起飞的美国飞机一架在日军经过盘陀岭时曾予轰炸扫射，死伤日兵十多人。
  九月，县长何永德（浙江人）到任。
  民国三十五年（1946）农历丙戌
  郑有泰继何永德任县长。
  大旱。“十全善会”发动“乞雨“，无效。米价大涨，沿海饥民多采“胶巅”（一种海滩矮树）籽为食，腹胀致死者时有所闻。
  国民党党团合并，三青团团员改为党员，分团干事长陈秀夔改任副书记长。
  陈秀夔办青年报，党团合并后改名绥声报。
  县银行成立，杨拔萃为董事长，林占雄为经理。
  在国民党中央粮食部任委员的本县人郭嵩（祖柴）以驻闽专员身份回乡。目睹军警“吃平价”欺虐百姓，将情况反映于县长郑有泰，郑有泰乃将米谷出口捐移作军警副食差价补给，禁止吃平价。但补给是有限量的，吃平价则无穷，警察人员对这一规定不满，警察局股长林宝成藉端滋事，毒殴谢屠户。经处理由警察局长张怀三当众道歉。县长郑有泰向群众报告处理经过时，由副议长陈则蔡翻译，警察迁怒陈则蔡，扭他到市场向警察当众道歉。事情闹到县政府，伪党、团、参议会头子及郭祖柴与张怀三齐集县政府讨论此事。警察包围县政府，要挟不得惩办张怀三。引起市民抗议，商民罢市、学生罢课，一时满城风雨。乃由郭祖柴提议召集乡丁入城维持秩序，责令张怀三命警察解除武装，并报省将张怀三及肇事警官撤职查办。遗局长缺由翁化清暂代。
  民国三十六年（1947）农历丁亥
  国民党地方派系斗争剧烈，基层大闹“选灾”，械斗中流血事件时有发生。陈秀夔为其政敌陈思明派其弟陈思聪在夜间攀楼暗杀，误中其妻邵惠君，一弹毙命。
  赤岭蓝兆熊率二十多人投奔靖和浦边区红军游击队后，于八月间回赤岭活动，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
  军统外围的公开组织“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在漳浦筹备成立分会，陈思明为筹备专员。（翌年因未获准登记取消）。
  县“戡乱建国委员会”成立，负责筹集保安队的经费，县长为主任委员，伪党团参议会首长为委员。
  通货膨胀恶性发展，“法币”、“关金”没人要，“金圆券”也失去价值，市上以米或黄金交易物品，一些有信用的商人发“金票”让市上流通。后来市上通用银元、铜板（铜镭）。
  漳浦地籍混乱，是由地籍人员于勒索不遂时舞弊加入以负担造成的，以至本县田赋由原底十九万赋元浮增至廿五万赋元。1946年国民党政府粮食部委员，漳浦人郭祖柴派为驻闽专员后，发现这一问题，据理力争，后由粮食部令省田赋处派陈阳山回浦整理地籍，至1947年才批准减征五万赋元。
  民国三十七年（1948）农历戊子
  县长卢德明（永定人）七月到差，九月由黄清淮（龙溪人）接任。
  国民党在总崩溃前夕垂死挣扎，调来省保安团一个团（团长胡季宽）进剿蓝兆熊。蓝兆熊动摇初志，暗中与保安团勾结，准备投降。中共靖和浦边区组织发现问题，命蓝将队伍开到根据地集中，蓝兆熊拒绝调动。他的队伍在脱离共产党的领导后，处境困难，队员纷纷脱离队伍，残部只剩三十多人。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退守长江，蒋介石“下野”，推出李宗仁代总统与共产党谈判。至此，“戡乱”一词已不能用，县“戡乱委员会”改名“自卫委员会”。
  民国三十八年（1949）己丑
  二月，蓝兆熊残部被保安团朱连长一百多人包围于赤岭红狮坑（今扬美水库底）破庙中，蓝兆熊击毙主张突围的副大队长蓝西方，命队员投降。降敌后队员三十一人全部被杀，兆熊本人也不受赦免，其原因据说是保安团军官要夺取蓝兆熊身边的一大笔黄金，所以不论其配合有功，一概以罪俘处决。
  九月，漳浦临近解放，刘汝明兵团未战而逃往东山。
  县长黄清淮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急忙辞职，奔逃赤湖至南境下海，准备往投香港。
  翁猪母的长子翁化清任闽西南反共救国军梁山纵队指挥官，并于县城解放前三天的九月廿一日接任漳浦县长，准备潜伏反共。漳浦解放前夕，率保安队逃出县城。
  九月廿三日，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省参议员柯汉扬与漳浦县警察局长李松辉率全体官警百余人起义，按照与在游击根据地的中共漳浦县委所约定，集中溪南村，与游击队相呼应，迎接和平解放。并召集各界人士组织“地方维护委员会”，以郭祖柴为主任委员，在县商会办理支援解放军等事宜。
  九月廿三日，闽粤赣边区纵队一个支队在副支队吴扬率领下，靖和浦边区的游击队及漳浦工作团在县委书记柯永麟率领下，分别进入漳浦县城会师，人民夹道欢迎，漳浦解放。
  廿六日，国民党县警察局的官警集中到兴教广场举行起义投城大会，缴交武器。
  两天后，南下千部到达，新的中共漳浦县委会成立，书记吴越飞；县人民政府成立，县长柯永麟，公安局长马振兴。从此人民当家作主，重见天日。
  漳浦事变前后
  集体整理
  1937年西安事变，国民党被迫同意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执行党中央“对内和平，一致抗日”的主张。停止没收地主田地，改变敌对状态。于四月至六月与驻闽南的广东军157师进行多次谈判，订立“六、廿六”政治协定，发表“告闽南同胞书”号召人民团结抗日，决定将中国人民红军闽南抗日总队（辖一、三两支队，原名中国人民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简称红三团）及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为谈判的事，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书记黄会聪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病逝于上海，何鸣代理书记。在谈判期间的五月间，何鸣在平和白沙中埋伏被捕。放回后，擅自改变特委规定，接受157师的谈判条件。第一支队政委兼支队长吴金未经特委同意，私自与驻漳157师进行谈判。
  特委围绕着抗日合作，我武装部队向哪里集中的问题，于六月下旬在高坑召开区、连以上千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开了将近十天，展开激烈的争论。对何鸣、吴金的错误提出严肃批评，撤消了何鸣代理特委书记职务，由张敏任代理书记。撤消吴金支队政委职务（仍任支队长）。但错误地仍让何鸣继续掌握管武装部队。对队伍应该向哪里集中一事，派尹林平到香港向南委（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请示。
  七月四日，在未接到南委指示的情况下，何鸣将队伍开往小溪受157师点编，途中，遇上尹林平与南委的代表（宣传部长）姚铎带回南委的指示，要部队警惕，不要开离根据地到平原去，何鸣拒不执行。
  对于把队伍开离根据地这事，曾受到许多地方领导同志的反对。在漳浦白区工作的彭德清也多次把从敌人那里搞到的情报及时通知何鸣等人，但何鸣无视其他同志的意见。于七月十一日按照157师的命令，将队伍开赴漳浦县城，于十三日集中驻在孔子庙，落入敌人包围之中。
  七月十六日，157师驻漳浦旅长李崇纲以点名发饷为名，通知何鸣将队伍开到体育场集中。上午八时，当我军进入场地后，敌方即迅速把轻重机枪布置在四周，以十六个连的兵力将体育场团团围住。踞于西北方向旧城墙上的机关枪阵地可以居高临下。
  很多红军指战员发现上当，要何鸣打出去。何鸣不准打，要和157师谈判解决。因为谈判拖延时间，更有利于157师对体育场的包围部署。双方坚持到十点多钟，何鸣与157师谈判无效，乃下令放下武器。就这样，在闽南坚持了长期斗争的我武装主力部队近千人被敌人不发一枪全部缴械。
  事变发生后，赤手空拳的队伍仍驻孔子庙，大家伤心痛哭。主要千部连忙讨论如何挽救这支人民武装力量的善后事宜，决定一面由尹林平经厦门去香港报告南委，请求党中央出面交涉把枪支搞回来，一面让指战员们回根据地。当午，尹林平动身，指战员们也开始陆续逃出。至十六晚，共有一百多人按计划分批先后到达约定地点下楼乡清泉岩集中，由特委何浚、朱曼平等领导整编，仍称红三团，由卢胜、王胜指挥，分五个小队赴原来地区，取出保存在山洞里的枪支和银元，与地方工作人员配合重新组织队伍，开展武装斗争。
  尹林平到达香港后，八路军办事处已在香港设立。尹林平向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汇报情况，要求党中央出面。后来由张云逸出面责问广东军总司令余汉谋，余汉谋拿电报出来，原来是蒋介石的命令。
  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于七月十八日发表声明，闽粤赣边区省委于十月廿六日发表宣言，强烈遣责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漳浦事件的罪行，要求立即恢复闽南红军以及归还被缴的武器，释放被俘人员。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联名致国民党福建政府主席陈仪，强烈抗议，痛斥敌人破坏团结抗日的罪行。九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由谭震林带红九团一个排到闽南，和闽南抗日义勇军配合作战，并指挥工作，改变以前的打土豪斗争为向地主派款作抗日经费，深入发动群众，扩大队伍，原有红三团老战士归回二百多人。又加入许多新战士。到1937年十二月，部队已扩大到三百多人。1938年一月，在平和坂仔、圳心进行整编，编为三个连，成立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一营，卢胜任团长。原来在漳浦事变时被缴的枪支经交涉归还支队。圳心整编时，漳州芗潮剧社一百多人到圳心慰问，其中有七十多人参加新四军，改变了部队文化水平低的状况。这些知识青年有的担任秘书工作，大部份在宣传队，以后一部份人到延安学习、一部份人调新四军军部工作。
  1938年2月14日，这支队伍由小溪出发，到龙岩白土集中，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漳浦县警察局起义纪实
  李松辉
  一九四九年秋，平津、淮海、渡江战役以后，全国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败局已定。当时，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给我以莫大启发；当战事发展到福建，陈言廉副师长起义，为人民解放军所重用，作为一个警察局长，何去何从？我不能再犹豫，毅然选择弃暗投明的道路。
  当时，国民党的福建省参议员、驻会委员，兼漳浦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由省回来，与我谈论形势和出路，意见与我完全一致，决定共同行动，就派人深入内山，秘密与当时在靖和浦边区坚持游击的漳浦县共产党负责人柯永麟取得联系。经过多次接洽，乃约定由柯汉扬和共产党代表罗春在某地举行会谈。会谈结果，决定由我率领鳌察局武装相机起义。
  当时漳浦县的地方反动武装，主要有县自卫队三个中队五百人，和我警察局二百人。而共产党柯永麟游击队的力量差不多等于警察一个便衣队。县自卫队掌握在县长手中，他肯定不会和我们一条心，不会跟我们起义，甚至是阻力。同时，由淮海战役退下来的刘汝明兵团云集漳属一带，在漳浦有两团以上兵力，单纯依靠我警察局和当地游击队来解放漳浦力量是比较薄弱的。因此，决定待有利时机，内外配合，一举成事，以避免损失。
  就是警察局的人事也必须加强掌握，以便于采取必要的步骤和措施，为相机起义作好准备。当时，国民党的县长黄清淮急要辞职以便外逃，要推荐参议会议长杨拔萃、副议长陈则蔡、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三青团千事长陈秀夔和我等人当中征询一人来接替县长，以便电省请示。大家认为大事已去，没有“县长瘾”。刚好，翁化清从漳州厦门回来，他已由东南反共救国军闽西南司令王盛传委任为“反共救国军梁山纵队指挥官”（是个空衔）。大家推荐他来当县长，他满有“县长瘾”。黄清淮和各界联合电荐，翁化清即赴漳、厦活动，（那时福州已经解放，国民党的省政府移在厦门）。伪省府准黄清淮辞职，委翁化清为县长。翁化清九月二十一日接任县长后，委马振南为主任秘书。当天下午，翁县长作东道主，宴请各界人士及各主管人员，我也应邀赴宴。翁县长神气十足，叫嚣要实行全民反共军事化，要扩大反共救国军组织，有美援的支持，要保卫漳浦，誓与共军干到底，要在梁山、灶山打游击，配合反攻等语，极尽吹擂。大家举杯，预祝“县座马到成功”。那知佳肴美味刚出三盘，酒过三巡，卫兵突来报告“红军入城”。贵宾惊惶失措，纷纷逃散，席上只剩我和翁县长二人，事后查明，并无红军入城之事，是一场虚惊。
  当天下午，街道上出现自卫官兵胸前挂着反共救国军“维新”黄色符号，招摇过市，反共气焰嚣张。同时，翁县长派人送二百张“维新”符号到警察局，嘱我局官警一律佩挂。我以“警察局是国家正规编制机关，有正规经费开支，警官、警长、警士都有规定的肩章、领章、徽号，不能挂反共救国军“维新”符号，婉言拒绝之。
  翁县长告诉我说他是县长兼反共救国军指挥官，计划将自卫队、警察局一律编为反共救国军，警察局长兼为副指挥官，县政府主任秘书马振南兼反共救国军参谋长。将来人数扩充到一个师的编制时，翁县长他当师长，给我当副师长。给马振南当师参谋长。我心里好笑，国民党尸体快进棺材了，翁化清还在白天做师长梦。
  刘汝明兵团早已领略过解放军的威力，解放军大军未到，整个兵团已先往东山岛。二十二日夜，翁化清接到官浔电话，报告山上发现红军便衣活动。他来我家商量部署城防任务，商定成立城防指挥部，他兼指挥，我兼副指挥。分配自卫队防守城防东北，警察局防守城防西南，县长有机动的自卫队，有情况电话联络。翁县长还规定夜晚口号“大埔”，特别口令“军警配合”，当晚宣布戒严。一一按福建省保安司令电令：“县长与警察局长守土有责，应与城防共存亡，没有上级命令不准擅离职守”。
  我为了执行与共方谈妥的起义方案，乘军警划分防务，调动兵力的有利时机，决定立即起义，命令行政警察、刑事警察、保安警察所有官警紧急集合，宣布急行军。我讲话后，当场选拔警士李广博破格升任城厢本驻所巡官，抽出警长警士十余名，便衣一组，负责保卫县城秩序。我即率领官警开到溪南村住扎下来。并在溪南村布置岗哨，加强戒备，与翁化清的反共武装对峙。
  当我单独军事行动，暴露了“背叛”行为后，我以为翁化清会派自卫队来追击。但翁化清反而害怕我配合解放军去包围他。他于二十三晨就率自卫队撤出县城，向鹿溪、后港方面退却。翁化清九月二十一接县印，九月二十三日逃走。群众讥笑他“当三天县长”，可以说，国民党在漳浦的反动统治就在九月二十三日宣告结束了。
  二十三日上午，翁化清写信派人到溪南，要请柯汉扬和我到鹿溪桥商议要事，我不理他。汉扬在原信上批复：“请县座驾临溪南视察防务”。他一向为人幽默，富有风趣，当时还开玩笑地写：“李局长：有555香烟60罐，还有美酒，请驾来溪南”。其实，双方面子揭破了，两军对立，各怀戒心，他不敢来，我俩也不去。翁化清莫奈我何，只得率队溜走了。
  当天下午二时，我与柯汉扬在溪南山顶广场集合官警讲话，庄严宣布起义，即时与反动派决裂。我表示打消前往香港计划，拿出自己的白银三百元，柯汉扬也拿出白银八十元发给官警为起义奖金，勉励官警同心同德，服从命令听指挥。柯汉扬接着讲话。讲话后，当场发给警官每人白银四元，警长、班长、警士、队兵、夫役每人二元，并杀一头大猪为大家添菜。会后，大家情绪安定，表示愿与我进退。人们称呼这次行动为“溪南起义”。
  二十四日，我约束官警在溪南村待命。一面命令巡官李广博负责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保护县城秩序，听候接收。李广博当了三天巡官，胜利完成我交代的任务，做到消除散兵游勇的干扰破坏，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的完整，保护银行、粮食不受损失，保护电讯畅通，保护工厂、商店不受骚扰，保护居民住户安全。市场贸易正常，县城地方治安良好。
  九月二十五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建阳”部队及闽粤赣边区纵队闽南支队和中共漳浦县委领导的工作团与武装人员分别由部队首长丛德滋、副支队长吴扬、县长柯永麟率领进入县城，受到各界群众代表的热烈欢迎。街道上到处张贴标语，鞭炮齐鸣，热气腾腾。24日下午我们进城时，群众夹道欢迎时，我们警察服装整齐，照常站岗巡逻。随即在兴教广场举行“庆祝漳浦县和平解放大会”，柯永麟、吴扬等人讲话，徐晓峰也代表各界讲话。这次群众大会宣布漳浦县和平解放了，从此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民心极为振奋。
  25日下午，我与柯汉扬到原参议会礼堂晋谒人民解放军“建阳”部队首长，蒙首长丛德滋亲切接见，对我们的行动表示称赞。他指示我们明天下午二时在前面广场（即兴教操场）举行起义投诚大会，嘱造官警名册（全部192名）和武器弹药清册。翌日下午，我率领全局人枪在兴教广场举行起义投诚大会。首长检阅讲话后，我们献交了武器弹药。全体官警由原督察长吴介甫带回警察局集中，听候新公安局成立后处理。两天后，南下干部到达，成立中共漳浦县委员会，县委书记吴越飞，成立漳浦县人民政府，县长柯永麟、副县长侯东明，漳浦县公安局局长马振兴。公安局长马振兴、股长陈启祥接受我办理移交。
  我办移交后，马局长在高夫子祠办学习班，我们官警参加学习，柯汉扬和我也参加学习，由局长马振兴、股长陈启样讲课，一星期结束，除陈海棠，胡希盛、何福如等十余名留用外，其余发给大米旅费遣散回家。
  在中共中央1979年6号文件“落实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贯彻执行下，这一事件已蒙中共漳浦县委“落起办”进行调查、对证、落实，批准为集体起义在案。所有起义人员在历次运动中受到不当处理的，已经有关方面予以复查适当处理，家属子女受到株连的，也得到消除影响。
  今后，我们起义人员自当端正自己，努力学习，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把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前途和祖国的前途联系在一起，调动自己和子女的积极因素，在党、政领导下，尽力所能及，为四化建设，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白扇会”起义见闻
  李序宾
  手执白扇会梁山抗清反帝风云涌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虽在八国联军的进攻下失败，但饱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与清王朝封建统治双重压迫的漳浦人民却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继起暴发反清仇教灭洋的斗争。群众纷纷加入“天地会”，设馆练“仙拳”，人称为“仙拳会”，因举事时会徒以手执白扇为记，所以也被称为“白扇会”，其起义事件俗称“仙仔反”。
  漳浦县的白扇会据说是由广东澄海县传来的，首领蔡禧，是霞昙乡的农民。他最初与云霄东坑村人方凤鸣在梁山北旗白泉洞设立天地会练仙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3）到霞美、上黄、眉田、巷内等村招致农民开设拳馆练习仙拳，宣称梁山石上浮字曰：“人民有灾，练习仙拳，可以修善赐福”。时有眉田村民张婴、陈通等为首设馆广招会众。由蔡禧任教练，其练法：以符纸贴在头上，手执画有符字的白纸扇，以符水沾口，少顷手舞脚跳，叫做“练仙拳”，唱无字歌曲，叫做“念仙书”。入会后统称兄弟人。
  洋人传教欺压良民人心怨恨聚会复仇
  自清光绪中叶以后，洋人来漳浦传教的有两种：一种是英国人办的基督教；一种是法国人办的天主教，在很多地方设置教堂。凡是入会的教徒，就不参加迎神赛会，不负担民间械斗的人力和财力，教徒与群众争端，就有牧师、神父（洋人）替他们作主，从中作梗，武断乡曲，动辄见官，要挟袒护，或致函官府代教徒说话，名曰“行小书”，因而一些教徒横行无惮，挟官虐民，习为常事，民怨沸腾，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4），蔡禧自春至夏，分赴各乡广招农民入会，设馆练习仙拳，成为一支生力军。鹿溪桥农民胡猴智，鸟石乡农民林陕世、林变化等，也都招致乡人设馆练拳，为该村首领。溪南中营、盘陀官陂、以及梅林、霞县等乡村和县城、杜浔等市镇也都先后有仙拳馆的组设。农民入会日众，声势浩大。当时甘霖村的天主教神父支持教徒横行乡里，肆无忌惮，群众仇恨。蔡禧就在甘霖村及其附近的梧田、梅宅、秦溪等村广招平时被教会欺压的群众入会练拳。1904年秋，会众发展到千余人。甚至发展到云霄、诏安、平和各邻县。蔡禧认为时机成熟，便令各处会众每人各制白衫裤一套，自备夹板短刀一把，白纸扇一支，多绘符纸，身负白包袱、定期到梁山白泉洞聚会，名曰“接剑”。到会会众群推方齐为大头人，称齐王。蔡禧为盟主。订立宗旨：（一）排教灭洋；（二）反清复明；（三）惩办贪官污吏；（四）团结群众；（五）筹备军需；（六）收复台湾。他们既以抗清反帝灭洋为号召，远近群众来归者风起云涌，声威大震。尸位的县官景福已经交卸县事，接任的新官卢元璋到任甫经数日，他是寒儒出身，闻知讯息，便邀请城守左营游击张忠顺筹备防御事宜。奈游击张忠顺平日虚兵匿饷，讯防亦皆捐纳虚衔、买缺顶替的。驻防秦溪社后原有防营，驻湘军一营（五百名），适因奉裁，城关兵力单薄，知县身边只有一个哨官（千总）张自声，楚勇二十名，配备镗枪二十支，莫可用命，只得据情呈报上方救急。
  反抗天主教会压迫仙拳大闹甘霖圩
  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节正月十一日，梧田村的仙拳会员陈昆、陈顺玉两人到甘霖圩练仙拳，有向天主教徒挑衅的用意。天主教徒斥为妖孽，进行阻止，拳徒不听，互相口角。天主教徒纠来教众，将陈昆、陈顺玉逮捕，拘禁天主教教堂内。甘霖村的拳友向教堂理会，得不到释放。遂到眉田报告蔡禧，纠合众兄弟，大兴问罪之师。鹿溪桥仙拳头目胡猴智闻讯也带领一支会众赶到。天主教的法国神父余纳爵见势不敌，急令华教士赵赞卿闭门避锋。众拳友围攻教堂。地保赵岳恐生祸变，赴县禀报。县知事卢元璋于十二早率带衙役亲临甘霖村，欲行押放弹压。而仙拳会群众已激起难以平息的怒潮，在大闹教堂、救出被捕的会友后，纠众奔袭县城。
  占领城池抗清官拳打洋人毁教堂
  仙拳会会众既攻入县城，盘踞文庙为营垒。乃以蔡禧为首，林陕世为军师，胡猴智为将军，图谋举事。蔡禧、胡猴智先率领数十名教友从西街直上新路尾，向基督教教堂进攻，牧师吴封俊（泉州人）出为论理。他们转至西街龙亭巷底天主教徒林其水大厝中搜索天主教华教士许义诚，许已闻风先逃往漳州，故无所获。
  县知事卢元璋由甘霖回到县城时，仙拳会已愈聚愈众，有一千多人。卢知事只好到文庙劝令他们出城，为蔡禧所拒绝，欲用武力解决，无奈左营张忠顺往漳州未回，右堂典史（俗称四老）程起灏是贪生怕死之辈，一筹莫展。身边只有一个哨官张自声，楚勇二十名，其余皂伕马快三班差役（本地人）都是鸦片烟鬼，汛官又是捐纳虚衔买代的腐货，兵力单薄，不堪用命。好在东山参将彭保清还在白沙乡，遂修书派差漏夜驰往白沙，请其拔队来城弹压，彭参将于十三日早天甫明率兵到达县城。那时仙拳会会众已从北街直上新路尾，将英人所设的医馆放火烧毁。有的人乘火打劫，攻入教堂、洋楼，搬取物件。当时住在洋楼的英国人只有两个，为邻近居民蔡水寿隐匿家中。一时满城风声鹤唳，卢知事怕得屎滚尿流，欲自杀，为长班林丁巳挽救。
  仙拳会中计失败会徒遭受杀戳
  卢知事与彭参将商议办法，彭主张剿办，但仙拳会徒众聚在一起，人多势盛，必须分散其兵力，方可成功。商议既定，由卢知事到文庙向仙拳会商议，请他们分兵驻扎东西南北四城楼，以保地方。仙拳会不知是计，乃同意照办。十三日下午，卢知事同彭参将派哨官带领兵勇五六十名，各执后膛枪，前往文庙剿办。击伤会众十多人，所有会众纷纷从东门逃走，被抓获十三人，当夜由卢知事讯供。除留头目张婴一名再行审讯外，其余于十四早提出在仪门下（今通府路柯家紫气楼前）砍头示众。十七日又将张婴屠杀。
  起义已被镇压下去，才来一个大军压境。漳州镇台马金叙派卫学宽率福毅营兵二百名，省会派统领范庆升率常军一营（500名）并带有大炮二尊，厦门提督亦派张武友带水师兵200名，先后到县会剿。
  蔡禧逃避眉田村，被白石乡人诱捕，卢知县派传号蔡则成提解到县讯供。报经道台李毓森批示，将蔡禧解漳州，由知府陈嘉言详加审讯。讯词涉及云霄方齐、陈仓白，当即饬令云霄厅拘捕。怎奈方齐在梁山踞险为王，山高皇帝远，奈何他不得，只拘获陈仓白一家男女六、七人，及仙拳教师钱进机一并押解漳州府。一干人犯一并在漳处决。总计这个起义事件被杀的一共二十多人。有的会徒逃亡“过番”。
  事后，媚外的县知事卢元璋与洋教士谈判，把十八万银元的巨额赔款分摊在漳浦人民头上。派朱映青为总办，警察队长达明亚（满人）为助办，许为霸为督征员，派人分头下乡征收。挨延或欠短的乡民，动辄被扣上“白扇会匪”的帽子，有砍头的危险。因而，卖田、鬻子，破家荡产也顾不得了。征收员乘机勒索，如果发现家中有洋货，不管是事前购置的，一概以赃物或窝家论罪。乡民怕事，只好把好好的物件烧毁灭迹，损失难以统计。在征收和赔款的过程中，梅林乡秀才陈实卿的老母也被征收员击毙，可见一斑。白扇会起义是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压迫出来的。会众凭着一腔出自愤怨的热血；但他们迷信仙拳，迷信白扇和符纸的力量，到头来还是免不了遭到象义和团一样的失败。
  清末漳浦琐记
  李序宾
  “老爹”怕“番仔”，“番仔”怕“百姓”，“百姓”怕“老爹”
  前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岁次庚子，义和团起义，志在排外灭洋，后八国联军陷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出走西安。是时，福建巡抚许应癸联合东南各督抚，奴颜婢膝向帝国主义侵略者表示妥协，高唱“保清护洋”。当时漳浦县主何建忠，左营城守游击张忠顺，奉省、道饬令，强调对各地的洋人教士及教堂一律加以保护，就是在距离县城将近百里的玳瑁山上，英人所建的避暑洋楼，也加派兵役轮流驻守保护。似此怕洋人有甚于老虎，媚外丑态，为人民所不齿。当时儿童有一种游戏，两人对立以手势如猜拳形式：以手掌加额如洋人行礼状称为“番仔”，手势只及于下巴如摸须，称为“老爹”，握拳举于胸前称为“百姓”。“番仔”胜“老爹”，“老爹”胜“百姓”，“百姓”胜“番仔”，以此循环比胜负，输的认罚（如现在“石头、剪刀、布”的猜拳）。可见儿童也知道官僚只会压迫人民，却对洋人奴颜婢膝，而洋人又害怕老百姓的情况。
  卖官鬻爵，生财有道
  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自以国事维艰，需财孔亟，皇上指示，省府州县，大开卖官之门，捐纳官职，以弥补国库的开支，官衔按等级论价，最小的官也要数百两以上。上情下达，急如星火，县主亲自下乡，一方面派员分赴各乡广招生意。因为价钱太高，很少人出得起，所以捐纳者寥寥无几。我知道的，有以下数人：陈敬和，生员（秀才）出身，捐授崇安县学训导；陈名玉，生员出身，捐授安溪县学训导；李梦熊，目兵出身，捐授本县候补把总。县主邬坤将各人所捐纳的银两的一部分中饱，凑为自已捐升官职，因而升任知府，既升官又发财。
  钱可买秀才，文章何用
  福建提督学政檀机奉旨来漳州府取士，名曰“院试”。他认为朝政日非，宦海浮沉，就来乘机发一笔大财，以享天年。主意既定，就以三千六百元换一名秀才，武秀才减半。
  按照分配的定额，漳浦（包括云霄）应录取文秀才二十三名，武秀才十八名。结果那些十载寒窗，文章满腹的穷书生名落孙山，望庠兴叹，金榜荣耀的秀才只有落在十一名富家子弟身上，如杨园、杨提、杨子江、蔡登昙、林善继、王振先、黄启明、杨广南、还有三名系云霄籍。武秀才七名：陈阔、詹梦华、陈云龙、陈辉、张某。另一名云霄籍。由于价钱太高，只卖了一部分，没有全部卖出去。檀学台得了这许多金银，满载而归，从此告老回乡享受富贵。
  中秀才只不过是取得一个县学在籍学生的资格，称为生员，（所以废科举后一进中学便称为“番仔秀才”）。为什么人们要花钱去买？原来各宗族为奖励造就人才，都置有公田供中秀才以上的学子收租，作为学习和生活费用，俗称秀才租，原意只是作为奖学金，却被作为争取过不劳而获生活的目标，难怪有些年老的人还要赴童子试，当一名老秀才了。
  庚子赔款出自人民身上
  八国联军陷京后，清朝与帝国主义者订立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中赔款四百五十兆两，统治阶级就通过各种名堂分担到每个中国人头上。当时清廷下诏，兴办五件捐税，令各府州县迅速办理，那五项捐是：（一）随粮捐，凡属人民完纳地丁钱粮，每一两加捐钱四百元或银元四角；（二）铺捐，凡属城乡市镇出租店屋，每年租税一元抽捐一角；（三）膏牌捐，即鸦片捐；（四）酒捐；（五）坐贾各商店买卖货物（屠宰在内）都要收捐，其征收规则由县按照地方情形拟订办理。当时任县主的白象贤即出示晓谕办理。其随粮捐一项合并粮户内征收。铺捐每年一次造册送核，派员征收。膏牌捐、酒捐两项转包地方绅士。贾捐较复杂，后来落在一些奸商恶棍手中。这些捐税一施行，上下交相争利，贪污舞弊，广大群众莫不叫苦连天。
  漳浦地方绅士的产生和没落
  陈阳山
  甲、历史沿革
  1912年孙中山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所有满清王朝的地方组织也都跟着被推翻了。这些组织原是由科举出身或做过官的文武官员，所谓“缙绅之士”组合而成的，这一种集团的名称，叫做“地方绅士”。到民国以来代之而起的地方集团，由于没有较好名堂，也跟着叫做“地方绅士”，前者叫做旧绅士，后者叫做新绅士罢了。
  当1916—1925年国内军阀大混战时期，漳浦地处闽粤交通要道，占领的军阀时常变动，当每一派军阀占领县城以后，首先要对漳浦人民进行剥削，要柴、要米、要猪肉、要白银又要挑伕，以供军队给养。这种剥削与奴役，是需要地方上有人替他代办的。
  但要叫谁来办呢？满清王朝旧的绅士所学习的是科举文章，纲常礼教，祭祀典礼，官场跪拜，根本就不能办理此事，自然而然地被推翻了。自民国成立以来，所有建立的议事会、自治会、国民党、自由党、共和党、保皇党，由于腐朽无能，在社会上是站不住脚的，是不能满足军阀的需要的。于是代而起之的是一些不限资格学历，凡是在社会上具有实际办事能力与应变才能的，一方面能够替军阀剥削人民，一方面能够替封建地主勾结军阀，不管他是地痞流氓，甚至象“流犯”出身的柯安帮也成为权势显赫的地方绅士。
  新的漳浦地方绅士是由旧的曾经中过满清举人，民国初年当国会议员的杨士鹏做它的接生婆，当它的统领。好象伪党团时代陈达元的统领一样。这样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的地方绅士才得出现在漳浦地方反动的政治舞台上来。
  自然，新旧的结合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最初是由城关绅士蔡扬清授拜在杨士鹏门下，充当省议员。次由粮胥总办陈嘉舜以佛昙分县田赋一千两低额献给杨士鹏承包。最后更由黄宝忠、柯安帮把佛昙区的“田亩捐”给养费及各种苛捐杂税低价交给杨士鹏支配中饱。这一个新旧结合的过程，才告完成。当时的佛昙区是一个特别区域，好象伪党团时代陈达元的“赤湖府漳浦县”一样。
  然而，由于占领漳浦的军阀分成南北两派，因而当时漳浦地方绅士也有不得不分成柯黄两派。黄宝忠依附南军阀，柯安帮依据北军阀。为了承包“田亩捐”及各种苛捐什税，两派竞争非常剧烈。虽然有杨士鹏作为他们的上级统领，也无法制止漳浦地方绅士柯黄之争。正如伪党团时代陈达元无法制止党团之争一样。甚至到了最后连杨士鹏本人也被卷入漩涡，他的长子杨子康不得不在“乡约”时战死于旧镇石柄战场上。
  这种斗争由1922年到1925年达到最高峰。由于有种也要捐无种也要捐的“黄宝忠底”，强迫农民栽种鸦片。柯黄竞包全县田亩捐年达白银五十万元以上，这是一种横征暴敛，是每一旧时代过来的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到了1923年乌石农民抗果树捐暴动，1924年“乡约”军事起义，已经开始向漳浦士绅敲起警钟。到了1926年国共合作，北伐军入闽，柯安帮被捕解漳州公审，当众枪决。从此以后写在漳浦地方反动历史上面的，已经是“党团之争”而不是“绅士之争”了。
  乙、组织形式及内容
  漳浦地方士绅也有他的组织形式及内容，首先指出所谓“漳浦县田亩捐办事处”便是它的统治剥削机构，这一种赤裸裸地以吸取人民的血汗为它唯一标志的组织形式，比较所谓议事会、自治会那种假面具的确干脆得多。
  地方绅士的任务：一方面替军阀剥削人民的血汗，一方面替封建地主、氏族家长勾结军阀。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封建地主要勾结军阀呢？
  原来漳浦社会自一千二百年前陈元光以唐代府兵的制度，带领河南固始各姓的子弟兵五十六姓到闽南来剿平“闽番”，建立了州治，便已打下了氏族社会基础。从此，经过一千多年来历史演变，都是以氏族斗争为中心。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都能源源本本地夸说他们氏族的祖宗，经过怎样奋斗，占领地理风水，建立宗庙与乡村。这种神话式的历史传说正是一部漳浦封建地主氏族斗争的意识反映。从这一点便可证明氏族社会封建统治的根深蒂固了。总而言之，这一种氏族社会才是旧时漳浦社会的真实结构，这些封建地主、氏族家长才是漳浦社会的真实统治者，这是漳浦地方绅士制度产生的社会基础。
  漳浦现存的氏族乡村是一千年来历史斗争的结果。每一个氏族社会的内部自然村落，星棋罗列，仿佛是由人工有意的排布而成的。试举西区象牙庄段林姓的村落为例，在林姓与吴姓之间有一个姓潘的顶楼村，住户不上十几家，如果林姓氏族社会统治者们要消灭他们，老早便被消灭了，但到现在这个潘姓小村还是存在林姓强宗巨族的篱下。这个道理好象帝国主义故意留下瑞士等小国一样，自有他的统治作用存在其间。这说明漳浦封建地主正是利用氏族社会内部矛盾的均势，以造成它巩固的统治基础。
  氏族社会的统治者们可以利用这个矛盾任意放手进行剥削。当时氏族家长任务是代表强宗巨族的利益，把军阀横施过来的压力接引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头上，从中渔利。人民在这封建统治的陷井中只好吞声饮泣任他宰割。
  话说回来，封建地主氏族家长既然对勾结军阀有如此迫切要求，那么只要能够说北洋官话或广东粤语，能够替他们勾结军阀，以镇压他统治下人民的，封建地主便支持他，拥护他，让他当地方绅土，于是漳浦地方绅士有了封建地主氏族家长做他的社会基础，它的组织便充实、严密、牢固起来了。
  首先说，它为承包捐税划分基层区域，在县之下设区，区之下分段，段之下分姓，值得注意的是它把它的基层单位置在姓氏上面，这便证明漳浦地方绅士制度是建筑在氏族社会统治的基础上，证明封建地主氏族家长可以任意剥削人民，地方绅士也可以自由宰割鱼肉人民了。
  “田亩捐办事处”的组织内容是根据区域划分配置人事。县有县的总办，段有段的总办，姓有姓的总办。总办之下，各有助手，以至助手的助手，层层控制，它的组织很严密。
  漳浦地方绅士制度的组织以公开剥削人民血汗为唯一标志，不假任何伪装。它以承包捐税而划分的基层区域是最有条理、切合实际、便利统治的。
  丙、人物简介
  漳浦地方绅士起初是依靠军阀勒派捐税，进行野蛮的掠夺和剥削。北区王正宽一方面勾结贪官污吏，武断乡曲：一方面饲养爪牙，公开在横口溪白昼抢劫，至今漳浦还有“横口抢人”的谚语。中区霞昙蔡和私设刑具，用脚镣手铐刑罚贫苦农民，绰号叫做“王爷和”。杜浔洪嘉植霸占农民的房屋妻子以抵田租，人称为“鹅鸡翅（植）”。这些都是封建地主的典型人物。
  但那时候已经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资本主义的毒素已经渗入我国社会兴波作浪。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已经带有相当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外东区湖西黄玉仙（即黄朗轩）承袭他祖上黄性震（黄布政）的遗产，加上其父亲在南洋带回巨资，成为全县四大地主之一。旧镇陈朝熙以旧镇“五行”首领振成行老板陈匏来的胞弟出面充任漳浦县商会长，他已经是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两栖人物了。
  地主与恶霸、族长与官僚、土豪与劣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同为封建社会的代表。
  漳浦地方绅士一出世便由胎里带来一种永不安静的先天性格。换句话说，他们是依靠生事、闹事吃饭的。如果天下太平无事，他们的饭碗便被打破了。再换句话说，“祸不大功不深”，如梅林陈糖丸与石榴坂许基为了维持他们手下爪牙的生活，故意扩大氏族矛盾纠纷，掀起陈许两姓家族械斗十余年，损失人民性命财产无数万。柯派绅士蔡友堂一手泡制“溪东案”，教唆溪东地主打官司，借以报答他多年贡献礼物的人情，甚至直到国民党时代，笔者到旧镇桥头四社清丈土地，有一个桥头家长十分可恶，迫得笔者忍无可忍，要把他解县处理。后来听说：该村规例凡是家长被打一下，要贴白银一元，被绑一次，要贴银四元。象这样无事生事，小事闹大事，唯恐天下不乱的坏家伙，难道不应该把它揭发出来吗？让下一代青年认识他们丑恶的面目吧。
  现在我只把较有代表性头子，当过全县总办或全族家长的人物列举出来。县以下的族长及比较一般的人物概行从略。
  （一）柯安帮派
  （1）柯安邦，字定侯，土名柯红番，住城关东街，流犯（劳改犯）出身，目不识丁，性情豪爽，会说一口流利的北京官话，依附北洋军阀的势力，敢作敢为。当其得势时，人们仅称“东街”或“定侯”而不敢叫他的名。当1924年“乡约”失败时，军阀张毅大肄烧屋，凡持有柯安邦盖上私章的名片张贴门首，则可免除焚屋的惨祸。此种名片，好象符札一样，每张价一千元以上，被当作钞票在市上流通行使，可见横行的一斑了。当1923年乌石农民抗果树捐暴动时，柯安邦在东街的“箴园旧家”及县前的金谷银行均被焚毁。1926年北伐军入闽，柯的后台老板北洋军阀被赶走，柯被逮捕漳州公审处决。
  （2）蓝长江，字子扬，湖西和坑人，福州法政学院毕业。1922年充当漳浦县长。他与石码皇帝蓝番薯、蓝步青父子有密切关系。依附北洋军阀张毅的势力。1924年“乡约”战争中，他领导湖西蓝姓不参加乡约。1926年北伐军入闽，他逃往南洋荷属爪哇。1933年回国任漳州财政专员。抗战胜利后任厦门救济院院长。
  （二）黄宝忠派
  （1）黄宝忠，字鲠臣，城关人，小学毕业，能诗能文，诡计多端。1923年以白银五十万元向北洋军阀张毅承包漳浦鸦片捐，规定“种也捐，不种也捐”，造成“万恶的黄宝忠底”。1924年与柯安邦竞包失败，愤而组织“乡约”，鼓动农民抗捐抗税。乡约军事失败后，木屐街楼屋被烧毁，乃逃往广东参加孙中山革命，1926年国共合作，北阀军入闽，始随军回漳浦。由于他少年时期风流过度，染下一身梅毒，以致死亡。
  （2）蔡寅官，字次恭，又名蔡寅，住城关东街。1924年乡约军攻入县城时任漳浦县长，1936年病死。
  （3）施昌国，字子伯，又字少岐，住绥北，历办田赋给养、民伕多年，当1923年粤军于纵兵洗劫云霄县城后，进而洗劫漳浦县城时，施昌国出面派柴、米，维持地方秩序，甚至遭受殴打，受伤吐血。1926年病死。子施孙谟。助手蔡玉年历任西区粮胥总办。
  （4）王化宣，又名王金川，住城关绥西，历办全县屠宰税，一生养尊处优，生活享受为全县绅士之冠。当柯黄斗争剧烈之际，王化宣初则依附乡约军，站在黄宝忠这一边，乡约失败后，又依附北洋军阀，站在柯安邦一边。故当北伐军入闽时，被陈启芳扣留，处罚巨款。1928年又被张贞部队扣留处罚建筑东门外大桥，1930年病死。产业为败家子挥霍净尽。助手王国，字镇之，曾任全县粮胥总办。
  （5）陈嘉舜，字富甫，又名陈古顺，住城关北大街。整理全县田赋，为漳浦第一任粮胥总办，先后十余年，所有黄宝忠、柯安邦、施昌国、蔡寅官、王化宣等都曾当过他的助手。1922年病死。
  （6）蔡扬清，字幼臣，简名蔡幼，住城关北大街，曾任省议员，是杨士鹏的得意门生，思想顽固，为老派绅士首领。袁世凯帝制失败后，省议会解散，回漳浦闲居多年，1920年老死在家，子蔡允武曾与陈龙寿、王镇之合股承办全县田赋。
  后记
  我们把民国初年漳浦地方绅士及其从属氏族家长的历史劣迹列举出来，让下一代的人认识旧社会的丑恶面目，不无意义。笔者虽不敢如孔子修春秋“口诛笔伐”，但也和梁启超一样，“以今日之梁启超批评昨日之梁启超”，自知谈锋所至，如骨在喉，不吐不快，连平日的亲友甚至笔者本身也不避讳，不无过火，或错误之处，谨求鉴谅，并加斧正。
  “党教之争”
  林占雄
  1928年至1931年这三年间，国民党各派系军阀发生了混战。福建军阀，土匪也各割据地盘，搜括民财，扩充实力，因此，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痛苦生活。县长是军阀的爪牙，县政府仅是向人民派捐收税的机关，对人民有利益的事业井不重视。
  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利用时机，藉办教育的名目谋夺个人利益，县教育局也就成为官署衙门，县中学成为学阀的大本营。这时期的国民党已是叛变革命，投靠帝国主义，成为代表买办阶级、官僚资本家和封建地主的政党，当然不理睬劳动人民，也就没有需要群众运动。一般党棍大力拉拢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充当人民团体的主任和委员，藉以加强剥削劳动人民。党棍得寸进尺，复想取得教育事业的控制权，以作为反革命以及发展个人野心的活动据点。学阀也想得党权以巩固地盘。这样，就发展成“党教之争”的局面。
  这时期把持漳浦国民党地方党权的是：陈达元、陈及锋、陈修祖、陈雨苗、卢德明等人。这些人占据县党部，作为升官发财的基地。利用党权，排除异已，成为名符其实的植党营私。藉清党机会，迫害进步的社会人士和爱国青年。并把不为他们所掌握的人拒之党门之外，以防大权旁落。因为这班人控制国民党的漳浦地方党权，民间称之为“陈家党”。（与国民党中央党权控制在陈果夫、立夫兄弟手里而被称为“陈家党”不是同一个概念）。
  同时，把持漳浦教育界的是：县立中学校长叶嘉隆、教育局局长李克柔和黄士豪、丘寅明等。主要成员与首脑人物叶嘉隆多有裙带关系，所以被称为“叶家庄”。
  陈家党和叶家庄各树旗帜，势不两立，明争暗斗很激烈，民间称为“党教之争”。
  在“党教之争”时期，各阶层的知识分子想在漳浦混一碗饭吃，不靠拢叶家庄就要朝向陈家党，否则，任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不能立足于漳浦。1932年工农红军歼灭张贞部队之后，国民党积极推行法西斯统治，加强反革命活动，提高县级的党权，无论政治、教育都要受党部监督，即所谓“以党治国”。叶嘉隆、李克柔、黄土豪等相继被迫去职。陈家党乃大唱统一漳浦的凯歌，叶家庄也就烟消云散了。
  漳浦一个突出时期的政局
  林占雄
  蒋介石设置“南昌行营”，对中央苏区进行三次围剿的同时，在全国各地对革命根据地加强进攻。居于这种需要，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福建省划为十个行政区（后改为七个区）。指定漳浦为第六区（后改为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部所在地。简派朱熙（湖南汉寿县人）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兼漳浦县长。朱廷炬为专区保安副司令。
  朱熙到任后，整顿行政组织，划全县为五区，设区署，改编乡镇邻闾为保甲。加强镇压革命活动，召集专区各县保安队，配合驻军175师旅长李崇纲进攻红军根据地。
  但朱熙对地方事业也有建树，如疏浚傅公河、整修文物、编修县志。辟印石亭山为中山公园、整顿学校、举办儿童健康比赛及高小学生国语演说竞赛、举行专区运动会于漳浦、举办集团结婚等，在旧社会是空前绝后的。
  朱熙治浦也给地方政局带来了变化，现概述于下：
  一、地方势力的变化
  “陈家党”（陈达元、陈及锋等人）利用国民党党权打败控制教育界的“叶家庄”（叶嘉隆等人）以后，陈及锋向外高飞，陈达元接受四十九师师长张贞津贴拿公款往南京金陵大学读书，与他们同派系的陈修祖、陈雨苗、卢德明等握漳浦党权。他们深怕党权被人夺去，不敢吸收党员，当时全县党员只有四十多人，不够组织县党部的法定人数，只好成立省直辖区党部，既不能容纳大批人员，就不能成为强有力的组织。在政治上，只好包围贪婪的伪县长。惟独朱熙是“南昌行营”所直接指定的人选，势头大，他们不敢也也无法抵制。一方面潜伏在乡间或旅外的知识分子，一闻漳浦设置专署，也纷纷回来求一官半职，实际上就是与“陈家党”争分权利。因此，有“林安国派”的兴起。
  “陈家党”得势时潜伏民间或旅外的知识分子，大半与林安国有联系或接近，到漳浦县城来，都直接到林安国这边，因此这些人也就被称为安国派，这派人物择几个较重要的介绍如下：
  1、林安国，杜浔湖底人，基督教徒，厦门寻源书院毕业。
  2、黄则吾，长桥人，资本家，福州协和大学毕业。
  3、蓝长泽，湖西和坑大队人，厦门大学法学系毕业。
  4、陈祥麟，赤湖人，大地主，赤湖辖各村庄总头目。
  5、蓝秋金，湖西小屿人，华侨，当时在国内外华侨中颇有名望。
  6、陈建和，城关人，资本家，中学毕业，旧镇宝成行大股东。
  7、杨炯民，佛昙人，资本家，中学毕业，源顺老板的胞弟。
  二、叶逢寅出山
  叶逢寅字庆士，号纪堂，城关人，前清秀才，又经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厦门英华书院教师，在荷兰国立莱丁大学任汉文教授五年，曾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万隆办华侨师范学校，任华侨商会文案。北洋军阀时代曾代表华侨到北京观光，游览北海，描绘北海风景图，得章太炎题赞，颇得时人重视。回家后鉴于黄宝忠、柯安邦植党营私，争权夺利，剥削人民，不满当时现状，隐居家园，与几个前清秀才，如涂君平、陈典臣等人谈论四书五经，钻研梵文，尊孔奉佛，却也度些年月。可是坐食山空，看看床头金尽，只好在城边种植枇杷果园，填河围田来作晚年度活的出路。
  三“陈家党”对朱熙的态度
  专员公署组织成立，继之展开政治措施，专员的职责是要领导所属各县做好维持“旧秩序”的工作，专员兼县长又要搞好本县政治来做各县的模范，就需要地方人士帮忙。在“陈家党”看来专员势头大，不象以前的县长事事可以左右，层层可以抗制，当然要自己立定脚跟，看看风色，对朱熙采取不即不离的敷衍态度。后来陈达元毕业回来，只能在专署第四科当个技士，也不敢活动。
  四、叶逢寅与朱熙的交结和林安国的活动
  漳浦县成立专员公署，形成九县一个特别区署（石码）的政治中心，叶逢寅不甘寂寞，认为大有可为，效法毛遂，来帮忙朱熙，献“治安策”表示拥护专署。朱熙下车伊始，需要了解社会情况，来作施政依据。“治安策”内容的一部分，正是朱熙所要了解的材料，他阅读之后，问明叶的身世，亲临叶宅拜访，彼此都是尊孔奉佛同道，自然一拍即合，很快勾结起来。林安国是叶的学生，通过叶逢寅大肆政治活动。“陈家党”只好坚守原阵地，眼巴巴地看安国派得势。
  朱熙的施政方针：第一、治安，维持旧秩序；第二、财政，搞发财。首先调整区长，其次组织财务委员会，然后开展文教、建设、卫生。朱熙授意叶逢寅介绍区长人选，除第一区长陈修祖原是党方，第七区区长吴玉如拥有私人枪械，正好加紧镇压革命活动，免予调动外。其余区长要叶介绍，叶的手下无人，转林安国要人，结果是如此安排：原二区区长杨仁保，改派卢六英。原三区区长杨列侯，改派黄则吾。第四区区长陈祥麟调任六区。所遗第四区区长一缺，朱熙要林安国亲自出马，林应允。原五区区长改派蓝长泽。因此，以前向马国超用金钱买来的区长只好滚蛋了。
  五、漳浦财务委员会的产生
  朱熙倚重叶逢寅，廷聘为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叶要林安国介绍财学经验兼优，具有雄厚财力的富商巨贾充任委员，除委员兼稽核组主任由县政府财政科长蔡承离当然兼主任外，委员兼出纳组主任卢泗道，是杜浔大地主，叶的手下要员。其余委员，如蓝秋金、蓝长泽、陈建和、林根源等都是由林安国安排。办事人员如会计林占雄、助理会计吴川水、庶务蔡清和、录事林兆麟是叶的直接派用。
  六、叶逢寅与安国派的矛盾
  安国派在财务委员会委员的席位占有半数以上，掌握着实际上的权柄。但稽核组主任规定由县政府财政科长兼任，出纳组主任是由叶提出的卢泗道负责，办事人员都是叶的手下，这些人平时和林安国没有联系，对安国派不卖账，唯有看叶的马首是瞻。安国派委员对这些内部人员看不上眼，认为不会发生作用，因此对叶的用人，感到不满意，不肯帮助，另有打算，想拆叶的台，让叶去演独脚戏。财委会成立后，机关、团体都增加经费，天天要钱要饷，收入有限，支出浩繁，政府庞大的预算搞得叶逢寅大伤脑筋，叫嚷开源节流。但是开源无由，节流不可，因此安国派的委员提出健全财委会组织，增设调查、征收两组，调查主任拟由陈阳山出任，征收主任拟由陈建和负责。还要在佛昙、赤湖、官浔、旧镇等处设立检查卡，这一杰作，叶逢寅认为增设调查、征收两组削弱出纳组职权，且增加经费负担，没有必要，不予赞同，安国派大为不满，直接见专员去诉苦。
  七、财委会与“三元公司”
  安国派财务委员，对健全财务委员会组织之外，还有一个开发财源的杰作——组织“三元公司”是林安国、蓝长泽、蓝秋金、陈祥麟、陈建和站在幕后，拥出佛昙源顺行行东杨金东出面与佛昙、赤湖、旧镇、官浔等处大商行联络抽拨现金几万元（数目未详）组织“三元公司”。公司的经理大概是杨炯民。性质是走私大集团。任务是贩运白糖，由公司备汽船若干只，轮流川走台湾、澎湖，购买大批白糖，运载至佛昙港、赤湖灯火鞍或旧镇港口外起卸，转运官浔、白水营及漳码一带销售。大肆走私，一律不报关、不纳税，但要财委会检查卡烙盖密号“验讫”字样。财委会抽收补助费每包二元，财委会与当地区公所各分一元，各检查卡在舟车检查中，如发现没有烙盖密号“验讫”字样，即认为非“三元公司”的商品，扣送办理，这样“三元公司”便成为白糖托拉斯了。这计划博得朱熙的重视，但是叶逢寅对以上的健全财委会组织，增设调查、征收两组尚未同意，对“三元公司”的走私计划，财委会烙印负责，更不能通过，也就注定叶财委会的夭折。
  八、朱熙与叶逢寅的争吵
  林安国将健全组织财委会增设调查、征收两组并设卡检查及“三元公司”的组织抄送朱专员，朱熙认为这二件事是官私两利，公私分赃，生财有道的好办法，即召见叶庆士，说明以上计划是充实财务委员组织，开发财源办法，事在必行，要叶无须一再考虑，迅速执行。叶逢寅则反对说：走私漏税违犯国法，设卡检查防碍商旅，我身任财委长，一旦被检举，首当其冲。坚不奉命，各凭唇舌，大闹一场，叶逢寅面红耳赤，悻悻而退。
  九、财务委员会改组
  叶逢寅在专署大闹一场，即回财委会，亲自执笔，撰缮辞职书，翌日指令照准。公文内挟聘书一张，聘叶逢寅为专署参议。财务委员会委员长一职改聘蓝秋金继任。委员兼出纳组主任卢泗道也辞本兼各职而去。内部人员如林占雄、吴川水、蔡清和等也就树倒猴狲散。计算时间叶出组财委会改组只有一个月寿命。蓝秋金继任财委长，一切措施自然按以上述计划实行，自不待言。据说后来海关缉私队在漳浦三房巷及佛昙、赤湖等破获走私白糖数百包，朱专员碰了一鼻灰，蓝秋金也因此下台，由蓝长泽继任财委长。那时我已离开漳浦，内中黑幕要让熟悉底蕴者补充。
  漳浦国民党“派系之争”的内幕
  —柯、杨、陈的起家，一系三派形成鼎足
  陈万年
  自从张贞入漳主政后，北洋军阀在漳浦的势力为国民党所起而代之，地方土豪劣绅，老爹衙门，所谓旧的绅士倒了，新的绅士兴起，一贯是争权夺利，鱼肉人民。
  一九二八年以后，演出党教之争丑剧，“陈家党”以陈达元、陈修祖、陈及锋、陈雨苗、卢德明为首；“叶家庄”以叶嘉隆、黄士豪、李克柔为首，不上几年的斗争，结果陈家党胜利，“叶家庄”败去，漳浦地方的政权，落入了“陈家党”手中之后，三陈（陈达元、陈及锋、陈修祖）飞黄腾达，向外发展，以永定人卢德明留驻漳浦当几年国民党的书记长，到了抗日战争后，一九三八年卢调任漳州伪党部，这把椅子由许元瑜继承衣钵。
  在抗战时期，蒋家王朝统治下，谁都知道，漳浦是闽南军统特务头子陈达元家乡，他是军统系闽南地区的重要首脑人物，在他的特务魔爪下，他的家乡，自然容易形成他的势力范围。别处的党团斗争是复兴（军统）与C、C（中统）之争，青年团（复兴）与农会（C·C）之争，旗鼓相对，势均力敌。可是漳浦却不是这样，主要是陈达元这一系统，封建统治势力的强大，其他的力量打不进的，虽然漳浦有一部分中统（C、C）人物如陈阳山、林充国等的活动，但是小巫见大巫，究竟起不了什么作用，因此解放前十几年来，漳浦的党政负责人，多数由军统的人或军统联系的人担任。记得一九四四年，省派一位中统份子孙尧云（福州人）到漳浦任县长，到任不上三个月，便因千不通被轰走。可是在这铁幕下，仍是充满黑烟瘴气，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层出不穷，日趋尖锐和复杂。由于这一反动本质，万恶的根源，以蒋介石、戴笠、陈达元、许元瑜这一系列的大小阎罗王，逐渐分化，形成许许多多的大魔王、小魔鬼，酿成三大派系之争，鼎足三分之局各有春秋，培养爪牙，发展实力，分割地盘，互相分赃，由冷战至热战，由笔战至白刃战，由暗杀至械斗，这是一套罪恶的历史惨剧。在政治舞台上，竭尽吹牛打马之能事，勾心斗角，多方拉拢，各显卑鄙的伎俩，真是一幕官场现形记。解放前十多年当中，漳浦这一阶段的历史丑剧，真是罄竹难书，我们因限于见闻，有些内幕没有亲历其境，这里所揭发的无非是挂一漏万，但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了解的更详细，再做补遗和纠正。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了旧社会统治时代的罪恶和野蛮，新时代的的光辉和幸福。
  一九三八年抗日期中，许元瑜继承卢德明国民党党部书记长之职，许系龙溪县人，二师毕业，在漳浦官浔、石榴一带办农民协会多年，国民党的死派，军统份子，当他登上书记长的宝座后，施行了法西斯统治，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地下组织老区根据地，如磁窑、下楼、长兴等一带革命志士被毒害不少，扼杀进步青年，排除异己，当时一些C、C分子也站不住脚，造成清一色的局面。那时，伪县长黄明日、秘书郑庆云、参议长陈志谟，他们是一丘之貉，言听计从，俗语说，“真是扁担打水也会裂开”，人们都称他“臭头元瑜”，奇形怪状，象个臭头丑角，性烈如火，手段残酷，又象个活阎罗，浦人都怕他，各乡镇长、保长、校长，非走他的门路是赚不了吃的。可是这个活阎罗做恶不上几年，患了肺病，一命鸣呼！遗下这把交椅给了柯汉扬。
  柯汉扬在许元瑜任内，既是执委，又当秘书，许元瑜病在床，所有内外工作都由他代执代行。许认为他年青有为，有意培养，做为得力助手。柯为人聪明干练，本来在福建师专念书，中途辍学回乡。一下子登上伪党部的龙门，没有几年，一跃为书记长，可谓一步登天。
  柯氏承继了许元瑜这份霸业，可是情况已大不相同，由于党的分化，维持不了统一局面。因为柯汉扬原来学生出身，在社会上算是后辈之流，没有社会基础，照理伪党部书记长这把椅子应该是落在一些所谓国民党的元勋人物身上。由于柯氏善于活动，得许元瑜保荐，陈达元赞同，这个书记长宝座就落在他身上。
  在柯氏没有取到伪党书记长宝座以前，漳浦已有三青团分团部的设立，主任杨拔萃，但就杨与柯二人平素与陈达元的关系看，杨是陈的直系亲，柯还是旁系亲，且杨比柯在政治上资格老些，因此，党虽号称是大哥哥，团是小弟弟，但是这大哥哥的领导身价轻，带不了小弟弟，而且小弟弟不但不受约束，还要掣肘，各逞威风，互不相让，这样就造成党团分裂的原因，从此党团分家，兄弟阋墙，勾心斗角。
  再从柯汉扬对县实力派陈则蔡的关系而言，陈是柯的老师，对陈不能不尊重三分；兼之，陈则蔡在许元瑜病重时所受压力减轻，势力有了发展，因此，柯虽继任书记长，却已不可能继承许元瑜的封建统治了。这样就形成三分鼎足的力量。柯在双重压力下煞费苦心，施展各种手段，尽量拉拢一部份知识青年，借图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他的势力蒸蒸日上，算是后来居上，他掌握了县人民团体的工会、农会、商会等，以及掌握南潮报为他的喉舌；再伸展势力到一部份乡镇地盘。并在县参议员中取得多数票而当选为省参议员，又在省参议员中取得多数支持而为驻会委员，再利用处理省参议会日常事务的便利，向省政府推荐他的一些亲信担任漳浦县政府的科长。
  漳浦三青团的首脑人物杨拔萃，杨系佛昙人，福建学院毕业后，官途不通，蛰居故里，到了陈达元得势后，由陈保荐到重庆参加中央三青团干校受训，回来即担任漳州青年服务社主任，他是陈达元的心腹。在一九四三年冬到漳浦任三青团分团筹备处主任，干事会正式成立后任干事长，又是县参议会副议长。议长陈志谟另有他就后，任议长。他利用三青团组织，发展势力，许元瑜难免不被分去一些地盘，但在同一后台的情况下，许元瑜虽有嫉心也只能隐忍，表面上还没有裂痕。陈则蔡也不敢蠢动，到许元瑜死后，形势完全两样，原许元瑜势力就明显分化成两部份：一部份归附於杨拔萃，一部份归附於新书记长柯汉扬，形成党团之争。杨拔萃的二把手是陈秀夔，原任县参议会秘书，后杨拔萃把三青团干事长的位置让给他，他雄心勃勃，大打天下，在其家乡金塘招降林茂才，与原有封建势力陈思明、魏乃构剧烈斗争，为竞选乡保长及乡民代表而流血，群众称为“选灾”。陈秀夔锋芒毕露，他的政敌陈思明是经过训练的军统特务工作人员，在上边军统与三青团是一个系统，在下面却是互相残杀，陈思明竟然用特务手段对待一个三青团的分团首长：在一个晚上，陈思明派其弟陈思聪等前往攀楼行刺，陈秀夔夫妻俩正同床入梦，子弹从窗外飞进，打中的不是陈秀夔而是他的爱妻邵蕙君，一枪毙命。这是一件轰动一时的血案。自此这班反动头子人人自危，出入随带手枪，有的请保镖跟随，形势紧张，如临大敌，状极恐怖。
  第三派是陈则蔡，陈氏绅士派头十足，人们称他有三富：他的亲生父亲蔡同彰布店，拥有巨资；他系外甥继母舅的，外祖父陈大怕（陈瑞安）是个大商人；岳父是浯江乡的望族前清秀才兼大地主，所以他是个财神的庞儿；加上抗日期间他担任县立初级中学校长是个肥缺，更促成他起了家，发了财，盖了一座楼房大厦，成为巨富。
  陈则蔡既姓陈又姓蔡，陈蔡都是大姓，他利用封建关系发展势力，下面陈蔡两姓的人也利用封建意识走他的门路，加上他的门生遍漳浦；又在商界有地位（曾任商会理事长），这些都是有利条件。但自许元瑜任国民党书记长后，许元瑜要垄断全县，利用党权对陈则蔡打击、钳制，那时陈则蔡势力很难发展。许元瑜死后才得任参议会副议长，在杨拔萃辞职后任议长，而把校长让给黄沂浣。那时陈则蔡在乡镇间的势力就日渐雄厚，形成与柯、杨三分鼎立的局面。
  抗战胜利后，商业活动频繁，这三巨头就利用政治地位包庇商业活动，在经济上都有很大发展，有钱有势，培植了许多狗腿、打手，他们的左右既有上流人物，也有鸡呜狗盗之辈，称霸地方，结党营私，各树旗帜，各立山头。
  记青年党与民社党在漳浦的活动兼述“国大代表”“选举”趣剧
  李林昌
  1946年国民党为粉饰独裁统治，说是由“训政时期”转入“宪政时期”，玩弄了“还政于民”的把戏，拉拢一些向政府俯首听命的所谓“民主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参加政府，并把少数“立委”（立法委员）和“国代”（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席位分配给他们。为争席位，在党内外造成许多纠纷。
  在国共和谈破裂以后，国民党起初还装着为共产党保留席位的姿态，后来就宣布“行宪戡乱”企图以武力解决共产党。民盟（民主同盟）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宪政”，（后来被宣布为非法）。只有早先已退出民盟的青年党及前不久才退出民盟的民社党（民主社会党）卖身投靠。
  青年党，就是毛主席在论述“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时所痛斥的国家主义派。党魁曾（琦）、左（舜生）、李（璜）自诩与清朝镇压人民的功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巧合。他们从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本来有左右民盟的地位，后来为民盟内的民主力量联合挤下去，他们就宣布退出民盟。民社党，党魁张君劢，本来以希特勒的党名“国家社会党”为党名，后来与海外伍宪子的“民主宪政党”联合，改名“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起初还装着“超然的外衣，一达到有官可做的目的后，就丢下假面具。但他们的要求并不能完全达到，后来有一个当初和张君劢一起“以一席酒建党，五元钱起家”的梁秋水老人在报上发表一篇“弃妇怨”讽刺张君劢。
  青年党和民社党公开投入国民党的怀抱后，就在各省市筹备建立党部，发展势力。由于他们本来人马就少，当他们“在野”的时候人们是不愿意加入的，一到了可以分到席位，才有许多投机分子参加。但由于在“训政时期”非国民党的党团员不能任公职，所以“政界”的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基层小职员几乎无一不是国民党的党团员，等到青年党和民社党亮出牌子来招兵买马的时候，所能招到的，大都是原国民党党团员了，因此，“跨党”纠纷时有所闻。（一般情况下不会闹这种纠纷，有时是青年党或民社党要抬出一个党员来担任国民党所分给的席位，与之竞争的一方挖出其原是国民党员的老底，这张牌就不能使用）。
  国民党党内最大的派系斗争是“C、C”与“复兴”之争，也称为“中统”与“军统”之争。各级选举，上至立委、监委、国代、下至省、县参议员以至基层乡保长，乡民代表都在剧烈“竞选”，有时甚至发生械斗，流血、死人，称为“选灾”。对于一名国民代表的大会代表的席位，当然更在争夺之列。在大多数地方，两派旗鼓相当，少数地方是一方占绝对优势。漳浦是军统闽南站头子陈达元的天下，陈达元嘱意他的手下大将陈志谟为国大代表，是没有人能与之相抗衡的，因为“选举”只是一种形式，选票都掌握在有势力的人手里。
  但是，就在这十拿九稳的算盘中杀出来一个程咬金，演出了一幕双重代表资格的趣剧。
  众所周知，国民党是“蒋家天下、陈家的党”，陈家即两陈（果夫、立夫兄弟），亦即所谓“C、C”，其派系把持中央党务，在与“复兴”方面争权夺利当中，起着重大作用。
  因为青年党与民社党在准备“入阁”时已经与国民党谈妥条件，由国民党让给他们几个部（会）长官的位置，并分配给一定名额的立委及国大代表的席位。C、C方面就利用把持中央党务的权力，将他们所不能“竞选”获胜的县份的国大代表席位分配给青年党和民社党。漳浦属于这种县份，国大代表一席就被分配给青年党了。青年党所推出的“候选人”资格也相当漂亮：留日学生，名蔡云腾，是佛昙洞野蔡村人。一向读书、工作都在外面，其老家又是在“县尾”，漳浦人绝大多数不认识他，就是他老家一带的人起初也大都只知道他的小名“蔡来发”。后来才知道蔡来发就是新闻人物蔡云腾。
  既云“选举”，自然必须来一番“投票”形式。两个侯选人，一个是掌握绝大部分选票，一个国民党中央所圈定。结果，地方政府的“选举委员会”只能把当选证发给得票多数者，国民党党员陈志谟，上面承认的都是国民党中央所圈定的青年党员蔡云腾。当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召开之日，两人都出席了。据说大会只给陈志谟以列席资格，而承认蔡云腾为正式代表，但是地方上却只有陈志谟的地位。蔡云腾身为漳浦县的“国大代表”，而经常住在厦门，与“选民”们乃然不认识他，其历史不为漳浦人所熟知。笔者当年曾在厦门与漳浦同乡谈论此君，据当时在厦门任警官的漳浦人林广义说，蔡云腾曾在广州湾做军统的工作，确否未详。而他与陈达元属下的军统人物没有渊源是肯定的，由于他的位置是从陈达元一派人的囊中取去，当然不能为那一派人所容，漳浦没有他的立足之地，（好像一些国内没有权力而设在外国的流亡政府那样），在厦门当一个“流亡”的漳浦“代表”，他在厦门结交的漳浦人都是陈达元派系的对立面，难免要卷入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旋涡，不管蔡云腾以前是否为军统人员，在此时此地，他是与C、C合流的。
  蔡云腾大概也自知他“代表”不了漳浦“国民”，一直没有到漳浦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也就是说，青年党除由天外飞来一个应是漳浦产生的“国大代表”以外，在漳浦没在什么党务活动。据我所知，只有一个县司法处的书记官刘存善（漳州人），曾在福州协和大学就学，与旧师生关系接头加入青年党，曾半公开地打算发展党员，但他既不能给人以好处，工作自然难有成果，就是他本人，原希望青年党能给他一个较好的职务，到头也是落空。
  民社党没有象青年党那样在漳浦分到什么，而是企图筹备成立党部，发展势力。负责筹备的是何水道，官浔镇人，他不但是国民党党员，而且是经过训练的军统特务工作人员，曾任县政府“特报”（特务）秘书。他一向以政客面目出现，由于在其老家官浔镇与同是复兴派系的镇长何耀山争权势力，而与C、C方面有所交结。何耀山本来是县党部书记长许元瑜的干将，许元瑜死后，柯汉扬接任书记长，原许元瑜的干将分裂成两部份，一部份归附柯汉扬，一部份归附县参议会议长、三青团漳浦分团干事长杨拔萃，形成同是复兴派系的派中之派，“党团之争”闹个不休。派系是利害关系结成的，何水道既反何耀山，就必然反对支持何耀山的杨拔萃，而归附于老同学柯汉扬。但又由于当时的漳浦县长柯永德是两陈的亲信胡键中所介绍（胡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由杭州迁南平出版的东南日报社长），何水道为老家斗争的需要，又勾结C、C方面，为其弟何长青取得官浔镇镇长的位置，把何耀山推下去。
  后来在小党可以向国民党分到席位的情况下，何水道就接上关系，筹备起民社党漳浦县党部来了。但又怕失去原有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就由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呈报上级党部给何水道以“党谍”身份，为其跨党的后果留下后路。何水道所能招到的民社党党员也多是原国民党党员，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到，民社党的“发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了。
  本文是要记述青年党与民社党的活动，但在无形中却较多地说到了国民党的派系斗争，这也是实际不能不有所牵涉，因为，国民党的党外党与党内派瓜瓜葛葛藤藤相因，不这么说，是不清楚的。
  黄道周
  集体整理
  黄道周，字幼平，号石斋，明漳浦县铜山岛（今东山县）人。生于1585年，卒于1646年，是一个为人们所传颂的历史人物，关于他生平事迹的文字散见书籍报刊，但比较杂。为对这位伟大人物有一个简单明瞭的认识，特归纳有关史料，作一个简单扼要的介绍。
  本文试从三方面来对黄道周作一个概括，以重要事例来表现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治学精神以及他的情操。
  一、节义千秋
  黄道周生于农家，少时半耕半读，既深知民间疾苦，又深明民族大义。于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在朝廷任经筵展书官，后为谏官。为人正直，主张任用贤能，反对专制暴虐；主张全力抗清，反对姑息偏安，敢于犯颜直谏，以致惨遭崇祯皇帝的酷刑、冤狱、被罢官。但他见到国难深重，还是不计较个人恩怨，为民族效忠。当崇祯皇朝覆亡，凤阳总督马士英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他奉召入京任吏部尚书。但福王昏庸，马士英专横，南京小朝廷未几即为清军消灭。群臣护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隆武帝，黄道周又出任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但兵权掌握在由海盗降明的郑芝龙手里，郑芝龙心怀降清的打算，拥兵不动。黄道周感到在朝廷无可作为，毅然自请上前线杀敌。与学生们带兵三营计一千一百五十名，从福建出发，经过江西信州（上饶），转战浙江一带。沿金群众纷纷参军助饷，发展到数千人。但在强敌面前，总是以寡敌众，又没有可靠的后援，终于在安徽婺源明诚里兵败被俘，押解南京囚禁。
  在狱中，黄道周大义凛然，绝食以示必死之志。狱吏请他喝“清茶”，他掷杯于地，严词呵斥：“我清粟尚且不吃，还喝什么清茶！”清廷派汉奸来劝他剃头，这不是小事，剃不剃头表示降不降清。他说：“剃头国打来你就剃头，要是穿心国打来，难道你就穿心吗？”清廷派降敌受封为经略大臣的洪承畴来劝降，黄道周百般讽刺，说：“我的老朋友洪承畴前年率精兵十三万出关抗清，已在松山兵败时以身殉国，崇祯皇帝为他祭奠十六坛，褒扬三代，真是生哀死荣，留芳青史，你是何人？胆敢冒认，莫非鬼魂？”洪承畴无地自容，老羞成怒，乃奏请清廷予以杀害。
  黄道周从容就义，学生赖继谨、蔡春溶、赵士超、毛玉洁特地前来从难。临刑时，道周裂帛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托交夫人。
  二、苦学勤教
  黄道周少时耕读铜山岛（现在还保存着他的读书处“石斋”），廿五岁移居漳浦县城东部，设“东皋书舍”（即明诚堂）进行讲学。他一生讲学的地方还有东山风动石附近的深井里，平和的大峰山，漳浦的北山，漳州江东桥附近的邺山等处。远近学者前来就学的往往达到千余人。
  黄道周虽然学识渊博，但并不自满，还是抓住时间学习。有一天，他往访郑观察，适值郑观察在用“日观”测星度，就和黄道周谈起天文学来。黄道周当时不懂，很感惭愧，决心研究天文学。回到家里，用土坯把门堵塞起来，闭门谢客，日夜苦心钻研，整整两年，终于把天文学会。后来传授学生，明诚堂讲学处现在还保存着他教天文用的“天地盘”石砌。
  黄道周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有《三易洞玑》、《易象正》、《洪范明义》、《春秋揆》、《续离骚》、《石斋集》等。后人编了一部《黄漳浦全集》、凡四十多卷。他用毕生精力研究“易”，即使处在那为崇祯打入冤狱的逆境中也毫不放松。有一次，黄道周在狱中正专心致志地草绘易图，忽然武士来提他往北寺对讯，他要求绘完一图再去，武士不准，把他心血结晶的著作撒在地下。他到北寺在酷刑迫讯下，手指破裂，鲜血淋漓。受刑回到狱中还是忍住疼痛继续写作，经过五个月，终于把一部二十万言的“易象正”写成于狱中。
  三、坐怀不乱
  道周罢官回到漳州邺山讲学，他讲堂的宗旨是“严于律己，忘我为人”八字。以《榕颂》来激发学子，以榕树“自为蔽兮，行同日月，弃细从大，实有所学，四季常青，立身坚确”。的精神为人伦的表率。鼓励他们“翠幕高张，便于坐谈，凉荫行人，忘归卸担”。为人民服务。黄道周的言行感动了众多的学生，以老师为学习的榜样。所以后来在他勇赴国难时，学生们热烈响应，在他爱国精神的感召下，有的甚至在他临行时自愿从难。
  黄道周以忠著称。他的私生活也是谨严毫不苟且。金陵余中丞组织一个文社，邀友吟诗谈文，也召歌姬作乐，这是当时官场的习气，独黄道周不来这一套。余中丞故意拉他下水，在宴中把他灌醉，当夜叫名姬顾氏与他伴宿。道周半夜酒醒，才知道身边依偎着如花似玉的美人。顾氏百般引诱，但遇到这个柳下惠，毫不动心。翌早顾氏遍告诸文友，黄道周“不二色”的美谈就此传开。
  （合订编者按，此则故事出自清方苞《方望溪集·石斋黄公逸事》，收录在《漳浦县志·杂志·丛谭》。）
  对台湾社会发展起过作用的漳浦历史人物
  陈万年
  合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大陆与台湾历史源远流长，骨肉情深。福建和台湾（特别是闽南一带）人民血缘，地缘关系密切。这里，根据《漳浦县志》及民间传说就清朝康熙以还，对促进台湾社会发展起过一定作用的漳浦上层历史人物加以简介。希望海峡两岸同胞通过这些史实，更好地响应叶剑英委员长的九条建议，为早日实现台湾回归，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任务贡献力量。
  下面所介绍的，有的曾为清朝统治阶级效劳、出力，有的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
  一、蓝理的发迹和下场
  蓝理，漳浦湖西张坑（今赤岭公社）人，少孤贫，不务正业，流浪异乡。在漳州与陈龙、许凤、吴英、柯采等五人结为异姓兄弟，时人称为五条龙。当时民族英雄郑成功部将施琅和黄梧镇守厦门、海澄。后施、黄叛郑成功，蓝理投施琅部下，成为清朝福建总督姚启圣部属，授职千总，升至游击。清朝以高官显爵勾诱施、黄归顺后，令施、黄率水师由厦门出发攻打台澎。
  康熙初年，蓝理渡海征台，在澎湖战役中，奋勇争夺对方船只，腹部负伤，肚破肠出，自行压肠入腹，扎好伤口，继续奋战，如龙似虎。领了先锋，攻克澎湖。继则转战台湾岛。当他在南部安平镇登陆时，手执冲锋大旗，领头打先锋。队伍被郑军打败退却，蓝理在败阵急逃中，发觉他唯一的鞋子失掉了，即执旗回头去找鞋。郑军误认为增援清军反攻，立即退却，因此侥幸反败为胜，蓝理又是居功第一。
  延平郡王郑成功于1662年逝世，子郑经继承父志，坚持二十年反清斗争。于1681年病死，由子郑克爽嗣立。因他年幼，再加反清阵营出现了动摇份子刘国轩、冯锡范等，造成内部分裂。未几郑克爽投降，台湾遂归清朝统治。清朝以蓝理平台功居第一，历官至福建陆路提督，其弟蓝瑗为金门总兵。
  清朝收复台湾后，在北京皇宫大排筵席庆功。蓝理亲列首席。是时正当盛夏热气迫人，席间蓝理脱卸武装赤膊开怀畅饮。康熙亲自到席赐酒。当他看到蓝理赤身裸体遍体伤疤，不忍责其失礼，反而慰问其伤疤的由来。蓝理夸张说：“当初攻打台湾时被炮弹打中，急用手拿掉子弹，而今创疤尚在。”康熙嘉奖其勇敢，即赐宝剑一口，其实他身上的疤痕有一些是小时生疮留下的。
  蓝理任福建陆路提督时，他对当地豪绅巨富采取不妥协态度，施加压力摊派建设公款和救济金。现在的提督路头就是当时蓝理所建。蓝理这种做法得罪了地方的豪绅。同时，地方太平，清廷对他已不再倚重。
  二、蓝廷珍与朱一贵
  蓝廷珍，字荆璞，蓝理之族侄。继承蓝理之后，是为清室效忠，镇压台湾农民起义的首脑人物。
  清康熙六十年（1721）春天，台湾养鸭母的农民朱一贵起义反对清朝知府的暴政，不上五个月占领全台湾，自称中兴王，建都安平府。清朝闽浙总督满保闻警，派南澳总兵蓝廷珍出兵攻台湾，他的族弟蓝鼎元和漳浦人陈梦林为幕僚。当蓝廷珍攻鹿耳门时，朱一贵义军依据炮台险要反击，战斗猛烈。清军见炮台内的火药堆积如山，遂集中火力攻炮台内的火药库，火药爆炸，清军乘机夺下炮台，旋即占领安平府，向北挺进。
  一贵向北败走，至沟尾庄，被庄主杨旭、杨雄出卖，将一贵所带火炮暗中用水灌湿，一贵火炮失效，遂为伏兵所擒，缚牛车上送清营。蓝廷珍亲自审问，喝令跪下，并问他为什么要造反？一贵昂然不跪，说：“我是大明人民，兴师光复，何得言反？你是堂堂汉人甘心事敌，才是真反！”廷珍闻言又羞又怒，令加酷刑。一贵双腿被打断，伏在地上，坚持不跪。后押至北京，被清廷杀害。
  台湾恢复在清朝统治之下，蓝廷珍为清朝平定台湾有功，提升为福建水师提督。
  三、名贤蓝鼎元为平台献谋划策
  蓝鼎元，字玉霖，号鹿洲，湖西张坑（今赤岭公社）人，生于清康熙十九年。蓝廷珍之族弟。鹿洲少孤家贫，尤力学不倦。十岁通五经，三十穷诸史、理学、经济、军事韬略，才学兼优，拔童子试第一。
  台湾朱一贵起义时，为廷珍幕僚，随军攻台，戎马涛中起草檄文，操楮笔书，顷辄数万言，皆中机宜。对台湾地理环境、民风习俗甚熟悉。时鹿洲和陈梦林在军中，廷珍倚为股肱，（鹿洲全集蓝廷珍序言中记载：“在东征行军中，焦心劳思与幕友陈君少林及予弟玉霖日夜筹谋安抚、整顿，至忘寝食不敢惮烦”）。他在台湾随军中著有《东征集》、《平台纪略》等书。
  雍正六年（1728年），由大学士朱斌引荐，授为广东普宁县知县，他严明法纪，平反冤狱，关怀民隐，兴力学校，倡导农桑。当时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县民称赞他为“包公再世”。
  雍正十一年（1733），因鼎元政绩显著，群众称颂，擢升简授广州知府，不久逝世，寿终五十四岁。
  蓝鼎元生前著述：除《东征集》、《平台纪略》外，还有《修史试笔》、《棉阳学准》、《女学》、《鹿洲初集》、《鹿洲公案》等。
  四、提督蓝元枚平定林爽文
  蓝元枚，字卜臣，廷珍之孙，曾任台湾总兵，后调金门协镇，擢升江南提督。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起义组织天地会。该会是福建反清的秘密组织，台人参加甚众。林爽文为北路领袖，庄大田为南路领袖，声势浩大。林爽文攻下彰化，恢复明朝的制度，改年号为顺天，并光复诸罗县（今嘉义）。与此同时，庄大田亦于南路起义响应，光复凤山县。起义军达十余万人。当时清廷所召集各路大军皆被打败。继召蓝元枚为福建水师提督、参赞大臣，提兵渡台会攻。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兵抵鹿仔港，随即密令总兵普吉保于四更进军柴坑仔、大武陇，直攻彰化、诸罗。
  是时，台湾义军声势壮大，再由竹仔脚、大肚溪、柴坑仔三路进军。这时元枚身害病，犹带兵抵御，终于病重死于军中。临终嘱咐：以征衣殓葬，如死者有知，必来杀贼。
  五、陈秋菊宜兰起义抗日
  陈秋菊，宜兰人，祖籍漳浦赤湖，为台湾人民起义军领袖。1896年在宜兰起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率领义军攻台北近郊；台北爱国人士都起来响应，内外夹攻，与日本侵略军进行肉搏。日本总督桦山资纪亲自带领卫队作战，战斗极为激烈。义军取得胜利，进入台北市区。
  后日本侵略军增援，义军因势孤无援败退，革命领袖陈秋菊壮烈牺牲，其他起义军和爱国人民被惨杀二百余人，株连数百户，壮丁一律被处死。
  六、陈望曾遗恨移交台土、丹心归祖国
  陈望曾，生于台湾宜兰县，曾任澎湖、安平协镇的漳浦赤湖人陈斌的族孙。同治九年（1870）从台湾到北京殿试，得中二甲进士，钦点广东按察使（主管全省的司法长官），继任广州知府。甲午战后，腐败的清廷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马关条约，把台湾割给日本统治。望曾这时就任台湾知府，奉清廷圣旨将那美丽富饶的台湾、澎湖移交给日本帝国主义者。
  望曾富有爱国主义的民族气节，从此弃乡离井，有愿重回台湾，往香港太平山建高楼，安度晚年。可是他仍念念不忘于祖国故乡，寻根查谱，访亲认祖，在赤湖祠堂挂牌匾、竖旗杆。由其祖辈进士陈光昭告老回赤湖家乡时，从台湾带回青石窗一副，雕刻精美，中间雕塑各种图案有七十二孔，做为后代台湾子孙寻根认祖的标志。当时他还撰写对联：“锦水荣光增瑞世，丹山仪宇振文明。”作为祖宗祠堂的对联，在编族谱中，每个字做为赤湖、台湾子孙后代辈份的排序延用至今。足见台湾人士爱国爱乡的可嘉精神。
  七、愿为故乡魂、不做忘国奴的陈登元
  陈登元，字君聘，原籍漳浦赤湖，祖居台湾，出生于台湾宜兰。当台湾割给日本殖民统治时代，他不甘事敌，俯首当亡国奴，怀着对祖国无限的忠贞，因而在台中领导百多人起义反对蛮横的日寇。后来失败逃亡祖国大陆，从此回到祖国的怀抱，住在家乡赤湖。
  陈登元逃亡大陆时，才二十六岁，算是少年英俊。光绪年间赴北京会试，得中进士，派任山东知县。晚年告老回到赤湖故乡，乡人称他为碱水进士（意思是台湾进士）。
  他厌倦宦海，在赤湖东城设馆教书，笔耕为生。封建社会里，弱房往往被欺于强房，登元家族属于弱房，他虽然出身进士，当过知县，仍然受尽强房的欺负和压迫。他在故乡的封建统治下混过了五年时光，终于住不下去，就由赤湖迁居厦门。据说后来被人暗中毒死。临死遗嘱儿子阿熊、阿贵运棺回赤湖，埋葬于灶山岩兜。
  印石亭
  黄以结
  印石亭，又名遗爱亭、汉寿亭。系钢筋混凝土结构，呈六角形，四周有六根柱子，中间一水泥桌，供游客憩息。现在的亭子是1936年重建的。
  据县志载：原亭是宋元祐年间（公元1086—1093年）漳浦县令傅希龙所建，木质结构，后废。亭东有一巨石，形似印子，故名印石，亭名印石亭，山名印石山。山势磅礴，有如展翼之飞凤，而印石恰似凤凰衔来镇压山头的千斤顶。远远望去，颇为壮观。
  印石西面石壁上，刻有“吕令峰”、“傅公河”六个大字。吕令即吕璹，字季玉，晋江人，宋景祐年间（公元1034—1037）进士，他到漳浦任县令后，留心治教，建学延师，教民焚燎耕作，关心民间疾苦。相传当时东门兜有一打铁匠，名叫陈家苏，其儿子不幸被老虎咬死，吕璹获悉，在城外虎坑岭上掘一陷井，井旁立榜曰：“暴吾民者入吾井”，结果老虎自投罗网，真如其榜上所言。
  傅公，即傅希龙，字廷允，仙游人。他任漳浦县令后锐意文教，讲究城廓布局，大兴水利设施，在城西南面凿新河，自鹿溪引水流入城内，与泮池相通，后人为纪念他的功绩，称为傅公河。
  印石东面石壁上“忠孝廉节”四个大字，是1934年辛亥革命二十三年纪念日，当时漳浦系专署所在地，专员兼县长朱熙题的。石壁下半截还刻有“中山林”三个大字，为纪念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漳浦各界人士在他逝世五周年的时候，在此植树造林。如今，这里的相思树、番石榴树、龙眼树、桉树、槐树、绿竹等都郁郁苍苍，互相掩映，更是令人赏心悦目。
  在印石亭东面二三十步远，有一卧地巨石，不知道那位能工巧匠在石背上镌刻一个脚印，一个葫芦，俗称仙脚印、仙葫芦，是孩子们好玩之物。
  登上印石亭，但闻松涛交响，铮铮如鼓乐齐呜，此即漳浦八景之一的印石清风。
  碧嶂平高玉印横，松风十里响纵铮。
  有时一枕惊残梦，疑是洪涛半夜生。
  这首诗确实道出了登印石亭的耳闻目染，身心感受，至今读来仍有飘飘欲仙之感。
  解放后，印石亭伴随着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交响乐，走过了三十二年的历程。现在，它的前面耸立着革命烈士纪念碑，这是纪念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王占春、冯翼飞、张长水、吴庭坚、张太西、何兴等先烈而建的，这几位烈士的忠骨都迁来在这里安葬。每当清明节来临，城关的青少年和各界代表总要前来祭扫，缅怀先烈的伟绩，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更好地学习和工作。现在印石亭附近工厂林立，栉比鳞次，为印石山风光增添锦绣。印石山这只展翼的凤凰真地飞翔起来了。
  海月岩
  郑家声林士熙
  概貌
  海月岩，又名海月庵，位于漳浦县梁山东麓，地属沙西公社涂楼大队，距城关四十公里。背山面海，方圆五公里许。山石千姿，海云百态。南有石矾塔，屹立于漳江入海处波涛之中。北有老人峰，俗称“海外金刚”高耸于云雾缥缈之际。秀丽多彩的自然风光，招来无数的游客，自古就是漳浦名胜古迹中的浏览胜地。
  寺系就天然石洞建成，洞顶是一片巨石，长31米，宽13米，故有“海月岩，好光景，大石头，盖厝顶”。的民谚。寺里石壁雕刻如来佛一尊，旭日朗照，谓之“日出窥禅”。每年中秋夜八时半，岩下“羊角潭”月光反映，恰照佛胸，谓之“月照禅心”。宝殿有对联云：“海气凝云，云气结成罗汉相；月光映水，水光反照菩提心。”洞门匾曰：“鹫岭云门”。寺前广场，凭栏眺望，海天寥廓，烟波万顷，甚为壮观。
  海月岩内外景各有十处，其中尤以“别有天”古树蓊蔚，幽静凉爽，夙称洞天胜景。各处佳境中有石刻六十多处，依景而镌，尤以“落伽境”浮雕观世音，工艺精致，栩栩如生。（内外十景附后）
  历史
  海月岩历史悠久，岩前石刻有“不知岩创何代”和“创基已古，宋重兴”的记载。据民间传说：“唐朝时，有一个进士出身的朝官，因为得罪了皇帝，革职还乡，舟行遇风，飘浮于铜海之上，夜间忽见岩山有异火放光，飓风顿息，遂舍舟登岸，举家归隐于此，并凿山通道，开创岩寺。”自后递废递兴，宋咸淳年间又重建。至明朝初年，再度荒废，仅存遗趾。迨明嘉靖年间，遇例官卖，邑宦王氏以二十余金购为己有。县城兴教寺僧性德慨其倾颓，赎回重修，敝衲鹑衣，日夜辛勤。开大山岩，辟山为田，兼事耕牧。平整功德泉前面隙地为“莳蔬圃”，自种蔬菜。并从“不二门”补修石梯道直通山下，以便客游。又凿山下温泉，砌为浴池。修建丈室，树立景铭。一土一石，不辞劳瘁，三十二年如一日，使名山胜景不至湮没，性德之力也。海月岩之山水风物吸引远近无数游客，徒以旧社会对旅游事业既未重视，解放初期亦以强调破除迷信，对名山古寺保护不周，以致年久失修，非复旧貌。尤其十年劫后，除一些石室和石刻外，其余文物几乎荡然无存。文革后，拨乱反正，修复保护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发展旅游事业。在党和政府关怀下，经文物普查，海月岩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涂楼大队于1980年五月成立海月岩名胜古迹修建小组，进行全面整修。
  内十景
  （）落伽境
  位于岩寺西南200米处，有块石立于陡坡上，石上镌刻“落伽境”三个大字，下有一尊浮雕观音菩萨像，雕刻雅致。此处面向漳江，巨石环立，游客到处，不禁有“青山万古，绿水千秋”之感。石上有仰楼和尚题七绝一首，诗云：
  峰外长江不尽流，巍巍片石几春秋，自从题刻观音后，万古清风应祷求。
  （二）知止洞
  从“落伽境”往东，约行几十步，便到“知止洞”。据说当年洞穴深渊，石室玲珑，因年代久远，今已流沙填积，几乎不见洞穴。洞前有石僧一尊，左侧又有四面佛一尊，文革中被破坏，现残缺不全。洞内朝晖夕照，虽寒冬腊月，温暖如春，正是静心养性的绝好地方。居高临下，农夫日出而作，鱼船日暮而归，石刻“明农鱼旅”之意，俨然历历在目。还题七言绝句一首，诗云：
  凌云石室自天然，江日峰僧印洞前。
  功德水流施法介，海花现出观音禅。
  （三）无住境
  在岩寺南面约一百米处，石上刻有“无住境”三个大字，站立石上，极目远瞻：北望群峰插天，翠色苍苍，长溪如带，川流不息；东望东海烟波，水天一色，白浪翻滚，群鸥乱飞。游客到此，无不心旷神怡，乐而忘倦。
  （四）卓石桥
  出庙门，循南道约行十五米处，便到“卓石桥”。但见一条长石，跨在一道深谷上，巧夺天工，宛如一座天生的桥梁。石桥有题诗云：
  云根叠叠拥深坑，架作桥梁济客行。
  不用施工巧制琢，共夸天地自生成。
  （五）不二门
  出庙门，沿东道行十五米左右，便是“不二门”。此处原为深谷，阻绝行人，明万历年间，在修筑石梯道同时，用条石铺平坑谷，以通行道。正好桥上两侧有二块斜立长石，天然相碰真像一个天然生成的石门，门两边都是乱石坑，当年旅客来游岩寺，必经此门，门名不二，独一无二之意。
  （六）功德泉
  出岩寺丈室西门，约行近十米处，便见一股清泉从石缝中涓涓流入上下相连的三口石井中，即功德泉。泉甘而润肺，游客品尝此水，莫不啧啧赞美。虽涓滴之流，大旱之年，未曾干涸。井边石上刻“功德泉”三个大字，并有明朝进士刘庭蕙（杜浔人）题七律一首，诗云：
  何来园觉隐西天，布地先开玉井泉。
  错落瑶华诸念净，空明石乳一方禅。
  雨花飘向经堂寂，法水纷披讲钵传。
  认取元劳因彼岸，恒河沙数只涓涓。
  （七）大山岩
  在岩寺往西北约一里多路，该处有一大石洞，俗称大山岩，为耕牧栖息之处，明隆庆年间，始辟为大士室，前面有池塘，室后有仰楼生母之墓。岩顶题诗云：
  峥嵘块石似禽形，石室玲珑隐牧耕。
  今日经营为福地，梁山又见觉王明。
  （八）息樵石
  位于大山岩东南方约五十米处，有一大盘石，斜卧地面，恰当年樵采必往之路，石面平滑，旁有润泉，可供坐卧休息，或倚听流泉。泉可饮可浴，实为樵夫、牧子中途最好的休息之所。
  （九）苍松岭
  据寺前石碑记载，“苍松岭”为十景之一，因年代久远，古松已不复存在。石刻“青松岭”亦无觅处。
  （十）莳蔬圃
  即功德泉前面菜地，今已失所在。
  外十景
  （一）金岗翠拥
  金岗又名老人峰，为梁山九十九峰之一，峰峦全部由石头积叠而成，石缝中夹生杂树，从涂楼眺望金岗，状如壁立，形似“金”字，上小下大，高耸入云，苍翠如墨，从岩寺仰望左上方，但见诸峰并列如屏，屏后有一巨石峰，与群山相映，更觉翠色苍苍，即金岗也。如果站在岩寺东南遥望金岗，又似韦陀侍释迦之状。
  （二）雷峰砥柱
  即漳江口外“石矶塔”。据《漳浦县志》记载：该处原有一石笋，后被雷击毁，里人陈天达认为有关山川形胜，于清朝嘉庆十九年募建此塔以代之：塔高七层，全部为石砌成，矗立江心，历尽惊涛骇浪，暴雨狂风，永不动摇。与梁山金岗遥遥相对。站在海月岩顶巨石上，俯瞰石矾塔，但见巨浪翻滚，慈航飞渡，禽鸟翔集，令人思绪万千。
  （三）月升朗佛
  每年中秋之夜，东方月上，银蟾辉映，照射于岩山下羊角潭中，又折射返照于佛堂正中如来佛胸，金光辉映四壁，颇为奇观，但为时不长，月移景逝，不可复见。此景并非每年都可看到，必须皎月方升，碧空无云，风清月朗，潭水清澈，四者俱全时方可看到。
  （四）日出窥禅
  每年大寒前后，晨起天气晴朗，碧空万里，阳光直射羊角潭水，返照梵宫，一时殿前金光灿烂，闪烁通明，令人眼花撩乱，实为奇观。
  （五）铜海慈航
  站立庙前，俯临铜海，但见烟波万顷，海天一色，海上慈航点点，或近或远，或隐或现，来回不断。
  （六）波澄珠圆
  天气晴朗，站在岩寺庙前，遥望东南海面海边靠北岸处，有一小岛，其形如龟，俗称“屿仔龟”，每逢潮涨水平，屿仔龟好像一颗珍珠，露出海面，风平浪静，则轮廓分明，宛如一粒珠子浮于海上。若风大浪急，则随风荡漾，摇晃不定，实为一大奇观。现屿仔龟海石淤为陆地，此景已不复存在。
  （七）东皋春馌
  每年春耕农忙时节，从岩寺俯瞰东边，但见山下港溪两岸稻田连片，农夫农妇，童稚老弱，肩挑手提，来回馌食田间，与绿水青山相掩映，真像一幅天然名画春耕图。
  （八）南浦渔灯
  每年夏夜或春秋捕鱼季节，在岩寺前遥望铜海漳江，但见渔灯万点，闪如萤火，灿若群星；又似元宵花灯，或隐或现，来回往返，连绵不断，通宵达旦，千姿百态，恰似一幅渔家行乐图。
  （九）海浮云峙
  每当阴雨天气，或乍雨乍晴，气压偏低，或晨雾初开，天气阴沉，或夏秋季节，气候多变，海上天半，经常出现海市蜃楼幻景，亭台殿阁，城市楼房，山林人畜，严然真像，情景逼真。令人不信其真为幻景。这是太阳光折射的自然现象。
  （十）地涌温泉
  由岩寺东行出“不二门”，循石级下山，从北往南约行二十五米，可见道旁有一小池，即温泉。池为石板砌成，筑有半人高，池水清沏见底，深近一米，四季常温，宜于入浴，浴后精神倍长。水略带硫磺味道，有皮肤病者，亦有疗效。
  漳浦县城地名的来历
  李林昌
  地名都有来历。漳浦县城的一些地名，除象麦仔市、木屐街、打锡巷等因集市或职业区所带来的，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外，有一些另有来历的地名，因流传已久，现在已有很多人不明白它的来历。这里只就我所知略举几则于下：
  兴教今第三招待所地方。本来这里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兴教寺，建于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宋嘉定及明成化年间，都曾毁于兵灾而再建，到民国时只存一个三进的院落和一个大佛殿。1933年十九路军驻浦时破除迷信，全毁佛像及大佛殿。
  新路尾这里古代原有条街道，叫新路街，为住宅区，靠近西街顶处称新路尾。太平军入城之役，房多毁。清光绪年间，英国人在此购地建立基督教堂。
  倒城隙在今汽车货运站地方。本来这里围着城墙，霞昙一带乡村与县城的来往要绕道西门（今青年路）经埔顶村。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所部于同治四年（1865）农历正月廿一日攻县城时，用土炮在这里轰开一个缺口，以后一直没收复，成为通途。
  石狮头在西街中段与麦仔市街衔接。以前人们迷信，凡是有街巷直对着的房屋都要竖“泰山石敢当”石碑，或放一隽石狮以“避煞”。这三岔路口本来有一复石狮，故名石狮头。“头”是十字街头或三岔街头的泛称。
  驿内巷在麦仔市街，唐朝时在这里建有“临漳驿馆”，是过路官员的招待所和文书传递站。
  铺仔口在县前街通往东街的近拐弯处。古代在驿道上每十里设一个“铺”，作为传递文书的小站，所以闽南话称十里为“铺”。这里从前设有一个铺，附近就被叫做铺仔口。
  后楼在西湖东边。清朝湖南布政黄性震（湖西人）在县城建立府邸，址在今中医院处，前临西街，后濒西湖。这一带本来都是他的后花园，太平军入城时被付诸一炬。楼台水阁残迹部份尚存。解放前一片废圩，现为稠密的住宅区。
  龙亭巷这里从前有一个“龙亭”故名。后半段叫做“猴洞”，民国初年，还有假山怪石残迹。
  田斑巷多陈姓三房人所居，故名三房巷，后叫走了音，成为“田斑巷”，田斑是一种生在小溪的小斗鱼。
  水鸡室附近有准提佛室，建于清康熙十三年（1673），解放前尚存。专供十八支手准提佛，也称佛母，这一带的地名也就被叫做准提室，后来叫走了音，成为“水鸡室”，水鸡即田蛙。
  鹿市头在西街与县前街的衔接处。传说宋朝忠孝两全的高东溪有一只家鹿能代主人上街买物，这里是经常光顾的地方。
  乌面土地公在西街末段，未到下尾仔地方。据说漳浦县城旧时有九十九个土地公庙，作为九十九社的象征。土地公都是面目慈祥的“福德正神”，独这里的土地公是黑脸的。传说明朝御史詹惠少年时，上学都要经过詹厝潭边。一夜，梦见土地公来见，说潭里水鬼要转世，但每次找“交替”都被詹惠撞见，不敢作为。土地公代水鬼求情，请詹惠不要从潭边经过。詹惠斥土地公何不自己去代。翌日果见潭中浮一木偶，脸孔被溺黑了，还把他供到庙中。这传说只能供人一笑，而黑脸土地公实有，不知是哪一个雕匠的杰作。
  仙脚穿在南城角。传说漳浦县城是一个“睏仙”。康熙年间，知县陈汝咸因被官家的女婢愚弄，立意破坏漳浦“地理”，使漳浦出不了官儿，就由北向南开一条阴沟，叫做“流仙肠”。又建东西南北四塔钉住睏仙的四肢。这传说是无稽的，而陈汝咸叫人开阴沟是事实，阴沟的出口处被叫做“仙脚穿”（脚穿即屁股）。
  官学口这里本来有一所最早也是当时唯一的官办学校（在今公安局），俗称官学，其正式名称晚清时叫“梁峰书院”。民国初年叫中西学堂，后改为县立第一小学，再改为培文小学，城镇小学。
  应城口这里本来有一个“应城寺”（在今绥东小学），建于宋神宗熙宁（1068）年间。《漳浦县志》载，该寺毁于太平军入城之役。民国廿年这里设一个民营的电灯公司，是漳浦最早的电厂。抗战时期，机器被国民政府强制迁往水潮搁置，后遗失。从此漳浦成为黑暗城凡十余年。
  千秋楼漳浦县城墙毁于郑成功反清的拉锯战中，清顺治十三年漳浦镇守总兵杨捷、知县李之琦与邑绅蔡而烷等召工更筑，在城的西北角增建一个楼台，挂匾“千秋保障”，被称为“千秋楼”，这一带的地名也叫“千秋楼”，遗迹无存，而名称不改。
  西湖漳浦西湖辟于宋宁宗嘉定八年（1216），县令赵师缙召民工所凿。西湖边的村庄也名叫西湖社，考早有湖然后有村。较早的村庄在较高处的今城关粮站地方，而不在湖边，名“董厝围”，董姓人所居。
  蔡新的故事传说——“灶脚囝婿”
  郭祖柴
  蔡相，名新，字葛山，少时家境贫寒，由于他是清康熙四十八年进士、雍正皇朝内阁学士蔡世远的侄儿，在叔父的教导下，自幼攻读诗书。也由于这个因缘，由父母替蔡新订下一门亲事，未婚妻是官浔何员外的大女儿。
  蔡新长大后，初次到官浔拜见未婚的丈人时，何员外免不了以礼相待，请喝茶，喝茶佐以“麦芽膏”（一种用糯米煮成的饴糖，这是漳浦一带招待客人的常品。）
  何员外的大小姐拉着妹妹作伴，在屏风后偷相未婚夫的容貌。只见他貌不惊人，虽书生装束，却是粗布长衫。吃了麦芽膏，还用舌头舐着“膏匙”，好像从来不曾尝过这种滋味一样贪馋！大小姐原来以为，未婚夫蔡新是一个有名的才子，必然是颜如冠玉，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现在看到的，却是一副穷酸相，大失所望，有悔婚之意。
  以后大小姐不断较闹，要父亲解除这个婚约。何员外苦苦慰劝，说：读书人当然容貌平平，既不像武士的魁梧威武，也没有优怜的貌似潘安。妹妹也百般解释，说：姐夫虽然貌不惊人，却是斯文端庄；才不外露，却也对答如流；衣着虽不华丽，却是整齐朴素；至于吮舔膏匙，那是不暴殄天物的节俭美德，至于有没有前途，更不可貌相。
  但大小姐悔婚之意已定，坚持不肯践约。何员外斥为忤逆，搬出封建妇道，三从四德，要她遵守。大小姐见父亲固执，索性大吵大闹，哭哭啼啼，弄得慈母忧伤，几乎断肠。妹妹再三苦劝，大小姐居然怒骂道：“你惬意，你就嫁给他吧！”妹妹被这话气急了，就脱口回道：“嫁给他就嫁给他，有什么不好？”想不到父亲正在没有办法，竟然把这话当真。员外顾的是面子，认为悔婚有失声誉，妹代姐嫁，外人也只知道他家嫁女，不会知道底细，这样可以不致受人责骂。因此，就转次女的念头，劝她成就这个姻缘。次女带念父母的苦衷，对那个穷书生又不嫌弃，也就应允了。
  成亲后，夫妻恩爱，同甘共苦。（旧时官僚大都三妻四妾，而蔡新后来虽官居极品，却是一妻到老）。
  这一年何员外寿辰，蔡新夫妇双双前去拜寿。一时员外府中贵宾如云，热闹非凡。何员外忙于应酬，无暇顾及女婿女儿。当盛宴开张，竟然没有蔡新的席位，岳母过意不去，拉蔡新到厨房（俗称灶脚），弄一些菜饭供他充饥。蔡新体贴岳父事忙疏忽，对受冷淡全不计较。而妻子对丈夫不受青睐，却忿忿难平，她往筵席上张望，见不到丈夫被延上座，到处寻找，最后在厨房里见到了，原来他在那里吃得津津有味哩！一气之下，拉着他的衣袖便走，出门时立誓：以后如无功名，决不再入此门！
  当时天已黄昏，走了十多里路，已经天黑，就在三古土地公庙投宿。当夜，蔡新感慨平时受人冷遇，即兴在庙中壁上题下一只联语：“贫非虎也，六亲畏惧”。后来蔡新发奋读书，于乾隆元年殿试得中第四名进士，称“传胪”，官居文华殿大学士，任过吏、兵等部尚书，衣锦还乡时，人们无不阿谀逢迎，他感于世态炎凉，路过三古土地公庙时，方续题下联：“贵亦人耳，九族腾欢”。
  漳浦现在还流行一句俗语，称不受青睐的女婿为“灶脚囝婿”，据说源出于此。
  丘蒙舍的故事
  丘迪康
  （一）缘起
  明初，漳浦县杜浔丘厝林文卿祖开基至第六世丘四蒙，字汝霖，曾进学校，是个秀才，性滑稽，玩世不恭，好胡闹，直情径行。其父任闽、浙、赣三省运粮使，所以人称他为蒙舍。他曾代其父到各府州县去催粮，到处娶妻纳妾，置业建家，现在诏安丘厝城、龙岩、泉州各处都有他的子孙，而在本县者寥寥无几，因此各地都有关于他的传说故事，兹就上下相承所传说的叙述如下：
  （二）考试戏考官
  蒙舍有一次赴岁考，考试官以孟子书中“吾四十不动心”句为题。蒙舍于文中有一段写道：“设也齐之文姜在左，秦之南子在右，孟子之心动乎不动？吾知其动动！”（按：文姜是齐禧公次女，鲁桓公夫人。南子是宋女，卫灵公夫人，两都美而淫）。主考官见了大怒，批云：“设也生员前考以三等，后考以五等，秀才黜乎不黜？吾知其黜黜！”秀才遂被黜去。
  （三）秀才被虎咬去了
  蒙舍再次投考，做好文章，一时兴起，在试卷背面绘一幅漫画，绘的是一只猛虎，把一个官僚咬倒在地。估计决不会录取，交卷后写信回家，说“秀才被虎咬去了！”家人误以为蒙舍身死，设灵挂孝举哀吊祭。
  （四）轿夫扛着鬼
  蒙舍寄信后，自糊一个纸“皮箱”，中间装满纸箔迷信品，雇一把轿回杜浔，到杜浔附近青阳院村的佛祖庙时，下轿说要与人说话，叫轿夫将纸箱先抬回家。轿夫到他家时，见设灵挂孝的情况，就问何人去世，家属泣说蒙舍去漳州考秀才，不幸身死异乡。轿夫骇异，说你们不要误会，遂告以扛蒙舍回家一路情况。家属道：“你莫非扛着鬼？他实在有信息哀讣到来报丧呢！”说得轿夫无话可答，心想现在蒙舍本人又不见回来，更加惊疑，就把轿内箱子掀开查看，满箱尽是纸箔，就是“皮箱”原来也是纸的，以为真是被鬼作弄，就把空轿抬回，白白抬了百多里路程的轿子，没拿轿钱。
  （五）显圣吃灵饭
  原来蒙舍下轿后，到各处游玩，入夜才到他家灵棹下面埋伏，翌早家属到灵棹前上供，焚香哀哭，连叫几声“请你来吃饭”，蒙舍就从灵桌上扒出来，答：“好，好，我肚子正饿得要命，来吃，来吃。”家属以为是灵魂显圣，吓得魂不附体，昏倒地上。醒来时，蒙舍才说：“你们太笨，我的信说秀才被虎咬去，是说秀才不录取，并不是说我身体被虎咬去”。
  （六）扒猴赂
  蒙舍的姑母嫁于后因村陈姓，生一女颇有姿色，嫁与蒙舍为妻，结婚弥月时，照例女婿要到岳家，他以姑家巨富，想法要搞他钱，就将自家猴母所生的一只小猴打死剥皮，用红缎包好，装置篮中，又买一篮糕饼，当做一担礼物，叫一家人挑着，到姑家时，将饼放置厅中桌上，把另一只篮子提入姑母房内，放在床上。姑母奇怪，问：“那是什么？”蒙舍答：“你女儿做的好猴赂，你一看便知，我来说不好听。”姑母打开一看，误以为是女儿才嫁过去一个月就私生孩子，很着急，忙叫一声：“蒙仔，不要说给人家知道才好。”蒙舍答道：“就是怕丢脸，才用红缎包着，你看怎么办？”姑母想了想，不得已拿出一百两银子给他，叫他不要声张，未几姑母及姑丈特意叫女儿到家究问，才知道被骗，叫蒙仔质问，蒙舍说：“我明明白白对你说的，是猴赂，没有说假话，你自愿给我银两，我带回去对你女儿也明说是扒猴赂的，来清去白，没对你们不住。”说得岳父母都笑起来，佩服蒙仔机智。
  （七）祭姑母灵机诈款
  蒙舍姑母去世，他就备祭品礼仪奔丧致祭，到灵前大哭三声，拜伏于地。当稽首时，故意把礼帽落在地上，不用手去拾，却用头去顶，戴不上，就一顶再顶，一直顶到孝帐内，孝帐内的妇女看见，不禁哈哈大笑，蒙舍发怒大声责备道：“今天我姑母死亡，我以礼节关系，未便用手拾帽来戴，不得已用脑袋顶。你们不为我姑母的死而伤心也就罢了，反而放声大笑，可见我姑母是你们害死，法所不容，决定呈官严究。”吓得姑母家属连忙要求谅解，结果以四幅名画及巨款赔罪了事。
  （八）放大炮
  有一日，蒙舍在田野间散步，听见有个地主讲他坏话，就想出办法泄忿。造了一个几人抬的大炮，大张广告，说蒙舍择定日期在某地燃放大炮，欢迎参观。四方群众好奇涌来争相观看，蒙舍指挥将大炮找到东，扛到西，成千上万的群众尾随奔走，将新德山一带的农作物践踏蹂躏。当那大炮在凹仔圩埔燃放时，只小声一响，原来是一个极小的“〓仔炮”，外面用棉被裸着，再包上一层红纸。众人哄然而散。
  “丘蒙舍放大炮”这句话成为民间谚语，是吹牛的意思。
  （九）丈厝激嫂嫂
  丘蒙舍有一个哥哥，娶妻年久未生一男半女，哥哥想要娶妾，嫂嫂屡次提刀举斧，要与哥哥拼命，闹了一回又一回。哥哥知道蒙舍机智，就向蒙舍求计，蒙舍道：“不要紧，我有一计，必定使嫂嫂回心转意，让哥哥娶妾”。蒙舍就拿一根很长的竹竿去丈量哥哥的房屋，从屋外丈到屋内，嫂嫂问他要做什么？蒙舍答道：“这座房屋我要折下重新建筑高楼。”嫂嫂骂道：“你错了，这屋是我的阄份，那容你主意。”蒙舍答道：“哥哥嫂嫂快老了，没有生下一男半女，你俩百岁以后，没有继承的人，我有四个儿子，把一个过继，这屋岂不属于我们的？”嫂嫂听后深感无嗣的痛苦，就到处物色适当的妇女为夫纳妾，选中一个白毛女，先后生下六个男孩，长子及三、四、五子都早夭，第二子传文卿顶角村，第六子传南门砖仔埕村，合计三、四百户，现在其子孙都称她为“白毛妈”。
  （十）鸭蛋双圈仁
  有一个小贩到市上卖鸭蛋，路上逢到丘蒙舍，问他最大最好的每粒多少钱？小贩夸说：“我的鸡蛋是最大最好的，一粒有双圈仁（两个蛋黄），照批发价卖给你，一两银子一百二十个，一个八文钱。”蒙舍说全部要买，叫小贩将蛋送到家里，搬到桌上。那知这桌一只脚是短的，用石垫着，蒙舍故意将那垫石踢开，桌子倾斜，鸭蛋全部滚落打破，小贩要拿钱，蒙舍说：“不要紧，全部赔你，两个蛋黄是一个蛋，照算。”小贩有言在先，如今打破了，无从按个计算，只好自认晦气，得了一半价钱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