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何谓“柳营江”
  圃人
  乾隆《漳州府志·陈政传》载，朝廷于总章二年（669年）授陈政朝议大夫，统岭南行军总管事，出镇古绥安地。因“众寡不敌，退保九龙山，奏请益兵。”《漳浦县志》的记载相同。这里没有说明“九龙山”在何处？后来，谈史的人常把九龙山与九龙江连在一起，且说陈政屯兵九龙江边时，插柳为营。因面，屯兵处的江亦称“柳营江”，把陈政与柳营江也连在一起。
  这里对九龙山在何处？不予探讨。但柳营江为什么称为“柳营”，是否陈政在江边屯兵“插柳为营”而得名，值得探讨。这个问题，从明清历次修篡的《漳州府志》也许可查到答案。
  （一）明正德《漳州府志》“柳营江”条载：“在县东四十里，旧志谓唐时宿重兵于此，因号柳营江。”所谓旧志，系指宋淳祜志。
  （二）明万历癸丑《漳州府志》“柳营江”条载：“跨江有虎渡桥，在城东四十里，二十七都地，唐时宿重兵于此，相传插柳为营，因号柳营。”
  （三）清乾隆《漳州府志》“柳营江”条载：“去城四十里，二十七都地。唐时宿重兵于此，相传插柳为营，因号柳营”。所载与万历癸丑志相同。
  据上所述，三则均有“唐时宿重兵于此”的记载，正德志由此而直接得出“因号柳营江”；万历癸丑、乾隆志多出一个注脚“插柳为营”，再得出“因号柳营”的结论。
  这里必须解决两个问题：（1）唐时是谁在此地宿重兵？（2）“柳营”是否以“插柳为营”而得名。
  对于第（1）个问题，可再查《漳州府志》求得答案。正德志“虎渡桥”条载：“虎渡桥，即柳营江桥也。淳祜志谓……江曰柳营者，唐末王潮下泉、潮，辎重在是，尝宿重兵以守之，故有柳营之号。”这里明确指出，在江边驻宿重兵者是唐末时的王潮。王潮，字信臣，河南光州固始人。唐末，为王绪部队的军正。光启元年（885年），随军至漳州，与诸将劫囚王绪，被推为将军。后攻下泉州、福州，据有福建五州之地，任福建观察使，升威武军节度使。卒后由弟王审知袭职。后梁开平元年（907年），王审知被封为闽王，传6主，共37年。自王潮进漳至闽国灭亡，首尾共59年。在这历史过程中，漳州人对王潮特别尊崇，因其曾在漳屯军，就称其屯军处为“柳营”，江亦称为柳营江。
  为了解答第（2）个问题，必须了解为什么要把屯军处称为“柳营”？这要从更早的史志来探索。所谓“柳营”是由“细柳营”转化而来。古有地名细柳，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南，有细柳仓，即西汉将军周亚夫屯军处，称细柳营。《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汉书·周勃（子亚夫）列传》均有周亚夫屯军细柳的记载。简述如下。
  汉文帝时，周亚夫为将，屯军细柳，以备匈奴。文帝亲往细柳劳军，至营门，因无军令不得入，乃遣使持节诏将军，亚夫传令开营门，请以军礼见。既入，按辔徐行，成礼而去。文帝曰：“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后来因赞誉军营纪律严明者为“细柳营”，也泛称军队的驻营地，以至成为典故。古代诗文中常引用这个典故。如隋明馀庆《从军行》：“风捲常山阵，笳喧细柳营。”唐王维《观猎》：“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都是运用“细柳营”的典故。因此，“柳营”与“插柳为营”毫不相干。王潮屯军九龙江北溪之滨，其屯军地也被美称为“细柳营”，简称“柳营”，并称其江为柳营江，这是史书记载的历史事实。
  综上所述，在漳州屯军者是王潮，说是陈政，纯属附会；柳营江的“柳营”，系由“细柳营”缩简而来，称“插柳为营”，流于望文生义，读史者应详加审慎。
  关于宋吴与《图经序》
  圃人
  《漳浦县志》“历代著述”书目载，宋吴与著《图经》；著作文章收载吴与《图经序》；《吴与传》载，吴与“尝为《漳州图经序》。明确记述吴与撰《图经》，又为其作序。
  吴与，字可权，漳浦人。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进士，历任四会、余干、怀安县令，升奉议郎、潮州通判。平生爱好书籍，家中藏书至二万卷，在梁山筑书室，世称“吴奉议书室”。所藏书有《古文尚书音全集》、《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这些藏书，都是三馆四库所无。宋史学家郑樵推重的海内藏书家有四人，其中漳浦吴与列首位。吴与的著作有《荔枝总录》、《新记录》和《图经序》。
  《图经》是什么？据《辞源》“图经”条载：文字外附有图画的书籍。如《隋书·经籍志二》有《冀州图经》、《幽州图经》等。属地理志一类书籍，文字外多附有地图，故以“图经”为名的尤多。南宋莆田人郑樵著的《通志·图经》列诸州图经有三十三部，一千七百余卷。”由此可知，图经即地方志，文字配有图画。宋代各州的图经，相当于各州的州志，即明、清各府的府志。所以宋代的《漳州图经》即后来的《漳州府志》。
  明、清的《漳州府志》均有关于《漳州图经》、《图经序》的记述：明正德《漳州府志·礼纪》收载文章有吴与《图经序》；明万历癸丑《漳州府志》把吴与《图经序》做为序文；清乾隆《漳州府志》序文也载吴与《祥符图经序》，“著述总目”载吴与著《漳图经》。综上所述，正德、万历癸丑、乾隆《漳州府志》均收载吴与《图经序》，肯定吴与所处时代就己有《漳州图经》。然而，宋淳熙、嘉定、淳祜志的3篇序言，似有互异。
  由教授李纶写的《淳熙临漳志序》载：“漳之为郡，自陈鹰扬（即陈元光）肇创于唐之垂拱，而天文地理可书；周名第（即龙溪周匡物）唱文于元和，而风俗人物可书。我朝皆以循良为之守，其所以成就藩饰之者，无一而不可书，而书不作，无乃使人疑夫不作之为愧哉！”这里明确指出，自唐垂拱创郡至宋淳熙尚未有写志。
  由推官黄桂写的《嘉定清漳志序》载：“祥符四年，尚书职方准敕遍牒诸道、州、府军监，各令修图书，如法架阁修掌，其意远矣。岂非以今既异于昔，则略过于详。淳熙丁酉，颜定肃公师鲁作《漳州重建州厅记》，尚叹惜四百年间漫无所考，抑漳之《图经》昔犹略乎哉！”文中肯定淳熙前有《图经》，偏于简略。明确提出祥符四年令各道、州、府修图书，但没有指明《漳州图经》是祥符四年编纂的。
  由通判王南一写的《淳祜漳郡志序》载：“郡旧有《图经》，续谓之志。国朝（指宋朝）自祥符至嘉定二百余年，屡经刊辑，推以古今，撮其纲要，旧序详之矣。”文中也说旧有《图经》，其续者称为“志”，且自样符至嘉定，屡经刊辑。
  明正德《漳州府志》姚镆的序说：“顾州于唐垂拱之二年，历四百余年，未有能志之者”；周瑛的后序说：“惟宋淳熙、嘉定、淳祜六七十年间，凡三修志，其他上下寥阔无闻。”这是说，在淳熙之前，漳州没有修志。
  此后的嘉靖、万历癸酉、万历癸丑及清乾隆各志，均沿用这两种说法：一是自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就有《漳州图经》；一是南宋淳熙之前，漳州尚未修志。但无论何种说法，这些府志在著作书目中都有吴与著作《图经》，刊载吴与的《图经序》。
  据黄桂在序中所言：“抑漳之《图经》者犹略乎哉！”说明《图经》为文字配上图画，记述比较简略，尚未符合后世修志的规格：又王南一在序说：“郡旧有《图经》，续谓之志。”因此，尽管肯定《图经》的存在，但不能算是志书，所以才认为淳熙之前没有修志。
  既然淳熙之前已有《图经》，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大中祥符四年（1101年），漳州是否有修《图经》？若有，为什么没有写序？
  （二）吴与于元丰五年（1082年）登进士，距大中祥符四年己71年，为什么这部《图经》要等到此时才由吴与写序？是否吴与既写《图经》，而又写序？
  （三）清乾隆《漳州府志》、康熙《漳浦县志》“著书总目”均载吴与著《图经》，并由吴与自已写序。这明显与上述《图经》编纂时间不符。
  （四）《图经》早己失传，正德志是如何获得这篇可贵的《图经序》，也许当时尚可看到淳祜志所载《图经序》，抄载下来，使其遗传至今。
  以上这些问题尚得进一步加以探索。
  此外，应该指出《祥符图经序》的“祥符”是指宋真宗赵恒年号“大中祥符”；而序文中有“大同有九虬之瑞，开元出祥云之符”的“祥符”系指《漳州府志·灾祥》所载：“唐玄宗开元十三年（时州治在漳浦李澳川）十一月朔，梁山祥云见，绚烂亘百里。”之事，两者所指各不相同。
  现将《图经序》全文附后，以飨读者。
  漳州图经序
  （注：原题为《图经序》，现据《吴与传》所载，加“漳州”。）
  谨按：本州在《禹贡》为扬州之南境。周为七闽之地。秦、汉为东南二粤之地。汉武平粤，为东会稽冶县，并南海揭阳之地。晋、宋以来，为晋安、义安二郡之地。皇唐垂拱二年十二月九日，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平潮州寇，奏置州县，敕割福州西南地置漳州。
  初，在漳浦水北，因水为名。寻以地多瘴疠，吏民苦之，耆寿余恭讷等乞迁他所。开元四年敕移就李澳川置郡，故废绥安县地也。自初置州，隶福州都督府。开元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敕割隶广州。二十八年敕复隶福州。州本二县：一曰漳浦，即州治也；二曰怀恩，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敕以户口逃亡废之，并入漳浦，又割泉州龙溪县隶本州。大历十一年，福建观察使皇甫政奏割汀州龙岩县来属，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敕从之。天宝元年，改为漳浦郡。乾元元年，复为漳州。兴元二年，刺史柳少安请徙治龙溪，福建观察使卢基录奏，贞元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敕从之，遂以龙溪城为州，定管龙溪、漳浦、龙岩三县。
  山川清秀，原野坦平。良山记董奉之游，九侯传夏后之祀。赵佗故垒，越王古城。营头之雉堞依然，岭下之遗基可识。陈将军忠贞冠代，王使君勋名标时。周先辈之奇才，潘侍郎之重德。大同有九虬之瑞，开元有祥云之符。灵迹应祈，筋山屏盗。遗芳未泯，胜概可寻。蔚为江外之名邦，不特闽中之要地。凡诸可纪，悉具于后。
  林士章与国子监漳州府诸生
  林祥瑞
  国子监始设于元代，明清沿袭。国子监亦称国学、太学，是中国古代掌管邦国儒学、训导政令的行政机构，又是全国最高学府，官办中央大学。入国子监读书的对象是贡生、监生、亦收入落第举人。
  明代，漳州府有多人在国子监任过职，更有许多贡生入监读书。在国子监任职的官员中，要数漳浦县人林士章时间最长，职务最高。他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登进士，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隆庆二年（1568年），任国子监司业，为国子监副长官（相当于大学副校长）；隆庆六年（1572年），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翌年转北京国子监祭酒，为国子监长官，（相当于大学校长）；万历二年至八年（1574～1580年），任礼部左右侍郎，（相当于中央文化、教育部副部长）；万历九年（1581年），任南京礼部尚书，（相当于中央文化、教育部部长）。
  林士章自隆庆二年至万历九年（15681581年）的14年间，均在中央教育部门任职，毕生为培养国家人材而不遗余力。在祭酒任内，有感于太学诸生结业后，回归本省参加乡试，会受到各省的限制，于是疏请下令学生回本省不必进行考选，直接参加乡试，这给学生以极大的方便，且多有成就。在林士章任职其间，漳州府有多名贡生入国子监读书。林士章身居要职，对学生关怀备至，多方诱掖，使多人中式顺天举人及登进士，终成一代名人。
  现据《漳州府志·选举》所载，简略摘录：自隆庆四年至万历七年（1570～1579年）的10年4科乡试期间，漳州人入国子监深造井中式顺天举人者有10人，即隆庆四年（1570年）张时迪、张廷榜、李文晰；万历元年（1573年）吴原业、张佐治、柯挺；万历四年（1576年）张惟方、林云龙；万历七年（1579年）高则贤、王以通。在这些举人中，有5人登进士，他们是万历二年（1514年）张廷榜、张佐治；万历八年（1580年）柯挺、王以通；万历十一年（1583年）张惟方。现将各人简况分述如下。
  张时迪，漳浦县霞美眉田村深沙社人。隆庆二年（1568年），由漳浦学恩贡入国子监。四年，中式顺天举人，官至湖州府同知。因府同知为官阶正五品，步入大夫行列，故世称“深沙出大夫”。他政绩显著，受御史首先推荐而提升，所以眉田张氏祖祠挂匾“乌台首荐”，以为荣显。“乌台”为御史台的别称。
  张廷榜，字登村，号春宇，龙溪石码人，进士张绰曾孙、张廷栋弟。隆庆二年（1568年），由龙溪学恩贡入国子监。四年，中式顺天举人。万历二年（1574年）登进士，官至镇江府同知，兼署吴江知县。后因镇江边界发生盗案而被贬，再遭罢官。归家后，在漳州芝山建馆舍，远近士子均前来求教。其子张燮，字绍和，号汰沃，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中式举人后，无意仕进，归家奉侍父母，并就芝山馆舍成立玄云诗社，与龙溪郑怀魁，漳浦林茂桂、王志远，南靖蒋孟育，海澄高克正，平和陈翼飞等并称“漳州玄云七才子。”
  李文晰，号抑斋，海澄人。隆庆四年（1570年），由海澄学岁贡入国子监，并于当年中式顺天举人，官潮州府通判。他与户部左侍郎、漳浦人卢维祯相友善，卢在《醒后集》中载有《报李抑斋潮州书》。其女婿早逝，女守节尽孝，卢维祯为撰《赠李氏节孝妇序》以褒彰之。
  吴原业，龙溪人。隆庆二年（1568年），由南靖学恩贡入国子监。万历元年（1573年）中式顺天举人，未仕。
  张佐治，字思谟，号寅所、理吾，平和西林人（亦作漳浦云霄人）。隆庆二年（1568年），由平和学岁贡入国子监。万历元年（1573年），中式顺天举人。万历二年，联捷进士，官至天津兵备参政。他的三女嫁与尚书林士章孙、林汝谐次子林孚宸。后来，他也徙居漳浦县城，卒葬于漳浦县城西郊西宸岭南麓，原五〇三台处。子张梦阶为其撰写行状墓石，记载甚详。墓石今存于漳浦县博物馆。
  柯挺，字以拔，号立台，海澄海沧东屿（今属厦门市海沧区）人。隆庆二年（1568年），由府学（一作龙溪学）恩贡，隆庆四年（1570年），入国子监继续深造。万历元年（1573年），中式顺天第一名举人，称解元。万历八年登进士，授大名府南乐知县，升陕西道监察御史、南京提学御史。他与探花、尚书林士章有着深厚的友谊，其第三子柯叔豫娶林士章三女，两家结为姻亲。他在国子监期间，林士章任国子监祭酒，在5次考试中，均录为第一，并在学生中做为楷模，顺天乡试荣膺解元，终成进士。隆庆二年至四年入监前期间，在家乡海沧大岩山云塔寺修业，乡人后进周起元常到寺问业，后周起元中式解元，成进士，在海沧建“师弟解元”坊，以示荣耀（其“轶事三则”附后）。万历十七年（1589年），柯挺任南直隶提学御史，督学吴中（苏州），十分赏识学生顾起元，后来顾起元登进士，探花及第、会元，深感师恩，在柯挺逝世后，为其撰写墓志铭，对其生平叙述甚详（见附录）。
  张惟方，字崇仁，号近初，龙溪人。万历四年（1576年），由龙溪学岁贡入国子监，并于当年中式顺天举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万历十四年，任国子博士，（相当于大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后官至湖广副使。他是理学家潘碧梧的高徒，潘逝世后，与同学王应麟、苏攀、吴道濂为潘立祠于漳州南山寺旁。
  林云龙，镇海卫人。隆庆二年（1568年），由卫学恩贡入国子监。万历四年（1576年），中式顺天第三名举人，称经魁。官睢州知州。
  高则贤，龙溪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由龙溪学补贡入国子监。万历七年（1579年），中式顺天举人。性沉密，善讲解，文章覃思至深，督学测试，常冠诸生。与施仁、潘鸣时（号碧梧）、潘桂芳、周一阳并称漳州“五贤”，闽士多负笈求教。据《龙溪县志·高则贤传》载：“万历已卯举顺天，林宗伯士章延之西席，名藉甚，都下诸公皆愿识其人，而贤即逝矣。”在中举后，时任礼部左侍郎林士章聘为家庭教师，使其文名满京都，足见他俩交情之深。可惜早逝。后来，林士章致仕归家，居漳州府城北长桥土堡，续聘“五贤”中的潘桂芳为家庭教师。潘桂芳，字佳植，龙溪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府学岁贡，官梧州通判。曾任南京国子监典簿（相当于大学办公室主任），经验丰富，善于诱导，后林士章次子林汝诏终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登进士。
  王以通，字子贞，号肖拙，龙岩人，原属镇海卫后千户所，移驻龙岩，祖籍晋江县沙塘。隆庆二年（1568年），由龙岩学岁贡入国子监。万历七年（1579年），中式顺天举人。万历八年（1580年）登进士，官南京御史。
  上述10人中，除吴原业情况未详外，其余均各有成就。其中张佐治、柯挺、高则贤与林士章关系见于文字记载，且以柯挺关系最为密切，两人既是师生、好友，又是亲家。为使读者更能了解他俩的关系，现特将《林士章与柯挺履历简略对照》、《柯挺墓志铭》和周起元轶事三则附后。
  附录：一、林士章与柯挺履历简略对照
  嘉靖十六年（1537年），林士章14岁；柯挺出生，1岁。
  嘉靖二十年（1541年），林士章18岁，约于本年娶元配柳氏；柯挺5岁。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林士章31岁，约于本年，受赵淑宽聘为家庭教师，辅导其子赵范读书；柯挺18岁，府学庠生。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林士章35岁，与堂兄林楚（号春斋）同科中式举人；柯挺22岁，为府学廪生。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林士章36岁，登进士，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柯挺23岁，仍为府学廪生。
  隆庆二年（1568年），林士章任国子监司业；柯挺32岁，应恩贡，在家乡海沧大岩山云塔寺修业。
  隆庆四年（1570年），林士章父丧，归家守制；柯挺34岁，入国子监读书。
  隆庆六年（1572年），林士章49岁，升南京国子监祭酒；柯挺36岁，仍在北京国子监读书。
  万历元年（1573年），林士章50岁，转北京国子监祭酒；柯挺37岁，林士章奇其才，5次测试皆列首位。是年，柯挺中式顺天第一名举人，称解元。
  万历二年（1574年），林士章51岁，任礼部右侍郎；柯挺38岁，仍留国子监继续深造。
  万历五年（1577年），林士章54岁，任礼部左侍郎；柯挺41岁，学业大进，所试文章为学者所效法。约于本年，林士章三女嫁与柯挺三子叔豫。
  万历八年（1580年），林士章57岁，仍任礼部左侍郎郎，参与会试工作；柯挺44岁，登进士。
  万历九年（1581年），林士章58岁，升南京礼部尚书。五月，上疏获准致仕，并在漳州府城北郊兴建长桥土堡；柯挺45岁，授直隶大名府南乐知县。
  万历十三年（1585年），林士章62岁，建漳州石码街市店；柯挺49岁，任陕西道监察御史。
  万历十七年（1589年），林士章66岁，为进士赵范父撰墓志铭，并为兵部右侍郎、长乐人陈省父陈大濩撰行状，由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撰墓志铭；柯挺53岁，任南京提学御史，督学吴中。
  万历二十一年（1592年），林士章70岁，长桥土堡建造完成；柯挺57岁，致仕，定居于闽北建安（今福建建瓯）。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林士章75岁，为津浦知县杨材重建儒学大门撰《漳浦县重修儒学大门记》；柯挺62岁，他的学生顾起元登进士，探花及第、会元。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林士章77岁，逝世，南京工部尚书朱天球为撰行状，他的学生，礼部尚书于慎行为撰墓志铭；柯挺64岁，前往漳州吊祭。是年，柯挺学生、同乡周起元中式第一名举人，称解元，师生两人皆解元，在家乡海沧建“师弟解元”坊，以显荣耀。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林士章逝世10年；柯挺74岁，逝世于建安，他的学生、探花顾起元为撰墓志铭。
  附录：二、柯挺墓志铭
  文林郎、陕西道监察御史、立台柯公墓志铭
  吾师侍御立台柯公以万历庚戌八月二十七日卒于建宁之里第。起元，公督学时门下士也，闻之为位而哭。逾年，伯子伯延等将奉公葬于某山之新阡，手自缵公行事，授仲子烱之金陵，属起元纪诸隧道之石，以有今日，□恒自愧，亡以为知已报，乃今徒执笔以备陵谷，于昔人负土之意何居也？谊不忍辞，谨抆涕而书之。
  按状，公讳挺，字以拔，立台其别号也。先世为莆人，至正间，祐立公始徙于漳之龙兴屿。八世为赠公乔清，有隐德，娶李孺人而生公。公责，卜居于建宁，从所好也。始赠公感异梦得公。公生而岐嶷，甫八岁，属文不具草立就，见者奇之。十学使者试，首遴入郡庠，寻食饩廪，时以文事狎主社盟，同舍生争辟舍易。隆庆（元年）丁卯，以庄皇帝登极，恩被推择贡阙下，游北雍。大司成公林璧东奇其文，五试皆首。万历癸酉，应顺天试，举其榜之第一人。
  公经学醉深，尤邃于研味，所试文至今学者以为法。庚辰，登进士第，以不善请谒，出为令。选郎池公，同社吏也，谋置公善地。公逊谢曰：“吾唯不能俯邛，失柄臣意，故抑而就此，今更择雄紧，修〓者将求多焉。请得小国寡民治之，有以自效足矣”。遂授大名之南乐。公至则精勤为理，锄暴豪、厘胥吏之犯科者；损邮役、赎锾恒例一切屏绝之邑廪，廪向德化矣；严保甲之法，诸事剽劫者皆敛迹。会以觐入朝，境以盗告，署事者逮七人锻炼之，皆诬服。公归而囚呈冤状。公庭鞫所质衣为赃者，则它盗椎埋发家出之者也，遂贷七人者死，而亟下令迹真盗，已得之清丰境中，至则搏颡伏其辜。部使者阅牍大惊，曰：“一讯而得情者三，令可称神明宰矣。”
  方田事起郡，缘政府指争以溢额为功，公丈田，赢五千亩，悉以益硗瘠者。直指使以不及格，不敢列公荐剡。公脉脉居邑中行，壹意自如也。大修学宫，为建楼以助风气。时时董课诸生，所赏拔，后多登第知名者。久之，治声流闻三辅间。乙酉，以循良征，邑父老子弟攀辕泣至涂积不得发，既取道数百里，而遥追及者踵相接也。
  秋，拜陕西道御史。当是时，言路之气方伸，居是官者类以搏击自负。公侃侃壮直，而要归于谋王体、断国论，不齿齿排觝以钓名。会天子鼎建寿宫，费帑金且不訾矣，二台臣上言宜它徙。公故习形家者言，熟视而心计之，曰：“此吉壤也。小不如法者向耳，彼宝山、黄山、老龙窝三者皆青囊法所讳也，奈何徒欲争胜，不为陛下万年计？”遂画图附说以进。上躬诣寿陵，召公面质可否。公具以其言对，上召赐御史食，时几用公言，以台官景命之奏而罢。
  已，差巡视光禄，上言戒佚游、崇大典、缉圣学，语多切直触上忌，且将得重罪，会上怒解而释。燕赵、齐鲁大祲，公条上救荒五事，发临、德二仓粟四十万赈之，敕司农报可。
  已，出巡湖广。郧卒之讧也，参将米万春实嗾之，而自怙政府门下士，众弗敢问也。公甫入境，既之襄阳，戮三叛卒，而疏请治万春罪，诏褫职去。京山令墨，毙人杖下，公以惠文弹治之。中丞曰：“令，少宰戚也，有书为道地，奈何？”公曰：“吾知。为此邑去螟□耳，何暇问其姻娅之仕者乎？”卒露章劾之。见民苦水旱不得食，公行部所至，辄发廪以贷，复疏以南粮十八石为折色，上可其奏，所全活者亡算。楚宗之贫而告诎者，畀以原禄。盖自公按楚以来，吏凛凛若负霜，民温然为有脚阳春矣。
  逾年，奉督南畿学政。既脂辖，而宗室与士庶人之拥车攀留者，亡异其去南乐时也。已丑后，士为文交鹜为恢奇。公至，首以正文体，令所录文皆醉实典雅、彬彬有先辈风拔之，首等者沓踵取高第去。而公又崇行谊、绝干请，终十四郡之役，不取学租一钱。士之被公陶冶者亡虑，皆矜矜自爱，且惧以繁声诒公诮，人人争自祓灌，兴起倍囊时矣。
  辛卯，类试毕，太孺人弃杯棬，公奉榇归里。阅癸已大察，京朝官前责人用事者宿怨，以考功法中公论调。士论哗然不平，诒书相讯。公夷然曰：“吾之不能，以事中，当塗欢久矣！彼夫言者气拂云汉，而吾不惮以议见左，今日固宜其不免于螯吻矣，又何言哉？”自是，坚卧不出者二十余年。抚按数上书荐用公，以寡援，卒不报。客或引例劝驾，公笑曰：“余结发操觚，幸得绾经登朝，奉简书校士得人，以备上任使，余于国为亡负矣，今又安能与群少年竞驰禄利之塗哉？且夫直道事人，安往而不屈？武夷片席地，优焉游焉可卒岁矣。老而撤衣裾于长安贵人之门，吾不能也！”竟以是老于岩穴而卒。呜呼惜哉！
  公九岁而孤，与太孺人形影相吊。时中倭寇，产日挫，太孺人为之色不怡也。公左右慰藉之，曰：“儿所不有就以娱太孺人者，有如日。”太孺人为破颜起，曰：“儿能是，吾无复忧矣”。夜分犹篝灯读书，太孺人怜而止之，覆其光，俟寐而后起。既贵，色养备至。至奉讳，公已老矣，而孺慕不衰。女兄弟三人常俸以给，即太夫人欲有所抑损，公终弗为靳也。按楚归，念诸从昆季若三族同社之不能育者，助之匝月，而散者千金，橐为涩生，而淡泊自持，亡声色玉帛之奉。教伯延等踆踆蹈醉，谨行毋夸毗以败身名，家庭之间，嗃嗃如也。于有司无所关白，至如魏氏之节、朱朝杰之冤，即不属公，辄为请旌贷而后已。吴建之乱，公尝先言于有司误纵之出，迨事发，中丞徐公服公有曲突功，公弗任德也，唯唯而已。郡大水，公诣当道告赈告蠲者至数四，不啻身罹其灾。士有才而名未起者，必阴奖籍成之。督学时所拔士，或仕或处，往往潜为推毂，不必其人知。公为已地也，于文友苏文忠公、于仕师范文正公、于学宗朱文公谓孝弟为本而要之一贯，曰：“道止是矣，何必标乾竺、柱下之说，误下学哉！”立朝以爱惜人才为首务，故所莅必思得材。今布在班行与章甫待用者，可偻指数也。畏慎名迹，耻以矜激鬻直声，故一仕而龃龉于时，不竟其用，然其诚心直道，嚼乎不滓之大节，既以较然白于天下矣。眂氏彼负势好权究，多玼吝者，所得孰为多哉？昔赠公尝纵其叔亭长所误捕为盗者，若而人人以是阴德，征公必贵。公为令，为御史，所活人尤众，而身未尽食其报。今有子而才，天之所以大公门、厚示酬者，将在斯矣，公即委然乘化以逝，奚憾哉！
  公卒之岁，距其生嘉靖丁酉十二月之五日，享年七十有四。配黄氏，封孺人。子四：伯延，娶刘氏孝廉君女；仲烱，娶黄氏庠生君女；叔像，娶林氏大宗伯公女；贞彦，娶吴氏郡丞公女。女三：一适户部郎李公子庠生继皋，一许聘宪副戴公子象垣，一许聘驾部陈公子孚尹。孙七：伯延出者，曰干臣、干翰、干筌，仲烱出者曰干辅、干佐、干枢、干机；女孙六。
  盖起元读伯延所为状与烱所谱者，公行事甚具，其言信而有征。起元以质事吾师，毋敢饰也。掇其大者，叙次如右，而系之以铭：
  倬彼真儒，郁为时栋，起于海天。观光王庭，遂空冀北，尔云而骞。策名于朝，出宰王畿，理上烹鲜。帝束循良，执法赤墀，以董不虔。揽辔澄清，吏畏民安，江汉率先。造士南国，薪槱群萃，式此陶甄。枯岸润山，抆拂而荐，靡有遗贤。蛾眉出宫，妒者未厌，抑而在田。众曰委蛇，引之大塗，公谓不然。介石之贞，畴为可转，抱璞乃全。遗教在人，遗经在笥，日与周旋。梁木忽摧，士将安仿，涕浃于〓。我勒铭辞，列彼贞珉，以贲幽埏。公形虽往，其道不沫，美爱而传。郁郁佳城，荫而孙子，于万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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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者：顾起元，字太初，号遁园、蛰庵，南直隶昆山（苏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探花及第、会元，官至吏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在同科进士中，另有同姓名顾起元，南直隶嘉定（今属上海市）人，登三甲211名进士，似非撰墓志铭者，记以存考。
  大司成林公璧东：即林士章，时任国子监祭酒。“大司成”为祭酒的别称。林、柯两家结为姻亲事，也载于林士章墓志铭：“女三：长适庠生郑继裔，柳出；次适庠生朱笃叙，大司空（工部尚书朱天球）子也；次适御史柯挺子叔豫，皆侧（许氏）出。”
  选部池公：池浴德，字仕爵，号明洲，同安中左所（今厦门市）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时任吏部文选司郎中。
  大宗伯公：即林士章（见前注）。“大宗伯”为礼部尚书的别称。
  郡丞（吴）公：疑为吴僴，海澄人。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举人，官桂林府同知。“郡丞”为府同知的别称。
  户部郎李公：未祥。
  宪副戴公：疑为戴燝，字亨融，号今梁，长泰人。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时任四川副使。“宪副”为副使的别称。
  驾部陈公：未祥。
  附录：三、周起元轶事三则
  周起元，字仲先，号绵贞，漳州府海澄县三都衙里社（今属厦门市海沧区海沧镇后井村衙里社）人。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中式举入第一名，称解元，翌年，登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江南（应天、苏松诸府）。后遭诬陷，被锦衣卫逮捕入狱，死于狱中。崇元年（1628年），清除阉党，赠兵部右侍郎，谥忠愍。《明史》及省、府、县志书均为之立传。
  《漳州府志》、《海澄县志》载入周起元诗文和漳州人掉念周起元的诗文多篇。在《漳州府志·纪遗（中）》还收录周起元轶闻二则：又《漳浦鹿溪胡氏族谱》存有周起元题《郡主朱氏画像赞》一篇，抄录如下。
  （一）海澄周公仲先为应天巡抚，适张绍和游吴，客其幕。一日，偶论次周文襄抚吴状，仲先曰：“文襄以治行胜，顾人品尚未十分。”绍和问其故，仲先曰：“文襄与王振往还。”绍和笑曰：“使文襄不与王振往还，安得抚吴十年乎？”仲先曰：“我则异于是。”
  其后，仲先以忤珰得祸，有谓绍和曰：“周公起家省元，联第甲科，致身中丞，当是地灵所钟，胡一旦缺陷乃尔？”绍和叱之曰：“吾漳二百年来金紫相望，独以身殉国者寥寥，今乃得仲先，忠臣孝子，天地正气，此是钟灵之最者，子反以为缺陷耶？！”
  仲先立身，绍和取友。观斯二事，可以知古人之志尚矣！
  （二）海澄周仲先开府吴门，涂光禄南下，嘱曰：“路逢贱眷抵任，寄言所须夏服应从武林制就携来，才一入署，万不宜向所部鬻物，便当忍热一年。”
  （三）郡主朱氏画像赞：
  雍雍而和，肃肃而敬。不矫已贵，不逞已性。克执妇道，以顺为正。
  【相关链接】
  张绍和：张燮，字绍和，号汰沃，进士张廷榜的儿子，龙溪县石码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举人，未仕。在漳州芝山创玄云诗社，为“玄云七才子”之首，著有《东西洋考》等。
  周文襄：周忱，字恂如，号双崖，谥文襄，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历官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进户部尚书，改工部尚书，仍巡抚。后被弹劾，令致仕。
  王振：宦官（太监），正统中掌司礼监，勾结内外官僚，擅作威福。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进攻，他抉英宗亲征，至土堡全军覆没，死于乱军中。
  涂光禄：涂一榛，字廷荐，号淑任，镇海卫（今属漳浦县马坪镇倒头溪）人。万历三十一年进士，官至通政使司左通政。周起元被捕死于狱中，他也忧愤而卒于家中。
  郡主朱氏：淮府南康王朱翊铊长女，丈夫胡廷宰，字以平，号隆柱，鹿溪社人万历二十二年（1595年）举人，系淮府长史胡文远次子，被选为仪宾，俗称郡马，其祖祠挂匾“宾于王门”。其兄胡廷宴，万历二十三年（1596年）进士，官至右金都御史、巡抚陕西，提督军门，俗称“胡军门”，为魏忠贤建生祠，崇祯元年（1628年），被削职。
  明户部郎中胡文耀墓
  胡武伟
  2010年我在编写漳浦胡氏族谱期间，旧镇山兜村有位村民告知：“旧镇铁浦有一座姓胡古墓，是不是你们的祖墓”。这个信息十分宝贵，引起鹿溪、炉尾两村领导胡长太，胡文碧、胡一民、胡龙荣等和老人协会的重视，两村村委及老年人协会等十多人（我也参与），于2012年10月1日上午到现场勘查辨认。并查阅《漳州姓氏》、《漳浦县志》和鹿溪胡氏族谱，证实该墓葬系明户部郎中胡文耀墓。墓葬历经400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保存基本完好，难能可贵。这是漳浦胡姓的一件大好事。
  胡文耀墓，位于铁浦水库的坑仔尾，属旧镇旧城村辖域，地名“铁浦山”，（又名“内壁圃”）。墓坐北朝南，为三合土建筑的灰质大墓。墓道沿山坡而筑，共有九级台阶，俗称“九层梯”。整座墓园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
  胡文耀，字奇障，号鹿岩，鹿溪社人，（为胡仁卿第七世孙），生于明嘉靖八年（1529年），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初授行人司行人，升户部郎中，卒于明万历十四年（1587年）正月十二日，夫人陈氏。子胡宾墀，字宗策，号见鹤，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壬辰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文林郎。（父子皆进士）。
  西河小学及其沿革
  （1928～1949年）
  林祥瑞
  缘起
  乌石地区有浯江小学，其前身为海乌中心小学，而海乌中心小学的前身为西河小学却鲜为人知。现据我的堂姑林凰和乡老林松竹等生前口述，整理西河小河初始情况如下。
  后埔边社林肯堂（1902—1933）是我祖父的五弟，堂姑林凰的父亲。自幼聪颖好学，我祖父知其颇有文才，送他到县城学堂读书。民国十年（1921年），考入福建省第二师范学校（即龙溪师范前身），1924年师范毕业，学习成绩优等，时称“番仔秀才”（实应相当于“贡生”），乌石族人把他的毕业文凭贴在大祖祠乌石大厅中进左边壁间，与明清科举的“进士”、“文魁”等木匾相媲美。其时，乌石尚未办小学，他毕业后没有到外地就教，在家中专心练习书法和绘画，所画花鸟受人赞赏。
  1927年，号称“番仔探花”的乌石人林庆馀任漳浦县教育局长，深感乌石是文化古乡，科第世家，应该开办小学，于是与族人商量，大家一致赞成。然而不久，林庆馀辞去局长职务，办小学的事也就搁置了。林肯堂也于是年带他的独生女林凰到附近山仔社郑家当塾师，让女儿也参与读书。
  1928年，李克柔接任漳浦县教育局长，他非但认为乌石必须办小学，而且为当时漳浦县稀有的一位师范毕业生去当塾师而惋惜，于是，要求林肯堂出来协助办小学。经与族人商议，于1928年下半年开办小学，因林姓郡望西河，故命名为西河小学，委任林肯堂为校长，教师2人，即用乌石大祖祠海云家庙（俗称乌石大厅）为校址。招收首班学生60多名，可知者有：后埔边社林全和、林景秀（毓山）、林凰（女），打山社林松竹，三凤厅社林露（女）等。
  校名更改
  开办西河小学时，行政区划尚属内东区乌石联保。其时，乌石有3个保：后桥（取后埔边的“后”，桥头圩的“桥”）保、龙山（紫薇山亦称龙山）保、苑山（苑上和芹山，后改为苑东，即苑上和东埭）保，3个保共办西河小学。利用乌石大厅后面松树林的大松树，砍伐来制课桌椅，还锯成木条，把五开间的乌石大厅的前进、中进隔出4间大教室和两庑的两间小教室。后来又利用前面广场为篮球场、排球场和体育活动场所。学校设置逐渐完善。
  1939年，取消联保，成立海乌（取海云““海”，乌石的“乌””乡，乡公所设在小学附近的三凤厅社的三凤厅，校名随乡名改为海乌小学，不久又改为海乌国民学校，并设高级班。1940年，按县教育局规定，每乡设中心小学一所，遂改为海乌中心小学。
  1945年，海乌乡与四股乡合并为浯江乡，乡公所设在赤土岭（今赤土乡政府所在地），海乌中心小学改名为浯江中心小学，一直至解放。
  校长与教员
  西河小学由县教育局直接管理，历任校长都由县教育局委派，再由校长聘请教员，其历任校长的大致情况如下。
  首任校长后埔边林肯堂，其后为杜浔湖里林充国，沙西郑文川，京里吴茂昌，县城郭泽章，长桥田厝林庆庭等。其中林庆庭任职时间最长，自1940年初至1951年初，前后共11年。
  西河小学越办越正规，学生数逐渐增多，教员也随之增加，外乡、外县教员都前来就教，任教时间长短不一，更换较为频繁，短的仅一学期，长的有好几年，且绝大部分是男教员，其中陈茂大、林毓山、李鸿昌、汤友铮、施谦光、林丁卯等都曾任过教导。截至1949年上半年，部分教员如下。
  外县籍者：
  同安李鸿昌，龙溪角美施锡藩，海澄蓝教蓝振德，诏安汤友铮、谢××，厦门高忠义，漳州（后居霞美白石）翁振，某地陈耀华等。
  本县籍者：
  （1）县城人有蔡云汉、施克威、柯庆有、蔡龙英、张草木、王珍基、许文东、施谦光、吴琴玉（女）、张美慈（女，庆庭妻）、黄长泉等。
  （2）外乡人有旧镇陈茂大、洪阿瑜（杜浔人）夫妇，东山社薛小生，杜浔邱兆昌、邱景团，梅林陈星煌，芳林陈嘉禾，赤土林文成、林献图，示埔许全瑞，沙岗林锦山、林维扬，西林墘陈和中、陈顺发，林美杨兆麟，鉴湖陈惠忠等。
  （3）本乡人有后埔边林毓山、林丁卯，山兜林有土，邱厝林拱照，苑上林厚哖，桥头墟林柯港，山郑林明水，大厅边林木海，石牛尾林耀坤，芹山林炳辉等。
  历届毕业生
  西河小学期间，仅开办初级小学，学生多为本乡子弟。海乌中心小学、浯江中心小学期间，自1939年下半年开办高级班，1941～1949年，共有9届高小毕业生200多名。学生除本乡外，周边村社如上蔡、寨内、山仔、示埔、东厝、西林墘、霞洋、石牛寨、岩埭、下示、埔尾、桥头、白沙、狮头、西埔、甘林、高仔林、北叶以及深土的江头、东埔、墩柄等地，都有学生前来就读。学校设有宿舍给外乡学生住宿，生活颇方便。这些外乡学生除了有亲戚关系前来就读外，其中主要原因是避免服兵役，这些学生年龄都较大，己是青年。第一届至第七届学生数较多，且为大龄学生，这与抗日时期从1939年～1945年抽丁服兵役有很大关系。第八、九届毕业生骤减，且年龄较小。
  各届高小毕业生今无档案可查，现采访老学兄林庚全、林汝江、林茂云、林思明等，根据他们的回忆，给予整理，其中疏漏与舛错定是不少。故本资料仅供参考。
  第一届：林丁卯（后埔边人）、长发、俊贤、庚士、耀坤（石牛尾）、如山、厚哖、芬芳、敬余、柯港、德养、顺金、德辉、志成、逢衍、德建，蔡川波、黄环居、蔡协茂等。
  第二届：林毓和、福俊、德章、瑞成、玉川、茂才，陈道垣、蔡江淮、黄国盛、叶国珍、蔡良图、许龙章等。
  第三届：林木土、木海、中南、丁卯（东行人）、方利、茂法、永春、明水、炳辉、南塘、江山、耀坤（打山人）、其有、贵万、坤金、德芳，黄龙德等。
  第四届：林庚全、祥兴、素贞（女）、海北、合益、救解、满池、达才、俊侠、德云、乃仓、贤满，赵锦霞（女）、赵拱照、蔡拔英、黄香港、陈珊木等。
  第五届：林汝江、古今、元芳、志源、林银（女）、江河、金朝、乞示、河清、平正、旺林、长火、永法、山河、来仪、顺吉、天成、耀成、淡秋、渊源、安顺、铜青，黄长江、黄逢火、陈南顺、蔡川流、蔡培成、叶石云、叶金枝、黄凤金、黄寿木、郑吉有等。
  第六届：林振南、赵贻谋、赵文炳、赵拱军、蔡宝寿、叶祈安等（此届遗漏尚多）。
  第七届：林智民、友邦、怀德、国强、素月（女）、兰英（女）、衍蕃、公侯，郑文英、蔡汝藻、蔡旺丛等。
  第八届：林祥瑞、合茂、必显、周枝、火木、德水、顺治、风台（女），共8人，且有一名女生，称为“八仙过海”。摄毕业照时，因人数很少，五年级学生林茂云、林思明也参加拍照。
  第九届：林茂云、思明、天时、南京、建南，蔡团、蔡义发、叶金海等9人，人数也是很少。本届毕业于1949年夏天，不久，漳浦解放。
  上述各届毕业生有一部分考取初中，初中毕业后，有的升上高中，有的考入龙溪师范或简师，这些师范生都回乡在浯小中心小学当教师，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第四届学生林祥兴（改名林子里）浦中初中毕业后考入厦门集美高中，1948年参加地下活动，194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到灌口参与反蒋游行，随即转入泉州金井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后任晋江县农业局副局长，离休后享受正处级待遇。此外，解放后有多人参加“成干班”或参与各部门的工作，均各能尽职尽力。
  还有一小部分学生到台湾读中学或当兵，20世纪80年代均有回家探亲，如第八届学生林必显，特邀同届同学到县城聚首叙旧，并摄影纪念。
  师生活动
  自开办高级小学后，学生数增加，教师也增多，质量较高，且亦多才多艺，在学习文化外，还进行各种活动，编写校歌，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如写抗日宣传标语，唱抗日歌曲，表演抗日戏剧，集资捐购抗日飞机等，还参加漳浦县第四届运动会儿童组（小学生组）篮、排球比赛，在校内组织各种比赛和爬山活动等等。
  一、编写校歌
  小学有校歌，在我县小学中为数不多，这也体现教师的文化素质较高。约于1942年，编写《海乌中心小学校歌》，由教师陈茂大作词，高忠义配曲，据说是配《海军进行曲》的曲调，颇为壮阔。其歌词据张草木老师和诸位学兄回忆，记得下面几句：“岩山巍峨浯江远，历代名贤出我乡。……探花及第为我扬……愿我同学齐图强，把礼义廉耻作榜样”。每逢集体活动，都要唱这首校歌，充分体现海乌中心小学是一所较为正规的小学。
  二、爱国爱乡教育
  在乌石大厅前落左右墙的外壁，画许多幅历史人物像，如宋岳飞、文天祥，明戚继光、史可法、黄道周，清郑成功等；经常赞扬乌石乡贤，如探花林士章，进士林功懋、林策（丹峰），理学家林一阳、林楚（春斋），林一初、一阳、一新三兄弟俱登科甲的“三凤齐鸣”等；还油印“家训”匾的6首家训诗，令学生背诵；乌石大厅内部30多个匾额和大门前广场上4大堆共60多座石旗杆，来教育学生奋发上进。并利用探花林士章八角底座石旗杆夹竖立旗杆升旗，表示敬仰。学校以此对学生进行爱国爱乡的教育。
  三、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1）在墙壁上写大标语，如“打倒日本军国主义”、“抗战到底”、“还我河山”等。
  （2）唱抗日歌曲，如《大刀歌》、《长城谣》、《松花江上》等；编演抗日短剧，演抗日潮剧《潮汕沦陷》、《血泪湔仇》，控诉日寇罪行。
  （3）教师陈耀华参加远征军，到前线与日寇打仗；学生林如山参加华安班训练，在深水坑倒亭对日军进行阻击战。
  （4）师生踊跃捐献，购买抗日飞机，乌石乡亲也集资捐献，因而获得福建省政府的褒彰，赠“功侔卜式”木匾，悬挂在乌石大厅（即中心小学所在地）左大门内横梁上。
  四、参加县运会
  1942年10月，漳浦县举行第四届全县运动会，海乌中心小学参加儿童组（小学生组）篮、排球赛，以第三届六年级学生为主，组成代表队参加比赛，并获得篮球冠军、排球亚军的好成绩。回校后，参赛师生摄影纪念。五、其他活动
  此外，每学期都有组织学生进行各种比赛，如爬山比赛、游泳比赛、演讲比赛、唱歌比赛、打乒乓球比赛，以及每天下午课外活动，师生一起进行打篮球、排球，丰富师生文化生活。此外，还组织学生到外乡远足，如登灶山顶峰，观览葛洪炼丹遗迹；到示埔参观詹厝陂和水磨；登上塔山，观赏石塔和大海等，培养学生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桥港沧桑话家园
  林泽辉
  在我家乡沙西镇堡楼村境内的西北面，有一条母亲河——桥港溪。她从层峦耸翠的梁山支脉，老人峰（海月岩寺的靠山）与尖峰之间的峡谷穿梭而来。在这大坑里哗哗流出的碧水，落下桥港溪再汇入漳江口。历来是生活饮用、田园灌溉、水力发电、建筑采砂的主动脉。
  遗迹见证大坑口
  读《海月岩碑记》：“不知岩创何代，有石刻宋咸淳时重兴……”见证代代相传，在宋以前就有僧人在海月岩开山事佛，名人艺匠在这题刻，各界信士游客皆慕岩寺之灵感之传奇，纷沓而来拜谒，舟车出入于大坑口。1976年，塗楼村在大坑口右侧的温泉旁边，发掘“黑土”做肥料时，出土了几棵沉睡千年的大树木（直径达60～80cm），还有舟船残骸、古锚、锚索、陶瓷、钱币、农具、贝壳等器物，以及畜、兽等遗骸。于左侧的后园即“梨仔崆”、“棺材崆”以及周边的石洞里，明代先民早己发现有悬棺、停棺等人体遗骸。这说说明早有先民在这拓植、生息、繁衍，遗迹犹存。清乾隆年间，瘟疫蔓延，其余民众亦忌兵灾“风白”，各自迁徙。往日舟市之繁荣成为昙花一梦！
  小时候，我常聆祖、父辈回忆那过去，他们曾跟其祖、父辈，转移到大坑、羊草、九险、老鼠穴、棺材岭一带，暂避战乱的情景。解放前后，常有土匪于此出没。由此可见，大坑口曾是农、牧、副、渔、商集散之地和避风避难之港湾。
  桥港与古陂
  桥港溪，原由大坑水冲开的一条天然港道。坑口的滩涂沿左右两山边向南延伸，与漳江下游北滩接壤，形成海滩走廊。元末明初以来，居东、西两岸的先民，为求生存和发展，随港湾修岸成溪，以便围海造田向东、西、南扩展；并在上游的温泉旁边，筑一座单墩双孔桥，架起两条拼排的大石板（0.8m×0.5m×6m/条），跨溪15m。这就是桥港溪古桥。
  该桥距大坑口近400m，承洪直击力大；中墩迎流之向呈平面，本身阻力抵消冲击力小，使之移位；又桥重基软，平时承受人物过桥或地震影响，亦年久失修，桥体渐渐扭曲倾斜，俗称“罗宛桥”。至2006年5月18日，时因“珍珠”风暴，遭洪冲垮。1967年，忧于古桥濒危，也不适应便民交通，遂以古拦水陂为基，改建桥闸而代之。
  古拦水陂在罗宛桥之南约50m，与桥同时建造。上截坑水分流，下挡海潮盐化。于左右开口，各开凿一条沿山边流行的引水渠，且历次承接加长；沿途砌泄水闸、排水涵。左干渠依次流经扔母石、竹宅、鹅坑口、鲤鱼石、西山墓（宋墓）、相狭石、瓠仔园、王山、至港底直折油车分灌田洋，排入丹舟港。而今之部分渠岸，是通往海月岩的古道。右干渠依次绕埔头林、牛舍、埔里尾，再折扦分灌瓣口洋东片水田，注入埔尾港。
  围海造田
  桥港溪两岸的不断延长，是与历次围海造田直连接需要分不开的。明朝中期，祖先们在东岸“鲤鱼吃水”石的南面，充分利用原有的一条自然延伸的“大陆架”约200m，筑堤围垦“砂埔洋”。但遇暴雨，从溪崩滚滚而来的洪水，与鹅坑冲出的泥石流汇合，水田瞬间变砂埔。西岸围垦“埔后洋”。
  今贯穿于塗楼村境内的漳云海线公路（省道），原是清代先民围海修造的海滨古道，也自然构成了“溪东洋”、溪西“埔里洋”。同时在“鲤鱼吃水”石西面的溪床上砌筑水闸，用稻草、砂土填成一条拦水陂—丹舟陂。于上世纪70年代初，才用石料筑成，既防旱又辅助灌溉。民国时期，以堤为基拓宽大路，并把简易桥改用土木结构。抗战期间，路、桥时毁时修。解放后，又把大路加宽加固加高修成公路。1966年，拆危桥改用石拱结构，改名“四新桥”。1970年，路面改用柏油路。上世纪90年代，公路再次扩宽又拆桥，改用砼结构，恢复原桥名“桥港桥”。
  上世纪30年中叶，曾祖辈们先在桥港溪下游出口处建置“双挡门桥闸，并于丹舟的西南面，围垦“何不老埭”成“湖坵洋”。
  上世纪40年代，较有经济能力的乡贤，倡议以私有合股，实施围垦了塗楼社前的“番薯埭”（时因吃番薯围埭而得名）。后又围垦“盐埕埭”（曾荒废）。解放前夕，东从番薯埭，西至何不老埭，其中并入盐埕埭，横接“社前洋”。至解放后才续垦完成的“新埭”（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才围垦完成而命名，而两埭田于“土改”时归公）同时在溪东段开凿水涵，于溪床砌筑水闸，填以稻草、砂土为临时拦水陂—堡楼陂以抗旱。
  承前启后建家园
  1963～1965年，刚刚摆脱“6.9”灾害和“国民经济大困难”，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重振雄风，再次移山围海；东从大埭港，西至埔尾港，陆续围垦“二五”（以历时250天突击完成围垦埭田250亩而命名）、“三防”（暂作海防前线以防潮、防旱、防涝而得名）、“三革”（以革命思想、革新破旧、革变面貌而取名）、“埔里”等埭田近千亩。
  “社教运动”后期，塗楼村打造环村路—社教路，并对田园、渠、沟、道路实施总体规划与整改。“文革”期间，父老乡亲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再次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拆岸并洋，铲高填低，平整水田，改荒为良；将部份溪岸、渠、沟裁弯取直，变害为利；从港底接渠，向东依次流经石屑脚、西埔井、浚嵩尾、蕉坑口、溪西、黄厝墓、西山西路边，直转大鲁溪西岸，社前小溪分灌“社前洋”。阡陌交通耕作便捷，排灌系统调控自如，整体布局井然有序。在这片辽阔的田野上，涌现蓬勃生机。
  1965年冬，在大坑源头的峡谷段，截流筑坝建“石牌水库”，库容20万立方米，年蓄水量100万立方米。并于大坑口筑滚水坝建发电站（装机容量250千瓦）、碾米厂、糖厂。1989年，从大坑引水建成自来水厂。
  塗楼村原收入农业为主，出产石料、牡蛎和“讨小海”为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深加快，和党中央关于“农业结构调整”与惠民政策，父老乡亲挖田造池、围海造池3千多亩。水产养殖业的兴起，带动了物产加工、花卉、林木、果蔬等行业迅速发展。年产值增长比农业超几十倍！
  情系故乡水，感恩母亲河。继往开来，把可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
  忆我县对台小额贸易二三事
  刘甘泉
  我县对台小额贸易，是在中央赋予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形势下开展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县对台小额贸易就是福建省对台小额贸易的缩影。我在县浦兴、浦发公司工作（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浦兴公司对内贸易，浦发公司对台贸易），直接参与我县对台小额贸易经营活动。当时因两岸关系所限，遵照“只做不讲、不登报、不宣传”的规则，局外人知之不多，如今时间已过去近三十年，海峡两岸“三通”早已实现。因此，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有必要对这段贸易历史作予回忆。我县对台小额贸易大体经历了代理、挂靠、自营3个阶段：
  一、代理阶段
  1984年10月，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我县旧镇码头为台轮停靠点，同年11月3日，漳浦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漳浦县浦发贸易公司”，并规定“浦发贸易公司”统一经营我县对台贸易业务，其他单位及个人不得插手经营。当时因为资金、客户、人员等原因，实际上“浦发贸易公司”尚未直接经营对台贸易业务。由于我县面临金台，地缘亲近，语言相通，风俗相同，出入港口方便，且旧镇港码头己获得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辟为对台贸易台轮停靠点，有如此优势，因此，北京、厦门、三明等地一些有对台贸易客户和业务的企业，主动找上门，委托“浦发贸易公司”代理，时“浦发贸易公司”只为委托单位接货搬运、仓储保管、中转商品任务，不涉客户洽谈，商品购进、销售、结算等事项，仅收取少量代理费和劳务费。代理阶段时间很短，前后不上6个月。
  二、挂靠阶段
  1985年4月中旬开始，福建省对台贸易进行整顿。此间，龙溪地区监管部门仅认可经上级批准成立的“龙翔贸易公司”以继续开展对台小额贸易，我县政府批准成立的“浦发贸易公司”不在此列，只能暂停对台贸易经营业务。但是，从1985年春节过后，已有台湾小渔船前来停靠旧镇码头，向公司采购水产品、中药材。促进“三通”，统一祖国大业是中央的部署，也是对台贸易公司一项政治任务。当时我县既要按要求暂停对台经营业务，又不能明告台胞不可再来停靠贸易，处于两难境况。据此，张如崧县长和我一起前往漳州，向龙溪地区行署对台工作领导小组领导汇报这一实际情况，在卢亚来专员的关心下，经研究“龙翔公司”同意挂靠，约定按出口额3％手续费缴交“龙翔公司”。在这期间，台湾小渔船、小商人每次来旧镇码头停靠，向我公司购买水产品、酒类等都要由“浦发贸易公司”列表、盖章后到地区“龙翔贸易公司”办理出境手续，再向地区边防局报备。手续虽然麻烦，但必竟解决了对台小额贸易遇到暂时难题，维持了小额贸易关系。挂靠时间不长，也就是三、四个月时间。
  三、自营阶段
  我县直接开展经营对台小额贸易，首先应当感谢省委项书记的关心、重视和支持。1985年6月6日，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同志到漳浦视察，当天下午4点，在县第一招待所（现漳浦宾馆）楼上小会议室，听取县委对台部陈锦铁部长和我汇报对台接待和贸易情况，参加听取汇报还有项书记的秘书，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许一呜，县委书记黄步翔同志。项书记对我县所做工作表示兴趣、满意、肯定。项书记平易近人、见解深邃、谈吐幽默，使我们感到轻松，不拘束，气氛活跃。项书记边听、边问、边谈、边解决问题。当我汇报我县己报告省政府，要求批准“漳浦县浦发贸易公司”为对台小额贸易机构，至今尚未获得批准，不利于我县直接开展对台小额贸易这一情况时，项书记即请秘书当场打电话给省政府办公厅和省口岸办，要求从速研究办理。项书记的指示一通即灵，省政府于第三天，即1985年6月8日，以闽政（1985）综字308号文下发《关于同意漳浦县成立对台贸易机构“福建省漳浦县浦发贸易公司”的批复》，此文抄送省经贸委、工商局、税务局、口岸办、边防局，龙溪地区行署，福州、厦门海关，泉州、东山海关，省打击办。福建省工商局在很短时间内核发营业执照，“漳浦县浦发贸易公司”正式成为经营对台贸易业务机构，也成为全省原县一级对台贸易企业第一个获得省政府批准的单位。
  省政府批复下文不久，省经贸委对台贸易处柯奕斌副会处长前来我公司调查研究，我陪同他走访了对台部、边防和县政府领导，征求意见，并在漳浦就地为省政府代拟“福建省对台小额贸易十条规定”，随后省政府正式行文下发执行，“十条规定”出台以后，全省对台小额贸易逐步走上正轨。东山海关为了便于就地检验、监管，随即派出五人工作组，进驻漳浦。从此，对台小额贸易有章可循，申报出港手续也逐步改进、完善、方便。
  搞好对台小额贸易，在政策许可范围内，备足对路商品，以达台胞所求，是整个经营活动中一个至关重要环节，我们除了与台胞座谈，了解需求，还拜访了东山、厦门、福州等地相关兄弟单位，整理一套较齐全的进货商品目录。台胞需求商品在品质、品牌、产地等方面要求较高、较特殊，比如红枣产地要求是山东省乐陵地原产的，金丝枣要河北省沧县产的，加饭酒要浙江绍兴塔牌的，中成药、虎骨酒要北京同仁堂李时珍牌。为此，公司即派出一批人员前往产地联系选调对路商品。我也曾前往河北、北京和长白山下的柳河、集安等地选调中成药、边条参、参须。北京同仁堂所生产的中成药、虎骨酒在台湾十分抢手。经与北京市药村公司出口科赵志华科长多次洽谈，按他们“以美元结算，先汇款后付货”要求，建立了长期贸易关系，开通了台胞所需要的名、优、特商品进货渠道，有这一拳头产品，也造就我公司对台小额贸易红红火火的一个重要因素。
  公司除了备足对路商品货源，在接待上、生活上热情、周到。公司设有接待室，样品陈列室、餐厅，配备人员、车辆接送船员，运送商品，同时及时解决台胞一些困难，如添加柴机油，以及小量生活用品，加固包装，每条渔船都给配备一定数量鲜鱼，以防万一，因而船员感到温暖、满意、有些小商人原计划到福州、厦门进货，船员就劝其转到漳浦旧镇港停靠，向我公司进货。
  县委、县政府领导十分重视、关心对台小额贸易工作，分管对台小额贸易工作的张如崧县长经常亲临公司，询问对台小额贸易情况，谆谆告诫我们既要积极开拓经营，又要严格遵守政策法令，边亲自协调对台小额贸易与各有关部门的关系，及时解决对台小额贸易出现的急难问题。
  由于边防、对台、海关部门通力协作，促使我县对台小额贸易开展顺利。在当时，中央提出“三通”，而台湾当局却是实行“三不”，严禁台胞来大陆贸易。台湾渔民是以出海捕鱼之名，偷偷转来我县停靠贸易，返回台湾必须按约定时间、地点停靠、卸货，如在时间上衔接不慎，出现差错，若被发现，货物被没收、罚款，甚至坐监牢，风险很大。又如从台湾引进蝦、鱼苗，如监管部门不能及时检验、放行，就会影响成活率，甚至严重死亡。由于各部门在执行有关规定前提下，能为台胞着想，密切配合，使台胞来往顺利，台胞喜称我县旧镇港为“平安港”，大年三十、春节（初一）也曾有台轮停靠贸易。
  又由于县对台接待站（设在旧镇码头近邻）积极宣传、介绍“浦发贸易公司”货源详情，和台胞之间互相转告，一些原来停靠在其他码头的台湾渔船也转到旧镇停靠，向公司进货。台轮来往频繁，其中1985、1986、1987三年，共有461条船次（不含台胞自养进入的鱼、蝦苗船次）平均每2至3天就有1条台轮停靠，来我司进货，三年累计接待台湾渔民、小商人2300多人，年出口额均居全省同类公司第一，1988年也在全省前列。
  在做好对台小额贸易同时，积极引进台湾高优农业品种，其中水产类有草蝦苗、太平洋牡蛎、虱目鱼苗，水果类有洋桃、菠萝、水梨、甘蔗、芋头等30多种。为保证引进成功与推广实用，县政府在花果山顶马场东北面划拨一块面积75亩山地，做为“台湾高优农业品种引进示范场。县农业局派出农技员魏元成同志，配合台胞从台湾聘请来的技术员负责裁培管理，生产费用、管理房基建款项由浦发贸易公司支付。这在当时在全省全国都是首创，国家经贸部对台贸易处安民处长来福建省检查对台小额贸易工作，特地前来我县，冒雨上山实地考察参观、对我县这一举措至为赞赏、评价甚高。
  我县对台小额贸易，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经济上与台湾民间互通信息，互通有无，又由于台胞穿针引线，以台引台，引进了浦台农业合作者，来料加工的“三来一补”企业，不断扩大贸易合作领域，为我县招商、利用外资、发展经济起着积极作用，同时在政治上能够直接广泛接触、联系台胞，宣传党的对台政策，增进两岸互相了解和沟通，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促进“三通”的桥梁作用，其意义也是可圈可点。
  回眸往事话票证
  刘甘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逐步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看现在，交通便捷，信息灵通，物畅其流，市场活跃，商店林立，商品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任你随意挑选。回想50年前3年困难时期，有钱也难买到所需物品。绝大部分商品都要凭票证或批条供应，连机关学校烧火蒸饭，农村生产队烧灰肥田，买粗糠（谷皮）也要经粮站领导批条安排，没有经历过的年轻人，简直不可想象，也难于相信。由于物资紧缺，票证稀罕，当时社会上在选择工作单位和择偶上流传“一粮二水三供销，小学教员没人要”的顺口溜，何以有此之说，因为当时这些部门掌控着大部分紧俏商品和稀罕票证。其实，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并不是要什么有什么，其特权也是很有限，可以“走后门”的商品并不多，况且还要受到“商业人员八条纪律”和“营业员守则”的约束。恰当地说只是有“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己。
  1953年以来，政府陆续规定粮食、油料、棉花为国家计划收购（统购）物资，称为第一类物资。“大跃进”后期，连续三年南涝北旱，农业生产连续大幅度下降，在国民经济中引起连锁反映。1960年到1962年，全国农付产品收购额连续三年减少，特别是粮食1962年比1957年减少20.6％，棉花1962年比1957年减少53.8％，食用植物油1962年比1957年减少64％。农业歉收，收购减少，本己是供不应求之势，再加上为了多出口创汇，偿还外债，导致供不应求关系更为紧张。于是，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产品收购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规定》，同时又制定了《农产品收购分类表》，将猪、禽、蛋、水产品、烤烟、茶叶、麻类、毛竹、棕片、生漆、黄花菜、黑木耳、苹果、红枣、荔枝、柑桔、蜂蜜、八角、花椒、榨菜、木炭等列为派购物资，称为二类物资。派购任务逐级下达，不同地区各有不同派购品种和购留比例。1961年我县列为派购物资品种有：生猪、禽、蛋、经济鱼、红糖、烤烟、茶叶、荔枝、龙眼、柑桔、菠萝、黄麻、桐油等10余种。购留比例是：生猪私养购60％，留40％，集体购70％，留30％，国营场购85％，留15％，禽每户3只，蛋每户2市斤。其余品种大都是购80％，留20％。完成国家派购任务，是农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一二类物资均由国家委托粮食、水产、供销社分工统一收购，一律不准进入自由市场，也不准任何单位或个人到产地采购。当时在农贸集市上看到的只是蔬菜、饲料、少量小杂鱼如三角鱼、淡水鱼、柴禾之类。
  为了鼓励农民多生产、多出售，1961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收购重要经济作物实行粮食奖励的指示》，确定在收购时奖励一定数量的粮食。例如出售一担皮棉奖售粮食35斤，出售一担烤烟奖售粮食20斤。1961年下半年，全国实行统一奖售品种逐步扩大到136种，除了奖售粮食外，还增加了化肥、棉布、煤油、卷烟、胶鞋等10余种工业品。1962年监于粮食供应有困难，减少了奖售粮食品种，增加了奖售工业品的品种，如肥皂、茶叶、针织品等，1962年实行统一奖售的品种达169种。政府统一规定169种二类派购物资收购时需要给于奖售，加上一类统购物资，以及奖售农民物资和紧俏商品如面盆、铝锅、电池、牙膏等多达200余种，几乎覆盖了各项商品类别。这200余种商品供应时都要凭票、证、批条。所以说在三年困难时期、没有票、证、批条就买不到需要商品。买米买油要凭购粮证，时称“米簿”，一个单位一本、一户居民一本，迁入迁出随时办理核增核减，口粮一月一定。那时候到饮食店吃饭、吃面条要付粮票、买饼要粮票、粮票分为省地方票，全国通用粮票。全国通用粮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制发，有5市斤、3市斤、1市斤、半市斤。各省地方票还制有4市两、1市两、半市两（笔者尚存有几张粮票、布票。代忆旧观赏，当今这类票证已成为收藏爱好者的抢手货）。买肉要肉票，买糖要糖票，买布要布票，买煤油要煤油票，买面巾、鞋、袜要针织品票，买烟要烟票，烟票又分为甲、乙、丙级票，上海产大前门牌要甲级票，飞马牌要乙级票，勇士牌要丙级票。时大部分吸烟人是吸用平和芦溪烟丝自卷的喇叭烟，或烤烟切丝用木制土卷烟机卷成的无牌烟。由于物资匮乏，票证稀罕，在当时也就滋生一些票贩子，在饮食店、布店等门口偷偷贩卖粮票、布票。
  1960年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产生粮荒，中央除了动员压缩城镇人口2000万下农村，并采取了降低口粮标准和“瓜菜代”相结合办法。1960年11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布置各地广泛采集和制造代食品，如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等。因而从1960年以后，粮、油、布定量供应逐年减少，1961年干部、职工从1960年一人一月28市斤大米减为24市斤，食用油一人一月一市两、布票一年一人1.8市尺，布票制有市尺、市寸二种。有的全家合计也难做套新衣服。此时，有关部门就在报刊、会议及其他的场合大力宣传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节衣缩食，共度难关好风尚。肉类除国庆、元旦两节供应单位食堂少量外，全年几乎没有供应。在粮食、副食品供应相当困难状况下，大部分机关单位干部、职工、学校师生自力更生，开荒种菜、种地瓜、食堂养猪，以补充粮食不足和解决吃肉困难。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市场供应好转，从1964年，逐步减少派购物资品种，缩小了实行奖售的范围，降低了奖售标准，1968年，全国统一实行奖售品种减少为80种，奖售物资只有粮食、棉布、化肥、卷烟、食糖等5种。从派购物资和奖售品种看，说明凭票供应商品大大减少，多数已陆续敞开供应。但有的商品凭票供应时间延续较长，如粮、油、布、糖、卷烟、茶叶、化肥等。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实施物价改革，平议并轨，规定给予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随同工资发放副食品补贴，称为“暗补变明补”，才全部取消各项票证。
  引进首家台资企业见闻录
  翁镇南
  1988年4月，引进的“浦台水产开发有限公司”。是漳浦县第一家台资企业。因工作关系，本人始终参与这项引进工作全过程。今将见闻简录如下。
  1978年8月15日，台南县渔民海上捕鱼临近漳浦沿海，遇台风，于是把渔轮驶到旧镇码头停靠避风。台办陈锦铁部长派我和杨火成同志到旧镇码头接待台湾渔民。我们到达后，在台湾渔轮上跟渔民座谈，拉家常，讲家庭经济收入，生产生活等情况，因语言相同，交流容易，双方亲近，亲切感情逐步提升，我们介绍大陆对台胞的政策规定，消除台湾渔民的思想顾虑，动员他们上岸休息。起初，他们都不肯上岸。其中台胞陈清泰先生说：“我们的船停靠大陆旧镇码头，就违犯台湾规定了，再上岸若被台当局调查到，就会视进入禁区查办。”我们劝说：“你们出海捕渔，在海上遇到台风就近避风是正常现象。海上颱风这么强大，总是要找个安全地方停靠。找就近港口码头停靠是正确的选择。我们理解、同情你们的心情和处境，绝对给你们保密。并且为你们提供生活方便和服务。”我们的真诚打动了他们，于是台湾渔民都上岸休息。台风过后，渔民回到台湾。跟家人和朋友讲述这次到漳浦旧镇码头避风的全过程，赞扬漳浦县政府工作人员接待十分热情，把他们当成贵宾，家人和朋友听了后非常高兴。陈清泰先生家住台南县大兴街，是地道渔民。相隔不到一个月，他再次乘船来漳浦旧镇停靠。我随同陈锦铁部长到旧镇码头接待。台湾渔民非常高兴地说：“我们这次来漳浦，目的是要做鱼苗生意，不知是否方便、可行。”陈部长说：“两岸同胞都是自己人，欢迎你们到漳浦做生意，投资创业。我们一定尽力协助”。“一回生，二回熟”往来多了，我和陈清泰先生成为朋友。
  1978年10月20日，陈清泰先生第三次来漳浦。并带领同乡邱伏对先生来漳浦，继续做鱼苗生意，收购鱼苗，以鳗鱼苗为主。邱伏对先生对鳗鱼苗很感兴趣。因此，我陪同他们到赤湖、佛昙、旧镇、霞美四个乡镇的海边向渔民收购鱼苗。从中得知邱伏对先生有意在漳浦创业。因为他13岁就跟父亲养鳗鱼，学会了技术和管理，养鳗鱼经验己经相当丰富。因此，他乘收购鳗苗之机，考察漳浦沿海养殖条件等事宜。经过反复调查和考证，终于选择旧镇白沙村做为养鳗基地。开始实施养鳗事业。经过几年的养殖实践，鳗鱼长势良好，发展很顺利。陈锦铁部长和台办工作人员的认真协助下，邱伏对增强在漳浦投资创业的信心。决心在漳浦县兴业办鳗鱼场。
  1988年4月3日，旧镇经联社与香港唐豪贸易公司签订合同。成立“浦台水产开发有限公司”（实是台南县邱伏对先生独资创办的企业）。总投资230万美元。用地750亩，年生产成品鳗鱼200吨，对虾175吨。台湾同胞获悉邱伏对先生在漳浦创办事业发展很顺利，便纷纷绕道香港到漳浦旅游。实地考察邱先生在漳浦创业过程和开展业务情况。认定漳浦县投资环境很好，创业安全。因此，陆续吸引台胞来漳浦投资。邱伏对先生成为漳浦县台资企业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