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回首往事，四十九年前，漳浦县城乡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下简称社教运动）。运动自1963年2月开始到1966年12月结束，历时4年。近来，笔者查阅有关社教运动的若干档案资料，剥茧抽丝，按时间顺序记述当年社教的概况，以飨读者。
  一、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与形成
  1962年9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提出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2月21日至28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只有抓好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抓紧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会议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以“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在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各地抓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福建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随之全面展开。1963年2月19日，福建省委发出《在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厉行增产节约，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紧急指示》。指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是：宣传“三个主义”（即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反对“三股歪风”（即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铺张浪费），“三要三不要”（即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要集体，不要单干；要勤俭办社，不要铺张浪费）。强调农村的社教采取“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办法逐步展开，以正面教育为主，打击少数坏人。在这种大政治气候催促下，“五反”运动在县直机关及部分基层单位展开；农村社教运动开始了试点。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9月中旬中央下发《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关于阶级斗争形势和社教运动性质的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是“左”倾指导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它对形势的估计更严重，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撇在一边，导致社教运动扩大打击面。根据中央的二个“十条”精神，省委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四清”运动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开展“四清”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漳浦县开展社教试点，从1963年2月12日开始到夏收前基本结束。县委先后召开县、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生产队长会议；党员大会和青年、妇女干部训练班。有13403人参加会议、培训，进行一次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县委成立社教领导小组，并确定全县第一批社教点有109个大队，占全县283个大队39％。其中：县、社派工作组搞的重点队81个；重点队带的副点队18个；支部自己搞10个。指导社教的工作组，有地委派来工作组21个；县、社派出工作组359个，共有380个工作组，领导社教工作，保证社教运动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社教运动始终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抓住一个纲（以阶级斗争为纲）、五个要点（即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劳动）和两个95％以上（即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具体分四步进行。第一步，组织干部队伍，开展阶级斗争。公社集训党员和干部反复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提高觉悟，统一认识。然后，工作队深入到大队、生产队和农民进行“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作风“三脱离”即脱丢鞋子、脱离扑克牌、脱离小炉灶。到贫下中农群众中去访贫问苦，进行扎根串联，开展调查摸底，了解村情、民情、风情，掌握第一手资料，集中力量打击处理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第二步认真宣讲“三个主义”、“前十条”的内容和政策界限，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帮助群众正确认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不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热衷小私有，什么是正当小私有；什么是投机倒把，什么是正当副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成为群众舆论的中心。刹“三风”（资本主义风、封建迷信风、铺张浪费风），鼓正气，压邪气，旗帜鲜明形成运动高潮。第三步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下楼，打消思想顾虑，揭开盖子，自觉交代问题，正确处理公私关系。重点结合刹“三风”暴露出严重问题。试点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包括会计、出纳、保管）共13415人，暴露出干部多占粮票、油票、布票问题，有干部1300多人，侵占粮食62900斤，布票5497尺，香烟10845包。根据不同情况，该退赔就退赔。对贪污盗窃的125人，投机倒把的39人，弄清材料事实，坚决退赔，一次不能退清的则分期退清。第四步，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期，加强基层组织整顿，增强基层组织的战斗力，使原有227个后进生产队，初步改变面貌的有161个，出现了“三个新”风——干部新作风、社会新风气、生产新高潮。
  1964年元月，开展面上的社教运动。县委召开八千人的五级扩干会，进行运动的再宣传，再发动，参加会议人数达8328人。其中：地委工作队78人，县工作队527人，工委干部21人，公社干部450人，大队主干1644人，生产队长和贫下中农代表5311人，工业、手工业基层组织领导干部258人。会议自始至终反复学习中央文件，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纲，层层开展回忆对比、揭盖子，带头“洗手洗澡”。同时，还训练了宣讲员1100多名（平均每个大队4名）。
  1964年元月16日社教工作队进村。县委抽调干部669人，其中：县级干部37人，区级干部247人（包括地委派来的工作组79人）。宣讲员2349人，组织750个宣传队，宣讲员3487人。工作组进村马上参加劳动，在劳动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上级下乡的地委书记，到大队支书、工作组，层层领导当天住到贫农家“三共同”（同住、同吃、同劳动）脱鞋下田劳动。全县工作组干部669人与群众三共同的有662人，占99％。绝大多数的大队支书、生产队长也都带头参加劳动。工作作风的大革命，群众震动很大，深受群众的欢迎。
  运动开始，干部思想顾虑较多，怕“挨整”；群众“怕报复”。工作组加强支部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党员带头参加运动，打开运动局面。在宣读文件阶段，教育党员和家属带头。群众说：“党员干部家属都去了，文件一定很重要，”先后跟着去听宣读文件。工作组运用各种宣传形式和宣传阵地，登门入户，原原本本地宣读两个“十条”文件，做到家喻户晓。全县十六岁以上的成年人180500人（其中四类分子6285人），受到教育175959人，占应受教育面的97.5％。在议论阶段，教育党员带头议论，解除群众怕报复的顾虑，议论争先恐后，发言积极。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广大干部认识到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的重要性，初步进行洗手洗澡。据统计：在13585个干部中有5118人自觉地“下楼”检查，放下思想包袱和经济包袱有8681人。其中：有多占多用，也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问题。一些万字号”、“千字号”的案件也暴露出来。如：屿头大队支书、大队长、会计、统计四人初步交代集体贪污盗窃粮食11000多斤的事实。在干部“洗手洗澡”之后，进行整改。根据21个公社统计，群众共鸣放10937条意见，己整改兑现7074条占应整改的71％，其中处理了阶级敌人反攻倒算的157起；调整四类分子养牛的207人，牛235头；调整干部高补贴工分15029分；退回挪用公款15425元；退回公物13880件；追缴副业款11360元；退回贪污款4399元；处罚投机款1245元。同时，还评审了四类分子。全县四类分子6285人，改造较好1754人，占27.5％；表现一般3324人，占53％；坚持反动立场1207人，占19.19％。在社教运动中，工作组采取“三依靠”办法，调动贫下中农的积极性。一是依靠贫下中农当“参谋”，有事同商量；二是依靠贫下中农联系和发动群众积极参加运动；三是依靠贫下中农带头完成一切工作任务。通过“三依靠”使运动顺利开展下去。
  1964年5月18日至6月17日，县第一批点上的社教运动工作队训练班在杜浔公社工委举办。参加训练班的有社教工作队员436人，并有杜浔、沙西两个公社的各大队支部书记和其他主干（每队4人）142人，共计578人。训练班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段，学习中央“双十条”和其他有关文件，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阶级斗争情况，进行系统的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第二段，领导带头，查问题、放包袱、“洗手洗澡”、轻装上阵；第三段，明确运动的方法步骤，方针政策，把握运动的工作方法。
  工作队员和大队干部通过第一阶段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初步受到教育，从思想上解决了工作队准备“整人”，而大队干部准备“挨整”的错误认识。如：工作队员蔡**（专署交通局干部）主动交代了，曾经到华安县出差，向当地总务打一张介绍信买花生100斤，私自涂改为1000斤，变多买了900斤私分。沙西公社蓬山大队交代在1961年秋粮征购时，由于粮站工作人员粗心记错称码，不但少交粮食15000多斤，而且将这15000多斤的粮食集体贪污，这次会上也作了交代。由于工作队、公社干部、大队主千互相之间始终贯彻自我革命、共同革命的精神，扭转工作队以整人者自居的态度，大队干部扭转原来准备站桌头——“挨整”的思想。当训练班转入第二阶段时，大家都放下包袱“洗手洗澡”，大胆交代问题。如：杜浔公社城里大队支部书记自觉交代贪污、挪用、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得赃款2000多元的事实。以此也教育了一些有顾虑不敢交代问题的人；群众说：“人家那么大的包袱都放，我们还怕什么。”纷纷自觉交代问题。据五个大队粗略统计：大队干部共交代多占粮食1418斤、米票650斤、糖票46斤、布票58尺、杉木13根、楹角片64片、砖30块；贪污款330元、粮食450斤、挪用公款800元。到训练班结束，二个公社统计共交代了大大小小问题5836个，其中：贪污盗窃87个，徇私受贿13个，投机倒把156个，多占多用3278个。第三阶段是自下而上总结学习心得，讨论研究工作队进村工作方案。提出开展“六好”工作队活动和执行“五不准”的要求。“六好”：一是阶级立场坚定，观点明确，政治思想好；二是坚持说明教育，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好；三是坚持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好；四是坚持依靠支部、依靠贫下中农，当好参谋，同心协力团结好；五是发扬艰苦朴素优良作风，坚持“四共同”联系群众好；六是积极工作完成任务好。“五不准”：一是不准强迫命令，打骂群众；二是不准特殊化和乱买东西；三是不准接受请客送礼，徇私受贿；四是不准乱斗、乱罚、乱搜查、乱没收；五是不经批准不准擅自离开工作岗位。通过训练班的学习教育，社教工作队于6月17日下午顶风冒雨，打赤脚，背背包，扛锄头，步行进村。个个精神振奋，决心把点上的社教工作搞好。（这批点上社教未结束，工作队就抽调到龙海县海澄港口集训，准备参加全省在南安县开展的社教试点。）
  1965年继续开展面上社教，总体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省贫代会议前，这阶段主要是发动群众揭盖子，教育干部自觉革命，掀起退赔高潮；第二阶段是在省贫代会议后，这阶段主要强调解放干部，调动干部积极性，掀起春耕生产高潮。1965年1月15日至26日，县召开贫下中农会议，参加会议代表2210人，吸收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1400人列席会议，同时，邀请1964年生产先进单位代表300人出席会议，共3900人。这次会议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充分进行阶级发动，重点揭开社队四不清盖子。县委带头检查“四不清”，发动群众鸣放，从上到下揭发不少问题，共鸣放10589多条。其中贪污2902条；投机倒把1011条；多吃多占1672条；白吃白占994条；挪用公款629条；内部不纯193条；阶级路线77条；多占工分434条；腐化堕落508条；打击报复213条；政治问题250条；封建械斗25条；其它1025条。同时，教育干部自觉革命，自觉组织退赔。全县应退赔人数2889人（包括机关干部），应退赔314346元，已退赔81403元。其中现金48714元，公债4578元，布票9018尺，粮票10932斤，手表117个，缝纫机7架，自行车210架，其它132件。
  省贫代会后，社教主要工作是解放大多数干部，调动干部积极性。原来有不少干部内心紧张，七上八下，普遍存在四怕：怕退赔、怕处理、怕挨整、怕失威信。全县大队主干2005人，原来背有严重思想包袱391人，占19％，其中己准备躺倒不干53人，占2.6％；背一般性思想包袱、工作情绪消沉338人，占16.7％；通过反复政策教育，真正放下包袱的189人，占48％；初步放下包袱127人，占33％。生产队长这一级干部2657人，原来认为当干部吃亏，怕挨整，想换班614人，占23％，现在己安下情绪，积极工作的2382人，占90.7％。如：石榴公社和坑大队干部，经济上犯有四不清错误8人，占88％；第一阶段背有思想包袱4人，占44％；生产队长16人，想打退堂鼓8人，占50％；现在基本上都解放过来，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工作。除了继续做好解放干部的工作外，还注意加强后进队的领导。全县大队党支部总数280个，其中一类支部75个，占26.8％；二类支部171个，占61.1％；三类支部26个，占9.3％（这类队是经济严重四不清）；四类支部8个，占2.8％（蜕化变质分子当权），对第三、四类支部分期分批进行整顿，使后进队改变精神面貌。
  党的八大十中全会以后，政治上虽然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错误一步步严重发展。但是，经济调整和恢复任务基本上还能够按原定计划进行。把生产搞好搞坏当作衡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标准，运动不违农时，不误生产，不占用劳动时间。所以，1963年到1965年这三年间，全县国民经济计划的指标都能超额完成。
  历时三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不良作风和解决集体经济不良的经营管理问题，起到有效的作用。对于改善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对改善经营管理，健全巩固集体经济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起到一定的鞭策作用。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左”的思想指导下，把许多党内和社会上存在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无情的打击。个别地方由于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违反政策，打击面过宽，伤害许多干部和群众，影响到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同时，对农村经济政策也造成不良影响。原来有些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政策当作错误加以批判。不允许群众开荒扩种；限制集市贸易发展；把包产到户、自负盈亏、按件记工生产责任制当作“单干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加以批判。致使一些经济政策的调整未能认真执行而放缓了调整的步伐。
  三、开展“五反”和“四清”运动
  （一）开展“五反”运动
  1963年2月21日至28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根据中央“五反”指示精神，1963年7月县委成立“五反”运动领导小组，在全县开展“五反”运动。具体分为三批进行：第一批县委各部委、各科局、政法、群众团体等17个单位，参加人数610人；第二批工矿企业、商业等23个单位，参加人数2737人；第三批文化教育部门10个单位，参加人数358人。
  9月26日开展第一批“五反”运动，要求在秋收大忙前，用四个月时间把县委“司令部”的问题达到基本解决。第一批具体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司令部”的一层楼分三次下。即县委常委过生活会议下一次；常委扩大会下一次；群众大会下一次。具体做法：常委过生活会，每个常委委员在常委会议上检查，第一次下楼；召开常委扩大会，吸收县委委员、科局长参加。由常委作检查，洗第二次澡；召开机关干部、职工大会，由常委代表常委向群众检查，引火烧身，掀起鸣放高潮，从思想、作风、特殊化、违法乱纪等方面的问题统统揭开盖子，达到既教育领导又教育群众。紧接着，各部委、科局领导同志，在常委向机关干部、职工、群众检查的基础上，过生活会自我检查，互相帮助，提高认识，作好分口下水检查准备。紧接着，县委各部、人委各科局领导同志分口下楼检查洗澡，掀起鸣放高潮。第二阶段的司令部进行“三反”（官僚主义、资本主义、本位主义）。“司令部”下第二层楼和第一阶段一样，一层楼下三次。分别召开常委会、常委扩大会、群众大会，进一步检查官僚主义、资本主义、本位主义，揭开阶级斗争盖子。领导向群众检查，大造“兵临城下”声势，掀起第二个鸣放高潮。在基本解决“司令部”问题的基础上，县委各部委、人委各科局等领导干部，又一次下水洗澡，解决各部委、科局领导干部的问题。第三阶段，“两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争取大多数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错误的人放下包袱彻底交代。同时集中力量对付极少数问题严重、拒不交代的贪污盗窃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依靠群众大胆地检举揭发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把群众运动和专案调查结合起来。第四阶段，思想整顿，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巩固“五反”成果。
  在县委常委的问题基本弄清、解决的前提下，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有县委委员、工委书记、公社书记、农林茶场书记、场长、县直机关党员科局长、工矿企业的支书、厂长、经理共155人。参加会议的成员，人人鸣放，没有“死角”，共提出各种批评意见503条，其中特殊化95条，官僚主义220条。从鸣放的情况看，领导官僚主义有七种表现：1、特殊化的官僚主义。在暂时困难时期，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脱离群众、多占多吃供应外的物资。2、机关式的官僚主义。具体表现在“二怕”（害怕动脑、害怕做艰苦的实际工作）热衷于“四多”（开会多、文件多、报表多、走马观花多），高高在上，“五不”（不深入、不蹲点、不到贫农家、不调查研究、不求实际）。3、包揽行政事务，放弃党务，“党不管党”。工作上见物不见人；只抓任务，不抓思想；只抓生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在不同程度上犯了经济主义错误。4、缺乏政治责任感的官僚主义。这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在经济上，造成巨大的浪费。据统计，近5-6年中，因工矿企业和商业企业物资管理不善，毒烂、变质、报废、亏损达400多万元。5、实事求是不够，主观主义。这是不诚实的官僚主义，例如，在粮食产量问题上，不能如实反映情况，对上搞“两本帐”，对下压服，虚报瞒产。仅1962年，全县少报粮食产量220万斤，花生100多万斤。6、政治优越感，不以平等待人。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表现在“三不够”（不够虚心、不够冷静、不够民主），在工作作风上存在“三多”（批评指责多、发脾气多、独断处事多），使干部“见而生畏、敬而远之”。7、安于现状，不求上进，革命意志衰退。存在着“五个不如过去”即学习精神不如过去认真，工作干劲不如过去大，坚持原则不如过去强，吃苦不如过去好，阶级观点不如过去明确。
  其次，解决贪污、投机倒把、分散主义等问题。具体表现在：瞒上压下，虚报产量，设两本帐；用国家回销粮，乱搞协作；积压物资，化整为零，逃避上调；割肉补疮，东拉西凑；偷梁换柱，伪造项目；损大公，肥小公，损全民，肥集体；伸手多要，宽打宽用；盲目办厂，贪多贪大；国家资金擅自动用；私设“小仓库”“小家当”，私订规章，乱加补贴；违反政策，套购侨汇；没罚物资，四马分肥；领导分权，各把一方；接受任务，讨价还价；先斩后奏，斩而不奏；执行政策，上下不一。它们所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一是分散和浪费国家资财、削弱国家经济建设力量，全县“二五”计划投资二千万元就浪费570万元；腐蚀一批干部，给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开方便之门。二是全县供销系统1000多个干部，犯有“五反”错误占10％；县供销部门只顾部门利益，不顾全大局利益，把平价毛猪400多头，转为议价供应，净赚2万元，不按照规定把所赚的钱转给国营食品公司。三是全县“千字号”贪污案件38起，“万字号”1起。商业部门对三清物资采取“以多报少，多削争利”的手段，向上报损，把削价出售的收入转为营利，再次报损。1962年工业品高价出售、净赚利润一万多元，也不按规定上缴国库。
  “五反”运动通过自我教育，自觉革命，提高思想觉悟，放下思想上和经济上的包袱，以达到教育95％以上人的目的。同时“五反”运动自始至终强调要抓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变作风、清理经济的作用。但是，随着运动深入开展，中央对“五反”运动的调子越提越高，把它同“四清”一样视为国内反修防修，挖修正主义根子的一个重大战略措施。于是，省委根据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发出《关于继续抓紧进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和“五反”运动的意见》，对全省的“五反”运动进行重新部署，要求各地都要组织专业的工作队，并强调“要多次检查，反复‘扫荡’，使运动逐步深入”。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不善于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干部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一般干部也搞人人“下水洗澡”作检查，搞人人过关，有些单位发生违法乱纪现象。特别是到运动后期，把运动的重点转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客观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
  （二）开展“四清”运动
  1963年10月，县委开展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以“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县直机关“四清”具体分四步走：第一步，建立机构，广泛深入地开展思想发动。县成立“四清”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党群、政府、工交、财贸、政法五个口相应成立“四清”小组。并指定专人专职具体抓“四清”工作，定期向县“四清”办公室汇报工作情况。同时，抽调一些政治可靠、思想好、业务熟悉，有一定工作能力的人为“四清”工作组。全面开展思想发动，召开机关负责人、财务人员、“四清”代表等三个会议，宣传开展“四清”工作的目的意义；第二步，全面开展自查、自报和专案清理；第三步，在单位自查、自报的基础上，组织人员全面复查、验收处理和重点抽查；第四步，全面进行组织、制度、思想建设，结合处理清查出来的遗留问题。县直机关的“四清”工作，重点清理国家的财政收入，如有没有任意挪动财政收入，或已交国库而退出来为“小家当”、“小金库”，是否采取“企业养事业”、“企业养机关”的办法直接挪用企业收入；清理预算外资金和各事业单位的规范收入（包括集体、单位应上交财政的规费、管理费），各企业的账外资财；清理国家拨给的各项专案，如是否从中借题多要钱，乘机捞一把；清理历年决算，如是否造假决算，虚报冒领，如冒报企业亏损，乱摊成本费用，一笔经费几头要钱，钱没有花就向上报销或扩大赤字骗取补助；清理账目，清理存款户，如把“小当家”的钱以“暂存款”、“寄存款”名义摊在账上，在银行开户，把资金分散打埋伏的行为；清理“小仓库”，凡以“小当家”的钱购买货物的设备，应该同时清理；清理各行政、企业、事业单位因调整、精简、撤销机构所结存的各项资金、物资、财产、变价收入和债权债务等。通过清理，对现有财产、物资逐项逐件登记造册，逐项逐件与原有账、册核对，做到账清、物清、钱清、账物钱相符；通过清理，发现积压变质、霉烂、失效的物质和损坏的财产，该处理的提出意见，同时摸清公物失散或借用在私人手里的底子，以便动员“公物还家”；通过清理，发现财产、物资、材料账目上的漏洞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据二十三个单位的初步抽查，“小当家”约达九十多万元，借用公款长期不还的有一万多元。
  农村的“四清”运动从抓两条道路斗争入手，组织力量，全面开展阶级斗争，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在发动群众，打击阶级敌人，提高干部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进行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工作。对每个生产队均应毫无例外的对当年的工分、产品、现金、财产进行一次群众性的大清理、大核对，通过清理必须做到：工分全面核对，不错不漏；粮食和其他产品，全部清仓盘点；现金来往，全面核对；公共财产全部清财核资，造册登记。全面清查各项账目，做到账、证、款、物四相符。弄清疑点，“四不清”问题。处理好揭发和查清的问题，应退赔的退赔，该纠正的纠正。在“四清”过程中采取内部清理和外部查对相结合，专业查账和群众查对相结合的方法清理解决业务上的积压错漏；外部查对和专业查账为群众检查监督作好准备；群众检查实行口头公布、上墙公布、登门核对和群众审查“四结合”，并以登门核对和群众审查为重点。对易蒙混、贪污和群众疑虑大的重点问题，逐条公布，发动群众查、对、比、问，寻根交底，直至水落石出。对于查清和揭发出来的“四不清”问题，应由“四清”小组讨论办法，交社员酝酿讨论，进行严肃处理。
  1965年2月县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二十三条”精神，开展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重点内容的“四清”的试点运动。为了先走一步，摸清经验，指导全面，县委确定崎溪、鹿溪、锦江、山前、车鳌、后社等六个大队作为试点。县委组织210人的社教工作队分头进驻六个试点大队。农村“四清”运动具体分四步进行。第一步，组织“四清”工作队，反复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提高觉悟，统一认识。派驻农村工作队必须到大队、生产队和农民进行“三共同”，访贫问苦，了解社情、民情、风情，掌握到第一手资料，开展对敌斗争，打击处理有严重问题的四类分子。第二步，进行“四清”，解决干群关系问题。由公社召开贫农代表会，发动代表帮助公社搞好“四清”，学政策，划界限，领导干部带头检查交代四不清问题，并当场兑现退赔；尔后再查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最后是建立和健全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边整、边改，改变干部作风。第三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教育，要求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宣传中央“六十条”“二十三条”精神，划清政策界限，动员社员以实际行动维护集体利益。然后，由领导干部带头，典型带动，推动公物归公，订立制度，以维护和壮大集体经济，掀起劳动生产的新高潮。第四步，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龙溪地委在漳浦县搞点上的“四清”社教运动，从1965年11月下旬到1966年8月结束。在县直机关、工矿、企事业单位、学校及沿海十个农村人民公社、一个农场、一个盐场展开。（俗称沿海“四清”社教），中共漳浦社教工作团党委由龙溪地区专署专员鲁光任书记（兼任团长）；王洛任副书记（兼副团长）；阎观文任副书记（兼副团长）；常秋贵任副书记（兼副团长）；成员李传荣、蔡新生、陈清开。社教总团下设办公室；各公社设社教分团。从龙海、长泰、平和等县和解放军抽调领导干部任分团长、工作队队长。工作队员有来自龙海、平和长泰等县，以及解放军干部，参加南安、惠安社教结束返回的工作队员（包括社教积极分子）作短期休整后即分配到各个社教分团、工作队。工作队共组成十三个分团，183个工作队，工作队员4850人。开展社教的大队有185个、生产队有1686个；（共48483户，人口255962人）。沿海公社“四清”运动特点：规模大、声势大、来势猛。工作队驻村与贫下中农“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学习毛泽东著作引路，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边学边用。以中央“十条”和“二十三”条为指针，抓典型、树样板，实行以点带面的方法，紧紧抓住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这两个纲，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贫下中农，经过宣传发动，以清经济、清政治解决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一是评审四类分子，组织贫协会对2122名四类分子进行评审，对有现行破坏活动242名进行打击；对多年来服从改造有悔改表现278名的四类分子给予摘掉帽子。同时也打击一些四类分子子女和社会上反坏分子互相勾结，组织反革命集团，破获了“中国正道黄军江南司令部”、“人民救国军第六司令部”、“中华民族劳福革命党”、“中国义和党”等9起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78人。对1109个外来人口清查出四类分子24人，其中包括一个潜伏16年的金门防卫部1950年登陆的少校组长。三是对生产队主干以上干部10004人站队；好的有3780人占37.8％；比较好5086人占50.9％；两类合计占88.7％；问题较多的949人占9.5％；性质严重的189人占1.8％。工作队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待干部，对那些在经济上“四不清”的干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在群众批评、帮助教育下进行自我革命。运动中共清出款项126万余元；粮食61万余斤；布票4万余尺和其他一批物质（经落实、审议、减缓免处理后，己退赔了应退的百分六十二）。对错误程度较严重的375名党员分别给予党纪处分，其中开除党籍的82人，占原有党员数10％；给予行政处分137人，其中清洗的有48人。三是在运动中根据积极、较多、慎重地接收新党员的方针，共吸收新党员2889人，形成95％的生产队都有了党员；新发展团员8123人，动员超龄团员1782人主动退团，清洗了不纯分子32人；民兵组织也进行“三落实”，新吸收12697人入队，清退4268名超龄民兵出队，清洗了不纯分子358人；妇代会全部进行了整顿，使妇女组织更富有鲜明阶级性和战斗性。在“四清”运动期间，围垦埭田9900多亩，开山造田8300亩，兴修水利工程200多处，打井391个，受益农田4300亩，平整土地14000多亩，兴建集体厕所、晒谷场、仓库、牛舍等3558个，巩固壮大了集体经济。
  机关企事业“四清”运动。沿海10个公社，一个农场，一个盐场，共有283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支部64个，党员663人；共青团支部59个、团员660人；基层工会59个，会员1193人。在“四清”运动中，出现有些干部与四类分子模糊不清。有的单位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据12个社（场）统计任用坏人113人，“四不清”问题严重。12个社（场）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交代出赃款14万元，粮食42000斤，布票13000尺。清理专政对象。12个社（场）机关企事业原有四类分子35人，通过政治瓦解，全面评审后，改造好摘帽子2人，纠正错带帽子3人，重新戴帽子和新查出的阶级敌人21人，继续带帽子30人，重点斗争有严重破坏活动11人，规划为内部专政对象6种人有25人。清查出枪支一支，子弹16发及一些反动证件。领导核心党支部和其他组织建全起来，进一步增强党支部的战斗力。12个社（场）直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原有党员663人，留党察看以下处分61人；开除党籍28人；不够党员条件不予登记和动员退党有8人，出党面0.45％；缓登记8人，合计处理的占党员总数1.29％。同时还发展新党员87人，发展新团员272人。进一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队伍。沿海第一批“四清”运动，经过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进行检查验收。
  第二批“四清”运动，是从1966年9月开始到12月结束。主要在县城和内地山区公社进行（俗称山区“四清”社教），共有七个公社，二个农场，一个林场，一个茶场。有134个农业大队（作业区），1217个生产队，群众有27626个，共有人口145342人。参加运动工作人员1772人，建立149个社教分团。社教分团团长是各公社党委书记兼任。
  这批“四清”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开展的。三个月来，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充分发动群众，掀起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民主的高潮。前后贴出大字报20多万份，揭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同时，也解决干部经济不清问题，揭出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118起，千元（或千斤粮）以上的有97人，落实后应退赔的钱50多万元，粮食32万斤，布票7000余尺。摸清社教地区的社会、政治面貌，澄清民主革命不彻底的32个大队，革命队伍不纯被篡夺领导权的18个大队，社直企事业单位128个。领导核心有问题有43个，其中性质严重的有7个。运动中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反动证件、变天账等。缴获短枪106支、土枪398支、子弹6282发、手榴弹70枚、刀剑411把、旧账1342本、血衣51件、反动证件739件。在社教中壮大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培养革命接班人。入贫协会11767个，共21125人。发展新党员348人，吸收新团员1850人，增添新鲜血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据统计，三个月来采取新安装抽水机、小水轮机和新打的大井等设施，扩大灌溉面积17400多亩。修建仓库592间，集体厕所665处，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四清”运动的目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解决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紧接着又开展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最后通过整顿基层组织，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把运动的成果巩固下来。“四清”运动，通过贯彻中共中央“二十三条”精神，一些犯有经济问题的干部通过学习政策，提高觉悟，自觉交代问题，初步作了退赔。一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上中农也明确了方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随着运动不断深入，将“四清”运动的重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并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一些机关领导干部、农村基层干部被列为运动的重点对象，在政治上受到冲击，经济上的处理也偏重，有些家属也被视为“四不清”干部家属受到牵连。据统计：全县在“四清”运动中受处理1448人。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福建地方史》、《漳州拨乱反正》、漳浦县社教工作团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