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邓子恢同志在漳浦
  漳浦县老区建设促进会
  邓子恢同志，福建龙岩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领导闽西起义，参与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曾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工农红军第12军政治委员。1931年秋调任福建省委特派员，12月初，奉省委之令，为改变闽南红军游击队的单纯军事观点，任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到漳州接替闽南特委书记陶铸工作。
  邓子恢同志一到漳州，立即向中共漳州县委和红军游击队传达了省、市委指示，着手纠正游击队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忽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倾向，并将游击队分别派往龙溪县石码、南、北乡和漳浦的小山城，发动群众起来斗争，进而开辟革命根据地。
  点燃山城烽火
  时红一支队在小山城革命活动己有一定基础，并已建立秘密农会。此次游击队一部进入小山城不久，正逢国民党军队师长张贞部以收缴“航空救国捐”为名，收刮民脂民膏，仅小山城百来户人家就被派大洋六百多元，群众苦于无力交纳，怨声载道，民情激愤。邓子恢和漳州县委同志闻讯后，拟定趁机发动山城农民抗缴“飞机捐”，并由此从经济的、和平的斗争发展到政治的、武装的斗争，并建立以小山城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根据邓子恢同志部署，小山城抗捐斗争先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由秘密农会会员串连，发动群众提出减免捐款的要求，并要求家长写呈文向县里请减。呈文遭到县政府拒绝，并扬言派兵剿办。秘密农会会员又与群众在家族会议上提出“不减免不交和请闽南红军游击队来保护”的建议。由于农会会员组织发动，形成人多势众的局面，家长也无法反对了。
  应小山城人民群众之请，邓子恢、王占春与李金发等同志率闽南红军游击队亮出旗帜，开进小山城。有了红军游击队当靠山，小山城人民腰杆硬起来了，秘密农会公开了，党组织也发展起来了，农民自卫队也建立起来了，小山城成了农会的天下。随着群众斗争情绪的高涨，革命觉悟的提高，邓子恢不惜时机地领导小山城人民起来废除本地捐税，并开展减租和禁粮出口，办平粜的斗争，使贫雇农又从这些斗争中减轻了剥削，获得自己的切身利益，参加革命斗争更坚决、更积极了，并由此发展到山城周围数十里的村庄的农民。
  为了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及斗争范围，邓子恢同志冒着性命危险，深入象牙庄浦美六社等地，常住象牙庄赤卫队长吴火明之家，化装成江湖医生，由当地秘密农会会员带路，走家串户，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起来学习小山城人民，为翻身而斗争。一时间，秘密农会组织在小山城周围区域的村庄普遍建立。
  1932年2月底，由于叛徒告密，张贞获知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在小山城活动情况，且闻悉闽西党和红军领导人邓子恢在此，便迫不及待地调集靖、和、浦三县民团和军队，分别于2月29日到3月5日向小山城进行两次疯狂大围剿。在小山城、龙岭、车本村农民有力配合支持下，红军凭借有利地形，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进行顽强抵抗，终于迫使敌军于3月7日撤走。
  在邓子恢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小山城、龙岭革命根据地初具雏型。同时，邓子恢同志还以天下农民是一家，团结起来干革命才会成功的道理，消除了因小龙溪群众被反动派强迫参加摧残小山城而造成两村群众对立的隔阂。派人协助龙溪圩农民成立了秘密农会，组织起借粮分粮的斗争，使赤色游击区域范围进一步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迅速扩大到龙溪、云霄、平和等县。
  随着闽南革命武装斗争形势的发展，邓子恢同志于3月20日提出漳州党组织目前斗争任务：“目前应以平和属之五寨、南胜，漳浦属之小山城、龙岭、上坪庄，南靖属之龙溪圩一带的范围，从限制米价、借谷、限债斗争进而分谷、烧契约、分田，实行土地革命”及扩大游击队组织，创造赤色游击区和健全党组织，大胆提拔工农干部等，使“我党在漳浦、平和、南靖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和深入”。并向省委写了一份“关于漳浦小山城的调查报告”，在几个月中，迅速地形成以漳浦小山城为中心方圆几十里，具有4万多人口的红色区域。
  创建漳浦苏区
  1932年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军革委委员毛泽东率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进军闽南。4月20日，红军攻克闽南重镇漳州。当日，战场硝烟未散，邓子恢、蔡协民与王占春立即赶往漳州，在芝山红楼找到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笑着对邓子恢说：“你已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即财政部长）”。并立即召集罗明（福建省委书记）、王海萍（厦门中心市委书记）、蔡协民（漳州市委书记）、王占春等同志座谈，在听取邓子恢同志的汇报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当前的革命重心仍然在农村，必须抓紧时机，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以小山城、龙岭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同日，电告苏区中央局周恩来同志，“决以龙溪圩为中心，向南（靖）、平（和）、（漳）浦、云（霄）、龙（溪）五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4月22日在东路军全军连以上干部会上，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第二次行动问题》报告中，再次提出“以龙溪圩（今漳浦南浦乡）为中心，扩大南靖、平和、漳浦、云霄、龙溪等五县新苏区”。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邓子恢与漳州中心县委同志决定闽南今后革命斗争应以龙溪圩、小山城为中心，向漳浦、南靖、平和、龙溪、云霄五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
  4月24日，红三军奉令南下占领漳浦，军部设在红楼，政委葛耀山、军长徐彦刚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由63位党和红军高层领导组成），第七师驻石榴一片，师部设在石榴坂，师长陈伯钧（与军长徐彦刚同为三名秋收起义后先上井冈山做王佐、袁文才思想工作的成员），政委李涛，参谋长耿飙，第九师进驻旧镇沿海一线，政委朱良才，中央红军基本解放了漳浦全境。
  同日，邓子恢偕王海萍、蔡协民、曾志等闽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奔赴漳浦，领导漳浦党组织和红一支队，在中央红军的有力配合下，多次召开群众大会，广泛散发传单，到处书写标语和举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政策、主张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的《对日战争宣言》等；组织农会、发展党组织，开展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济贫、宣布废除苛捐杂税、田租债务等活动；在各乡村成立革命委员会，设立分田委员会，进行土地和人口的登记、统计和田地等级、成份评定等工作；广泛发动青年参加红军。尔后，在山城、龙岭、南浦厝、中西、大坪、崎溪等地分别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乡苏维埃政府，建立东山、长兴等地革命委员会，于四月下旬，在漳浦县城成立县级红色政权——漳浦县革命委员会。
  毛主席来了，中央红军来了，山城村沸腾了。当邓子恢同志重上山时，农会会员纷纷议论：这个巡视员真神啦，几个月前才听他讲江西井冈山的新鲜事，如今我们都实现了。老井冈山们看中了小山城村。五月上旬，中共漳州中心县委正式在漳浦小山城成立，书记蔡协民（参加过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后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党代表，曾任福建省委秘书长）、常委曾志（曾任井冈山红军总部医院总支书记，福建省委军委机关秘书）、王占春（闽南革命委员会主席）。山城村成为闽南革命中心村。
  五月中旬，邓子恢在漳浦领导闽南红军游击队整编工作。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红军的大力支持下，从漳浦、龙溪南北乡参加的中央红军战士中抽调五、六百人组成第一、第二大队，由闽南革命委员会警卫队组成第三大队，由闽南红军游击队组成第四、五大队，集中于漳浦县城郊新厝顶村。邓子恢同志作为党代表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简称红三团）成立，并任蔡协民兼任总指挥，冯翼飞为团长，王占春为政委，副团长及以下军事干部基本上由中央红军抽调出来的四十多位富有军事经验的指战员担任。
  红三团成立后，为保卫中央苏区反围剿浴血奋战，作出重大牺牲；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尪仔石山，开辟梁山、灶山（后洞）、大芹山、乌山等革命根据地，使闽粤边区成为中央苏区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东南部屏障，并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成为南方八省15个抗日支点之一；编入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共和国诞生作出卓越贡献；解放后又参加抗美援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英雄军队，流芳千古。
  情系漳浦老区
  五月下旬，邓子恢同志随着中央红军返回中央苏区。邓子恢同志在漳浦虽然只有短短的不上六个月时间（1931年12月至1932年5月），但对漳浦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在漳浦这段革命经历刻骨铭心。解放后，这位为中国革命胜利长期出生入死、历经百战、功勋卓著的革命家，在百忙之中亲自给老接头户——象牙庄原赤卫队长吴火明同志复信，勉励他为社会主义建设再立新功，并撰写《小山城烽火》一文，回忆漳浦人民这一革命历程，提供和丰富了珍贵的漳浦革命史实，在全国范围宣传了漳浦革命历史，为漳浦人民留下了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1962年6月24日，又亲自给新编《漳浦县志》题词：“发扬漳浦人民在革命时期艰苦奋斗的英勇精神，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工农业并举、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针，把漳浦县建设成为经济繁荣、政治团结、文化昌盛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乐园！”大大鼓舞了漳浦老区人民，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治山治水、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使漳浦的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并推动漳浦人民不辜负邓老的殷切期望，在迎接改革开放大潮中，努力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和谐的金漳浦。
  1958年漳浦县的“大跃进”
  赵学樵
  当今的老年人对1958年的“大跃进”记忆深刻。七八十岁的老人都亲历过这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大跃进”给人们留下少许可借鉴的经验和几多沉痛教训。今日，笔者通过查录在县档案馆馆藏的当年《漳浦快报》、《漳浦报》和有关档案资料，以记实的笔触，向读者再现当年漳浦“大跃进”大概情景。
  “大跃进”的历史背景
  1958年“大跃进”群众运动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
  我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全党整风、开展反右派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己取得伟大胜利，全国人民的生产热情高涨，热火朝天地投入经济建设，强烈渴望过着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向往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党中央、毛主席顺民意，于1957年10月25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下简称农业发展纲要）。
  1957年11月2日，毛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強调在经济等方面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阵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只有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实力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阵营，才可能防止战争，保障世界持久和平。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中国在15年后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设想。这反映出党中央、毛主席要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
  全国各地、各部门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并根据农业发展纲要和15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要求，召开会议，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修订发展计划，提出新的高指标“跃进”计划。广大干部群众要求尽快改变落后面貌，过着美好生活，干劲十足，在全国掀起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上半年的几次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反冒进，提出了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系列任务、指标、口号和方法。3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強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反对教条主义，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路线。5月5日至23日，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推动了“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党在北戴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当年的钢铁生产和建立人民公社问题。会议确定了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将“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
  漳浦的“大跃进”
  漳浦县的“大跃进”是在全国大形势推动下开展的。
  1957年10月25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农业发展纲要。
  10月30日～11月2日，县召开第七次水利会议，有县、区、乡146名水利干部参加。会议贯彻和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前亭乡修订水利工程计划，由22处增加为401处。至12月19日，全县投入水利建设的有63个乡、2.5万人，兴建223处水利工程，包括眉力和祖妈林等水库。
  12月3日，中共漳浦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会议，县委副书记李宋保在会上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到生产第一线去，建设新山区，锻炼自己。会后，有625人报名要上山下乡锻炼，占干部总数89.2％。
  12月22日，县召开1957年农林业和水利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县长岳林太在会上报告中提到，出现了亩产“千斤稻”、“万斤茹”、“双万斤蔗”、“万斤柑”、“七百斤花生”和只船“万担魚”等高额丰产纪录，提出1958年要实现户养4只猪，增产粮食8千万斤，总产2亿8千万斤，人均收入100元，三至五年内赶超富裕中农水平。
  12月28日～31日，县委召开县、区、乡（社）三级干部紧急会议，提出继续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完成1958年的生产任务的要求，层层修订1958年生产计划及5年或10年的规划。县提出1958年要实现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35％，工业、商业、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事业也要相应发展。並决定要改变作风，下放干部，层层包干，把冬季生产高潮推向高峰。与会的全体干部向龙溪地委、专署献决心书，决心要在春节前完成冬修水利3690处，圈猪积肥1680万担，改良土壤15万多亩等任务。
  会后，县直机关干部纷纷向县委送决心书，要下放驻社去。县委委员、农村合作部部长李青槐、农业局干部陈章成率先送“决心书”下放驻社，接着有一大批干部以工作组形式下放驻社。
  1958年1月5日，县委召开县、区、乡、社干部和劳模及各种代表共2916人参加的干部扩大会议。会议中，组织参观港口“万斤茹”、梅林“双万斤蔗”、长桥“万斤柑”、大埔改良土壤、油澳圈猪积肥等先进典型，开展“人家可以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做”的辩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会后，旧镇、石榴、杜浔、古雷、深土、佛昙、赤湖等区，组织社、队干部参观以上的典型，推动冬季生产掀起高潮。各乡修订生产计划。有98个乡掀起冬季生产热潮，共兴修水利3587处，发展养猪144027头（圈猪积肥72112头），改良土壤54403亩。这此会议，为漳浦的“大跃进”拉开序幕。
  一个波澜壮阔的冬季生产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大埔、刘坂、蒲野、前亭、深土等乡大兴冬修水利，梅林、溪坂、甘林、杨美等乡掀起“千堆万担”积肥的群众运动，英山、眉田、石榴、城关等乡掀起改良土壤热潮。从1957年10月至1958年1月15日止，全县出动5万个劳力，投入167万个劳动日，完成水利工程3336处，积肥下田改良土壤7万多亩，比往年增加5倍多。
  1月6日，县委召开除“四害”（即灭鼠、灭雀、灭蚊、灭蝇）广播大会，县委第二书记阎观文号召全县人民要在五年内实现粮食亩产“千斤县”、除四害“四无县”而奋斗！
  1月26日，县委召开驻乡工作组、乡长紧急会议，为冬季生产加温。提出：“克服‘右倾’思想，劲上加劲，跃进再跃进。”并在《漳浦快报》（县委办公室编）上公布各乡的冬修水利、积肥和改良土壤的进度，进行评比。
  1月28日，县手工业联社提出要生产铁木农具20.4万件，增产64％，支援农业“大跃进”。
  2月2日～4日，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会上县委第一书记李振经作《关于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问题》的报告，他说：“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的时期，生产跃进再跃进，会前（我县）要增产（粮食）四成，当时看不低，现在看这指标不行.省委提出四十条纲要（即农业发展纲要）要提前五年完成，形势发展这么快，不跟上就有掉队危险。……龙溪亩产1100斤，海澄1000多斤，云霄870斤，而我们才470斤，跃进到800斤也还没有人家高，我们土地潜力很大，提前实现四十条纲要是完全可能的。现在是敢不敢跃进的问题。不断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是组织生产‘大跃进’的关键”。会中，把县委、县领导干部分工下基层，到16个工作片去包干，建立工作责任制，与区、乡干部共同包实现亩产800斤，不完成任务不回来。继续下放机关干部到基层、农村去劳动煅炼。会议作出决定：“以革命的干劲，跃进的方法，群众路线作风，创造英雄事业，今年赶云霄粮食亩产800斤，明年赶龙溪实现千斤县，苦战五年，提前实现农业四十条目标。”
  2月11日，县委提出“苦战三年，绿化全县。”
  2月15日，县委第一书记李振经，县委第二书记阎观文在城关乡绥北农业社建立水稻、蕃茹试验田0.78亩，要实现水稻亩产2200斤，蕃茹3600斤（折合主粮900斤），比1957年增产182％。并向全县各乡工作组（试验田）发起竞赛。
  2月23日，县成立县增产竞赛委员会，公布全县检查评比情况。
  3月8日～13日，县委根据党中央、省委关于“双反双比”的指示精神，在车鳌乡召开有800人参加的县、乡、社三级扩大干部会议。会中开展“三反三比”（反浪费、反保守、反三气——官气、暮气、骄气，比先进、比多快好省、比工作方法）的整风运动，采用大放、大鸣、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揭露和批判干部中的“三气”和“右倾”保守思想。通过下田使用双铧犂、观摩花生三角密植技术（红安经验），围绕四个问题组织辩论：“我们工作是为了什么？”、“对待党委的指示，应采取什么态度？”、“怎样才能完成1958年的增产任务？”、“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应采取什么态度？”。清算了“右倾”保守思想，打掉了“三气”，各乡修订增产计划。鹿溪乡计划水稻亩产1200斤，车鰲乡计划花生亩产1000斤。会中，对有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又严重失职的22名干部分别作出纪律处分，其中开除公职1人，停职反省2人，留党察看2人，清洗1人，撤销工作10人，开除党籍4人，党内警告2人，动员回家3人。县委认为：“在会上反映了‘右倾’，到实际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又会发生动瑶，所以必须警惕‘右倾’保守思想抬头，反‘右倾’保守思想不是一年一次，应该一年抓几次，才能促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跃进”。这次会议，把漳浦的大跃进运动推向全面“大跃进”阶段。
  3月下旬，县委贯彻省委全面“大跃进”指示，作出全面“大跃进”的“十项决定”：大兴修水利，养猪积肥，改良土壤，春插春播春收，造林种果，整风整社，文教卫生，五社合一（把供销社、信用社、手工业社、运输社併入农业社），运输车子化。
  3月28日，县委、县人委会（即县政府）作出“苦战五年，提前五年实现农业四十条纲要的规划：1958～1962年，要实现粮食亩产1700斤，水稻亩产1500斤，甘茹亩产1万斤，甘蔗亩产2万斤，人均养猪3只，实现‘绿化县’、‘四无县’，人均粮食800斤，赶上、超过富裕中农水平”。
  4月3日，县委召开30个乡木器社、铁业社代表共68人的会议，制定工业“大跃进”计划，要在60天内创办农副产品加工厂58个。
  4月4日，县委机关报《漳浦报》创刊。创刊词中写道：“一个惊天动地的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高潮已在我县汹涌澎湃地形成。”
  4月1日至4日，梅林乡提出“五个兄弟一条心，人多力大土变金”口号，并把供销社、信用社、手工业社和运输社一道併入全乡的5个农业社。全县经过15天工作，至4月22日，全县基本实现“五社合一”。
  4月6日，县委作出“苦战十天，实现乡乡有中学，社社有小学”的决定。
  4月14日，县委在港口乡和平农业社召开县三级干部会议，提出“甘茹产量翻五番，跃过万斤关”的口号，决定要实现甘茹亩产“万斤县”，总产量要翻十番。会后，山东、赤岭、旧镇、鹿溪等乡镇，纷纷订出实现亩产“万斤甘茹”的“跃进”计划。
  4月20日，《漳浦报》刋登了全县基本实现“文化县”的消息：经过15天工作，全县办了中等农业学校1所，民办中学、农业中学44所，小学268所，幼儿园333所，实现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1％、小学毕业、初中肄业、青壮年扫盲等入学率达91％。
  4月24日，县委召开县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县开展一个创造全面丰产纪录运动，决心今年实现粮食“千斤县”，“苦干半年，实现农田水利化，丘陵果树化，高山林业化，农业机械化，肥料化学化，运输车子化，教育普及化”。要“跨过九龙岭，赶上龙溪县；越过陈仓岭，赶上海澄县。”
  4月30日，县委在宣传工作上提出“六比”：比思想性，比速度，比队伍，比气氛，比形式，比效果。全县出现宣传工作形式多样化，有黒板报，读报，墙报，漫画，标语，横幅，墙头诗，快报，相声，快板，说唱，讲故事，演戏，民歌，歌咏，幻灯，展览，土广播，讲话，座谈会，升降旗，进度表，有线广播等。
  5月12日，《漳浦报》刋登县委树立的生产和工作榜样“十六看”：养猪看鹿溪，修水利看大埔，改良土壤看英山，积肥工作看甘林，造林护林看青菓，水土保持看上蔡，卫生工作看霞昙，扫盲工作看岭脚，甘茹丰产看港口，新式农具看康庄，小麦丰产看赤湖，花生丰产看车鳌，甘蔗丰产看梅林，柑桔生产看长桥，水稻丰产看官浔，漁业丰产看杏仔。
  5月28日，县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为了更好的促进农业“大跃进”，开展全民办厂，发展地方工业，今年内办好农具厂、练铁厂、糖厂、榨油厂、盐场等33个地方工业，建立200个风力、水力、沼气站，35个乡农具修配站。
  6月4日，县委召开有700人参加的县三级干部扩大会议，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下简称总路线），由县委第一书记李振经作报告。他批判一些不符合总路线的想法和作法。会议运用回忆、对比、辩论的方法，划清“三条界线”（群众路线与群众尾巴的界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线，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费的界线），达成共识，提出“八大跃进”：增产指标跃进，技术措施跃进，干部作风跃进，政治鼓动工作跃进，文化卫生跃进，劳动出勤跃进，养猪圈猪积肥跃进，工业跃进。这次会议将漳浦“大跃进”群众运动推向全面“大跃进”高潮。
  6月6日，县委作出“全党动员，全民办厂，让小型工业遍地开花”决定。
  6月20日，梅林乡在技术革命运动中，率先实现“五厂一化”，兴办了肥料厂、农具修配厂、水力农副产品加工厂、壳灰厂、砖瓦厂等共134个，制造手推车438辆，还有3个水电站，7个沼气站，1个小练铁厂，1个榨油厂，使用新式农具3774件。
  6月28日，石榴炼铁厂炼出生铁600斤，县委发贺信表彰，并在贺信中响应省委1959年炼钢百万吨的号召，决心今年全县要完成产钢1000～1500吨、生铁5000吨任务。
  6月30日，县委召开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拔掉白旗，揷上红旗，解放思想，敢作敢为，气吞山河，顶天立地，坐上火箭，赶上卫星，大干特干，调转乾坤，今年实现水稻双千斤县，苦战一个月办厂1万个，今年炼钢铁6500吨，苦战十昼夜，积肥3亿担”。会上，县委修订试验田生产计划，要实现水稻亩产八千斤，甘茹亩产十万斤，向全县干部的试验田发出挑战书。并批判“条件论”、“紧张论”、“不变论”、“后看论”、“怀疑论”、“压力论”。会上和会后在机关部门、基层单位中，开展“拔白旗”、“插红旗”，全县有176人受处理（后来全部被纠正）。
  7月6日，《漳浦报》刊登了佛昙镇吟兜社早稻1.02亩，亩产1030斤，北坂乡一个生产队早稻0.81亩，亩产1090斤的丰产消息。
  县委召开工业会议，决定：“苦战半个月，乡乡建立炼铁厂，炼铁1万吨；苦战十天，社社建起土化肥厂，每天生产土化肥1200斤；苦战半个月，实现新式农具化，推广打谷机、深耕犂、风力水车、插秧船、中耕器，实现车子化。”
  7月8日，县委召开广播大会，进一步提出：“每亩千担肥，亩产双千斤；作风群众化，行动战斗化；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农具改革看梅林，积肥速度看深土，水稻丰产看官浔，卫生工作看车里，政治工作看刘坂，文化革命看甘林。”当日，《漳浦报》刋登梅林乡消息：苦干20天，建立农具厂6个，制造手推车1629辆，插秧船1513只，深耕犂523张，中耕器、打谷机、喷雾器225件，为全县第一个基本实现新式农具化乡。县委发贺信表彰。
  7月20日，县委传达省委、地委的指示精神，决定把1958年生产铁1万～1.5万吨，钢1.5千斤～2千吨的计划，调整为铁2万～2.7万吨，钢2千～3千吨。并把钢铁和木炭的生产任务分配下达到乡镇。
  7月26日，《漳浦报》刋载全县乡、社间开展晚稻创丰产记录竞赛。官浔镇建设社要创晚稻亩产15000斤记录向全县各农业社挑战，佛昙镇下坑社要创晚稻亩产22000斤应战；鹿溪乡要创晚稻亩产万斤乡，大埔乡要创万斤乡向鹿溪乡应战。还有建设社青年要创晚稻亩产55000斤记录，佛昙镇集益社妇女试验田要创晚稻亩产22000斤记录，浯江乡共同社要创晚稻亩产万斤记录。
  7月31日，县委决定，为加強強钢铁工业生产的领导，从8月份起成立县委钢铁办公室，并下达每月上缴生铁和废钢铁任务到乡镇（每人3斤以上）。8月17日，把钢铁生产、工具改革和土化肥生产作为地方工业“三大任务”。
  8月2日，车鳌乡农冲社收获花生1.2亩亩产2028斤，五社乡跃光社收获花生0.3亩亩产2161斤，县委发贺信表彰。
  8月12日晚上，县委召开全县广播大会，会上宣布：车鳌乡农冲社于8月9日收获花生1.03亩，亩产3437.17斤，创全县丰产纪录，县委决定奖给万能拖垃机一台、锦旗一面。8月12日，农冲社又发射花生1.14亩亩产6596.13斤“卫星”。8月20日，深土乡双龙社发射花生1.12亩亩产17739.64斤““卫星”。
  8月23日，农冲社发射花生1.04亩亩产24176.15斤的全国第二大“卫星”，龙溪地委、漳浦县委分别发贺信表彰。地委在贺信中写道：“你们……为‘压倒晋江，超过潮汕，夺回丰产红旗，确保全省第一’打响了第一炮”。当时，县委认为：“增产潜力是无限的”，“只要掌握其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就可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几十倍、几百倍”。此消息在全县传开后，有的农业社提出1959年花生生产要实现亩产15万斤的计划。
  9月6日，《漳浦报》刋登消息：在“事事争第一，处处夺红旗”的“大跃进”形势下，全县组织3万人，大干数天，高升文化红旗县。全县办了综合大学、农业丰产大学、工业大学和红专学校，共137所，1个科学研究所，50个科学研究站，303个科学研究小组。10个人民公社建立15个民办文化馆，58个文化站，50个中心俱乐部，263个俱乐部，293个农村公园。全县普及了医疗卫生保健网，公社有医院、幸福院、妇产院，大队有保健站，小队有保健员。
  9月19日，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大搞钢铁，由县委第一书记李振经主持，副书记牛庚明根据省委电话会议精神，提出：“要全党全民投入钢铁生产‘三抢’（抢建炉，抢备料，抢出铁）运动，保证‘钢铁元帅’升帐，争取射出钢铁生产大‘卫星’。”
  9月20日，《漳浦报》登载了新华社消息：“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在一亩多中稻田里成功地运用併秧密植的方法，创造了平均亩产一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多的高产新纪录；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云南虹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卫星人民公社，分别获得中稻亩产八万一千多斤、六万一千多斤。
  同日，县委炼铁试验炉由县委第一书记李振经、县委副书记牛庚明和县机器厂的工人，奋战一天，生产铁3406斤，放出全县第一颗钢铁“卫星”。《漳浦报》以进度表形式公布赤湖、浯江、旧镇、杜浔、石榴、长桥、城关等人民公社，县商业局，县机器厂、梅林糖厂和石榴、象牙县办厂等炼铁厂的建炉、产铁和采矿完成情况，进行评比。
  9月24日，县成立钢铁生产后勤指挥部，负责全县炼铁的劳动力调配、木炭燃料、矿石铁砂、建炉材料、动力鼓风设备、生活物资等供应。由县委委员、财贸部长宋芝林、副县长吴运琳挂帅，配备13名干部下乡巡廻检查辅导，技术指导，推动炼铁生产高潮。
  9月27日，县机器厂一号高炉生产铁5648斤，县委发贺信表彰；29日，创生产铁6631斤记录。全县33座高炉，日产铁共22吨。
  10月20日，深土人民公社车鳌大队的直播倒种水稻1.04亩，收谷2100斤，平均亩产2019斤，创全县最高纪录，县委发贺信表彰。
  10月31日，全县在“小土群”方针指引下，建立了炼铁厂26个，农具厂213个，土化肥厂2506个，土农药厂7012个，混合肥料厂34284个；生产生铁2200吨，土化肥120.53万吨，土农药127.06万吨，混合肥5426万吨；17个大队实现车子化，还有一批水泥厂、水电站、电厂、糖厂、酒厂、化工厂、纺织厂、罐头厂、油厂。
  11月2日，县委第一书记李振经再次召开全体县委委员、公社党委书记、县属炼铁厂厂长会议，要求突破“四大关”（基建关、原料关、技术关、群众关），掀起高产周，保证产铁二千吨。高产周第一天，全县204座高炉投入生产，突破百吨关，赤湖公社日产生铁15吨，居全县第一。
  11月3日，赤湖炼铁厂妇女炉放出产铁6140斤“卫星”。县妇联发贺信表彰。
  11月4日，县委召开公社党委书记电话会议。县委第一书记李振经代表县钢铁指挥部，向全县钢铁战线指挥员、战斗员发布高产日钢铁“淮海战役”第一道令：要求这天一举突破千吨大关。各公社表态，要放出日产150吨，力争200吨“卫星”。赤湖、城关、杜浔等公社开展放“卫星”竞赛。
  11月5日，县委吹响总攻钢铁高产日军号，向全县12万3千名钢铁兵发布第二道战斗令：“全县钢铁高产日，从6日晚开始，作为完成今年全县生产钢铁3千吨决定性的一个战役。为了确保完成任务，在高产日要日产铁千吨，炼钢10吨以上”。
  11月6日，全县日产钢铁突破千吨大关（钢51吨，生铁1115吨）。11月8日，地委给县委发来贺电：“11月6日，漳浦产铁1115吨，钢51吨，并出现石榴、城关、赤瑚、杜浔等百吨公社，这是党的正确领导和贯彻小土群方针的胜利，是全体钢铁战士英勇奋战结果。”11月9日，省委给县委发来贺电：“欣闻你县本月6日生铁产量突破千吨大关，达到1115吨，光荣的跨入千吨县行列！”
  《漳浦报》刊登消息：梅林小学建立一支红领巾小炼铁炉，高产周中生产铁6321斤，平均日产铁791斤。县委于7日发贺信表彰：“这为贯彻中央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插上一面先进的红旗”。
  全县建立滚珠轴承厂50个、土化肥厂2506个和土农药厂7012个，生产轴承6254套、土化肥2.4亿担、土农药2341万担和新式农具12.6万件。
  11月7日，县委召开全体县委委员、公社党委书记、县属炼铁厂、县直机关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提出“以钢为钢”，乘胜猛进，保证钢粮两丰收，推动各项工作全面“跃进”。
  11月11日，长桥公社长桥大队第一中队的1.05亩柑桔，采收鲜果15642斤，亩产14867斤。县委发贺信祝贺。
  11月17日，县委发出钢铁第二个高产周战令：今晚转入第二战役高产周，争取射出百炉产万斤时“卫星”上天。
  同日，杜浔公社过洋营路边连第二排收割晚稻1.21亩，收粮食6075.2斤，平均亩产5020斤，创全县目前水稻丰产纪录。
  11月18日，本县第一个人造石油工业——和坑石油厂采用24吨褐煤，经过26个小时低温干馏，炼出石油600斤，试炼石油获成功。
  11月22日，长桥公社长桥大队果树专业队妇女小组试验田，采收柑桔1.19亩，产量33027斤，亩产27753.12斤。县委发贺信祝贺。
  11月11～15日，本县按上级调令，调出生铁504吨，从厦门、漳州转运往上海，支援上海炼钢。
  11月28日，在弟二个高产周中，生产钢铁1116吨，提前一个月完成地委分配的全年钢铁任务。
  12月5日，漳浦车站青年驾驶员李益根、黄嘉惠创造全国短途运输日行程1325公里最高纪录。
  12月5日～11日，县委召开“1958年漳浦县工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有各公社、大队的党委书记、主任和大队长，团委书记、妇联主任和各机关负责人共1千多人参加。会上宣布：“全县粮食总产量比去年（1957年）翻一番，出现新社水稻亩产4.6千斤，港口甘茹亩产2万多斤，车鳌花生亩产2.4万多斤，长桥柑桔亩产4万多斤等高额丰产‘卫星’；并实现生产钢铁3千多吨、扫盲8万余人和基本实现‘四无’县。”会中，围绕着“执行决议问题”、“任务重压力大问题”、“劳民伤财问题”和“对1958年估价问题”，开展一场针锋相对、激烈的大辩论。你争我辨，互相以“典型”事例进行争论。虽然出现有许多持实事求事的观点，对1958年大跃进中己出现的浮夸（放“卫星“）风、弄虚作假（併坵）行为、不当的反“右倾”保守的作法等提出善意的尖锐批评，但在当时头脑发热的年份，持狂热心态“大跃进”的观点，居占上风。会上反而形成更大“跃进”的态势。县委提出1959年的农业生产要更大“跃进“计划：粮食生产13亿斤，亩产2900斤，总产量增长117％；农副业总产值翻两番；花生生产9.86亿斤，亩产1.2万斤，总产量增长2031％；甘蔗生产4亿吨，亩产2万斤；养猪人均1.5只，总量48万只，增长172％；渔业生产270万担，总产量翻五番半；造林24万亩。并对各项工作树立旗帜，即“二十四看”：执行决议看官浔，工作认真看甘林，政治挂帅看鹿溪，水稻丰产看新社，甘茹丰产看港口，花生丰产看车鳌，甘蔗丰产看梅林，黄麻丰产看石榴，发展果树看浯江，柑桔丰产看长桥，深翻土地看大埔，消灭旱灾看霞美，农具改革看甘林，水土保持看上蔡，集体养猪看龙苑，造林绿化看过洋，封山育林看青菓，对敌斗争看整美，全民炼铁看梅林，卫生工作看车里，托儿工作看东山，公共食堂看杨美，财贸工作看杜浔，老区工作看龙岭。这次会议成为1959年漳浦更大“跃进”的促进会和“加油站”。
  12月9日，《漳浦报》登载：赤湖公社保卫中汄收割晚稻165亩，亩产1567斤，比1957年增产5倍多；官浔公社溪西大队第一中队山边村收获晚稻135亩，亩产1907斤。长桥公社长桥大队柑桔专业队柑桔0.68亩，亩产42244.4斤；该队共青团后溪支部试验田柑桔1.06亩，亩产30491.4斤，县委发贺信表彰。
  据1958年龙溪专署统计局统计年鉴显示以下漳浦县的数据：
  当年，漳浦县有10个人民公社（259个农业社参加公社化），1531个公共食堂，吃饭人数278178人，占入社人数90.20％。
  粮食种植面积627546亩，亩产430斤，总产量270500000斤。
  水稻面枳378426亩，亩产371斤，总产量140445600斤。
  甘茹面积139746亩，亩产851斤，总产量119000000斤。
  花生面枳87434亩，亩产281斤，总产量23792200斤。
  甘蔗面积13849亩，亩产6000斤，总产量83694900斤。
  柑桔面积7003亩，亩产2080斤，总产量3792100斤。
  猪140384只。
  水稻丰产2录，早稻有卢传照1亩亩产1300斤；晚稻有陈高开1亩亩产5020斤，陈水龙1.14亩亩产5208斤，黄子义1亩亩产4446斤。
  甘茹丰产记录，林挂坤2亩亩产100000斤，林义和3亩亩产50000斤，林九泉35亩亩产30000斤。
  甘蔗丰产记录，陈元松1亩亩产480000斤，戴武1.03亩亩产155000斤，陈清林1.12亩亩产150000斤.
  花生丰产记录，林国瑞1.12亩亩产24176斤，陈龙1.12亩亩产17739斤，林社1.14亩亩产6596斤。
  柑桔丰产记录，长桥大队果树专业队1.05亩亩产14897斤。
  全县造林148912亩（用材林70004亩，特用林46889亩）。
  水产品产量32779200斤，其中海洋埔捞17352000斤，淡水魚1165700斤；贝壳类13207300斤，藻类1054200斤，野生贝藻类157870500斤。
  兴修水利，水库18处，引水渠195处，山塘323处，挖水井35个，完成土石方4014330立方米，灌溉面积121028亩，水力水电站8个、68马力，抗旱保收面积466546亩，初步水利化县。
  工业总产值1700万元（1958年新增936万元）。
  工业主要产品产量：铁矿石5490.76吨，生铁3000吨，焦炭85吨，原油4吨，钨精矿4吨，化肥1761吨，土碱1.5吨，农药85588吨，土水泥50吨，砖337.26万块，瓦片1462.71万片，壳灰8266.5吨，机床2台、1.85吨，土机床3台、0.75吨，切丝机573台，打谷机32台，滚珠轴承1.56万套，鼓风机168台，罐头10.71吨，食用植物油4959.93吨，糖1006.6吨，酒115吨，日用陶瓷4564个，大米18320.16吨，面粉618.73吨。
  新式农具，绳索牵引机233台，新式犂9568台，收割机3239台，脱粒机1158台，切片机454台。
  教育方面，速成师范1所2班，学生101人；职业中学35所（农业中学33所、44班、学生1383人，工业中学2所、3班、学生130人），普通中学8所（初中6所、55班、学生2338人，完中2所、高中班46班、学生414人）；幼儿园955所，托儿所2820所，哺乳站84个，入学入站儿童45718人，占儿童数71.09％
  卫生工作方面，有医院18座，153张床位；妇产院18个，18张床位，接生組268个。
  如何看漳浦县的“大跃进”
  对1958年漳浦县的“大跃进”这一历史年份，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加以观察，以唯物辨证法分析正反两面经验。
  一、1958年漳浦县的“大跃进”是在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反右派斗争，整风整社的基础上，广大群众进发出空前高涨的奔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热情和愿望，在党的领导和发动下，县委组织全县人民开展这场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具有历史意义。
  二、漳浦人民经历一场思想大解放，破除小农经济守旧观念，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敢作敢为天下之先的精神，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种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精神是极其可贵。
  三、在农田基础设施上，大搞兴修水利，兴建祖马林、眉力水库和一批小型水利工程；在工业上，兴建全省三大盐场之一的竹屿盐场（漳埔盐场）、创办县机器厂（县农械厂）、梅林糖厂；教育工作上，兴办各类中学，基本完成扫盲；卫生工作上，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保护人民身体健康。这些对漳浦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曾经发挥重大影响，有的直至今日仍然发挥作用。
  四、当时，县直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大批下放干部到基层，驻社队，帮助工作，促进广大干部改变作风，参加劳动，搞工农业生产试验田，从实践中取得领导生产发言权，锻炼培养出一大批各级领导干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基础。
  当然，“大跃进”也有负面影响。
  一、在全国“大跃进”指导思想的错误影响下，县委的领导者无限地扩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超越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认为“增产潜力是无限的”，“只要掌握其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就可以大大提高単位面积产量几十倍、几百倍。”提出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坐上火箭，赶上卫星，调转乾坤，实现水稻双千斤县”等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口号，引发层层刮浮夸风，越刮越大。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事思想，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怪圈。
  二、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是当时党为了反击美英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求生存发展，15年内要在钢铁生产上赶超英国而发动的。县委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小土群”方针时，大批毁林烧木炭，組织中小学生停课洗铁砂、挖铁矿，农忙季节发动农民大炼钢铁，造成严重破坏自然生态，一定程度上影响正常教育秩序，影响农业生产。
  三、在干部中反“右倾”保守，拔白旗，插红旗，搞扩大化，抑压实事求是，讲真话，做实事的正气，鼓动搞浮夸，讲假话，弄虚作假的歪风，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
  漳浦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回顾
  余松林 何晋成
  回首往事，四十九年前，漳浦县城乡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下简称社教运动）。运动自1963年2月开始到1966年12月结束，历时4年。近来，笔者查阅有关社教运动的若干档案资料，剥茧抽丝，按时间顺序记述当年社教的概况，以飨读者。
  一、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与形成
  1962年9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提出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2月21日至28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只有抓好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抓紧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会议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以“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在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各地抓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福建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随之全面展开。1963年2月19日，福建省委发出《在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厉行增产节约，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紧急指示》。指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是：宣传“三个主义”（即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反对“三股歪风”（即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铺张浪费），“三要三不要”（即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要集体，不要单干；要勤俭办社，不要铺张浪费）。强调农村的社教采取“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办法逐步展开，以正面教育为主，打击少数坏人。在这种大政治气候催促下，“五反”运动在县直机关及部分基层单位展开；农村社教运动开始了试点。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9月中旬中央下发《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关于阶级斗争形势和社教运动性质的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是“左”倾指导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它对形势的估计更严重，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撇在一边，导致社教运动扩大打击面。根据中央的二个“十条”精神，省委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四清”运动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开展“四清”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漳浦县开展社教试点，从1963年2月12日开始到夏收前基本结束。县委先后召开县、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生产队长会议；党员大会和青年、妇女干部训练班。有13403人参加会议、培训，进行一次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县委成立社教领导小组，并确定全县第一批社教点有109个大队，占全县283个大队39％。其中：县、社派工作组搞的重点队81个；重点队带的副点队18个；支部自己搞10个。指导社教的工作组，有地委派来工作组21个；县、社派出工作组359个，共有380个工作组，领导社教工作，保证社教运动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社教运动始终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抓住一个纲（以阶级斗争为纲）、五个要点（即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劳动）和两个95％以上（即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具体分四步进行。第一步，组织干部队伍，开展阶级斗争。公社集训党员和干部反复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提高觉悟，统一认识。然后，工作队深入到大队、生产队和农民进行“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作风“三脱离”即脱丢鞋子、脱离扑克牌、脱离小炉灶。到贫下中农群众中去访贫问苦，进行扎根串联，开展调查摸底，了解村情、民情、风情，掌握第一手资料，集中力量打击处理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第二步认真宣讲“三个主义”、“前十条”的内容和政策界限，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帮助群众正确认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不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热衷小私有，什么是正当小私有；什么是投机倒把，什么是正当副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成为群众舆论的中心。刹“三风”（资本主义风、封建迷信风、铺张浪费风），鼓正气，压邪气，旗帜鲜明形成运动高潮。第三步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下楼，打消思想顾虑，揭开盖子，自觉交代问题，正确处理公私关系。重点结合刹“三风”暴露出严重问题。试点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包括会计、出纳、保管）共13415人，暴露出干部多占粮票、油票、布票问题，有干部1300多人，侵占粮食62900斤，布票5497尺，香烟10845包。根据不同情况，该退赔就退赔。对贪污盗窃的125人，投机倒把的39人，弄清材料事实，坚决退赔，一次不能退清的则分期退清。第四步，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期，加强基层组织整顿，增强基层组织的战斗力，使原有227个后进生产队，初步改变面貌的有161个，出现了“三个新”风——干部新作风、社会新风气、生产新高潮。
  1964年元月，开展面上的社教运动。县委召开八千人的五级扩干会，进行运动的再宣传，再发动，参加会议人数达8328人。其中：地委工作队78人，县工作队527人，工委干部21人，公社干部450人，大队主干1644人，生产队长和贫下中农代表5311人，工业、手工业基层组织领导干部258人。会议自始至终反复学习中央文件，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纲，层层开展回忆对比、揭盖子，带头“洗手洗澡”。同时，还训练了宣讲员1100多名（平均每个大队4名）。
  1964年元月16日社教工作队进村。县委抽调干部669人，其中：县级干部37人，区级干部247人（包括地委派来的工作组79人）。宣讲员2349人，组织750个宣传队，宣讲员3487人。工作组进村马上参加劳动，在劳动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上级下乡的地委书记，到大队支书、工作组，层层领导当天住到贫农家“三共同”（同住、同吃、同劳动）脱鞋下田劳动。全县工作组干部669人与群众三共同的有662人，占99％。绝大多数的大队支书、生产队长也都带头参加劳动。工作作风的大革命，群众震动很大，深受群众的欢迎。
  运动开始，干部思想顾虑较多，怕“挨整”；群众“怕报复”。工作组加强支部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党员带头参加运动，打开运动局面。在宣读文件阶段，教育党员和家属带头。群众说：“党员干部家属都去了，文件一定很重要，”先后跟着去听宣读文件。工作组运用各种宣传形式和宣传阵地，登门入户，原原本本地宣读两个“十条”文件，做到家喻户晓。全县十六岁以上的成年人180500人（其中四类分子6285人），受到教育175959人，占应受教育面的97.5％。在议论阶段，教育党员带头议论，解除群众怕报复的顾虑，议论争先恐后，发言积极。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广大干部认识到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的重要性，初步进行洗手洗澡。据统计：在13585个干部中有5118人自觉地“下楼”检查，放下思想包袱和经济包袱有8681人。其中：有多占多用，也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问题。一些万字号”、“千字号”的案件也暴露出来。如：屿头大队支书、大队长、会计、统计四人初步交代集体贪污盗窃粮食11000多斤的事实。在干部“洗手洗澡”之后，进行整改。根据21个公社统计，群众共鸣放10937条意见，己整改兑现7074条占应整改的71％，其中处理了阶级敌人反攻倒算的157起；调整四类分子养牛的207人，牛235头；调整干部高补贴工分15029分；退回挪用公款15425元；退回公物13880件；追缴副业款11360元；退回贪污款4399元；处罚投机款1245元。同时，还评审了四类分子。全县四类分子6285人，改造较好1754人，占27.5％；表现一般3324人，占53％；坚持反动立场1207人，占19.19％。在社教运动中，工作组采取“三依靠”办法，调动贫下中农的积极性。一是依靠贫下中农当“参谋”，有事同商量；二是依靠贫下中农联系和发动群众积极参加运动；三是依靠贫下中农带头完成一切工作任务。通过“三依靠”使运动顺利开展下去。
  1964年5月18日至6月17日，县第一批点上的社教运动工作队训练班在杜浔公社工委举办。参加训练班的有社教工作队员436人，并有杜浔、沙西两个公社的各大队支部书记和其他主干（每队4人）142人，共计578人。训练班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段，学习中央“双十条”和其他有关文件，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阶级斗争情况，进行系统的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第二段，领导带头，查问题、放包袱、“洗手洗澡”、轻装上阵；第三段，明确运动的方法步骤，方针政策，把握运动的工作方法。
  工作队员和大队干部通过第一阶段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初步受到教育，从思想上解决了工作队准备“整人”，而大队干部准备“挨整”的错误认识。如：工作队员蔡**（专署交通局干部）主动交代了，曾经到华安县出差，向当地总务打一张介绍信买花生100斤，私自涂改为1000斤，变多买了900斤私分。沙西公社蓬山大队交代在1961年秋粮征购时，由于粮站工作人员粗心记错称码，不但少交粮食15000多斤，而且将这15000多斤的粮食集体贪污，这次会上也作了交代。由于工作队、公社干部、大队主千互相之间始终贯彻自我革命、共同革命的精神，扭转工作队以整人者自居的态度，大队干部扭转原来准备站桌头——“挨整”的思想。当训练班转入第二阶段时，大家都放下包袱“洗手洗澡”，大胆交代问题。如：杜浔公社城里大队支部书记自觉交代贪污、挪用、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得赃款2000多元的事实。以此也教育了一些有顾虑不敢交代问题的人；群众说：“人家那么大的包袱都放，我们还怕什么。”纷纷自觉交代问题。据五个大队粗略统计：大队干部共交代多占粮食1418斤、米票650斤、糖票46斤、布票58尺、杉木13根、楹角片64片、砖30块；贪污款330元、粮食450斤、挪用公款800元。到训练班结束，二个公社统计共交代了大大小小问题5836个，其中：贪污盗窃87个，徇私受贿13个，投机倒把156个，多占多用3278个。第三阶段是自下而上总结学习心得，讨论研究工作队进村工作方案。提出开展“六好”工作队活动和执行“五不准”的要求。“六好”：一是阶级立场坚定，观点明确，政治思想好；二是坚持说明教育，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好；三是坚持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好；四是坚持依靠支部、依靠贫下中农，当好参谋，同心协力团结好；五是发扬艰苦朴素优良作风，坚持“四共同”联系群众好；六是积极工作完成任务好。“五不准”：一是不准强迫命令，打骂群众；二是不准特殊化和乱买东西；三是不准接受请客送礼，徇私受贿；四是不准乱斗、乱罚、乱搜查、乱没收；五是不经批准不准擅自离开工作岗位。通过训练班的学习教育，社教工作队于6月17日下午顶风冒雨，打赤脚，背背包，扛锄头，步行进村。个个精神振奋，决心把点上的社教工作搞好。（这批点上社教未结束，工作队就抽调到龙海县海澄港口集训，准备参加全省在南安县开展的社教试点。）
  1965年继续开展面上社教，总体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省贫代会议前，这阶段主要是发动群众揭盖子，教育干部自觉革命，掀起退赔高潮；第二阶段是在省贫代会议后，这阶段主要强调解放干部，调动干部积极性，掀起春耕生产高潮。1965年1月15日至26日，县召开贫下中农会议，参加会议代表2210人，吸收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1400人列席会议，同时，邀请1964年生产先进单位代表300人出席会议，共3900人。这次会议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充分进行阶级发动，重点揭开社队四不清盖子。县委带头检查“四不清”，发动群众鸣放，从上到下揭发不少问题，共鸣放10589多条。其中贪污2902条；投机倒把1011条；多吃多占1672条；白吃白占994条；挪用公款629条；内部不纯193条；阶级路线77条；多占工分434条；腐化堕落508条；打击报复213条；政治问题250条；封建械斗25条；其它1025条。同时，教育干部自觉革命，自觉组织退赔。全县应退赔人数2889人（包括机关干部），应退赔314346元，已退赔81403元。其中现金48714元，公债4578元，布票9018尺，粮票10932斤，手表117个，缝纫机7架，自行车210架，其它132件。
  省贫代会后，社教主要工作是解放大多数干部，调动干部积极性。原来有不少干部内心紧张，七上八下，普遍存在四怕：怕退赔、怕处理、怕挨整、怕失威信。全县大队主干2005人，原来背有严重思想包袱391人，占19％，其中己准备躺倒不干53人，占2.6％；背一般性思想包袱、工作情绪消沉338人，占16.7％；通过反复政策教育，真正放下包袱的189人，占48％；初步放下包袱127人，占33％。生产队长这一级干部2657人，原来认为当干部吃亏，怕挨整，想换班614人，占23％，现在己安下情绪，积极工作的2382人，占90.7％。如：石榴公社和坑大队干部，经济上犯有四不清错误8人，占88％；第一阶段背有思想包袱4人，占44％；生产队长16人，想打退堂鼓8人，占50％；现在基本上都解放过来，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工作。除了继续做好解放干部的工作外，还注意加强后进队的领导。全县大队党支部总数280个，其中一类支部75个，占26.8％；二类支部171个，占61.1％；三类支部26个，占9.3％（这类队是经济严重四不清）；四类支部8个，占2.8％（蜕化变质分子当权），对第三、四类支部分期分批进行整顿，使后进队改变精神面貌。
  党的八大十中全会以后，政治上虽然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错误一步步严重发展。但是，经济调整和恢复任务基本上还能够按原定计划进行。把生产搞好搞坏当作衡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标准，运动不违农时，不误生产，不占用劳动时间。所以，1963年到1965年这三年间，全县国民经济计划的指标都能超额完成。
  历时三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不良作风和解决集体经济不良的经营管理问题，起到有效的作用。对于改善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对改善经营管理，健全巩固集体经济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起到一定的鞭策作用。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左”的思想指导下，把许多党内和社会上存在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无情的打击。个别地方由于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违反政策，打击面过宽，伤害许多干部和群众，影响到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同时，对农村经济政策也造成不良影响。原来有些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政策当作错误加以批判。不允许群众开荒扩种；限制集市贸易发展；把包产到户、自负盈亏、按件记工生产责任制当作“单干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加以批判。致使一些经济政策的调整未能认真执行而放缓了调整的步伐。
  三、开展“五反”和“四清”运动
  （一）开展“五反”运动
  1963年2月21日至28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根据中央“五反”指示精神，1963年7月县委成立“五反”运动领导小组，在全县开展“五反”运动。具体分为三批进行：第一批县委各部委、各科局、政法、群众团体等17个单位，参加人数610人；第二批工矿企业、商业等23个单位，参加人数2737人；第三批文化教育部门10个单位，参加人数358人。
  9月26日开展第一批“五反”运动，要求在秋收大忙前，用四个月时间把县委“司令部”的问题达到基本解决。第一批具体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司令部”的一层楼分三次下。即县委常委过生活会议下一次；常委扩大会下一次；群众大会下一次。具体做法：常委过生活会，每个常委委员在常委会议上检查，第一次下楼；召开常委扩大会，吸收县委委员、科局长参加。由常委作检查，洗第二次澡；召开机关干部、职工大会，由常委代表常委向群众检查，引火烧身，掀起鸣放高潮，从思想、作风、特殊化、违法乱纪等方面的问题统统揭开盖子，达到既教育领导又教育群众。紧接着，各部委、科局领导同志，在常委向机关干部、职工、群众检查的基础上，过生活会自我检查，互相帮助，提高认识，作好分口下水检查准备。紧接着，县委各部、人委各科局领导同志分口下楼检查洗澡，掀起鸣放高潮。第二阶段的司令部进行“三反”（官僚主义、资本主义、本位主义）。“司令部”下第二层楼和第一阶段一样，一层楼下三次。分别召开常委会、常委扩大会、群众大会，进一步检查官僚主义、资本主义、本位主义，揭开阶级斗争盖子。领导向群众检查，大造“兵临城下”声势，掀起第二个鸣放高潮。在基本解决“司令部”问题的基础上，县委各部委、人委各科局等领导干部，又一次下水洗澡，解决各部委、科局领导干部的问题。第三阶段，“两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争取大多数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错误的人放下包袱彻底交代。同时集中力量对付极少数问题严重、拒不交代的贪污盗窃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依靠群众大胆地检举揭发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把群众运动和专案调查结合起来。第四阶段，思想整顿，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巩固“五反”成果。
  在县委常委的问题基本弄清、解决的前提下，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有县委委员、工委书记、公社书记、农林茶场书记、场长、县直机关党员科局长、工矿企业的支书、厂长、经理共155人。参加会议的成员，人人鸣放，没有“死角”，共提出各种批评意见503条，其中特殊化95条，官僚主义220条。从鸣放的情况看，领导官僚主义有七种表现：1、特殊化的官僚主义。在暂时困难时期，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脱离群众、多占多吃供应外的物资。2、机关式的官僚主义。具体表现在“二怕”（害怕动脑、害怕做艰苦的实际工作）热衷于“四多”（开会多、文件多、报表多、走马观花多），高高在上，“五不”（不深入、不蹲点、不到贫农家、不调查研究、不求实际）。3、包揽行政事务，放弃党务，“党不管党”。工作上见物不见人；只抓任务，不抓思想；只抓生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在不同程度上犯了经济主义错误。4、缺乏政治责任感的官僚主义。这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在经济上，造成巨大的浪费。据统计，近5-6年中，因工矿企业和商业企业物资管理不善，毒烂、变质、报废、亏损达400多万元。5、实事求是不够，主观主义。这是不诚实的官僚主义，例如，在粮食产量问题上，不能如实反映情况，对上搞“两本帐”，对下压服，虚报瞒产。仅1962年，全县少报粮食产量220万斤，花生100多万斤。6、政治优越感，不以平等待人。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表现在“三不够”（不够虚心、不够冷静、不够民主），在工作作风上存在“三多”（批评指责多、发脾气多、独断处事多），使干部“见而生畏、敬而远之”。7、安于现状，不求上进，革命意志衰退。存在着“五个不如过去”即学习精神不如过去认真，工作干劲不如过去大，坚持原则不如过去强，吃苦不如过去好，阶级观点不如过去明确。
  其次，解决贪污、投机倒把、分散主义等问题。具体表现在：瞒上压下，虚报产量，设两本帐；用国家回销粮，乱搞协作；积压物资，化整为零，逃避上调；割肉补疮，东拉西凑；偷梁换柱，伪造项目；损大公，肥小公，损全民，肥集体；伸手多要，宽打宽用；盲目办厂，贪多贪大；国家资金擅自动用；私设“小仓库”“小家当”，私订规章，乱加补贴；违反政策，套购侨汇；没罚物资，四马分肥；领导分权，各把一方；接受任务，讨价还价；先斩后奏，斩而不奏；执行政策，上下不一。它们所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一是分散和浪费国家资财、削弱国家经济建设力量，全县“二五”计划投资二千万元就浪费570万元；腐蚀一批干部，给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开方便之门。二是全县供销系统1000多个干部，犯有“五反”错误占10％；县供销部门只顾部门利益，不顾全大局利益，把平价毛猪400多头，转为议价供应，净赚2万元，不按照规定把所赚的钱转给国营食品公司。三是全县“千字号”贪污案件38起，“万字号”1起。商业部门对三清物资采取“以多报少，多削争利”的手段，向上报损，把削价出售的收入转为营利，再次报损。1962年工业品高价出售、净赚利润一万多元，也不按规定上缴国库。
  “五反”运动通过自我教育，自觉革命，提高思想觉悟，放下思想上和经济上的包袱，以达到教育95％以上人的目的。同时“五反”运动自始至终强调要抓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变作风、清理经济的作用。但是，随着运动深入开展，中央对“五反”运动的调子越提越高，把它同“四清”一样视为国内反修防修，挖修正主义根子的一个重大战略措施。于是，省委根据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发出《关于继续抓紧进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和“五反”运动的意见》，对全省的“五反”运动进行重新部署，要求各地都要组织专业的工作队，并强调“要多次检查，反复‘扫荡’，使运动逐步深入”。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不善于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干部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一般干部也搞人人“下水洗澡”作检查，搞人人过关，有些单位发生违法乱纪现象。特别是到运动后期，把运动的重点转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客观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
  （二）开展“四清”运动
  1963年10月，县委开展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以“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县直机关“四清”具体分四步走：第一步，建立机构，广泛深入地开展思想发动。县成立“四清”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党群、政府、工交、财贸、政法五个口相应成立“四清”小组。并指定专人专职具体抓“四清”工作，定期向县“四清”办公室汇报工作情况。同时，抽调一些政治可靠、思想好、业务熟悉，有一定工作能力的人为“四清”工作组。全面开展思想发动，召开机关负责人、财务人员、“四清”代表等三个会议，宣传开展“四清”工作的目的意义；第二步，全面开展自查、自报和专案清理；第三步，在单位自查、自报的基础上，组织人员全面复查、验收处理和重点抽查；第四步，全面进行组织、制度、思想建设，结合处理清查出来的遗留问题。县直机关的“四清”工作，重点清理国家的财政收入，如有没有任意挪动财政收入，或已交国库而退出来为“小家当”、“小金库”，是否采取“企业养事业”、“企业养机关”的办法直接挪用企业收入；清理预算外资金和各事业单位的规范收入（包括集体、单位应上交财政的规费、管理费），各企业的账外资财；清理国家拨给的各项专案，如是否从中借题多要钱，乘机捞一把；清理历年决算，如是否造假决算，虚报冒领，如冒报企业亏损，乱摊成本费用，一笔经费几头要钱，钱没有花就向上报销或扩大赤字骗取补助；清理账目，清理存款户，如把“小当家”的钱以“暂存款”、“寄存款”名义摊在账上，在银行开户，把资金分散打埋伏的行为；清理“小仓库”，凡以“小当家”的钱购买货物的设备，应该同时清理；清理各行政、企业、事业单位因调整、精简、撤销机构所结存的各项资金、物资、财产、变价收入和债权债务等。通过清理，对现有财产、物资逐项逐件登记造册，逐项逐件与原有账、册核对，做到账清、物清、钱清、账物钱相符；通过清理，发现积压变质、霉烂、失效的物质和损坏的财产，该处理的提出意见，同时摸清公物失散或借用在私人手里的底子，以便动员“公物还家”；通过清理，发现财产、物资、材料账目上的漏洞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据二十三个单位的初步抽查，“小当家”约达九十多万元，借用公款长期不还的有一万多元。
  农村的“四清”运动从抓两条道路斗争入手，组织力量，全面开展阶级斗争，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在发动群众，打击阶级敌人，提高干部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进行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工作。对每个生产队均应毫无例外的对当年的工分、产品、现金、财产进行一次群众性的大清理、大核对，通过清理必须做到：工分全面核对，不错不漏；粮食和其他产品，全部清仓盘点；现金来往，全面核对；公共财产全部清财核资，造册登记。全面清查各项账目，做到账、证、款、物四相符。弄清疑点，“四不清”问题。处理好揭发和查清的问题，应退赔的退赔，该纠正的纠正。在“四清”过程中采取内部清理和外部查对相结合，专业查账和群众查对相结合的方法清理解决业务上的积压错漏；外部查对和专业查账为群众检查监督作好准备；群众检查实行口头公布、上墙公布、登门核对和群众审查“四结合”，并以登门核对和群众审查为重点。对易蒙混、贪污和群众疑虑大的重点问题，逐条公布，发动群众查、对、比、问，寻根交底，直至水落石出。对于查清和揭发出来的“四不清”问题，应由“四清”小组讨论办法，交社员酝酿讨论，进行严肃处理。
  1965年2月县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二十三条”精神，开展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重点内容的“四清”的试点运动。为了先走一步，摸清经验，指导全面，县委确定崎溪、鹿溪、锦江、山前、车鳌、后社等六个大队作为试点。县委组织210人的社教工作队分头进驻六个试点大队。农村“四清”运动具体分四步进行。第一步，组织“四清”工作队，反复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提高觉悟，统一认识。派驻农村工作队必须到大队、生产队和农民进行“三共同”，访贫问苦，了解社情、民情、风情，掌握到第一手资料，开展对敌斗争，打击处理有严重问题的四类分子。第二步，进行“四清”，解决干群关系问题。由公社召开贫农代表会，发动代表帮助公社搞好“四清”，学政策，划界限，领导干部带头检查交代四不清问题，并当场兑现退赔；尔后再查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最后是建立和健全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边整、边改，改变干部作风。第三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教育，要求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宣传中央“六十条”“二十三条”精神，划清政策界限，动员社员以实际行动维护集体利益。然后，由领导干部带头，典型带动，推动公物归公，订立制度，以维护和壮大集体经济，掀起劳动生产的新高潮。第四步，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龙溪地委在漳浦县搞点上的“四清”社教运动，从1965年11月下旬到1966年8月结束。在县直机关、工矿、企事业单位、学校及沿海十个农村人民公社、一个农场、一个盐场展开。（俗称沿海“四清”社教），中共漳浦社教工作团党委由龙溪地区专署专员鲁光任书记（兼任团长）；王洛任副书记（兼副团长）；阎观文任副书记（兼副团长）；常秋贵任副书记（兼副团长）；成员李传荣、蔡新生、陈清开。社教总团下设办公室；各公社设社教分团。从龙海、长泰、平和等县和解放军抽调领导干部任分团长、工作队队长。工作队员有来自龙海、平和长泰等县，以及解放军干部，参加南安、惠安社教结束返回的工作队员（包括社教积极分子）作短期休整后即分配到各个社教分团、工作队。工作队共组成十三个分团，183个工作队，工作队员4850人。开展社教的大队有185个、生产队有1686个；（共48483户，人口255962人）。沿海公社“四清”运动特点：规模大、声势大、来势猛。工作队驻村与贫下中农“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学习毛泽东著作引路，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边学边用。以中央“十条”和“二十三”条为指针，抓典型、树样板，实行以点带面的方法，紧紧抓住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这两个纲，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贫下中农，经过宣传发动，以清经济、清政治解决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一是评审四类分子，组织贫协会对2122名四类分子进行评审，对有现行破坏活动242名进行打击；对多年来服从改造有悔改表现278名的四类分子给予摘掉帽子。同时也打击一些四类分子子女和社会上反坏分子互相勾结，组织反革命集团，破获了“中国正道黄军江南司令部”、“人民救国军第六司令部”、“中华民族劳福革命党”、“中国义和党”等9起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78人。对1109个外来人口清查出四类分子24人，其中包括一个潜伏16年的金门防卫部1950年登陆的少校组长。三是对生产队主干以上干部10004人站队；好的有3780人占37.8％；比较好5086人占50.9％；两类合计占88.7％；问题较多的949人占9.5％；性质严重的189人占1.8％。工作队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待干部，对那些在经济上“四不清”的干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在群众批评、帮助教育下进行自我革命。运动中共清出款项126万余元；粮食61万余斤；布票4万余尺和其他一批物质（经落实、审议、减缓免处理后，己退赔了应退的百分六十二）。对错误程度较严重的375名党员分别给予党纪处分，其中开除党籍的82人，占原有党员数10％；给予行政处分137人，其中清洗的有48人。三是在运动中根据积极、较多、慎重地接收新党员的方针，共吸收新党员2889人，形成95％的生产队都有了党员；新发展团员8123人，动员超龄团员1782人主动退团，清洗了不纯分子32人；民兵组织也进行“三落实”，新吸收12697人入队，清退4268名超龄民兵出队，清洗了不纯分子358人；妇代会全部进行了整顿，使妇女组织更富有鲜明阶级性和战斗性。在“四清”运动期间，围垦埭田9900多亩，开山造田8300亩，兴修水利工程200多处，打井391个，受益农田4300亩，平整土地14000多亩，兴建集体厕所、晒谷场、仓库、牛舍等3558个，巩固壮大了集体经济。
  机关企事业“四清”运动。沿海10个公社，一个农场，一个盐场，共有283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支部64个，党员663人；共青团支部59个、团员660人；基层工会59个，会员1193人。在“四清”运动中，出现有些干部与四类分子模糊不清。有的单位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据12个社（场）统计任用坏人113人，“四不清”问题严重。12个社（场）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交代出赃款14万元，粮食42000斤，布票13000尺。清理专政对象。12个社（场）机关企事业原有四类分子35人，通过政治瓦解，全面评审后，改造好摘帽子2人，纠正错带帽子3人，重新戴帽子和新查出的阶级敌人21人，继续带帽子30人，重点斗争有严重破坏活动11人，规划为内部专政对象6种人有25人。清查出枪支一支，子弹16发及一些反动证件。领导核心党支部和其他组织建全起来，进一步增强党支部的战斗力。12个社（场）直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原有党员663人，留党察看以下处分61人；开除党籍28人；不够党员条件不予登记和动员退党有8人，出党面0.45％；缓登记8人，合计处理的占党员总数1.29％。同时还发展新党员87人，发展新团员272人。进一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队伍。沿海第一批“四清”运动，经过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进行检查验收。
  第二批“四清”运动，是从1966年9月开始到12月结束。主要在县城和内地山区公社进行（俗称山区“四清”社教），共有七个公社，二个农场，一个林场，一个茶场。有134个农业大队（作业区），1217个生产队，群众有27626个，共有人口145342人。参加运动工作人员1772人，建立149个社教分团。社教分团团长是各公社党委书记兼任。
  这批“四清”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开展的。三个月来，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充分发动群众，掀起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民主的高潮。前后贴出大字报20多万份，揭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同时，也解决干部经济不清问题，揭出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118起，千元（或千斤粮）以上的有97人，落实后应退赔的钱50多万元，粮食32万斤，布票7000余尺。摸清社教地区的社会、政治面貌，澄清民主革命不彻底的32个大队，革命队伍不纯被篡夺领导权的18个大队，社直企事业单位128个。领导核心有问题有43个，其中性质严重的有7个。运动中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反动证件、变天账等。缴获短枪106支、土枪398支、子弹6282发、手榴弹70枚、刀剑411把、旧账1342本、血衣51件、反动证件739件。在社教中壮大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培养革命接班人。入贫协会11767个，共21125人。发展新党员348人，吸收新团员1850人，增添新鲜血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据统计，三个月来采取新安装抽水机、小水轮机和新打的大井等设施，扩大灌溉面积17400多亩。修建仓库592间，集体厕所665处，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四清”运动的目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解决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紧接着又开展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最后通过整顿基层组织，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把运动的成果巩固下来。“四清”运动，通过贯彻中共中央“二十三条”精神，一些犯有经济问题的干部通过学习政策，提高觉悟，自觉交代问题，初步作了退赔。一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上中农也明确了方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随着运动不断深入，将“四清”运动的重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并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一些机关领导干部、农村基层干部被列为运动的重点对象，在政治上受到冲击，经济上的处理也偏重，有些家属也被视为“四不清”干部家属受到牵连。据统计：全县在“四清”运动中受处理1448人。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福建地方史》、《漳州拨乱反正》、漳浦县社教工作团文件
  刘坂人围海筑大堰的梦与实
  程德源
  刘坂垦区位于漳浦县霞美镇东北隅，即刘坂和山前村前的海滩。围垦面积2340亩。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刘坂人为重振家声，重修祖墓、祖祠，并规划在祖祠前的海滩围海筑大堰，并描绘了兰图。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漳浦县委、县政府领导人民大念山海经，引进世界银行贷款，把刘坂围垦列入一九八六年全县三大围垦工程项目，刘坂人历经八十三个春秋的梦想，如今得以实现。
  一、刘坂人期盼重振家族的梦
  据刘氏《棠山族谱》记载：刘姓先祖光州固始人，唐时入闽为官，后世屡迁，至宋末，二十二世祖刘铁木，字金山，从同安嘉禾留坂迁徙到漳浦棠山开基，也称留坂（今霞美镇刘坂村）。后因宗族由盛而衰，请台湾人黄运枢勘察祖墓、祖祠，拟重修祖墓、祖祠期以重振刘氏再次兴旺发达。《棠山族谱》载：漳浦之南二十五里，有留坂焉，刘姓也。开大祠堂之建久矣，久则损益，化裁己止。至善后倘有倾圮。谈及其大祠堂，初极兴隆，丁至五千余，富有百万，科甲不一，曾出明万历进士执法名臣刘霖及其侄刘正中。自先世修整后，损丁退财，今多赤贫矣。不独书香远逊，丁胜（剩）三千余，而且好斗兴戎，屡自相残贼（杀），言之疾首痛心，深咨匡求（救）之术。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有台湾嘉义县人氏名进士黄运枢，授业于台，因日本占据台湾，他不愿做亡国奴，举家迁漳州，以其博通天文，精究地理在漳城开择日馆谋生。刘姓有贡生刘士骏（字雪凌）和族长知道后，重金聘请他到留坂勘察地理，以求重振家族。黄运枢到留坂后，走遍留坂的后山前水和左右形势境地，以其丰富的易学理念提出了许多重修祖墓、祠堂和山水海埭补阙的建议。之一是在前面的海滩上围垦，筑一长堰和巽方筑塔。还手绘一幅刘坂山川形势图，标明长堤和塔位。族里按其指点重修祖墓、修缮了祖祠，唯独围堰修塔工程浩大，耗资巨额，族里无法举事，只能做兴洋叹。近百年来，刘坂人把围海筑大堰当做一件心头搬不掉的石头，时刻压在心上。时过境迁，清朝完结了，蒋家王朝缩守台湾。岁月淹淹，刘坂、过田、山前三个村己发展至近3000户，10000多人的大族了，但村前的海滩如故。
  二、刘坂筑堤围堰的艰难抉择
  时至公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漳浦县遵照省委的战略选择，在全县掀起“大念山海经”的热潮。县委发动全县开发梯田式水平条壕沟果园，让荒山秃岭重披绿装再献财富；在沿海有条件的海滩围垦搞养殖，把宜垦宜殖的海滩和海面建成蓝色银行，以此发展生产，壮大经济，用劳动致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霞美乡刘坂垦区是县委大念山海经决策中的第二大围海工程，围垦面积2340亩，养殖面积1695亩。垦区由北至南，堤岸前延全长3900米，堤岸高程5.2米，底宽22米，面宽3米，内外条石护坡，垦区配套大小进排水闸34座，工程总土石方79.3万立方米，其中石方5.3万方，围垦工程总投资377万元。如此浩大的工程决策下来之后，得到了刘坂人的热烈拥护支持，百年之梦即将得于实现，人们怎不弹歌相庆。但高兴之余，有好些好心人担心，说许多围海工程过去都搞不好，象周边的“社教埭”、“竹屿埭”，面积不上200亩，搞了两年都没搞好。这里的围海2000多亩，这么大工程怎么才能搞起来，弄不好要劳民伤财，领导会身败名裂。还有人列举诏安县四都镇东西吴的围垦工程，十年里三上两下都没搞好，生怕刘坂围垦也会砸锅。在众多的疑问和困惑中，霞美刘坂垦区的建设指挥者们艰难地选择着。他们除了自己坚定信心之外，没有强人所难，一味孤行，而是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以科学的态度公布建设规划，以实是求事的精神做人们的感化工作，以决心和认知动员垦区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完成先人未竟的事业。
  三、人定胜天一百个夜以继日的大会战
  公元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六日（农历十二月初七）刘坂垦区建设第一期工程如期动工。霞美乡党委政府成立了以党委书记陈结仲任指挥副书记蔡元福任副指挥围垦工程指挥部，县委派出县水电局长黄以立亲率技术人员测量、规划、设计，并成立以工程师黄天河为组长的施工组，负责现场知道和质量监督组到位工作。县委书记黄步翔三天二头跑，督促工程进度和质量。陈结仲指挥，这位当年念过“山经”的指挥者，在念“海经”日子里，把指挥部当家，以严密的组织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组织施工，工程有条不紊地进展着。提出了“奋战一百天，完成主体工程”的口号。工程最要紧的质量问题是如何克服淤泥滩中坝身的滑坡，指挥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最后采取海沙压载的办法，进行堤基抛沙，防止海堤基础粉状烂泥的滑动，顺利攻克了海堤基础稳固这一难关，与潮水抢时间，争速度，涨潮时用船运沙抛沙压载，退潮时人工填土筑堤护坡，加快了堤坝的围筑速度。
  刘坂、过田、山前三个村的群众，认识到刘坂围垦既是发展经济优势，圆先人之梦。皆纷纷投入围垦汇战中，更令人感动的是，围垦堤岸线内个体养蚶、养蛏、养蚵滩地，有些是集体分给的，有些还是祖、父辈作为物业分给的，养殖户二话没说，自家雇工移苗。不要集体培青、补偿。修筑通往垦区三条道路，被征用户也不要培青补偿。整个围垦工程没花一分钱征地、培青补偿费。
  这是工程建设没有的。
  围垦工程主堤岸必须在台风到来前完成合拢，且高度必须达到5米高程，这是关系围垦成败的关键。据气象台预测，六月份可能有台风来袭。这就要求主堤合拢必须在此之间的小潮期完成。为此，指挥部要求全日施工，涨潮时船运抛沙，潮退时人工进土，夜以继日，人马不歇。3月初，工程水闸项目清基和堤基回填开工后，指挥部提出：奋战一百天，拿下主体工程，实现当年投资当年受益。由于宣传有力，施工有序，指挥得当，工地上热闹非凡，每天出勤民工都在2000名以上。青年突击队，妇女突击队相互开展劳动竞赛，至5月份，全线海堤就达到4米高程。不料，6月5日，天不作美，连降9天大雨，雨天的土方工程可以冒雨干，但护坡砌石由于山上路滑很难运下来。没有石头，15日合拢就成一句空话。如把合拢时间推迟到下一个小潮期，则风险难料，假如合拢前台风提前来袭，整个围垦工程将付诸东流。指挥部立马决定，开动机器，广泛宣传，向群众借用石头。这个要求，得到刘坂、山前、过田三个行政村村民的积极响应，纷纷把自家建房备用的1500立方米条石让了出来，两天内全部运到工地。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九日）下午5点，大坝主堤如期合拢，这人定胜天的一刻，交融着许多辛勤的汗水和喜悦的眼泪。
  霞美刘坂围垦于1986年7月8日开始放养长毛对虾，2600万尾，12月1日就开始收获对虾1130担，产值108万元，利润35万元，做到了当年投资当年受益。1987年1月，开始进入垦建，即分池隔坵工程建设开始，5月份38丘虾池全部交付使用。
  自此，过去的荒滩涂，成为刘坂垦区百姓的摇钱树，先人围堰的夙愿实现了，人们在科学的旗帜下，用勤劳致富，享受着大自然赐于的财富，在小康社会的大道上奔跑。
  军民齐心弹雨中救火
  杨文礼
  1954年“九·三”炮战开始后不久的九月的一天，早晨约6点30分左右，蒋机对泊在平静的前亭庄厝湾的我军水兵连炮艇进行轰炸和扫射，造成艇上起火、艇仓里子弹如雨横飞。
  当时庄厝乡乡长庄基在、妇联会主任庄辫仔在庄厝小学旁边，边走边发动群众到现场救火。到海边时，男女群众已聚集六七十个，有的拉小船要上艇救火，有的拿着面盆、尿瓢勺水。当时部队首长告诉乡长庄基在、救火的群众由部队安排指挥。
  部队首长首先安排先来的群众上艇接水灭火，并向艇仓里灌水，减少子弹的爆炸，还有十多人在小船取水向炮艇传水灌仓湿弹。其余的群众不能上小船，更不能上炮艇，因炮艇上没有站的位置。
  由小船传水上炮艇灌水灭火熄弹，时间约二十分钟左右，部队首长在岸上发出指示，请大家停止传水灌仓，一律回到岸上来，敌机可能要再来了。但炮艇上的火未熄，子弹仍在爆炸，部队和群众仍在顽强地传水灌仓。
  约再过几分钟，岸上部队首长严肃地喊声：“我命令，所有的部队同志马上下船回到岸上来，再几分钟敌机又要再来了啦！”乡长庄基在岸上也跟着大声喊：“听部队首长的话，大家赶紧回到岸上来，这是最近敌机活动的规律，部队首长这样说的。”
  双层的命令和指示，部队和群众上岸不久，蒋机又再来轰炸和扫射。所幸这次军民齐心弹雨中救火，没有人员损伤。我也有幸被选中上艇救火，目睹子弹横飞惊心动魄的情景；庄厝湾的群众也经受一次战火的洗礼、锻炼，提高了觉悟。在这次炮艇灭火战斗中，时任庄厝小学校长的我也光荣地被批准加入共青团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