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毛泽东，这位中国革命史上的巨人，他以统揽革命斗争全局的雄才伟略，对漳浦革命斗争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一、深受毛泽东影响开展起来的漳浦农运
  大革命时期漳浦的农民运动，在福建革命史上占有重要一页。他的发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漳浦人民富有反帝反封建传统，特别是1924年秋，曾爆发一场全县规模的群起武装反抗北洋军阀的战争，由之成为广东工农运动领导人格外注视的县份。
  其时，为了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和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开展工农运动，广东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向各地招收学员培养工农运骨干。一大批福建籍革命青年先后入校学习。北伐前夕，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提前毕业。福建籍的学员李联星、黄昭明等人在时任所长的毛泽东指导下，决定在汀、漳、龙一带大力开展农民运动，并选定漳浦为农运重点。此方案经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同意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福建省汀漳龙办事处”，由李联星负贵。李联星、黄昭明等人随北伐军进入漳浦后，根据工作方案以漳浦为中心开展二农运动。
  李联星到漳浦后，建立了中共漳浦地方组织，并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兼国民党漳浦县临时党部农民部负责人的身份，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导，积极组织农民协会，成立了汀漳道属农运办事处漳浦分处。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农民运动需要，依照广州农讲所方式，在县城武箭亭创办了闽南第一所农运讲习所，培养一批闽南农运骨干。在李联星等人领导下，漳浦广大农民，积极投入废除苛捐杂税，惩办土豪劣绅，打击封建势力的斗争，农民协会成了农村中的唯一的权力机关。漳浦工农群众开始得到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初步解放，时漳浦蓬勃开展的工农运动在福建省中是“尤以上杭…漳浦…为最善”。
  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在漳州进行“清党”。李联星等人深入漳浦农村，继续领导农民抗捐抗税，惩办土劣捐棍，发展农村党员。漳浦一度出现“农民黑夜成群寻找共产党要求加入”的局面。1928年1月10日，在李联星等人领导下，漳浦马坪农协会为反抗烟苗捐向国民党第十一军实行武装请愿，拉开了福建农民武装反抗的帷幕。为了加强党对农运的领导，在中共福建省委协助下，成立了中共漳浦县委，组织了数支农军，驱逐十一军撤出闽南，并着手组织更大规模的武装反抗。福建省委高度评价了漳浦农民这一斗争，指出“这可以证明福建民众也己经起来，总之，在不久的将来，土地革命的高潮要在福建澎湃起来了”。
  可以说，漳浦早期农运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与毛泽东同志指导是分不开的。
  二、漳浦革命根据地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建立的
  “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方针后，在闽南部（特）委领导下，漳浦的共产党人继续不懈地探索革命的道路。1930年间，在时任中共闽南特委书记陶铸同志的领导下，建立了一支红军游击队，开展了积极的游击战争，并在漳浦小山城附近乡村成立“闽南红军游击司令部”。漳浦成为福建重点游击区域之一。1931年底，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邓子恢接替陶铸的工作，亲自领导漳浦小山城农民起来，武装反抗国民党驻军张贞部强行摊派的所谓“航空捐”，为在漳浦建立第一块闽南革命根据地做了有益的尝试。
  1932年3月下旬，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提出“直下漳州”的战略决策，率中央苏区红军东路军入闽。4月20日，红军东路军占领漳州，同时乘胜攻占漳浦、南靖、龙溪、海澄、平和等县。
  红军占领漳州当天，毛泽东在芝山红楼，接见了闽南党组织负责人邓子恢、王海萍等，在听取了关于闽南漳浦小山城一带革命斗争情况后，他以其深邃的洞察力，敏锐的分析判断，对闽南以后的斗争方向、道路作出了重大决策。他指出，这次红军打下漳州，并不是要长期占领城市，当前革命重心仍然在农村；闽南党组织必须抓紧时机，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以小山城、龙岭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4月22日，他在东路军连以上干部会上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第二次行动问题》报告中对建立以漳浦为中心的苏区行动做了部署，提出“以龙溪圩（即今南浦乡）为中心，扩大南靖、平和、漳浦、龙溪、云霄等五县新苏区”的指示。同日，致电周恩来，“现决以龙溪圩为中心，向南、平、云、浦、龙五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得到周恩来同志同意。与之同时。毛泽东还亲自为建立以漳浦为中心的靖和浦革命根据地行动挑选精兵良将。军事力量方面，特调红三军承担创建任务。同时，命红十五军在平和、南靖县与漳浦交界处密切配合。在领导建立革命根据地人选方面，毛泽东同志更是深思熟虑。挑选邓子恢、葛耀山（红三军政委）、徐彦刚（红三军军长）等同志担任创建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邓子恢、葛耀山、徐彦刚同志均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当时执行委员会由63名党和红军高层领导人组成，1933年间，红三军军长徐彦刚也当选任执行委员）。徐彦刚和七师师长陈伯钧，还是秋收起义后先行上井冈山做王佐、袁文才思想工作，为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打基础做出贡献的3人中的2位。又如九师政委朱良才，在其领导下，该师是红军中被誉为“善打迂回的常胜师”。地方领导人选方面，挑选蔡协民、曾志、王海萍、王占春等担任。其中蔡协民，曾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党代表；曾志曾任井冈山红军医院总支书记；王海萍曾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是省苏维埃政府执委；王占春时任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他们对创建和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富有经验。
  4月24日，红三军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进军漳浦，基本解放漳浦全境，在漳浦县城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并在广大农村，开仓济贫、宣传抗日，发动青年参加红军，开展斗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村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等斗争。为了使新开辟的苏区能够巩固和发展，东路军总政委聂荣臻专程赶赴漳浦，指导参与创建苏区工作。红三军在漳浦期间，卓有成效开展工作。在党组织建设方面，为了加强中央对新苏区的直接领导，中共漳州中心县委，由蔡协民任县委书记，曾志、王占春、冯翼飞等任委员，曾志兼任秘书长（原拟成立特委，后改称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在红军武装组建方面，由于中央红军面临兵员亟待补充，将原拟成立一个独立师改为一个独立团（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红三团由邓子恢任党代表，蔡协民兼任总指挥，副团长以下干部基本由中央红军抽调的军事骨干组成。正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下，由中央红军创建的以漳浦小山城、龙岭、车本、龙溪圩为中心的，纵横百余里，连接闽西苏区的靖和浦苏区得以完全形成，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
  三、以漳浦为中心区域的（南）靖（平）和（漳）浦苏区革命斗争多次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关注和指导
  以漳浦为中心区域的靖和浦苏区崛起后，成为中央苏区的东南屏障和前沿阵地，承担起保卫中央苏区和配合反围剿的任务。中央红军刚凯旋回师中央苏区，靖和浦苏区就承受了从东面进犯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第49师残部、十九路军一个旅、福建地方民团等万余兵力压境的沉重军事压力。在初期连续遭受重大挫折后，靖和浦苏区的党组织和红军在革命群众支持下，仍坚持同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运用毛泽东同志有关闽南革命斗争策略，在苏区境内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争，保卫了苏维埃政权，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靖和浦苏区的斗争得到了苏区中央局的重视，1934年初，派李平传达关于靖和浦苏区要明确苏维埃政权和红三团更名及派人到中央苏区学习等指示。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靖和浦苏区趁十九路军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之机，立即开展大规模的再次分田运动和相继成立区乡苏维埃政权，漳浦县成立乡苏维埃政权区域扩展至县城城郊。3月18日，召开靖和浦苏维埃代表大会，经选举成立靖和浦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中共靖和浦中心县委。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为粉碎国民党投降卖国路线和东方战线的进攻，把同处于中央苏区东南边缘的靖和浦中心县委、饶和埔县委和东江特委所领导的潮澄饶县委合井，组建“中共闽粤边特别委员会”，直接归苏区中央局指挥，统一领导闽粤边苏区武装力量，配合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5月1日，中共闽粤边临时特别委员会在漳浦成立，所辖区域“周围横长约为五、六百里”。漳浦成为中央苏区所辖闽粤边苏区革命斗争的中心区域。
  中央红军长征后，以漳浦苏区为中心区域的闽粤边被纳入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重要区域。闽粤边红军主力红三团及时调整作战任务和方针，把牵制敌军围追堵截中央红军长征的兵力，积极配合红军长征做为首要任务，先后牵制了国民党军第31师、第80师、第75师和国民党省保安团和地方民团等万余兵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军事领导地位不久，1935年2月5日，坚持在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的中央苏区分局，就部队主要活动在湘赣、饶和浦、闽赣地区行动问题请示中央。中共中央即在给中央分局回复的电文中提出，对饶、和、浦等处要加派精干部队及好的领导人去。根据中央指示，项英在回电中表示“派陈潭秋到福建饶、和、浦并建立白区工作”。陈潭秋到闽西后，组建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并派闽西红九团向靖和浦活动，与红三团会师。
  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建立的靖和浦苏区和红三团，没有辜负毛泽东同志的期望。在残酷斗争岁月里，苏区的党组织，红军和革命群众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经受了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在土地革命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仅漳浦牺牲的烈士近500名，被毁灭58个自然村，灭绝户908户，因支持革命遭关押、被杀害的群众达1558人，因国民党军对漳浦苏区实施“无人区”，强行“移民并村”和严密“经济封锁”等法西斯手段而遭受摧残、饥饿、致病等死亡达5621人，合计死亡人数达当时全县总人口数三十分之一强。房屋被焚毁2981间，倒塌11154间，耕牛被抢杀1159头，财产损失同样是沉重的。但是，漳浦苏区的党组织和红军，在毛泽东同志关注指导下，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斗争策略，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巩固而且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了革命力量，红三团革命武装发展到千余人，成为党在南方强有力的战略支点之一，实现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图。如漳浦县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面临国民党军157师、158师等反复军事围剿，革命斗争却走向兴盛阶段。1936年10月，成立中共漳浦县委，境内辖有4个区委、一个党总支、73个党支部，有近500名党员。领导近千名农民抗日义勇军组织，并拥有小山城、龙岭老苏区和梁山、后洞革命根据地及一些游击根据地。党组织，党员数占了全闽粤边五分之一强，革命根据地与县城隔鹿溪对峙，不愧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的奇观。至解放战争时期，漳浦的党组织在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大好形势下领导地方革命武装，解放漳浦县。
  四、毛泽东为解决“漳浦事件”进行不懈努力
  1937年7月16日，国民党军157师背信弃义，在漳浦体育场埋伏两个团兵力，包围了接受点编合作抗日的红三团，使近千名闽粤边抗日红军战士横遭关押，制造了在抗战初期震惊全国的“漳浦事件”。本来，毛泽东对闽南革命斗争与合作抗日问题就十分关注，曾于6月间电告在南京谈判的中共代表叶剑英，要他与蒋鼎文联系，提出我党在漳州设联络处的要求。7月，还特派方方等10个同志到闽粤边传达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但是，由于闽粤边特委的主要领导人何鸣，在合作抗日呼声不断高涨的形势下，放松了对国民党的应有警惕，使顽固派有了可趁之机，抢先下手，以卑劣手段强行收缴闽粤边红军抗日武装，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终于发生了。
  “漳浦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十分关注，毛泽东闻讯即于8月底给负责闽、粤、桂、香港我党工作的张云逸去电，指出：务须向余汉谋严重抗议，要他们迅速将粤军所缴何鸣部的人、枪，“原人原枪全数退回”。同时强调指出，张鼎丞与粤军接洽，务须慎重，谨防再上余汉谋的当。接着毛泽东又分别于9月14日、20日、27日、30日，10月13日、15日多次打电报给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要他们在国民党谈判时，要南京政府责令余汉谋返还何鸣部的人和枪，不得缺少一人一枪，重申各边区在与国民党谈判时，不得重蹈闽粤边复辙，在何鸣部人、枪没有如数交还以前，不能集中。尔后，毛泽东又强调在解决“漳浦事件”的问题上，要国民党公开承认错误；何鸣部在闽粤边原地，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战；其他游击区候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承认错误后，再行商量条件。正是毛泽东及党中央坚持正义立场，在与国民党就解决“漳浦事件”谈判中采取有力措施和积极对策，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同意将红三团人、枪归还。10月23日，毛泽东给张云逸去电：闽粤边何鸣、吴金两部人、枪发还后仍编为闽粤保安独立大队，请张电告福建省政府照办，并告知余汉谋，同时迅速通知闽粤边特委。
  短短几个月中，毛泽东在军务倥偬、日理万机中连续打电报指示我党谈判代表，向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抗议和交涉，正是毛泽东同志的不懈努力和我党坚持正义立场，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同意将红三团人、枪归还。1937年11月，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以“漳浦事件”为例提出“何鸣危险的警戒”，告诫全党在合作抗日新形势下，必须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我党的独立性两项原则，严防在统一战线中放弃领导权，产生对国民党投降的错误倾向，把解决“漳浦事件”放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这在当时，对全党如何适应合作抗日的形势，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漳浦事件”发生当晚，趁夜突围的红三团部分战士在漳浦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倾心支持下，在清泉岩地方重整抗日武装，恢复红三团建制和党对红三团的领导。1938年元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奔赴抗日前线，驰骋大江南北，转战江淮河汉，弯弓射日逞英豪，成为新四军中一支抗日劲旅。
  从以上历史事件充分说明，漳浦革命斗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在斗争中迈出的每个步伐，都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毛泽东与漳浦革命是漳浦人民革命史册中最可浓墨重彩、最为熠熠生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