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道理参透是幽默，性灵解脱有文章。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对面只有知心友，两旁俱无碍目人。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随人看桃花？领现在可行之乐，补生平未读之书。”这是林语堂在杂文《杂说》结尾用来表达他治学之道的几句话。这几句话表明，他自信力很强，尤其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成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在《自传》中，林语堂为这个座右铭作了注解：“我的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众多学者和广大读者，也大都以此来品评这位国学大师学贯中外，融合中西文化的。
  树有根，水有源。林语堂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国学宗师，融通东西文化的世界文化巨匠，是与他儿时所受的发蒙教育关系很大。林语堂生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时值清末。在《八十自叙》中，他说：“我生于福建南部平和县的坂仔乡（漳州龙溪）。下列几件事对我童年影响最大：一，山景。二，家父，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者。三，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又说自己“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正因为，林语堂童年的家庭生活融合于中西文化，家庭关系又是中国式的，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较深，尤其是其父对子女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开蒙教育十分重视。这就为林语堂日后成长为誉满世界的文化名人打下扎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坂仔乡间他就练好了“两脚踏东西文化”的“童子功”。
  林语堂父亲林至诚，年轻时没机会读书，走不了科举入仕之路。但闽南农村耕读文化盛行，他懂得读书的重要，靠自学略懂诗文，能写粗浅文言文。他既是乡村牧师，又是家庭教师，自己走不了“读书为官”之途，就把希望寄于儿子身上。林语堂回忆说“他教我们古诗、古文和一般对句。他讲解古文轻松流利，我们都很羡慕他。”
  《易经》说：“蒙以养正，圣功也。”中国人历来重视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通过启蒙教育，使儿童自幼扎下中国传统文化之根，从而形成初始之自然观、道德观、历史观、伦理观、价值观，而这种教育通常在书馆、村学、家塾、乡学、义学、社学等名称不一的处所进行。为实施这种启蒙教学而编成的读本，统称为蒙书，蒙养书、蒙童读本或蒙学教材。明清时期，作为蒙养教材，一般是选用《神童诗》、《百字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四书五经》、《幼学琼林》、《声律启蒙》等，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家长有时还会自选教本。林语堂的父亲除了用《四书五经》、《幼学琼林》、《声律启蒙》之类的蒙书教授子女外，还特地选用《鹿洲全集》作为子女学习古文和传统文化的必读书。清末，《鹿洲全集》在闽南地区流行，著者蓝鼎元，字玉霖，别字任庵，号鹿洲。康熙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1680年9月19日）生于福建漳浦县赤岭乡，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1733年8月1日）卒于广州任内，享年54岁。康熙间随族兄入台参赞军务，雍正元年（1723年）以优贡入选进京，参与修纂《大清一统志》。五年，雍正帝召见，条陈治理台湾、河漕、海运、兼资、凤阳民俗土田和黔蜀疆域六事，为雍正帝所赏识。未几，授为潮州府普宁知县。到普宁上任不久，又兼署理潮阳县。后因政绩显著，升任广州知府。《清史稿》将他列入循吏传，说他“善治盗及讼师”，“听断如神”，“断狱多所平反，论者以为严而不残”。旧《潮阳县志》说他“有包孝肃复生之称”。更为可贵的是蓝鼎元一生向学，是位著作面颇丰的道德文章名重于世的大学者。林语堂父亲对蓝鼎元十分崇拜，对《鹿洲全集》爱不释手。他不仅把这部书作为儿子的童蒙必读书，而且要求孩子们有些篇章能熟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吾师黄典诚教授曾谈起与林语堂的二哥林玉霖先生同居一舍。林玉霖告诉他，其父平生敬重鼎元之为人，不仅将《鹿洲全集》作为家人子弟必读之书，而且将自己的名字也取用鼎元之字，叫玉霖。后来，林语堂及其四位哥哥都成为文化人，也是因为自幼受父亲的此种蒙养，埋下了中华传统文化壮实的种子。
  蓝鼎元官阶不高，治政时间也不长，可在当时以及身后名气却相当大，曾被列为清代数百名人之一。《清史稿》有他的传记，尤其是在台湾及闽广影响更大，地方志书大都有他的事迹介绍。最近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辑台湾先贤先烈传，也有鼎元其人。《辞源》、《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都有他的名字。蓝鼎元不仅是一个地方性的人物，也是全国性的名人。
  蓝鼎元从一个农村的苦孩子，成为全国性的名人，靠的是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和名师的教诲。他一生勤于著述，著作等身。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鹿洲全集》中，被誉为经济大儒、文章巨匠，学适于世用，而志乎世道人心，心系乎生民社稷，词不浮夸，论切人情物理。故其著作备受史家的赞赏，收入于各种藏书。
  《鹿洲全集》行世很早，并屡经再版。据悉最早有雍正十年（1732年）刻本，至光绪六年（1880年）七世孙蓝王佐再补刊本，闽漳素位堂代印本。林语堂兄弟幼时读的可能就是这个版本。
  《鹿洲全集》内容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商贸、交通、少数民族政策以及文学、史学、地理学和哲学等等，知识很渊博。他的著作能得到重视，首先是他的思想观点符合当时政治标准，他奉行的儒家学说，阐发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但他又不同一般只读圣贤书的儒生之辈，他事事从国家大事出发，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敢于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不计个人安危得失，故能根据当时的国情抒发自己的政见。经世济民的“经济文章”是他著作中的一大特色，也是他的成功之处，所以他的著作具有生命力。
  《鹿洲全集》收录的《鹿洲初集》，是较早刊印行世的。福建巡抚张伯行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己丑秋日，在《鹿洲初集旧序》中写道：“闽中漳浦，称山海奥区，人文渊薮。余莅闽，甫下车，创书院于会城，招九郡同志，讲明正学，纂修先儒诸书，而漳浦之才为独盛。蓝生玉霖，八闽翘楚也。少孤，嗜学，长有文名，当道廉其品，咸折节推重，生闭户著书，自豪岸然，不以为意。……盖根本深厚，气魄力量无所不达，而谨慎小心，深之以涵养，斯诚经世良才，吾道之羽翼也。”“昔范文正公作秀才，便以天下为己任，观生之文，可知生之志哉！生长文献之邦，道南一脉，代有传人，使微言大义，与日月经天，不绝长夜，余所厚望于生者，生曾知之乎！漳浦高东溪，陈剩夫，周翠渠，黄石斋诸先生，皆卓然有立，增光宇宙。”作为对蓝鼎元有知遇之恩的师长，张伯行对蓝鼎元的为学做人之道和著书立说，予以很高评价，同时也提出厚望。
  与蓝鼎元同时代的名士汪绅文，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在给《鹿洲初集》写的序中，称赞“蓝子玉霖，奇士也，志高识远，超然尘埃之表，议论风采，悉奉古人为师。作为文章，原原本本，可以坐言起行，功深于鎔经铸史之中，而气磅礴于语言文字之外，斯人与文而皆奇。昔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名山大川，故其文疏荡有奇气。今蓝子年方壮，行将遍历乎四海九州之大，与其贤人君子交游，志气激昂，精神焕发，造诣正无可量，区区集中数艺云乎哉。”“蓝子一经生耳，独能于人心风俗之所维系，纲常名教之所昭垂，天经地志之所研究，勤勤恳恳，剖晰精详，不啻三致意焉，此岂经生之文乎。余故曰：玉霖奇士也。”他把蓝鼎元与太史公司马迁类比，高度评价蓝鼎元为人为文皆奇。
  由此可知，林语堂之父将蓝鼎元的《鹿洲全集》作为子女的·蒙养必读书，并选定某些篇章背诵，是独具慧眼的精心设计。林语堂兄弟们受益于蒙养良多，尤其是受益于《鹿洲全集》，让他们铭刻于一生记忆之中。林玉霖曾说，其父以《鹿洲全集》为家人弟子蒙养必读之书，使“乃弟语堂异日之得以驰骋文坛”。这种说法，在林语堂诸如《国学拾遗》等许多著作中得到印证。
  《鹿洲全集》内容简介
  《鹿洲全集》收录鼎元书稿八种，内容有：《鹿洲初集》凡20卷，分为书、序、传记、论、说、考、赋、檄、铭、箴、赞、事录、读传、书后、跋、寿文、告文、祭文、哀辞、行状、墓志铭、墓表等240篇文章，内容广泛，是专著以外的文集汇编。
  《女学》凡六卷，为女学之专著。康熙五十一年（1712）写成，在时间上是最早完成的一部专著。“天下之治在风俗，风俗之正在齐家，齐家之道当自妇人。”该书纂组古训，大致与《小学》相近，而编辑等较《小学》更见苦心。
  《东征集》凡六卷，清康熙间台湾朱一贵之役从军时所作。该书通过亲自实践与考察，对如何经理台湾提出诸多很有见地的主张，被誉为“筹台之宗匠”。
  《平台纪略》凡一卷，离台后于雍正元年在家乡写的，这是一部平定朱一贵起义的纪实文章，是为补充《东征集》之不足和纠正当时的一些错误传闻而作。事关台事，后人治台者，《东征集》和《平台纪略》是必读之作。
  《棉阳学准》凡五卷。他任普宁知县时创建棉阳书院，该书是他讲学棉阳书院的著作，并为书院制定同人规约、讲学规仪，所谓“得濂洛真传”。四子、六经、近思录、小学而后所未见者。
  《修史试笔》凡上下二册。这是鼎元“欲写宋史，而以此为试笔也”。他认为“宋史繁芜”，必须“厘正，而欲更修之”。试笔内容是以唐代较有作为名臣，“择其忠节，经济之炳乾坤者，列为传名”，凡35人，又五代一人。
  《鹿洲公案》凡上下二卷，为潮普邑令时治狱纪述，列举20多个案例，谳析疑狱，钩致出奇。他持正无畏，疾冤如仇。史家评他“长于断狱”，“有包孝肃复生”之誉。
  《鹿洲奏疏》凡一卷六条。为履历奏条、经理台湾、台湾水陆兵防、漕粮兼资海运、凤阳民俗土田、黔蜀封疆，是他向雍正皇帝奏疏辑录，内容均多见地，如遵义由四川改为贵州辖属，就是他的建议，并立即得到批准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