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出征闽南 不辱使使
  ——陈伯钧在漳浦
  陈国坚
  漳浦革命历史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红旗不倒。因而许多在中国革命史上功勋卓著、熠熠生辉的开国功臣名将，都曾在漳浦红土地上，留下英雄的足迹，展现革命者风采，陈伯钧就是其中的一位。
  陈伯钧，四川省达县河市乡人，1910年11月26日出生于一个小康农家。高小毕业后于1923年春考入省立万县第四师范学校。在校期间，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学校无理开除，适逢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重庆招生，陈伯钧报考被录取。1927年5月参加叶挺指挥的平定夏斗寅叛乱战斗，在咸宁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在随部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途中被捕。伺机脱离魔掌后在党组织安排下，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担任由前委书记毛泽东直接指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的排长之职。三湾改编时，矢志革命到底，绝不动摇，曾任代理连长。并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与游雪程、徐彦刚先行上井岗山做团结改造袁文才部的工作。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后，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在毛泽东同志直接熏陶下，逐渐成长为红军队伍中富有军事、政治斗争领导才干的骁勇善战的年轻指挥员，曾亲自组建了江西红军独立第三团。1931年初，他刚满20岁，已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在三次反“围剿”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1932年初，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寇对厦门亦虎视眈眈，而国民党政府却置民族危亡、国土沦丧于不顾，对日敌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歇斯底里地加紧“剿共”。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于2月26日作出了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决心“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另一方面，党和红军积极准备反第四次围剿军事行动，由于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提出了一条与实际情况完全相违背的所谓“进攻路线”，中央红军被迫攻打赣州，久攻不克，在遭到重大伤亡后不得不撤围。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毛泽东审时度势，建议中革军委将中路军的任务改为向闽西、浙江、苏南、皖南等敌人势力比较薄弱和空虚的地区发展。因粤军正图谋向赣南、闽西蠢蠢欲动，中革军委同意毛泽东建议，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入闽作战，以巩固闽西苏区。毛泽东与林彪、聂荣臻率部到达长汀后，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对形势的正确分析，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根据目前政治军事形势，东路军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开展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的倡议，得到中央局批准。4月2日，毛泽东同志致电周恩来，建议“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14日赶到龙岩。”其时，红五军团第三军驻江西信丰地区，接到命令后，陈伯钧和政委李湘龄率部与第九师（第八师在赣南）以日行百里速度急行军，按原计划于14日从千里之外赶到龙岩，15日到达南靖金山。与红一军团会合后，立即向漳州急驰，进入攻击阵地。4月19日凌晨，漳州战役打响，红三军作为预备队协同作战，适时投入战斗，向纵深进展，直插天宝圩的东埔，追歼驻天宝镇的一四六旅部之敌。此役一天之内，于漳州屏障天宝山一带，全歼张贞部一四五、一四六两旅主力，并击溃增援之敌。20日上午，东路军进入漳州。
  同日，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漳州县委书记蔡协民和厦门中心市委特派员邓子恢在漳州芝山红楼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福建省特别是闽南地区的革命斗争状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十分关注邓子恢与闽南红军游击队领导小山城农民反抗张贞为充实自己的军事实力，强行摊派所谓“航空救国捐”，进而开辟小山城、龙岭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针对闽南斗争实际，以其深遽的洞察力，敏锐的分析判断，对闽南以后的斗争方向、道路作出了重大决策。他强调指出，这次红军打下漳州，并不是要长期占领城市，当前的革命重心仍然在农村，闽南党组织必须抓紧时机，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以小山城、龙岭、龙溪圩（原属南靖，1957年划归漳浦县辖）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向漳浦、南靖、平和、龙溪、云霄五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公开宣传、秘密组织等。
  4月21日，陈伯钧参加了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东路军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明确了东路军进漳后的各项任务。22日，陈伯钧又聆听了毛主席向红三军、红四军和东路军总部连以上干部所作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第二次行动问题》的报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陈伯钧率部与第九师偕邓子恢、王海萍、蔡协民、曾志等闽南地方党组织负责同志于24日越九龙岭急驰奔赴漳浦。根据漳州会议部署，东路军红三军驻防区域向漳浦方向推进百余里，几乎解放漳浦全境。红三军第九师驻扎漳浦东部沿海一线，准备迎击日寇或国民党军从海上进犯。陈伯钧部驻漳浦西部山区至平和南胜、五寨一带，承担警戒张贞残部及粤军可能由云霄、广东大埔向平和、漳浦进犯和建立靖和浦苏区的重大任务。
  作为一个参与创建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老井岗战士陈伯钧来说，他深感毛主席此次安排的用意和对他寄予的厚望。他把七师司令部设在即将建立苏区的山麓之圩镇石榴坂地方后，即与邓子恢等深入小山城、龙岭、龙溪圩一带考察山形地貌，以便制定开展工作步骤。富有井岗山斗争经验的他，隐约地感到，即将建立的苏区尽管处在靖和浦三县交界的群山之中，重峦叠嶂、茂林深竹，又环抱着盛产粮食的块块盆地，确实是打游击的好地方，且新的苏区崛起后，不仅成为拱卫中央苏区的屏障，又可以据此发展，使红色区域直通海口，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同时也成为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时必欲先拔之的眼中钉、肉中刺，将承受沉重的进攻压力。尽管新苏区的山脉是平地突兀拔起，宛如一条巨龙在自北向南翻腾呼啸，但东面临漳浦平坦地带，西侧虽与中央苏区相距仅百多里，却被平和县属境内的一些较大的盆地断断续续阻隔着，其间山脉起伏也较大，不仅易受敌军纠集重兵东西夹击，甚至会形成四面受敌的态势，更何况国民党军进攻苏区时，往往采用的是山要火烧、石要过刀的残酷手段，在难以得到中央苏区红军武装遥相呼应的情况下，唯有扩大土地革命斗争区域，获得更广大人民的有力支持，靖和浦苏区的革命武装才能有广阔的地带得以周旋，也才能保卫和巩固、发展靖和浦苏区，并由此为依托，向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他的想法，与对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同样轻车熟路的邓子恢、蔡协民、曾志等是不谋而合的，邓子恢还告诉陈伯钧说，中央红军进漳前夕，我们就是靠群众的支持，两次打退了张贞部与靖和浦三县民团三路合击哩！看来不扩大革命区域，单凭据险与敌人抗争，确实不能使靖和浦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的，这次就得好好借助中央红军大军压境这股东风，使革命星星之火，在漳州大地来个燎原之势，今后靖和浦革命就更红红火火了。于是，他将七师兵力，沿拟建苏区的山村及山下周围村庄全面铺开，迅速在数百平方公里面积的土地上，配合地方党组织、赤卫队，发动群众，卓有成效地开展轰轰烈烈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首先，肃清红色区域及周边地区乡村反动民团残余势力，解除群众参加革命活动的后顾之忧，保证各项革命活动的顺利开展和进行。其次，向广大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政策、主张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的《对日战争宣言》。如在许多墙壁上书写“打倒蒋介石，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反对日本出兵中国”、“反对国民党出卖东三省”、“打倒土豪劣绅”、“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武装”等大幅标语和墙报。多次召开群众大会，广泛散发传单，还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形式进行宣传。还开展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济贫、宣布废除苛捐杂税田租债务等活动，使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是穷人的大救星，只有跟着共产党、红军干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激发了参与革命的热情。紧接着，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在各乡村成立革命委员会，设立分田委员会，进行土地与人口的登记、统计和田地等级、成分评定等工作，按照中央苏区分田的做法，开展分田。尔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乡苏维埃政府，同时建立乡党支部。实现了祖祖辈辈“耕者有其田”愿望的苏区各乡村群众参加革命活动热情日益高涨，纷纷参加了赤卫队、农会、妇女会、青年团和儿童团等群团组织，形成了男女老少参加革命热火朝天的局面。此外，参加红军更成为青年最强烈的向往，许多青年踊跃报名，或瞒着家人、亲友加入红军队伍，如大坪村的徐金厚、石榴乡的余国界、余阿柔、余婴仔、余水池等等。至陈伯钧率部回师时，虽开展分田运动时间较短，但靖和浦苏区中心区各乡村均已成立苏维埃政府，周围区域各乡村在成立革命委员会后虽未来得及完成分田工作，但大部分建立了党支部，为以后靖和浦苏区革命斗争夯实了基础。
  5月中旬，东路军从漳州、龙溪、海澄、漳浦、南靖、平和等地青年刚参加中央红军的人中，抽调600余人，与闽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合并，组建5个红军游击大队，先后开赴漳浦县城集中，由红三军拨出200多条枪，并派尹林平、张长水等40多名军事干部充实加强和进行短期正规化军事训练。几天后，在县城西郊新厝顶村，由党代表邓子恢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团长冯翼飞、政委王占春、副团长尹林平、政治部主任谢小平，下辖6个连，按中央红军建制，各连均建立党支部，并设立政委职。关于红三团的番号由来，当时闽南地方尚无其它红军部队，为何取此名称？已无证可考，但从创建红三团的主要参与者之一陈伯钧经历考证，他参加秋收起义时是在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又曾亲自组建江西红军独立第三团，这次第三军在闽南创建一支新的红军部队，作为主要参与创建者之一，出于对部队归属的考虑或对往日在两个第三团的战斗岁月深深眷念，由陈伯钧提出此支部队的番号建议应当未尝不可，更似乎顺手拈来，倘不，乃是历史的偶然巧合！至此，红三团的建立，标志着靖和浦苏区的完全形成，闽南开始出现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作为处在中央苏区的边缘，靖和浦苏区所开展的斗争，与中央苏区息息相关。
  5月下旬，东路军总部获悉粤桂军阀有可能共同入侵赣南或闽南，且驻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正奉调开赴福建剿共途中，据此，毛泽东等决定东路军主动撤离漳州，回师赣南。红三军奉命到漳州集结，陈伯钧在完成毛泽东制定的创建靖和浦苏区的各项任务后，率部与邓子恢告别漳浦，告别浸透着他心血的靖和浦苏区，挥师返中央苏区。
  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冲锋陷阵、驰骋疆场革命生涯中，陈伯钧历任红十五军军长、红五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八路军第一二0师第三五九旅旅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四十五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初，任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参与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历任教育长、副院长、代院长。1957年起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作者单位 漳浦县委党史研究室）
  第一个投爆实弹氢弹的中国空军上校——许火
  王勇
  飞行员是勇敢者的事业，参与核试验的飞行员是勇敢者中的佼佼者。曾任空军某师上校副参谋长的许火，第一个驾驶着战鹰在浩瀚的大漠上空成功地投下了两颗氢弹。
  如愿以偿
  1966年11月，东海之滨美丽富饶的福建漳州漳浦迎来了几位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军官。
  他们此行是在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员。刚刚高中毕业的许火，身体健康，品学兼优，听说部队招收飞行员，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当一名光荣的飞行员翱翔蓝天，是他梦寐以求的心愿。第二天一早，他就拉着父母来到县人武部。双亲对儿子应征飞行员一事都很赞成，尽管心里舍不得年少的儿子参军远行，仍然双双来到体检现场为儿子鼓劲。事遂人愿，许火被空军长春某航空预校招收为学员。
  从四季如春的南国来到天寒地冻的北疆，许火迅速克服了气候、水土、饮食等不适的影响。为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他铆足了劲儿苦练。军校生活是艰苦的，而航空预备学校对学员的军政素质要求就更高了。飞行员的特殊职业决定了他们必须有超常的体能。每天的课程安排里，体能训练成了预校学员生活的主要内容：早晨起床6公里长跑练耐力，白天正课时间还安排有一趟8公里越野，光跑步就不下15公里。平衡机能训练，旋梯、滚轮，把学员们颠滚翻转得七荤八素、头昏恶心，常常连续几天吃不下饭，只好吃了吐，吐了强迫自己再吃。不少同学吃不消，想打退堂鼓，一位一起入伍的漳浦同乡淘汰了。这消息对许火触动很大，为了那个色彩斑澜的飞行梦，他练得更勤了，连节假日和休息时间也泡在训练场。数九隆冬，滴水成冰，习惯了南方沿海温湿气候的许火，手脚皮肤经常爆裂出血，手抓在器械上一阵阵钻心地疼。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考核，他顺利结业，并于1967年8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按照空军的有关规定，飞行员必须熟悉步兵战斗生活，培养艰苦顽强的意志，密切空地之间的配合，增进相互之间的感情交流。于是，1967年11月，许火和战友们打起背包来到济南军区陆军某部，成了步兵战斗班的一员。许火对步兵军事训练爆发出了火一样的热情，从单兵战术的卧倒、起立、滚进、跃进开始，擒拿格斗、徒手攀登、武装泅渡、野外生存、战场自救……成绩单上一个个课目被打上了漂亮的“优”。不久，许火和战友们一起，来到了名闻中外的古都西安，在空军第XX航空学校安了家。
  机会来临
  “黄金和人体的重量相等”，有人这样形容培养飞行员的代价。这个说法虽然未必准确，但国家和军队培养一名能独立作战的飞行员所投入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却真正是无法计数的。正因为如此，许火和战友们异常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他们知道，祖国需要他们，人民需要他们，前方有许多光荣而神圣的使命等待着他们去完成。他们忠诚于自己最初的选择，立志成为当之无愧的蓝天骄子。
  嘹亮的军号响起，新的一页又开始了。等待着他们的是更加艰苦紧张的训练。来到慕名已久的古都，许火和战友们却投入了更加紧张的学习。学飞行，原理深奥复杂，数据枯燥无味，精力充沛的许火一点一点消化。他所学的空中领航专业，主要任务是引导飞机到达目的地和返回，以及引导飞机投放炸弹。为了全面掌握理论知识，指导今后实际操作，他经常上图书馆、教研室，请教老飞行员，对比验证，学以致用。成功总是属于辛勤的耕耘者。在校期间，他门门功课都是优秀，飞行技术日益精进，成了航校出类拔萃的高材生。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经过一段时期的学习训练，许火进步飞快，成为了一名全天候飞行员。他热爱飞行事业，刻苦钻研，赢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
  1969年的金秋，许火以优异的成绩在西安第XX航校毕业，分配到空军某师当飞行员。当时，空军各部队相继成立了独立大队，抽调思想好、技术过硬的优秀飞行员执行核试验等特殊任务。年轻好强的飞行员们都把能进独立大队看作是最大的荣耀，永不满足的许火也在等待幸运之神的降临。
  机会终于来了。1973年初春，江南古城莺飞草长，柳绿桃红。许火兴致勃勃地打点行装，准备回家完婚。突然，机组接到上级命令，立即转场大西北执行投放空爆氢弹任务。为了保密，他不能写信给家里，婚期被无限期推迟。
  大漠练兵
  漫长的空中之旅结束了。次日凌晨，飞机在M基地上空缓缓降落。M基地位于广袤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境内。这里人烟稀少，一年四季风沙不断，尘烟蔽日，环境极为恶劣。
  严格的模拟投弹训练开始了，许火和战友们驾着银鹰，一次次在“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塔克拉玛干上空重复着同样的动作，熟悉航线、靶场和目标情况。
  有一次，受冷高压气流影响，从基地起飞至靶场上空300多公里的航线上，浓云翻滚，强劲的涡流把飞机高高托起又狠狠摔下。许火紧握操纵杆的手心里汗津津的。然而，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凭着在航校练就的高超本领和几年积累的飞行经验，一次又一次妥善处理了各种复杂空情。战鹰敏锐地搜寻着目标。终于，航空雷达发现了“猎物”——个直径100米的白色圆圈，跟踪、瞄准，仪表显示一切正常，“放！”和实弹相同重量相同外形的模拟氢弹一头栽向圆形目标中心的“十”字位置……一个完整的氢弹投放动作完成得干净利索，许火轻轻吁了一口气。
  数月后，一份训练报告放在了基地首长的办公桌上，投弹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军委指示：可以进行实弹空爆。一声令下，各项工作紧张有序地展开：边境歼击机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基地戒严；弹体和装药分别从两地空运到基地，工程技术人员加紧组装……此时是1973年一个闷热的夏天。
  总理召见
  一个好消息插翅般迅速传遍了暑气蒸腾的M基地：敬爱的周总理要接见参加试验的全体工程技术人员和飞行员。大家静静地等待着那个光荣的时刻。这天，许火和战友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北京。人民大会堂。
  来了，总理来了！日夜操劳的周总理微笑着频频点头向他们走来，大厅里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在心里一声声呼唤：总理，您好！总理，您辛苦了！
  总理不象电影上那么精神，他面容憔悴，胡茬粗密，脸上长满了老人斑，疾病和辛劳使他日见消瘦。看着老人家那一双为国家和民族而忧虑的眼睛，飞行员们心里一阵阵难受。
  两片面包，一杯牛奶，两碟咸菜，这就是总理的早餐。老人家一边吃一边听基地领导的工作汇报。
  总理关切地问：“有信心吗？”
  “我们全体工程技术人员和飞行员都有信心。”
  总理又问：“国际国内都十分关注，这次能不能放得响！”
  “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
  随后总理与大家一一握手，当握到许火时，总理亲切地问：“多大了？”
  “27。”
  “这么年轻，能行吗？”总理笑着又问。
  “行。”
  总理满意地点点头，说：“技术要提高，安全要保证。”
  许火把总理的教诲牢牢记在了心里，化作了无穷的动力。
  长空报捷
  从北京回来，许火和战友们憋了一股子劲，一定要把这次任务完成好，让总理放心，为祖国争光。
  氢弹空爆，举世瞩目。每个人的心理压力都很大，生怕出差错。
  有一次，兄弟部队一架强击机投核弹时，弹怎么甩也甩不脱，飞行员只好向地面指挥部请示如何处置。这事惊动了周总理，总理询问飞行员有无把握带核弹着陆，回答说行。话虽如此，但个中风险每个人都十分清楚，万一核弹在地面爆炸……于是，基地全部人员火速撤入地下室，只留一人负责地面指挥。后来飞机携弹迫降成功，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
  事后检查才知道是拴弹的镙丝锁死了。机械员、分队长、中队长，每个人都一丝不苟，一人拧了一遍，结果弄巧成拙。
  终于到了第一次投实弹的时刻！虽然模拟训练了多少次，许火心里还是紧张，直到升入2000米高空，身临其境，注意力高度集中，这才忘掉了紧张。轰炸机上升到规定高度，航空雷达立即开始搜寻捕捉目标，飞机跟踪瞄准，高度、速度、风向，风速等各种数据输入电脑，电脑发出指令，弹舱自动打开，一千多公斤重的氢弹挂着减速伞挣脱座机，晃晃悠悠地坠下。与此同时，蹬舵、加速，飞机以最快的速度驶离爆心。机舱内的白色防护帘自动关闭，隔绝外界光源，照明灯骤然打开，映出飞行员神色严峻的脸。大约一分钟左右，仿佛有一只巨手在飞机尾部猛推了一掌，机体一阵剧烈的震颤……氢弹在离地面600米的空中爆炸，倏地放出令人目眩的桔红色闪光，随即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朵蘑菇云升腾翻卷，冉冉扩散，黑红相间的烈焰和浓烟似乎要熔化吞噬一切。
  返回基地，许火和战友被特许进入爆炸现场。他们投放的氢弹正中靶心。爆炸现场事先设置的巨型坦克和飞机被强烈的冲击波象一张纸似地吹翻了，钢轨桥梁扭绞成麻花般一团，光辐射把地表一层厚厚的沙子烧化成了“玻璃板”，脚踩上去听得见噼噼啪啪爆碎的声音；笼装的试验动物奄奄一息……氢弹的威力如此巨大！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威慑战略，必须加强我国的核反击能力，制造和试验核武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许火和他的战友们非常骄傲地为我国的核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1974年春夏之交，许火和战友们又把第二颗氢弹准确无误地投在了罗布泊沙漠的白色大圆环靶心上。为表彰许火，上级先后为他记了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30年弹指一挥，然而每当说起当年驰骋万里蓝天的往事，记忆里的那朵蘑菇云总是一次又一次让许火魂牵梦萦。蘑菇云升腾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威严，凝聚了一个蓝天骄子对国防事业的忠诚。
  转载《文史》月刊
  《飞跃》杂志创刊始末记
  赵学樵
  《飞跃》是五十年代末中共漳浦县委创办的理论性刊物。自一九五九年元月创刊，先为半月刊，二月一日起改为月刊，至一九五九年六月刊出第六期后停刊，历时半年。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漳浦县委员会以总号（58）099号发文，题为《中共漳浦县委关于创办“大跃进”杂志的决定》。《决定》中指出：“我县在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中，出版一些部门刊物，积极地推动了各方面的工作。为了适应人民公社化更大跃进的新形势的需要，县委决定把各部门主编的刊物合并起来，统一由县委主办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性的杂志，定名为《大跃进》（注：正式发刊定名《飞跃》）。它将是一个革命的、批判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刊物。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交流总结人民公社以农业为主的包括工农业、财贸、文教、政法及党的建设，宣传工作各方面的实际经验，反映广大工农群众和各界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和共产主义萌芽，以鼓群众的革命干劲，推动各方面工作沿着总路线的道路胜利前进；本刊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的红旗，不断地提高广大干部的共产主义觉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当时漳浦县委决定创办《飞跃》杂志的宗旨和任务。
  时任中共漳浦县委第一书记李振经亲自为《飞跃》杂志写创刊词。他在创刊词中提到《飞跃》杂志刊名的由来：“县委决定将各部门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取消，由县委直接主办一种定期的刊物，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大跃进过程中各方面的经验教训，以提高干部水平，改进工作，从而推动各项工作全面跃进，故名曰《飞跃》。”
  县委决定，《飞跃》杂志由县委、人民公社党委、大队总支、县属各部门党的组织合作编辑，成立《飞跃》杂志社和编委会，由李振经（县委第一书记）任编委会主任，郑光星（县委秘书）、蔡新生（县委宣传部长）任副主任，高松涛（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马戒三（《漳浦县报》社总编辑）、周金泉（《漳浦县报》社副总编辑）、陈惠发（县委秘书室干事）、吴荣珪（县委党校理论教员）、林德建（县委农村工作部干事）、杨德志（县委财政经济贸易部干事）等同志任编委。编委会下设编辑部，由马戒三兼任编辑部主任，蔡新生兼任编辑部副主任。一九五九年元月十八日，县委对《飞跃》杂志社编委会成员作出调整，马戒三同志不再兼任编辑部主任，改由蔡新生任编辑部主任，并增补郑永昌（县委财政经济贸易部副部长）、许茂法（县人委办公室主任）两位同志为编委会编委。
  《飞跃》杂志社编辑部设在县委大院内的组织部、纪检会办公楼一层的一间房屋里。从县委办公室抽调洪明华、赵学樵到编辑部任专职编辑，负责处理稿件收集、文字修改、编排、印刷、发行、通讯联络等日常工作。
  各公社党委、县委部委、各科局党的组织成立了编辑小组，由党委书记担任组长，负责稿件组织、初步审查修改工作。公社各大队、县属各单位由一位主要干部担任兼职编辑，负责编辑小组的稿件组织工作。
  经过紧张地筹备，《飞跃》杂志按计划于一九五九年元月一日刊出第一期。该刊物为八开（18×26）本，封面《飞跃》刊名单字规格为4公分×4.5公分，由县委第一书记李振经题写，颇有书法韵味，着红色。下方为FEIYUE拼音字母，着淡绿色，封面底部有一条横杠红线，线上正中为期刊号“1”，线下为出版日期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着淡绿色。封二左上侧横排印有书写体“飞跃”，印版体半月刊字样，右下侧署中国共产党漳浦县委员会主办，下方一条黑横杠线隔在封页三分之一处，线下署一九五九年，第一期。第一期目录如下：
  创刊词…………………………………………李振经（1）
  飞跃的一九五八年……………………………李振经（2）
  展望一九五九年我县农业生产前景……县委办公室（14）
  迅速开展机床生产的群众运动……县委钢铁办公室（16）
  人民公社象初升的太阳………………………蔡新生（18）
  学会走群众路线………………………………吴荣珪（20）
  封底右下角署红色书写体“飞跃”，印版体半月刊字样，下方印有一九五九年第一期，一月一日出版，一条短红线隔开，下署编辑者、出版者：飞跃杂志编辑委员会；印刷者：地方国营漳浦印刷厂；订购处：漳浦县各地邮局；零售处：漳浦县各地新华书店，下方一条短红线，线下署本刊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定价：每册一角。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八日，县委就《飞跃》杂志一些事项作出决定：“创刊时，暂定半月出版一期，现根据我县情况，决定从第三期起每月出版一期，以提高刊物质量。每月一日出版。……各级党委应发动和组织干部向邮局订阅。各大队应订一份给各中队主要干部阅读。”《飞跃》杂志成为全县干部手中的读物。
  《飞跃》刊发共六期，先后发表了八十四篇文章，其中社论三篇，巨篇理论文章三篇，小评论六篇，指导性文章三篇，一般性文章二十篇，通讯十六篇，工作经验十一篇，其他文章二十二篇，另刊有歌谣二十三首，木刻画一组四幅。
  《飞跃》第三期发表了县委第一书记李振经的《略谈领导方法上的两条腿走路》一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总结了我县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的领导经验，提出了当时领导方法上具有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十项结合”。
  《飞跃》第六期发表了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育长张恣愚的《凡事与群众商量》的文章，当时他是省委派来漳浦蹲点，帮助人民公社整顿工作的。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关于整顿好人民公社的建议意见，同时论证和阐述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原理，提出在工作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的几点体会，很有指导意义。
  《飞跃》杂志社认真贯彻县委“全县办飞跃”方针。县委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支持并共同办好《飞跃》杂志。县委第一书记李振经亲自多次为《飞跃》撰写文章：县委书记阎观文的《农林牧副渔果六业全线大革命》和县委副书记牛庚明的《让工业生产飞跃再飞跃》，县委常委、财政经济贸易部部长岳林太的《财贸工作跃进再跃进》等指导性文章先后在《飞跃》发表，县委宣传部部长兼《飞跃》编辑部主任蔡新生为《飞跃》写了多篇《社论》和《早干大干巧干》、《谈谈红旗竟赛》等评论文章。县委委员、县直机关党委副书记陈铭祥的《论逐步实现干部共产主义化》，县委委员、县兵役局党支部副书记迟模的《让渔业生产更大跃进》、《人民武装凯歌前进》，县委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孙喜柱的《政治挂帅与劳动分配相结合》，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高松涛的《春耕运动的几点经验》、《基本劳动日粮食供给制办法》、《整社与生产相促进》等文章，都很有份量。县领导干部积极为《飞跃》写稿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县委办公室、组织部、财贸部、宣传部、农村工作部、工业办、党校、团县委、县妇联、各人民公社党委、管理区总支、大队总支，以及县政府各科局的领导和广大干部，都热情地向《飞跃》杂志供稿，形成了全党办《飞跃》的盛况。
  《飞跃》是大跃进年代的产物，它忠实地贯彻和宣传了那个年代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舞了干部、群众保持火热的情怀，投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干部中营造浓厚的学习理论，总结工作经验，写文章的良好氛围，起了“大跃进”时期舆论引导作用。《飞跃》杂志作为大跃进年代的产物，当然也不可避免地烙上时代的痕迹，客观上对“共产风”、“浮夸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飞跃》编辑部每半个月实行一次工作例会，过一次生活会，总结检查编辑工作。蔡新生主任以身作则，经常作自我批评，检查工作不足和存在问题，对我们专职编辑很大启发。编辑部团结一致，不分彼此，人少事多，加班加点，终日工作，搞好每期编辑排印发行工作。每篇重要的理论文章，蔡新生主任都召集县委宣传部、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商讨，反复推敲每个论点论据和细节，保证文章质量。
  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县委根据福建省委整顿报刊的指示精神，决定《飞跃》停刊，并委托《飞跃》编辑部在《飞跃》第六期发表停刊启事。在《飞跃》第六期组稿时，编辑部主任蔡新生吩咐笔者和洪明华在停刊前发表文章，以资留念。笔者去采访杜浔公社山东管理区党总支书记洪芳刊同志，并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依靠群众万事成》一文，同时以自己的笔名“樵夫”写了评论《火车头》一并发表，洪明华同志以陈香周的名义发表了《秤锤也能水上浮》一文，略表纪念。随后，笔者分流回县委办公室办内部通讯，洪明华去漳浦县报当记者。
  《飞跃》停刊后，转由县委办公室以内部通讯的形式，仍以《飞跃》名称，不定期地刊登各条战线的领导经验和生产经验，阅读对象是农村工作干部和基层干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日刊出第一期，每月一篇，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止，共刊出二十六期。从一九六零年元月起，《飞跃》更名为《漳浦通讯》，只刊登简短讯息。
  这里必须提一笔，《飞跃》杂志是漳浦县有史以来唯一由中共漳浦县委主办的理论性重要刊物，但在《漳浦县志》（漳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一九九八年四月出版）中给疏漏了。笔者希望能在《漳浦县志》续编时给予补上。使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存史于《漳浦县志》。
  记漳浦一中球队的一次“春假”活动
  圃人
  今年的节假日，国务院发布新规定，其中有“清明节放假一天”，自1958年取消放“春假”，至2008年再实行清明节放假，正好整整50年。
  清明节假期叫做“春假”，为期4天，不知始于何时？上世纪40年代，民国时期的中小学就实行放春假，除了扫墓，亦可春游，俗称“踏草青”，农村学生还可帮忙插秧等农事。建国后，“春假”例假照常，一直至1957年的清明节。当时，实行星期日单休，清明日可以往上靠，也可以往下靠，4天的假期必有包含一个星期日。1957年的清明日是农历三月初六日，公历4月5日星期五，放假日期应是4月4日（星期四）至4月7日（星期日），这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春假”，至今难忘。
  当时，我在漳浦一中高一下乙班就读，爱好打篮球，是学校篮球锻炼队队长，外出比赛时担任漳浦一中球队队长。“春假”的前两天，体育教师黄裕农老师交代我与时任学生会体育部部长、高二下的陈焕章同学，“春假”期间要我俩带学校球队到他家海澄县城关游玩，顺便与海澄一中球队比赛一场，开开眼界，见见世面。我与焕章商量后，考虑到有的队员须回家扫墓，又是自己出旅费，就采取由队员自愿报名，有5位队员报名，他们是高二下戴昆生、陈汉育，高一甲班陈宏昭、何水记，高一乙班林曾琦，连同焕章和我，总共7个人，恰好都是球队的主力队员。商量好旅行路线，先到佛昙与漳浦二中学生比赛一场篮球，隔天才往海澄。
  4月4日上午，我们从漳浦县城乘客车到佛昙，出车站走了一段路，进入漳浦二中校园。焕章、宏昭、水记都是二中初中毕业的校友，诸事都很方便。下午，我们与二中校队比赛一场篮球。田径运动是二中的强项，二中体育教师许和安老师是一位优秀的标枪运动员，田径运动抓得很好，培养出蔡添饷（射击）、陈万枝（自行车）、郑振盛（长跑）等优秀运动员，而球类运动比较一般，这也跟二中当时仅为初中校有关。
  比赛开始，我们习惯采用联防战术，我为中锋，昆生、水记为左右锋，曾琦、宏昭为后卫。由于场地生疏，加上对方派专人盯住我，开始很不顺手；水记个子较小，未能突破对方防守，5分钟后，由焕章替换水记，局势有了好转，比分一直咬得很紧，这时，我队防卫出了漏洞，因为曾琦和宏昭都到前场，后场被对方队员偷袭，连攻下4个球，比分被超6分，观众掌声如雷。于是，我立即当机立断，请求暂停，镇静调整战术，采用全场紧逼，人盯人，由宏昭盯住对方偷袭队员，身高近1.80米的曾琦补上为中锋，给对方造成压力，这一调整，果然奏效，昆生由左边切进，频频得手，我在外围发挥最拿手的中投，比分一直攀升，至上半场结束时，反超10分。下半场由于场地已适应，我们打得较顺手，上场队员昆生、汉育、曾琦、宏昭和我，刚开始时，由宏昭打右锋，曾琦、汉育打后卫，我与昆生照旧，不久，因宏昭有点近视，影响投篮与抢断，改换汉育打右锋。汉育很会抢篮板球，每得球即传与昆生或我，我的中距离和左勾手投篮发挥得很好，观众也给我鼓掌，尤其是旧镇、浯江一带来二中读书的乡亲们，更给我呐喊助威。全场结束，我们以68比42赢得这场比赛。这是上世纪50年代一中、二中之间唯有的一场篮球赛，尽管是非正式的，但一中是完中，我们只能赢，输不得。晚餐校方特地为我们加餐，吃得特别有味。当晚，二中同学来约明天上午跟他们比赛排球，我们一来急于赶路，二来除我之外，其余6人都不善于打排球，所以不敢答应。
  第二天早餐后，我们离开二中，先到下坑村探望在家养病的杨开安同学，他也是球队队员。离开杨家，直奔马坪后康陈焕章家，喝了一杯茶后，焕章告诉我，他家中有事，不能和我们一起到海澄，这真是意外，使我愕然，此行少了个“头”商量，带队的“重任”全落在我肩上了。事不宜迟，即刻登程，前往陈仓岭。
  陈仓岭是漳浦和海澄县的分界岭，岭顶有一道两县合立的“界牌”。过了“界牌”，就是海澄县，道路全是下坡。转过一个山嘴，前面突然开朗，一片水乡呈现在眼前，春风迎面拂来，精神倍爽，山花散发异香，沁人心肺。山下的水乡是白水营，中午，我们就在白水营吃中餐。小时候听乌石乡亲说，他们曾经到白水营帮人家割稻，叫做“赚割”，住的是自爨客店，要自己煮饭。漳浦人习惯吃捞饭，白水营人说：“漳浦人，不识宝，米浆不吃吃饭粕”。沿途水田中，农民已经在插秧，比漳浦早一个节气，漳浦要迟至谷雨天气较暖和时才插秧，所以白水营又有民谚说：“漳浦人，戆要死，清明不播（插秧）播谷雨。”
  午后，我们继续赶路。大家都是20岁以内的年轻小伙子，没有疲乏感，沿途边说笑、边赶路。路过一个小村庄，路边竟然有个篮球架，看到这，大家好象在异地碰见老朋友，争着靠近篮下作投篮动作，并纵跳摸篮环，当时我们还不懂得有“扣篮”这个投球技巧，说实在，由于体高关系，即使知道，也作不出这种具有高难度的“扣篮”动作，能用双手攀住篮环就算弹跳能力很好了。
  下午4点钟，我们到达海澄县城，黄老师的家在县供销总社隔壁，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师娘告诉我，黄老师下午被请去当篮球裁判，并告诉我球场的地点。我们按图索骥走了一段路，听到了裁判的哨子声，运动员的呼叫声，观众的呐喊声，球场就在眼前。黄老师看到我们来了很高兴，趁着罚球的空缺，让我们在场边的座位上观看比赛。比赛双方是海澄县队和海澄一中队，看了一会，我们看出该县队在场队员水平并不高，也许有主力队员没到场，全场结束，输给一中队3分球。
  比赛结束，黄老师带我们到海澄一中，走了一天路，大家都感到疲惫，到了学生宿舍，争着躺在床上休息，这时，我感到左脚掌很酸痛。晚饭后，黄老师来告诉我们，海澄一中校队约我们明天打一场球，我说脚疼得很，明天恐怕不能参加，看他们5位能不能打完全场，我作场外指导，这时，昆生也说脚痛，这样剩下4位队员，就不能比赛了。
  隔天早晨，我们到操场上散步，有位学生在场上读俄语，何水记认识他，介绍给大家，他叫黄国惠，漳浦县前亭人，高三年的学生，是球队队员。在异地遇到乡亲感到特别亲切。他也邀请我们打一场球，我说有几位队员脚疼，况且今明两天还要赶路，婉言谢绝了。黄国惠后来是集美体院排球专业的副教授，1998年，我送儿子达志到体院读书时又和他见面一次，已是41年后的事了。
  早饭后，我到办公厅总务处交餐款和粮票，办公厅设在孔庙里，办完手续，就继续登程往石码，海澄到石码据说仅8里，又是公路，大家一路蹦跳，很快就到了。在街道上转一转，就到中山公园游览，公园中有一座中山亭，建于民国初期，大家就在亭中休息，颇为凉快。午后，我们启程前往此次旅行的最后一站，官浔何水记家。路过岳岭，岳庙就在岭顶路边，俗称石码大岳，这是一座东岳庙。我们走进去观赏一下，庙内神像、鬼卒很狰狞可畏，同伴看了有些害怕，很快就退出来，我小时看过漳浦县东门外东岳庙，比这里规模还要大，气氛更加阴森，所以不甚怕。回到路上，大家对我说：“你的胆子真大。”我风趣地说：“不是我胆大，进去的时候，我是前锋，你们5个站在后面给我当后卫；出来的时候，你们是前锋，我成了后卫，有你们在前面冲锋陷阵，我还怕什么？”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傍晚，到了官浔，官浔在南溪之旁，也是水乡，大片的水田中沟渠纵横，农民正忙于农事，春风吹拂，田中禾苗随风起伏，绿波荡漾，呈现一幅水乡春景图。过了一道小桥，到了水记家。他家是一座三间四伸手的房屋，是漳浦常见的农家小庭院，但都盖成二层楼房，在平旷的水乡中显得颇为显眼。我们刚到时，水记的妈正在门口供神，在长凳上摆着饭菜，点香烧纸箔，这叫做拜“人客公”，是漳浦的民俗。正好我们这些客人到来，真是凑巧。
  翌晨是旅行的第4天，当时，客车尚未通到官浔，我们还是步行往三古，才能搭上客车，因为这既是回校，又是在本县境内，心情特别轻松，一路上大家舒展歌喉，当时流行电影《天仙配》的插曲“路遇”、“满工对唱”，《草原上的人们》主题歌“敖包相会”。我喜欢唱歌，领着大家唱，曾琦是典型的男低音，一开口就很诙谐，引得大家开心大笑。到了三古的公路上，我们搭上客车，很快就回到县城。
  春假4天春游，我们走了几十公里路程，走过3个县，领略了异乡的风情，又打了一场球，观看了半场球赛，内容丰富多采。此次“春假”旅游是1956～1959年漳浦一中球队唯有的一次外出活动。经过了50年，回味起来特别有趣，欣然举笔，聊为记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