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回忆建国初期稳定漳浦地方秩序的情形
  李宋保
  南下的长江支队五大队四中队50多名同志，奉命于1949年9月26日到达漳浦县城和地方游击队会师，根据省委和地委的要求，南下干部主要任务是做好接管工作，组织发动群众，征粮、筹款支援前线，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
  到达漳浦，进驻政府大院，南下同志住在一间大房内，游击队住另一大间。休息几天后，县委就动员，要求全体干部，不论是北方的、南方的，都要互相学习，携起手来，团结一致，并肩战斗，完成省、地交给的任务，决定漳浦县建立七个区。人员少，任务重，从游击队抽调一批干部配合南下干部到各区工作。我们有5个同志奉命分配到赤湖区，胡爽任区长，我任组织委员，王作样任宣传委员，黄海金任农委委员，陈文斌任区公所秘书。接受任务后，我们五个人当天下午立即出发，沿着岩山下小路步行，当晚在寨内宿营，我们4个北方人对当地地形不熟悉，语言不通，全靠本县人陈文斌同志安排。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出发，中午到达赤湖，国民党的乡公所原是西城一个旧日祠堂。住下后，我们首先是了解掌握社会、地形、人员、群众情况，赤湖区包括3个乡，即赤湖乡、金塘乡、湖西乡。解放时，旧日人员有的逃走、有的稳藏，连保甲长也避开，工作很难开展。我们的有利条件是身穿军服，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手中有武器，对敌斗争还有经验；不利的是地形不熟，语言不通，人员少。我们门有个共识：从北方战斗到南方，经过不少困难和风险才到达漳浦，什么困难都克服了，什么风险都碰见过了，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就是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有条件的要去完成任务，没有条件的也要创造条件去完成，这是共产党人的作风。根据3个乡的分布情况，我们划分为3个片，任务到人，开展工作。胡爽区长负责全面工作并抓赤湖片，我负责金塘片，王作祥、黄海金负责湖西片。当时任务是根据毛主席1948年12月30日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宣告“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我们所处环境的周边还有敌人，支前任务重，时间紧，困难大，靠我们几个人是不行的。处在刚解放的地区开展工作，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够了解，国民党军队还盘踞在厦门、东山，其残兵败将、土匪、地主、特务还在猖狂的活动，搞破坏，妄想颠覆人民政权。我们的具体任务，一是接管政权；二是借粮筹款，动员民工、船只支前；三是发动群众剿匪反霸。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依靠群众和进步人士，陈万年同志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研究形势，新中国将要成立初期，应当清醒认识到，我们面前还存在着很多困难，面临着很多考验。在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虽已获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抵抗，在新区，国民党遗留下大批残余力量，和当地恶霸势力相勾结，以土匪游击战的方式同人民政权作斗争。他们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战的干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妄图卷土重来。在经济上，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效能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投机商一时猖狂，市场混乱的局面。当时我解放大军和南下干部，首先碰到的就是新区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物价飞涨，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困难，物资供应紧张，党中央为解决当时面临的困难，保证供应，搞活流通，所采取的措施：一是“银元之战”，在各大城市针对银元投机，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二是“米棉之战”，当时投机商认为发财之时已到，屯积大量的粮油棉，垄断市场，哄抬物价，搞得人心慌慌，党中央决定从解放区大规模调运粮棉到新区定点、定时敞开抛售，搞活流通，使物价迅速下跌，这一来，不少投机商破产。我们既看到形势发展的主流，充满胜利的信心，又正视现实存在的困难，结合具体情况，开展工作。
  一、展开宣传发动政治攻心
  我们一到工作岗位就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我军辉煌的战斗成就。宣传“我军作战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天津式，用强大的火力消灭敌人；二是北平式谈判，敌军起义，和平整编；三是绥远式，围而不打，逼敌自动投诚。不管哪种方式，敌人一定要垮台，人民一定要胜利，全国一定要解放。”
  我们向国民党人员宣传：“南京、上海、福州、漳州都解放了，很快全国就要全部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成立了。顽固对抗就是死路一条，我军历来都是优待俘虏，放下武器投降，给自己留一条活路，否则就是没有出路。国民党军、政人员要认清形势，靠拢人民，立功赎罪，因为你们为国民党反动派出力卖命，统治人民几十年，是有罪的，立功赎罪就在此时，要为自己选择一条光明道路，不能再罪上加罪，凡是立功赎罪的人都会受到人民的宽大处理，凡是投诚起义的都会优待，凡是对抗的都要定罪，受到严重惩罚。”
  对广大人民群众，我们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人民解放军是为解放人民的，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大靠山。穷苦的人民多年来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与敌人有深仇大恨。今天解放了，要站出来，参加自己的组织，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管理人民自己的事情。”通过我们的工作，吸收、培养骨干，有的参加农会组织，有的参加民兵组织，有的到区公所帮助工作，有的参加武装民兵。当时干部少，除自己解决外，随后县委又分配来一批转业干部、青干班干部、南下服务团干部，逐步加强区公所干部队伍，为接管巩固政权打下基础。
  二、接管政权
  漳浦县是和平解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接管政权，采取措施建立自己的政权，适应全国形势的发展，解放全中国的需要。由于形势发展很快，新旧政权的交接工作跟不上，支前工作任务重，我们对保甲制采取维持现状，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按照人民政府布置去完成任务的政策，要求原乡保人员移交旧人员名册、财产名册、枪支弹药名册，如实限期上报区公所，否则要惩办。这项工作进展很不顺利，多数不如实上报，有的将财产、枪支弹药转移，有的交坏的不交好的，有的拖时间，搞对抗。金塘乡乡长林茂财就是一个反抗典型。我区政府早已通知乡公所，要按时办移交，乡公所人员通知林茂财，却迟迟不来见。我多次通过伪保长，叫林茂财快移交，每次都假言答应，暗中抗拒。我负责金塘乡，多半时间住在墩柄村，有时住深土村、车鳌村，后来住在东庵村地主林洪婴的一座空楼，有一天下午，工作人员外出，只有我一个人在楼中一间屋内，突然进来7个人，当中1人说：“我就是林茂财，都是自己人，没有关系，他们帮我带枪来。”实际来的都是他的乡丁。我当场叫他们把长枪放到墙边，短枪、子弹放到桌上，有的枪上还有子弹，我叫他们退膛，把短枪和子弹都放到床上。他们交的枪、弹都是破烂货，我问他：“你今天为什么都交这些破东西，我们已知道你们的枪号，那些枪都没有带来，为什么不交？”他说：“今天不方便，没有带来，另定时间全部上交”。我说：“好，再给你一次机会，人民政府的政策是首恶必办，立功可以赎罪，过去你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统治人民，是有罪的，今天解放了，主要看你的表现，要不要立功赎罪，不能再拖时间了，要老老实实如实上交，否则要从严处治”。他表示再过三天到墩柄村教会移交。第三天，我在那里从早上8点等到中午都不见人，后来有人说，他昨天就下海逃到菜屿岛当土匪了。后来得知，三天前来交破枪，是来试探的，现已下海任匪“九龙纵队”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队长。为什么一个小乡长竟如此大胆抗拒不移交，下海继续与人民为敌呢？就是有反动基础，有后台老板蒋介石的支持。就当时情况，接管工作难度很大，因刚解放，贫苦人民还不了解我党政策，地方反动基础还没有摧垮，要靠我们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选择培养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作为骨干。我们着手组织村农会、民兵、妇救会，群众逐步形成自觉参加组织，自己管理自己的风尚。细致工作，也出过一些问题。有的村长人选是我们经过了解，做工作后宣布当村长的，有的人过几天就不干了，有的当上村长后不听我们指挥，反而听旧保长指挥，伪政权名被推翻实则存在。有的是坏人混进组织，为土匪送情报出卖干部，如四区岳风朝同志在浯江村工作，因患病发高烧要用担架送区医疗，从早上要到晚上，才派了担架，问题就是村农会主席通匪。土匪司令佟振州带三十多个匪徒埋伏在旧镇倒松公路两侧，等担架晚上路过此地，土匪朝担架开火，岳风朝和陈加炮同志被伏击牺牲，李汪洋同志被击中受轻伤，这就是组织不纯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的政权建设，农会、民兵、妇救会等组织，都是经过多次反复，纯洁整顿，才形成枪杆子掌握在人民手中的稳固的基层组织。为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打下了基础，这也说明，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三、支前工作
  我县虽然和平解放了，明处没有公开的敌人抵抗，但是隐藏的敌人并没有停止破坏活动，周边的敌人盘据在厦门、东山、金门，海上有敌军、匪、特常来常往。解放这些地方成为主要任务。上级分配我区借粮、筹款、准备船只、召集民工，任务很重，时间紧迫，新政权未建立，一切工作都是通过旧保长去完成，筹措粮款主要对象是地主、恶霸等大户，我们把任务分配到各保，由保长再分配到有粮、有船的大户。金塘乡大约要完成粮食30万斤，船只20多条，民工100多人，怎么能完成这一任务：一是宣传“军队向前进，粮草要先行，全国要解放，支援靠人民。”宣传有粮出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是我党一贯政策，也是立功的机会；宣传老区人民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解放，大力支援人力、物力，付出的代价得到党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肯定；二是规定完成的时间和集中的地点，并指定专人负责，我们跟踪到户催交，对完成好的给予表扬，对完成不好的给于批评，对那些抵抗不交的大户，有的要扣押。支前就是战斗，对那些有能力却不完成的就是对抗，就是反对解放，我们加强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促进完成支前任务。通过支前，对人民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对保长是一次考验，对各界人士是一次鼓舞。这次支前，涌现了不少积极参加并完成任务的单位，为厦门、东山解放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打仗能锻炼人，支前能更好考验人，也说明我们党所做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要看是否为人民，有利于人民，凡是有利于人民的事，一定会顺利地完成，得到群众拥护，否则一事无成。
  四、剿匪反霸，建立巩固新政权
  我们南下干部，是在老解放区经过党教育培养多年，在国家需要时把我们调到前线的，要我们为解放全国做贡献，我们南征北战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报答党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我们是共产党员，就要去完成共产主义事业。我们一方面加强学习提高觉悟，另一方面要为人民而工作。到刚解放的地区，群众对我党政策还不够了解，虽然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还到处活动搞破坏，抢劫杀人，抓人民群众和干部，阻挠工作开展。
  漳浦为什么土匪这样多，活动这么猖狂？因为国民党在漳浦经营几十年，有16个党部，192个区分部，国民党员3000多人；三青团区队16个，分队48个，三青团员3900多人；中统和军统等特务组织5个，有特务分子300多人，还有五类分子几千人，有“三霸天”、“四大金刚”、“五只虎”、“十二会”等名目繁多的反动派别，其中大恶霸80多人；包括从金门派遣大陆的土匪共有2000多人。
  从海线上岸的土匪主要是1949年11月到1950年3月间，国民党败将胡琏、刘汝明在金门坐镇指挥，先后从金门派遣七股土匪，八个司令到漳浦，为了实现他们的美梦，他们又在大陆委任13个“司令”、“副司令”，组成八个司令部，“正、副司令”共21个，和一个工作团，“正、副团长”4个，支队长及分队长等大小头目240多人，土匪总数2000人，来自16个省和省内9个县，活动猖狂，破坏性极大。如金门派来徐奇天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特派员”，谢冰为总指挥，又委任大陆的王盛传为指挥官，沈治基为副指挥官，盘踞在灶山一带。徐奇天还任“国民党中央金门情报站”驻漳浦情报站站长，并配有两部电台，徐奇天为总台长，负责指挥闽南匪特活动。挂钩“梁山纵队前进指挥部”，指挥官李天章，副指挥官林茂财，参谋长林势堂，大队长陈再成、何水金，活动在灶山一带。又有“金门防卫司令部”漳厦地区司令佟振州，副司令韩荣魁，副指挥官张生洋，这个司令部支队长以下到分队长50多人，多数是从省外死里逃生来的，还有恶霸、地主、官僚逃窜到金门的。他们梦想反攻大陆“东山再起”，再任一官半职，统治人民，所以那样为国民党出力卖命。他们从台湾、金门被委任到大陆，与地方土匪勾结，无恶不做，到处杀人抢劫，派粮、派钱，杀害干部群众，仅1950年1月8日，就杀害我电话员、税务员、干部、群众100多人，手段残忍，有的用匕首刺死，有的乱刀砍死，有的挖掉双眼，有的当场打死，有的绳捆致死，有的抓去下落不明。他们还抢去群众的耕牛30多头，派银元3000多元，粮食20多万斤，当时人心惶惶，佛昙至赤湖、保安这条路少有人敢走，灶山、浯江都有土匪猖狂活动，赤湖、佛昙两区干部每次到县开会都要组织5人以上，要带上长枪和冲锋枪、机枪，路上碰上土匪就交战。
  盘踞地方上为非作恶的是流散的国民党警务人员、官兵、乡保长，有的在国民党败退时逃窜东山岛，有的上山为匪，有的就地隐藏，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们以为漳浦地势好，有山有水，东南临海，海岸线长，与东山岛只有一水之隔，可以随时往来，南有梁山、东有灶山，陆地又是他们经营多年的反动基础。还有国民党军残部任命了一批反共救国军司令、副司令、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他们活动有地盘。他们抢劫人民财产，派粮、派款，抓我干部群众，无恶不做。他们梦想变天，重占政治舞台，认为机会已到，要显示他们的威力。1950年2月3日，“反共救国军九龙纵队副司令”林茂财、中队长林德成到浯江向林子茂派银元1000多元，林子茂交800元，匪徒还不放过，抓到山上挖掉其双眼。
  当然，国民党匪徒的猖狂破坏也遭人民力量的迎头痛击，1949年11月15日，由匪大队长陈再成，副大队长许茂叶，纠集匪徒30多人，准备攻打赤湖区和几个据点，这一敌情被我群众得知后迅速报区公所，区长胡爽同志立即组织区干部和区中队50多人，连夜出发到保安村包围匪徒，匪徒正在准备吃饭时被我们包围，活抓副大队长许茂叶及六名匪徒，缴机枪一挺，曲七、左轮各一支，还有一些物资和密件，过几天又活抓大队长陈再成。
  匪首仍不甘心失败，再次组织，又由匪首李天章、王文祥、林茂财和从东山岛派遣过来的一部分反动匪徒先后从南境村登陆，潜入灶山，到梁山后井等地，纠集200余人，于1949年11月17日兵分两路，一路由洪文旗带路，林茂财指挥，攻打杜浔（七区）区公所，一路由李天章指挥，攻打住在杜浔小学的县大队一个排。当时在七区区公所的只有5人，区长张克宽、农会主任李营林、还有炊事员和县大队2人。区公所设在卢四道住宅，有楼房和平房，有大门和边门，晚上睡时都把门闭上，当天晚上，有的同志入睡，有的同志刚要睡，李营林同志听到墙外有人声叫“快快包围，不要让他们跑掉”，李营林马上对区长张克宽说有情况，不久就听到枪声，向区里射击。两位领导马上把另3个叫来，准备战斗，有的穿衣，有的拿枪弹，这时匪徒机枪、步枪齐开，区公所院内一片黑烟，充满火药味，什么都看不见。区人员一面还击，一面商量，有的说冲出去，有的说不行，情况不明，决定分头守护，不让敌人冲进来，坚持阵地拚命死守，有的守边门，有的守大门，有的防房顶，把区里所有武器发挥起来，每支枪都打百发以上子弹，打得敌人昏头转向。匪徒搞不清区上有多少人，都是什么装备，要冲又怕死。战斗从晚上十二时持续到天快要亮时，匪徒在调整布署，我区干部抓住时机冲了出去，打电话到县里。这时已从云霄派来援兵，本县县大队和民兵也赶到，追击匪徒，经过3个小时激战，匪徒在逃走途中抓挑夫，枪杀一个拒当挑夫的埭头村人刘荣水。匪徒被击溃败往东山岛，中队长王文祥逃不掉，当了俘虏。并有匪徒的左轮枪、卡宾枪各1支，驳克枪3支和部分弹药被缴获。
  巩固新政权的斗争十分激烈，我们的同志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1950年1月27日，赤土岭匪徒林德音、林中虎带领30多人，包围赤土乡干部，南下干部田启同志与匪徒顽强战斗半个多小时，因匪众我寡，坚持到最后，田启同志英勇牺牲。后我公安队和区公所在剿匪中击毙林中虎，活抓林德音处决。
  匪特活动猖狂一时。有一段时间，县城通往佛昙、赤湖这条路很难通行，电话经常被匪特切断，反动势力好像要翻天，卷土重来掌大权。在这情况下，我们的基层有些人开始动摇，产生“共产党能不能靠得住”麟县大队、公安局、电话班、区武装班共有13人叛变投敌，抓获后判处死刑；有不告而别的14人，被公安局、县大队和区公所开除。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全国大部分地方已解放，少数匪特活动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人民政权永远属于人民，谁要与人民为敌就没有好下场。各级基层组织团结一致，投入剿匪工作中。人民解放军也经常派部队帮忙我们剿匪。我们组织力量，哪里有土匪就要到哪里追剿，形成剿匪运动，布下了天罗地网。运动形成后，不论是领导还是一般干部，绝大多数人走在前头，表现出不怕艰苦，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匪特不论是从山上来，还是从海上来的，群众都立即向我们报告，使我们掌握了主动权，狠狠打击了敌人。剿匪工作遍布全县各个角落，如：梁山、龙岭大山、灶山、湖西山等都留下我们剿匪大军的脚印，不论是什么“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还是“九龙纵队”、“梁山纵队”、“灶山大队”等，都脱逃不了人民的包围和歼灭，都要受到人民的审判。
  匪首蓝火生、林火盛、郭庆瑞在灶山一带，抢劫群众财产，杀害干部、群众，无恶不做，民愤极大。逃到金门后，又和匪司令佟振州合伙，带领土匪120多人，从金门出发，于1950年6月7日到六鳌虎头山登陆，准备8日上灶山，群众立即报告，五区、六区联合组织40多人，到赤湖集中，半夜出发到保安村靠近灶山口一带拦截。因我们晚了一步，敌人已开始进入灶山沟，我剿匪部队从两侧山头追击，因机枪夹壳，只用步枪打了100多发子弹，从5点多战斗到12点，打死敌人4人，缴枪8支。敌人上了灶山。我的通讯员陈乌狗不幸中弹牺牲。
  1950年6月11日，驻赤湖区的剿匪部队三十一军一个侦察连40多人，都是冲锋枪和短枪装备，由赤湖区副区长牛庚明带队，直插灶山东平村剿匪。天亮后经过半个小时激战，战果辉煌，当场击毙匪大队长梁国胜、庄楚，第一中队长严治华，第三中队长马建宣等18人，俘虏匪副官杨俊、电台台长余忠义、匪首郭庆瑞等79人，共缴获机枪3挺、卡宾枪5支、冲锋枪1支、短枪12支、电台1部、小炮1门、各种子弹4千多发、手榴弹22枚。其余土匪四处逃窜，第二、三天，有15人主动向民兵投降，并有20多人被我民兵抓获。这次剿匪，对那些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匪徒是个严重的警告：只有回头，才有出路。1950年11月9日，在漳浦活动的匪各“司令”及主干都集中到菜屿岛开会，布置任务。我军剿匪部队得知匪特集中开会之日，派一个连进岛围歼，匪“漳州军分区九龙纵队司令”徐植卿、参谋长王雄南、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长林茂财、支队长洪高忠、“支队长”李洪海、“特务大队长”徐芳，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漳州军分区副指挥”许金联、“海上巡防队队长”蔡旺寿，“副队长”徐龙飞等70多人全部被我军歼灭，缴获汽艇一艘、电台1部、轻机枪两挺、冲锋枪4支、步枪29支、子弹3千多发和一批物资。被我军俘虏的有“漳州地区游击司令部参谋长”李天章、“大队长”蔡图等190多人，当场击毙9人，向我军缴械投诚的有“大队长”林献图、蓝合理、张开通等55人，伪“副司令”林茂财原系金塘乡乡长，被抓获后，八区召开公审大会处决。
  我们在剿匪中，从部队到地方始终贯穿着“军事围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自己”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政策，开展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在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感召下，匪支队长、中队长以下的匪徒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的有600多人。全县剿匪工作从1950年1月至9月结束，战果辉煌，国民党从金门、台湾派来的8名司令，其中有1人投诚、2人击毙、5人捕获后枪毙。金门委任大陆的13名司令，其中9人被击毙处决、2人逃窜至金门、台湾，2人下落不明。匪支队长、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被击毙、处决、捕获的共有220多名，俘虏、自首的有1800多名。缴获战利品：电台10部、电话机11部、小炮2门、重机枪3挺、轻机枪16挺、弹筒3门、冲锋枪20支、卡宾枪68支、各种子弹3600多发、手榴弹280多枚、各种文件200多份。通过剿匪缴械，稳定了社会，为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
  回顾这段历史，当时那种局面确实是面临着严重考验。解放初，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在大陆上遗留下大批反革命分子，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续进行种种破坏和扰乱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气焰更加嚣张。指使残留大陆的反动势力破坏工厂、铁路、烧仓库、民房、抢劫粮食、财物，散布谣言，以至组织骚乱，袭击围攻基层人民政府，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1950年，广大解放区就有近四万名于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单广西就有七千多人，我县也有一百多人被杀害。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同列为三大运动。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纠正在一段时间和一些地方曾经存在的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从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得到人民的拥护，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使社会走上稳定，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基层政权得到巩固。
  飞向光明——解放初期首架台湾国民党军飞机投诚纪实
  李宋保
  1950年9月间，一架国民党军飞机从台湾飞临漳浦，成为首架投诚飞机，当时我做为深土一带农村的工作队负责人、亲自参与有关此事处理过程，尽管弹指一挥间已有四十多年了，但当年情景仍历历在目，现略述以飨读者。
  记得那天是阴历8月15日，下午3时多，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突然在漳浦深土大店村的上空盘旋，尔后，飞机缓缓在村前海滩上降落。飞机刚降落，驻村工作队员和村里的民兵、群众都迅速赶到现场，只见飞机前轮深深陷入沙滩中，海浪在几米外轻轻地拍打着沙岸。机舱舷窗半开，飞行员默默地坐在机舱内，机舱内的电台还在不断地传出台湾方面命令其返航，否则就要派飞机进行轰炸的气急败坏的恐吓声。飞行员看到那么多蜂拥而至的群众，大约是想到国民党军对老百姓犯下的桩桩罪行，惟恐老百姓做出报仇的举动，犹豫着不敢下机。后来看到身着解放军军装的工作队员动员群众离开，才仿佛吃了定心丸，说他是来投诚的，请求保证他的安全，终于在工作队员劝说下走下飞机。安排好飞机保护工作后，那位工作队员带飞行员到工作队驻地深土村来找我。
  当时深土一带情况挺复杂，这里是漳浦县突出部，东西面海、南接六鳌半岛，北连灶山，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农村中的封建保甲制尚未摧毁，灶山又是匪巢，土匪经常在这里出没，国民党武装特务也不断在此登陆。我们的工作队是在群众支持下得以开展工作的，因而大家都保持着高度警惕性，所以当看到飞机一降落，我也从驻地往现场跑。半路上就遇到那位工作队员带同飞行员朝我走来。我们回到驻地后，听了那位工作队员汇报，按优待投诚人员的有关规定热情招待飞行员，并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从交谈中，得知飞行员名字叫李纯，四川省人，家中还有一位老母亲。他于1949年初被国民党军从学校中强行征兵入伍，到浙江航校学习。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全国大进军，天天都传出国民党军节节溃退的消息，蒋家王朝全面覆没在即。他很恐慌，无心读书，为此经常受到校方的训斥和体罚。不久，南京解放，航校更是慌乱，人心惶惶不安。后来航校随国民党军搬迁台湾。他眼看厦门等地相继解放，台湾成为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孤岛，每想到天各一方的老母亲和今后黯淡的前途，不时萌发投奔解放军和与母亲团聚的念头。但航校对学员控制很严，唯恐学员插翅飞去，规定每次练习，加油不得超过50分钟飞行耗油量，飞行高度不得超过5000米，低度不得低于200米，便于雷达监测或地面炮火控制。练习飞行时也很少放单飞，大多是三机同时起飞。知道这些规定后，他开始琢磨投奔大陆的最佳方案。从地图上看，降落地点是漳浦县最合适，与台湾隔海相望，航线短，油量够，又可超低空飞行，不易被雷达监测到。飞行时间下午最好，向着太阳飞，避免被追击的飞机一眼观测到。方案定下后，他平时尽量接近航校校长，博得对他好感，逐渐放松了戒意。旧历8月15日，正是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的佳节，苏轼那“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盼团聚而不得的悲怆词句涌上心头，不禁油然产生“我欲乘风归去”的念头。下午，他向校长申请允许他单飞20分钟，得到了批准，只是不能用自己那架已操纵娴熟的练习机，而改飞另一架。机不可失，起飞后，飞机便不断爬高，超过了5000米高度。地面飞行指挥要他降下飞行高度，得到指令后，他就此把机头一栽，降到200米以下高度，然后贴着海面往漳浦方向，朝着太阳飞来。到达大店村上空后，选准平坦的海滩，将飞机慢慢地减速，降到海滩上……此时，尽管耳机里不断传来基地的呼叫声、漫骂声，但他不予理睬，幸庆自己终于安全到达了梦魂萦绕的、即将与亲人团聚的地方。
  李纯投诚后，我们立即派人报告赤湖区公所，并逐级向上汇报。当晚，踏着皎洁的月光。我们与李纯到降落现场，取出机舱内的300多发机枪子弹和降落伞等，很可惜机翼下机身两侧的机关枪是固定的，取不下，我们锁上舱门后，盖上稻草、花生藤，把飞机进行一番伪装，以免在空荡荡的海滩上容易暴露，引来敌舰或敌机窥伺。我还责令保长组织保护好飞机，当晚我们又回到驻地。
  翌日，我送李纯到赤湖区公所，区里也热情接待他，临别时，他还送我一张照片做纪念呢。两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闽31军派人来接洽，经请示省里同意，飞行员由31军接走。听说李纯离开赤湖时，向我们表示说，他是穷人的儿子，既来投诚，今后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我们的事，还说要听从解放军的安排，要他回家，他就回家好好照顾母亲，要他参军或参加解放台湾，他也不会推辞，况且台湾的军事设施，他也了解一些。一星期后，31军派了一个排来保护飞机，我们这个艰巨的护机任务才算完成。后来经检查，飞机各部件是完好的，可惜飞机因轮子陷在沙滩上拉不动，只得拆卸了用汽车运走。
  （陈国坚整理）
  漳浦县的土地改革运动
  ·陈国坚·
  漳浦县与全国各地一样，解放前，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对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进行地租剥削，农民要用辛勤劳动所得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交纳田租，扣除种子、肥料费用，所剩无几，还要受军阀和当时政府苛捐杂税的盘剥，大部分人十分贫困，有的走上反抗的道路，有的出洋谋生。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农民祖祖辈辈以来所梦寐以求的。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占漳浦，在靖和浦边区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中央红军回师以后，国民党纠集大量兵力长期对苏区进行残酷“围剿”，土地革命成果难以巩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总结了过去土地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适应建国后的新形势，确定了新的方针政策，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成为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7月7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的指示》，决定于1950年冬开始进行土地改革。福建地处海防前哨，当时，临解放时潜伏的和解放初潜入的土匪尚未肃清，同时，一些恶霸的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势必对土地改革运动进行破坏，因此，剿匪反霸与土地改革结合进行。1950年底，漳浦人民经过减租减息、反霸、合理负担、剿匪、生产自救、支前等运动，群众觉悟普遍提高，农民对土地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斗争情绪越来越高涨，同时，匪患基本肃清，基层政权大部分得到初步改造，保甲制度被废除，抗美援朝运动在轰轰烈烈进行，这些，为土地改革运动做好了组织和思想上的准备。
  1950年11月30日，中共福建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加紧剿匪及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决议》，指出：“全省必须抓紧大部减租，小部土地改革，迅速转入广泛展开土地改革，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要求”。12月15日，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出《为完成福建土地改革而斗争》的决定，重申“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指出“今后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应当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1950年底，漳浦县委进行土地改革典型试验，准备于总结经验后，于1951年1月开始在全县开展土地改革。
  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高潮，引起反革命分子的惊慌和反对，他们造谣破坏，说“分田分棺材”、“分田地成为政府所有，老百姓每人每天分配四两米”等等，妄图阻挠上地改革运动的进行。为了回击反革命分子的猖狂破坏，漳浦县镇压反革命运动配合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在全县范围内镇压了一批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显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慑力量，迅速打开了土改局面。
  1951年1月，根据中央、华东局、省、地的重要指示及有关规定和部署，中共漳浦县委、县人民政府组织了强有力的土改工作队和工作组，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下，采取典型试验，重点突破，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稳步发展的工作方针，拉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最伟大最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序幕。
  1951年1月3日至20日，县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参加对象是第一批土改区和征粮完成区的全体干部和未完成征粮区的分管干部，总人数554人（部队366人，县区干部122人，村干部66人）。会议着重解决五个问题：（一）时事教育；（二）土改目的、步骤；（三）土改政策；（四）划分阶级方法；（五）人民法庭的任务。经过十多天的会议和学习、讨论，参加土改的干部明确了土改的主要目的，认识到土改是为了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因此要坚决贯彻执行土改的路线，提高政策水平，掌握好划分阶级的标准，还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团结，搞好土改。县委还成立县土改委员会，以加强对土改运动的领导。
  漳浦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12月开始至1951年11月结束，期间经历三个阶段（典型试验，全面开展，检查结束），并分三批进行。从1950年底至翌年4月初，在城关、石榴、旧镇三个区的74个乡，拥有9.6万人口的区域进行第一批土改。在第一批土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于1951年5月下旬至7月底，在官浔、佛昙、杜浔、深土、江六个区各乡，拥有10.6万人口的区域进行第二批土改。第三批21个乡土改任务在同年10月至11月结束，并对少数三类乡进行土改扫尾工作，同时全面解决遗留问题。至此，全县土改全部胜利完成，广大农村出现崭新的面貌。
  在每个乡的土改过程中，坚持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的进行。具体步骤为进行时事和土改宣传，发动群众诉苦算账，启发群众阶级觉悟，组织农民开展阶级斗争，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为群众斗争撑腰；划分阶级，分清敌我，民主评议，正确执行政策；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在原耕基础上用抽补调整的方法分配土地；总结教育，民主建政，开展大生产运动等五个步骤。
  由于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老解放区的实践证明，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是行不通的，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把广大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使他们在打倒地主阶级的斗争中提高觉悟，相信自己的力量，为实现当家作主，彻底粉碎地主阶级的破坏和反抗，才能顺利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因此，在土改过程中，漳浦县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有关土地改革指示，进行了广泛的时事教育、政策宜传，开展诉苦算帐、挖穷根，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通过诉苦，对地主阶级开展说理斗争，使贫农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在党的领导下，广泛组织农民协会、乡政委员会及参加各种群众团体；中农阶层经过教育，也纷纷加入形成了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壮大了力量，共同反对封建剥削制度。同时，漳浦县委又把放手发动群众与用党的政策武装群众、引导群众结合起来。为了加强领导，训练了大批干部，组织了有县、区干部900多人、积极分子2500多人的土地改革工作队，深入农村工作。并根据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由人民法庭审判、处理、斗争了一大批地主恶霸。在镇压反革命斗争配合下，镇压各种反革命分子和不法恶霸地主分子585人，判刑劳改189人，管制60人，经教育后释放818人，运用整个社会力量，有力地支持与保证这一历史任务的顺利进行与完成。
  据全县统计，土改中共没收、征收土地114912亩、耕牛1429头、农具59947件、房屋8096间、家具888519件、粮食4495088斤。无地和少地的广大贫雇农，合理地分得了土地、耕牛、农具及其他生产、生活资料。1952年10月，漳浦县又进行了山林改革，没收、征收山林349611亩，除收归国有38944亩、乡有77647亩外，其余分给13810户农民。经过土改、山改，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农民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当家作主，又得到政府的资助，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动，积极向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1952年夏收，每亩增收15～20％。
  经过土地改革的洗礼，全县建立了142个乡镇新政权，锻炼和培养出770多名基层干部，涌现11200多名积极分子，有115788人参加农协会、妇联会、民兵等组织，有力地保卫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农村面貌起了根本变化，农民生活普遍提高，文化卫生条件得到改善。1952年，农村学校增收5501名学生，扫盲工作也逐步进行，农民政治热情与生产热情同时高涨，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订立爱国公约，踊跃进行爱国捐献，积极参加人民政府号召的各项工作，按时交纳农业税和公粮。
  漳浦人民对东山保卫战的支援
  ·陈国坚·
  漳浦县与东山岛一水之隔，在解放东山岛前夕，漳浦人民就积极协助解放军做好支前工作，筹集了49万多市斤大米，46万多市斤木柴，107艘木船，200块门板，108支木杆，940副担架，组织470名船工和1563名担架队员，以古雷半岛为前沿阵地，为解放东山岛出了大力。时隔三年，盘据在台湾、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怂恿、支持下，纠集万余兵力窜犯东山岛，漳浦人民又组织支前大军，雄风不减当年，在保卫东山的战斗史上，又立下功绩。
  漳浦县面临金门、台湾，解放初期，全县划分为十二个区，有七个区属海防前线，海岸线二百多公里。从1953年6月份起，国民党军飞机频频在漳浦沿海低飞侦察，投掷传单，蛊惑人心。偷渡与潜伏的特务，也不时于夜间打信号弹，进行骚扰。7月13日、14日，国民党军炮艇还窜到虎头山、六鳌海面，向我渔船、商船开枪。内地尚未肃清的土匪残部，分别蛰伏在梁山、灶山等深山密林里，蠢蠢欲动。这一切，干扰了漳浦人民正常的生产、工作、生活秩序和社会主义建设。针对这种情况，漳浦县委及时布置巩固海防、开展对敌斗争、保证恢复与发展渔业生产的中心任务，搞好镇压反革命、加强民兵工作等一系列海防工作方针。县委领导分头下各海防区，直接掌握和加强海防工作。各海防区干部、群众一手抓战备，一手抓生产，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迎击敢于来犯之敌。
  1953年7月15日深夜，县委一接到海防前线部队电告“国民党军窜犯东山县”的紧急消息后，立即用电话命令各区领导，采取紧急措施，组织支前担架队，同时严密警戒通讯线路、公路、桥梁、渡口等。16日，县成立支前委员会，内设供应、民力、交通三组，并以四区旧镇为支前重点，设立支前站，由县委副书记袁玉西负责指挥，该站也设有供应、民力、船只、渡口等管理机构。另外，还从县直机关抽调10名干部，组成一个组，准备配合前线部队搞后勤工作。
  各区接到县委紧急通告后，区干部马上分头下各乡、村、发动、组织支前工作，召开乡干部会，党、团支部会，妇女会，民兵会，儿童会等，根据不同的年龄、性别分配具体任务，各乡民兵也同时迅速武装起来。
  此时，正逢夏收农忙季节，忽然支前消息传来，农民不顾抢收早稻，纷纷踊跃报名参加支前。过洋乡有两个兄弟，按说必须留下一人在家顾农事，兄弟俩争着支前，结果两人都参加。该乡有一个村民，妻子刚死不久，家中无人照料，也坚决报名参加支前。十区顶坛乡有个叫蓝两子的村民，唯恐争不过人家，干脆先把担架抢到手再报名。饱尝旧社会之苦，倍觉新社会幸福的老人们，无法参加支前，便带着儿子报名。鹿溪乡有一个老大娘，亲自送子参加支前，她说：“家里有互助组帮忙，不会耽误收割的，只有把敌人消灭了，我们才能安心生产。”刘坂乡有个老人刘正耳，反复嘱咐儿子说：“咱们今天翻了身，分到田地，不要忘记共产党的大恩，一定要好好完成支前任务来报答。”在报名支前中，乡村中的党员、团员、干部走在群众的前头。西示乡乡长当时正患着病，也抱病参加支前，许多人劝阻他，可是他说，比起支前任务，这点病算什么，倒也要倒在战场上。该乡妇女主席也带着妇女参加担架队。二区无象乡团支书，他母亲病危，妻子过两三天将分娩，此时，家里多么需要他照料，他却说：“我是团支部书记，我不去支前谁去，怎么能在这紧要关头先顾自己呢？”他把家里的事草草托付邻居，毅然参加支前。老区的群众更发扬当年那种革命精神，普遍报名参加。七区后因乡老区群众豪迈地说：“在解放前，敌人人马多，我们都能坚持斗争，如今一定要坚决参加支前。”正是有这样高度觉悟的工农群众，有处处起带头作用的党、团员、干部，支前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准备就绪，整装出发。处在交通要道的四区旧镇，在16日上午9时，已在区内集中80副担架，71只民船。还成立渡口指挥所、送水站、通讯站、救急、救护站、社会治安队，并做了具体分工：旧镇渡口的管理由正、副镇长和农会主席配合指挥，分三处过渡；送水站由妇女主席、团支书、工商联负责人负责；工会则负责烧开水；通讯站由单车工会负责；运输组由搬运工会负责；救急、救护队由区卫协会负责；社会治安队由公安派出所和镇民兵组成，同时承担保卫旧镇渡口任务。
  东山保卫战打响了，漳浦县的支前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紧张进行着。在旧镇渡口，船工们日以继夜，废寝忘食，来往摆渡，源源不断地把部队、辎重运送到对岸。部队再三要他们去吃饭，可是船工们说：“假如我们这么多人去吃饭，部队同志就要停止过渡，便不能迅速到达前线消灭敌人，东山岛的守备战上就要多流血啊！”他们忍着饥饿和疲劳，撑篙挥桨坚持干。四区区委还将旧镇镇、杜浔镇及公路上来往的30辆汽车集中起来，把先头增援部队272团运到东山，及时投入战斗。该区的第一批20副担架最先到达东山岛，从火线上运回了第一批伤员，受到部队的奖励。漳浦至东山的公路沿途设立多处开水站，妇女们顶着烈日，冒着烟熏火燎，烧水做饭，使正在急行军的增援部队和来来往往的担架队饮水、用饭得到保证。仅四区旧镇，妇女们在三天三夜中，共烧开水四千多桶；七区杜浔镇妇女烧开水532桶，烧饭370锅。其他一、二、五、六、八、十二6个区，集中在区上等待出发的担架506副，担架员1563人。已到达云霄、东山的4个区（一、四、六、八区）部分乡的担架有182副、1051人。在旧镇渡口帮助部队摆渡的船只共117艘、船工213人。在一、四、七、十二等4个区，共设立5个救急站，抽调大批卫生院、妇幼保健站的医务工作者，组成8个急救队，往返巡视途中伤员。在县城，共抽调医务人员20名、中学生24名、小学教师16名，参加护理伤员工作。腾出2所学校，配合驻军272团卫生连及华东军区医院，设立3处临时医院。在粮草方面，共供应部队大米41900斤、面粉661袋、柴草60000斤。漳浦人民就是以这样的英姿，踊跃支前，军民携手，同仇敌忾，共保海疆，谱写了又一曲人民战争的新篇章。
  当漳浦后续的担架队进入东山时，东山保卫战已经胜利了，这些担架队员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和战场上弥漫的阵阵血腥气味，二话没说，就帮助部队战士清扫战场，掩埋被击毙的国民党兵尸体，直至任务彻底完成才返家。捷报传到漳浦时，全县干部、群众奔走相告，兴高彩烈，纷纷向参战凯旋的海防前线部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慰问。19日，县各级机关干部自动捐献慰劳款4615.2万元（旧币，下同）县直机关干部送的慰问品猪、鸡、香烟、水果、饼干等折款2500多万元。三、五、六、七4个区的区、镇干部和群众捐献慰劳品折款2464.47万元。四区旧镇各机关、团体也组织4个慰问小组，向部队进行慰问，该区有一个50多岁的妇女，拐着一双小脚，拎着一篮子鸡蛋，硬缠着坐在卡车里的过路战士，要他们接受她的这一点心意，不住地说：“你们是人民的军队，感谢你们又一次保卫了我们的生命财产。”当伤员抬到漳浦城关时，县直机关干部都主动把自己的床铺腾出来，让给伤员睡，还参加看护伤员。在其他伤员驻地，也有大批妇女、学生主动参加护理工作。漳浦人民对亲人解放军的深情厚意，深深地感动了伤员们。当一部分部队驻扎在鹿溪乡时，人们纷纷把自己最好的住房让出来，新婚的青年胡珠连，坚持要把新房让给部队同志住，该部队战士无不感动地说：“这里人民的觉悟，真像俺们北方老区的人民啊！”
  东山保卫战胜利后，漳浦县对这次支前工作进行总结、表彰，共评出优秀支前民工120名，发给奖状和奖金，以资鼓励。
  东山保卫战的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美帝国主义企图破坏朝鲜停战谈判的阴谋，而且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痴心妄想。同时通过这次支前，进一步激发和提高了漳浦人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忱和觉悟，检阅了漳浦县战备、支前的能力，为以后继续提高警惕、巩固海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官浔“五月十三日事件”
  何戊
  民国24年（1935年）国民党政府在漳浦县所设七个区并为五个区，设在官浔的原第六区区公所改为第四区区署，设立区警卫队（俗称区兵），并强迫各保青年组织壮丁队，企图加强对群众的统治。省派陈文品（福州人）来任区长，甘志道为壮丁队长，陈荣和为教练员。还有一个姓刘的区员，协助区长工作。区里的官员、兵丁经常在街道上、市场上耀武扬威，横行霸道，欺压良民，敲诈勒索，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百姓深恶痛绝。
  锦江保保民何乞，是一个捐棍，吃得头肥体胖，绰号“肥乞”。他生有二女，正值妙龄，经常装扮得花枝招展，出入区署，与官员和区兵鬼混。“肥乞”以二“千金”为进身之阶，当上征税员，每日带着区兵在官浔市场征收捐税，肆意横征暴敛，将所得不义之财一部分用于贿赂区长及区里人员，一部分归自己所有。
  有一些群众，对官浔区的征捐征税进行反抗，常与区兵及“肥乞”发生冲突。斗争逐渐白热化，抗税群众洪大头、何清源、何半丁等受区兵追捕，就形成一个小集团，以官浔大溪边三合土楼为据点，弄来几支手枪、单膛步枪，凭着坚固的楼墙进行顽抗。区兵一回去休息，他们又出现在市场上，机警地与区兵和“肥乞”周旋。“肥乞”将征税受到“土匪”阻挠的情况报告陈区长，并说“土匪窠”就在大溪边三合土楼，若不予“清剿”，便不能顺利征税。陈区长与区内人员策划“清剿”大溪边三合土楼，因该楼颇具防御性能，而区兵只二十多人，且系流氓乌合而成，未经训练，战斗力不强，无可奈何，故未动手。
  这一时期，中共靖和浦中心县委已派出工作人员带领红三团第三连及义勇军第三大队到官浔附近的湖西后洞一带建立第二区游击根据地，领导附近一带群众开展抗捐抗税和减租减息斗争。官浔抗捐群众深恐有一天陈区长会请来军队对大溪边三合土楼进行围攻，感到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拯救他们于危亡，乃向后洞革命根据地请求援助。后洞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靖和浦第二区区委书记吴运琳、红三团第三连连长陈潮汕、指导员刘清等认为，打击官浔区署的嚣张气焰，对官浔、长桥、湖西、赤岭一带的抗捐抗税和减租减息工作的进展，有重要作用，便决定采取行动。
  官浔区署设在锦江保何氏玉田祠堂。区长陈文品住在街道上一幢二层楼房里。官浔市镇边有一座叫后山尾的小土山，街道西侧紧靠后山尾山麓。小山上建有一座碉堡，可以控制集镇内，区兵常在碉堡内消遣作乐。
  红三团第三连经研究后，作出分头奇袭区署、区长住宅、后山尾碉堡的部署。民国25年农历五月十三日（1936年7月1日）子时已过，皎洁的月光下，红三团第三连在官浔群众洪大头、何清源、何半丁等配合下，进入官浔镇内，兵分三路，一路包围了作为区署的玉田祠堂，一路长驱直进街道上，包围区长陈文品住宅，一路直攻后山尾碉堡。区长陈文品与妻在住宅被活抓，押到玳瑁坑审讯后处决。住在区署里的壮丁队长甘志道、教练员陈荣和及区员、区兵们受到袭击才从睡梦中惊醒，有的仓皇应战，有的夺路溃逃，结果，一部分中弹而亡，一部分被活抓，少数逃出。后山尾碉堡这时只有一名区兵驻守，来不及抵抗，即被击毙。“肥乞”平时树怨太多，除一幼孩幸免外，一家7口都被群众杀死。在战斗中红三团第三连当场击毙区壮丁队长、教练员、区员、区兵等十多人，活抓并处死区长，缴获步枪二十多杆。
  逃出的区兵跑到漳浦县城，将情况报告福建省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漳浦县长朱熙。当时各行政区督察专员都兼该行政区保安司令，另专设保安副司令一名。朱熙得报官浔发生红军袭击官浔区署，打死区长和区署人员的大案，即派保安副司令朱廷炬带领保安队前往“剿办”，并从属员中物色一名熟悉官浔地方情况的人为向导。结果，在土地清丈处选择一个测绘技术人员，官浔人何金城，叫他暂时放下测绘工作，去担负向导任务。农历五月十四日（阳历7月2日）中午，何金城随同福建省第五区保安副司令朱廷炬，带领二百多名保安队兵，分乘几辆汽车，携带轻机关枪、步枪，浩浩荡荡开赴官浔，下午二时许，临近官浔集镇，便鸣枪示威，集镇内顿时闹哄哄，乱成一片，商店关门，百姓奔跑，沸沸扬扬，鸡飞狗吠。按照以往经验，官军每次军事活动，都会给无辜群众带来一场浩劫，人们不敢死守家门，坐以待毙，大都扶老携幼，慌忙逃难，有的钻进茂密的稻丛中，有的涉水渡过南溪，躲往海澄县辖地。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剿匪”车队没有开进集镇，而是绕到“畓顶”（地名）小坡地，临近大片稻田，保安队兵全部下车，在旗帽山（今官浔中学附近的小山）拉开阵势，一时间，机关枪、步枪齐发，盲目射击一阵。子弹没射入集市和村中，官浔无人死亡，只有一个南炉（今龙海市东泗乡西岭村）人因来官浔帮姐夫车水，在田间被流弹击中而死，另有西北保人何兴发躲在稻丛中。被流弹击中腿部。红三团第三连和配合攻区署的官浔群众早已转移，没有损伤。保安队报销一大批子弹，宣告“胜利凯旋”。虚张声势，冒报战绩，是官军惯技、而官浔人认为是何金城为家乡免遭灾难，有意将保安队兵引向田野，避开村镇，使官浔人民免了一场灾难。
  （据何茂泉提供资料及官浔长辈口传，参照党史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