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南下的长江支队五大队四中队50多名同志，奉命于1949年9月26日到达漳浦县城和地方游击队会师，根据省委和地委的要求，南下干部主要任务是做好接管工作，组织发动群众，征粮、筹款支援前线，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
  到达漳浦，进驻政府大院，南下同志住在一间大房内，游击队住另一大间。休息几天后，县委就动员，要求全体干部，不论是北方的、南方的，都要互相学习，携起手来，团结一致，并肩战斗，完成省、地交给的任务，决定漳浦县建立七个区。人员少，任务重，从游击队抽调一批干部配合南下干部到各区工作。我们有5个同志奉命分配到赤湖区，胡爽任区长，我任组织委员，王作样任宣传委员，黄海金任农委委员，陈文斌任区公所秘书。接受任务后，我们五个人当天下午立即出发，沿着岩山下小路步行，当晚在寨内宿营，我们4个北方人对当地地形不熟悉，语言不通，全靠本县人陈文斌同志安排。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出发，中午到达赤湖，国民党的乡公所原是西城一个旧日祠堂。住下后，我们首先是了解掌握社会、地形、人员、群众情况，赤湖区包括3个乡，即赤湖乡、金塘乡、湖西乡。解放时，旧日人员有的逃走、有的稳藏，连保甲长也避开，工作很难开展。我们的有利条件是身穿军服，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手中有武器，对敌斗争还有经验；不利的是地形不熟，语言不通，人员少。我们门有个共识：从北方战斗到南方，经过不少困难和风险才到达漳浦，什么困难都克服了，什么风险都碰见过了，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就是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有条件的要去完成任务，没有条件的也要创造条件去完成，这是共产党人的作风。根据3个乡的分布情况，我们划分为3个片，任务到人，开展工作。胡爽区长负责全面工作并抓赤湖片，我负责金塘片，王作祥、黄海金负责湖西片。当时任务是根据毛主席1948年12月30日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宣告“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我们所处环境的周边还有敌人，支前任务重，时间紧，困难大，靠我们几个人是不行的。处在刚解放的地区开展工作，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够了解，国民党军队还盘踞在厦门、东山，其残兵败将、土匪、地主、特务还在猖狂的活动，搞破坏，妄想颠覆人民政权。我们的具体任务，一是接管政权；二是借粮筹款，动员民工、船只支前；三是发动群众剿匪反霸。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依靠群众和进步人士，陈万年同志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研究形势，新中国将要成立初期，应当清醒认识到，我们面前还存在着很多困难，面临着很多考验。在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虽已获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抵抗，在新区，国民党遗留下大批残余力量，和当地恶霸势力相勾结，以土匪游击战的方式同人民政权作斗争。他们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战的干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妄图卷土重来。在经济上，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效能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投机商一时猖狂，市场混乱的局面。当时我解放大军和南下干部，首先碰到的就是新区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物价飞涨，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困难，物资供应紧张，党中央为解决当时面临的困难，保证供应，搞活流通，所采取的措施：一是“银元之战”，在各大城市针对银元投机，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二是“米棉之战”，当时投机商认为发财之时已到，屯积大量的粮油棉，垄断市场，哄抬物价，搞得人心慌慌，党中央决定从解放区大规模调运粮棉到新区定点、定时敞开抛售，搞活流通，使物价迅速下跌，这一来，不少投机商破产。我们既看到形势发展的主流，充满胜利的信心，又正视现实存在的困难，结合具体情况，开展工作。
  一、展开宣传发动政治攻心
  我们一到工作岗位就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我军辉煌的战斗成就。宣传“我军作战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天津式，用强大的火力消灭敌人；二是北平式谈判，敌军起义，和平整编；三是绥远式，围而不打，逼敌自动投诚。不管哪种方式，敌人一定要垮台，人民一定要胜利，全国一定要解放。”
  我们向国民党人员宣传：“南京、上海、福州、漳州都解放了，很快全国就要全部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成立了。顽固对抗就是死路一条，我军历来都是优待俘虏，放下武器投降，给自己留一条活路，否则就是没有出路。国民党军、政人员要认清形势，靠拢人民，立功赎罪，因为你们为国民党反动派出力卖命，统治人民几十年，是有罪的，立功赎罪就在此时，要为自己选择一条光明道路，不能再罪上加罪，凡是立功赎罪的人都会受到人民的宽大处理，凡是投诚起义的都会优待，凡是对抗的都要定罪，受到严重惩罚。”
  对广大人民群众，我们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人民解放军是为解放人民的，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大靠山。穷苦的人民多年来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与敌人有深仇大恨。今天解放了，要站出来，参加自己的组织，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管理人民自己的事情。”通过我们的工作，吸收、培养骨干，有的参加农会组织，有的参加民兵组织，有的到区公所帮助工作，有的参加武装民兵。当时干部少，除自己解决外，随后县委又分配来一批转业干部、青干班干部、南下服务团干部，逐步加强区公所干部队伍，为接管巩固政权打下基础。
  二、接管政权
  漳浦县是和平解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接管政权，采取措施建立自己的政权，适应全国形势的发展，解放全中国的需要。由于形势发展很快，新旧政权的交接工作跟不上，支前工作任务重，我们对保甲制采取维持现状，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按照人民政府布置去完成任务的政策，要求原乡保人员移交旧人员名册、财产名册、枪支弹药名册，如实限期上报区公所，否则要惩办。这项工作进展很不顺利，多数不如实上报，有的将财产、枪支弹药转移，有的交坏的不交好的，有的拖时间，搞对抗。金塘乡乡长林茂财就是一个反抗典型。我区政府早已通知乡公所，要按时办移交，乡公所人员通知林茂财，却迟迟不来见。我多次通过伪保长，叫林茂财快移交，每次都假言答应，暗中抗拒。我负责金塘乡，多半时间住在墩柄村，有时住深土村、车鳌村，后来住在东庵村地主林洪婴的一座空楼，有一天下午，工作人员外出，只有我一个人在楼中一间屋内，突然进来7个人，当中1人说：“我就是林茂财，都是自己人，没有关系，他们帮我带枪来。”实际来的都是他的乡丁。我当场叫他们把长枪放到墙边，短枪、子弹放到桌上，有的枪上还有子弹，我叫他们退膛，把短枪和子弹都放到床上。他们交的枪、弹都是破烂货，我问他：“你今天为什么都交这些破东西，我们已知道你们的枪号，那些枪都没有带来，为什么不交？”他说：“今天不方便，没有带来，另定时间全部上交”。我说：“好，再给你一次机会，人民政府的政策是首恶必办，立功可以赎罪，过去你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统治人民，是有罪的，今天解放了，主要看你的表现，要不要立功赎罪，不能再拖时间了，要老老实实如实上交，否则要从严处治”。他表示再过三天到墩柄村教会移交。第三天，我在那里从早上8点等到中午都不见人，后来有人说，他昨天就下海逃到菜屿岛当土匪了。后来得知，三天前来交破枪，是来试探的，现已下海任匪“九龙纵队”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队长。为什么一个小乡长竟如此大胆抗拒不移交，下海继续与人民为敌呢？就是有反动基础，有后台老板蒋介石的支持。就当时情况，接管工作难度很大，因刚解放，贫苦人民还不了解我党政策，地方反动基础还没有摧垮，要靠我们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选择培养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作为骨干。我们着手组织村农会、民兵、妇救会，群众逐步形成自觉参加组织，自己管理自己的风尚。细致工作，也出过一些问题。有的村长人选是我们经过了解，做工作后宣布当村长的，有的人过几天就不干了，有的当上村长后不听我们指挥，反而听旧保长指挥，伪政权名被推翻实则存在。有的是坏人混进组织，为土匪送情报出卖干部，如四区岳风朝同志在浯江村工作，因患病发高烧要用担架送区医疗，从早上要到晚上，才派了担架，问题就是村农会主席通匪。土匪司令佟振州带三十多个匪徒埋伏在旧镇倒松公路两侧，等担架晚上路过此地，土匪朝担架开火，岳风朝和陈加炮同志被伏击牺牲，李汪洋同志被击中受轻伤，这就是组织不纯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的政权建设，农会、民兵、妇救会等组织，都是经过多次反复，纯洁整顿，才形成枪杆子掌握在人民手中的稳固的基层组织。为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打下了基础，这也说明，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三、支前工作
  我县虽然和平解放了，明处没有公开的敌人抵抗，但是隐藏的敌人并没有停止破坏活动，周边的敌人盘据在厦门、东山、金门，海上有敌军、匪、特常来常往。解放这些地方成为主要任务。上级分配我区借粮、筹款、准备船只、召集民工，任务很重，时间紧迫，新政权未建立，一切工作都是通过旧保长去完成，筹措粮款主要对象是地主、恶霸等大户，我们把任务分配到各保，由保长再分配到有粮、有船的大户。金塘乡大约要完成粮食30万斤，船只20多条，民工100多人，怎么能完成这一任务：一是宣传“军队向前进，粮草要先行，全国要解放，支援靠人民。”宣传有粮出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是我党一贯政策，也是立功的机会；宣传老区人民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解放，大力支援人力、物力，付出的代价得到党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肯定；二是规定完成的时间和集中的地点，并指定专人负责，我们跟踪到户催交，对完成好的给予表扬，对完成不好的给于批评，对那些抵抗不交的大户，有的要扣押。支前就是战斗，对那些有能力却不完成的就是对抗，就是反对解放，我们加强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促进完成支前任务。通过支前，对人民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对保长是一次考验，对各界人士是一次鼓舞。这次支前，涌现了不少积极参加并完成任务的单位，为厦门、东山解放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打仗能锻炼人，支前能更好考验人，也说明我们党所做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要看是否为人民，有利于人民，凡是有利于人民的事，一定会顺利地完成，得到群众拥护，否则一事无成。
  四、剿匪反霸，建立巩固新政权
  我们南下干部，是在老解放区经过党教育培养多年，在国家需要时把我们调到前线的，要我们为解放全国做贡献，我们南征北战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报答党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我们是共产党员，就要去完成共产主义事业。我们一方面加强学习提高觉悟，另一方面要为人民而工作。到刚解放的地区，群众对我党政策还不够了解，虽然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还到处活动搞破坏，抢劫杀人，抓人民群众和干部，阻挠工作开展。
  漳浦为什么土匪这样多，活动这么猖狂？因为国民党在漳浦经营几十年，有16个党部，192个区分部，国民党员3000多人；三青团区队16个，分队48个，三青团员3900多人；中统和军统等特务组织5个，有特务分子300多人，还有五类分子几千人，有“三霸天”、“四大金刚”、“五只虎”、“十二会”等名目繁多的反动派别，其中大恶霸80多人；包括从金门派遣大陆的土匪共有2000多人。
  从海线上岸的土匪主要是1949年11月到1950年3月间，国民党败将胡琏、刘汝明在金门坐镇指挥，先后从金门派遣七股土匪，八个司令到漳浦，为了实现他们的美梦，他们又在大陆委任13个“司令”、“副司令”，组成八个司令部，“正、副司令”共21个，和一个工作团，“正、副团长”4个，支队长及分队长等大小头目240多人，土匪总数2000人，来自16个省和省内9个县，活动猖狂，破坏性极大。如金门派来徐奇天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特派员”，谢冰为总指挥，又委任大陆的王盛传为指挥官，沈治基为副指挥官，盘踞在灶山一带。徐奇天还任“国民党中央金门情报站”驻漳浦情报站站长，并配有两部电台，徐奇天为总台长，负责指挥闽南匪特活动。挂钩“梁山纵队前进指挥部”，指挥官李天章，副指挥官林茂财，参谋长林势堂，大队长陈再成、何水金，活动在灶山一带。又有“金门防卫司令部”漳厦地区司令佟振州，副司令韩荣魁，副指挥官张生洋，这个司令部支队长以下到分队长50多人，多数是从省外死里逃生来的，还有恶霸、地主、官僚逃窜到金门的。他们梦想反攻大陆“东山再起”，再任一官半职，统治人民，所以那样为国民党出力卖命。他们从台湾、金门被委任到大陆，与地方土匪勾结，无恶不做，到处杀人抢劫，派粮、派钱，杀害干部群众，仅1950年1月8日，就杀害我电话员、税务员、干部、群众100多人，手段残忍，有的用匕首刺死，有的乱刀砍死，有的挖掉双眼，有的当场打死，有的绳捆致死，有的抓去下落不明。他们还抢去群众的耕牛30多头，派银元3000多元，粮食20多万斤，当时人心惶惶，佛昙至赤湖、保安这条路少有人敢走，灶山、浯江都有土匪猖狂活动，赤湖、佛昙两区干部每次到县开会都要组织5人以上，要带上长枪和冲锋枪、机枪，路上碰上土匪就交战。
  盘踞地方上为非作恶的是流散的国民党警务人员、官兵、乡保长，有的在国民党败退时逃窜东山岛，有的上山为匪，有的就地隐藏，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们以为漳浦地势好，有山有水，东南临海，海岸线长，与东山岛只有一水之隔，可以随时往来，南有梁山、东有灶山，陆地又是他们经营多年的反动基础。还有国民党军残部任命了一批反共救国军司令、副司令、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他们活动有地盘。他们抢劫人民财产，派粮、派款，抓我干部群众，无恶不做。他们梦想变天，重占政治舞台，认为机会已到，要显示他们的威力。1950年2月3日，“反共救国军九龙纵队副司令”林茂财、中队长林德成到浯江向林子茂派银元1000多元，林子茂交800元，匪徒还不放过，抓到山上挖掉其双眼。
  当然，国民党匪徒的猖狂破坏也遭人民力量的迎头痛击，1949年11月15日，由匪大队长陈再成，副大队长许茂叶，纠集匪徒30多人，准备攻打赤湖区和几个据点，这一敌情被我群众得知后迅速报区公所，区长胡爽同志立即组织区干部和区中队50多人，连夜出发到保安村包围匪徒，匪徒正在准备吃饭时被我们包围，活抓副大队长许茂叶及六名匪徒，缴机枪一挺，曲七、左轮各一支，还有一些物资和密件，过几天又活抓大队长陈再成。
  匪首仍不甘心失败，再次组织，又由匪首李天章、王文祥、林茂财和从东山岛派遣过来的一部分反动匪徒先后从南境村登陆，潜入灶山，到梁山后井等地，纠集200余人，于1949年11月17日兵分两路，一路由洪文旗带路，林茂财指挥，攻打杜浔（七区）区公所，一路由李天章指挥，攻打住在杜浔小学的县大队一个排。当时在七区区公所的只有5人，区长张克宽、农会主任李营林、还有炊事员和县大队2人。区公所设在卢四道住宅，有楼房和平房，有大门和边门，晚上睡时都把门闭上，当天晚上，有的同志入睡，有的同志刚要睡，李营林同志听到墙外有人声叫“快快包围，不要让他们跑掉”，李营林马上对区长张克宽说有情况，不久就听到枪声，向区里射击。两位领导马上把另3个叫来，准备战斗，有的穿衣，有的拿枪弹，这时匪徒机枪、步枪齐开，区公所院内一片黑烟，充满火药味，什么都看不见。区人员一面还击，一面商量，有的说冲出去，有的说不行，情况不明，决定分头守护，不让敌人冲进来，坚持阵地拚命死守，有的守边门，有的守大门，有的防房顶，把区里所有武器发挥起来，每支枪都打百发以上子弹，打得敌人昏头转向。匪徒搞不清区上有多少人，都是什么装备，要冲又怕死。战斗从晚上十二时持续到天快要亮时，匪徒在调整布署，我区干部抓住时机冲了出去，打电话到县里。这时已从云霄派来援兵，本县县大队和民兵也赶到，追击匪徒，经过3个小时激战，匪徒在逃走途中抓挑夫，枪杀一个拒当挑夫的埭头村人刘荣水。匪徒被击溃败往东山岛，中队长王文祥逃不掉，当了俘虏。并有匪徒的左轮枪、卡宾枪各1支，驳克枪3支和部分弹药被缴获。
  巩固新政权的斗争十分激烈，我们的同志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1950年1月27日，赤土岭匪徒林德音、林中虎带领30多人，包围赤土乡干部，南下干部田启同志与匪徒顽强战斗半个多小时，因匪众我寡，坚持到最后，田启同志英勇牺牲。后我公安队和区公所在剿匪中击毙林中虎，活抓林德音处决。
  匪特活动猖狂一时。有一段时间，县城通往佛昙、赤湖这条路很难通行，电话经常被匪特切断，反动势力好像要翻天，卷土重来掌大权。在这情况下，我们的基层有些人开始动摇，产生“共产党能不能靠得住”麟县大队、公安局、电话班、区武装班共有13人叛变投敌，抓获后判处死刑；有不告而别的14人，被公安局、县大队和区公所开除。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全国大部分地方已解放，少数匪特活动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人民政权永远属于人民，谁要与人民为敌就没有好下场。各级基层组织团结一致，投入剿匪工作中。人民解放军也经常派部队帮忙我们剿匪。我们组织力量，哪里有土匪就要到哪里追剿，形成剿匪运动，布下了天罗地网。运动形成后，不论是领导还是一般干部，绝大多数人走在前头，表现出不怕艰苦，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匪特不论是从山上来，还是从海上来的，群众都立即向我们报告，使我们掌握了主动权，狠狠打击了敌人。剿匪工作遍布全县各个角落，如：梁山、龙岭大山、灶山、湖西山等都留下我们剿匪大军的脚印，不论是什么“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还是“九龙纵队”、“梁山纵队”、“灶山大队”等，都脱逃不了人民的包围和歼灭，都要受到人民的审判。
  匪首蓝火生、林火盛、郭庆瑞在灶山一带，抢劫群众财产，杀害干部、群众，无恶不做，民愤极大。逃到金门后，又和匪司令佟振州合伙，带领土匪120多人，从金门出发，于1950年6月7日到六鳌虎头山登陆，准备8日上灶山，群众立即报告，五区、六区联合组织40多人，到赤湖集中，半夜出发到保安村靠近灶山口一带拦截。因我们晚了一步，敌人已开始进入灶山沟，我剿匪部队从两侧山头追击，因机枪夹壳，只用步枪打了100多发子弹，从5点多战斗到12点，打死敌人4人，缴枪8支。敌人上了灶山。我的通讯员陈乌狗不幸中弹牺牲。
  1950年6月11日，驻赤湖区的剿匪部队三十一军一个侦察连40多人，都是冲锋枪和短枪装备，由赤湖区副区长牛庚明带队，直插灶山东平村剿匪。天亮后经过半个小时激战，战果辉煌，当场击毙匪大队长梁国胜、庄楚，第一中队长严治华，第三中队长马建宣等18人，俘虏匪副官杨俊、电台台长余忠义、匪首郭庆瑞等79人，共缴获机枪3挺、卡宾枪5支、冲锋枪1支、短枪12支、电台1部、小炮1门、各种子弹4千多发、手榴弹22枚。其余土匪四处逃窜，第二、三天，有15人主动向民兵投降，并有20多人被我民兵抓获。这次剿匪，对那些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匪徒是个严重的警告：只有回头，才有出路。1950年11月9日，在漳浦活动的匪各“司令”及主干都集中到菜屿岛开会，布置任务。我军剿匪部队得知匪特集中开会之日，派一个连进岛围歼，匪“漳州军分区九龙纵队司令”徐植卿、参谋长王雄南、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长林茂财、支队长洪高忠、“支队长”李洪海、“特务大队长”徐芳，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漳州军分区副指挥”许金联、“海上巡防队队长”蔡旺寿，“副队长”徐龙飞等70多人全部被我军歼灭，缴获汽艇一艘、电台1部、轻机枪两挺、冲锋枪4支、步枪29支、子弹3千多发和一批物资。被我军俘虏的有“漳州地区游击司令部参谋长”李天章、“大队长”蔡图等190多人，当场击毙9人，向我军缴械投诚的有“大队长”林献图、蓝合理、张开通等55人，伪“副司令”林茂财原系金塘乡乡长，被抓获后，八区召开公审大会处决。
  我们在剿匪中，从部队到地方始终贯穿着“军事围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自己”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政策，开展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在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感召下，匪支队长、中队长以下的匪徒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的有600多人。全县剿匪工作从1950年1月至9月结束，战果辉煌，国民党从金门、台湾派来的8名司令，其中有1人投诚、2人击毙、5人捕获后枪毙。金门委任大陆的13名司令，其中9人被击毙处决、2人逃窜至金门、台湾，2人下落不明。匪支队长、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被击毙、处决、捕获的共有220多名，俘虏、自首的有1800多名。缴获战利品：电台10部、电话机11部、小炮2门、重机枪3挺、轻机枪16挺、弹筒3门、冲锋枪20支、卡宾枪68支、各种子弹3600多发、手榴弹280多枚、各种文件200多份。通过剿匪缴械，稳定了社会，为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
  回顾这段历史，当时那种局面确实是面临着严重考验。解放初，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在大陆上遗留下大批反革命分子，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续进行种种破坏和扰乱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气焰更加嚣张。指使残留大陆的反动势力破坏工厂、铁路、烧仓库、民房、抢劫粮食、财物，散布谣言，以至组织骚乱，袭击围攻基层人民政府，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1950年，广大解放区就有近四万名于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单广西就有七千多人，我县也有一百多人被杀害。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同列为三大运动。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纠正在一段时间和一些地方曾经存在的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从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得到人民的拥护，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使社会走上稳定，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基层政权得到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