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无数人的妈妈
  ——何碧辉医学博士
  李林昌 辑
  我国妇产科两位女泰斗，一是林巧稚，在北京工作，一是何碧辉，在南京工作，被称为“北林南何”，齐名于神州大地。
  何碧辉，漳浦官浔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后赴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及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深造，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鼓浪屿工作，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到南京中央医院任妇产科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以其精湛的医术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毅作风，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卓越的贡献，被提拔为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全军妇产科专业组组长，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膺选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94年5月6日病逝，享寿91岁，从事妇产科工作60多年，任南京总医院副院长40多年，退休后坚持工作，直到临终前两个月因病住院才停止工作，是把一生精力都奉献给医疗事业的卓越人才。
  何碧辉全神贯注于研究医学和临床工作，完全不为自己着想，年青时分不出心思去谈恋爱，错过青春之后就更不去考虑找对象了，因而终身不嫁，人家说她“嫁”给医疗事业了。她没有生孩子，然而她几乎天天为人接生孩子，最多时，一天竟接生25个，一生所接生的孩子可以组成几个集团军。很多经她接生的人尊称她何妈妈，逢年过节寄来贺卡，人家说，何大夫是无数人的妈妈。
  她的确几乎把所有时间都交付给事业，年老退休后仍然如此。有一次，她在一楼门诊部给病人看病，不知道下班时间已过，楼道门被锁上了，她只好从窗户跳出来，这时她已70岁了，于是有“七十老太跳窗户”的事传开来。
  她对患者体贴入微，一个农村妇女患阴道瘘，手术后痛得吃不下饭，她端着饭碗，一边劝说，一边一口口为患者喂饭。1945年，苏北农村有一个贫苦女子叫孙老五，肚子持续疼痛，月经停闭，请走方郎中医治，走方郎中在她肚子上切开一个大口，发炎流脓，痛得要命，母亲扶她从宿迁爬上火车到南京“中央医院”求治，何碧辉在门诊部仔细给她检查，告诉她必须住院治疗，可是她母女俩交不起住院费，何碧辉出面担保，将她收进病房，并主刀为她手术，切除了一个畸胎瘤。可是她确实交不起医药费，在她痊瘉后，何碧辉就把她留在妇产科当卫生员，用工钱抵还医药费。从此，孙老五由何碧辉给起一个名字叫孙学胜，成为一名职工。后与本院一位男职工结婚，现在已六十多岁，有子有孙，过着幸福的生活，逢人便说何碧辉的恩德。
  何碧辉注重实际本事，不喜欢虚有其名的人。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联合国救济总署派一名专家到南京“中央医院”妇产科工作，此人医术平平，工作马虎，自以为是美国专家，态度傲慢，何碧辉常常用英语批评她。一次，这个专家给个妇科病人做手术，竟一刀将病人的膀胱切开，何碧辉十分生气，去找院长说：“这是什么专家？我不要！”院长就把这个专家辞回去了。
  以上两例都是解放前她在南京“中央医院”时的事。在她心目中，医生就是要救死扶伤，无论解放前，解放后，她对病人的态度并无二致，只是解放后人民政府注重农村医药卫生工作，使她的医术、医德得到更大的发挥。她常率领医疗队下乡巡诊，一次，她亲自为一个农妇做葡萄胎摘除及子宫切除手术，手术完了之后，她让医疗队的人都去吃饭，留自已在那里守护病人。病人突然休克，她立即实施急救，使病人安然脱险。医疗队在那一带农村巡诊一个多月，做了很多救死扶伤的事，离开时，送行的队伍拉得好长，都依依不舍，含泪而别。
  何碧辉的医术确实十分了得。1969年，她率领医疗队到皖南山区巡诊，一个挺着大肚子的未婚少女被众人指责为“未婚先孕”，无颜偷生，求何大夫救她。何大夫一边倾听少女的哭诉，一连用手抚摸少女的肚子，断然说：“你没有怀孕，是患了畸胎瘤。”手术和化验的结果，证实了何大夫诊断完全正确，还少女以清白声誉。有一个产妇夜间难产，痛得汗落泪流，值班医生用尽种种办法无效，只得决定施行剖腹手术。产妇已经上了手术台，何碧辉闻讯赶到，在产妇腹部摸摸捏捏，婴孩竟然“呱呱”顺产了。
  何碧辉为人正直，在她心目中，病人无贵贱尊卑之分，不管是谁，一视同仁。“文化大革命”时，一个老妇来看病，有人告诉何碧辉，介绍信写明这病人身份是地主，不能给她看。何碧辉说：“我只知道她是病人，有病就得给她看。”照样予以仔细诊断、施治。这在当时是要担当政治风险的，但何碧辉不考虑这些。
  认识何碧辉的人都说，何碧辉是一位“讲真话，求真知，做真人”的人。她的很多学生对她的言行尤其尊崇，对人津津乐道。本文所记述她的种种事迹，都是根据她的学生们的回忆文字整理而成。苏延华教授是何碧辉许多弟子中的一员，她（苏延华）回忆说：何碧辉在政治上不随风转舵，不说假话、套话、空话，不粉饰自己，而是一切都实事求是。“文化大革命”时，医院常组织政治学习，有人在桌上放一本《毛选》做样子，偷偷地看放在下面的其他书刊，何碧辉却捧着《毛选》，像看病时那样专注，认真细读，在重要的句子下面用红笔标划。何碧辉的学习本上，工整抄写着文件和报刊上的许多内容，认真学习。在医学上，何碧辉不以权威自居，而是认为，学术在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对新的事物必须认真学习，否则便要落后。现代医学上出现许多新学说、新名词、新缩写词、新器械、新药物，她逢到不懂的，便不耻下问，虚心请教于后辈，直到全懂为止。
  何碧辉生活俭朴。按照她的级别，生活上应享有相当高的待遇，医院领导再三要她搬进专家住宅楼，她总是婉谢，一直住在没有客厅的普通住房里。她的家里，除了一台14英寸的彩电、一台单门冰箱、一架公家配给的电暖器，算得上“现代化”以外，其余是一架棕色板床、一对曲臂木扶手简易沙发、一对靠背木椅、一只藤制书架，都是四、五十年代旧物。
  何碧辉完全够得上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但由于客观原因，至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才以76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南京总医院关心何碧辉晚年生活，安排她回环境优美的鼓浪屿颐养天年，她也想念早年生活过的“琴岛”鼓浪屿的青山绿水，但她舍不得离开一生最辉煌的工作地南京总医院，舍不得脱下一套平时穿着的旧军装和上班时穿着的白大褂，还是留下来继续工作，鞠躬尽萃，死而后已。
  美著名华人社团领袖陈锡铨
  陈芳浦
  美著名社团领袖陈锡铨先生，系爱国侨胞陈照馨先生第三子，生于公元1922年8月8日。少年时期在厦门双十中学就读时已表现其强烈的爱国情操，日本侵占东北后，他经常上街宣传抗日。1937年“7·7”抗战开始后，日军轰炸厦门，他在鼓浪屿帮助维持秩序。后为报效祖国，毅然考读于黄埔军校十七期，毕业后任下级军官，在滇缅边境与日军打过仗。抗战胜利后去台湾，再到印尼，后又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遂在美国芝加哥定居，发展企事业。
  他在美国认真经营面粉厂，并以争取华人的共同利益，发展华人的各项事业，进而争取参政，以提高华人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为职责，积极参加社团活动，注意社团之间的联系。
  现在他是美国芝加哥华埠发展公司和华庆面粉厂的董事长，又被选为“美华协会全美副会长”、“美华选民联盟主席”、“亚裔民权联盟副总裁”，是一位在美国政界和实业界很有影响的社团领袖。
  早在公元1972年，他就力排众议，毅然经香港引进第一批中国大陆货到美国，他的商场因此顾客盈门，他一时也成了新闻人物。目前，他正在为华人争取生存空间，为华裔奠立永久根基而主持兴建美国芝加哥市华埠广场，以扩大华人的影响。
  华埠广场，位于芝加哥市中心以南，广场的营建目的，在于配合芝加哥市的发展规划，繁荣华埠经济，为华人奠立物质基础，宣扬中华悠久之文化。这个广场总面积60英亩，今后将发展为商业中心和华人住宅、文化中心。由69位有经济实力的华人股东组成芝加哥华埠发展公司董事会，他被选任董事长。
  这座广场全部设计：包括店铺110间，住宅180座，并有文化中心，华人历史博物馆及老人院各一座，广场的两边有石刻高架牌坊24座，雕刻反映中国特色的中国名山大川风景图画，广场四周竖立巨大的十二生肖动物铜雕，各动物生肖代表华人出生年份及其特征、性格等，用英文铭刻于铜像的底座上，供游客欣赏、摄影留念。广场北部有戏台式的亭阁一座，作为每日表演节目之用，以联络各民族，每周轮流指定为各民族的“民族周”，由有关单位于每日中午表演各民族舞蹈或杂耍节目。这样既可融洽各族裔感情，又可招待广大游客。
  锡铨先生有二子一女，长子文良，次子文美，俱是学士；女文华是硕士。一九八七年七月，锡铨先生暨长子文良回祖居地——漳浦马坪后康村山仔头社探访祖国亲人。当他们抵达漳州市时，受副市长易百禄和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汤建等人的热情接待。
  锡铨与长子文良回抵后康村山仔头社祖居地后，即往朝拜祖坟，路过山仔头溪，见到乡人跋涉过溪的情况，即萌发在此建桥以利行人的心愿。随后，往参观锡铨之父（文良之祖）创办的育才小学（现马坪小学），鉴于学校规模和教室条件已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即表示要献款增建新校舍。这两项事业由父子分别献款兴建，文良虽是初次回乡的未婚青年，对故土很陌生，而受父亲影响，热爱故土，建桥款由他负担，于1988年建成一座可通行拖拉机的钢筋水泥结构桥梁，乡人为之命名曰“文良桥”，以为纪念。小学新校舍建筑费11万元由锡铨负担，于1990年建成交付使用，命名曰“照馨楼”，以纪念锡铨之父当初创建学校的美德。锡铨到县城参观时，得知县里正在筹建联谊大厦，又资助建筑费500美元。
  此次陈氏父子故乡之行，参观了漳浦一些工业如鹿溪糖厂等，并游览了许多文物古迹如赵家堡、黄道周纪念馆（原道周讲学处）、旧县堂（今历史博物馆）等。从漳浦带去剪纸艺术作品、玻璃马赛克、花岗岩等建筑材料样品，作为建设美国华埠的参考。他们在厦门期间，游览厦门市容、集美陈嘉庚纪念馆、鳌园等处，与厦门大学艺术教育系的艺术家、雕塑家们探讨美国芝加哥华埠广场的建筑装饰物——高架牌坊的风景雕塑图和十二生肖动物铜像之艺术风格，设计方案等问题，他要把中国文化特色表现在美国华埠（唐人街）上。
  陈氏父子亲眼看到祖国改革开放政策给家乡带来的巨大变化，一再表示要为祖国家乡的建设做出贡献。
  爱国侨胞陈添兴
  陈芳浦
  民国政府华侨委员会顾问——陈添兴先生字乃奇，文矮公长子。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生于福建漳浦马坪顶圩。十六岁随父到印尼，在西爪哇芝亚米斯县经营土特产。稍有积蓄，迁到万隆市巴刹南街，开设“新和兴”并设分店于安密和巴城（雅加达）专营唐山干果、罐头、杂货，兼收寄侨汇，并代售渣华轮船公司船票。
  添兴先生成家于印尼，与泰国侨生蓝碧柳女士结婚，育有五子：裕志、裕庆、裕逸、裕训、裕善；四女：环爱、珍娘、瑞娘、勤娘。
  添兴先生旅居印尼，急公好义，慷慨乐施，对公益事业非常关心。商务之馀，积极参加华侨社团工作，任民仪时报社、励志社工委；中国国民党万隆直属支部委员。他热爱祖国家乡，当宗亲陈照馨先生于“五·四”前夕倡议回家乡马坪创办“育才小学”时，他大力支持。时玉庵溪无桥，行人均须涉水过溪，校长陈子中为方便学生、行人免于涉水过溪而倡建玉庵溪木板桥，向印尼侨胞捐募，添兴亦大力支持，促其实现。后木板桥遭洪水冲毁，学校倡议重修，他也支持促成，使学生上学读书及肩佚行人免于涉水过溪。
  1932年，黄河水灾十分严重，添兴在印尼发动捐款赈灾，被推选为赈灾委员会执委，捐募巨款和粮食、棉被、衣物等送回祖国赈灾，获当时政府奖以“热爱祖国”匾额，并聘为侨委会顾问，他为加强侨胞之友谊与联系，在万隆发起组建“陈圣王公会”被推选为公会主席。他还先后被选任万隆“中华总会理事”、“中华商会财政”、“中华会馆副总理兼学校董事”、“平民学校董事”。后他又发起以会馆开办中学，让华侨、华裔小学毕业生能继续升学于华人办的中学读华文、能讲华语，阅读华文书报，以华文与祖国亲友通信，增强与祖国亲人的联系与情谊。对优秀教师、品学兼优的学子，添兴先生都能主动联系学校给予颁奖鼓励。
  添兴先生是个孝子，在印尼，他早晚都要亲自向父母请安问好。父母晚年欲“落叶归根”回归故里定居，他即拿出平生积蓄在故里建洋楼一幢，名曰“添景楼”，让父母回故里安度晚年。并让其妻蓝碧柳率部份子女陪同父母回乡定居，以奉养双亲，享天伦之乐。
  “添景楼”位于浦人往返于白水、漳、码、厦必经的陈仓岭古道之旁，添兴先生即交代家人，常年备足茶水免费供应过路人饮用，并嘱父亲及妻蓝碧柳督促子女负责修理养护从陈仓岭麓至玉庵溪这段二公里多的通途，使免因雨水冲毁而泥泞难走。时人赞道：“矮仔叔公铺桥造路做好心！”直至现在，人们还常怀念称赞。
  时农村缺医少药，村民有病亦无力医治，常小病拖至大病，时疫流行更难抑制。添兴先生查明村民常患的病症，常年备有金鸡纳霜（治疗疟疾特效药）、羚羊、犀角（治发热）及痧丸、仁丹（治中署）、万金油以及外敷用的人头油、白膏药等，免费供乡亲索取。乡亲欲医病而经济上有困难的，登门求助，他的家人乐善好施，无偿支持。当霍乱流行时，他访购防治霍乱之秘方中药散，大量购买，分发给乡亲防治，从而压制了时疫的流行，被乡亲们赞为“大好人”。
  抗日战争期间，添兴先生在万隆首先发起组织“慈善协会”，募集巨款寄回祖国支援抗日。当新加坡陈嘉庚先生发起组织“南侨赈济慈善委员会”（简称“南侨总会”）发动南洋各地华侨捐募支援祖国抗日时。添兴先生代表印尼侨胞亲往参加筹组，被选为十三个执委之一，为印尼方面负责人，回印尼后便广泛开展劝募。添兴先生与郑志春、杨纯美、吴扬明等被誉为印尼积极募款支援祖国抗日的“四大金刚”。
  日军侵占荷印时（当时印尼为荷兰殖民地，故称荷印），以陈添兴是抗日积极分子而将他逮捕关入集中营，历时7个月又1日，至日寇无条件投降才获出狱。
  添兴出狱后，继续担任侨社各项领导工作和民国政府侨委会顾问。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驻印尼大使黄镇曾邀请添兴先生回国观光，他因事没有成行。
  添兴先生于1973年元月29日病逝于万隆家中，享寿81岁，葬于万隆东郊芝加律华人公墓。
  添兴先生一生热爱祖国家乡，急公好义，慷慨乐施，重视教育，热心公益之精神，永远为乡亲及印尼侨胞所怀念。
  哲坛博士后陈少峰 陈芳浦
  哲坛新星，博士后陈少峰，1964年7月生于漳浦县马坪镇后康村玉庵社，父亲陈天定（退休教师），母亲杨惕娘。
  少峰自幼聪慧，沉默寡言，善于思考分析问题。7岁入马坪中心小学启蒙，12岁升入马坪中学。他在中、小学期间，学习专心致志，作业整洁，一般在校完成。家穷，放学能自觉去放牛、砍柴，星期天拾（挖）“蕃薯青”或下海捡海螺卖钱帮助家用和买学习用品，有空则预习功课或看课外书，学业成绩年年全班第一。14岁考读漳浦一中，在其父母严格管教要求下，学习刻苦拼搏，连电影、戏剧在学校附近映演，他也无暇盼顾，专心学习至深夜。1980年他以全县文科第一名考读福师大政教系政教专业。大学四年，他学习刻苦拼搏，获班主任王仰先生器重信赖，将其宿舍供给少峰读书，使之能在学好功课的基础上，博览群书，尤好读哲学书籍，常专心攻读至深夜，学业大进。1984年获教育学士学位后，考读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哲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师大政教系第一位考读重点大学的硕士生）。他的导师李书有教授，对他甚赏识器重，让他参加《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一书的撰写。他的硕士论文是《论改良派的启蒙思想》，论文答辩时，评价很高，获硕士学位。
  1987年，他又以优异成绩考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哲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朱伯昆教授。1988年以公费赴日本留学。是北京大学同届文、理科160位博士生中第一位被政府选派以公费赴日留学的。在日本东京都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学习，导师是日本著名哲学家楠山春树教授。他被选派赴日留学时，日文是初学，为学好日语，假期留校拼搏补习，新学期开始，早稻田大学举行日语竞赛，他获第一名而受奖。他将奖金寄回支持弟妹就学，使其弟陈志峰在福师大中文系学习至毕业，获文学士学位，现任教于漳浦达志中学。
  1991年4月，少峰留学期满回国，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于7月进入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研究，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哲学博士后，时年27岁。他被选为博士后联谊会副理事长，北京市伦理学会理事，后又兼任中国文化分院院长助理。
  他在博士后期间研究的课题是撰写《中国伦理学史》（上卷），并对博士论文《生命的尊严——中国近代人道主义思想研究》进行出版前的修订和充实。《中国伦理学史》上卷是他在总结中国伦理学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更丰富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方法，突破了历来编年性撰作的局限，对于中国伦理上的特点，基本结构，道德思潮背景和伦理思想的演进脉络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达到国内外同一课题研究的先进水平，获北京大学基金会第一届著作奖。
  在博士后期间，他在《中国哲学史》、《天津社会科学》、《人文杂志》、《北方论丛》等多家杂志发表了数十篇论著，有的被《中国科技报》等转载。他三次参加国际，两次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在大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均产生较大的反响和好评。尤其1992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伦理学会上，他的报告轰动学术界（学术报告，报告论文均收入论文集）。
  1993年9月，他被任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时年29岁，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
  他还创办并主编学术刊物《原学》，第一期出刊后，有近十家报刊杂志对这个新刊物作了肯定的评价，同时开始在日本和美国的华人学界引起重视，他又创办并主编建国以来第一份伦理学专业刊物《伦理学与文化》，他的学术影响广泛。
  他自获哲学硕士后，《闽南日报》、《中国青年报》，《北大校刊》等多家报刊杂志都登载专访，如《中国青年报》在《中国当代青年科学家》栏目中对他的学术活动作了介绍，是国内同龄文科学者中知名度最高的哲坛新秀，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多次邀其入传。
  他的著作，主编的刊物及研究课题等有：
  一、专著：1、《生命的尊严——中国近代人道主义思潮研究》（博士论文，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中国伦理学史》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论文集：收集学术报告，报告论文及发表于学术刊物的论文。
  三、译著：《东西方伦理学》。
  四、参与撰写的作品：1、《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
  与其他专家一起承担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中《道德志》的撰写。
  五、创办并主编的刊物：1、《原学》（学术性刊物）；2、《伦理学与文化》（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份伦理学专业刊物）。
  六、承担国家教委的研究课题：《东亚伦理学的比较研究》。
  这位新中国哲学界第一位博士后，以青年哲学家入选参加留日学人成果展（他是参展作者中最年轻的）。被列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跨世纪人才，文科最年轻的副教授，北京市优秀中青年理论工作者，是哲学研究中有前途的一位获科研资助的哲坛新星。
  1994年12月
  文坛新星陈澍
  陈芳浦
  文坛新星陈澍，原名陈宝霖，又名熊雄、牟石。1956年生于漳浦县马坪镇后康村山美社，父亲陈宽意，母亲杨尤娘。
  陈澍漳浦二中高中毕业后，当过后康大队通讯员，马坪中学民办教师。任教期间，工作认真负责，对教材的钻研，刻苦深入。在教学工作中，深感知识的重要和不足，于是自觉地争取时间勤奋自学，常至深夜仍挑灯夜读，尤好背诵古诗文。
  恢复高考后的假期，漳浦县教师集中学习，时我任教于漳浦二中，学习工作与他在一起，常发现他熄灯后仍在被窝里以手电筒照明学习。于座谈中，我知其已能背诵古诗词七百多首，古文数十篇；对古诗文，有的还作了翻译、分析或改写，因而他的古文功底厚实。我看了他一些学习书籍和笔记文章，知他求知欲强，求上进心切，就鼓励他参加高考，以争取在高一级学校深造成才。
  1975年，他考入福师大中文系。大学四年，他潜心研究古典文学，写过近十万字的研究文章，古汉语，古典文学两门课考试，每次都全年段第一。被同学尊为“老古董”、“老学究”。大学四年中，他年年被评为“三好生”。
  1983年福师大毕业后，他在福建省委党校任教（学员是全省各市、县一级党、政领导干部）。1985年他带学生到闽南作社会调查，深感过去熟悉的世界陌生了，他被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剧变所震撼，于是他决定走出故纸堆，直面现实人生。
  1986年，他在教学的同时，开始进行业余创作，先后在《青年作家》、《海峡》、《福建文学》等多家杂志发表数十篇中、短篇小说、纪实文学、报告文学、论文，从多方位反映、描写改革开放以来祖国的新变化，新气象。1986年9月至1987年7月，他又深造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级进修班，使他更感到应走出校园，到生活中去，到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去汲取新的创作素养，才能写出时代的“灵与肉”。1988年，他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福建省分会会员，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讲师。
  1989年，他深入到福州市郊洪山乡挂职锻炼。洪山乡改革开放的洪涛巨澜，使他逬发出创作热情，他以两年多的时间和精力，追踪、采访搜集洪山乡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新入新事，积累了大量真实生动的创作素材，然后以饱满的激情一气呵成长达24.5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走向天堂》。
  《走向天堂》一书，誉满京华。1991年12月4日，他被邀在人民大会堂天津厅举行作品首发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等首长亲自向他祝贺。首都文艺、新闻、出版界180多位来宾无不赞叹。《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十多家新闻单位播出消息和评论。《光明日报》抢先连载；后又改编为五集电视连续剧在各省台和中央电视台播映。现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1994年6月，他再次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凤鸣梧桐》，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光明日报》、《福建日报》相继连载。
  1995年2月陈澍创作的《走向天堂》、《凤鸣梧桐》作品研讨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次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光明日报、民政部农村基层政权司等单位主办。参加会议的有：中组部、中宣部、农业部、民政部、全国妇联、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还有著名文学评论家、经济学家和部份外国记者。
  几年来，陈澍已出版四部专著，发表过一百多篇作品，共一百多万字。其中《走向天堂》获1990—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福建省第六届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黄长成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中篇报告文学《创造伊甸园》获《福建文学》佳作奖。
  现在，他还在辛勤耕耘。他说：他只有一个心愿：“让自己化作泥土，温暖中国农民的脚印。”199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