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浦的文化艺术
  黄以结
  一、美术
  美术是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通过塑造静态的视觉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漳浦现尚留存于世的美术作品，可追溯到3000--8000年前的佛昙大荟山岩画和石榴寸石岩画。大荟山岩画有6处，或为动物的蹄印，或表现女生殖器的形象。其中一处有一条似蛇的水波浪涌图，下面6个圆窝穴，似表现洪荒时代洪水淹没一切的情景。湖西后溪的魁星石刻图和海月岩落伽境的观音石刻图，则是明代的作品，人物栩栩如生，手法变化无穷，工艺绘画水平高超，是两处不可多得的石刻遗存。
  明朝的画家，有大名鼎鼎的黄道周。黄道周工书且善画，留世的名画有：《十八松图》、《奇松长卷》、《钓台八松图》、《石梁樵径松图》、《武夷图轴》、《雁荡图》、《山水图》、《空山啼鸣图轴》、《兰花竹石图》、《文魁图》、《陆游画像》、《为辟疆作山水册》等25件。其中《群松图》上有明户部尚书倪元璐所书的长跋。该件原为刘海栗珍藏品，刘几次出国讲学，将此画带在身边。1935年，刘为维持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学经费，忍痛出售，郭沫若闻知此事，题诗以志其事：“大夫二十九，盘居若龙虬，臂面风生寒，当头石怒吼，狡哉存天子，珠玑难脱手。赢得办学资，骊珠仍依旧，更有大赚头，盛事长不朽。”于此可见黄道周画作之品格。
  清末至民国的画家有陈克仁、叶庆士、柯义水、戴英顺等。
  陈克仁（1863--1944）字敦甫号勿斋，前清岁贡，一生任教为业，爱好书画，以画竹、石为主，其墨竹颇受名家赞赏。
  叶逢寅字庆士号纪堂，前清秀才，北京民国大学肄业，曾任厦门英华书院教师、荷兰莱丁大学汉文教授，工书善画，长于工笔写生，其工笔画《北海公园》曾参加全国美展。
  柯义水字时雨（1870--1942）绥安镇溪南村人，20年代为漳浦著名画工，一生以庙宇壁画及漆画为业，长于工笔人物，画轴以钟馗、仕女为著。其子柯惟麟，号玉琪，也是名画家。
  戴英顺佛昙人，1934年考入厦门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出洋专业从画，后兼雕塑艺术，经历几十春秋奋斗。印尼雅加达著名的“陈圣王庙”里一大群佛像都是他的成功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又一批美术人才由艺术院校系培养出来，输送到漳浦的各个角落，成为漳浦美术界的中坚。著名的有吴昌和、高钱厚、陈水河、陈正坤、邱文宗、黄灶顺、黄文佐、黄文佑、林仲文、柯云瀚、粘东旭、蓝达文等。其中黄文佐的国画《大吉临门》和蓝达文的装饰画《嬉童》先后入选全国第七、八届美展，还有《酣睡中的母子》、《阿怨十六岁那年》、《畲家六月》、《日正午》等获省以至全国级的各种奖项。绥东小学6岁的吴宏曙创作的《大公鸡》被省选送到英国、荷兰、秘鲁等国家，参加国际儿童画展。
  二、书法
  漳浦书法艺术源远流长，上面介绍的大荟山和寸石的岩画，似画似字，也可以当作3000--8000年前留存下来的书法作品。王文径编的《漳浦历代碑刻》，汇集了全县200余条14万字的石刻，处处条条字字均闪耀着漳浦历代丰富的书法艺术的光彩。
  在漳浦历代书坛上最富名气的当推黄道周及其继室蔡玉卿。黄道周的书法艺术，当时已名闻天下，与倪元璐同享“南黄北倪”之誉。黄的书法峭厉方劲，峻秀不凡，别具一格，有“黄漳浦体”之称。保留至今的手卷、石刻、轴、册、匾额、楹联、碑、扇面150余件，其中楷、行、草、隶各体真迹，已成为我国书法艺术宝库中极其珍贵的遗产。在国外，尤其是日本，黄道周的书法倍受重视，真是寸字寸金。
  蔡玉卿善书法，常临摩东晋女书法家卫夫人的字帖，其书体除具有黄道周峭厉方劲的特色外，又带有美秀浑逸的神韵，特别是真书参入隶法与道周极相似，所以旧县志说她代丈夫所作行草“几可夺真”。这对书法夫妇被时人比为赵孟和管仲姬夫妇。蔡玉卿有真书小楷《山居漫咏卷》等作品传世。
  在黄道周、蔡玉卿之后，漳浦又出现了林一阳（字复夫）、蔡而熤（字秀湛）、蔡新（字次明号葛山）等书法家，《漳州府志》载林一阳“其生平得力处也，善大书，道劲壮伟”。《漳浦县志》载蔡而熤“师事黄道周，下笔为书，古文辞风骨辄与之肖……”。蔡新留下的书法作品更多，如故居的楹联“顾盼据马鞍会见才高倚马；挥毫握莲笔行将宠被撒莲”。又如旧镇海屋寺的石刻“海屋”，厦门凤凰山石刻“榕林”及行诗一首均蔡新的杰作。
  值得一提的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赵家堡内，石刻荟萃，书法艺术纷呈。有宋大书法家米南官的的书碑“墨池”，有明大书法家张瑞图书写的石额“松竹村”行书和“硕山”隶书。有赵义的题刻“何代仙人化”诗一首。还有“硕高筑堡记”碑、“筑堡碑记”和门额书法十多处，林林总总，蔚为壮观。
  民国时期战争频仍，民不聊生，书法艺术处于停滞时期。较著名的书法家有朱熙、杨士鹏、叶庆士、郭祖柴、洪嘉谟、陈问聃、林光辉、柯汉扬、洪和漳、马振南、陈天恩、黄定居等。陈天恩历数十载苦练，终集舌、拳、指、肘等四种书法艺术于一身，其书法气势磅礴，墨笔生花，作品流传海内外。林光辉工隶书，柯汉扬工行草。
  新中国成立后，漳浦书坛老、中、青、少，人才济济，发展较快，较著名的有柯云瀚、林仲文、黄坤生、林坤龙、蔡乙鹉、邱晨光、陈中华、张兆基、吴协生、黄定基、蔡朝阳、戴来印、杨文乾、杨建良、王保土、吴锡鑫等，他们的行草隶魏，均在全国书坛占有一席之地，如何云瀚的行书于1993年入选《全国第二届书坛新人作品展览》、《第五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览》，并获得第一届全国楹联书法大展银牌奖，同时入选的还有我县作者蔡乙鹉、黄坤生的作品。又如林仲文的行书于1995年入选《第三届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全国第六届中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家作品展》并荣获“全国奖”。还有吴协生“双管齐书”，驰名海内外。
  三、摄影
  漳浦的摄影业始于20年代初，早期有：王一峰照像馆，开设于木屐街，技术由来县的日本人所传授。敦仁照像馆，业主许顺德，牙医（包括镶补）兼照像，技术从厦门学来，以后他的学徒林先锋开设照像馆于县巷头，也镶牙兼照像；柯和德父子开设“天一天”于府前街，一店经菅修理钟表、镶牙、照像三业。30年代，居住漳州的福州人郑逸三（其兄在漳开东亚照像馆）来漳浦西街开设东亚照像馆。随后，县城又有艺群、集友、大都会等照像馆，旧镇、佛昙、杜浔也有了照像馆，都以拍摄黑白人像为主，用玻璃板为底片。解放后，这些照像馆大都公私合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70年代，摄影师们不但拍摄人像，还走出照像馆，拍摄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动态。县文化部门举办多次摄影培训班和摄影展览。据统计，已举办全县性展览20多次，通过展览，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后进事物和行为，发挥了摄影艺术的多种功能。这时，已陆续向艺术摄影、彩色摄影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至1995年照像馆已超过70家，仅绥安镇就有11家。我县摄影作者的艺术照频频在国内外获奖，如陈达文，自1993年至1994年，就有“海滩韵味”等33幅作品获省以上奖项，并两次举办个人摄影展；商长金，也有“踏浪行”、“夏的鸣奏”、“喜庆丰收”等10余幅作品获省以上奖项，有的还被送往印度、菲律宾参展，其本人也在县城举行过个人摄影展。我县的新闻照片常被各地报刊采用，主要作者有蓝智伟、严利人、严峥等。
  四、说书
  说书又称讲古、讲故事，如宋的讲史、元的平话。漳浦的说书源远流长，许多记载和民间传说，说明历代均有说书活动。民国初期，绥安镇说书艺人比较著名的有涂绍诗，说书内容大都是“公案小说”。30年代至40年代，说书艺人有卢雨水、林旺土、陈大利等，在府前街市场边土埕上（今文化馆宿舍前面）说书，内容多是古白话小说。旧镇、杜浔等地也有说书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60年代，漳浦的说书事业蓬勃发展，除了原有旧说书艺人外，还培养了一大批故事员，诸如卢溪和、柯贵友、陈大利、陈祥（女）等。据统计，单绥安镇就有82人，他们常年活跃在工厂、农村、船上、学校、街头，收集新题材，自编自讲新故事，有《王捷贵忘本回头》、《十六看》、《威镇六鳌岛》、《井美民兵赞》、《有来无去》、《打虎记》、《盼回归》等。这些故事歌颂新人新事，讽刺批评落后，配合中心工作，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深受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好评。为此，多次赴省及地区参加业余文艺会演，人民日报曾以整版的篇幅介绍漳浦大讲革命故事的情况和经验。
  为了培养更多的故事员，提高他们的演讲水平，县文化馆经常举办故事员培训班，并于1964年在府前街文化馆西侧（现新华书店宿舍）以竹蓬搭起简易说书场，排长板凳40条，每天听众100余人，多时200余人。讲的故事有《林海雪原》、《红岩》、《烈火金刚》等。
  “文化大革命”后，仅在新旧节日，如春节、元宵、国庆等期间开展说书活动，多在各乡镇文化站内，或街道热闹处举行。
  五、灯谜
  灯谜也叫“灯虎”，是谜语的一种形式，今泛指谜语。因贴谜面于花灯供猜射，故名灯谜。谜底多着眼于文学意义，如一个字，一句诗，一种名称。有谜格24种，常用的有卷帘、秋千、徐妃、求凤等格。
  漳浦的灯谜活动历史悠久，旧县志载，宋上元时，“文人墨客，明悬谜语于通衢，谓之灯谜，射中者以笔墨果品酬之。”民国时期，灯谜多由青年服务社（设于西街李氏祠堂）、社会服务处（设于西街顶布政祠，即今中医院地方）等社团举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接管原民众教育馆，改为文化馆，迁馆址于西街三房巷口，曾举办灯谜。1956年县政协成立后，与县工商联合设在南水门陈我峰祠堂（今县法院宿舍），举办过多次灯谜，至“文化大革命”停止。中共三中全会后，县文化部门与各乡镇文化站把灯谜列入工作职责，经常在新旧节日，即春节、元宵、国庆、元旦等固定节日，以及非固定性的节庆，举行灯谜活动。为了更广泛，更高层次地搞好灯谜活动，1983年7月1日成立绥城灯谜组，卢溪和任名誉组长，成员有陈文中、赵友添、陈国坚等，创办了《绥城谜苑》，同全国27个省市灯谜组织建立横向联系，并提供乡镇场文化站的灯谜材料。1985年7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干部王蔗龙创办《梁峰》谜刊，开辟“梁峰虎迹”、“虎穴初探”等栏目，与全国各地谜友联系，从而提高谜语创作水平。该谜刊载入《中华谜语大词典》。
  1989年10月1日，县青少年灯谜协会成立，蔡传勇为会长。该会编印《新风》谜刊行世。
  80--90年代，我县灯谜爱好者多次组队参加灯谜比赛，频频获奖。1983年国庆节，绥城灯谜组参加“蚶江侨乡谜会”，在有全国100多个代表队参加的灯谜电控竞猜中，荣获团体赛第四名。1986年，为庆祝漳浦建县、漳州建郡1300周年，我县举行各乡镇灯谜会猜。之后，又派出代表队赴市参加灯谜大赛，荣获团体竞猜冠军。1989年春，陈文中参加蚶江举办的“海内外灯谜会猜”，获个人一等奖；翌年，又参加珠海市举办的全国制谜函寄会猜，获一等奖，奖彩电一台。
  六、文学
  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它的基本特点是用语言来创造艺术形象，所以称为语言艺术。文学可分为叙事文学、抒情文学和戏剧文学，或可分为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四种体裁。
  漳浦历来有“海滨邹鲁”的美誉，历代诗文作者人才济济，诗文作品蔚为壮观。据不完全统计，自唐代至1955年6月，全县比较著名的诗文作者有陈元光、潘存实、蔡元鼎、高东溪、朱天球、黄道周、李瑞和、张士楷、蔡世远、蓝鼎元、蔡新、陈梦林、柯汉扬、林维仁、张兆基、李林昌、曾镇南、陈澍、汤印昌、陈道辉等九十多人。比较著名的诗文著作有《玉铃集》、《良山存稿》、《蒙斋诗文集》、《东溪文集》、《湛园存稿》、《浩然堂文集》、《二希堂文集》、《诸罗县志》、《漳浦历史名人传略》、《九十九峰起伏漳浦史》、《漳浦史话》、《人生、文学与法》、《走向天堂》、《煎石记》、《新死亡诗派》等290多部（篇），下面按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分述。
  1、诗歌
  漳浦的诗歌，据旧县志记载，始于六朝，有前宋沈怀远的《次绥安》、陈朝顾野王的《饯友之绥安》、唐陈元光《漳州新城秋宴》、《晓发佛潭桥》、唐潘存实的《王声如乐诗》等137首。有些诗唱出人民群众的心声，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现在读来仍感觉意蕴深厚，如清知县斌敏的《穷民叹》“海壖有穷民，终身不食粟，蕃薯煮为粮，聊以果吾腹。沙土多性松，五谷都不熟，弥望皆斥囟，草木无寸绿，惟有蕃薯藤，滋蔓颇繁缛………”。
  民国时期格律诗较少人吟咏，新诗崭露头角。抗日战争期间，漳浦开始有报刊，给新诗提供发表的园地，使沙滩荒漠上出现几许贝壳的熠光。曾任《漳浦民报》主编的林维仁还出版过诗集《遥寄》。集子中的一首《遥寄》开头有“荔枝滴滴红熟，你，故作健忘的远行人，几时，儿时方想归来……”之句，可说明他的诗文不俗。当时还出现写诗的女作者如陈希珍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翻身成了主人，不但写诗歌的人多起来，而且质量也有较显著的提高，如漳浦人陈道辉，几年间主编《新死亡诗派》，与人合作编印了《中华当代爱情诗鉴赏》，还创作了《爱，水伤》、《你是一匹凌空的骏马》等为数可观的诗歌。
  2、散文
  漳浦的散文源远流长，不但作者群灿若繁星，江山代有才人出，而且好文章多如时雨，滋润万千求学者，上述95位诗文作者和290多部著作大部分属于散文范畴。最著名的有《梁峰二山斌》，文日：“壬申夏月，泛钟山东下，买舟沂江，西出贵池，扪九华之巅，既归，八月再出鸟聊，度筑头，入黄山。……思其俦匹，为临漳之南二十余里，有都梁之山，络绎峻削，亦数千仞，高峭遐邈，一一与九华相似，或有过之，当无不及。临漳之西，又九十余里，有天锋之山，飞颉鉤睨，亦有万仞，洞壑绵亘，×梯悬绝，猿鸟四时腾空塞径。……”
  稍后，清代蓝鼎元的散文，在国内国际，尤其在日本，也有颇大的影响。现代作家青禾在《作为散文家的蓝鼎元》一文中，认为蓝的散文有三大特色：直面人生，有感而发；至直至诚，万物生怜；想象丰富，意景高远。同时还认为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朴实自然，细节生动，富于生活情趣。记人记事，吟景咏物，如说家常，如诉心曲，美在其中。”总之，青禾认为蓝鼎元是一个痛苦的，真诚的，优美的行吟者。
  民国时期，漳浦也有几位能写出优美散文的作者，著名的有郭祖柴，抗战以前曾任厦门日报主编，当时发表许多散文，为广大读者所称赞。后起的李林昌，抗战胜利后曾出版散文集《小港的风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漳浦散文队伍中的佼佼者，首推曾镇南和陈澍。曾镇南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是当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已出版《人生、文学与性》等9部评论集，曾回梓为家乡文学爱好者举办文学讲座。陈澍现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其代表作是《走向天堂》、《凤栖梧桐》两部长篇报告文学。他还发表过论文和中、短篇小说数十篇，在全国是一位享有盛誉的作家。
  3、小说
  小说是漳浦的弱项，在8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人写小说，即使有人写小说也没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更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在出版社出版。
  1981年，王文径的短篇小说《寒夜里的呼唤》被《福建文学》第五期刊用，开了漳浦县小说界的先河。之后，他的小说《炊事员张老头》、《夜路》、《过客》、《窗外，月光下的木屋》、《百年祭》、《漩涡》、《曜变》、《将军与理发师》、《古堡幽梦》等先后发表在《文学青年》等刊物上。他还有20多个篆刻和许多篇考古论文发表于各地报刊。他现为漳浦县博物馆馆长、县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80年代，还有许若沛的短篇小说《藤支竹》、《离休常委的一天》；还有许少麟的短篇小说《扁头买肉》、《工厂秘书的一天》刊载于《福建文学》、《厦门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许六溪与人合作的历史小说《披甲儒臣》、《公案春秋》、林寿龙与人合作的章回小说《杨文广平闽十八洞》，写的是本地题材，主要写漳浦的人和事，它们由鹭江出版社出版。这些书的出版，对提高漳浦的知名度，对爱国爱乡教育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4、戏剧文学
  戏剧文学即剧本。漳浦的戏剧文学当始于唐宋遗音竹马戏，已知竹马戏的剧本有《昭君和番》、《赛昭君大报冤》、《跑四美》、《跳加冠》、《答谢天》、《丰都会》、《大八仙》、《金钱记》、《李广挂帅》、《刘海砍柴》、《桃花搭渡》、《唐二别》、《尼姑下山》、《骑驴探亲》、《闹花灯》、《士久弄》、《过渡弄》、《管甫送》、《番婆弄》、《尾旗弄》、《刈须弄》、《想思会》等20多部。除《昭君和番》及《赛昭君大报冤》外均是弄仔戏，一丑一旦，生活气息十分浓厚。
  县芗剧团的剧本创作自1956年6月剧团成立至今，已有《南浦春晓》、《铁岭钟声》、《焦裕禄》、《深山红苗》、《碧海荡寇》、《慈母泪》、《招工启事》、《风雨情》、《兄弟讼》、《煎石记》、《七尺红绫》、《孟丽君》、《壹岁郎》、《母子桥》、《野火春风斗古城》、《台湾阿舅》、《海边风》、《家园》、《囝仔大人事》等。其中《慈母泪》、《煎石记》均刊于省级刊物，《煎石记》获省第十七届戏剧展演创作二等奖、华东“田汉杯”二等奖，《海边风》获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组织的现代戏剧剧本征文评奖三等。以上三个剧本均汤印昌编剧。
  七、民间故事
  漳浦人多地广，历史悠久，民间故事蕴藏丰富。农村中的“闲间”是传播民间故事的场所。在城关、旧镇、杜浔等集镇还有说书场，城关卢雨水父子在解放前就是以说书为业的。白沙村的陈大利是艄公，他常在船上，码头上以“讲古”为业余生活。60年代初期，县文化部门以城关、旧镇为重点，掀起一股讲革命故事的热潮，举办数期故事员培训班，培训一批优秀故事员，如卢溪河、陈大利、陈旺土、柯贵友、陈下海（女）、陈祥（女）、张葱（女）、陈锦辉等。同时，组织一批业余作者深入山区、海岛采风，整理了《六鳌战斗》、《井美民兵》、《水吼明珠》、《八老开山》、《邱勉的故事》、《碧水丹山》等新故事。1987年，县成立“民间文学集成领导小组”，以文化馆站为骨干，深入城乡发掘整理数百则，民间故事。1989年，文化部门出版《漳浦民间故事集》向四十周年国庆献礼。接着，又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漳浦分卷》。文化馆主编的《梁峰》小报成为漳浦民间故事发掘、整理、传播的园地。
  八、曲艺
  解放前，民间有不少人会吹“竹笛”，即用树叶卷成笛状，卸在口中吹成曲调；有不少人用“口哨”吹曲，抑扬顿挫，旋律饰音，十分悦耳。还有人能用一张嘴发出“犬吠”、“鸡叫”、“羊咩”、“婴儿啼哭”之声。这些流行于民间的“口技”，也仅作为茶余饭后的娱乐，难登大雅之堂。解放后的60年代初期，以城关卢溪河为代表的“方言顺口溜故事”在全县风靡一时，不少节目先后多次参加省曲艺会演，如《打虎记》、《送良药》、《小兄妹擒海匪》、《水鸡记》等，卢还被吸收为福建省曲艺家协会会员。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漳浦城乡风行以“说唱”、“表演唱”的艺术形式宣传党的政治活动，中心工作，其中有些节目还选送地区、省参加会演，如《姑嫂相会》、《革命妈妈林轩娘》、《女生炉》等。80年代漳浦开始有自已的“相声”这项艺术表演形式，周键军、周艺军兄弟为漳浦第一批相声演员，自编自演了《漳浦遐想》、《人与人》、《电影片谜》、《解放军赞》、《今非昔比》等节目，于每年国庆节、春节文艺晚会上登台表演，受到广大观众赞赏。
  漳浦的农民教育
  柯清元
  农民由于白天参加劳动，利用晚间或其他空隙时间学点文化知识或科学技术，过去称为农民业余教育，今列为“成人教育”的组成部分。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一山城、车本、龙岭（今属石榴镇）及稍后的下楼（今属大南坂场）、溪南（今属绥安镇）等地，为配合革命斗争的形势要求，陆续组织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办起“识字班”、“草鞋班”、“唱歌班”，从中教农民识字，懂些革命道理，提高阶级觉悟，培养革命力量。
  民国廿二年（1933年）县政府也在各重要集镇的小学里附设民众夜校，教识字课本、常识、加减乘除算术。并改县立民众教育馆为中山民校。民国三十八年，将中山民校迁设于共产党活动较频繁的石榴长兴村（县委书记张太西的家乡），并在接近梁山革命根据地的杜浔镇办起第二所中山民校，以扫盲为手段，宣传三民主义，以抵制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
  那个时期，各种识字班、夜校、中山民校，为数寥寥，施教地域甚狭，而文盲甚多，据民国廿三年调查统计，全县文盲191319人，占总人口数206500人的92.5％。
  1939年，全县设立战时民校26所，推行农民识字教育，宣传抗日。后改为国民学校，即初级小学，附设成人班和妇女班。不久，成人班和妇女班停办。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以民教民”的冬学、民校普通开办起来。1950年全县已办民校207班（含冬学64班转为民校）学员9927人，义务教师（没有领取报酬的）458人，1951年，县、区、乡成立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和县扫除文盲协会，加强业余教育的领导，是年，入冬学者达20242人，占全县总人口数263，300人的7.8％，开办常年民校98所345班，学员17843人。
  1952年土地改革结束，农民迫切要求学习文化，民校普通坚持常年学习，学员有33，078人。是年10月，全县推行“祈建华速成识字法”，在城关区的霞潭村举办速成试点班，11月又在鹿溪炉尾村分三期培训967人为速成识字法的民师。
  1953年全县大张旗鼓地开展速成识字法教学，县、区整顿充实扫除文盲领导机构，配上校长、教导主任、专职试点教师。确定城关区英山乡举办扫盲重点识字班为全县扫盲教学的示范。全县开办速成识字84班，学员4155人。是年12月，经考试符合扫盲标准的有3210人，其中能认读2000字以上的学员2100人。本年，县扫除文盲协会配专职秘书一人。
  1955年全县行政区划分为25片，各片由县派出一名驻片的扫盲干部。1956年继续组织学员入学，分为老人班、妇女班，采用包教保学、送学上门、学习小组等形式。全县民校学员发展到55330人，群众教师（民师）5352人，还在城关开办三期乡干部文化轮训班，有206人达到扫盲标准。
  1957年以扫盲为主的农民业余教育迈上新的台阶，开办业余高小班、初中班。
  1958年农村基层政权体制实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每公社配一名工农业余教育干部，在当时一切都“大办”的形势下，出现了“千人教、万人学”大搞千字扫盲运动的局面。1959年建国十周年，县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县委第一书记李振经亲自挂帅，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分别成立扫盲指挥部、所、组，还在管理区、生产大队各配备半脱产文教干部1人，上下推动，出现“风吹不倒，雨打不散”四季坚持办学的“铁民校”400多所。是年培训民校出身的各级干部6506人，会计、记工员1544人，农业技术员701人。参加各种类型班学习的学员有84，783人，其中“文盲扫尾班”8010人；高小班72，910人；初中班3863人。参加扫盲班及各类业余学习的人数占全县青壮年数的90％。
  1960年全县大力推广“注音识字法”，以公社为单位，集中文教干部、民师、学习辅导员1172人参加学习。组织群众62，864人入学，其中有13147人脱盲，荣获“红旗县”的称号，中共龙溪地委在我县召开现场会，选出我县代表赴京参加全国文教群英会。
  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为依据，县组织人力编写课本，使学文化和学科学知识结合起来，经过整顿，是年开办民校277班，学员6052人；还组织1300个生产队以上的干部学习中共龙溪地委宜传部编写的政治课本。为生产队培训财务人员1247人，充实财务队伍。1963年起农民业余教育紧密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以民校为阵地把当地好人好事编成材料，作为施教内容。
  1966年“5.16”起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份民校几乎停办，就是办了也流于形式，“政治夜校”、“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红专大学”等偏重政治学习的民校，取代了文化学习。1971年继续大讲“以阶级斗争为纲”，事事时时突出政治，办政治夜校1486班，学员71020人。1974年县革命委员会发出浦委（1974）09号文件通知，要求大力开展工农业余教育，成立“漳浦县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专抓这项工作，举办各种类型文化学习班，有基层干部29班529人，民兵45班1196人，妇女59班1495人，青年79班11864人。1976年县在长桥公社省炉大队（今属官浔镇）试办半农半读速成识字班，总结经验，推广于全县。是年春夏期间，各社、队学习推广天津市小蕲庄政治夜校办学经验。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业余教育开始拨乱反正。1979年县革命委员会下文通知健全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设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配备县、公社业余教育干部24人，恢复农民的扫盲工作。
  1982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农村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学科学学技术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向，乡镇农民业余教育也由单一学文化逐步向多层次、多形式发展，除开办扫盲班外，业余小学、初中、农业技术班应运而生。
  1985年由省教育厅组织的成人教育互检团龙岩地区检查团来县检查办学情况，推动工作的进展，本年有扫盲班301班7773人；业余高小班38班949人，初中11班305人，农业技术班111班4277人（结业1102人）。
  1986年根据《福建省基本扫除文盲的要求和验收办法暂行规定》，组织乡、镇、场进行“无文盲村”的自查验收，县成立扫盲验收领导小组，于6月间对南浦、长桥、官浔等乡镇和长桥农场、中西林场进行验收。1987年在去年基本实现“无文盲县”的基础上，各乡镇前后办起文化技术学校，开展技术培训，参加长期班培训的1763人，短期班培训的9805人，参加定期讲座的7083人，参加其他形式学习的309人。26个行政村办起420个文化技术班，14007人参与学习，已办的文化技术班经县政府分两批验收，有20个乡、镇、场文化技术学校符合省规定的标准。湖西畲族乡文化技术学校于是年10月荣获省先进单位的称号，技术学校从实际出发设置学习科目，服务于改革开放、乡镇的经济建设，共开办建材、涂料配制、制茶、食用菌培植、经济作物和果树栽培管理、淡水养殖、刺绣、编织、节能电灯、镜艺、鞋类等科目。
  1989年在总人口70万多人（少、青、壮年33多万人）的全县21个乡镇，12个农、林、茶、盐场（284个行政村和494个作业区）开展成人教育。其中，21个乡镇全部举办了文化技术学校，276个行政村办文化技术教育。文化技术学校都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和教室。湖西、赤湖、深土、杜浔、霞美、沙西、官浔等由乡镇集资新建校舍。
  1990年7月、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县总人口734，436（其中15—40岁有330，345人），其中文盲数119758人，文盲率36.23％。面对现状，认真分析办学的有利条件，重视薄弱环节，狠抓扫盲，发动县、乡、村三级协同办学，下半年又有4183人脱盲。
  1991年在组织入学的同时，进行民校经费改革，扭转过去单纯靠政府拨款办学的办法，每学期向学员收点学费，数额多少无定规，从实际出发确定应收款额，扫盲班、庭院班、包教保学、送学上门等新旧形式齐出现，促进坚持常年办学。1992年至1995年全县333个行政村（含居委会、作业区）已开展扫盲工作的有319个，办学面达96％。
  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以后至1995年8月，全县有114，855人脱盲，文盲率从“四普”（1990年7月）时的36.26％下降至3.2％，创漳浦县历史上农民脱盲率最高的水平。
  ——脱稿于乙亥年中秋节前夕
  杜浔中心小学简史
  柯清元
  杜浔中心小学的前身紫阳小学，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由漳浦县知县谢刚国会同当地仕绅发起创办的，是我县较早的官办小学之一，校址在正阳村文昌官（萃英书院旧址）。初期，学校推行《癸卯学制》，学生多数是富家子弟，分高、初等，初等修业5年，高等修业4年。辛亥（1911年）革命后，贯彻《壬子癸丑学制》，招收六岁学童入学，初等学制改为4年，高等改为3年。民国十一年（1922年）执行教育部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令》（则壬戌学制），改初等教育学制为六年（初小四年，高小二年）。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朱熙任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漳浦县长，着手整顿学校，饬令将镇上的丘林小学（1915年办，校址文卿大宗）、正本小学（1912年基督教会办，址在礼拜堂）、文光小学（1921年办，址在范阳）并入紫阳小学，升格为“漳浦县立第二中心小学”，作为第二区示范校（当时全县分五区，南部为第二区），委任余炳文（莆田县籍，国立南京中央大学体育专科毕业）为合并后的首任校长，开设1至6年级，学生200余人。1935年前后，中共莆仙地区组织受到国民党宪兵破坏，组织上通过有关部门将张兆汉（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长，已离休）、陈鸿滨（进步人士，曾任厦门市民主党派负责人，市政协常务委员）安插在杜浔中心小学任教，嗣后共青团员张振辉、进步人士陈常炽（厦门市人）前后到该校任教，他们以教学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与抗日活动，校长余炳文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热情地支持革命工作。时值抗战伊始，在进步教师的推动带头下，师生一致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抗日爱国教育，成立“小话剧团”、“歌咏队”、“舞蹈队”、“大刀队”、“晨呼队”等，教师还充分利用手中的笔画出系列的漫画图片，编写“闽南话歌谣”，内容通俗，哲理明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利用假日、节日举行“抗日救国演讲比赛”；配合当地“抗敌后援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到附近村庄演出，戏文通俗，民众喜闻乐见，演出内容有《抓汉奸》、《松花江上》、《塞上风云》、《婚姻自主》等，鼓舞广大的青少年，千万民众反封建、反独裁、反法西斯暴行，激发反对日本侵略、保卫家乡、保卫国家的斗争意志。
  三十年代起学校就重视体育运动，开场地，建球队，练身体。高年级（五、六年）经常参与球队训练，教师加以指导，利用节、假日与兄弟单位进行友谊赛，藉以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艰苦的磨炼，终结硕果，民国廿四年（1935年）福建省第五行政区体育运动会时，学校运动队被选为县代表队参赛，取得总分第一，荣获冠军，为我县争得荣誉。
  民国廿八年（1939年）学校改名为“漳浦县杜浔中心小学”格局不变。余炳文校长他调，由许升扶（东山县籍）接任。四十年代在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形势影响下，同学们尚能刻苦学习，为以后的升学、就业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许氏卸任后的校长有郑文炳、卢泗道、邱耀坤（均是本县籍）。从建校起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秋，据统计有毕业生813人（其中女生59人）。
  1949年9月下旬，漳浦解放，县人民政府委派陈焕彬（旧镇人）为解放后杜浔中心小学首任校长。学制沿用过去六年制，有6个班级，学生220人。1950年文卿（邱姓）、原性（洪姓）、范阳（卢姓）三所国民学校奉令并入中心小学，因教室容纳不了，另设西南分校（址在文卿砖仔埕）。1951年并入总校。焕彬校长调任绥安，以后校长相继有黄玉盘、卢两曲、陈暨南、林有任、蔡石峰、李森炳、郑明记、林其仲。这一段时间学校以教学为中心并参与社会各种活动。建国初期，组织师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从中接受教育。学校配合形势任务，演出歌剧《鸭绿江上》、《赤叶河》、《一贯道》、《千年铁树开了花》、《兄妹开荒》等。唤起群众投入三大革命运动。
  1952年春，学校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进行教学改革，停止春季招生。1953年春试行“五年一贯制”（不分初小、高小），组织教师学习苏联教育家凯洛夫·马卡连柯的《教育学》、《女教师笔记》、上海曹孚教授的《教学讲座》。各班级设立“学习兴趣小组”，开发学生的智力，师生动手自制各科教具，弥补学校经费。教师发扬艰苦创业精神，运用空隙时间辅导民校，有的亲自教课，让学员学有所得。学校创造民主管理学生的“开花结果”形象化教育方法，试验结束，效果颇好，得到县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校内外同仁的赞扬，在县召开的学校领导和教师会上介绍经验，得到推广。
  1953年起学校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学习全国劳动模范、高小毕业女生徐建春参加农业劳动的先进事迹，克服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倾向。当时绝大部份教师热爱本职工作，不沽名、不钓誉，脚踏实地，吃苦耐劳，以校为家，以教为荣，一心扑在教学上，齐抓共管，团结一致，学校工作名列全县前茅。
  1955年贯彻中央教育部颁布的《小学生守则》，成为对师生进行共产主义道德、纪律和劳动教育的有力“武器”。学校结合创建“卓娅班”活动，各班以实际行动争取，使学校在思想、学习、纪律等方面得到一次大的飞跃。经过一段时间各班积极争取，结果由基础较差、进步面较大的“六年乙班”摘取桂冠，评上“卓娅班”，推动学校工作全面发展。毕业班工作居全县上游，评为“红旗校”。校风、教风、学风达到新的水平，得到领导与群众的高度赞扬。是年，在校学生14班460人，教职工23人。1956年秋，附设初中班，两班100人，1958年初中班与小学脱钩，独立建校。是年冬春之交反右派斗争后，贯彻中央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执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在大跃进形势的鼓动下，师生参加大炼钢铁运动，投入教育革命与除“四害”（消灭老鼠、苍蝇、蚊子、麻雀）讲卫生，参与大办民校活动。1960年学校成立中共支部委员会，培养与吸收符合党员标准的同志加入党的组织。1961年国家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学校贯彻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工作全面整顿。1963年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与时代的精神风貌。1965年贯彻毛泽东主席春节座谈会关于减轻学生过重负担，影响身体健康问题的意见。点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校纳入社、队单位。是年秋，全校有22班813人，教职工33人。发动群众聚资2万多元，建教室480平方米。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教学秩序受破坏。运动初期，教师挨整，中期两派群众争斗不休，后期清队（清理阶级队伍），教师被列为“牛鬼蛇神”、“黑五类”、“臭老九”，受到打击、斗争、处理，甚至个别致死人命。取消读课本，以《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取代语文；军体取代体育，革命文艺取代音乐。停设算术、历史、地理等课。
  1969年始业由秋季改为春季招生。改校名为“杜浔小学”，成立革命委员会，取代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
  1970年实行五年一贯制，1971年强调军体课程，高年级学生参加军事训练，1972年至1975年开展“教育学大寨”、“学朝农”，实行“开门办学”，再次强调政治思想教育，提出“要使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给教育带来的严重灾难。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各项工作指明方向，开始拨乱反正，撤消学校革命委员会，恢复原来的“杜浔中心小学”校名，去掉按部队的“班、排、连、营”的班级称谓，1981年增设思想品德课，组织师生学习六鳌龙美小学（今淑华学校）少先队员、革命烈士黄淑华先进事迹。是年，从一年级新生入学起改五年制为六年制，新生学习采用教育部编的全日制十年制课本。1983年建立升旗制度。1985年后陆续组织师生学习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展宣传普及义务教育的性质任务及其重要性，发动群众办学，集资11万余元，新建教室780平方米。是年，全校有29班1205人，教职工47人。1986年又集资5万元，扩建教室240平方米。1989年有32班1393人，教职工67人（其中专职教师61人）。1995年达到24班学生1125人（其中女生531人）教师56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1％，基本实现普及初等教育。
  杜浔中心小学少先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五、六十年代曾被评为专区、县的先进单位，其经验曾在县的会议上作介绍。1953年学习“东山七少年”，学生深受教育，提高敌情观念，少先队员卢开法、洪祈水、洪喜庆等发现逃亡地主×××隐藏在其家的地窖里，立即报知学校大队部转报区公所将其拘捕，受到区、县政府表扬，团县委的奖励。
  五、六十年代总辅导员前后有卢友文、柯清元、刘观澜，他们为少先队活动的开展而呕心沥血，深入调查研究，积累丰富资料，掌握儿少特点，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丰富多彩的活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少先队工作在总辅导员卢万法精心设计下，更上一层楼，队的活动全面贯彻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认真落实“面向新世纪，创造新主人”的指导思想，加强少先队教育系统化、基础建设规范化的活动。1985年开展“一斤稻谷，一片心意”活动，效果显著，荣获全国少先队“创造杯”奖，1986年少先队大队长邱富生荣获“全国好队长大雁奖”，1987年开展“小主人在行动”队会，荣获省“最佳杯”、“优胜杯”称号。1988年6月，开展“小储蓄与队服”活动，得到省级奖章。9月，举行“红领巾小储蓄”活动，荣获全国“红领巾阵地建设优胜奖”；10月，少先队大队部的“可爱少年之家”，荣获省少先队活动的“十佳阵地”。10月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学校少先队受全国儿童少年工作委员会命名为“全国红旗大队”。福建电视台“小星星”节目播映该校“红领巾之家”内容。1989年六一儿童节，少先队副大队长邱燕妹荣获“全国好少年”称号。
  1992年秋，学区、中心校领导班子新旧更替，调整充实，卢万法出任校长，同时一大批在教学第一线的骨干被提到领导岗位，新班子团结一致，奋发务实，带领师生深化改革，各项工作跃居全县上游，列为福建省小学德育教育试点校；评为县、市“文明学校”，504中队评为省“少先队先进集体”。五年级数学竞赛荣获县集体优胜奖；1993年省“小火炬杯”数学竞赛初选获集体三等奖；参加县作文竞赛三位选手均获二等奖；县“六·一”节《希望在改革》演讲比赛获一、二等奖各一名。
  少先队工作连续两年获得两个全国优秀活动奖；三个省优秀活动银牌奖；评为县儿少工作红旗单位；县劳动实践先进集体；订阅报刊的“全奖学校”。1994年举行的第一届“九章杯”中国小学生数学竞赛初选有5位同学分别获三等奖，杜浔中心获集体三等奖。1995年该校少先队又被评为全国雏鹰大队。优异的成绩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赞扬，支持办学，热心助校相继涌现，1993年庆祝“六·一”儿童节时，校友邱裕益捐助价值万余元的豆浆饮料；1994年又捐献6100元用于装备鼓号队，深受诸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
  该校平时重视教师的思想建设，努力培养一支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调动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1993年初考语文、数学平均成绩71.6分；巩固率65.2％；毕业率100％；合格率82.4％；优生率35.1％，综合率名列全县前三名。
  杜浔中心小学建校85年来，培养大量人才。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46年来，共培养毕业生5648人（其中女生2332人，占毕业生总数41.2％）是解放前的813人（其中女生59人）的5.95倍。在教师中发展党员102人（其中90—95年发展49人），共青团员284人。莘莘学子从母校毕业后，或继续深造，或刻苦自学，或拜师学艺，人才辈出，如五十年代初期毕业的同学卢继传在大学深造后，现任中央《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副主任、高级编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授等职；六十年代毕业的刘启力同学现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有的出任各级行政领导，有的成为工程师、农艺师、经济师、人民教师、律师、解放军战士或军官，其足迹遍布祖国各地，进城市、下农村、到海岛、上山区，做出有益于人民的事。现该校校舍面积3167平方米，其中可用教室24间2528平方米，基本达到“一无二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