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古朴、典雅、雄浑
  漳浦县民间舞蹈“大车鼓”
  洪振垣
  一、从漳州·中国水仙花节文艺彩街说起
  在规模庞大、气氛浓烈的1991年“漳州·中国水仙花节”开幕式上，漳浦的民间舞蹈“大车鼓”彩队受到中央、省市领导及海内外来宾的青睐。那富有浓郁民间特色，充溢着时代气息的精湛表演，博得了千万群众的热情赞誉。
  “咙、咚、呕、咙咚咙咚哐！……”在雄浑苍劲的锣鼓声中，由四十多人组成的“大车鼓”彩队徐徐启步，王昭君头戴一品凤冠，身着大红袍，手抱琵琶显目地立于队伍中。走在前面的是匈奴迎亲使者“车鼓公”，随后的有钱鼓、钱棍及汉族的杯、板、拍、锣送亲使者。整个队伍服饰娇艳，光彩夺目，五彩缤纷。当队伍通过主席台前时，应车鼓公加快节奏的鼓点指挥。全队人马齐声呼喊：“嗬——嘿！”使整个舞蹈形成热烈奔放，气贯长虹之势，推向一个大高潮，激起全场的观众群情激奋盎然。场内即响起了雷呜般的掌声，予以助威助兴，呈现一派热闹壮观的景象。
  彩街队伍共有三十多部彩车，二十多个化装彩队，下午近四点时分，开幕式完毕即进行声势浩大的文艺彩街。几万的围观群众早已等候在体育馆门前以先睹为快。队伍沿街环城而行，街旁的观众当看到这支面貌一新的“大车鼓”舞，均不时地发出啧啧的赞叹声，好多中外记者为抢下镜头，随着队伍而“穷追不放”。有一台胞索性挤进队伍中间连按几次“快门”方可罢休。为什么漳浦的“大车鼓”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及关注呢？人们早有闻其舞，却未见其形，再则所见车鼓也与从不同。笔者本文正是试意探求“大车鼓”之风貌，以作今后对民间舞蹈（民族文化）推陈出新之研讨。
  二、漳浦民间舞蹈“大车鼓”之现状
  1、“大车鼓”之横观
  A、流传地区。民间舞蹈“大车鼓”，广泛流传于漳浦县的佛昙镇、官浔镇、杜浔镇、马坪乡、前亭乡以及赤岭、湖西两个畲族乡等。仅佛昙镇境内就有林埭、下苏、东坂、下坑、人坪等村庄至今尚存。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大都流传于玳瑁山麓边缘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区均以内地（山区）赤岭、湖西两个畲族乡向外延伸，往内为官浔，往外为佛昙、前亭。而与平和县交界的南浦乡、石榴乡和与云霄县交界的盘陀、沙西乡则不流传。这为“大车鼓”的溯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B、活动情况。“大车鼓”能够流传至今尚且盛行、久演不衰，具有它的活动的广泛性及经常性。民间舞蹈即是指流传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民间各阶层的各种供广大劳动人民自娱自乐的舞蹈艺术活动。是人民群众中间的那种自发、自创、自娱性的艺术品种。广阔农村的大舞台为民间艺术的生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特别像“大车鼓”所表现的为喜庆场面，其风格诙谐风趣，是一种深受人们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所以，它不仅在迎神赛会、节庆祀仪场合表演外，还可以随时随地为喜庆场合表演。因此，“大车鼓”几百年来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且又老少皆宜，孩子看了崩崩跳，老人看了咪咪笑，使这一民间舞蹈常年活跃于左村右舍而延续至今。
  C、民间车鼓队。由于“大车鼓”在闽南一带自古以来极为盛行，民间至今还有许多“大车鼓”舞队。这些车鼓队除经常活跃于本地区外，有时也到近邻乡村“出请”（应邀演出）。较常活动的有以下车鼓队：
  1、马坪镇车鼓队
  2、东坂村车鼓队（佛昙镇）
  3、白石村车鼓队（佛昙镇）
  4、下坑村车鼓队（佛昙镇）
  5、林埭村车鼓队（马坪镇）
  6、前亭乡车鼓队
  7、锦江村车鼓队（官浔镇）
  8、西北村车鼓队（官浔镇）
  9、赤岭乡车鼓队（畲族）
  10、湖西乡车鼓队（畲族）
  D、民间车鼓艺人。“大车鼓”正宗的民间老艺人，要数马坪乡东吴村的陈耀老师傅了。他现已年近七十（一九二三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出生）。别看他瘦小的个头。可跳起车鼓舞来谁也比不上呢！他十五岁开始学艺，拜本村车鼓艺人陈南胜为师，（陈当时五十岁，是本村九十多岁车鼓传授人陈越侨之高徒）。陈耀自幼酷爱车鼓艺术，视艺为命，甚至可以说他的一生与车鼓结下不解之缘。他专心学艺，在左乡右舍享有名气。特别是他擅长表演的“车鼓公”一角，尤其滑稽幽默、乐调雄浑有力，使他成为名符其实的车鼓传授艺人，他的生活也是靠表演车鼓、传授车鼓、出租道具来维持的。一九五六年由他组织的“大车鼓”舞，光荣赴省调演并获得奖励。从此，他更认真地钻研，传授车鼓，直至今日为了使“大车鼓”能够代代相传，他言传身教，手把手地将这一技艺传授给自己的女儿。在一九八六年《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大车鼓”收集整理工作中，他耐心细致地传给青年人，并为记录动作不厌其熕地一次次示范，为“大车鼓”的集成工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还有许多民间艺人也为车鼓的流传付出辛勤的劳动，他们是佛昙镇下坑村的杨度斧老艺人、林埭村的杨山老艺人、官浔镇何亚力（已故）、何桐老艺人、东坂村的戴瑞祺老艺人等。
  E、马坪、东坂、官浔、前亭的车鼓。
  a、马坪的“大车鼓”。
  “大车鼓”所表现的是《昭君和番》的故事情节。由十三人表演。扮王昭君、老公、老婆、车夫、车鼓公、钱鼓丑、钱棍丑各一人，汉宫女六人。该舞轻松活泼，总体特点突出“弄”，诙谐嬉弄的动作贯穿始终。动作大多以“跳”、“转”为主。音乐伴以打击乐、由鼓点做指挥，节奏型为四四拍子，后拍为延长音（即打三休一：×××一）鼓点变化多样，可自由加花变奏。配上舞蹈的画面，时而雄壮、时而风趣。特别突出的是车鼓公的表演，他代表匈奴迎亲使者，为使王昭君离乡别亲之情能得解愁而耍笑逗乐。车鼓公与众不同的主要表现在敲鼓法（鼓槌的灵活运用），槌根均可敲击，且击法灵活多样，车鼓公手握于槌中间，用推、拉、提、交又、闷击、反敲等，使人目不暇接。而在移动台位时则多以“跨步跳”（矮步），全舞均为车鼓公及钱鼓、钱棍二丑尽情嬉弄。台位变换较大，其余均在原地走“三进三退”步，根据手中各执的道具随鼓声节奏敲击。场面造型为“大八字”，鼓立于正中，而昭君及车夫围表演场地绕大圆圈，表示队伍在前进中。“大车鼓”属只舞不歌一类的民间舞。
  b、东坂的“跳车鼓”
  流传在佛昙镇东坂村的车鼓舞，其结构基本同于马坪的“大车鼓”，表演时队形也成“大八字”型。但在表演中增加了唱腔（一般演唱的是民间小调。如《点灯红》等）。人物角色也没有王昭君及车夫，也就是说该舞所表现的只不过是单纯的情绪舞，而没有情节性的故事内容。按车鼓的分类来讲，东坂村的“跳车鼓”属载歌载舞的民间车鼓舞。
  c、官浔的“跳车鼓”
  官浔镇锦江村的“跳车鼓”，其风格显得古朴原始，动作简单，台位也基本没做大的调度变化，它的形状主要用于行进中的彩街游艺之类，鼓是安装于“鼓轿”上的。演员共十人，扛鼓轿前后二人，鼓手一人，车鼓婆前面走，车鼓公押轿后。另有一生四旦围于轿旁，男生大都扮“俏公子”（丑角），旦角手执响盏、大拍、云锣、四块（南音打击乐器）随鼓点敲击。队伍边走，车鼓公、车鼓婆、花公子边与旦角戏弄逗笑，这种形式与同安县澳头村的“车鼓跳”很相近，据省群艺馆副馆长刘春曙（副研究员）对同安的“车鼓跳”调查所述，是基本吻合。
  d、前亭的“大车鼓”
  同属载歌载舞车鼓类的前亭“大车鼓”，也是一种纯情绪舞，其表演形式可在行进中边跳边走，也可停下原地表演，演员由十一人组成，车鼓公一人，钱鼓、钱棍丑各一人，茶盅旦二人，竹板旦二人，云锣旦二人，老公、老婆各一人。表演队形同于马坪的“大车鼓”，所不同的是，在表演中前亭的“大车鼓”有歌唱形式，所唱曲目随意性较大，有南曲也有芗剧的改良调等民间小调。
  以上仅为流传在漳浦县的部份车鼓，由于种种原因，笔者目前还不可能对全县所有的车鼓舞进行全面地考察，但这四种车鼓也可说是各具有不同乡村地域的代表性之作。在此仅粗浅介绍，供对比之别。
  2“大车鼓”之纵观
  “大车鼓”的渊源历史，专家学者非常关注，众说纷纭。目前又尚未查到有关文字记载，笔者根据对民间老艺人的追踪调查及查阅有关资料，在此提供一些线索，以便进一步考证。
  A畲族民众为表现狩猎而欢庆的舞蹈
  漳浦县早在唐开漳圣王陈元光入闽建县以前，就已是畲民生活的祖居地，当时由于畲族的闭关自守，不与汉人往来，甚至敌视汉人，相当蛮横愚味，被汉人称“蛮人”（或因与闽字相通，闽南话“蛮”与“闽”同音）。据此可说明畲族当时在漳浦也有一段兴盛时期。根据“大车鼓”表演的粗犷动作很象是表现畲民狩猎的生活舞蹈。持这一学说的县委宣传部张兆基老先生（已故），他的依据为：畲族的“畲”字，原为“ ”写法，即由上中下结构的山大车构成，随着文化的逐渐发展，由原来无名可称的畲舞，人们根据这一独特民族性舞蹈，直接称为“大车鼓”。另据，新近福建电视台播放的新闻报导，最近在闽南发现一幅反映畲族历史生活的长卷，画图。其中便有一个“大车鼓”的表演场面。
  B、由陈元光从中原带入之车鼓
  据笔者在1986年编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福建卷》漳浦大车鼓条目工作中，从六十多岁陈耀老艺人口述中了解到：“大车鼓是唐代开漳圣王陈元光及其部属为庆祝胜利，擂鼓助兴，纵情歌舞所表演的一个节目”。另据《漳浦县志》记载，陈元光开漳后，带来了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优秀的文化艺术。陈元光在《漳州新城秋宴》一诗中就曾描写过歌舞：“秦萧吹引风，邹律奏生春，缥缈纤歌遏，婆娑妙舞神。”老艺人陈耀说，学艺时师傅都是这样传说，再者从乐器（大鼓、大锣）及女装男扮也适合军旅生活之推断。
  C、明清时期之车鼓
  “大车鼓”如果说从唐甚至更早即在民间当中广泛流传的话，那么到了明末清初时期就更为盛行。这一时期漳浦的戏曲艺术也正处于兴盛时期，而做为在民间盛行且又倍受群众所喜爱的″大车鼓″也就必然融汇入戏曲之中，甚至成为主要的表演形式而逐渐成熟，独树一帜地构成人们喜闻乐见的“弄仔戏”。其特点突出“弄”字。随着文人对南戏的参与，从剧本到曲牌均较完善，“大车鼓”便被戏曲所吸收而出现了“车鼓弄”，属于“弄仔戏”。本文将在后面再做叙述。
  D、民国时期之车鼓
  民国时期的车鼓舞，基本上又从戏曲中回到了自已的广阔天地。它不受戏班所限制，十来个人即可随时表演，活动灵便自由。正如吴晓邦在《谈古典舞和古典精神》文中所说“民问舞蹈来自民间，行于民间。它主要迎合平民百姓的审美趣味，表达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感情。在形式上，民间舞比较灵活，不象戏曲那样有很多严格的规程”。
  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艺术发展，必然也推动着民间艺术的变化，“大车鼓”由原来的只舞不唱形式，这时也加进了老婆“挑花篮”唱民间小调《病囝歌》《手巾歌》等，以增添色彩及迎合群众的欣赏口味，并且在口白上也加进了淫秽、低级趣味的对话，化装方面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清末时期尚有留辫子的习俗，“大车鼓”中的男角也都戴“满清”帽（带一根雉鸡尾）而“车鼓公”因带有下流口白怕害羞见不得人，竟然不伦不类地戴起“墨镜”（黑色眼镜）。这一阶段的“大车鼓”为期不长，解放初期即还其本来面目。
  E、解放后车鼓之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宝贵的传统文化艺术极为重视，对民间老艺人及其民间艺术进行积极的收集、整理、保留。一九五四年陈耀老艺人把自己多年精心培育的“大车鼓”队进行一番整排，参加了县、市举行的调演，在省城受到行家及群众的喜爱和赞誉。陈耀亲自登台扮演“大车鼓”，当大幕一落，台下即爆起热烈的掌声。老人乐了、哭了……激动的眼泪滴落胸襟。调演期间，省歌舞团还派了专业演员与陈师傅学艺。老人毫无保留地将艺术传给下一代，演员们认真刻苦地学习，不知怎的，动作是学会了，可那神奇独特的韵味（舞蹈感觉）却怎么也摸不准，老人笑着说：“民间艺术怪就怪在‘土’字，就这‘土味儿’我也是花了好几年功夫啊”。回忆起这段住事。老人还记忆犹新，津津乐道呢。
  对于“大车鼓”各级文化部门分别于1979、84、86年组织几次的调查，并先后组织一批有舞蹈、音乐、摄影、美术和文学专长的编写组，通过采访民间艺术，开展学术讨论，在此基础上把“大车鼓”中的每个角色的分解动作、音乐总谱、场记、服饰、道具等逐一记录、绘图、摄影、录音、1986年首批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福建卷》，这时的“大车鼓”基本按原貌的要求进行整理编撰，成为具有民族民间性的定型样本。
  1991年元月16日，在“漳州·中国水仙花节”的开幕式及文艺彩街的表演中，民间舞蹈“大车鼓”从农村文化走向广场文化，以新的姿态展现在人民群众面前，并收到了极其良好的艺术效果，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本文开头已谈及，在此不再赘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时代在前进，人们的意识也在变化发展，“大车鼓”将以崭新的丰姿呈现给伟大的中华民族。
  3、大车鼓的艺术特色
  A、军旅色彩。若从“大车鼓”表现情绪看，它确有浓厚的军旅色彩。首先，古代的战争大都以鼓为号（出征、战斗均以鼓声为指挥）。，车鼓有可能即是战鼓的大车，其次，运用的钱鼓，钱棍道具，实属北方新疆一带的乐器，不为南方所有，再则，由于军队没有女子，为了庆祝胜利，只好男扮女装进行表演。这三种因素均有适应军旅生活的环境条件。
  B、表演风格。“大车鼓”的表演风格，具有刚劲粗犷的一面，兼有幽默诙谐的特点，当鼓点响起，必以稳重、深沉的单音（一拍一响）出现，即使是加花变奏，收尾时也是苍劲有力的单点式结束。而当“车鼓公”表演嬉弄逗乐的情态时，鼓点停下，剩其余打击乐伴奏，因减去强拍声大的鼓点，音乐即显轻松活泼，与风趣滑稽的动作结合真可谓恰到好处，这正突出了“大车鼓”舞刚柔相济、粗细有致的艺术风格。
  C、表现内容。“大车鼓”表现的内容是《昭君和番》的故事。车鼓公及丑角代表匈奴迎亲使者。而六旦角及老公、老婆则代表汉族送亲队伍。为使昭君排解离乡别亲郁闷之情，迎亲使者一路逗乐，嬉弄汉家姐妹，昭君终不欢心，缓步而行，整个舞蹈围绕以上内容而展开。
  三、漳浦大车鼓与锦歌、竹马戏之关系
  1、大车鼓与锦歌。“芗剧是在台湾歌仔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歌仔戏则又源自大陆入台湾的锦歌、车鼓、采茶，并受到其他古老戏剧（如四平、乱弹、高甲、白字、京剧）的影响”（引陈彬《锦歌与台湾歌仔戏》原话）。本文且不谈锦歌与歌仔戏之关系。所要引起注意的是，早于歌仔戏而与锦歌并存的车鼓，它与锦歌又有哪些同异之处呢。
  “锦歌”（又名什锦歌）形成于何时，未见文字记载。以其曲调、唱词、演唱形式，并参考地方史志作初步分析，认为锦歌是在宋、元闽南地区流传的民歌、民谣基础上形成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受到戏曲、南曲、南词的影响，经广大群众的不断演唱和创造而逐渐完善和丰富（引刘春曙、王耀华《福建民间音乐简论》原话）。做为姊妹艺术的车鼓、锦歌、四平戏等，好多养份互为贯通。第一在曲目方面，锦歌一百多种的故事曲目中，也有长篇故事《王昭君》，这也正是“大车鼓”所表现的故事内容，第二在表演形式上，两者皆有活动自由的特点，锦歌或以坐唱或以行唱均能自如灵便。而车鼓也具有这些条件。第三在伴奏乐器方面，车鼓中所用的茶盅、小叫、响盏、四块、大拍等在锦歌中也为主要伴奏乐器其打法也是同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锦歌以唱为主（音乐）而车鼓则以舞为主（舞蹈）。台湾戏剧界名人吕诉上先生在他所著的《台湾电影戏剧史》一书中，对歌仔戏的来历有如下论述：“歌仔戏是由漳州一带的锦歌、采茶、车鼓各种民谣流传到台湾而融合形成的戏曲。”车鼓、锦歌早于歌仔戏理当无疑。但车鼓与锦歌之间的源流又是以谁为“兄”目前尚难定论，有待今后进一步考证探讨。
  2、大车鼓与竹马戏。漳浦县早在明代就有演戏的活动，特别是竹马戏更为盛行。曾金盛、黄以结在《竹马戏调查》中说：“竹马戏的弄仔戏和《昭君和番》全本，构成为自己的基本剧目。”另据谢家群在《漳州竹马戏衍变》一文中写道：“漳州竹马戏原自唐宋的“跋马”，这是古代流传在祖国南方的民间歌舞，也叫“竹马灯”，用纸扎、纸糊的马头和马尾，分别绑在演员的前胸和后臀，里面点燃烛火夜间游行。若干人组成“马队”，成群结伙边演边唱，载歌载舞，最常演唱的节目是《王昭君》，其中《出塞和番》一折，有昭君、女婢、太监、国舅、番婆、番兵、番王等人物，多至数十人……”。这段记述所说的与“大车鼓”所表现的儿乎是同一根生，从表演风格及形式上看，两者的联系也是极为密切的，谢氏在文中说到“《昭君和番》写的多是昭君哀怨，随伴的规劝、番王的欣欢和番兵、番婆的调笑、戏弄，都是寓笑乐于歌舞的喜戏、调弄。其中有一折“弄君歌”，以丑、旦两个角色扮番王与昭君。……这种以锣鼓节奏为主，配上表演动作的民间歌舞，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弄仔戏”尤其是在竹马戏的节目中，如番婆弄、尾旗弄、刈须弄、以及砍柴弄、搭渡弄、士九弄等等″。不难看出，“大车鼓”中“弄”的突出风格与竹马戏是何等一致。是不是可以说，“大车鼓”即为“车鼓弄”以及‘弄仔戏’，的前身呢？根据两者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上看，应该说是很有可能的。
  四、漳浦大车鼓与台湾、泉州车鼓之关系
  1、“大车鼓”与台湾车鼓。据吕诉上《台湾电影戏剧史》说：“随着闽人入台，漳泉两派车鼓同时会传入台湾，但就目前台湾普遍流行的车鼓看，应属漳派车鼓。流传于台湾的漳派车鼓，除具有赵家城大车鼓的特色外，并受到‘马艺’和竹马戏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台湾早期的车鼓戏就是漳属各县竹马戏中的‘弄仔戏’。”刘春曙副教授在他的《闽台车鼓三题》中这样写道：“目前台湾车鼓伴奏的丝竹乐器有小唢呐、笛子、壳仔弦、大广弦、月琴、三弦等和打击乐，都和漳浦大车鼓相同，特别是彰化西线老人会车鼓团所用的大鼓及铜钟（芒钟），和漳浦大车鼓更是如出一辙，台湾车鼓中，表演者所执的钱鼓、四宝及打七响，也与大车鼓同是一般无二。尤其是台湾车鼓《番婆弄》一折中的某些原词与漳浦‘马艺’——竹马灯完全一样。这就充分证明台湾车鼓与漳浦的大车鼓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为追溯闽台文化艺术的源流提供了充实的基础。
  2、“大车鼓”与泉州车鼓。漳派车鼓的活动中心为漳浦县。据专家学者初步调查分析，福建车鼓分泉派、漳派两种，其形式分载歌载舞、只歌不舞、不歌不舞及宗教、习俗等五种。漳、泉车鼓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晋江安海只唱不舞的“车鼓唱”，同安澳头村载歌载舞的“车鼓跳”，保存了扛大鼓及车鼓公、车鼓婆的特色，与大车鼓的基本框架是一致的，从伴奏乐器来看，漳州锦歌与泉州南音中的大拍、四块、小叫等，极其相似，做为同一艺术形式的不同流派，通过民间艺人不断的艺术交往，其表演技艺也必然相互渗透。另则在演唱曲目方面也有很多相同的，如泉州民间小调的《点灯笼》、《桃花搭渡》、《病囝歌》也与竹马戏中的民间小调相符。
  五、结束语
  民间舞蹈做为传统文化艺术，它已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大车鼓”这一古老的宝贵的艺术遗产，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们所关注，台湾学者（台北师范学院黄玲玉讲师一行三人）及省群艺馆刘春曙教授（曾以大陆艺术界名人首批赴台考察）等先后到漳浦对“大车鼓”进行了一番采访考证。
  时代在前进，人类在进步。随着文化艺术及欣赏趣味的提高，“大车鼓″这一历来深受人们喜爱的民间舞蹈，应重在“出新”，以适应新形势，为新的意识所接受，更好地体现党的“二为”文艺方针。经过加工、修改，可成为今天舞台上、广场上的新作品。“我们今天提倡的民间舞蹈是对悠久历史传统的古老的民间舞蹈的继承和发展，对旧的形式加以改造，赋予民间舞以新的生命，是我们每一个舞蹈家的责任。”（引吴晓邦《谈中国民间舞蹈的古今同异》原话）。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不断的深入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群众文化活动也相应得到普遍性的提高。如何将新的时代精神注入传统的文化活动之中，使群众性、民俗性的文化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不断发展，从而使其增强生命力，富有新的时代气息。民间舞蹈的推新出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亟待我们去研究，去实践，使这具有浓郁民间特色、富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大车鼓”登上大舞台，成为一种广场文化，为祖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奉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