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甘蔗节节甜”的祝愿，“菜籽”样的渺茫命运
  漳浦旧俗，婚礼庄重，而对婚姻的实质问题却不讲究，但求“门当户对”和男女当事人生时日月“相合”，而对人品可不求。一般认为，热闹而庄重的婚礼既可讲排场，炫耀家势，又可使婚姻美满，家庭幸福。
  旧俗，从订亲至结婚有六礼：在经过媒妁说合后，先要“求庚”，即男方要求女方开列“生庚”——生时日月，与男的生时日月一起请择日先生推算，认为互不“相冲”后，便择日行“送定”之礼，由男方送给女方首饰之类，女方欣然接受，便算定下这门亲事了，俗称“小定”。第三道程序是“行聘”，由男方送给女方“财礼”（数目由双方议定）和“婚书礼帖”，俗称“大定”。第四道程序是“送袄”，由男方送给女方衣物。第五道程序是“送日”，由男方择定良时吉日，经女方核定与己无碍，便予认可，以后就按择定的吉日迎亲了。
  穷人不一定“六礼”依序进行，也可合并进行，也不一定似富裕人家那样大宴宾客，但备些酒菜请亲朋戚友吃一顿不能免，让新娘坐花轿不能免，食“合婚圆”不能免（用糯米磨成粉，搓成团，加红糖煮之，取“团圆”之义）。
  男女双方都希望婚姻美满，从美好的祝愿出发，产生一些婚俗：康熙《漳浦县志》记载：“浦人行聘，常礼之外，必用栳叶，槟榔以当果蔬。二物非浦产，浦人用之似无所谓，或曰：栳取偕老，槟榔取与郎相敬如宾。”
  女方但凭“媒妁之言”便将女儿嫁出去，认为“女儿菜籽命”，即是把女儿看成“菜籽”一样，撒出去是落在沃土是还是脊地上，能否得到恰当的阳光雨露，以后的荣枯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但父母对嫁出去的女儿总是放心不下，思念女儿初入别人家，能否得到公婆疼爱，夫妻是否和谐，所以在女儿出嫁后的第二天便要叫新娘的弟弟到男家去看看，成为风俗，称为“舅爷探房”。第三天，新娘走出新房，在厅堂上拜见公婆及长辈，并与小辈答礼，叫做“三日出厅”。第四天，新郎要陪新娘回娘家去安慰双亲及家人的思念。大都在第三日就行这回娘家之礼，叫做“三日回礼”，也叫做“做三日客”，当天就回婆家，娘家要备好两根连头带尾的甘蔗，用红纱绳扎在一起，让新娘带回婆家，竖放在新房门边，祝愿新婚夫妻似甘蔗从头到尾节节甜。
  在嫁娶当中还有一些出于美好祝愿的风俗，如：迎亲时，男方应送一枝榕（漳浦叫“松”）到女家，女家则报以一株带根的竹，取茂松，竹苞，子孙兴旺之意。新娘的赔嫁物当中，有用竹笼装着的小鸡、小猪、称“带路鸡”、“带路猪”，祝愿男家六畜兴旺。
  总之，男女两家都希望婚姻美满，家庭幸福。但新郎、新娘两人在有美好希望的同时，不无迷茫之感，因为他俩素不相识，未知能否和睦相处，白头偕老。男方还比较不要紧，因为在男权社会，男的可以抛弃妻子另找新欢，而女的却只有受欺侮的份儿，没有其他出路。
  在一些乡村，闺女出阁有“哭嫁”之俗。那不是放声嚎啕，而是喁喁低吟，如泣如诉。词句大都是致谢父母养育之恩，以及表达离别的衷情，并为前途茫茫而饮泣，因为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丈夫的长相、性情、品质、以及家庭状况，公婆的性格，大伯、小叔、小姑、妯娌的为人等，都与自己有切身关系，而这些情况都无从了解。
  虚荣的“儒人”头戴凤冠
  漳浦旧俗，新娘着红袄，头戴凤冠。这种风俗别处也有，但对其来历的传说不同。漳浦传说，是杨太后对漳浦妇入“尽赐儒人”之故：南宋国都临安府即杭州，德佑元年即公元1275年被元兵占领，恭帝随谢太皇太后投降，被挟北去。皇子赵逃至福州称帝（即端宗），她的生母杨淑妃被尊为太后，在元兵追击下南逃广东，经过漳浦时，一日无聊，要召见妇女坐谈，大臣奏说，太后不可接见无爵的妇女，杨太后乃下旨：尽赐儒人。因此，漳浦妇女结婚时身穿红祆，头戴凤冠，一如朝廷命妇。妇女死时，可以在神牌和墓碑上冠“例赠儒人”头衔。
  漳浦旧婚俗，家境比较好的人家，女儿出嫁讲排场，嫁妆丰厚。男方更讲排场，迎娶新娘，要用一双宫灯前导，有的提灯人还要坐轿。康熙《漳浦县志》记载这风俗来历：明朝探花（进士第三名）林士章在朝为官，夫人郑氏随住京城，一次太后召见，坐谈至深夜，太后命太监持宫灯送她回家。漳浦既先有“妇女尽赐儒人”之说，就又援引林探花夫人的殊荣，以宫灯为前导迎娶新娘，在婚礼上，还将那一对宫灯高挂在堂前，婚后仍保持下来。
  这完全是一种虚荣的排场。实际上，一般女人婚后不但不能享受“儒人”的待遇。反而要被处于受公婆管束，还要受丈夫奴役的地位。
  出嫁后，才逐渐熟悉新的环境，但能与一家人和睦相处的毕竟只是少数。妇女大都要经过长年忍气吞声，等到“新妇”成为“大家”（大家即婆婆）才算熬出了头，那还要看丈夫是否和睦相待。
  新婚穿白衣
  旧婚俗，新婚时，新郎新娘虽然外面穿礼服（男着长衫，有的还要外加“马挂”；女穿红袄、红裙），就是没有这种礼服的穷人也要穿一套比平时服装好一些的新衣，但贴身内衣一律白色。这风俗的由来，有人说是：唐朝派兵入闽，填补了闽地本来稀少的人口，故称“唐补人”，当地少数民族妇女嫁“唐补人”为妻，生儿育女，故称“唐母”，以后“唐补人”讹音为“查埔人”，“唐母”讹音为“查母”，成为男女性别的名称。（又一说，泉州、潮州称女人为“诸娘”，是因为自浙南、福建至粤东原为闽越国，国王无诸，后其民被汉武帝内迁，遗下的妇女与汉人结婚，故称“诸娘”）。中原朝廷征服割据一方的少数民族首领，有一番征战过程，在作战中丧失丈夫的少数民族妇女，嫁“唐补人”为妻，结婚喜庆之日不忘失去原夫之痛，故外着红妆，内着白衣，此俗遗传下来。此说不通，因为穿白内衣不单是新娘，新郎也要穿。按中原、北方都有此俗来说，应是汉族本来已有此俗，随着中原移民入闽而将此俗带到闽地。这种新婚白内衣要一直保存到死时装殓入棺，所以，穿白内衣的婚俗应理解为：祝愿白头偕老之意。
  “做外家”的利弊
  漳浦有尊重妇女“外家”（娘家）的习惯。结婚时，要将舅父的贺联挂在厅堂的正中，喜筵上要请舅父坐首位，一只全鸡已切成一块块，还要装成原鸡的模样，头、尾、双翅、双脚依活鸡位置摆设在盘上，一点不能含糊，鸡头应朝向首位，由坐首位的舅父先举箸动一下鸡头，说一声“请”，然后才能一齐动箸，开怀畅饮。已经殁了舅父的，由他儿子代表，如果没有亲舅父和亲表兄弟，可由堂亲舅或其子代替。要是舅父或其代表人没有入席，不能开宴。否则，也许会招来一场捣乱。婚事是这样，丧事更马虎不得。母亲死时，入殓后要请“外家”的长辈（如舅父等）来“封钉”（已经殁了长辈的、请表兄弟等小辈代表），也是视现存的外戚情况，无亲舅亲表兄弟的由堂亲代替。“封钉”即是在装入尸体盖上棺盖的棺材四角钉上铁钉，虽然一般只是象征性地先举斧头在棺钉上轻敲一下，实际由“土工”（职业殓葬工人）完成钉封任务，但没有经过这象征性的手续不能出殡，否则，“外家”有权掘墓开棺验尸，看看是否正常死亡。丧家当然不愿有这种极不偷快的事发生，所以无论如何要待请到“外家”前来“封钉”然后才敢出殡，如果“外家”蓄意刁难，也只得忍气吞声，百般奉承，求得宽容。
  有人将这种尊重“外家”的风俗习惯说成是“女权社会的遗留”，其实恰恰相反，那是由于男权社会妇女受虐待，被迫害致死事件层出不穷，由于当时政府不能维护妇女人身安全合法权益，“外家”不得不出面干涉男家对妇女的迫害，尤其是人命事件更不能轻易放过，才形成“做外家”的风俗。
  但也有“外家”不顾姻亲情谊，乘机勒索，无理取闹，使丧家悲中加忧。
  “做外家”的风俗发展到：有的妇女因打鸡骂狗细故发生纠纷，双方各回“外家”哭诉，“外家”亲族误信夸大的说词，认为不替她伸张正义是“外家”的耻辱，便大兴问罪之师，纠合堂亲到男家“做外家”，有的甚至因此酿成械斗。
  此风盛行于旧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尚有遗留。甚至在推行法制的八十年代仍有发生。仅举一例：六鳌乡林淡与蔡浮花是同住在一座屋中的两家妇女，为家禽家畜细故，由吵嘴至相揪。林淡的父亲林江法去看望女儿后，回家夸大情节，向堂亲谎报，当晚纠集7～8人到女儿家“做外家”，打伤了没有参加打架的蔡浮花之子林大古。林大古睡到林淡床上，说要“死给林淡埋”，林淡一家人避居别处，不理林大古，林大古撕破林淡的棉被衣物，林淡一家人还是不理，林大古就持刀到车站、路口，扬言要杀死林淡全家。林淡的丈夫林万香向深土法庭申诉，法庭调查清楚案情，责令林江法赔偿林大古的全部医药费用，纠纷才告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