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浦先贤、宋著名太学生高登（1104—1159年）字彦先号东溪，他的一生是爱国抗敌与卖国投降、是廉正刚直与奸佞邪恶斗争的一生。
  高登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北方的女真族建金后不久，消灭了辽国，撕毁宋金盟约，分兵数路，渡过黄河，占据华北广袤宋土。北宋最高统治者徽宗、钦宗和南宋的高宗，对外执行的是辱国乞和的路线；对内施行横征暴敛，不惜动用重兵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暴政。一些爱国反投降的文官武将，不断遭受主和派权贵和奸佞的打击、迫害。二十岁的高登，就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入太学、进身仕途。
  高登出生在漳浦杜浔乡宅兜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十一岁时父亲病逝，依靠寡母辛勤劳动供给求学。因此，他对劳动人民感情特别浓厚。在汴京太学时，目睹敌寇直逼京城的猖獗情况，因而对外敌和卖国贼特别痛恨。靖康元年十二月，也就是他被摒斥还乡的前夕，他曾联合几名太学生上书控诉蔡京、童贯、王黼、粱师成、李彦、朱勔等人祸国殃民的罪行，请诛六大权臣以谢天下。
  靖康二年二月上旬，高登又联合陈东等太学好友，伏阙上书，请求恢夏爱国将领种师道和李纲的兵权，力陈割地赔款乞和的害处，冀望钦宗“内修政事，外攘夷狄”。高登等太学生这次行动震撼了京畿，数十万军民聚集宣德门声援他们。钦宗迫于形势，恢复种、李兵权。在宣德门事件中，开封府尹王时雍率数万铁骑包围了军民，高登等面对屠刀颜不改色。
  高登于靖康二年二月十六日起，连续给钦宗上了五道奏书，鲜明、突出地表现其忧国忧民和疾恶如仇的崇高思想。他举古论今，旁征博引阐述宰辅、谏官须让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并揭发权势显赫的吴敏、李邦彦、张邦昌等人在徽宗时代的政府中“引小人而加膝，挤君子于深渊，纲纪紊乱，民庶愁怨。”在二月廿二日的奏书中，再次揭发这伙卖国奸臣，“见李邦彦，张邦昌事太上皇不能有所纠拂，窃禄周身，怀奸误国，陷陛下于有过，致边陲来敌国之师。”“金人入寇，犯我都城，陛下移敏枢密，意望吐奇划策，扫殄羌戎，而敏乃惕惕惊惶救死不暇，阿附邦彦、李税等议以讲和，赂以民庶之金帛，啖以祖宗之土地，幸目下之小休，忽后时之巨祸。”高登力驳钦宗赞赏吴敏有鉴别朝臣优劣的能力：“陛下若谓敏智明足以烛臧否，而以为相臣，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敏知李纲之忠正、邦彦之奸邪而力为之、助之。士庶伏阙上书，敏又诬以为起变乱之祸。敏知智不应欺君如此！”高登一针见血指出皇帝与权臣之特殊关系，“臣知陛下非谓敏有此功能，特以策立之事，故不忘之耳”。“自古恃策立之功以贻国祸者不可胜数，必欲鉴于不远即蔡京是，已以定策功臣诖误上皇以致今日。”“且陛下之于敏，敏之于邦彦，各以私意相为朋党，臣知非宗社之福，”“君臣之间，朋党之风一行，君子何所容其身。直方何所伸其喙、亿兆何所诉其冤？”他忠告皇帝，现在“邦彦、邦昌、敏等，陛下付以钧衡，使之升黜人才，则他日援引而进者亦皆此徒也。”他指出，“锐意治道必能任用君子黜退小人，修举政事，抚绥黎庶，虽无三关犹可治也。”他还提出，“广地不若广德，强兵不若强民。”
  徽宗赵佶，是个骄奢荒淫，生活极端糜烂，政治上又是腐败无能之人。宣和七年（1125年），徽宗虽然降诏罪己，禅位给儿子钦宗，但他的一批近臣仍留在钦宗身边，成为新朝的决策辅臣。因此，“乞和”依然是钦宗的政治总路线。高登在三月廿二日奏书中说，“臣闻夫人子之孝，只施于其亲，而天子之孝，心存乎天下。”“承颜顺志，不敢以丝毫拂其意，此世俗之所谓孝子。若此天子为之，则其忘天下也。”“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陛下不当糜糜顺从。”“万一陛下果有此意，而上皇太后未能息心，臣巩祸稔萧墙，奸生帏幄，殆非宗庙社稷之福也。”他还说，“自古圣帝明王不以无过为能，而以改过为美。”“陛下恶人议己而自谓文过遂非之辞而不使人言之，臣巩毁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二、三年后复生一秦也。”
  高登对农民起义看法也是客观的，认为是官迫民变的结果。在三月初一日的奏书中指出，“太上皇朝，此曹（指吴敏、李邦彦、张邦昌等人）皆列侍从，不能有所纠拂，逢君之恶结怨天下，故睦贼（睦州方腊）特匹夫耳，奋臂一呼，从者万数，闾阎细民有尊之为方佛者、有尊之为方圣人者，则其民心之离可知矣。”徽、钦时代，京东、京西、河南、河北各地农民起义军势如燎原之火，较著名的山东的贾进、张万仙和淮南的宋江等都是拥十数万之众。这些起义军是在朝政腐败下，被“逼上梁山”的，但也是统治阶级最痛恨的。高登敢于把人心背向“海寇”心声，直言上书，没有一颗赤诚爱民之心是没有这种勇气的。
  高登不但在太学时代就具有这种崇高气节，在南宋偏安时代，他看到朝廷无视山河的破碎、“靖康”的耻辱，依然执行着丧权乞和的投降路线，更是义愤填膺。
  绍兴二年，福建大饥荒，盗贼遍地，官兵横行，民不聊生。高登在家乡漳浦给高宗写了十条修内政、御外敌的奏书，“极意尽言，无所顾避”。不久，高登被派往广西任富川主簿，同时受广西按察使董棻的委任为贺州学官的学官并担任桂林六郡的司法工作。一上任就跟贺州府守据理力争，讨回已变卖掉的学田，充实了经费，迅速发展了当地教育事业。在司法工作中，顶住了桂林府包庇杀人犯的循私枉法事。由于他勤政廉明，任满离开富川时，父老知他家境十分清贫，不留名姓馈赠五十万钱。他坚持不受，把这批赠款托刘府守购买书籍送给学官。他的《辞馈金》一诗记述这一高尚行动：“……嗟我官卑志未伸，于人何德人称好。腾牒当途愿丐留，馈赆交驰杂金宝，天涯百指携空囊，号寒啼饥日相恼，可取无取未伤廉，每念易污惟皓皓，不如买书惠泮宫，资助贤侯采芹藻……”
  高登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时时处处表现在自己的言行上。他离开富川回乡途经广东新兴时，接受广东转运使连南夫的委托，担任救灾赈饥的艰务。他开官仓、劝大户，发票贷粮，废寝忘餐，一丝不苟地工作，从而使数以万计的灾民免成饿殍。第二年，他被调都政堂。一到京，立即给高宗上万言疏和《蔽主》、《蟊国》、《害民》等上下六篇时议，批评了当时朝中弊政，为此得罪了秦桧。后来，高登被派到广西古县当县令。历史记载他在任中两件受人赞扬的事：一是惩办了宰相秦桧的宗亲、土豪劣绅秦琥；二是顶住了广西经略使兼静江府守胡舜陟为秦桧父亲建祠的指示。为此两事，高登受到打击迫害。胡舜陟诬高判错琥案，令投狱查办。高入狱前在京，有位在礼部任职的朋友劝他说：“丞相曾云识君于太学，能一见终身事无忧，上书徒尔也！”高答道：“某知君父而已。”后因胡舜陟犯案瘐死狱中，高才被释出静江府狱，返乡途经广东惠阳，接受广漕司郑鬲、粤东转运判官赵不弃的劝说，留在归善县代理县令。是年秋闱，他应潮阳院之请，为考生出考题，“摘经史要语命题，论直言不闻深可畏，策闽浙水灾所由皆属意时事。”在潮阳的桧党驰报此事，泰桧十分愤恨，把他除名，遣谪广西容州编管。
  高登在困境中，仍积极办教育，“穷隅闻登至，执经相从者数百人。登为讲明大学中庸之道。”除授徒讲学外，对国事仍十分关心，“闻朝政小失则悲蹙不乐，大失则恸哭随之。”绍兴廿九年（1159）秋病逝于容州寓所。
  绍熙二（公元1191）年七月，光宗皇帝下诏：“故容州编管人高登，追复原官，仍赠承务郎。”
  古漳浦世代相传以拥有“忠孝廉节”四大美德为荣。“忠孝廉节”各有其代表人物，“孝”的代表人物就是高登。从高登的思想、气节、官行看，他的孝并非一般“自托于闾里亲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承颜顺意，不敢以丝毫拂其意”的世俗孝子，而是一位能牺牲小我去尽民族国家大孝的杰出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