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浦在唐朝初建县的时候列为“中下”等级，是末等的（唐朝与宋朝的县制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到宋朝列为“望”，已经升为第三等，也就是除京畿以外的头等，因为京师所在地方才为“赤”县，京师附近才为“畿”县，其余按照人口与经济情况而定。到元朝的时候，漳浦以不上一万户列为下县。而到明朝初年，漳浦人口增长很快，一跃而为“上”县（明朝县制分上、中、下三等）。虽然在元朝至治（公元1321至1328）年间，漳浦的地域已划出西路一部份地方合龙溪及龙岩两县的一部份地方建立南胜县（后改名南靖县），而明初的人口还是比未划出西路一部份地域时的宋、元两朝多出许多。元朝无户口统计资料可考，只知道不上一万户。而明朝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漳浦的户口为一万五千三百五十六户，比元朝的户数多百分之五十以上。人口为九万八千九百九十九口，比南宋嘉定年间的五万二千一百六十三口也几乎要多一倍。明朝人口增长这么快，一个原因是南宋败亡时的一些遗臣兵将居留在这里，经过元朝将近一百年时间里的默默传衍，到明朝开国后，这些人口便暴发开来，情况如上一节所述，而大部份还是由于这里生活容易而由别处迁来。本县各乡有许多族谱记载他们祖先是明朝来漳浦定
  居的。（宋朝户口有人认为只计男丁，不计女口及老幼，所以一户平均只有一口多，如漳浦四万三千三百八十三户，才五万二千一百六十三口；但有人认为宋朝户数繁多是由于王安石变法后，以“丁”也就是劳动力对他本户的经济负担情况来规定差役的轻重，所以父子兄弟各自分户，以独负家庭生计来逃避重差，这是国内外学者有争议的问题）。
  明朝洪武初年，革除弊政，给人民以休养生息，並且注意边防，尤其对于随着造船业的发达而兴起作乱的海盗，主要是倭寇，更加注意防范，在沿海要塞设置一些“卫”，“卫”之下分设“守御千户所”，驻兵设船巡守，所以元朝末年已经很猖獗的倭寇，到这时虽然屡有进犯，却是难以得逞。这一时期社会安定，农业生产大有发展。
  民间文化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成书于明朝的漳浦县旧志有“读书之家无问贫富，每岁首各延师受业，虽乡村数家聚处亦有师”的记载，这是说漳浦乡村有设立私塾的风气，就是小村庄也请先生来教书，不问贫富一般都能上学。这种一个老师就可以设教的乡间私塾确实为农民既耕且读造成条件。这是一种基础教育，如果学习有成绩，考上县学为生员，那不但学习费用有着落，就是生活费用也不用愁了。倒不是政府设有助学金或什么公费生，而是几乎每一个宗族都设有“书田”，供给中秀才以上的学子收租，作为学习及生活费用，俗称“秀才租”，所以人们一踏上县学的阶梯，便可以专心攻读，无生活之虑。虽然也造成一些不再上进的秀才过不劳而获的生活，而对奖励学习，造就人才，是起着很大作用的。有些有志之士还可以到著名的讲学处去求取精深的学问。漳州、漳浦等地在明朝讲学之风很盛，最著名的有黄道周讲学处东皋书舍，即明诚书院。
  由于文化之风已盛，漳浦人才辈出。当然，当时所学习的内容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学习的目的也不同，这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在明朝，每一科（三年一次的全国会试）都有漳浦人中进士，有时一科有六、七人同时及第，总计明朝将近三百年期间，漳浦县志有记载的进士共一百四十五人。其中有清廉著称的林缵振，廉洁勤劳为农民楷模的张若仲，忠贞为国的黄道周、何楷等。他们有许多是著名的学者。还有陈布政和林功懋从广东和广西引进优良的荔枝品种，在家乡大力推广，使漳浦成为荔果之乡，造福后代。在那些进士当中，还有父子（林梓、林宰，林士章、林汝诏）双进士，兄弟（刘庭芥、庭蕙、庭兰）三及第的佳话，还有少年登科第的，如朱天球十八岁，吴宗熹、吴采十九岁，陈垂二十岁中进士等。
  总之，漳浦明初在经济上相当繁荣，后来虽然经过变乱，而形成的文化直到明未还盛行不衰，并影响到清朝初年，同样文化鼎盛。
  在农田水利方面，漳浦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如双溪坝、詹厝坡等，都是明朝首建的，其工程的宏伟和实效，使后人也叹为观止。
  但是，明朝的封建统治每况愈下，到正统年间，随着朝廷政治的日趋腐败，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落。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沙县邓茂七为首的农民起义席卷二十多个州县，群众纷纷起来响应。翌年，加入邓茂七起义队伍的漳州人张福荣等曾率众攻破漳浦县城。以后，由于海防松弛，卫所形同虚设，倭寇以及与倭寇勾结的饶平海寇张琏相继攻破镇海卫，倭寇残踏铜山、悬钟两个守御千户所，扰乱沿海直到内地，官兵防贼无力，扰民有能，“贼梳兵篦”，广大的城乡人民遭受浩劫，生灵涂炭，村舍为墟，田园荒芜。人口显著下降，洪武廿四年的一万五千三百五十六户，九万八千九百九十九口，到一百多年后的弘治十五年，下降为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六户，五万六千三百三十四口，少了四万二千六百六十五口，减少将近一半，这不就很可以说明问题吗？（以后漳浦于嘉靖十一年划四个都成立诏安县，划九个图并龙溪县及同安县的部份地方设海澄县，人口增减无从推算）。当然，减少的人口并不全意味着死亡，大部份还可能是为生存而迁走。
  （倭寇对漳浦的祸患本刊新第三辑已有记述，请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