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国幅员辽阔，所有历史书籍不可能详尽记载全国各地政治、军事、经济、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状况，唯有地方志能补充这个不足。旧时，全国各地省、府、州、县大都有志，是一个庞大的文化遗产，为研究我国历史的重要资料。福建省地方志的现存版本共三百四十多种（据福建省档案局1980年汇总）。
  龙溪地区编纂地方志起自北宋祥符年间的《漳州图经》。至南宋，有淳熙、嘉定、淳祜各年间所编的三种《漳州郡志》。明朝，有正德、嘉靖、万历癸酉、万历癸丑、崇祯戊辰五种《漳州府志》刊本。清朝有康熙、嘉庆、光绪三种府志刊本。可惜宋朝的郡志都已无存。
  漳浦早在东晋就有绥安县之设，隋朝并入龙溪县，到唐朝武后垂拱二年，陈元光奏准在建立漳州的同时设置漳浦县，历史悠久。而在明朝正德以前没有县志，所有山川、田土、风俗、文物载于八闽通志和漳州府志，到底不甚周详。到嘉靖九年，知县周仲才主持编志，由进士林梅（任南京礼部郎中，当时回乡守制）辑合八闽通志和漳州郡志有关漳浦的记载，加上经过稽核的传记和见闻，订讹补缺，加以修纂，分门别类，综核诠次，经过七个月完成《漳浦志》一书，是漳浦县志的最早规模。到万历七年，知县朱廷益主持续修，聘请归休的进士王应显（南京太常寺卿）、朱天球（南京工部尚书）、林偕春（翰林编修）、林绍（山东按察司副使）合力修纂。万历二十三年，知县王猷又聘请陈所立进行一次增补。此后经过朝代更迭，到九十六年后的清朝康熙三十九年，知县陈汝咸才又主持编纂《漳浦县志》，由缙绅林登虎（举人，曾任临汾知县）、林绍祖（进士）及诸生蔡昉、卢维禧、蔡来朋、张方炎、蔡衍鎤、蔡鏊、陈梦林等负责修撰，以陈梦林为主。其中《赋役志》由陈汝咸编写。
  漳浦最早的县志（嘉靖九年刊本）共十二卷，据朱士嘉《综录》载有这一书目，但没有注明收藏单位，连同万历年间的两种刊本，我们现在都已看不到。所能看到的《漳浦县志》都是清康熙三十九年刊本十九卷和康熙四十七年增刊本《续志》二卷加上光绪十一年增刊主《再续志》三卷，卷次蝉联，合为二十二卷。原为木板本，民国七年有同文美记印书局的石印本，民国二十五年朱熙任福建省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漳浦县长时，出铅印本（由漳州古宋印刷馆承印，装钉成四册）。经过十年动乱，本县民间藏书几乎荡然无存，省内外学术单位有多处收藏，而本县较完整的只有县档案馆及文化馆各存一部，远远不能满足各方面索阅的需要。为此，县文化馆就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进行复印供应，使有心研究地方志者得到随时检阅的便利。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漳浦县志》是康熙和光绪年间所编纂的刊本，这里所谈的，是指这种刊本而言，以下简称《县志》。《县志》积累和保存了不少地方文献，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习俗、古迹、人物、灾害等等方面的记载相当丰富，有它的地理性、时代性、资料性、真实性，为探索我县的历史情况和变迁提供研究资料。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糟粕和谬误。
  《县志》虽然有明朝的刊本作根据，而是经过改编的，站在清朝的立场上，删掉了一些旧内容，加进了许多新内容。所以，我们读《县志》，在既不袒明也不袒清的观点上，要鉴别那些是明朝的原有资料，那些是加进去或修改过的内容，才不致理解错误。如明朝和清朝都自称“国朝”，所以，同样是“国初”两字，在照明朝原样一字不改保存下来的林偕春《兵防总论》一文里，“国初”应理解为“明朝初年”，而在《杂志》里的一条：“国初，唐藩称号闽中，邑人由荐辟及从军事显者百数十辈，绯衣黄盖，招摇城市，时人谓之丝瓜花开。”应理解为：“清朝初年，明朝的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称帝，漳浦人没经过科考录取而由地方推荐和以起兵得官的有一百多人，他们着官服，用官员的行仪，招摇在城市里，当时人们讥笑为丝瓜花开（一时纷纷开放而很快就凋谢）”。
  而不论是清是明，都有一个共同的封建立场，都宣扬“忠君爱国”和“子孝妇节”，这就是《县志》要用很大篇幅去表彰节妇烈女和忠臣循吏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他的封建统治。明白这一点，就知道《县志》为什么对坚决抗清而壮烈牺牲的黄道周要赞扬备至，而称郑成功为“郑逆”，称其军队为“海寇”。封建统治者对农民起义尤其尽其诬蔑之能事，称太平军为“发匪”，称双刀会起义为“土匪”。诸如此类，我们在读《县志》时都要加以鉴别。漳浦的一些历史人物是值得称道的，我们效法他们的爱国、廉洁、爱民，而要摒弃他们的封建意识。並且要理解《县志》对一些“名宦”不无隐恶扬善和虚夸溢美之辞。
  主持编修《县志》的陈汝咸是一个破除迷信的知县，他曾经命人捣毁东岳庙的鬼卒塑像，《县志》称赞这一举动，说“识者称快”。陈汝咸还取缔“无为教”，没收庙堂两处，一处改为书院，一处改为育婴堂；他又抵制上级所允准的，外国天主教在漳浦的设教，这在封建时代的官僚中，算是有胆识的罕见人物。虽然如此，《漳浦县志》还是与别的旧史、志一样，将一些神话当作实事记载，因为陈汝咸到底还是一个唯心论者，他还是信神的，只是不滥信，对民众受巫婆神汉所愚弄看不顺眼而已，而对于“祈雨”之类，他是恭亲力行的，《县志》还记载他设坛祈雨的“灵验”。其他参加编修县志的文人，更是摆脱不了“有神论”，因而这《县志》中有一些神仙事迹的记载；在一些“灾祥”的记载中把不能理解的事物归之于“神异”，这是不足怪的。我们珍视那些自然灾害的记录，有一些当时不能理解的事物，现在已经成为可以理解，有的可作为继续研究的资料。
  负责编修《县志》的文人虽然都是一些“名公哲匠”，但当时因受交通、通讯、印刷等条件的限制，学术交流不似现在广泛，对一些细节不能作祥尽的考据，因而有一些模棱不清的记载和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作出一些错误的论断。如卷十九《杂志》“故绥安、兰水二县”条文：“今八都有绥安溪，即县故址也，惟兰水莫知其处。”其实兰水就是现在南靖县，南朝·梁设置，隋朝时与绥安县都并入龙溪县。《县志》用“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对待问题还是好的，个别还有武断造成错误的，如卷一《方域·沿革》篇注有一段文字：“旧志载‘吴永安元年析建安校乡西偏置绥安县，乃建州之绥安’，建州即今建宁也，误。”这是由于只知道漳浦本为绥安，而不知道建宁古时也叫绥安县，以为明朝旧志说错了，其实旧志说的那一个绥安“乃建州之绥安”，就等于说我们这个绥安不是建州之绥安而是另一个绥安。建州即建安郡，三国时为东吴所辖，地域相当于现在福建省的大部份，晋朝时分出晋安郡，建安郡的地域在今闽西北一带。那个属于建安郡的绥安县地域包括现在建宁、泰宁、宁化一带，县治在今建宁城西三里许。而我们这个绥安县属于义安郡（郡治在今揭阳），《县志》也是引据《潮阳志》加以注明的。我们这个绥安县是在“建州之绥安”因犯东晋安帝的“圣讳”于义熙元年改名“绥城县”后才设立的，不存在两县同时同名的问题。（《县志》没有考据出我们这个绥安县设置的具体年代，一说设于义熙九年，但据“犯圣讳”这一情况看来，应在安帝义熙以后）。
  《县志》的绝大部份资料都是有根据的，但对一些远古的事迹也有考订失误之处，也存在一些前后矛盾的记载。民国廿五年翻印时，请本县名儒、前清贡老陈克仁校勘，陈老先生写了一篇《续修漳浦县志随笔》，发表他对《县志》的感想，其中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不如无书”。用现代的语言说，对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要有批评地接受。（陈老先生的《随笔》没有被附印在书后，只以手抄流传，惜已无存）。
  从前编辑地方志的体例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很缺乏科学性，所以初接触的人要检阅一个资料往往很感困难。尤其《赋役志》资料芜杂，没有下一番工夫研究，很难理出头绪。
  我对《县志》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以上所抒只是一点浮浅的感觉，谨提出与读者共同探讨。
  可喜的是现在本县已着手将康熙及光绪版旧志加以标点、断句、注释，准备复印，並进行编纂新县志。不久，一部经过校注的旧县志及一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体例创新、简明易懂的社会主义新县志将出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