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二十年代，漳浦群众称时装话剧为“文明戏”。演的戏虽没什么积极意义，而由于常常运用噱头，插科打诨，引起观众捧腹大笑，所以颇能吸引观众。到三十年代，受进步话剧的影响，在各中小学的游艺会上，除歌、舞剧之外，已开始出现较有水平的话剧，如绥安中学演出熊佛西编剧的《一片爱国心》、漳浦第一中心小学演出教师王一萍自编自导的《难民》、佛昙纯美中学演出据田汉原作《回春之曲》改编的《爱情与爱国》等。但那时漳浦风气闭塞，除天真的小学生外，青少年女子迫于封建舆论，都不愿与男同学同台演出，所以女角大都由男性扮演，由于是课余排练，演技不甚纯熟，化装虽然维妙维肖，却常在舞台上出现粗声阔步的“女郎”。
  抗日的烽火在全国展开以后，各县成立“抗敌后援会”（以下简称抗敌会），漳浦的抗敌会由商会长陈则蔡为主任委员，下设宣传、慰劳、募捐三个工作团。主要是宣传工作团（以下简称宣工团）在活动。第一个成功的演出是根据《回春之曲》改编的话剧《八·一三的炮火》（采用漳州芗潮剧社脚本）。演员如蔡维汉、吴钦玉夫妇，上海人许槎，还有后来去省立音专当教授的叶宝懿等，都是较有艺术水平的。后来，一些失学、失业的闲散青年汇集到宣工团来，大都是团长曹岂凡罗致的。于是，组成一个巡回宣传队，由蔡启东任队长，排练了一些短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傀儡坍台》、《夜之歌》等等，大都由漳州芗潮剧社传来。巡回宣传队除在县城街头和兴教广场台上演出外，大部份时间到全县各乡村巡回演出。虽然插科打诨的作风有时仍然出现，而由于有剧本可循，基本上已摆脱“文明戏”的雏型。宣传队员不拿薪金，演出经费都是商家捐助的。
  后来，国民党发觉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大量涌入各地抗敌会宣工团，有的地方甚至共产党人领导了宣工团，于是，一纸令下，规定各地抗敌会统一由县党部党务指导员（后改称书记长）兼主任委员。从此，漳浦抗敌会便由国民党漳浦党务指导员黄慕周派员接收。这一着，实际上取销了抗敌会，宣工团也就烟消云散了。
  以后，抗日宣传工作由国民党县党部主持。漳浦有志用演剧作为抗日宣传的青年们便组成“抗敌剧团”，表面上属漳浦国民党党部管辖，实际工作是漳州芗潮剧社通过地下党员侯维钟在指导。侯团结了一批爱国青年，提出“为抗日救亡来演戏”的口号。
  一九三七年，我俩在集美高中毕业回到漳浦结婚。不久，厦门沦陷，我们便留在家乡，在武营中心小学当教员，清秀还兼任县妇女会会长。抗敌剧团成立后，启昌被选为团长。这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漳浦也不例外。为此，剧团到处物色导演、演员。妇女会的青年骨干几乎全部参加剧团，从而改变了过去如果妇女会演剧要女扮男装，如果机关团体演戏就得男扮女装的现象。
  当时，我们虽然热心于演戏宣传抗敌，但如何演，演什么，都是门外汉。漳州芗潮剧社给我们送来了《抗敌戏剧》等刊物指导我们搞剧运。剧团用这些杂志当“敲门砖”，从中选演节目，从中学习舞台艺术，包括化装、导具、服装、布景、灯光等等的设计、制作。随着我们舞台经验的积累，演出水平也逐步提高。舞台设备也日趋完善，从仅有一道底幕增添到有边条、天幕、外幕。后来还设计活动的硬景，一具多用布景。当时没有电灯，只用汽灯，台前灯装三面反光盒，灯前装拉绳活动有色玻璃，以区别不同光线。效果方面：设计很多土办法来仿效风、雨、雷、电、枪炮等各种声响。为了增添某个剧情的气氛，还用小乐队配奏。
  当时演的戏，由精悍的，战斗力强的独幕剧，进而演出多幕剧。大型话剧大都只在县城演出，讲普通话。到农村或街头演短剧则讲方言。有时也演歌剧。话剧中有时也插曲，如《回春之曲》的特点便是“话剧加唱”。剧团在开展宣传时，歌曲节目也穿插不少。因此，演员平时还要练习唱歌，清早一起床，“咿咿呀呀”吊嗓子，很有点象专业剧团的样子。
  演戏需要经费，钱主要靠商家捐献。有一次，当局在海上抓走私，没收了五、六百包洋面粉，变卖拨充剧团设备。平时排戏都要到午夜，吃夜宵多是私人掏腰包，启昌是团长，家里有大厅适于排戏，演员来排戏，团长贴点心，好象成了惯例。我们没日没夜排戏演戏，引起父母的不满，一些亲友来家，老人总皱着眉头说：“哼！那个厦门仔起花俏（意即女神经病者），男的也起怣。”但不管他们怎样反对，还是照常演我们的戏。
  抗敌剧团不但在县城演，还特制六只大木箱安放服装、道具，先后到旧镇、六鳌、赤湖、佛昙、霞美、杜浔、石榴、长桥、官浔、松庄等地演出。农村群众还把话剧叫做“文明戏”，比看“子弟戏仔”（现称芗剧）还感兴趣。记得我们在六鳌和英山演出时，突然下大雨，观众屹立原地淋雨，不愿离开。有一次，在东厝演独幕剧《抓汉奸》，有一个观众被汉奸角色激起仇恨，竟忘记是在看戏，拣起脚下一块石头砸向台上，高声大喊：“抓汉奸！”这些说明当时的演出是有一定效果的。
  当时演出的节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抓汉奸》、《三岔路口》、《东北一角》、《晚香玉》、《塞上风云》、《生命之花》等等。
  抗日救亡的戏剧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却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想不到我们苦心排练的《生命之花》在一九四〇年“双十节”演出后，天大的横祸竟降到我们头上了。
  《生命之花》是厦门大学王梦鸥教授编的三幕大型现代话剧。剧情是写一对男女青年从沦陷区逃到国统区，他俩沿途备受凌辱，並看到那些达官贵人、奸商臣贾过着醉生梦死、腐化坠落的生活，心里非常气愤。最后，毅然投入抗日斗争，怒潮中炸掉日寇火车站，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夫妻在这个剧中分别扮演男女主角。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日，导演侯维钟便被有“杀人魔王”称号的国民党军二十师师长钱东亮逮捕。七日，清秀也被捕。十二日，启昌相继被捕。在漳州芝山下钱部的牢房里，军事法官提讯我们：“你们在漳浦如何为‘异党’演文明戏，要从实招来！”法官接着又问：“你们演的炸火车站那出戏叫什么？”我们说：“叫生命之花。”法官狞笑说：“好，那你们就死定了！”我们根本不相信这句话，以为法官老爷是恫吓我们的。不几天，判决书来了，宣布“判处死刑”，我们如坠深渊，演爱国抗日的戏也死罪！我这时全不顾什么读书人的斯文，用最粗野的话大骂他们。但现实总是现实，我们被抛入死牢。一个月过去了，我们没有被处决，却通知准备押送上饶集中营。隔了几个月却转到漳州地方监狱，不久，清秀保外分娩。一年后，启昌获得保外就医。回家后备受父母、兄长责骂。在一次与家人谈话中，才知道家里先后花一万元，免了两人死罪，再花一千多元，免去上饶集中营（当时“法币”还没有大幅度贬值）。同时得悉，在我们被捕后，抗敌剧团即被解散。
  漳浦抗日戏剧运动做出一些成绩，关键是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好形势。当时有些热血满腔的爱国青年，在演剧活动中表现进步。后来，尽管其中有一部份人到国民党政界干事去了，但是当时的进步也是应该肯定的。漳浦的抗敌救亡戏剧运动值得回顾。
  以上所说只是抗战初期漳浦戏剧运动的概况。抗战后期又有一些新的人物出来从事戏剧运动，如陈仲甫等。由于有一段时间启昌出去求学，清秀也出去工作，后来的事他们比较清楚，他们会继续写完那一段经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