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异乡异客，读了漳浦文史资料新第二辑《捉襟见肘的解放前漳浦教育事业》一文，文章末节新旧对比，举出家乡解放后教育突飞猛进的一些具体数字，我仿佛听到历史在前进的有力的脚步声，仿佛看到家乡千百教育工作者为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而辛勤奋斗的闪光身影，……久久激动不已。解放前，我曾混迹漳浦教育界一段时间，因此对当时教育情况略知一二。然而岁月奔驰，一晃已过了三分之一世纪，回忆往事，有的如烟似雾，有的遗忘殆尽。这里凭记忆所及，本着忠实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个原则，就解放前漳浦教育情况，粗线条地提供一些个人的见闻，作为前文的补充。
  漳浦是漳厦大县之一。历代文物鼎盛，人才辈出。及至民国，漳浦兴办新学堂，得风气之先，在闽南地区也可谓一个先进县。二十、三十年代，新学堂的设立如雨后春笋，取代了私塾，培养了人才。可是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地方政局动荡不安，政治更加腐败，民生疾苦不堪，教育作为上层建筑，已整个处在风雨飘摇衰落不振的境地。
  （一）
  1948年，全县十五个乡镇（不包括现在的南浦、古雷），各建立中心国民学校一所。保设国民学校，有的一保办一所，有的两保办一所，有的保“空白”未设学校，儿童上学得爬山涉水，跑几里路到外保去，极不方便。中心国民学校是完全小学。国民学校只办初小班，也有一些办有高小班的完全小学，名称为高级国民学校，如象牙乡的景福、攀龙等村均办高级国民学校。完全小学不称“中心”，原因是省教育厅规定一个乡镇只能有一个“中心”，统一规定这类国民学校冠以“高级”两字，以示区别，事实上两者只有规模大小之分而已。全县中心国民学校15所，国民学校128所，私立逢源小学一所，县立绥安幼儿园一所，总校数145所。规模较大的是绥安、官浔、佛昙、杜浔、旧镇、赤湖等中心学校。全县小学生人数约一万人。乡村国民学校流生现象很严重，通常一所学校有二三十人在上课就挺不错。
  1948年上学期（下学期我到县中当教员了）全县小学教师370多人，其中县给薪水者287人，其余80多人均由各保自筹。中心国民学校经费全部由县供给，高级国民学校经费绝大部分也由县供给。国民学校一部分由县发，一部分由保筹。通常是一长一员，校长县发，教员保筹。漳浦念师范的人较多，在职教师师范生约占30％。普师毕业生大部分是龙溪师范，少数是集美师范、福建师范出来的。简师毕业生是龙溪简师（抗战时内迁南靖改名南靖师范）、云霄简师、漳浦中学附设简师班出来的。根据规定，普师毕业者为完小合格教师、简师毕业者为初小合格教师。此外再加上一部分培训或经教员考试及格的初高中生，大约全县合格教师占总数的40％，其余60％是代用教师。国民党用人重形式上的资历，合格教师与代用教师薪水待遇有区别。教师薪额由县按资核定，学校无权更动。当时整个教师队伍年龄平均在28岁以下，35岁以上的教师占少数。1947年“教师节”，全县只有一位黄荣昌老师亨受退休待遇和四位教龄20年以上的老师。漳浦女子教育较发达，女教师占有相当比例。前几年我回到家乡探亲，会及几位年纪五十开外的老师，现在已都是学校骨干。回想当年初执教鞭，风华正茂，年华似水，鬓映霜染。我紧握着他们沾满粉笔灰的手，内心不禁油然升起无限敬意！
  解放前几年，漳浦“党团”派系斗争激烈，政府软弱无能。县乃至下层当权统治人物为了扩张各自势力，争把一些亲朋戚友塞在学校内滥竽充数，学校人事出现一片混乱现象。中心学校校长本来需派富有办学经验的合格教师充任，但是，佛昙、赤湖两所中心学校校长出缺，凭远在漳州的军统巨头陈达元一纸介绍信，只好委派两个初出校门的高中生接充。类此例子，不胜枚举。1947年，一批“青年军”解散回来，大吵大闹要求分派工作，一伙人提出他们要包办一所中心学校，不得已，只好将梅林高级国校让出，全校教员除当地老教师陈乾元外，全部他调。这批人大都不合教员资历，但也只好委曲求全。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怪事，确是当时的事实。国民学校那些由保自筹经费的教员，有一些保，政府是不管也管不了的。钱由保内摊派，钱在保长手中，保长要安插私人，可奈他何。往往有初中肄业生，高小生也硬塞当教员的情况。保长听到要另派教员去，双手一挥：“要白教，那欢迎；要领钱——”潜台词是“喝水用筷子夹”。每学期都曾发生当地不接受县派教员的情况。个别国民学校也为了人事问题顶撞，拖到半学期还开学不了。
  在旧社会，漳浦一些人称呼小学教师为“挑蚝仔担的”“教学仙啊——”（尾声拉很得长）。这是对教师的歧视和侮辱。认为教师无出息，是知识分子的无能之辈。为何教师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如此低微？这和教师的经济地位分不开。当时教师待遇名义上和公务员一样——月领几十元钱和配买90市斤平价米。学校经费逐月统一由县财政科签发“支付命令书”到银行领款，可县库支绌，有枪有势的机关捷足先登，学校散处乡下，况且位卑人微，往往是几个月还不能兑现。当时国民党钞票直线贬值，待钱到手，一个月薪水还买不上两斗米。那90斤平价米，因统一得向一家“民友”米厂支取“公学粮”米，一年四季尽是发霉的，渗沙的，质量极差，学校大都忍痛将米条让米厂压价收购。县给教师待遇如此，保筹教师情况更是可怜。不少学校钱被保长挪用，拖到寅时卯月成一笔糊涂账了事。当时漳浦小学教师的清苦实难笔墨所能形容。好在教师本土本乡人居多，且多是年青小伙子，较少家庭负担；一些拖家带口的教师，生活的窘困不堪想象。但是绝大多数教师，安贫乐道，不失知识分子本色。
  解决吃饭问题的情况尚如上述，其他教育经费的困难可想而知。诸如校舍维修，课桌椅添置，文体用具……县发的一点点办公费完全解决不了。1946——1948这两年中，县只拨出一笔款为绥安幼稚园添制40张幼儿坐小凳子。全县90％以上校舍是利用祠堂、庙宇。有些乡村祠堂或庙边盖一列护厝，房门放大些，窗户多开些作为教室，这算是上焉者。下焉者通常是一向年代久远的大祠堂，大门口贴一张“××保国民学校”的校牌。踏进“神荼郁垒”的大门往大厅上一望，正中一排结满蛛网的大神位龛，龛上的横梁挂着文魁武魁的牌匾下面，贴一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大字。大厅上排着一二十张残旧的学生桌椅，左边壁上挂一个黑板，黑板上方交叉着一副破旧的旗子，中央贴一张孙中山先生遗象，这样子就是教室，也就是“礼堂”。过水小屋有的学校就隔成一间办公室，排一张八仙桌和两把木交椅。八仙桌上置放着摇铃、粉笔、点名簿。地板上也许有一个干瘪的皮球。……这就是四十年代乡村国民学校的置景图。加上一两位教师和几十个学生在进进出出咿咿啊啊，这就是作育小国民的国民学校。除了“简陋不堪”，还有其它什么词汇足以形容呢！
  县里设有督学三人，乡镇有中心国民学校，但对教学的辅导工作极为松懈。从未举行教学研究会或交流经验的活动，也从未过问教师的进修。对代用教师虽曾举行一二次短期的培训，但因无专职教师系统讲课，收效甚微。为督促加强教学，提高学生程度，每学期也曾举办全县中、高年级国语、算术统一测验，全县分几个考区举行，但考了也就算了。这和培训教师一样，都是“等因奉此”虚应公事而已。
  当时，漳浦还有私塾吗？有，个别地方仍有。国民党严禁私塾，为何还存在私塾呢？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归根结底就在于一些地区学校办不好，得不到信任。1947年秋，杜浔镇附近一个村庄就仍有私塾。我问过当地保长办私塾的因由。他答道：“学校门虽设而常关，校长教员三日走东四日走西，村里人为了让孩子们识些字，学会记猪屎账，只好请塾师来教。”这是实情实话，说得我久久沉思。
  （二）
  再谈中等教育。
  解放前，漳浦有两所初级中学——县立初中和私立纯美初中，一所省立龙溪师范漳浦分校——1948年秋改办私立道周高中。
  县立初中校址在城内射圃。民国十五年（1926）创办。校史可分两个阶段：1936年初级园艺学校停办这十年是第一阶段。1940年秋夏办至1949年秋漳浦解放这九年是第二阶段。我是1935年夏在这里念完初中的，以后又回来在这里当过两年半教员。我的青少年时代前后在射圃校园里度过五年半岁月，至今一些当年老师、老同事、老同学的影子，一些情景仍历历在目。
  第一阶段，创办时校名为漳浦县绥安中学校。首任校长蔡春晖（旧镇人），以后校长为叶嘉隆（长桥人）、陈大道（顺昌县人）、蓝长泽（和坑人）、黄则吾（长桥人）、黄沂浣（长桥人）、陈达元（赤湖人）。因当时政局动荡，人事倾轧至剧，校长更换频繁。我念初中三年，历经四位校长。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了校长，教职员也大批更动。当时每学期学生只一百人左右。一、二年级每班三、四十人，三年级十多人而已。教师也只十多人。校舍仅几间教室和几间祠堂作宿舍和膳厅。校园内空荡荡一大片。1933年原任集美幼师校长的黄则吾回来当校长。郭祖柴夫妇、丘方坤、陈则蔡，黄沂浣等都由集美回来当教师。现在福州画院的名画家沈锡纯就是当时的美术教师。抗日战争前，物价一般稳定，中教薪金高，每月自四五十元至七、八十元不等（银元），教师待遇优厚，教学认真，质量不错。1935年，我们初中毕业班到漳州参加全省毕业会考，平均成绩列漳属各校第三名。1934年，漳浦成为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所在地，专员兼县长朱熙认为漳浦以办园艺学校培养果蔬人才为宜，乃将绥安初中改为初级园艺职业学校。1935年秋委派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的陈达元为校长，办了一年则停办了。（漳浦文史资料第一辑《漳浦大事记》及第二辑《捉襟见肘的漳浦解放前教育事业》两文所载陈达元接任园艺学校校长时间和该校停办时间均错了。）漳浦绥安中学这一阶段共有八届初中毕业生，大约总数在一百人左右。
  第二阶段是1940年至1949年这九年。抗日战争前夕以至抗战后几年，漳浦县城没有一所中学，新办的私立纯美初中僻处佛昙，漳州中学抗战后又都内迁漳平、华安、南靖、长泰等县，漳浦学生要念中学得跑几百里路到内地去，极为不便，1940年抗战局势较为稳定，地方人士倡议复办县立初中。县中校舍自停办后沦为国民党兵营四年，陈则蔡出任校长后，筚路蓝缕、是花了一番力气。我1942年秋至1943年夏在这里当一年代用教员，那时只开初中六班，学生二百多人。及至1945年秋我再度来当教员时，初中十多个班级（附设简师班已停办），学生骤增至五、六百人，教师近三十人，阵容颇强。在我的记忆中，解放前三、四年间，当时同事多是本县籍，外地人也不少。陈则蔡以中学校长，师生遍布全县，一跃成为社会上头面人物，最后当上漳浦县参议会副议长、议长。议长兼校长，相辅相成，成为左右漳浦风云的一个巨头。到了1947年，国民党规定公立学校校长不得兼任参议员，陈则蔡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才将校长让给教务主任黄沂浣接任。黄沂浣和陈则蔡是上海大夏大学老同学，也是集美幼师和县中的同事老搭挡，黄沂浣当了一年半校长，萧规曹随而已，最后一任校长是蔡启昌，他毕业于福建农学院，只一年漳浦就解放了。这九年中前后有初中毕业生七届约500人，附设简师班约80人。这些学生当年都是十多岁的青少年，现在都在五十岁左右，除在本县者外，在省内外工作者也不少。前年我在上海巧遇一位当时的学生，他现在是一位科学家。乡音无改，娓娓话旧，彼此心中都荡漾着一股怀乡的激情。
  纯美初级中学系印尼华侨杨纯美先生创办，校址设在他的家乡佛昙。1946年我曾去过一次，当时校长为李克柔，学生200多人，大都来自佛昙、前亭、湖西、赤湖等地。因是私立中学，直接受省教育厅管辖，教员也由校董会自聘。我了解情况少。
  龙师漳浦分校办于1945年秋，首任主任为叶士俭（长桥人、厦大毕业），校舍利用城内文庙旧址修建，经费由省立龙师拨给，办普师三班。开办后，龙师总校则决定第二年不招分校的新生，维持到这一届学生毕业为止，叶士俭认为无奔头，第二年则辞职他就。改派丘寅宾（杜浔人，福建师专毕业）接任。1948年夏学生毕业后改为漳浦私立道周高中。系为纪念漳浦先贤黄道周而设。1947年成立校董会进行筹备工作，但以无固定基金来源，省教育厅始终未批准立案。校长人选本来伪县长郑有泰举荐蔡清溪（霞昙人、广西大学毕业）担任，但陈秀夔以县党部副书记长、协和大学毕业的势头和资格出来角逐，最后陈秀夔当上校长，但办了一年漳浦解放也就停办了。这在漳浦教育史上可谓昙花一现的一页。
  （三）
  现在五、六十岁的漳浦旧知识分子，许多不是在漳浦受中等教育的。早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漳浦就有一大批学生到漳州、厦门、泉州、集美甚至福州、上海念中学。以后漳浦有了县中和纯美中学，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到外地念中学。为何在当时交通不便治安不靖的情况下要跋涉外地求学呢？原因很多，主要是下述几点：一是有子女到外地念书，家庭有光彩，子女也喜欢到城市开眼界长见识；二是不信仰本县的中学，所谓“近庙欺神”，认为外地学校办得较好，家长望子成龙，认为将来进一步深造较有把握；三是漳浦无高中，连初中也停办了一段时问；四是解放前漳浦基督教徒子女念书的多，喜欢到外地念教会办的中学（如漳州寻源、进德、泉州培元）。因此，象过“番”一样，旧客带新客，相率成风。每逢开学时节，九龙岭顶，白水营渡头，漳浦男女学生络绎不绝。解放前夕，一批在漳州、集美念书的漳浦学生觉悟较高，参加了革命，进入闽中、闽西南游击区。现在这些同志都散处各地工作，大都是领导骨干。
  漳浦自办新学堂以至解放止，这几十年间共有多少小学毕业生，这无从统计。有多少初中以上毕业生（包括高中、，职业学校、大学生、留学生），据我1948年一个粗略的统计，全县1300多人，其中大专毕业生共70多人，这与全县当时二十多万人口相比较，是一个何等可怜的数字！这些旧知识分子除已作古者外，现在都散居祖国各地，就其所学尽其余生，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一己的贡献。远居台湾、港澳、东南亚乃至欧美者也不少。顺此寄语海外识与不相识的老前辈、老同事、老同学，回来看看家乡“旧貌变新颜”的巨大变化吧！今天，金岗山更青更绿，旧镇港更蓝更碧…………。
  八二年二月于漳州
  （本文作者于1947至48年任本县教育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