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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浦县参议会的演变和内幕
  林占雄
  抗日战争将近结束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为掩饰法西斯统治的实质，以“民主”欺骗人民，並藉以讨好喜欢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主子，开始玩弄“还政于民”的政治把戏。说要在抗日胜利后一年结束“训政”，实行“宪法”，准备成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省市县“参议会”。1942年7月，国民党中央政府公布县参议会组织规程。1943年3月，伪福建省政府把一些经过“公务人员训练所区政班”训练毕业，原任区长，区撤销改设乡（镇）以后调入县政府为指导员，实际是闲职的人员派充各县临时参议会秘书，以专职协助县政府筹备成立县参议会。派充漳浦县临时参议会秘书的，是本县人林占雄。不久，改派原三青团漳浦区队联合办事处副主任陈秀夔接任。1944年元月，伪省政府派本县赤湖人陈及锋为漳浦县“临时参议会”议长。陈及锋当时任集友银行漳州分行经理，无意卷入政治旋涡，没有回漳浦任职，后改派赤湖南峰人陈志谟充任，並以佛昙人杨拔萃为副议长。四月，漳浦县“临时参议会”宣告成立。
  县“临时参议会”的正副议长、参议员都由省政府遴选派充，而省政府是根据县政府推荐，那时漳浦县长黄明日是“复兴派”人物，对漳浦的政务，一向听从于作为军统“南站”头子的本县人陈达元，因而本县正副议长、参议员的人选大都是陈达元内定的，属于“复兴派”或接近“复兴派”的人物。反对派“C·C”方面虽然在省里有强有力的人物，经过向省政府交涉，也只得到寥寥数席，作为点缀而已。临时参议员姓名及其政治背景如下：议长陈志谟（福建省区政班毕业，曾任龙溪县石码区区长、漳平县县长），副议长杨拔萃（福建学院毕业、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毕业，曾任漳州闽南新报副社长，在任漳浦副议长的同时，为三青团漳浦分团筹备处主任）。以下参议员也是“复兴派”人物：柯汉扬（国民党漳漳县执委，党部秘书）、陈则蔡（县立初中校长）、王茂槐（旧镇镇）、陈达泗（浯江乡）、陈盛有（赤湖乡）、洪筱园（挂在白石乡，实为杜浔人）、李茂盛（屿头乡）、黄沧海（长横乡，注：长桥、横口等联保并为长横乡）、郑云片（松庄乡）、魏乃构（金塘乡）、杨慎徽（佛昙镇）、林瑞琦（霞美乡）、卢泗四道（杜浔镇）、王孔问（官浔镇）、许今文（石梅乡，注：石榴坂与梅林合为石梅实验乡）、陈雨苗（商会）、徐晓峰（工会）、丘德修（农会）、林辉煌（农会）、王茂泉（渔会）。以下为“C·C”：叶英（原名致和，厦大毕业，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漳州特派员，为漳浦C·C派首领）、杨炯民（佛昙人）、蔡汉忠（前江乡，注：前亭与江口等联保并为前江乡）、陈流芳（盘陀乡）、林良璧（涂楼乡）、吴家钦（象牙乡）、郭泽龙（教育会）。以下派系不明确：林成章（自由职业）、林济泰（六鳌乡）、蓝渠成（湖西乡）、陈厚道（马坪乡）、叶逢寅（绥安镇人，曾任荷兰国立莱丁大学汉文教授）。
  翌年，通过“选举”，正式成立县“参议会”，那时，三十乡（镇）已并为十五乡镇，因此，“代表”区域的参议员减少一半，一些既不属于区域，也没能安插入“团体”的参议员也取销，名单如下：绥安镇陈则蔡、旧镇镇王茂槐、金塘乡魏乃构、浯江乡翁必达（猪母）、六鳌乡郑翼飞、赤湖乡陈盛有、佛昙镇杨拔萃、前坪乡（前江与马坪二乡合并为前坪乡）陈茂林、霞美乡林瑞琦杜浔镇芦泗四道、涂楼乡林良璧、象牙乡许今文、长横乡黄沧海、官浔镇王孔问、农会丘德修、林辉煌、工会徐晓峰、商会陈雨苗、渔会王茂泉、教育会郭泽龙。这些参议员，除涂楼乡林良璧、教育会郭泽龙二人为“C·C”份子外，其余都是“复兴派”人物。
  这些参议员有的“代表”区域，都是在当地有封建势力的；有的代表“人民团体”（就是国民党所组织的职业团体），其实，代表工会的不是工人，代表农会的不是农民，代表渔会的不是渔民，他们是国民党县党部安置在“人民团体”的绅士。本县的“人民团体”除教育会外，全掌握在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许元瑜手里，因而“代表”各“人民团体”的参议员也大都依附于许元瑜，因为许元瑜是陈达元安置在漳浦的干将，在漳浦还未成立县参议会和三青团分团部以前，唯一能左右漳浦政治的，只有国民党县党部，连三青团漳浦区队联合办事处也由许元瑜兼主任，陈秀夔为副主任，仍受许元瑜节制。可以不听许元瑜命令的复兴派人物只有陈则蔡，但他在许元瑜铁腕之下，使不开手脚，只能保住县立初级中学校长职务而已。“C·C”方面则是力量单薄，远非许元瑜对手。许元瑜既掌握着参议员的大多数，县参议会中虽没有他的名字，而实际上，他是一个“幕后议长”。
  但是，这並不意味着许元瑜可以继续把持漳浦政局。自从成立了县“临时参议会”，几乎同时，又成立了三青团漳浦分团部，许元瑜独霸漳浦的局面便被打破了。因为按照国民党“还政于民”的政治把戏，党权已经不可以名正言顺地“高于一切”，而按照“自治法规”，御用工具“县参议会”具有左右县行政的地位。许元瑜虽能在会议中操纵于一时，而在休会期间，一切事务由议长处理。三青团虽属于国民党，但把持三青团的陈诚只服从于蒋介石，而不服从中央党部控制，因而在地方上，三青团不受地方党部管辖，在全国各地，都是党、团对立，双方头子为争权夺利而纠纷不息，幸而漳浦的党与团同属于“复兴派”势力，过去都由许元瑜把持，所以没有发生这种“水牛相触踏死泥鳅”牵累百姓的事件。自从三青团漳浦区队联合办事处升级为分团部，许元瑜不能再兼管团，漳浦分团筹备处主任杨拔萃既与许元瑜同是陈达元手下平起平坐的干将，在县里的职务本已差不多，陈志谟辞去议长职务到“华安班”任职后，杨拔萃又兼得了县参议会正议长职务，比起许元瑜来，地位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巨头並立，形成同派中的两个派系。不久，许元瑜肺痨病已到末期，不能继续施展勾心斗角的伎俩。人们一向厌恶他的奸险毒辣，只是迫于时势，不得不仰他鼻息。新起的人物杨拔萃比起许元瑜来，要诚实得多。兼之，许的旧部意识到许氏末日将临，一些依炎附势的，便改去依附杨拔萃。本来受许元瑜压制的陈则蔡，那时也乘机扩展势力，成为副议长，开始活跃起来。及至许元瑜死后，他的原有人马便明显发生分化，一部份依附于杨拔萃，一部份依附于柯汉扬，在参议员中，也是这样。
  柯汉扬属于后辈，原任国民党漳浦县党部秘书，选为执委，在许元瑜病重不能视事的时候，得到省党部委为“代理书记长”，並没有通过陈达元。他尽可能将许元瑜的原班人马拉到自己一边。许元瑜死后，他正式接任书记长。（按国民党党章规定，书记长在执行委员中由省党部指定一人担任，其他委员都不可能比他更得到优先任用）。在县参议会选举省参议员时，陈达元圈定选举老干将陈雨苗，而没有注意到这个崭露头角的后起人物，以为有杨拔萃的张罗，必稳操胜算。不意柯汉扬联合了不受杨拔萃控制的所有县参议员，使自己当选为省参议员。陈达元这才感到这个不上三十岁的人在本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忤逆了他的决定，也只好顺水推舟，不但不加打击，而且特意拢络。因为，如果加以打击，本来与他渊源不深的柯汉扬便有跑到对立面去的可能，那样，漳浦的局面便不是陈达元所能控制了；加以拢络，则漳浦还是“陈家天下”。果然，柯汉扬后来为陈达元立了一功，那是陈达元竞选“监委”，监委由省参议员选举，那时柯汉扬已在省参议会当选为驻会委员，他极力为陈达元活动，使陈顺利当选，柯汉扬在陈达元的心目中，就比老干将杨拔萃更有地位了。从此，漳浦复兴派分化成为杨拔萃、柯汉扬、陈则蔡三派，C·C方面从中投机取巧，助一派，打一派。陈达元为稳住漳浦势力，特地由台湾“闽台监察使署”跑回漳浦调解。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只好任其发展。
  以后“复兴派”三方加上“C·C”派一共四方，紧锣密鼓，为下一届参议员、乡（镇）长、乡（镇）代表会主席、乡（镇）民代表、保长的竞选而不择手段地活动、拉拢、收买、威胁、械斗、流血，“选举”惨剧不断发生。关于参议员的选举，按规定任期二年，到期改选，四方正摩拳擦掌，准备作第二次较量，而国民党随着淮海战役的失败，他的统治已日薄西山，共产党的游击队已经威逼国民党后方，反动政府鉴于经不起再来一次“竞选”动乱，因而通知：“暂不改选第二届参议员”。
  国民党覆灭前夕，作垂死挣扎，已把“民主”外衣扔掉，而以军人主宰政治。县政府只听从于军队，“县参议会”已没有说话的余地，而只能成为帮助县政府办理军差的机构，以县参议会为主体的“戡乱委员会”便是为筹集军队给养而设。在解放大军百万雄师即将渡江南下的时候，国民党以“和谈”谋取喘息机会，以图卷土重来，不得不改“戡乱委员会”为“自卫委员会”，实际性质不变。
  漳浦县参议会的大人先生们预感国民党末日将要来临，大都作逃走的打算，议长杨拔萃急忙辞职引退，由副议长陈则蔡继任议长，副议长由陈秀夔接充，他们一手接任正副议长，一手去领取台湾入境证，在解放前夕，逃之夭夭。
  “民主”丑剧 “选灾”祸害
  ——从金塘保长被枪杀到陈秀夔被剌丧妻
  陈万年
  蒋介石篡夺国民党领导权后，实行一党专政，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就是要设法制止“异党”的活动，也不容国民党反对派的活动。但实际上，他的狂妄自大阻止不了共产党及民主党派的发展，也阻止不了国民党内的进步力量组成反对派。就是反动派内部也因为争权夺利而形成种种派系，勾心斗角。最大的派系要算“复兴”与“C·C”“复兴”以特务组织“复兴社”得名，总头目是陈诚，以“军统”特务组织为骨干，把持三民主义青年团（下简称三青团），掌握军队。“C·C”以头子“两陈”（果夫、立夫）的第一个字母得名，把持党务，以“中统”特务组织为骨干。两派的爪牙分布全国各地，从中央到省，县以至乡镇保甲，争夺地盘，剧烈斗争。因此，各地的派系斗争大都是“复兴”与“C·C”之争。独漳浦不是，漳浦是军统闽南站头子陈达元的势力范围，而漳浦的派系斗争並不比别地逊色，因为争权夺利，派中有派，漳浦的派系斗争大都是“复兴派”内部的火拼。
  封建的伛偻、“民主”的画皮
  自从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玩弄“还政于民”的丑剧，无非要给各地方封建头子贴上“民选”的标记，以标榜民主，欺骗人民和蒙蔽国际视听。结果，造成派系斗争白热化。上级派系头子拉拢各地封建头目，作为政治资本，封建头目依靠上级派系头子为政治后台，互相利用。于是，自中央到省，县，乡，镇，保甲，各自一脉相承，与对立面争夺势力，一个参议员，一个乡（镇）长，乡（镇）民代表，保甲长，都要争夺。不择手段，拉拢、收买、威胁、打击，后来发展成为武装竞选，进行械斗，惨剧层出不穷，罄竹难书。漳浦与各地一样，遭受浩劫，以金塘乡为最利害，由竞选造成枪杀人命，以至发展到暗杀三青团干事长，误毙他的爱妻，这是震惊远近的事件。
  金塘乡辖区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深土公社，加上竹屿。这一带封建势力浓厚，以陈、林二姓为强宗大族，在清末民初曾经分立“红、白旗”，械斗不息。陈姓以墩柄村的地主比较多，主要有陈阳泰的儿子麒麟与钦华兄弟、陈贼、陈成章等。陈贼为“家长”（族长），一贯武断乡曲，人民任其压榨，只有另外两个地主陈麒麟、陈成章可以与他较量。
  抗战初期，陈麒麟的胞弟陈学于在上海某大学毕业，当了官，回到家里，为将老“家长”打下去，就诬指陈贼和儿子陈思明（泉州黎明中学毕业）为汉奸，押禁福州监狱。后来陈思明父子得到国民参政员秦望山替他说项，才得出狱。而且，陈麒麟的另一胞弟陈钦华后来当上金塘乡乡长，势力已压过旧“家长”陈贼。
  后来，陈思明投入军统，到息烽受训回来，成为特务工作人员，曾任诏安“特报秘书”及军统外围组织“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漳浦分会筹备专员，该会受C·C方面的阻挠而取销后，改任漳浦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由县长兼总队长），管辖县自卫队（即保安队），他的弟弟陈峰平（乳名旺平）接任金塘乡乡长，另一个弟弟陈思聪任县警察局刑警队员（即便衣侦探），别名“歹囝”，最为凶恶，平时欺压群众，视为家常便饭。这样，陈思明兄弟便在家乡横冲直撞，毫无忌惮，他们父亲“贼仔长”（漳浦人称“家长”在名字后面加一个“长”字）恢复了老“家长”的权势。那时，陈钦华改任金塘中心国民学校校长，势力转占下风，处处受到陈思明兄弟的打击，是不会甘心的。
  另一个地主陈成章，将弟弟陈秀夔培养到福州协和大学毕业，回漳浦当官，初任社会科长，后改任教育科长，继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漳浦区队联合办事处副主任，三青团成立分团后，改任县参议会秘书，以后任三青团漳浦分团干事长，为县里的重要人物，但在老家金塘乡没有什么势力。他要在县里发展势力，认为首先必须先将家乡的地盘夺下来，于是，使尽种种手段，与同为陈思明反对派的陈钦华结成联盟，这样力量还不够，要把金塘乡的地盘掌握住，必须挖陈思明的同盟者的墙脚，将魏乃构的基础移过来为自己所用，于是，用封官许愿的手段，将魏乃构的“同门”（即连襟，妻是姐妹）林茂才拉拢过来。魏乃构是一个老绅士，早在张贞统治漳属时期就担任四十九师团长陈启芳的副官，后又任盐官、联保主任等职。当时是县参议员，又是国民党区党部书记，他的封建统治主要在“下八宗”，就是陈、林两大姓以外的魏、李、黄、郑、张、戴等杂姓所联成的“宗族同盟”，他将“五社林”的同襟林茂才进行扶植，介绍给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许元瑜，替许元瑜放高利贷，使得这个不甚识字的人可以当国民学校教员，“当选”为乡民代表，以至成为乡民代表会主席。那时，魏乃构的势力就包括林姓与杂姓了，又联合了陈姓的陈思明，对陈钦华与陈成章的联盟便有压倒之势。陈成章的弟弟陈秀夔选择从林茂才打开缺口，使他背叛魏乃构而与陈成章、陈钦华联盟，听命于陈秀夔，这样，陈秀夔在金塘乡的势力便占上风，加上原任金塘乡乡长的陈思明之弟陈峰平已经夭折，陈钦华设法让女婿林培元当乡长，对陈思明一派的人威胁很大。
  风波迭起，同门连襟结仇怨
  林茂才本来一无学识，二无资财，却由于蛮横敢拼，又由于魏乃构的提携，有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许元瑜为靠山，成为拥有封建势力的恶霸。自从背叛魏乃构，势力超过了魏乃构，视同门连襟为对敌仇人，陈成章、陈钦华一派的人在经济上给予资助，由陈成章、陈麒麟（钦华之兄）、魏瑞成、林红婴四大地主每人献花生油二十五担，共一百担，作为“竞选”活动费用，豢养打手，购置枪械。在枪杆威胁下，魏乃构和陈思明手下的保甲长大都被“改选”掉，新“当选”的墩柄保长陈老，前雄保长陈水大，陂东保长林加祥、庵下保长林红婴、东郭保长陈阿牛、大宵保长陈荣、南景保长陈秋、竹屿保长陈土法、深土保长魏旺保等，都是林茂才的人，只剩下车鳌保保长李泽、林头保保长林阿成、下美保保长黄玉辉仍是魏乃构的人。
  保长和乡（镇）民代表由保民直接“选举”，然后由乡（镇）民代表“选举”乡（镇）长、乡（镇）民代表会主席、县参议员，再由县参议员“选举”正副议长和省参议员，省参议员“选举”省正副议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因此，层层争夺。首先一着，是由群众直接“选举”的保长和乡（镇）民代表，双方都要胁迫群众去投自己的票，动员一批打手，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往往在选举会场上大打出手，造成流血惨剧。有的采用暗杀手段，威胁对方。何止是魏乃构、林茂才这类的人，为了争权夺利就抛弃了同门连襟与骨肉至亲关系而已。武装“竞选”给社会带来了动乱不安，群众应付了甲方，得罪了乙方，有的弄得无容身之地。双方打手乘机胡闹，良民饱受欺压，不能聊生，这种浩劫，谓之曰“选灾”，全国各地皆然，漳浦不能例外，尤以金塘乡为最惨烈。
  保长被杀，换来“竞选”胜利
  由于本来奔走在魏乃构门下的干将林茂才倒戈，夺取了旧主子原有的大部份地盘，使魏乃构的封建地位一落千丈。他为挽回颓势，在陈思明的支持下，整顿打手班子，用他的妻舅杨耀武为头领，决心与林茂才争拼。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晚上，魏乃构派杨耀武带领二十多个打手，由“竞选”失败的竹屿旧保长张由来带路，漏夜从深土渡海到竹屿，包围了新“当选”的保长陈土法住宅，破门而入，把陈土法从床上拉起来，一枪打死。这使全乡震惊，伪乡长急向县里报告，缉捕凶犯，没有下落。魏乃构虽然县里有人替他撑腰，也是难脱罪责，恐怕牵累被捕，又怕对方以牙还牙，用枪弹报复，只得逃之夭夭。
  竹屿本是魏乃构控制的地方，林茂才动员了爪牙打手，以九牛二虎之力，才用武力“竞选”获胜，扶植出自己的心腹为新的保长，陈秀夔及林茂才与新保长正在庆幸，却引来杀身之祸，照理说陈秀夔与林茂才已转“福”为“祸”，而实际上，此祸又为他们造“福”，由于魏乃构畏罪潜逃，魏的爪牙敛迹，使陈秀夔，林茂才的阻力大大减少，他们的打手可以横冲直撞，没有受到任何抵挡，一鼓作气将全乡各保“乡民代表”“改选”完成。不用说，那些“代表”就绝大部份属于林茂才的人了。八月间，经过这些“代表”投票“选举”，林茂才便坐上金塘乡乡长宝座，“名正言顺”地当上土皇帝。陈秀夔争夺金塘乡地盘的目的达到了，他正庆幸得“福”，怎料想到却隐伏着祸根，更大的杀机正在酝酿。
  南华楼一击，误中副车
  林茂才自登上乡长宝座，更加威风凛凛，爪牙打手成为乡丁，将豢养费摊在群众身上，平时横行乡里。陈思明虽在县里有地位，却只能眼巴巴望着林茂才在乡里横行霸道而无奈他何。可是，陈思明是搞特务的，暗杀是特务工作人员惯用的伎俩，他为除去林茂才在县里的后台老板，使他失去政治凭藉，便决定除掉陈秀夔。
  一九四八年八月的一天午夜，陈思明指使他在刑警队当“便衣警探”的弟弟陈思聪，带同林铁、陈半丁等人，用“叠罗汉”的方法，攀上陈秀夔住的楼屋窗口（此屋在西街许官巷，以前曾开设南华妓馆，因而被叫做“南华”，后曾为三青团漳浦分团团部，国民党党团合并后，原干事长陈秀夔仍住此屋后楼），朦朦胧胧窥见陈秀夔夫妇正在梦乡。先由陈思聪举起卜壳枪，紧靠窗门，扣动扳机，却没有扣响，改由林铁上去，瞄准开枪。陈秀夔在睡梦中突然听到枪声和娇妻一声惨叫，情知不妙，急忙滚落后边床下。凶手以为得逞，急忙溜走。不料睡在外头被击中的是陈秀夔的爱妻邵慧君，她身怀六甲，一尸两命。
  陈秀夔在地方上勾心斗角，好容易在漳浦政坛上步步登高，正在踌躇满志，不意遭此巨变。他的亡妻原籍厦门鼓浪屿，抗日战争期间来漳浦任中学教员，温柔贤淑，聪明美丽，她的惨死，是陈秀夔无可弥补的损失。
  这一暗杀案发生后，国民党的福建省政府及保安司令部电令漳浦县长郑有泰于一个月内破案，郑县长责成警察局如期破案。但他们感到牵涉面太广，为恐事态更加扩大，不予破案。陈秀夔也知道如果追究下去，必造成更大的流血斗争，自己幸存之身也很难保全，这件政治暗杀案就此不了了之，造成一件悬案。事后，漳浦士绅们人人自危，各自私设武装警卫，以图自保。
  陈秀夔原是学者，误入政治旋涡。他临解放时去台湾，据闻后赴美国留学，得博士学位，回台湾任某大学系主任教授，有著作问世，或者有感于爱妻惨死，悔悟前非，改将精神用于学术。海峡两岸人为隔离三十多年，他仍念念不忘于祖家的儿孙。
  解放后，烟消云散，案情大白，我们姑将国民党所谓“还政于民”造成的惨剧公诸于众，引为历史借镜。如有错漏，望知情者加以补充纠正。
  （本文根据访问记录及李松辉同志提供材料整理）
  更正与说明
  日军流窜漳浦的日期
  一九四五年抗战将近结束的时候，厦门日军流窜漳浦等地的具体日期应是：阴历五月廿九日（阳历7月8日）在海澄白坑一带登陆，阴历六月三日（阳历7月11日）来到前亭，阴历六月四日（阳历7月12日）来到佛昙，阴历六月五日（阳历7月13日来到赤湖，阴历六月六日（阳历7月14日）经过漳浦县城，在大路店至下阮一带山上宿营，阴历六月七日（阳历7月15日）经过盘陀岭，到达云霄，阴历六月九日（阳历7月17日）到达诏安，以后窜入黄岗，到达日军占领区。本刊新第三辑《日本侵略军流窜漳浦的罪行》一文对经过各地的日期错误。特此更正。
  关于明初漳浦“都”的说明
  康熙版《漳浦县志》载：“嘉靖九年析一二都、三、四、五都置诏安县。”加上其他六、七、八、九、十、十五、十七、二十三、二十八各都算起来，漳浦在明朝初年便成为十四个都，与“十三个都”的说法不合。本刊新第二辑《漳浦历史沿革》一文提出“疑其有误”。现经查对《漳州府志》，析出建诏安县的为二、三、四、五共四个都而不是五个都，第一都是没有的，明初漳浦应是十三个都而非十四个都。
  鸿儒江以南属十七都
  本刊新第三辑《赵家城溯源》一文将赵若和由二十三都银坑迁到积美说成同在一个都，现经查明，佛昙鸿儒江以南的积美等地应为十七都，鸿儒江以北的井尾等地才属二十三都，特此更正。
  漳浦教育旧事漫忆
  吴金龙
  异乡异客，读了漳浦文史资料新第二辑《捉襟见肘的解放前漳浦教育事业》一文，文章末节新旧对比，举出家乡解放后教育突飞猛进的一些具体数字，我仿佛听到历史在前进的有力的脚步声，仿佛看到家乡千百教育工作者为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而辛勤奋斗的闪光身影，……久久激动不已。解放前，我曾混迹漳浦教育界一段时间，因此对当时教育情况略知一二。然而岁月奔驰，一晃已过了三分之一世纪，回忆往事，有的如烟似雾，有的遗忘殆尽。这里凭记忆所及，本着忠实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个原则，就解放前漳浦教育情况，粗线条地提供一些个人的见闻，作为前文的补充。
  漳浦是漳厦大县之一。历代文物鼎盛，人才辈出。及至民国，漳浦兴办新学堂，得风气之先，在闽南地区也可谓一个先进县。二十、三十年代，新学堂的设立如雨后春笋，取代了私塾，培养了人才。可是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地方政局动荡不安，政治更加腐败，民生疾苦不堪，教育作为上层建筑，已整个处在风雨飘摇衰落不振的境地。
  （一）
  1948年，全县十五个乡镇（不包括现在的南浦、古雷），各建立中心国民学校一所。保设国民学校，有的一保办一所，有的两保办一所，有的保“空白”未设学校，儿童上学得爬山涉水，跑几里路到外保去，极不方便。中心国民学校是完全小学。国民学校只办初小班，也有一些办有高小班的完全小学，名称为高级国民学校，如象牙乡的景福、攀龙等村均办高级国民学校。完全小学不称“中心”，原因是省教育厅规定一个乡镇只能有一个“中心”，统一规定这类国民学校冠以“高级”两字，以示区别，事实上两者只有规模大小之分而已。全县中心国民学校15所，国民学校128所，私立逢源小学一所，县立绥安幼儿园一所，总校数145所。规模较大的是绥安、官浔、佛昙、杜浔、旧镇、赤湖等中心学校。全县小学生人数约一万人。乡村国民学校流生现象很严重，通常一所学校有二三十人在上课就挺不错。
  1948年上学期（下学期我到县中当教员了）全县小学教师370多人，其中县给薪水者287人，其余80多人均由各保自筹。中心国民学校经费全部由县供给，高级国民学校经费绝大部分也由县供给。国民学校一部分由县发，一部分由保筹。通常是一长一员，校长县发，教员保筹。漳浦念师范的人较多，在职教师师范生约占30％。普师毕业生大部分是龙溪师范，少数是集美师范、福建师范出来的。简师毕业生是龙溪简师（抗战时内迁南靖改名南靖师范）、云霄简师、漳浦中学附设简师班出来的。根据规定，普师毕业者为完小合格教师、简师毕业者为初小合格教师。此外再加上一部分培训或经教员考试及格的初高中生，大约全县合格教师占总数的40％，其余60％是代用教师。国民党用人重形式上的资历，合格教师与代用教师薪水待遇有区别。教师薪额由县按资核定，学校无权更动。当时整个教师队伍年龄平均在28岁以下，35岁以上的教师占少数。1947年“教师节”，全县只有一位黄荣昌老师亨受退休待遇和四位教龄20年以上的老师。漳浦女子教育较发达，女教师占有相当比例。前几年我回到家乡探亲，会及几位年纪五十开外的老师，现在已都是学校骨干。回想当年初执教鞭，风华正茂，年华似水，鬓映霜染。我紧握着他们沾满粉笔灰的手，内心不禁油然升起无限敬意！
  解放前几年，漳浦“党团”派系斗争激烈，政府软弱无能。县乃至下层当权统治人物为了扩张各自势力，争把一些亲朋戚友塞在学校内滥竽充数，学校人事出现一片混乱现象。中心学校校长本来需派富有办学经验的合格教师充任，但是，佛昙、赤湖两所中心学校校长出缺，凭远在漳州的军统巨头陈达元一纸介绍信，只好委派两个初出校门的高中生接充。类此例子，不胜枚举。1947年，一批“青年军”解散回来，大吵大闹要求分派工作，一伙人提出他们要包办一所中心学校，不得已，只好将梅林高级国校让出，全校教员除当地老教师陈乾元外，全部他调。这批人大都不合教员资历，但也只好委曲求全。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怪事，确是当时的事实。国民学校那些由保自筹经费的教员，有一些保，政府是不管也管不了的。钱由保内摊派，钱在保长手中，保长要安插私人，可奈他何。往往有初中肄业生，高小生也硬塞当教员的情况。保长听到要另派教员去，双手一挥：“要白教，那欢迎；要领钱——”潜台词是“喝水用筷子夹”。每学期都曾发生当地不接受县派教员的情况。个别国民学校也为了人事问题顶撞，拖到半学期还开学不了。
  在旧社会，漳浦一些人称呼小学教师为“挑蚝仔担的”“教学仙啊——”（尾声拉很得长）。这是对教师的歧视和侮辱。认为教师无出息，是知识分子的无能之辈。为何教师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如此低微？这和教师的经济地位分不开。当时教师待遇名义上和公务员一样——月领几十元钱和配买90市斤平价米。学校经费逐月统一由县财政科签发“支付命令书”到银行领款，可县库支绌，有枪有势的机关捷足先登，学校散处乡下，况且位卑人微，往往是几个月还不能兑现。当时国民党钞票直线贬值，待钱到手，一个月薪水还买不上两斗米。那90斤平价米，因统一得向一家“民友”米厂支取“公学粮”米，一年四季尽是发霉的，渗沙的，质量极差，学校大都忍痛将米条让米厂压价收购。县给教师待遇如此，保筹教师情况更是可怜。不少学校钱被保长挪用，拖到寅时卯月成一笔糊涂账了事。当时漳浦小学教师的清苦实难笔墨所能形容。好在教师本土本乡人居多，且多是年青小伙子，较少家庭负担；一些拖家带口的教师，生活的窘困不堪想象。但是绝大多数教师，安贫乐道，不失知识分子本色。
  解决吃饭问题的情况尚如上述，其他教育经费的困难可想而知。诸如校舍维修，课桌椅添置，文体用具……县发的一点点办公费完全解决不了。1946——1948这两年中，县只拨出一笔款为绥安幼稚园添制40张幼儿坐小凳子。全县90％以上校舍是利用祠堂、庙宇。有些乡村祠堂或庙边盖一列护厝，房门放大些，窗户多开些作为教室，这算是上焉者。下焉者通常是一向年代久远的大祠堂，大门口贴一张“××保国民学校”的校牌。踏进“神荼郁垒”的大门往大厅上一望，正中一排结满蛛网的大神位龛，龛上的横梁挂着文魁武魁的牌匾下面，贴一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大字。大厅上排着一二十张残旧的学生桌椅，左边壁上挂一个黑板，黑板上方交叉着一副破旧的旗子，中央贴一张孙中山先生遗象，这样子就是教室，也就是“礼堂”。过水小屋有的学校就隔成一间办公室，排一张八仙桌和两把木交椅。八仙桌上置放着摇铃、粉笔、点名簿。地板上也许有一个干瘪的皮球。……这就是四十年代乡村国民学校的置景图。加上一两位教师和几十个学生在进进出出咿咿啊啊，这就是作育小国民的国民学校。除了“简陋不堪”，还有其它什么词汇足以形容呢！
  县里设有督学三人，乡镇有中心国民学校，但对教学的辅导工作极为松懈。从未举行教学研究会或交流经验的活动，也从未过问教师的进修。对代用教师虽曾举行一二次短期的培训，但因无专职教师系统讲课，收效甚微。为督促加强教学，提高学生程度，每学期也曾举办全县中、高年级国语、算术统一测验，全县分几个考区举行，但考了也就算了。这和培训教师一样，都是“等因奉此”虚应公事而已。
  当时，漳浦还有私塾吗？有，个别地方仍有。国民党严禁私塾，为何还存在私塾呢？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归根结底就在于一些地区学校办不好，得不到信任。1947年秋，杜浔镇附近一个村庄就仍有私塾。我问过当地保长办私塾的因由。他答道：“学校门虽设而常关，校长教员三日走东四日走西，村里人为了让孩子们识些字，学会记猪屎账，只好请塾师来教。”这是实情实话，说得我久久沉思。
  （二）
  再谈中等教育。
  解放前，漳浦有两所初级中学——县立初中和私立纯美初中，一所省立龙溪师范漳浦分校——1948年秋改办私立道周高中。
  县立初中校址在城内射圃。民国十五年（1926）创办。校史可分两个阶段：1936年初级园艺学校停办这十年是第一阶段。1940年秋夏办至1949年秋漳浦解放这九年是第二阶段。我是1935年夏在这里念完初中的，以后又回来在这里当过两年半教员。我的青少年时代前后在射圃校园里度过五年半岁月，至今一些当年老师、老同事、老同学的影子，一些情景仍历历在目。
  第一阶段，创办时校名为漳浦县绥安中学校。首任校长蔡春晖（旧镇人），以后校长为叶嘉隆（长桥人）、陈大道（顺昌县人）、蓝长泽（和坑人）、黄则吾（长桥人）、黄沂浣（长桥人）、陈达元（赤湖人）。因当时政局动荡，人事倾轧至剧，校长更换频繁。我念初中三年，历经四位校长。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了校长，教职员也大批更动。当时每学期学生只一百人左右。一、二年级每班三、四十人，三年级十多人而已。教师也只十多人。校舍仅几间教室和几间祠堂作宿舍和膳厅。校园内空荡荡一大片。1933年原任集美幼师校长的黄则吾回来当校长。郭祖柴夫妇、丘方坤、陈则蔡，黄沂浣等都由集美回来当教师。现在福州画院的名画家沈锡纯就是当时的美术教师。抗日战争前，物价一般稳定，中教薪金高，每月自四五十元至七、八十元不等（银元），教师待遇优厚，教学认真，质量不错。1935年，我们初中毕业班到漳州参加全省毕业会考，平均成绩列漳属各校第三名。1934年，漳浦成为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所在地，专员兼县长朱熙认为漳浦以办园艺学校培养果蔬人才为宜，乃将绥安初中改为初级园艺职业学校。1935年秋委派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的陈达元为校长，办了一年则停办了。（漳浦文史资料第一辑《漳浦大事记》及第二辑《捉襟见肘的漳浦解放前教育事业》两文所载陈达元接任园艺学校校长时间和该校停办时间均错了。）漳浦绥安中学这一阶段共有八届初中毕业生，大约总数在一百人左右。
  第二阶段是1940年至1949年这九年。抗日战争前夕以至抗战后几年，漳浦县城没有一所中学，新办的私立纯美初中僻处佛昙，漳州中学抗战后又都内迁漳平、华安、南靖、长泰等县，漳浦学生要念中学得跑几百里路到内地去，极为不便，1940年抗战局势较为稳定，地方人士倡议复办县立初中。县中校舍自停办后沦为国民党兵营四年，陈则蔡出任校长后，筚路蓝缕、是花了一番力气。我1942年秋至1943年夏在这里当一年代用教员，那时只开初中六班，学生二百多人。及至1945年秋我再度来当教员时，初中十多个班级（附设简师班已停办），学生骤增至五、六百人，教师近三十人，阵容颇强。在我的记忆中，解放前三、四年间，当时同事多是本县籍，外地人也不少。陈则蔡以中学校长，师生遍布全县，一跃成为社会上头面人物，最后当上漳浦县参议会副议长、议长。议长兼校长，相辅相成，成为左右漳浦风云的一个巨头。到了1947年，国民党规定公立学校校长不得兼任参议员，陈则蔡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才将校长让给教务主任黄沂浣接任。黄沂浣和陈则蔡是上海大夏大学老同学，也是集美幼师和县中的同事老搭挡，黄沂浣当了一年半校长，萧规曹随而已，最后一任校长是蔡启昌，他毕业于福建农学院，只一年漳浦就解放了。这九年中前后有初中毕业生七届约500人，附设简师班约80人。这些学生当年都是十多岁的青少年，现在都在五十岁左右，除在本县者外，在省内外工作者也不少。前年我在上海巧遇一位当时的学生，他现在是一位科学家。乡音无改，娓娓话旧，彼此心中都荡漾着一股怀乡的激情。
  纯美初级中学系印尼华侨杨纯美先生创办，校址设在他的家乡佛昙。1946年我曾去过一次，当时校长为李克柔，学生200多人，大都来自佛昙、前亭、湖西、赤湖等地。因是私立中学，直接受省教育厅管辖，教员也由校董会自聘。我了解情况少。
  龙师漳浦分校办于1945年秋，首任主任为叶士俭（长桥人、厦大毕业），校舍利用城内文庙旧址修建，经费由省立龙师拨给，办普师三班。开办后，龙师总校则决定第二年不招分校的新生，维持到这一届学生毕业为止，叶士俭认为无奔头，第二年则辞职他就。改派丘寅宾（杜浔人，福建师专毕业）接任。1948年夏学生毕业后改为漳浦私立道周高中。系为纪念漳浦先贤黄道周而设。1947年成立校董会进行筹备工作，但以无固定基金来源，省教育厅始终未批准立案。校长人选本来伪县长郑有泰举荐蔡清溪（霞昙人、广西大学毕业）担任，但陈秀夔以县党部副书记长、协和大学毕业的势头和资格出来角逐，最后陈秀夔当上校长，但办了一年漳浦解放也就停办了。这在漳浦教育史上可谓昙花一现的一页。
  （三）
  现在五、六十岁的漳浦旧知识分子，许多不是在漳浦受中等教育的。早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漳浦就有一大批学生到漳州、厦门、泉州、集美甚至福州、上海念中学。以后漳浦有了县中和纯美中学，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到外地念中学。为何在当时交通不便治安不靖的情况下要跋涉外地求学呢？原因很多，主要是下述几点：一是有子女到外地念书，家庭有光彩，子女也喜欢到城市开眼界长见识；二是不信仰本县的中学，所谓“近庙欺神”，认为外地学校办得较好，家长望子成龙，认为将来进一步深造较有把握；三是漳浦无高中，连初中也停办了一段时问；四是解放前漳浦基督教徒子女念书的多，喜欢到外地念教会办的中学（如漳州寻源、进德、泉州培元）。因此，象过“番”一样，旧客带新客，相率成风。每逢开学时节，九龙岭顶，白水营渡头，漳浦男女学生络绎不绝。解放前夕，一批在漳州、集美念书的漳浦学生觉悟较高，参加了革命，进入闽中、闽西南游击区。现在这些同志都散处各地工作，大都是领导骨干。
  漳浦自办新学堂以至解放止，这几十年间共有多少小学毕业生，这无从统计。有多少初中以上毕业生（包括高中、，职业学校、大学生、留学生），据我1948年一个粗略的统计，全县1300多人，其中大专毕业生共70多人，这与全县当时二十多万人口相比较，是一个何等可怜的数字！这些旧知识分子除已作古者外，现在都散居祖国各地，就其所学尽其余生，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一己的贡献。远居台湾、港澳、东南亚乃至欧美者也不少。顺此寄语海外识与不相识的老前辈、老同事、老同学，回来看看家乡“旧貌变新颜”的巨大变化吧！今天，金岗山更青更绿，旧镇港更蓝更碧…………。
  八二年二月于漳州
  （本文作者于1947至48年任本县教育科长）
  杨纯美先生与纯美中学
  庄乃宜
  纯美中学创办人杨纯美先生，1875年出生于漳浦县佛昙镇街路尾，少时家境贫穷，只读了两年私塾。1890年十四岁，孑身出洋到印尼爪哇谋生。初为学徒，辛勤劳作，克苦克俭，稍有积蓄。后得其族亲资助本钱，乃肩负布料贩卖于穷乡僻壤，每日步行数十里而不倦，日积月累，资财较丰，即改为坐商。后又设布店，专售布匹、棉纱。以后资本日渐雄厚，他更大展陶朱雄才，兼营薯粉厂、纺织厂，终以经营得法，不数年已成小康局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薯粉外销，获利奇丰，纱布价格同告飞涨，他所经营两业获利累累，成为巨富，遂购地兴建纯美街于万隆市中心。
  杨氏的青年时代正是清朝末年，政治腐败，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孙中山先生组织革命党，奔走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后，虽推倒清廷，又遇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杨氏身居异域，身受殖民统治之苦，以寄人篱下的海外赤子，对祖国的兴衰极表关切。受孙中山革命思想之启导，加入同盟会，为国出力，为革命捐输。民国初建，派特使金一清渡洋宣慰侨胞，杨氏在万隆首先接待并捐献支持。1916年袁世凯篡夺政权，孙中山流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杨氏获知其经济困难，自动汇寄日银四百两。1918年孙中山回国就大元帅职，杨氏汇银一千两回国，由林焕庭转交，未几又汇一千两，由邓泽如转交，1919年再寄七百两，交陈照凡转呈，都得到孙中山亲笔函复。那些孙中山的墨宝于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寄交国史馆珍藏，得国府稽勋委员会颁给金质华侨爱国一等奖章一枚、奖状多帧；国府侨务委员会聘他为名誉顾问。1920年，杨氏曾专程往上海晋谒孙中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杨氏回国，先后在厦门购置楼屋数幢，独资开设和平布店，又投资厦门兆和酱料厂及鼓浪屿中华电灯公司、漳嵩汽车公司等公共事业。旋首倡开辟由旧镇经佛昙至厦门对岸屿仔尾公路，又开垦白竹湖农场，造福桑梓。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北伐军入闽，国民党福建省临时省党部委派杨纯美与官浔人何元良为漳浦县临时县党部筹备员。未几，临时省党部又委派共产党人郑林英主持漳浦临时县党部，带领革命青年林振光、杨秋生及其爱人等到漳浦工作，杨纯美、何元良与他们共事。当时，张贞的亲信、漳浦县长徐鹏及投机革命的“南派”绅士企图向群众追缴北洋军阀及“北派”绅士因溃败未及收清的“田亩捐”（强迫种鸦片的捐款），从中渔利，受到临时县党部的强烈反对。郑林英等一行人到厦门，准备转道赴福州请愿。接省里领导人来电，告知局势变化，叫他们免去福州。郑林英等共产党人知道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搭船往汕头原籍而去。杨氏从此脱离党务，继续在厦门经商，后复南渡爪哇继续经营旧业，先后任万隆中华总会主席、中华商会会长、华侨慈善会主席等职务，在侨居地对社会公益事业出钱出力，关心华侨切身利益。
  杨氏出身贫寒，读书不多，及履社会，越感读书之可贵，又看到当时家乡教育事业不发达，本县曾有一所县立中学，因经费困难而停办，漳属（龙溪地区）除漳州外就连一间中学也没有了。杨氏乃毅然以教育树人、教育救国为己任。1934年，他身带三十万银元回国，在其故乡佛昙镇创办初中（其子玉树为纪念乃父义举，故名纯美中学），除由当时的政府拨给原分县署旧址外，又由杨氏购买附近地皮，营建校舍。杨氏除存储十万银元于国家银行为基金外，还围海滩二处为鱼塘及造田，连前已在白竹湖所开垦拥有数百亩地的农场，作为校产。1936年初，到厦门遴选同县人当时任福建省立厦门中学教导主任的李克柔及任厦门双十中学教导主任的王立民分别担任校长及教导主任。托李校长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标准购置教学仪器、教具及大量图书。李校长出身燕京大学教育系，乐育英才，办学谨慎，遴聘品学兼优的教师，重视学生质量。最早的学生除本县人外还来自海澄、云霄、诏安、东山、惠安、长泰、同安等县。抗战期间，由于厦门沦陷，漳州各中学内迁，又有厦门、龙溪、晋江、南靖等县市学生前来就学，其中有上海人因华侨关系前来就学。在1936年创办第一学期的开学典礼上，杨校主的讲话为学生们所念念不忘，他说：“本校主十四岁往南洋，历经辛苦，创立产业，在海外一个钱打四十九个结，结结想着祖国，想为家乡办一点好事，所以创办这所中学，希望同乡人士共襄义举，老师们认真教学，同学们努力学习，成为有用的人才。”师生大受感动。李校长办学认真，学生勤读成风，历届毕业生参加全省中学毕业会考及升学率都居省内前茅，人才辈出，对社会多有贡献。
  纯美中学的成就是在八年抗战的艰苦环境中获得的。当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漳浦县城成立抗敌后援会，佛昙区
  成立分会，公推李校长为主任委员，教导主任蔡朝阳为宣传股长。蔡老师本职是教英语，却主动承担课外教唱抗战歌曲任务。为激发群众抗战情绪，于每星期六晚间组织师生到附近农村用演讲、表演小节目及教唱抗战歌曲等方式进行宣传。还排练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改名《爱情与爱国》在学校公演。又演出《布袋队》《送女出征》等话剧、歌剧，效果甚好。八年抗战期间，常利用假期，配合佛昙区各小学教师，组成假期抗日宣传队，巡回各村镇，标写漫画标语，教唱抗日歌曲，演出话剧《红心草》《麒麟寨》《牛头岭》《烟苇港》等。
  1938年五月间，厦门失陷，日军常派舰艇窥伺包括佛昙在内的闽南沿海；不久，日机轰炸漳浦县城，並在佛昙低空盘绕侦察，学校颇受威协。1939年四、五月间日机又多次轰炸漳浦县城，旧镇、佛昙也遭轰炸，幸纯美中学已早作准备，迁入群山环抱中的湖西及新庵，免受袭击。而当时山村卫生条件较差，“瘴气”威协学生及教职员工健康，老师及学生、工友多人病故。学校于1940年八月间迁回佛昙原址。与此同时，为疏散学生和便于远道的学生就学，在海澄县浮宫镇附近岭后村桃仔园借用华侨房屋和在漳浦西区石榴坂利用旧祠堂各设分校一所，聘请郭守仁、黄士豪分别为分校主任，学生数由初创办时的一百多人增加到四百多人。至1941年八月间，日军忙于侵略东南亚国家，对闽南各地较少威协，学校为便于施教及提高教学质量，将石榴坂分校撤回校本部。1942年，以浮宫分校不设在本县境内有所不便，故移设于漳浦县辖的松庄乡山边楼苍村，该地与海澄接壤（现属龙海县），仍然便于海澄学生就学。该分校由叶致和继任主任。
  当时原计划增办高中部，因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校主父子以身为侨领被日军捕入集中营，侨汇断绝，暂作罢论；就是原有初中也以存入银行为基金的“法币”贬值，难以维持。学校想方设法，开源节流，並请县政府拨卖平价米度过难关。
  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佛昙社会及纯美中学鸣炮热烈庆祝抗战胜利及侨汇可通，学校扩充有期。1947年四月，校主回国，学校董事、师生及社会人士召开欢迎校主回乡大会，李校长致欢迎词，同时表示已受聘于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决意辞职。后介绍本校第一届毕业生（厦大毕业）蓝利贞接任校长。校主以后继有人，乃于安排扩建校舍以增办高中部后再往印尼。而蓝利贞接任校长仅一学期也辞职往印尼。第三任校长杨加福也只任职一学期。至1948年增办高中部，由董事会遴聘沈君泽继任校长一年，最后由董事长杨早达自为代校长。后期的校长频繁易人，确非远在南洋的校主之本意。至1949年九月漳浦解放，纯美中学改为漳浦第二中学，由县人民政府派陈长泰为校长。
  1968年七月十四日，这位毕生为社会公益，为祖国摆脱封建与军阀统治的革命事业，为故乡教育积极做出贡献的杨纯美先生因病在印尼逝世，终年九十三岁。临终时，为在故乡独资创办的纯美中学之发展耿耿于怀，遗嘱设立教育基金，以竟全功。
  杨校主的长子玉树先生襄助乃父从事公益事业不遗余力，尤其注重纯美中学的发展，主持扩建了高中部。当1955年，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周恩来总理率我国代表团前往参加，得到印尼广大华侨的热烈拥护与欢迎，杨玉树先生曾拨出别墅一座供我国代表团住宿，是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可惜玉树先生也已逝世。
  杨氏父子的功绩永为故乡人所缅怀。
  抗日初期漳浦县的戏剧运动
  蔡启昌·林清秀
  二十年代，漳浦群众称时装话剧为“文明戏”。演的戏虽没什么积极意义，而由于常常运用噱头，插科打诨，引起观众捧腹大笑，所以颇能吸引观众。到三十年代，受进步话剧的影响，在各中小学的游艺会上，除歌、舞剧之外，已开始出现较有水平的话剧，如绥安中学演出熊佛西编剧的《一片爱国心》、漳浦第一中心小学演出教师王一萍自编自导的《难民》、佛昙纯美中学演出据田汉原作《回春之曲》改编的《爱情与爱国》等。但那时漳浦风气闭塞，除天真的小学生外，青少年女子迫于封建舆论，都不愿与男同学同台演出，所以女角大都由男性扮演，由于是课余排练，演技不甚纯熟，化装虽然维妙维肖，却常在舞台上出现粗声阔步的“女郎”。
  抗日的烽火在全国展开以后，各县成立“抗敌后援会”（以下简称抗敌会），漳浦的抗敌会由商会长陈则蔡为主任委员，下设宣传、慰劳、募捐三个工作团。主要是宣传工作团（以下简称宣工团）在活动。第一个成功的演出是根据《回春之曲》改编的话剧《八·一三的炮火》（采用漳州芗潮剧社脚本）。演员如蔡维汉、吴钦玉夫妇，上海人许槎，还有后来去省立音专当教授的叶宝懿等，都是较有艺术水平的。后来，一些失学、失业的闲散青年汇集到宣工团来，大都是团长曹岂凡罗致的。于是，组成一个巡回宣传队，由蔡启东任队长，排练了一些短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傀儡坍台》、《夜之歌》等等，大都由漳州芗潮剧社传来。巡回宣传队除在县城街头和兴教广场台上演出外，大部份时间到全县各乡村巡回演出。虽然插科打诨的作风有时仍然出现，而由于有剧本可循，基本上已摆脱“文明戏”的雏型。宣传队员不拿薪金，演出经费都是商家捐助的。
  后来，国民党发觉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大量涌入各地抗敌会宣工团，有的地方甚至共产党人领导了宣工团，于是，一纸令下，规定各地抗敌会统一由县党部党务指导员（后改称书记长）兼主任委员。从此，漳浦抗敌会便由国民党漳浦党务指导员黄慕周派员接收。这一着，实际上取销了抗敌会，宣工团也就烟消云散了。
  以后，抗日宣传工作由国民党县党部主持。漳浦有志用演剧作为抗日宣传的青年们便组成“抗敌剧团”，表面上属漳浦国民党党部管辖，实际工作是漳州芗潮剧社通过地下党员侯维钟在指导。侯团结了一批爱国青年，提出“为抗日救亡来演戏”的口号。
  一九三七年，我俩在集美高中毕业回到漳浦结婚。不久，厦门沦陷，我们便留在家乡，在武营中心小学当教员，清秀还兼任县妇女会会长。抗敌剧团成立后，启昌被选为团长。这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漳浦也不例外。为此，剧团到处物色导演、演员。妇女会的青年骨干几乎全部参加剧团，从而改变了过去如果妇女会演剧要女扮男装，如果机关团体演戏就得男扮女装的现象。
  当时，我们虽然热心于演戏宣传抗敌，但如何演，演什么，都是门外汉。漳州芗潮剧社给我们送来了《抗敌戏剧》等刊物指导我们搞剧运。剧团用这些杂志当“敲门砖”，从中选演节目，从中学习舞台艺术，包括化装、导具、服装、布景、灯光等等的设计、制作。随着我们舞台经验的积累，演出水平也逐步提高。舞台设备也日趋完善，从仅有一道底幕增添到有边条、天幕、外幕。后来还设计活动的硬景，一具多用布景。当时没有电灯，只用汽灯，台前灯装三面反光盒，灯前装拉绳活动有色玻璃，以区别不同光线。效果方面：设计很多土办法来仿效风、雨、雷、电、枪炮等各种声响。为了增添某个剧情的气氛，还用小乐队配奏。
  当时演的戏，由精悍的，战斗力强的独幕剧，进而演出多幕剧。大型话剧大都只在县城演出，讲普通话。到农村或街头演短剧则讲方言。有时也演歌剧。话剧中有时也插曲，如《回春之曲》的特点便是“话剧加唱”。剧团在开展宣传时，歌曲节目也穿插不少。因此，演员平时还要练习唱歌，清早一起床，“咿咿呀呀”吊嗓子，很有点象专业剧团的样子。
  演戏需要经费，钱主要靠商家捐献。有一次，当局在海上抓走私，没收了五、六百包洋面粉，变卖拨充剧团设备。平时排戏都要到午夜，吃夜宵多是私人掏腰包，启昌是团长，家里有大厅适于排戏，演员来排戏，团长贴点心，好象成了惯例。我们没日没夜排戏演戏，引起父母的不满，一些亲友来家，老人总皱着眉头说：“哼！那个厦门仔起花俏（意即女神经病者），男的也起怣。”但不管他们怎样反对，还是照常演我们的戏。
  抗敌剧团不但在县城演，还特制六只大木箱安放服装、道具，先后到旧镇、六鳌、赤湖、佛昙、霞美、杜浔、石榴、长桥、官浔、松庄等地演出。农村群众还把话剧叫做“文明戏”，比看“子弟戏仔”（现称芗剧）还感兴趣。记得我们在六鳌和英山演出时，突然下大雨，观众屹立原地淋雨，不愿离开。有一次，在东厝演独幕剧《抓汉奸》，有一个观众被汉奸角色激起仇恨，竟忘记是在看戏，拣起脚下一块石头砸向台上，高声大喊：“抓汉奸！”这些说明当时的演出是有一定效果的。
  当时演出的节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抓汉奸》、《三岔路口》、《东北一角》、《晚香玉》、《塞上风云》、《生命之花》等等。
  抗日救亡的戏剧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却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想不到我们苦心排练的《生命之花》在一九四〇年“双十节”演出后，天大的横祸竟降到我们头上了。
  《生命之花》是厦门大学王梦鸥教授编的三幕大型现代话剧。剧情是写一对男女青年从沦陷区逃到国统区，他俩沿途备受凌辱，並看到那些达官贵人、奸商臣贾过着醉生梦死、腐化坠落的生活，心里非常气愤。最后，毅然投入抗日斗争，怒潮中炸掉日寇火车站，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夫妻在这个剧中分别扮演男女主角。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日，导演侯维钟便被有“杀人魔王”称号的国民党军二十师师长钱东亮逮捕。七日，清秀也被捕。十二日，启昌相继被捕。在漳州芝山下钱部的牢房里，军事法官提讯我们：“你们在漳浦如何为‘异党’演文明戏，要从实招来！”法官接着又问：“你们演的炸火车站那出戏叫什么？”我们说：“叫生命之花。”法官狞笑说：“好，那你们就死定了！”我们根本不相信这句话，以为法官老爷是恫吓我们的。不几天，判决书来了，宣布“判处死刑”，我们如坠深渊，演爱国抗日的戏也死罪！我这时全不顾什么读书人的斯文，用最粗野的话大骂他们。但现实总是现实，我们被抛入死牢。一个月过去了，我们没有被处决，却通知准备押送上饶集中营。隔了几个月却转到漳州地方监狱，不久，清秀保外分娩。一年后，启昌获得保外就医。回家后备受父母、兄长责骂。在一次与家人谈话中，才知道家里先后花一万元，免了两人死罪，再花一千多元，免去上饶集中营（当时“法币”还没有大幅度贬值）。同时得悉，在我们被捕后，抗敌剧团即被解散。
  漳浦抗日戏剧运动做出一些成绩，关键是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好形势。当时有些热血满腔的爱国青年，在演剧活动中表现进步。后来，尽管其中有一部份人到国民党政界干事去了，但是当时的进步也是应该肯定的。漳浦的抗敌救亡戏剧运动值得回顾。
  以上所说只是抗战初期漳浦戏剧运动的概况。抗战后期又有一些新的人物出来从事戏剧运动，如陈仲甫等。由于有一段时间启昌出去求学，清秀也出去工作，后来的事他们比较清楚，他们会继续写完那一段经历的。
  “吃平价”事件目击记
  ·郭祖柴·
  国民党施行种种暴政，造成生产力大受破坏，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滥发钞票，以至通货膨胀，币值惨跌，物价一日数涨。虽然采取“平价”措施，限制物价，实际上，物资既缺，钞票又滥，“价”是“平”不了的，只有军队、保安队、警察等武装人员用强买的手段“吃平价”。
  国民党政府依靠征收的公粮维持军警的粮食，而无能为力为那些庞杂的武装人员解决副食（油、肉、菜等）及其他用品的供给问题，也只好听任那些有枪可以威胁百姓的兵丁去随意“吃平价”。“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那些普通百姓遇到兵就更无可奈何，逢上“吃平价”，只得忍气吞声，收一点随意付给的钱，十不偿一，要是拒绝，只有挨打。这种事在国民党统治区到处都有，这里说的是漳浦县的情况。这种形同抢劫的行为，在漳浦越发展越剧烈，以至漫无限制，只要有一身军装或警服，或是便衣而在屁股头的衣角露出卜壳枪尾，就可以为所欲为，强拉强买，弄得鸡犬不宁。
  “平价”物品主要是猪肉，本县“屠宰同业公会”为应付这种惊扰，使生意能够做下去，乃统筹负担，按照屠宰头数平均摊负“平价肉”与市值的“差价”，再将这种负担转嫁到生产者身上，规定每出售一头猪给屠户宰杀，应扣除七斤不算价钱，以弥补被“吃平价”的损失。屠宰商人当然有利才愿经营，这样，猪肉市场便维持下来。
  “平价”猪肉问题算是基本上解决，还有柴薪等问题。柴，都是乡民在农作之余上山砍来挑到市上出售，以换回油、盐及其他日常用品的，並没有“柴业公会”负责统筹以“平价”供应军警。军警就派人到街市乱拉，有的把截四乡入城要口，拦路强要，弄得哀声载道。
  1948年冬，我在漳浦南门桥头看到一个村妇挑一担柴，被一个腰插卜壳枪的似兵非兵的恶徒拦住，要“平价”收买。那村妇脸色惨白，连声哀求，说他小孩病在垂危，要靠卖这担柴去延医买药，请可怜她，让她到市场去卖。但她话未说完，那恶徒已大发雷霆，把那村妇连人带柴拉走。当时我回乡未久，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经过探询，才知道本县“吃平价”的详细情况。后来，我于一次与伪县长郑有泰、议长杨拨萃、副议长陈则蔡、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柯汉扬、三青团分团干事长陈秀夔等在一起的宴会中，听到他们议论四乡土匪活跃的时候，我用讽刺的口吻说：“土匪不在四乡而在城里”，继之道出那种拦路把截，“平价”强买的情状，並试探有无取缔办法。伪县长郑有泰是法学系毕业的，有一些“法”的观念，即席提出将本县自设的“米粟出口捐”拨充军警副食补助费，取消“吃平价”。在座的本县伪党、团、参首长内心虽或有不同意见，也不便反对。这样，翌日便由伪县政府发出告示：“以米粟出口捐拨充保安队和警察的副食补助费，即日起禁止任何人平价强购物品，违者严办！”
  可是，问题的解决並不那么简单，因为，警察和保安队买惯漫无限制的“平价”物品，主要是吃“平价”猪肉，要改用有限额的“补助”，这对分驻乡间的保安队及小部份警察也许贯彻不了，首先被这一新规定束缚手脚的是驻在县城里的警察，他们占全县警察总数的绝大部份，对这一规定，极为不满。
  告示张帖过后，县城的屠宰商人拒绝“吃平价”了，警察人员为发泄愤恨。由警察局行政股长林宝成藉端滋事，诬指谢屠户宰售瘟猪，将其按倒在十字街头，拳足交加，再用扁担毒打，想用这种毒辣手段迫使屠户们不敢再拒绝“吃平价”。
  当时有一个平民蔡仓泉来向我告知这一情况，要我设法解救。我即去见伪县长郑有泰，郑有泰乃召集伪党、团、参首长及警察局长张怀三到县政府会议，当场决定：一、肇事警察人员要撤职查办；二、对被毒打的谢屠户赔伤服药；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四、由张怀三向市场群众道歉。张怀三对这四项决定只好接受，当即由郑有泰、杨拔萃、陈则蔡、柯汉扬、陈秀夔五位伪党、政、团、参首长率同张怀三到市场，由郑有泰向群众报告处理这警察殴打屠宰商人事件的处理经过。郑有泰是广东高要县人，作报告用普通话，由陈则蔡翻译成本地话。
  一向视欺压群众为家常便饭的警察人们对这样被处理感到威风被刹，尤其是被宣布要对他撤职查办的行政股长林保成更不甘心屈服，他们认为这是陈则蔡在耍弄权术，决定去向陈则蔡算账。隔天（七月廿八日）上午八时许，林保成率领一批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了陈则蔡住宅，多人入内质问陈则蔡，为什么要提出使警察人员难堪的四项条件，强将陈则蔡扭押到市场，强迫他当众向警察人员陪不是。
  县的伪党、团、参首长们平时宴会在一起，而实际在勾心斗角，他们有的幕后支持张怀三，有的是陈则蔡的对手，所以对陈则蔡的受辱，装聋作哑，袖手旁观。当时，有一个王安邦来告诉我正在发生的这种事，我当即到县银行找到杨拔萃（杨兼任县银行董事长），要他共同出面干预，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和我同到县政府。那时，警察在耍了威风之后，已作鸟兽散，陈则蔡正哭丧着脸来到县政府。郑有泰听了告诉，乃派人四出找到柯汉扬、陈秀夔、张怀三都到县政府来。郑有泰当即用上司的口气责问张怀三为什么要纵属闹事，张怀三一味推说不知。正当各人或真心或假意地责难张怀三的时候，郑有泰的卫士突然进来报告：“警察已经把县政府包围起来了，机关枪架在市场上（县政府门口），枪口对准县政府大门。”原来林保成听到他们的局长被叫到县政府，认为一定会受扣留，所以率领在县城的所有警察，来威胁县长，要挟释放张怀三。郑有泰还有保安队可以凭藉，为维护县长的威严，当然不会向警察屈服，当即命令常驻县政府担任警卫的保安独立分队进行戒备，一面将张怀三拘留。我当场提出召集乡丁入城维持秩序，杨拔萃首先赞同，当场打电话给他的几个心腹乡镇长，要他们带领人枪入城，其他陈则蔡、陈秀夔、柯汉扬也都一一照做。原来，这些伪党、团、参首长各人分别控制几个乡（镇），乡（镇）“例行公事”受县政府管辖，而幕后分别受这些伪党、团、参首长操纵。这时，这些伪党、困、参首长竞赛一般地各要炫耀自已的势力，都指使自已控制下的乡（镇）长多派人丁带枪入城，不到几小时，三四千名腰插卜壳枪的便衣壮汉便涌入街道。其实，按照编制一乡只有几个乡丁，那些乘机入城耍威风的，无非是一些作为乡（镇）长狗腿的游民打手和被发动来的乡民。
  在这同时，陈则蔡已布置他的亲信发动了商民罢市，学生罢课，表示对警察暴行的抗议。陈则蔡曾任县商会理事长，转任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后将校长让位给他的心腹黄沂浣，他的亲信对罢市、罢课自然容易发动。加上人人怨恨警察，反对“吃平价”又是极得人心的事，所以群众都乐意附和，“打倒警察局长张怀三”“要求严办肇事警官林保成”的呼声此起彼落，闹得满城风雨。
  各乡进城的武装群众对包围县政府的警察进行反包围，助威的徒手群众也是声势浩大，警察着了慌。郑有泰这才将张怀三放出来，叫他命令警察缴械，乖乖地被集中在警察局里面，不敢外出。
  刚好那时伪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到漳州视察，打电话来找郑有泰谈话，郑有泰当即将这事件的发生和处理经过报告刘建绪，刘建绪根据本县伪党、政、团、参首长的建议，将警察局长张怀三撤职，並依照推荐，遗缺派本县人翁化清代理。张怀三及其他警官督察长高志道、行政股长林保成等与张怀三的所有爪牙被限令即日离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