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史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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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漳浦文史资料新第三辑》 图书
唯一号: 130720020230000599
颗粒名称: 地方史探讨
分类号: K295.7
页数: 12
页码: 40-51
摘要: 本文介绍了漳浦地方史的几个方面,包括早期居民、唐宋时代漳浦人的发展、漳浦在宋朝由荒凉走向初步繁荣的过程,以及漳浦倭患的始末。
关键词: 漳浦县 地方史 探讨

内容

漳浦地方史漫谈
  李林昌
  一,这里最早的居民是越族人
  漳浦在周朝时属于七闽。闽地的先民闽族是越族的一支,统称东越。春秋战国时代,闽地属于越国。越王勾践六传至无疆被楚国所灭,越人南奔闽地,与闽族融合,成为闽越族,继续据有闽地。秦始王统一中国后,废封建,置郡县,在东冶(一作冶,在今福州)设置闽中郡,勾践的后代驺无诸被废除王号,降为闽中郡长。后来无诸参与灭秦;在汉、楚的战争中站在汉的一边。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无诸为闽越王,后划出闽越国南部的今漳州至广东东北部的一带地方分封南武候织为南海王。到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又从闽越国中划出北部(今浙江南部至福建东北部一带)分封勾践另一后代驺摇为东海王,即东越,也叫东瓯。
  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传位到驺逞的时候,用武力迫使东越人迁入江淮地区,尽得东越之地,又兼并南海王封地,攻打南越(南越一作南粤,都城番禺,即今广州),招致汉武帝兴兵讨伐。东越王驺逞的弟弟余善杀死驺逞,投降汉朝。汉武帝乃改封没有参加叛乱的无诸另一后代驺丑为闽越繇王。余善不服,自立为王,汉武帝才从闽越国中分出一部份地方另封余善为东越王,这个东越与先前那个东越已是另一码事。
  元鼎五元(公元前112年)南越发生官廷政变,丞相吕嘉立建德为王,发兵拒汉。东越王余善上书自效,愿出兵八千,协助汉朝征讨南越,但兵到揭阳,却与南越勾结,以船受风波所阻为原因,拥兵观望,阴持两端。南越被平服后,船楼将军杨仆请命征讨东越;汉武帝只命他留驻豫章(今江西),防备余善。而余善恐不免受征伐,索性先行发兵,攻下武林、白沙、梅岭。汉武帝乃命令杨仆与驻在会稽(今苏州)的横海将军杨说分道攻入东越境内。余善退守险要,后来被故建成候敖及闽越繇王居股合力击杀。
  汉武帝以闽地险阻,越族人时而互相兼并,时而抗拒朝延,防不胜防,乃命令杨仆将闽越人迁往江淮地区。但实际上很难尽数迁走,尤其那些以船为家的,就更被漏网,据说他们的后代就是“旦户”。后来越族人逐渐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同化。
  漳浦有关越族的史事只在《漳浦县志》有关古迹的记载中隐约可见,今录之,以供参考:
  一、“蒲葵关,汉南越故关也,《淳祐志》(南宋淳祐年间所编漳州郡志)云:在驿(漳浦驿)西南一舍(三十里)。按《汉书》元鼎五年,汉击南越,东越王余善以兵从,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持两端,及汉破番禺,遂引兵还击之。关当作邑之南,今盘陀岭是也。”(见《漳浦县志》卷一、《方域·上》
  二、越王潭,在盘陀绥安溪。《漳浦县志》引据《南越志》载:“绥安县北有连山,昔越王建德伐木为船,其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举之,既而人船俱坠于潭”。
  三、越王城,又名建德屯,在南太武山,城内有精致宽大的延寿塔。传说越王建德在番禺兵败后亡命入海,来到这里建城拒汉,才最后被擒。(《淳祐志》说那城是闽越王无诸的先代建德为抗秦而设,《漳浦县志》对此持辨正态度)。
  《漳浦县志》以多说並存的态度,既对云霄将军山及漳浦海上将军屿、将军澳以陈元光将军得名的传说加以记载,又并录南宋蔡如松对地方志“十辨”的说法,说那是由余善派吞汉将军驺力南据险要,将那里的山屿海湾都以将军命名而来,而又对将军澳与将军屿由此命名的说法加以反“辩”说:“按《汉书》余善发兵拒汉,道入白沙、武林、梅岭,此非所经之处”。
  六朝·宋(五世纪时)沈怀远《次绥安》诗(见漳浦县志·艺文志)用这几句话来综述漳浦古时有关越族的史事:“余善既辞师,建德乃伐木,番禺竟灰烬,冶南亦沦覆。”(汉朝在废除越族人的王封以后,在今福建设东冶县,一作冶县,冶南就是闽南)。
  闽南一些研究地方志的人认为东越王余善的领地在今闽南一带,余善的都城泉山就是现在泉州清源山,并将史书所说余善从泉山南迁五百里引申到据守蒲葵关。
  但是,考据有关清源山的史料,虽然它一名泉山,却并没有它曾为余善都城的说法。
  现代一些史学家认为东越领地在今闽浙毗连的一带地方,余善的都城泉山在今浙江省江山县南,一说在仙霞岭,后来南迁五百里于大泽,即今温州平原。余善与汉兵战争的阵地武林在今江西余江县北武陵山,白沙在今南昌东北。《史记·东越传》所提及的古战场汉阳城在今闽北浦城县北大磅山。这里以多说並存的方式并载之,以供参考。
  二,唐宋时代的漳浦人
  越族人被迁走后,畲族人逐渐迁来闽地定居,形成部族。汉族人也逐渐南来。
  唐朝的陈元光,五代的王审知这两个时期,是两次北方汉族大规模南下移居闽地。人数以王审知时为最多,而陈元光的五十八姓子弟连同一部份眷属直接留在漳浦一带,对这里的影响最大。
  在唐朝以前,闽地的许多地方已经有汉人到来开发。唐朝福建人林谞写的《闽中记》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永嘉之乱”是晋朝继“八王之乱”以后的永嘉四年,以凶奴兵灭晋军十余万人于苦县宁平城,又破洛阳,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为代表事件这一历史时期的叫法。那时中原战乱,士族及百姓纷纷逃避南方,来到闽地的也很多。那时以后为十六国纷争的局面,经历了南北朝,到公元589年杨坚建立隋朝,至627年唐太宗统一中国,三百年间战乱不停,中原汉人南下迁入闽地的就更多了。漳浦那时还是荒僻地区,也已经有汉人前来定居。《漳浦县志》说:“高宗总章二年,泉潮间蛮獠啸乱,居民苦之,佥乞镇帅以靖边方。”很清楚,“蛮獠”指就是畲族,“居民”指的就是汉人,因为“蛮獠”不会请求镇压“蛮獠”,这就说明,当时漳浦是畲族与汉族间居的社会,只是汉族人居于少数地位。
  陈元光“开漳”以后,一部份畲族人迁到深山地区去。当时,畲族既被汉族统治者看成“蛮獠”,就必然受到歧视、压迫,这就是他们要迁到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去的原因。《漳浦县志》记载:初建立州县时,漳州领漳浦怀恩两县,后来因为“户口逃亡”,怀恩并入漳浦县。“逃亡”的户口应当是居于不利地位的畲族人,而不会是要在这里开辟新天地的汉族人。
  漳浦还有一部份居住山区的畲族人保持着原有的部族,后来逐渐汉化了,溶化成为汉族。漳浦一带早就没有畲族人的影子,而畲族人的蓝、雷、钟等姓留到现在,尤其蓝姓,一直是强宗大族。尽管赤岭乡的蓝姓早就成为汉族,而华安县畲族的蓝姓人在解放前后还来漳浦赤岭认祖,说他们的祖宗是这边“开”过去的。也许他们祖先就是“开漳”时“逃亡”的户口,在华安深山里一直保持着畲族人的特色,而与漳浦的蓝姓汉族有渊源。
  到宋朝的时候,北方汉族先后受到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等族的压力,转向南方发展,就有更多的汉族来到福建,对漳浦当然不无影响。南宋的时候,南下到福建以至直接来到漳浦的就更多,如佛昙的杨姓,湖西的赵姓等都是,湖西黄姓也是南宋时由莆田移来的北方人的后代。
  总之,唐宋时代的漳浦“百姓”是唐、五代、宋各个时期,连同唐以前来到的北方汉族移民,溶合畲族人而组成的大家庭。
  三、从“无象铺”说到“弦歌堂”
  ——漳浦在宋朝由荒凉走向初步繁荣
  北宋初期,漳浦县还是山林茂密,人口稀少,野兽出没的荒僻地区。《漳浦县志》有关于北宋景祐年间漳浦知县吕璹教民焚燎而耕,在县城附近设阱陷虎,为民除害;以及葵岗(盘陀岭)下猛象出没为患,后来郡守(知府)赵汝譡当规定官府不得向猎户索取象牙,以鼓励民间猎象,和在盘陀岭下建庵设“铺”(驿路小站),引来群众聚居,猛象才逐渐绝迹的记载。(那里地名就叫“无象铺”,沿用到现在)。并引据宋彭乘墨客兴犀的记事说:“漳州漳浦县地连潮阳,素多象,往往十数为群,然不为害,惟独象遇之逐人,蹂践至骨肉糜碎乃止,盖独象乃象中最犷悍者,不为群象所容,故遇之则害人”。
  象、虎等猛兽以及他们弱肉强食的鹿等动物在《漳浦县志·物产志》中都有记载,这些动物必须在山林茂密,人口稀少的地方才有可能生存。
  宋朝时漳浦人口有多少呢?《据漳浦县志》赋役志记载,南宋嘉定(公元1208至1224)年间为五万二千一百六十三口,这还是包括当时属于漳浦县的现在云霄、诏安、东山等县以及南靖和龙海县的一部份地方。当然,当时户口可能不严密,统计可能不精确,但已足以看出当时人口稀少。
  不过,自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重建了统一集权的国家,政治局面曾相对稳定,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了南宋,也还有偏安江南一百五十年的局面,更由于南宋在北方民族的压力下,转向南方发展,浙江、福建等地转向繁荣,泉州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商港,漳浦在宋朝时代也是逐渐走向初步繁荣的。
  由于当时这里比较安定,就有一些官员将注意力放在农田水利建设和美化环境的建设上面,据《漳浦县志》记载,主要有下面几项:
  一、北宋徽宗大观(公元1107至1110)年间,知县傅希龙(仙游人)接纳地方人士的建议,召民工在鹿溪中游开一条小河由东方通到城内学宫泮池和印池,每天随着潮水的涨落,溪水可以进出这条城郊小河,因而得到灌溉农田的便利,而且能保持郊区用水的清洁,这条河就叫做傅公河。
  二、南宋淳祐(公元1241至1252)年间,知县赵师缙领导民工开凿西湖,通于鹿溪中游,用来蓄水,周围有5150尺,广五十亩,使暴雨时山洪不至横溢,苦旱时可以灌溉,受益郊区良田一千亩。
  交通建设方面有东溪桥、鹿溪桥、浯江桥、五凤桥、博济桥、永济桥及漳州至漳浦的三十五桥等。
  其他有静凉阁(俗称水阁)、湖心亭、美报亭、宣诏亭、颁春亭、遗爱亭(今名印石亭)等游览处所的建设。
  在宋朝,漳浦的手工业已经兴起,尤其陶瓷业相当繁盛。现在城关公社南门坑、沙西公社北旗大队罗苑井、赤岭公社南山、石榴公社坪水等处的古瓷窑遗址,经漳浦县文化部门发掘、考证,断定为宋窑遗址。
  文化方面,在唐朝,北方人说“闽人不知文”,这是由于当时福建还在初开发时代,人文还未兴盛,学文化的人很少。尤其漳浦,开发是比较慢的。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陈珦能成为闽中中进士的第一人,是由于他是来自北方、文化程度很高的陈元光之子,兼得到许天正的教导。以后经历了一百年,到元和十三年,漳浦才又有潘存实、王彦昌两人进士及第。南北宋三百多年,漳浦记入史册的进士一共二十六人,比起后来的明清两代是微不足道,但比起唐朝来,文化教育算是有了进步,而且在绍兴年间出了一个知名的高东溪。
  由于农村经济初步繁荣,民间的游艺活动也盛行起来,产生了许多业余的曲艺馆和专业的戏班。据《漳浦县志》记载,北宋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漳浦县城东郊有“弦歌堂”的建立,到南宋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知县叶才老还作了一次重建,可见那“弦歌堂”还是官办或是官府支持的。民间的曲艺、戏剧活动则是很普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明朝何乔远所著《闽书》记载南宋庆元年间名学者陈北溪(淳)给漳州知府傅伯成的“论淫戏书”可以看出当时民间在农闲庆祝收获时戏艺盛行的情况。陈淳说的是漳属,漳浦当不例外。据说曾在漳浦一带流行的,以宋代古老曲调“南音”为主要唱腔的竹马戏就是在那个时期由曲艺演进而成的。
  漳浦倭患始末
  集体整理
  倭寇侵犯中国沿海地区,开始于元朝末年。那时,日本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南北分裂以后,于十四世纪末叶为北朝所统一,那些失败的南朝武士纠集流亡窜踞小岛,组成海寇团伙,利用季节风驾船窜犯我国沿海地区,北至辽宁,南至广东,都受倭寇劫掠蹂躏,尤其东南浙闽等省受祸最惨。到了十五世纪中叶(我国明朝嘉靖年间),日本为群雄割踞时代,名地藩侯组织海寇对中国沿海猖獗进犯,侵入内地,为祸极为惨烈。由于日本在历史上为倭族奴国,所以史书称日本海盗为倭寇。
  漳浦倭祸之惨烈
  漳浦县是饱受倭寇祸患最惨烈的地区之一。《漳浦县志》简要载有这些事件
  嘉靖三十六年,倭寇六都。
  三十七年,倭寇盘陀水港,复移寇长桥。
  三十八年二月,倭寇县郊,驻溪南。十一月,倭冠麦园埔。
  卅九年,倭驻峰山,纵掠溪南,复移驻无象铺。
  五月,(与倭寇勾结的)饶(平)寇张琏陷云霄。
  四十年二月,倭入屿头月余,张琏陷檺浔(官浔)土城。五月袭陷镇海卫。
  四十一年二月张琏率倭寇入掠县郊。
  自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至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这一百一十多年间,漳浦人民受尽倭寇蹂躏。《漳浦县志》记载当时的惨况说:村无完舍,民无定居,财物受掠夺,人逃匿山中,一旦被掳去,富人要卖尽所有去赎身,穷人也要借贷以求免死。唯一抗御的办法是建筑土堡、不能建堡的只有扶老携幼逃入县城。而城墙也不坚固,县官刘钦命只得督率民工修筑,边筑边守。而倭寇勾结流氓恶少。将乌单派入城中,城中人心惶惶,县官督率民壮,日间查究奸究,夜间登城守望。倭寇无法攻入城内,就想出更奸黠的办法,在野外掘人坟墓,携骨骸勒赎,有一棺而索款数百金的、有出钱赎到骨骸而不是原物的,百姓不忍先人枯骨受摧残,多数自发掘回棺木尸骨收藏。象这样连枯骨也不放过的洗劫,其荼毒可说已经到了极端
  明朝初年在漳浦的防倭措施
  明朝开国之初,整军经武,注重海防,倭寇的进犯是难以得逞的。洪武廿一年,遣江夏侯周德兴经略海上,于沿海要隘设立一些卫所。在当时漳浦县辖地设立镇海卫(今地属龙海县),卫之下分置陆鳌、铜山、悬钟三个守御千户所。陆鳌所在十五都(现写作六鳌),驻官兵898名;铜山所在五都(今东山县)西门澳,由钦依把总镇守,称为把总水寨,设官兵1141名,备战船四十六只;悬钟所在四都(今地属诏安县),当闽南尽处,设官军1103名,有哨船廿四只。这些卫所以镇海为前哨,陆鳌为左哨,沙州为右哨,鲎壳尾为后哨,遇汛则分哨四出,各防险要,控制横屿、菜屿、井仔湾、柑屿、桔屿等易为海盗啸聚的小屿。此外,又设置井尾,青山(月屿)、古雷、后葛(在后葛土堡)、盘陀岭等巡检司,共设弓兵720名。又设置许多烽堠(墩台),址在白塘、大径、流会、卓岐、江口、小沃(以上俱廿三都),灯火山、湾角(十七都),埠头(十五都),高山塔,共十座。还有镇海卫九座,陆鳌所三座(陆鳌、洪丘、峰山),铜山所三座(泊浦、东平渡即八尺门、瞭望)。有寇警就举烽烟为号、以便防守。在锐意防卫之下,倭寇虽屡有进犯,却是难以得逞。
  导致倭寇猖獗的内因
  明皇朝传到英宗正统至世宗嘉靖的一百三十多年期间(公元1436——1572年),政权已趋向腐朽衰落,皇帝昏庸,耽于淫乐,不理朝政。英宗宠信宦官,世宗宠信大臣。权奸把持朝政,植党营私,打击陷害爱国忠臣,克扣边卒粮饷,以至士无斗志。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五月,抗倭名将闽浙总督张经、参将杨宽被奸相严嵩死党赵文华诬陷处死,自毁长城。从此闽浙各卫所废圮,形同虚设,倭寇乘虚而入,由滨海扰及内地。
  嘉靖正丑科进士漳浦人林偕春,不为湖广副使而回原籍,对当时漳浦一带的情况很是了解,作了一篇《兵防总论》(见漳浦县志卷十一·兵防)一开头就指出海防弊端说:“明朝开国之初,为了防倭而在沿海设置卫所,用百姓的粮食来养将士,在澳口要塞之区有水寨哨船游织海上,巡逻把截,又有烽墩可以报警,防备可算是周到了。只是日久寝懈,渐渐无存,存在的也只苟且虚名,全无实用。甚至镇海卫被饶贼袭陷,:悬钟守御千户所被倭寇所残踏,铜山水寨被海寇烧毁,楼船战具蓦然一空。象这样的卫所,连本身尚且不能自保,怎么能够保人?而且官兵被豢养得如同骄子一般,难以调动,有事就驱使民兵(抽调来的),而那些庞杂的民兵多是市井无赖受雇替的,平时训练只具虚文。象这样视御敌为儿戏,无异驱群羊去同猛兽格斗。巡检司的弓兵也是孱弱,不是聪明的人一看也会知道有革额扣饷的惯例。”林偕春对海防弊端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接着他又指出官军不能御寇却会虐民的情况:“一方有患,不敢即刻将情上报,等到如洪水决堤才报告,移文往返,调度费时,近者十天,远者数旬,援兵才要开拔,而贼已捆载而去,就是幸而未去,所派来的官兵也是逗留观望,直到贼去才稍稍尾随其后,袭其余辎,猎其疲掳,掠其遗累,割死人的首级,虚张战绩,冒报军功,甚至发掘尸体,截其头颅,墨其面目,烧头灭发,除网痕,假装为真倭的首级以市功,如果不可多得,还用赏钱来收买,所以老百姓就是不死于贼,也死于兵,所过之地,鸡犬为虐,所止之处,门户为碎。倭寇搜刮才去,官兵又大索一番,贼没有收尽的,官兵尽收拾之,所以民间有‘贼梳兵篦’这句俗语,是说得非常恰切的。贼还没有去远,官兵就扬旗班师凯旋报捷,向地方需索赏犒,稍不如意,就群起内哄作乱,如以前县城北关外之变,几乎践及县城,可以殷鉴。(上系节录原文並加以语体化)。
  明朝万历二年进士,以廉洁著称的工部主事,漳浦人林缵振曾写一首《官军来》的诗(见漳浦县志卷十八艺文志下)讽刺军官杀贼无能,虐民冒功的嘴脸,对当时的情况也有很好的写照:“官军来,官军来,昨日江头贼已回,将军逐贼未百里,将台且向江头开,皎皎戈矛耀白日,轰轰钲鼓震奔雷,戟手骂贼奴:‘恨不蹴尔成尘灰’。父老前有云:‘将军幸勿嗔,江头贼过遗烟烬,江边刺戮几千人,杀者不可救,骸骨空为尘,何不割取献幕府,军校犹博金与银,公不见,往年之捷皆如此,石壁城中二百家,三百丁夫同日死,总戎腰玉衣蟒衣,击鼓传觞奏凯归’。官军来,官军来,海外孤城未解围。”
  朝廷腐败,兵防松驰,官兵不但不能尽到剿倭保民的职责,反而虐害人民;加上一些游民与倭寇勾结,为虎作伥,这就是东南沿海长期遭受倭寇蹂躏的内因。漳浦的这些情况,是一个缩影。
  戚继光入浦平倭的功绩
  嘉靖皇朝的官兵积习太深,只能虐民而无力御寇,当时抗倭名将,浙江省都司佥戚继光乃请准在义乌募矿工三千人,精心训练,成为抗倭劲旅,当时人们称为义乌军,也称戚家军。嘉靖四十年在台州九战皆捷,浙东倭患平息。当年八月,戚继光移师入闽,直捣寇巢,于九月间先后剿平宁德横屿、福清牛田、兴化林墩三大倭寇据点,十一月回师浙江。
  戚家军回师以后,福建倭患又炽。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戚继光调任福建总兵,再度率领义乌兵入闽平倭。另一平倭名将俞大猷在漳州招募农民武装六千人,配合戚家军攻克倭寇主要巢穴兴化平海卫。歼敌两千名。翌年一月,戚家军又击败包围仙游县城达五十天之久的两万倭寇,穷追倭寇来到漳浦。
  《漳浦县志》颂扬戚继光与俞大猷的平倭战功,说当时民间有“俞龙戚虎杀贼如土”的俗谚。记戚继光在漳浦指挥作战的情况说:“是时贼围城,复四出摽掠。父老扶携登望女墙,冀援兵旦晚且至,见远烟数点,影响似旌旗状,忽炮响,官兵业抵近郊,大破之矣。盖继光每出师,人莫能测,才欢饮解甲,似未即发,已从间道急进,出没甚神。蔡陂之役,贼预度继光当至,设伏待之,卒然蜂起,兵为小却,继光斩前怯者数人,身自督战,贼竟溃。”
  上面说到的蔡陂之战,是一次剿平倭寇的决定性战役。蔡陂即盘陀汤坑(俗称通坑)附近的蔡陂岭。那一次战役发生在嘉靖四十九年二月,戚家军共斩获倭寇首级数百,残倭逃窜广东沿海,而在那次战役中,官兵也阵亡八十多人戚继光在盘陀立“忠勇祠”来记念那些阵亡将士。忠勇祠解放初还存在,现在只保存了功绩石碑。忠勇祠附近有一个土墩,据说是当时抗倭阵亡将士的集体坟墓,由于牺牲者都是未婚青年,所以人们把它叫做“和尚墓”。
  戚继光和俞大猷合力作战(俞大猷由漳州追击倭寇经平和入广东),于嘉靖四十三年追击到广东会师,在海丰大歼倭寇,嘉靖四十四年,倭患全部肃清。
  漳浦在剿平倭寇之后,请准挽留一部份戚家军镇守漳浦海防,称为“浙兵营”,在六鳌所及铜山所之间对调换防,都驻守在所城外,由名色把总(相当于营长)一员负责,有官兵四百五十名,在漳浦(当时包括东山)群众配合下,锐意海防,倭患从此息。
  戚继光之所以能平定倭寇,一方面由于戚家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戚继光知己知彼,指挥有方,能尖对倭寇特点,以“鸳鸯阵”“小三才阵”等战术取胜。一方面由于他善于发动和组织群众,协同抗倭,並且能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灵活运用民兵特点,配合正规军作战。百姓一无训练,二缺武器,而有着对倭寇的重大仇恨和抗击强暴的意志,戚继光就教百姓就地取材,削长竹为矛,並教百姓以“三步进、三步退”的简单战法,竹竿被倭刀砍去一截,仍然锋利,一再冲刺,使倭寇不及招架。这样,手无寸铁的百姓也能制敌致胜,倭寇陷入兵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怎能不败。戚继光还在海滨教百姓制作“土艇”,类似雪橇,滑行于滩涂上,疾行如飞,为制敌取胜创造条件,现在漳浦渔民还用它为海滩上的交通工具。
  漳浦山水命名考
  大桑·小桑
  大桑、小桑是佛昙港外两个小岛。大桑住民多以渔为业。小桑太小,没有住人。口语叫大桑、小桑,字写成岱嵩、小嵩。《漳浦县志》说写桑为嵩是错误的,而认为这两个小岛以适宜种植桑树得名。也有人认为“桑”字是采“沧海桑田”的意思。民间传说这两个小岛是由神仙挑两畚箕土倒在海中造成的,这是由于形状俏似引出来的神话。
  旗山·鼓山
  两峰隔鹿溪对峙。旗山本名峰山(现在山腰还有一个村庄名“峰山”,“峰”读如“蜂”)。鼓山本名柘港山(山下原有一个柘港村,现已无人居住)。老早鼓山与旗山一样是尖峰,有“双笔”的美名。清初为防御郑成功进攻,鼓山山尖被削平建墩台(据警用烽烟台),山顶就平平好象一面鼓,与峰山隔溪相望,被合称为“旗鼓山”。
  菜屿
  在古雷半岛与六鳌半岛中间海中,以盛产紫菜得名。最初是由清乾隆朝丞相蔡新从大连湾带回种子传播的。蔡新曾到这里视察,叫画家替他画下《观海图》。这一带还有红屿、巴流、井按岛、沙州岛、内鹰、外鹰、横屿、东赤屿、西赤屿、飞鱼岩等,构成岛屿群,自古就是我们渔民作息的地方。从前也曾是海盗渊薮。后来有一个外国人礼氏说是他“发现”的,命名为“礼氏列岛”,真是岂有此理!
  闽南双刀会与漳浦双刀会起义
  ·李序宾·
  漳浦双刀会起义是闽南双刀会起义的组成部份。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全国各地群众纷纷起义,与太平军遥相呼应,著名的有北方的捻军,上海的小刀会,广西、广东、湖南的天地会,山东的白莲教,云南及四川的彝族,贵州的苗族等。福建南部也有以永春人林俊为首的红线会和龙溪浒茂人黄德美为首的双刀会。尤其双刀会,声势浩大,范围及于厦门、漳州、同安、海澄、安溪、漳浦、小溪、云霄、东山等地。
  双刀会原名小刀会,由于会众有很多人持双刀而被叫做双刀会。最初是由新加坡归侨陈庆真于鸦片战争失败后的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七月间在厦门开始组识的。最初入会的有同安人王泉,海澄人江源、江发兄弟等。在闽南各县迅速发展,引起清朝政府的注意。咸丰元年一月,陈庆真被兴泉永兵备道捕杀,江源、江发逃亡南洋,闽南双刀会暂时隐伏。一年后,江源、江发回国,恢复小刀会活动,在海澄、石码、漳州、厦门、同安、角尾、漳浦一带迅速发展,拥有会众六千多人。江源兄弟在珠浦村准备起义,海澄知县王世昌得到风声,率兵围剿,江源、江发兄弟被捕杀。江源之妻与会众公推浒茂人黄德美为首领,集合会众六千多人,于四月初六日在灌口刘庵誓师起义,当晚占据灌口,进取海澄县城,七日占领石码,十日占领漳州,並乘战船四十多艘由石码进取厦门,在厦门建立政权。会众控制了同安、安海、漳浦、小溪、云霄、东山等地,惩杀恶吏,开仓济贫,得到群众拥护,纷纷加入,一时会众发展到一万多人,声威大振。
  漳浦双刀会首领程彩是盘陀庵前村农民,当双刀会在闽南各县发展时,他与东林村农民陈通水、下坑村农民陈珠培等发起组识双刀会。受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苛勒欺压的农民纷纷参加,会众达到一千多人。县城的知识分子陈藻臣也组识一些人参加。
  入会的人要经过宣誓,叫做“过香,仪式是这样:由两个人抬起一只八仙桌,离地两尺多,入会的人手执焚香,从桌下穿过;监誓人喊:“有忠吗?”答“忠!”监誓人再喊:“有义吗?”答“义!”接念誓词:“不忠不义剑下亡。”照这样一个接一个通过,便认为正式入会。
  闽南双刀会起义,漳浦双刀会及时响应,发动起义。咸丰三年(公元1854年)四月十二日,程彩率会众一千多人攻入县城。清漳浦知县周培避匿,典史(知县之下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俗称“四老爹”)潘振烈躲在“四老衙”后面住民黄澎家中被搜捕。这位老爷平时专事下乡办案,勒索百姓,民愤极大,夫妇双双被会众绑到西门内三角潭边,由起义军郑四吉将两人斩首。
  翌日,起义军成立县政权,由程彩任县主,陈通水为城守游击,陈珠培为典史,陈藻臣为军师。当时溪南乡群众趁机进入县城,破狱放出犯人。事后说唱这次起义事件的民间歌谣有这么一段:“过香练双刀,聚会在盘陀。程彩入县城,‘大老’逃性命。四吉起性地,‘四老’头落地。军师是何人,北街陈藻臣。日子是十三,溪南人破监”。
  双刀会占领漳浦县城后,第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军需给养。程彩没有采取断然措施,而是采取访问豪绅大户的办法,向他们“商借”。还忘不了先坐轿去北街顶与程姓的本家会亲谒祖。並到东城内拜访了他日前已拜为师的胡曹。这时,豪绅们假意与程彩敷衍,暗通原有县衙门的皂、快、马三班差役及营汛目兵,连结一些富家,紧闭门户,攀登屋顶,呜锣鼓噪,大声喊杀。程彩不知虚实,心中疑惧。豪绅们乃通过程彩的“先生”胡曹和军师陈藻臣进行妥协,要求程彩将双刀会起义队伍暂时撤回盘陀。程彩见无粮不聚兵,久驻县城,恐怕有失,就同意由豪绅用“四轿”(四人抬的官轿)挂红彩。呜锣喝道,奏“八音鼓吹”将他送回盘陀。双刀会队伍回到盘陀,仍以盘陀岭一带为根据地。
  闽南双刀会起义蔓延各县的情况使清朝统治者大为震惊。是年八月,从广东、江西调来大军,由闽浙总督李廷钰及福建巡抚王懿德指挥,于九月底从马巷出发,占领嵩屿、鼓浪屿,十月攻入厦门。《福建通志》载:“是役也,阅七十三日,历四十八战,擒斩及坠海死者以万计。”
  双刀会一部份会众退到海上。于翌年(公元1854年)三月在惠安崇武海上与清朝水师鏖战。后又进攻台北、基隆。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进攻厦门与台湾淡水、基隆及广东澄海、九龙、澳门等地。与清南澳总兵在莱芜洋海战。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三攻基隆。最后失败分散,有的逃到东南亚各国及港澳等地定居。
  漳浦双刀会于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清朝大军进剿盘陀时失败,会众四散逃亡,首领程彩逃往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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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浦文史资料新第三辑

《漳浦文史资料新第三辑》

本书收录了革命史资料、民国史资料、海峡两岸血缘探索、艺苑之花、地方史探讨、人物、风物、风俗、民间说、自然灾害记录等20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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