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乡约”
  漳浦的“南北战争”
  陈万年 杨景山
  辛亥革命推翻清皇朝，但政权为袁世凯所篡夺，以后军阀混战，延续十几年。福建同样脱不了这个灾难，漳浦人民饱受军阀欺压掠夺之苦。北洋军阀孙传芳部第四师师长张毅占据漳州为王，摊派辖属各县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甚至有闻所未闻的门户捐、烟筒捐、棺材捐……等等。其中最利害的是鸦片捐，每亩收捐四五十元，並且未种先收，交不起的，横遭捕禁酷刑，广大农民在横征暴敛之下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而一些土豪劣绅助桀为虐，承包捐税，榨取人民血汗。本来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劣绅，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水火。全县田亩捐本来由黄宝忠以每年五十多万银元向张毅承包，佛昙区部份由黄宝忠交全县最显赫的绅士、前清举人、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杨士鹏支配。后来这个“田亩捐”肥脔为柯安帮加价竞包夺去，漳浦绅士就由利害冲突而结成南北两派，都以城关及佛昙两地为中心，北派以城关柯安邦（绰号红番）、佛昙杨天枢、杨天育兄弟为首，南派以城关黄宝忠、佛昙杨士鹏为首，爪牙分布各区、乡，各以封建宗族为势力，展开权利的争夺。
  佛昙的杨天枢在袁世凯称帝时曾到漳州应考，中为“俊士”，自认资格相当于举人，拥有一部份封建势力，可与老举人杨士鹏相抗衡，站在杨士鹏的对立面，而与柯安邦结成宗派。这一派依附于北洋军阀张毅，所以被叫做“北派”。杨士鹏、黄宝忠这一派转而投向南方以何应钦为首的北伐势力，所以被称为“南派”。
  当时漳浦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民怨沸腾；而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势下，南方国民党正在蓬勃发展。南派绅士以民气可以利用，国民党的势力可以凭藉，乃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秋，由杨士鹏、黄宝忠、陈启芳（赤湖南峰人）为谋私人利益发起组织民军，在鼓浪屿外国租界赁屋为办事处，一面派人联络广东粤军及在潮汕黄岗驻军的何应钦部下张贞，以响应北伐军；一面分头到各乡筹组民军，分三方面进行：外东区，包括佛昙、马坪、前亭一带，由杨士鹏的长子杨子康（即古锥舍）负责；二、内东区，包括赤湖、下湖西、金塘、乌石、六鳌一带，由陈启芳、陈祥麟负责；三、南区，包括杜浔以下陈、林、李、黄各乡村；北区长桥、南埔、溪仔一带姓黄的村庄，由黄宝忠负责。各乡封建头子“入股”，共为二十四股，名股以地方豪绅为首分据地盘，征收捐款，自购枪支弹药。各处负责人应召到鼓浪屿集会，签订条约，所以叫做“乡约”。实质无非也是这些封建头子为统治压榨人民而私自签订的条约。
  “乡约”既成，便由杨士鹏的长子杨子康与陈启芳、黄宝忠等在佛昙大宗祖祠召开各乡联合大会，发动分头成立民军。于1924年十一月最先在佛昙成立一营，蔡亦负任营长。接着杜浔陈乌吻、大埔翁必达（猪母）、戴坑戴果珍也都各组成一营，分任营长。总的归属一个团，由杨子康任团长，陈启芳任总指挥，杨景山任秘书。以后各乡土豪纷纷响应，各组民军，公开活动。有的观望局势，没有卷入。只有顶湖西蓝姓，由于族长蓝长江与“石码皇帝”蓝番薯、蓝步青父子关系密切，都依附于北洋军阀张毅，站在“乡约”的对立面。
  不久，张贞的势力已发展到诏安、云霄，那里已成为民军的天下。漳浦的北军统治已在北伐声势的震撼下，漳浦的“乡约”民军认为时机成熟，就着手夺取县政权。而当时北洋军阀的漳浦县长许仁寿利令智昏，还是到赤湖督办“田亩捐”，被赤湖的“乡约”民军头目陈启芳、陈祥麟率众将他拘禁南峰山内底村。漳浦民军准备配合云霄民军进攻漳浦县城，驻漳浦的北军见不能立足，不战自逃。佛昙及赤湖的民军由杨子康、陈启芳率领，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十二月进占县城。烧毁柯安邦的“金谷银行”和住家“箴园”。云霄方面的民军自称“自治军”，也派出蔡乌记、蔡荷、许桂芳、林其明等连长率队进驻漳浦。各“乡约”头目乃公推县城绅士蔡次恭为临时县长，议定县城由云霄“自治军”留驻，本县民军各退回本乡防守。
  北派绅士柯安邦在失去漳浦县城后，往漳州向张毅乞师，同张毅所部团长张顺率队由南靖迂回平和，伪装民军的援军，从西门入漳浦县城。民军不备，在突然袭击下仓惶退却，败回云霄。北军再度占领漳浦县城，並即派侯营进驻旧镇。由县商会会长陈朝曦（旧镇振成行老板陈妇来的胞弟）负责北军粮食弹药。张毅派蓝长江为漳浦县长。而大部份乡村还在民军占据下，南区方面以旧镇港为界，与北军对峙；东区方面，由陈启芳率领赤湖民军据守产树埔、江头一带，击退由旧镇北犯的北军侯营。
  北军虽然夺回漳浦县城及旧镇，但是漳浦各乡民军蜂起，县城难保，张毅很是寒心，于1925年春节派漳州绅士林琯玉赴鼓浪屿与杨士鹏讲和，杨士鹏驰书陈启芳嘱其停战，陈启芳拒不执行，依然出兵，因而和议不成。张毅增派孙团驻防旧镇。
  1925年农历正月初八日，南区陈林李黄四姓民军进抵梅宅渡过旧日镇港，在石桥地方与北军孙团作战。民军为一时乌合之众，未经训练，武器差，一触即溃，当时适值涨潮，民军背水作战，后退无路，阵亡及溺水牺牲者九十多人，海上浮尸纵横，令人目不忍睹。一部份退入石桥楼堡，北军包围攻破楼堡，民军全部被杀。统计是役民军死亡一百五十八人，事后尸体全部运回。
  当南区民军在旧镇作战失利的时候，在旧镇东线与北军对峙的陈启芳派人向佛昙杨子康告急。杨子康于农历正月初九日带领佛昙民军到产树埔与陈启芳会合，当日下午分三路进军旧镇。杨子康从东路，陈启芳、陈祥麟从西路，王连从中路，同时并进。不料北军侯营已预先在旧镇山麓狮头地方的必经路上两边设下伏兵，正中山上安置机关枪阵地。佛昙民军中了埋伏，三面受敌，且战且退，死伤十多人，头领杨子康、蔡亦贞阵亡，杨子康被枭首到县城示众。佛昙，赤湖民军连夜退回，均各解散。“乡约”以失败告终。
  北军孙团趁胜进军，经赤湖，至佛昙，沿途杀人放火，共烧屋百余间，陈启芳、杨士鹏的住宅及杨氏祖祠都被烧毁。北兵办理清乡，佛昙为南派绅士所利用的民军残兵及无辜百姓被捕砍头八九人。民军首领逃避鼓浪屿，托庇于洋人租界。北洋军阀所驯养的土豪劣绅柯安邦、杨天育勾结北军，乘机敲诈勒索，派出爪牙，配合北军，四出办理清乡，派军费给养十余万银元。单赤湖一乡就赔款五万四千元，每一人分摊四元，每亩地分摊六元，即所谓“丁四米六”，群众被迫卖妻卖子，惨不可言。那一批勾结北军的土豪劣绅大发横财。
  柯安邦一跃而为漳浦最有权势的绅士。他的对立面黄宝忠逃走，房屋被烧。北军到处烧屋，凡持有柯安邦盖上私章的名片悬挂门首，可作为平安符，免受焚屋的惨祸，因而这种名片涨价，每张值一千元以上，被当作“钞票”流通使用。
  在北军清乡当中，杜浔方面还闹出一场风波：北军于农历二月廿五日进驻杜浔丘厝乡大宗内及下卢等乡，闯入丘姓人家抢劫财物，侮辱妇女，激起民愤。首先有一青年名丘两省，持土枪到丘厝大宗前向北军营门开枪射击，然后飞奔到各处鸣锣呼喊，号召群众起来斗争。群众同仇敌忾，集合攻打北军，吓得北军拔营退走。附近陈、林、李、黄参加“乡约”、北军有杀亲之仇的四姓群众闻讯纷纷出动，集合了几千人，扬旗执械，一队队来到杜浔，会同丘姓群众，围困北军全营于新德山上。在作战中阵亡民兵丘启应。是日阴雨纷纷，民兵的土枪淋湿不响，恐北军反攻，自行退却。北军还是困守山上，不敢妄动，以待援兵。到下午三时许，有北派绅士的爪牙派人从洪姓下东后壁学等处运粮接济北军，並通报情况，北军才知道民兵武器不济事，壮胆下山到镇内，驻扎于后壁学地方，就在那些人的带领下，搜集到三十六桶煤油和一百多包面粉，要作烧毁丘姓群众房屋之用，群众慌了手脚，争先搬运家私，四处逃生。后来由丘迪康到后壁学兵营向北军赔礼，认罚三千六百银元，了结此案。各姓群众也相继以金赎“罪”，认罚了事。
  翌年（1926年）北伐军入闽，北洋军阀败走，打着国民革命军旗号的张贞所部进驻漳属一带，改编为四十九师，闽南各县民军多编入四十九师，民军头目成为正式军官。柯安邦逃避鼓浪屿，被捕引渡，解漳州处决，北派绅士彻底失败。南派绅士回到漳浦，继续骑在人民头上。
  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只在漳浦昙花一现，“田亩捐”等苛捐杂税比北洋军阀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有民谣道：“张毅换张贞，捐款加倍升，做官用亲朋，头人较多兵，手杖较多枪，打仗无才能”。
  漳浦山水命名考
  吴公
  吴公坪在梁山深处，金岗与海金岗的中间。有人以为应写作“吴岗”，其实它的命名是另有来历的。传说：南宋亡国以后，有一个姓吴的仕人不愿为元朝做事，到这深山里隐居，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尊称为“吴公”，把他隐居的地方叫“吴公坪”，也简称“吴公”（据《漳浦县志》）。后来那里成为一个小村庄，住民力田自给，真象一个世外桃源，与外界少有来往，竟有终生不曾进城的，所以有吴公的人进城闹笑话的故事。如果有人被看成老实可欺，他会用“我不是吴公的人”这句话表示抗议。吴公坪盛产杜鹃花，从前“布衣”（没有当官的人）陈祖虞有“杜鹃红于锦，七月吴公秋，杜鹃凄已甚”的诗句。吴公村曾是老革命根据地，后来反动派“围剿”，实行移民并村，这里就没有人迹。解放后又被开荒建农场。
  北伐时期的漳浦
  集体整理
  一九二五年春漳浦“南派”绅士为与“北派”争权夺利而投机于北伐势力所组织的“乡约”民军失败后，漳浦仍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南派”绅士逃避鼓浪屿“万国租界”，“北派”绅士及其爪牙引导北兵“清乡”，对人民任意蹂躏，勒索，到处鸡犬不宁。
  但当时总的形势是：孙中山已经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革命势力正在蓬勃发展；北洋军阀已日薄西山，北派绅士在北洋军阀的枪杆子支持下卷土重来统治漳浦只是回光返照。
  一九二六年十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张贞当时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团团长，已先在何应钦指挥下进入汕头地区，辖地直达饶平黄岗，也就进入了张贞的老家诏安，在诏安创办军事教导总队（后改为福建陆军干部学校），训练下级军官。当时还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漳浦各地知识青年多人跑到诏安去受军官训练，后来在张贞部下任连长、排长等职，如蓝锦涛、陈达泗、陈锡伍、陈捷南等等都是。“乡约”民军头目陈启芳和翁猪母、戴果珍等则在“乡约”失败后投奔张贞，陈启芳任补充营营长，翁猪母、戴果珍任连长有的人为幕僚，如戴传任副官等。一些原乡约民军的士兵和无业游民到那里当兵。
  北伐开始，张贞的独立团从漳浦、平和两路直入漳州。张毅见大势已去，率队奔逃。张贞的独立团克复泉州，在漳、泉一带收编很多民军。进驻福州后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张贞升任师长，兼任福建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福州警备司令。后调驻漳州，防地除原漳州府所属各县外，兼及泉州，龙岩等地。驻漳后改编为陆军暂编第一师，最后番号为陆军第四十九师。
  陈启芳营长曾留驻漳浦，短期暂兼县长。他的一营人多是漳浦“乡约”民军所收编，原来各乡的民军头目都当了四十九师的军官。后来陈启芳调驻马巷等地，最后升任团长，蓝锦涛、陈达泗升营长，陈捷南、陈锡伍升连长。翁猪母留在漳浦任县警备队长，后为保安大队长。
  张毅在福州投降北伐军，被解到汕头枪毙。漳浦的北派绅士随着北洋军阀的失败而失败。柯安邦逃匿鼓浪屿，后来被捕。引渡，处决于漳州。北派要人杨天育及柯安邦的儿子柯化龙逃奔张毅，张毅投降后，随部队转为国民党军官，离乡他去。其他爪牙树倒猴狲散。南派反动头子利用北伐的胜利，荣归漳浦。除县长一积由张贞派他的同乡亲信徐鹏充任外，漳浦南派绅士杨子保、蔡次恭、蓝翼羽分别担任公安、实业、教育局长。
  最初的国民党漳浦临时县党部由参加北伐军的本县人胡剑平负贵，也曾由印尼华侨杨纯美、官浔商人何元良负责。由于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由国民党右派、左派及共产党人三部份组成，各县临时县党部就分别为这三部份人所主持。漳浦国民党临时县党部在杨纯美、何元良辞职后，由共产党人郑林英、王天英主持。当时，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由共产党人主持。共产党人罗明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到厦门招收朱积垒、李联星、郭滴人、陈庆隆、朱文昭、温加福、王奎福、胡永东、黄昭明等到广州在毛泽东所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受培训，毕业后回福建工作。李联星曾在漳浦把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他生于龙岩，小时读两年私塾，后为制鞋学徒，十五岁随父到新加坡在华商银行当练习生，夜间就学于华侨工商补习学校，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以文学作品在华侨报纸揭发当时社会罪恶，並在他的周围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革命，因而被银行开除。后在华侨工商补习学校当庶务，一面继续学业。他二十岁时，正是祖国大革命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他毅然回国，在厦门参加革命工作，因而被吸收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成为共产党员。一九二二年冬毕业后，受中央农民部委派回福建任漳属农民运动特派员。后又被选为中共闽南特委委员。他与共青团员黄昭明，李锋到漳浦主持农运，办了一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一批漳属各县的农运干部，推进了各县农民运动的开展。漳浦农民运动在他们组织发动下蓬勃发展，各乡农会纷纷成立，杜浔、佛昙、马坪、赤湖、乌石等地搞得尤其热烈。
  漳浦的工人运动也蓬勃开展，分别成立各种基层工会。店员工会的詹开发、理发工会的戴猴鸾、五金工会的鹿师、安师（全名不详）、挑运工会的黄某（失名）等都是积极份子。由于漳浦是一个农业社会，工人无多，大部份是手工业者和苦力，还没有产业工人，所以声势没有农民协会那样浩大。值得一提的是商店的老板不敢再虐待学徒；还有一些苦力在组织起来后曾向驻在木棉庵收“过路捐”的地痞作斗争，取得胜利，大大鼓舞了全体工人反抗剥削的意志。
  当时又开始有学联会、教联会、商民协会的组织，成份比较复杂，有进步力量，也有旧势力渗入。
  当时县政府都是唯张贞之命是从，在国共合作期间，张贞还没有暴露他的反动性，北伐军底定漳属的初期，改治还比较开明。国民党漳浦县党务又在共产党人主持之下。当时国民党“以党治国”，中央党部的权力凌驾于中央政府之上。而由于在那“军政时期”，军政大权由反动军人掌握，地方党部比较没有权力。但也能对政府起监督、促进作用。郑林英锐意改革政治，规定每次“总理纪念周”（星期一早上党、政、教人员的一次集会）由县长作施政报告，对县政府起约制和促进作用，从而废除了苛捐杂税和一些弊政，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当时党、政也有所分工，县政府主要管行政，县长本人直接抓司法。县党部主要搞民运和社会工作。漳浦当时党务由共严党人主持，所以农运、工运蓬勃发展，社会上出现新风气。禁烟（鸦片）、禁赌虽然不彻底，也大大不同于北洋军阀时的开烟、开赌、开娼。知识份子带头破除迷信，捣毁神象和土地公庙，禁止巫婆、神汉籍神骗钱；宣传和强制男人剪辫子，女人放缠足等。
  但新生的气象在漳浦只是昙花一现，这种局面才经过几个月。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清党”反共，中共闽南党组织受到破坏。漳浦共产党人郑林英等出走。共产党人所主持的国民党漳浦临时县党部解体。黄昭明后来变节。李联星转入地下斗争，到处奔走，在佛昙发动群众进行抗捐。一九二八年在平和发动一次秋收暴动；后来调到厦门搞工运。一九二九年五月间，闽西南革命武装斗争轰轰烈烈展开，他奉命由厦门来漳浦工作，到石码时，由于叛徒出卖，被捕送漳州四十九师师部。在狱中发动同志与前来搞“思想测验”的国民党政府福建省教育厅反动厅长程时奎作斗争，为程时奎指使张贞将李联星和另一个共产党人罗怀盛枪决于漳州中山公园。李就义时廿七岁，未婚。
  大革命失败后，漳浦处在反动统治之下，而受破坏的中共闽南党组织即刻恢复，革命转入武装斗争的新局面，以漳浦山城为中心的靖和浦游击根据地迅速发展。
  漳浦县“清匪委员会”的罪恶活动
  林占雄
  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进驻漳浦，结束了北洋军伐的统治。成立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国民党漳浦临时县党部。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共产党人李联星等大搞农民运动，各乡村组织农民协会，轰轰烈烈地打击土豪劣绅，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县，播下革命的种子。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中共闽南党组织遭受破坏，漳浦的革命工作受摧残。而不久中共省、地组织即告恢复。转入地下活动，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建立以小山城为中心的靖、和、浦边区革命根据地，重建农民协会，发展农民武装，狠狠打击反革命势力。弄得国民党驻军及县政府焦头烂额，难以应付。
  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革命，维持其反动统治，于一九二八年四月间，派四十九师团长卢振柳驻漳浦县，与县长刘欣召集全县恶霸地主开治安会议，成立三人委员会，即漳浦县“清匪委员会”，进行反革命工作。团长卢振柳为主任委员，县长刘欣为当然委员，地霸代表陈祖武为专任委员。委员会设调查、宣传、总务三股。主要是调查股，股之下设调查队，股长兼队长，队之下设分队，共有调查员三四十人。
  委员会的任务：（一）审讯被逮捕的共产党人，这工作由三委员洽同办理，民间称为“三司会审”。卢振柳与刘欣除遇到重要案件必须亲自审问外，一般都是临时指定属员代理，实际是陈祖武独断处理，不知杀害了多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二）调查户口，编订门牌，由调查队带领军警分赴各乡镇设立户口编查办事处，联合乡村封建族长（俗称家长）挨村逐户，按照表格登记姓名、年龄、简历、职业、家庭关系等项，复查后编上乡、镇、闾、邻番号，写上门牌，悬挂门上，收取门牌工料费每个二角。如有抗拒编查或隐瞒匿报情事，罚款五元。复查是在天拂晓时，由军警将村庄包围起来，不准出入，调查人员按照表册核对登记事项是否符合实际，如有匿报，抓到办事处去询问，无问题者由族长具结保释，认为有嫌疑的，押送委员会审讯。因此，调查队乘机勒索。当时虽然有宣传股的设置，但是只着重编查，没有展开宣传工作，仅由伪委员会、县伪政府、反动驻军团部联衔发出布告，晓谕编查办法，张贴各乡村，人民多是文盲，不知就里，因抗拒编查或隐瞒匿报而被处罚五块大洋的事很普遍，（五块大洋在当时可以买两石就是二百二十市斤稻谷）。民间称门牌工料费为门牌捐。
  我记得刘坂乡的编查工作是由调查股长兼调查队长陈雨苗负责办理。由于旧镇与刘坂往日封建宗派的积怨，陈雨苗趁此机，威风凛凛地带领调查员及军警到刘坂乡执行任务，可是刘坂乡百姓都不满反动政府如此敲诈勒索，义愤填膺，任陈雨苗再三通知开会，要宣布调查旨意，但总是找不出族长来。只有群众来看看调查队的动作，人愈集愈多，甚至好事者叫嚷“陈雨苗滚出去，刘坂无需要编查”，怒言相加，谩骂一场。陈雨苗认为威严大损，决定大做文章，而好汉不吃眼前亏，乃领队暂返旧镇。然后捏造事实，虚报刘坂乡窝藏土匪，抗拒编查，包围军警，请委员会速派大队清剿。“清匪委员会”据报，即派专任委员陈祖武偕同陈雨苗，率军警一营，浩浩荡荡开到刘坂乡查办。刘坂乡大小族长闻风逃避，暗中集合开会，讨论对策，认为大兵压境，不能再抗，决定接受编查，就派人到杜浔东山园请陈祖武的大哥陈祖绳出面斡旋，作出协议：一、赔罪认罚，纳款数目未详；二、接受调查户口，限两星期内由刘坂家长负责办理完竣，请调查队复查，门牌费一律罚收五元；三、军队出发费用由刘坂乡负责；四、保证以后不得违抗政府命令，並派人向陈雨苗道歉，就此了案。刘坂乡人民每户负担十元以上，官兵、人员、“公亲”（斡旋人）、族长各有“打秋风”，皆大欢喜，唯有贫苦农民临时交不出勒款，或典衣当裤、或卖鸡卖鹅，免强凑数。
  （三）划分区域成立伪区公所，组织乡、镇、闾、邻。全县划为七个自治区，以办理田亩捐（鸦片捐）的区域为基础。第一自治区又称中区，辖县城附近乡村。第二自治区又称南区，辖杜浔一带乡村。第三自治区又称内东区，辖旧镇一带乡村。第四自治区又称中东区，辖赤湖一带乡村，第五自治区又称外东区，辖佛昙一带乡村。第六自治区又称北区，辖官浔一带乡村。第七自治区又称西区，辖象牙庄一带乡村。区以下百户设乡或镇，乡镇以下二十五户为闾，闾以下五户为邻。区置区公所，置区长一人。助理员二至三人，录事一至二人。乡镇设正副乡（镇）长各一人，闾有闾长，邻有邻长。乡镇、闾邻之间实行“联保连坐”，一人犯法，牵连全乡。区长由“清匪委员会”遴荐县政府委派，乡镇、闾、邻长由居民选举，实际多由地主、土豪及流氓地痞担任。
  县城编为十八个镇，民间戏称为“十八诸侯”，也有人讽刺为“十八镇十七劣”，指镇长们都指责他人皆劣我独清的意思。
  “清匪委员会”结束后，县伪政府委派陈祖武为第一区区长，洪瑞龙为第二区区长，林绍庭为第三区区长，陈祥麟为第四区区长，杨子保为第五区区长，何元良为第六区区长，黄汶川为第七区区长。自此“清匪委员会”的反革命工作移交县政府及区公所继续办理。其后省政府通令各县筹办“地方自治”，区公所一度改为“区自治筹备处”，不久又恢复为区公所。
  笔者当时曾在“三人委员会”充临时雇员抄写户口册一个月，时间短促，所见所闻有限，错误及遗漏之处，望熟知底蕴者补充订正。
  漳浦山水命名考
  金岗
  从县城的角度望去，以为金岗是梁山的最高峰。它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它形似金刚屹立，所以叫“金刚山”；一说它的形状象一个“金“字，所以叫“金岗”。也有传说此山有金矿的，这也许只是望名生义。明朝何乔远写的《闽书》说漳浦“旧有金名焉谚谓之‘金漳浦、银同安’今或不然。”“金漳浦”一词只是形容物产丰富而己。
  鸿儒江即佛昙港
  《漳浦县志》说鸿儒江“源出龟山、灶山诸水合流大坑经佛昙桥入海”，唐朝历史学家杜佑所著《通典》写作“黄如江”，记载它的地点说：“漳浦郡东南到黄如江一百里”。（杜佑曾任岭南节度使，漳浦当时为郡治，属岭南）。从前郑解元（白石人，失名）《鸿江赋》云：“厥有胜景，其名鸿儒，纳长流之巨浸，会潮汐以奔趋，因以鸿而名江，非夸大而过誉”。
  陈三岭·五娘潭
  在官浔往赤岭路上五坪仔地方，山上有奇石如情人偎依，被附会为陈三五娘私奔经过的休憩处，这里的流水有如一条白带，也被说成是五娘洗缠脚布的“脚白水”。其实，要是陈三五娘成为化石，以后投井殉情的戏剧便无从演出了。
  日本侵略军流窜漳浦的罪行
  陈旺寿、陈万年、李临昌
  一九四五年，日本本土已经受盟军海、空包围。厦门岛在被日军侵占后是由海军防守的，那时陆军大佐德本光信联队在别处战败，残部两百多人退到厦门、金门。这两个岛屿当时在美军海空封锁之下，补给断绝。粮食只靠沿海奸商走私，以鸦片交易，不能完全解决。燃料无着，电灯不亮，点灯无油，孤岛成为黑暗世界。日军靠拆木质结构的民房烧饭。在这种情况下，德本光信只有作垂死挣扎，逃走求生。海路是行不通的，船一出海就有被飞机炸沉的危险，只有陆路才有可能作为逃亡的出路，经漳浦、云霄、诏安，不上三百里路程就可以进入潮汕沦陷区，与那里的日军汇合。
  日军德本光信残部逃走的路线既定，就在金、厦两岛抓了大批民夫抢了很多牛、骡，作为运输之用；並征集一些原籍内地的流氓作向导和帮凶，如石码“篮仔皇帝”蓝番薯（祖藉漳浦）的儿子、北洋军阀时期曾两度任漳浦县知事的蓝步青（当时在厦门一个“俱乐部”即赌场任职），以及官浔人，漳浦著名便衣侦探王公耳（何义光）等就是主要人物。（据说这些人与军统有联系，国民党军方事先得悉日军准备流窜就是由这些人提供情报的）。
  日军还未到来，国民党政府和军方不是作坚决抵抗，而是作逃跑的准备。疏散机关人员，事先估计日军可能经过的地方，将赋谷仓库打开，用出借的方式将赋谷疏散民间。这个措施不能不说妥善，但粮食不是直接分到民户，而是由有权有势的绅士经手发放，以后要讨回也必须经过绅士的手，大都被以回收困难为理由中饱私囊，以后不了了之。
  日军还未登陆，漳州的国民党正规军七十五师已派出一个团，中美合作所华安特种技术训练班（以下按习惯简称华安班）也派出一个团。群众满以为用两团人（还有县保安队）以逸待劳，堵截疲于奔命的一支日军残部，一定能给予致命打击。
  阳历八月三十日（阴历六月廿二日）日军二百多名在海澄镇海深坞附近的恒古、白坑一带登陆。阳历八月三日（阴历六月廿六日），进入漳浦县境，分兵窜入田中央、桥仔头等村抢劫，驻扎于前亭圩和大社等村，搜捕到的妇女被集中到学校里集体轮奸。阳历八月六日（阴历六月廿九日）上午，开到佛昙镇，多住在纯美中学，一部份窜入大坑村。日军所到之处，滥肆开枪杀害百姓，抓挑夫，抢走耕牛作运输之用。搜掠粮食、大豆。宰杀猪、鸡、鸭。棉被、蚊帐等物被拿去当牛、马背的铺垫。把大便撒在床上棉被里、米缸里或豆酱缸里。抓到的妇女被轮奸，一个老妇被轮奸到生命垂危。前亭及佛昙被抓去当挑夫的共有二十多人，押到赤湖新社时，进行搜身，搜出石埕村人杨大雷、杨臭葛两人身上有什么证件，被放出军犬活活咬死，状极悽惨。其他的人在经过盘陀岭时逃走，杨再兴一人被击毙，其余都脱险回家。
  阳历八月七日（阴历六月三十日）国民党正规军七十五师与漳浦县保安队在松仔岭误会发生战斗，打死了几个人，而从佛昙开拔的日军却分两路顺利通过严峻的大坑径和松仔岭到达赤湖。在赤湖撞门踏户，捣毁家俱。见猪、鸡、鸭等牲畜就杀。搜刮食物。又抓去一些人当挑夫。所经过的乡村，年青人不论男女都逃走，只留下老公公和老太婆看家，但是日军兽行连老太婆也不放过，有几个老妇受轮奸。赤湖逃走不及被抓去当挑夫的有许振和、陈春池、陈老婴等十多人。保安村路边一个卖点心茶水的许老头也被抓去当挑夫，在途中累死。许振和被枪杀在浯江附近，陈春池、陈老婴逃脱。
  日军沿途开炮乱轰，赤湖西庵村有一个老妇逃避在山上大石后也被轰死。
  阳历八月八日（阴历七月一日）日军先头部队到达旧镇港北岸（没有入市区），向南岸开炮轰击。南岸后埭山已有华安班第一营布防，当即开炮还击。日军经过这一试探，知道渡港有困难，乃取道漳浦县城，准备跨越盘陀岭。
  就在这一天，华安班第四营在旧镇附近的深水坑地方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排长陈文义、陈日辉及士兵三十多人阵亡。坂上村一农民也无辜被打死。华安班失败的原因是失去人民的支持，当官的贪生怕死，士气低落，又没有作战的经验。该营没有按照规定于当日七时出发，而延缓了一时半，以致日军抢先占领深水坑有利阵地，该营前进途中也没有由尖兵搜索敌情，因而受到日军伏击，造成惨重的伤亡。从此日军长驱直入。七十五师一团人则本来就打定主意在日军过后才随在后面放放马后炮，虚报战绩了事。
  当日十时许，日军已来到城关。入城之前，见县城西北方向高地鸡笼山上有一个堡垒，可以俯瞰县城，以为那里有驻兵，用炮摧毁，其实那里空无一人。日军由东门入城，经城边偏僻的小、街官学口、城隍庙口，即由南门出城，未在县城逗留，只有少数跑到县前街老益美饼店枪食物。在经过南门的时候，掳去陈家法、柯金狮、李乳等当挑夫。
  当晚，日军住在南门外距城十里许的大路店（现大南坂农场）一带山上。附近村庄被洗劫，下阮村受害最惨，粮食被搜尽，猪被杀光，牛被劫去运物，妇女被奸淫。
  阳历八月八日（阴历七月一日）日军越过盘陀岭。这是一个险峻的要隘，在汉朝时曾是闽越的蒲葵关；明朝时，戚继光曾在那里消灭很多倭寇；清朝时，曾是郑成功与清军激战的地方。但这次日军过岭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阻击。只有美军的一架飞机由长汀机场起飞，在盘陀岭给日军以惩罚，炸死十多人。但日军伤亡不大，被飞机炸死的还是以被抓去当挑夫的中国人为多。
  飞机炸了一阵飞走，日军便越过盘陀岭，进入云霄。七十五师和华安班在后面放枪鸣炮，送行而已。
  那次战役当中，漳州《闽南新报》天天报导胜利新闻，对华安班指挥官也就是闽南新报负责人陈将军亲临指挥的“战绩”大吹大擂。康庄（殷才）所办的《福建新闻》自比香港的《天文台》，以闽南的陈孝威自居，大发其“军事评论”。当时预言“旧镇之战将激烈展开”，而在报纸印出来的时候，日军已绕旧镇而过，经漳浦县城直趋盘陀岭。
  在报上所没有见到的“幕后新闻”是：日军经过劫掠一阵，七十五师和华安班、保安队跟在后面又劫掠一阵。明朝时，倭寇侵犯漳浦，在戚继光未到漳浦剿倭以前，曾有“贼梳兵篦”的故事，到日军流窜漳浦时，来了一次历史重演。
  漳浦山水命名考
  鸡笼山
  鸡笼山在县城西北，现为市区的一部份，以状如鸡笼得名。此山居高临下可以控制县城，历代都在这山上筑堡垒，俗名“炮台”，所以也被叫做“炮台山”。郑成功反清攻入漳浦县城时曾在这里与清军激战。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所部于同治四年农历正月廿一日攻入县城时也曾从这里用土炮将城墙轰开缺口。民国二十二年“闽变”时，十九路军一营人在这里打败张贞部下所鸬集的二千多名“闽南讨逆军”。炮台山名不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