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梁山位于漳浦东南及南部，前滨海，后与乌山、矾山相连。这里峰恋叠嶂，森林茂密，资源丰富，形势险要，东西连绵几十里，是漳浦县境内首屈一指的一座大山。最高的老人峰等山峰海拔在一千公尺左右，漳浦民间历来有“一梁二灶三太武”（都是山名）和梁山九十九峰之说。在此开辟革命根据地，进可以主动出击敌人，退可以休整队伍，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是打游击的理想地方。
  梁山山麓周围的广阔地区散居着几十个村庄，这里的人民群众长期以来深受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对阶级敌人有着刻骨的仇恨，群众基础较好，给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良好条件。
  梁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红三团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第一次反“清剿”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把“内线作战”变为“外线作战”冲出了敌人封锁线的斗争成果。这样，既开辟了新区，又恢复了靖和浦中心区，终于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反革命“清剿”。
  靖和浦苏区人民第一次反“清剿”斗争胜利和梁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迫使敌人改变了“清剿”策略，根据地人民于一九三五年夏进入了第二次反“清剿”阶段。这时敌人进攻的特点，从过去的“驻剿”、“分进合击”等进展为“驻剿”、“搜剿”和“移民并村”相结合。有时敌人驻了下来，当找不到红军时就假撤掉，企图引诱红军回来，这实际是“驻剿”的发展。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清剿”持续了很久时间，开始是组织守望队、开公路、筑炮楼、剿山、打埋伏、通过反动分子抓交通员等，通过这一系列办法企图切断红军和群众的密切联系。但其反动兵力还是不足，兵驻得少了又怕给红军吃掉，即使驻在大村庄，也不能阻止红军游击队在小村庄的活动，他们调运粮食也往往要受到红军的袭击。于是就进一步采用“移民并村”的办法，这时除靖和浦中心区的各个村庄几乎全被移走外，梁山根据地的龙潭、后井、新社、吴岗、陂内、火烧寮等山村也被强迫移走，造成几十里范围内的无人区。可是这样他们还不能达到目的，就进一步加强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即“一家通匪，十家连坐”，还规定了“知匪不报者杀”，“供匪粮食者杀”，“通报消息者杀”，“窝匪者杀”等“十条禁令”。在敌人残酷的军事进攻和法西斯政策统治下，群众只能十天、八天佯装上山砍柴，给红军游击队反映一些情况，但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接济不上来，战士们只好在半饥饿中度日，有时甚至以野菜、野果、竹笋等充饥，当时斗争环境确实比过去困难得多了。
  一九三五年秋，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武装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进攻。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清剿”，闽粤边区特委派出了大批工作团，配合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冲出了敌人封锁线，采取秘密和公开相结合的方法争取敌人的守望队，使部份守望队变成“白皮红心”为红军服务的守望队。一九三五年七月，驻梁山根据地的红三团第一连配合团部特务排先后攻打云霄县何地、马铺圩、方林等村庄的地主联防武装的土楼，把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和粮食分配给农民，在几次战斗中共缴获长短枪四十多支，子弹二百余发。同年六、七月间，在向漳浦沿海发展的红三团也采取了积极行动，先后攻打杜浔、过洋、路边、枋林、院前、逢山、徐坎等地的地主豪绅，镇压了反动地主，收缴了民团武装，又开辟了过洋、路边、山门、凤过山、枋林、院前、逢山徐坎、地嵩、径口、后岭等游击根据地。
  这时候，由于红三团的某些领导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自满，轻敌麻痹。一九三六年六月，张长水同志带领红三团四个连和团部警卫排攻打云霄白泉村，准备拔掉这个反动联防据点。由于内部泄漏了军事机密，使敌人事先作好准备，红三团进攻失利，伤亡五、六十人，在撤出战斗中张长水同志身负重伤，转移到梁山的第二天就牺牲了。后由何鸣兼任团长。
  同年七月间，红三团一连和团部特务排攻打霞美、杜浔、沙西等地的地主武装，将没收地主的衣服、粮食分配给贫苦农民，再一次发动群众，又巩固了梁山脚下的大片游击区。八月三十一日，驻闽南独立营三个连配合梁山根据地红三团特务排共五百多人，从云霄的牛角径出发，埋伏在将军山下后汤村甘蔗园里，卢胜同志利用旧风俗中元节，化装带领短枪队六十人进城，攻打银行，缴获伪钞票十多万元。此次胜利，震动了闽南各县，牵制了敌人向红军游击根据地的进攻。同时也解决了游击队大量的经济问题。
  一九三六年夏秋期间，红三团第三连在林少克连长带领下，紧密配合赤卫队，先后镇压盘陀反动联保主任陈壬生和反动保长蔡水基，又镇压眉田反动联保主任张仔义和竹仔林的反动保甲长。同一时期县委吴中坚和张太西同志也率领二百多个游击队员和赤卫队员攻打溪南村，镇压溪南的反动保长柯坤茂和柯和尚等，灭了阶级敌人威风，长了群从志气，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在整个第二次反“清剿”斗争中，红军将士和根据地人民发挥了无穷无尽的智慧，创造了白天生火不冒烟，晚间生火不透光，大小便随解随埋等方法终于粉碎了敌人的“侦剿”，摆脱敌人的跟踪。通过第二次反“清剿”斗争胜利，壮大人民武装队伍，不仅完全恢复了靖和浦苏区，并且巩固和扩大了梁山游击队根据地。
  正当闽南党和红军游击队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坚持游击战争，大大地发展和巩固苏区，壮大人民抗日武装的时候，蒋介石反动政府又调遣广东军一五七师和一五八师的一部份，向我闽南准备抗日的人民武装发动了第三次“清剿”。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正是闽南革命人民、包括梁山根据地人民进行第三次反“清剿”斗争阶段。
  一五七师开始向游击区进攻时，红三团打了几次小胜仗，挫伤敌人的锐气。一九三六年十月至十二月间，红三团的一、三连先后配合眉田、巷内、龙潭、后井、苦竹、过洋、路边等地农民武装，攻打霞美、刘坂、董门、杜浔、院前、屿头、旧镇、溪头等地的一五七师驻军和张锡九反动壮丁队，打死打伤敌人一百多人，缴获步枪八十多支，拔掉敌炮楼五座，从而巩固了龙潭、后井、眉田、巷内、黄埔、过洋、路边、徐坎、院前等游击根据地。
  一九三七年六月“漳浦事件”的发生，是一五七师一手策划的阴谋，造成我游击队丧失大量武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经过半年的艰苦斗争，武装队伍整新了，靖和浦苏区和梁山根据地很快得到恢复和巩固，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闻名的红三团改编为新四军，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开赴苏皖前线抗日。
  红三团北上抗日后吴忠坚、张太西等同志留在后方继续领导人民群众抗日，坚持革命斗争。这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积极破坏国共合作抗日，仍不断集中兵力向闽南游击队根据地“围剿”。当时张太西同志已经担任中共漳浦县委书记职务，环境虽然极端恶劣，但他仍然充满着革命信心和决心，坚决执行党的“埋藏生产，武装自卫”的方针，把全体工作人员化整为零，组织到下铺的金岗山（梁山的一个山峰）和龙岭的官真寮山中开荒生产，度过艰苦岁月，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等待时机，坚决与敌人作斗争。
  一九四一年一月，张太西同志正在官真寮工作，为了保卫漳浦县委机关和吴忠坚同志的安全，特地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同交通员蔡火同志连夜赶到梁山的虎空岩，迅速传达和研究当时的严重情况，但是县委机关来不及转移，反动军警在无耻的叛徒蔡国带领下已经包围了虎空岩。张、吴等同志英勇与敌人扑斗，在战斗中吴忠坚同志为革命事业贡献出宝贵生命，壮烈牺牲，张太西同志终因寡不敌众，弹尽负伤，与蔡火不幸被捕。
  张太西同志在敌人监狱中、法庭上坚贞不屈，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在狱中继续为革命事业操心，经常对难友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一九四二年夏，张太西终于与蔡火同志被反动派杀害。临刑前，太西同志与狱中难友含笑告别，视死如归，正义凛然。他还利用敌人宣判的机会向周围群众宣传抗日和革命道理，揭露敌人的狡猾阴谋，陈词慷慨激昂，周围群众莫不深受感动，反动派无不胆战心惊。在走向刑场途中还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从容就义。
  吴忠坚、张太西同志的牺牲是党和革命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但是他们的革命形象和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精神一直鼓舞着广大群众，特别是梁山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更是广泛地传诵着他们的事迹，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所立下的功绩永垂史册，他们所表现的英雄气慨足与日月争辉。
  这一时期，叛徒蔡国带领反动军警在梁山根据地的下楼、下铺、溪南、陂内、火烧寮、龙潭、后井等村先后杀害我地下党员、革命千部及革命群众一百五十多人；折毁陂内、火烧寮、龙潭、后井、新社、下铺、吴岗等山村民房二百二十多间；还强迫当地群众并村移民。一九四〇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又召集二十师一部份兵力向我梁山下的山门、黄厝路、垅仔埔等根据地村庄发动“围剿”，大批屠杀革命群众，洗劫群众财产，连山上的牧童和庙里的和尚也惨遭杀害。真是敌军所到之处，鸡犬不宁。
  正由于蔡国等人的叛变，使梁山革命根据地遭受十分严重的破坏，活动范围缩小，工作困难重重。但是，黑暗的终点是曙光的到来。在这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里，梁山根据地的革命群众並没有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他们以吴忠坚、张太西等革命烈士的高大革命形象激励自己，不畏反动派的“十杀”禁令，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继续为我红军战士和革命干部送粮食，送衣服。如山门村老接头户林轩娘（女）为了掩护革命同志，儿子被敌人杀害了，自己也被反动派打得遍体鳞伤，当凶恶的敌人一走出村口，她从地上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顾不得掩埋儿子的尸体，咬紧牙关，挺起身子，走出家门，迅速把消息送给红军。根据地的人民为了党的革命事业，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与红军战士同生死，共患难，党正是依靠这样的人民群众粉碎敌人的屡次“清剿”，终于胜利渡过了这个最艰苦的“埋藏生产”时期。
  从此，梁山根据地人民同其他革命根据地人民一样，正确执行党的“隐藏精干，蓄力待机”的方针，继续高举革命旗帜，踏着先烈血迹，跨入解放战争年代。这时，他们仍以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继续开展游击战争。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全县的解放。
  （原文与本刊前辑重复部份略有删节）
  漳浦山水命名考
  鹿溪桥
  那地方原叫“鱼腹渡”，在还没有建桥以前过路人要用小船渡河。南宋庆元四年，寺丞傅伯成出任漳州知府时才在那里建桥，长五十丈，有三十六个通水孔道。明朝嘉靖七年，参政（布政使下设左右参政，分管各道）蔡潮命令漳浦知县周仲重修。后年久失修，到清初只存残迹。现在已连残迹也找不到，而那地方的乡村因桥而得名为“鹿溪桥”村，沿用到现在。宋朝建鹿溪桥以前还没有鹿溪的名称，为什么要叫做鹿溪桥呢？这是因为那时漳浦出了一个忠孝两全的高东溪，他于北宋宣和年间为太学生，多次与陈东等人上书徽宗皇帝请诛蔡京、童贯等五奸臣，重新起用忠臣李纲、种师道；他在南宋绍兴二年中进士，任静江府古县令，虽然官小言轻，还是敢于和奸相秦桧作斗争，抵制豪帅胡舜陟为秦桧的父亲立祠，被诬陷入狱，舜陟死后才得到平反。后又在潮阳主考时，摘经史要语命题策论“闽浙水灾之所由”，触怒秦桧，被革职发配容州（在今广西），在那里讲学到死，秦桧死后才得到昭雪。他的忠、孝事迹受传颂，民间有他放松江鲈鱼要孝敬老母却在漳浦传下鱼种和驯鹿取奶哺养老母以至鹿角挂篮到“鹿市头”买物品的故事，说他那喜爱的小鹿后来随他涉过“鱼腹渡”不幸灭顶溺死，人们感到经过这重水确实不便，就有在这里建桥的迫切要求。在傅伯成任漳州知府主持建设这座桥以前，前任知府、著名理学家朱熹已经为高东溪祠堂写下“获鹿感鱼千秋称孝子，朋东仇桧万古识忠臣”的名联，就是说高东溪的故事已经为大众所传颂。人们为纪念高东溪的忠、孝品德和“获鹿感鱼”的传说，就把那座桥叫做鹿溪桥，那里的溪也就被叫做鹿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