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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土匪和地主武装巩固后洞游击根据地
  吴运琳
  后洞位在漳浦东北部的朝天马、古罗二座大山中，东北毗连大帽山，东、南毗连灶山、北边与海澄（现龙海）县交界，南面是赤土，东南是湖西，西面是长桥、官浔，北面是赤岭。当时较近的国民党各个联保办事处（后为乡镇公所）和官浔区署到后洞都在二十多里以上，县城到后洞约六十华里。这一带山区有乌龟、马肚、科仔岭、旗盘，深坑、庙口、内陈荷、龙眼林、东边等九个小村庄，六十多户人家，三百多人，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薄弱的地区。物产富庶，有矿、林、茶等产品，还有贵重药材，人民勤劳。但在反动政府统治下，劳动人民饱受苛捐杂税、田租、高利贷的剥削，人民群众生活贫苦，对拯救民的共产党有深厚感情，是建立革命游击根据地的理想地区。
  一、掌握匪敌情况
  一九三五年春，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决定向外围开展新区，建立革命游击根据地，扩大红军游击队武装，打击敌人，牵制敌人向我苏区的进攻和“围剿”，並解决经济问题。特委派靖和浦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邢乐民带领红三团一个连和工作人员向第二区漳浦后洞一带开展新区工作，在洋尾溪、官园、东头、浮山、顶溪坂、下溪坂等地开展游击活动，消灭地主反动武装。首先，工作人员向赤岭、石坑等几个村庄开展工作，把这几个村的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农会，做为基础。再向乌龟、马肚、科仔岭等村发动群众进行抗捐抗税和减租减息等斗争，建立农会组织，然后配合红军游击队消灭赤岭、湖西、赤土、长桥等地的地主武装及反革命份子。从而提高了群众斗争情绪，打下了良好基础，再向内外苦竹、横山、陈荷、土沙、水尾、水磨、卢厝、白石等村发动群众与敌人作斗争，扩大了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地区。
  一九三五年冬特委派厦门交通员黄狮到第二区当区干部，他是长桥潭墘村人，地方熟识，区委书记派他到后洞、长桥一带工作。但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他就被反动家长与联保主任黄狗屎拉拢收买，叛变了革命，破坏了潭墘、草坂二个村的革命工作，后洞根据地受到很大影响。加上汉奸土匪张保祥三十多人在我游击区外围派乌单、抢劫、杀害人民群众，阻碍了我们开展外围新区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三月，闽粤边区特委派我在靖和浦中心县委领导下到第二区任区委书记。主要任务是消灭张保祥汉奸士匪及豪绅地主的反动武装，解决经济，建立基层党支部和赤卫队武装。我带工作人员张亚才、张总等配合义勇军第三大队（队长卢尤，副队长王德海）开到漳浦县长桥乡溪内、内屈村后面山上驻下。当时长桥联保主任黄狗屎有联防队二十多人。在离我义勇军驻地几华里的倒桥、翁厝两个炮楼驻有敌人护路队，以防止我游击队活动。我们主要靠党支部和顶马、中墘，田仔、旧日厝、顶厝、下井、君尚等基点村的人民群众在粮食等方面的支持。我义勇军配合赤卫队夜间开展工作，日间在山上上政治课和军事课，提高义勇军的政治思想和战术水平。我们工作分作二路，第一路由工作人员陈亚才和副队长王德海带义勇军一个排去石坑、坪林、过溪、楼仔、后寨脚等村的丛山中驻下，了解匪敌情况，再向乌龟、马肚开展工作。第二路由工作人员张总配合义勇军大队长卢尤带两个排开去白石、卢厝山中住下，侦察匪敌活动情况。我负责区全面工作，住的地方没有固定，有时去后洞、石坑、水磨、卢厝检查工作。有时去洋尾溪、枋坑、官园、东头、浮山检查工作，经常开会，大部份时间在塘仔、柴桥坑、荔枝林、橄榄林一带领导群众与敌人作斗争。
  张保祥只有三十多人，武器装备一般，但他不仅是经济土匪，而且与日伪汉奸有联系，並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暗中的支持，也勾结了豪绅地主蓝秋金等。张匪的存在对革命游击根据地群众的威胁很大，对我们开展新区的工作也有影响，这是对我们开展工作不利的一面。地主蓝秋金在国民党漳浦县伪政府中有一定地位，但他只有十多名武装，卜壳枪、短枪、步枪合计也不过十几支，战斗力不强，一打就垮，他的住宅虽有铁丝网防备，也不能保住他的安全。我们周围的赤岭、湖西、赤土、长桥等地只有敌人联防队，没有保安队与正规军，这对我们开展工作是有利的另一面。
  二、建立党支部和赤卫队武装
  我们游击区的群众在反动政府统治下受尽苛捐杂税和田租、高利贷的重重剥削，生活困苦，区党委研究决定，提出抗捐抗税和减租减息等斗争，这也正是游击区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但起初抗捐抗税和减租减息是内部提法，而群众对伪政府则只说捐款摊派太重，不合理，只交一部份，拖欠一部份，税款采取回避不交的办法。田租经内部研究决定按照党的政策作三七减，而佃户公开对田主还是只说收成不好，不能全交，例如原定交四百斤的只交两百八十斤，其余一百二十斤拖欠不交。利息每年一百元的也只交七十元，三十元不交。由于有红三团和义勇军做后盾，人民群众敢于斗争，后来联保主任不敢派兵强迫收捐，税务员不敢到游击区收税，地主也不敢迫租，佃户交多少他就收多少，利息也是一样。抗捐抗税和减租减息取得胜利，大大鼓舞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对敌斗争情绪，人民群众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敌人作斗争才能取得一定的胜利。我们把在斗争中表现立场坚定，工作积极，大公无私，作风正派，符合党员条件的农会会员吸收入党。当时二区除由叛徒黄狮破坏而断了关系的潭墘、草坂两村之外，我们原已建立洋尾溪、坊坑、石门、官园、浮山、东头山边、坑仔、塘仔、刈后等十个支部，有三十名党员。通过对敌斗争，又发展和建立了石坑、后洞、水磨、卢厝、柴桥坑、荔枝林等六个支部，有十九名党员。全区合计十六个支部，共有五十五名党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都成立赤卫队武装，各队人数不一，约在五人至十人左右。全区赤卫队武装约有九十多人。武器方面少数是单镗枪，大多数是鸟铳。队员没有脱产，日间在地里劳动，夜间配合工作人员开展工作，有时剪断敌人电话线，有时炸掉敌人交通要道的桥梁，有时散发传单，有时配合红三团或义勇军抓土豪和袭击敌人。
  三、打击敌人，抓土豪，灭土匪
  一九三六年四月，我红三团第三连在洋尾溪、官园、东头、浮山、顶溪坂、下溪坂一带游击区活动，依靠九龙岭大山，控制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漳州通往浦、云、诏的交通要道。有时炸桥梁，有时剪电线，经常伏击敌人。同年五月间，我红三团第三连在连长陈潮山和指导员刘清的带领下，在九龙岭伏击由国民党七十五师一个连护送的运输队，当场打伤敌人二十多人，缴获轻机枪二挺，步枪二十多支，子弹一千余发，在战斗中我第三连排长许赐同志英勇牺牲。同年六月，我红三连配合义勇军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进攻官浔伪区署，毙敌十一名。俘敌二十多名，缴枪二、三十支，使敌人在军事上受到打击。七月间，我红三连又配合义勇军，由群众带路，进攻湖西小屿村，抓到大地主蓝秋金，缴获长短枪十多支，子弹八百多发，银元五百余元，鸦片烟土五十多斤，並没收一部份财产分给贫苦群众。我军把蓝秋金抓回关在石坑祠堂。第二天下午约四点钟，土匪张保祥纠集三十多名匪徒，从山路避开我岗哨，冲进石坑祠堂，想抢回大地主蓝秋金。在我机关枪手扫射下，土匪死伤十多人，丢下十多支枪和一批子弹，狼狈逃窜。蓝秋金被我们关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国共谈判合作抗日时才放回去。张保祥汉奸土匪在我红军游击队打击下损失惨重，我义勇军配合赤卫队继续追击，这一批土匪在我们外围的山区站不住脚，由张保祥带领残部逃窜到云霄县山区去，后来受国民党福建省师管区收编。我义勇军开到溪内一带，驻内屈山上，八月间，除掉曾杀害我刈后支部书记蔡万钟的反革命分子陈水。不久，我义勇军又在塘仔村除掉杀害我工作人员吴永福的叛徒郑木斗。同年九月，我义勇军去罗山抓土豪，没有抓到，没收了他的一部份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我们于十月要向石壁村开展工作，先了解到该村家长（族长）思想反动，不准群众接近我工作人员和义勇军，並向群众派款购买三支步枪和一百多发子弹，夜间在名条路头安装路铳，准备抵抗义勇军。我们知道他们路铳在早上七点钟就要收回这一情况，就由义勇军队长卢尤、通讯员薜大头两人化装农民，于早上八时进入石壁村，这次虽然抓不着“家长”，却缴了三支步枪和一百多发子弹，我们还向村中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收到很大效果。
  我们巩固了后洞革命根据地，即由工作人员张总同志向赤土、前坂、下宫、眉力、东厝开展工作。工作人员陈亚才同志也向赤岭大路边、山仔坪、苦致、牛埕尾、大墘等村开展工作，並向湖西山区各村推进。我在塘仔村利用亲戚关系向长桥、店前、门口山、下洋、石虾、南坑口、罗山尾等村开展新的游击区。我除回县委开公和在区委开会研究工作外，都住在塘仔、荔枝林、柴桥坑、后洞、水磨等游击根据地，工作有八个多月时间。有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又有基层支部的配合和赤卫队武装的保护及游击区群众的支持，特别是后洞村蓝来桂、方安溪，水磨村陈香汉，西墘村陈德成，塘仔村阮如发、郑元成、郑成文、郑水涨，荔枝林村叶来盛、叶福寿，坑仔村林凤来、林进育等人不顾个人流血牺牲，在家庭生活困难的情况下也想办法送饭给我们吃，还经常和我们在山上过夜，时刻注意敌情，保卫我们安全，我们才有办法坚持与敌人作斗争，巩固革命游击根据地。
  四、统一战线工作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与我党合作抗日。在我党感召下，全国各界抗日情绪高涨。当时我还住在柴桥坑村对面山石洞内，而我们已根据党中央和闽粤边区特委指示的精神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我和义勇军队长卢尤、副队长王德海在石坑、后洞、塘仔、柴桥坑、荔枝林等游击区对国民党的保甲长做工作，除官浔伪区署和长桥联保办事处统治十多个保外，我游击区内的三十多个保甲长都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当反动政府召开保甲长会议研究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情况，他们回来马上向我们报告。伪政府摊派捐款群众负担过重，我们就派人和保甲长商量，然后向联保主任提出意见，迫使伪政府减轻捐税。如果游击区群众被敌人抓去，我们叫保甲长想办法具结保回来。如我义勇军去罗山抓土豪时，没收了一些花生油，叫坑仔村林龙章和顶马村郑银成两人去县城卖，被敌人抓去关禁，我们就叫柴桥坑保长和塘仔保长使用金钱具结保回来。由于发挥了我们统一战线的作用，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形势很好，敌人无法找到进攻我红三团和义勇军的目标。
  五、骄傲自满和右倾思想造成革命损失
  一九三六年秋国民党反动政府调遣广东军一五七师向我闽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围剿”。广东军比伪中央军阴险和狡猾，过去伪中央军在实行“围剿”时，多是七、八路声势浩大齐头並进，当被我们打垮一路，其余也就跟着溃退了。而广东军一五七师的战术则不同，他是首先在各城市驻上部队站隐脚跟，然后又占领村镇。我第二区驻有伪军一五七师一个营的兵力，营部驻官浔镇。洋尾溪、橄榄林、官浔各分驻一连，对我们步步进逼。这些部队白天照常出操、上课、打球，晚上偷偷地派出一个连或一个排分散到各个路口要隘活动，打我们的埋伏，抓我们交通员到处转，给我红军游击队和义勇军的活动带来不少困难。更阴险的是敌人还抬着抗日合作的招牌，对我红三团和义勇军展开政治攻势，以麻痹我红三团和义勇军的警惕性及欺骗群众。同时敌人又加强法西斯保甲制度，以限制红三团和义勇军及我党的活动。
  在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和革命形势日益发展的局面下，代理特委书记何鸣滋长骄傲自满和右倾思想，采取了不切时宜的战术和策略，终于招致了不应有的损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我被调回特委，在第二区活动的红三团第三连连部带同一个排和义勇军一百多名以及地方工作人员也都调去第一区的白云、狮头一带，从而放弃了第二区游击根据地的领导，以致在一九三六年冬至一九三七年春，第二区各处的地下党员、接头户、赤卫队员等被敌人抓去杀害七十多人，单漳浦境内被抓去杀害的就有四十多人，如塘仔村地下党员阮如发、阮裕兄弟在田里刈稻被敌人抓去杀害，接头户郑成文被抓去漳浦县判四年徒刑监禁，赤卫队队长郑元成被抓去县城杀害，坑仔村被一五七师于夜间包围村庄，抓去地下党员、接头户、赤卫队队长林凤来、林球仁、林进育、林进路、林中贵等五人，第二天全被杀牺牲，第二区革命工作受到重大损失。
  一九三七年七·一六“漳浦事变”后，我红军部队重建武装，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留下闽南地方革命工作人员和机关干部二百多人，除机关干部外，分配到城镇及平原新区领导群众抗日。没有派干部去第二区领导革命工作，第二区革命游击根据地地下党支部和人民群众失去上级党的联系。
  一九四六年五月，闽南地委为了恢复靖和浦老游击根据地，派钟骞支队副政委柯永麟率队挺进靖和浦地区，以打击地方反动势力，恢复革命根据地。一九四八年春地委决定成立靖和浦县委，由柯永麟任书记，黎炳光任组织部长，张亚挞任宣传部长。同年五月间，经地委批准成立靖和浦独立大队，何协兴任大队长，柯永麟兼任政委。
  靖和浦独立大队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在闽南支队支队长李仲先、副政委卢炎、副支队长吴扬分别率领几个连队的支持下，不仅完全恢复原第二区游击根据地，並且向佛昙的东坂、林埭、马坪、前亭的东厝等村进展，建立新的游击区。虽然由于蓝兆熊的叛变致游击队将士被敌人杀害三十多人，而后洞周围革命游击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靖和浦县委领导下坚决与敌人作斗争，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九月漳浦县解放。
  漳浦山水命名考
  莲花峰
  莲花峰海拔一千零五米，是梁山主峰，因为形状好似含苞待放的莲花而得名。又名齐帝石，传说因齐武帝曾到这里玩赏而得名。“齐”是南北朝时的南齐。据《南齐书》记载：齐武帝名颐，小名龙儿，是齐太祖的长子，曾任赣县令、江州刺史（都在今江西）。晋安王子勋叛乱时，把颐构禁狱中，后来皇族萧兴祖攻破晋安郡，颐被营救出来以后，率旧部百余人起兵，因众寡不敌，避屯揭阳山中，聚众至三千人。后来打败子勋，继承帝位。晋安郡在今福建，揭阳当时是义安郡，漳浦当时是绥安县，属义安郡，齐武帝曾经为根据地的揭阳山中就是梁山。
  梁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中共漳浦县委“党史办”整理
  梁山位于漳浦东南及南部，前滨海，后与乌山、矾山相连。这里峰恋叠嶂，森林茂密，资源丰富，形势险要，东西连绵几十里，是漳浦县境内首屈一指的一座大山。最高的老人峰等山峰海拔在一千公尺左右，漳浦民间历来有“一梁二灶三太武”（都是山名）和梁山九十九峰之说。在此开辟革命根据地，进可以主动出击敌人，退可以休整队伍，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是打游击的理想地方。
  梁山山麓周围的广阔地区散居着几十个村庄，这里的人民群众长期以来深受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对阶级敌人有着刻骨的仇恨，群众基础较好，给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良好条件。
  梁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红三团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第一次反“清剿”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把“内线作战”变为“外线作战”冲出了敌人封锁线的斗争成果。这样，既开辟了新区，又恢复了靖和浦中心区，终于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反革命“清剿”。
  靖和浦苏区人民第一次反“清剿”斗争胜利和梁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迫使敌人改变了“清剿”策略，根据地人民于一九三五年夏进入了第二次反“清剿”阶段。这时敌人进攻的特点，从过去的“驻剿”、“分进合击”等进展为“驻剿”、“搜剿”和“移民并村”相结合。有时敌人驻了下来，当找不到红军时就假撤掉，企图引诱红军回来，这实际是“驻剿”的发展。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清剿”持续了很久时间，开始是组织守望队、开公路、筑炮楼、剿山、打埋伏、通过反动分子抓交通员等，通过这一系列办法企图切断红军和群众的密切联系。但其反动兵力还是不足，兵驻得少了又怕给红军吃掉，即使驻在大村庄，也不能阻止红军游击队在小村庄的活动，他们调运粮食也往往要受到红军的袭击。于是就进一步采用“移民并村”的办法，这时除靖和浦中心区的各个村庄几乎全被移走外，梁山根据地的龙潭、后井、新社、吴岗、陂内、火烧寮等山村也被强迫移走，造成几十里范围内的无人区。可是这样他们还不能达到目的，就进一步加强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即“一家通匪，十家连坐”，还规定了“知匪不报者杀”，“供匪粮食者杀”，“通报消息者杀”，“窝匪者杀”等“十条禁令”。在敌人残酷的军事进攻和法西斯政策统治下，群众只能十天、八天佯装上山砍柴，给红军游击队反映一些情况，但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接济不上来，战士们只好在半饥饿中度日，有时甚至以野菜、野果、竹笋等充饥，当时斗争环境确实比过去困难得多了。
  一九三五年秋，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武装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进攻。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清剿”，闽粤边区特委派出了大批工作团，配合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冲出了敌人封锁线，采取秘密和公开相结合的方法争取敌人的守望队，使部份守望队变成“白皮红心”为红军服务的守望队。一九三五年七月，驻梁山根据地的红三团第一连配合团部特务排先后攻打云霄县何地、马铺圩、方林等村庄的地主联防武装的土楼，把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和粮食分配给农民，在几次战斗中共缴获长短枪四十多支，子弹二百余发。同年六、七月间，在向漳浦沿海发展的红三团也采取了积极行动，先后攻打杜浔、过洋、路边、枋林、院前、逢山、徐坎等地的地主豪绅，镇压了反动地主，收缴了民团武装，又开辟了过洋、路边、山门、凤过山、枋林、院前、逢山徐坎、地嵩、径口、后岭等游击根据地。
  这时候，由于红三团的某些领导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自满，轻敌麻痹。一九三六年六月，张长水同志带领红三团四个连和团部警卫排攻打云霄白泉村，准备拔掉这个反动联防据点。由于内部泄漏了军事机密，使敌人事先作好准备，红三团进攻失利，伤亡五、六十人，在撤出战斗中张长水同志身负重伤，转移到梁山的第二天就牺牲了。后由何鸣兼任团长。
  同年七月间，红三团一连和团部特务排攻打霞美、杜浔、沙西等地的地主武装，将没收地主的衣服、粮食分配给贫苦农民，再一次发动群众，又巩固了梁山脚下的大片游击区。八月三十一日，驻闽南独立营三个连配合梁山根据地红三团特务排共五百多人，从云霄的牛角径出发，埋伏在将军山下后汤村甘蔗园里，卢胜同志利用旧风俗中元节，化装带领短枪队六十人进城，攻打银行，缴获伪钞票十多万元。此次胜利，震动了闽南各县，牵制了敌人向红军游击根据地的进攻。同时也解决了游击队大量的经济问题。
  一九三六年夏秋期间，红三团第三连在林少克连长带领下，紧密配合赤卫队，先后镇压盘陀反动联保主任陈壬生和反动保长蔡水基，又镇压眉田反动联保主任张仔义和竹仔林的反动保甲长。同一时期县委吴中坚和张太西同志也率领二百多个游击队员和赤卫队员攻打溪南村，镇压溪南的反动保长柯坤茂和柯和尚等，灭了阶级敌人威风，长了群从志气，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在整个第二次反“清剿”斗争中，红军将士和根据地人民发挥了无穷无尽的智慧，创造了白天生火不冒烟，晚间生火不透光，大小便随解随埋等方法终于粉碎了敌人的“侦剿”，摆脱敌人的跟踪。通过第二次反“清剿”斗争胜利，壮大人民武装队伍，不仅完全恢复了靖和浦苏区，并且巩固和扩大了梁山游击队根据地。
  正当闽南党和红军游击队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坚持游击战争，大大地发展和巩固苏区，壮大人民抗日武装的时候，蒋介石反动政府又调遣广东军一五七师和一五八师的一部份，向我闽南准备抗日的人民武装发动了第三次“清剿”。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正是闽南革命人民、包括梁山根据地人民进行第三次反“清剿”斗争阶段。
  一五七师开始向游击区进攻时，红三团打了几次小胜仗，挫伤敌人的锐气。一九三六年十月至十二月间，红三团的一、三连先后配合眉田、巷内、龙潭、后井、苦竹、过洋、路边等地农民武装，攻打霞美、刘坂、董门、杜浔、院前、屿头、旧镇、溪头等地的一五七师驻军和张锡九反动壮丁队，打死打伤敌人一百多人，缴获步枪八十多支，拔掉敌炮楼五座，从而巩固了龙潭、后井、眉田、巷内、黄埔、过洋、路边、徐坎、院前等游击根据地。
  一九三七年六月“漳浦事件”的发生，是一五七师一手策划的阴谋，造成我游击队丧失大量武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经过半年的艰苦斗争，武装队伍整新了，靖和浦苏区和梁山根据地很快得到恢复和巩固，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闻名的红三团改编为新四军，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开赴苏皖前线抗日。
  红三团北上抗日后吴忠坚、张太西等同志留在后方继续领导人民群众抗日，坚持革命斗争。这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积极破坏国共合作抗日，仍不断集中兵力向闽南游击队根据地“围剿”。当时张太西同志已经担任中共漳浦县委书记职务，环境虽然极端恶劣，但他仍然充满着革命信心和决心，坚决执行党的“埋藏生产，武装自卫”的方针，把全体工作人员化整为零，组织到下铺的金岗山（梁山的一个山峰）和龙岭的官真寮山中开荒生产，度过艰苦岁月，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等待时机，坚决与敌人作斗争。
  一九四一年一月，张太西同志正在官真寮工作，为了保卫漳浦县委机关和吴忠坚同志的安全，特地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同交通员蔡火同志连夜赶到梁山的虎空岩，迅速传达和研究当时的严重情况，但是县委机关来不及转移，反动军警在无耻的叛徒蔡国带领下已经包围了虎空岩。张、吴等同志英勇与敌人扑斗，在战斗中吴忠坚同志为革命事业贡献出宝贵生命，壮烈牺牲，张太西同志终因寡不敌众，弹尽负伤，与蔡火不幸被捕。
  张太西同志在敌人监狱中、法庭上坚贞不屈，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在狱中继续为革命事业操心，经常对难友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一九四二年夏，张太西终于与蔡火同志被反动派杀害。临刑前，太西同志与狱中难友含笑告别，视死如归，正义凛然。他还利用敌人宣判的机会向周围群众宣传抗日和革命道理，揭露敌人的狡猾阴谋，陈词慷慨激昂，周围群众莫不深受感动，反动派无不胆战心惊。在走向刑场途中还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从容就义。
  吴忠坚、张太西同志的牺牲是党和革命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但是他们的革命形象和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精神一直鼓舞着广大群众，特别是梁山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更是广泛地传诵着他们的事迹，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所立下的功绩永垂史册，他们所表现的英雄气慨足与日月争辉。
  这一时期，叛徒蔡国带领反动军警在梁山根据地的下楼、下铺、溪南、陂内、火烧寮、龙潭、后井等村先后杀害我地下党员、革命千部及革命群众一百五十多人；折毁陂内、火烧寮、龙潭、后井、新社、下铺、吴岗等山村民房二百二十多间；还强迫当地群众并村移民。一九四〇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又召集二十师一部份兵力向我梁山下的山门、黄厝路、垅仔埔等根据地村庄发动“围剿”，大批屠杀革命群众，洗劫群众财产，连山上的牧童和庙里的和尚也惨遭杀害。真是敌军所到之处，鸡犬不宁。
  正由于蔡国等人的叛变，使梁山革命根据地遭受十分严重的破坏，活动范围缩小，工作困难重重。但是，黑暗的终点是曙光的到来。在这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里，梁山根据地的革命群众並没有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他们以吴忠坚、张太西等革命烈士的高大革命形象激励自己，不畏反动派的“十杀”禁令，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继续为我红军战士和革命干部送粮食，送衣服。如山门村老接头户林轩娘（女）为了掩护革命同志，儿子被敌人杀害了，自己也被反动派打得遍体鳞伤，当凶恶的敌人一走出村口，她从地上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顾不得掩埋儿子的尸体，咬紧牙关，挺起身子，走出家门，迅速把消息送给红军。根据地的人民为了党的革命事业，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与红军战士同生死，共患难，党正是依靠这样的人民群众粉碎敌人的屡次“清剿”，终于胜利渡过了这个最艰苦的“埋藏生产”时期。
  从此，梁山根据地人民同其他革命根据地人民一样，正确执行党的“隐藏精干，蓄力待机”的方针，继续高举革命旗帜，踏着先烈血迹，跨入解放战争年代。这时，他们仍以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继续开展游击战争。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全县的解放。
  （原文与本刊前辑重复部份略有删节）
  漳浦山水命名考
  鹿溪桥
  那地方原叫“鱼腹渡”，在还没有建桥以前过路人要用小船渡河。南宋庆元四年，寺丞傅伯成出任漳州知府时才在那里建桥，长五十丈，有三十六个通水孔道。明朝嘉靖七年，参政（布政使下设左右参政，分管各道）蔡潮命令漳浦知县周仲重修。后年久失修，到清初只存残迹。现在已连残迹也找不到，而那地方的乡村因桥而得名为“鹿溪桥”村，沿用到现在。宋朝建鹿溪桥以前还没有鹿溪的名称，为什么要叫做鹿溪桥呢？这是因为那时漳浦出了一个忠孝两全的高东溪，他于北宋宣和年间为太学生，多次与陈东等人上书徽宗皇帝请诛蔡京、童贯等五奸臣，重新起用忠臣李纲、种师道；他在南宋绍兴二年中进士，任静江府古县令，虽然官小言轻，还是敢于和奸相秦桧作斗争，抵制豪帅胡舜陟为秦桧的父亲立祠，被诬陷入狱，舜陟死后才得到平反。后又在潮阳主考时，摘经史要语命题策论“闽浙水灾之所由”，触怒秦桧，被革职发配容州（在今广西），在那里讲学到死，秦桧死后才得到昭雪。他的忠、孝事迹受传颂，民间有他放松江鲈鱼要孝敬老母却在漳浦传下鱼种和驯鹿取奶哺养老母以至鹿角挂篮到“鹿市头”买物品的故事，说他那喜爱的小鹿后来随他涉过“鱼腹渡”不幸灭顶溺死，人们感到经过这重水确实不便，就有在这里建桥的迫切要求。在傅伯成任漳州知府主持建设这座桥以前，前任知府、著名理学家朱熹已经为高东溪祠堂写下“获鹿感鱼千秋称孝子，朋东仇桧万古识忠臣”的名联，就是说高东溪的故事已经为大众所传颂。人们为纪念高东溪的忠、孝品德和“获鹿感鱼”的传说，就把那座桥叫做鹿溪桥，那里的溪也就被叫做鹿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