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福建华安仙字潭崖刻古文字，自唐代发现以来，多次考察，至今未能真正揭示其奥秘。有的学者认为它们是“文字”，用现代或古代汉字去释读，却不能全面系统地读出，只能“读”出个别字；有的学者认为是“图画”，它们却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岩画图景。在“文字说”中，又有“图象文字”、“图画文字”、“吴籀”、“吴文字”、“苗文”、“爨文”、“大篆”、“古篆”之分；在“图画说”中，则有“图腾（或族徽）说”、“舞蹈说”、“事件说”、“宴饮说”、“征战说”、“地界说”、“生殖崇拜说”等多种解释（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编《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第4～5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迄今为止，尚无人全面破译出崖刻符号的真实内容及性质，亦无现代科学测试手段来测定其绝对年代，无法确认其时代特征。同时，崖刻符号本身也缺乏明显的时代特征。所以，关于它们的文字性质问题，就出现多种推论。
  一、“图画说”值得商榷和难以成立
  从现有的仙字潭崖刻拓本来看，“图画说”确实是值得商榷，难以成立。
  首先，仙字潭崖刻没有形成一定的图画场面，如狩猎、战争、祭祀、宴饮、舞蹈之类，不同于内蒙古阴山、乌兰察布等岩画，广西花山岩画，甘肃贺兰山岩画，云南沧源岩画等大型岩画那样，有完整而系统的画面，表现出明显的记事场景。仙字潭及其附近的全部崖刻符号，不是单个存在，就是密集重叠，部分符号还自上而下地成直行排列，和汉文字、古夷（彝）文的传统书写方式完全一样。这表明它们不是作为画面处理的，而是作为文字和文句摩刻上去的。
  其次，仙字潭崖刻的每一个符号，都不是人物或动物、植物、山水的直接描绘，而是拟人化或拟动物化的文字符号。有些符号虽然类似于广西花山岩画中的人物形象，但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差别。在花山岩画中，人物形象基本个个雷同，分为几种类型，如“首领”、“武士”、“妇女”等。头饰的不同发式，男性生殖器的刻划，与女性腹部的强化，环形把长刀的处理，和铜鼓的位置等现象，都表明花山岩画以象形描绘人物与事物为特征，以表现某种场景为目的。而仙字潭崖刻符号的“人形”，则各个殊异：有的有头，有的无头；男性有的有生殖器，有的无生殖器；各种形态，极少雷同。个别“人形”符号的头部所刻划的并非五官面貌，而是几何图形（如第53、55号），表明它们不是一般的人物形象，而是拟人化的古文字。至于其他直接表现为文字的符号，其文字性质就更不用说了。
  再次，经考证，仙字潭及其附近的崖刻70个符号中，有62个先后出现在甘肃秦安大地湾、西安半坡、青海乐都柳湾、贵州威宁中水等古文化遗址刻划符号中和殷周汉甲骨文、金文、布币文中，其文字性质已不容怀疑与否定。而且，全部崖刻符号都可以在古夷（彝）文中找到对应或相似的字符，更说明它们是古文字，而非象形图画。
  所以，我认为仙字潭崖刻符号“图画说”值得商榷和难以成立，它们应为远古时代的民族古文字遗存。
  二、仙字潭崖刻符号的古夷（彝）文释读
  从现已公布的仙字潭崖刻拓本（政协福建省华安县委员会、华安县文化馆合编《仙字潭古文字探索（二）》第53、63页，1988年）来看，全部清晰能辨的崖刻符号（模糊者暂不考虑），可以划分为70个文字符号。它们都能用古夷（彝）文释读。其中，字形完全对应的有59个，占总数的84.3％；字形基本对应的有11个，占总数的15.7％；在刻划符号、汉甲骨文、金文、布币文中出现过的文字符号有62个，占总数的88.6％。这种状况，也充分证明它们是文字而非图画，其文字性质是毋庸怀疑和不可否定的。
  这批崖刻符号包括华安县汰溪、草仔山、蕉林、官畲墓仔、石井、石门坑和仙字潭等几处崖刻。文字符号的内容包括：“宇、宙”、“湖海”、“天罡”、“地煞”、“祭司、念经”、“哭”、“抱（宝）”、“葫芦”、“尸体”、“身子”、“男生殖器”、“够”、“满足”、“瓢、袋”、“行（走）”、“归”、“上面、路远”、“沽（部族名）”、“急、热、笨”、“转灵筒、分阴阳、接龙脉”、“祖传”、“褙带子”、“覆盖”、“系谱、姓氏、藤”、“捅、戳”、“放心去死”、“肉”、“节气”、“古代、古老”、“捆缚、哄骗”、“开、启”、“散”、“认”、“赖”、“到”、“快”、“劈”、“眼睛”、“跳、动”、“父”、“必须”、“厅、殿”、“睡”、“肠子”、“渺小”、“整治妖怪”、“土地”、“濮”、“储有”、“喊”、“狗”、“传染”、“湖海”、“传送”、“阔（耳）”、“说”等等。
  这些文字内容，表明崖刻符号的性质，属于原始巫术祭祀活动的记事铭刻。大概意思是：在远古时代，曾经生息在这里的先民们，多次遭迂到不可抗拒的灾害（如瘟疫、传染病、台风之类）或外敌侵犯，求救于上天和祖先无效，只好远走高飞，离开此地。庙行之前，举行了隆重而悲壮的祭祀与巫术活动，并铭刻在崖壁上，留给后人为证。或者是，他们为了追忆祖先或庆祝自己从别处逃难来到此地，而举行巫术祭礼活动，并铭刻下来，以作纪念。
  这批崖刻符号的刻写工艺形态，汰溪仙字潭的很工整、凝重、严谨、规范、象形，显示它们是在安定的生活状态下刻写的，大概属于祭天地与祖先性质的活动记录；官畲墓仔土乾、蕉林、草仔山、石井、石门坑的则很草率、轻浮、仓促，象形因素大大减少，显示出一种匆匆忙忙的景象，大概是属于逃离该地时的活动记载。所以，文字的笔划特征也就更明显、突出一些，表明它们的刻写时间很仓促，没有时间慢慢修饰。它们可能晚于汰溪仙字潭，属于后期作品。汰溪仙字潭第（1）、（10）号地区存在的符号重叠现象，表明它们不是同一段时间刻写上去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多次刻写、垒积的产物。从汰溪仙字潭有十个地区的崖刻来看，先民们至少在这里刻写十次以上，而且都是大型祭祀与巫术活动的铭刻。其中的重叠部分，可能是某次大型祭祀与巫术活动以后的小型活动记录。因此它们只能是在安定的生活环境下才能形成的产物。总之，华安县的全部崖刻，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才逐步形成的。
  其中，有些字符的释读需要补充说明一下：
  第1号字取自汰溪仙字潭第（10）号地区，与第12号字重叠。第8、58两个字，实际上在第（10）地区内是一个字，由于风化和观察角度不同，有的摹本写成第8号字，有的则写成第58号字。为了便于研究，暂以两个字的形式分别释读。
  第5号字，原在箭头下有面孔形象，释读时只采用了箭头符号，略去了面孔形象。这不仅是因为古彝文中没有箭头加面孔的对应字符，而且从崖刻来看，面孔似乎是说明箭头的人物或神灵性质的，与箭头所表现的“天罡”含义一样。
  第17号字取自汰溪仙字潭第（2）号地区。原摹本及照片都有风化现象，不甚完整。因而试用符形近似的古彝文释读。
  第63号字比古彝文“湖、海”中间多了两点，有可能是风化的结果。
  第64号字是参照摹本与照片后才确定其符形的，现有的摹本不够完善。
  这批崖刻符号中，最能证实它们与古彝文之间的直接渊源关系的字符是第1～11、15、16、18、19、21、22、25～28、30～46、48、52～54、56～58、60～63、65、68、70号字。特别是第54号字（“认”），只有在贵州古彝文中有，其他古彝文中尚未见，其他民族古文字中更没有，充分说明这批崖刻符号与贵州古彝文的关系最为密切。
  三、仙字潭崖刻符号的刻写方式与时间考证
  关于这批崖刻符号的刻写方式与工具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用坚硬而尖锐的石块进行琢、刮、刻、划等，即可留下这样的痕迹，不必借助于金属工具”，并说这是“通过实验”所得出的结论。“仙字潭崖刻没有出现武器（青铜兵器），可以佐证当时还没有进入青铜器和铁器时代。对照具有金属器具凿痕的福建武夷山悬棺时代在距今三千多年前，我们可以推定仙字潭崖刻可能比武夷山悬棺更早。再对照江苏连云港岩画已有农作物图象，而仙字潭崖刻尚无此内容，因此还可能比连云港时代更早。”（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编《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第230、241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
  有的学者认为“华安这几处的崖刻深五至六厘米，其石较之连云港将军崖的混合片麻岩更坚硬，且将军崖岩画的凿刻深度仅半厘米至一厘米左右，而华安的则多了五厘米左右。因此，倘没有金属工具，在如此险峻的摩崖上凿刻这些象形文字，是难以想象的。”
  他们并“曾用坚硬石块实地敲打，结果痕迹截然不同”。在“受腐蚀较轻的第四处岩刻形图象的刻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许多由锥状金属器具敲击所形成的棱角分明的小凹点。”（同上书，第112、247页）
  我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存在。即在早期使用石器，在晚期使用青铜器。因为这批崖刻符号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才形成的，不是短时期内的作品。如果考虑到距今8200～9100年前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的先民能用石器，刻划出那么纤细的文字符号（《江西文物》1991年第3期第7～8页），和距今8000年前左右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先民，能用石器刻划出那么纤细的龟甲刻符与柄形石饰刻符（《文物》1989年第1期第11页），也就不用怀疑比它们晚若干千年的仙字潭先民，能否用石器雕刻出这么粗壮、深刻的崖刻符号的能力了。
  据有的学者实地考察：“石井、官畲、村雅村、海月岩等地的岩画，时代要晚得多。海月岩、官畲两地岩画，是用铁器工具凿刻的，石井、村雅村岩画出现了汉字；又有‘天王’之类词汇，可见它是历史时代的作品，有的甚至要晚至唐代或唐代之后。”（《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第311～312页）所以，还得考虑到铁器工具的使用问题。
  总之，无论是石器工具也好，还是青铜器或铁器工具也好，都表明这批崖刻符号不是短时间内的产物，而得长达千年或数千年时间积累起来的作品。
  为什么说它们是长达千年或数千年时间积累起来的作品呢？
  首先，从第54号字与贵州古彝文的直接渊源关系来看，二者应是同一民族的先民所使用的民族文字。而贵州毕节彝族早在商周时代就已在黔西北与川南一带建立了“卢夷之国”（云南省编辑组：《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8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也就是说，他们的先民和仙字潭崖刻的先民分手的时间当在商周之前，即夏代或夏代以前。夏代约相当于距今40004500年前之间的龙山文化时期。夏代以前，则相当于仰韶文化的马家窑文化时期。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已出土青铜刀，开始了铜石并用时代（凌业勤等编写：《中国古代传统铸造技术》第5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年）。仙字潭崖刻没有使用青铜工具，可能属于比这更早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有可能是闽南的青铜工具出现较晚一点。而石井、蕉林、石门坑、草仔山、官畲等崖刻使用了青铜工具，则可能是夏代或夏代以后的产物。这段时间大约有2000年左右之久。也就是说，仙字潭崖刻可能产生于距今6000年前左右；石并等崖刻产生于距今3000年前左右，中间经历了3000年左右的漫长岁月。
  《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第22—26页等等，也都是可以用古彝文释读的古文字。
  四、仙字潭崖刻者族属考证
  不少学者认为，仙字潭等地崖刻，是近两千年来一直居住在这里的畲族先民所刻。但是这一论点有三点值得商榷：
  （一）畲族先民南下的时代很晚，与崖刻所载内容的时代特征不相符。畲族先民南下的时间，大约与瑶族先民在东周平王时期（公元前770年～前719年）南下的时间相一致，宋代才有史籍记载。例如，宋末刘克庄《漳州谕畲》一文说：“林菁深阴，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瑶、曰蛋，在潭曰畲。”（《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第6页）唐·韩愈《昌黎集》卷二七“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中，只是泛指：“管有岭外十三州之地，林蛮峒蛋，守条死要，不相渔劫”，证明当时漳州和岭南广大地区在唐、宋时代仍是多民族杂居。再早，就更不用说了。畲族民间保存的《祖图》内容（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第204～212页，民族出版社，1987年），也证实畲、瑶同源。而且，畲族先民南下的最早定居地是广东潮州凤凰山，以后才迁徙到福建漳浦和漳州各地的。按江西贵溪县畲族《盘王敕赐开山公据》说：“楚平王奉天承运出敕。大隋五年五月十五日，放行广东路途……”可能是隋朝的事。即使上溯到战国时代楚国的楚平王时期，也只有到公元前528～516年前之间，比仙字潭崖刻要晚几千年。
  （二）畲族和瑶族一样，自古以来使用汉文字，无本民族文字，也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创造传说，更未发现他们使用过古夷（彝）文形态的刻划符号，说明他们与仙字潭等地崖刻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虽然他们在使用汉字时，会生造一些记录瑶语语音的“瑶字”，但仍未脱离汉文字体系。（参阅《民族语文》1989年第1期第39～41页）畲族自古以来就使用汉文字，却没有任何修改。
  （三）畲族在仙字潭一带生息，虽然长达千余年之久，并且有自己的祖先祭祀和原始宗教活动，直至解放前夕未断（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编：《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第16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但是，却未发现他们的这些活动，与仙字潭等地崖刻有任何直接的联系。畲族群众自古以来，既不到崖刻处进行祖先祭祀或巫术活动，也不声称这是他们祖先的遗迹。很显然，这是在他们迁徙来这里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古迹，不是他们刻制的。也就是说，除了唐代前后刻的汉文字铭文外，其余古夷（彝）文铭文石刻均在千余年以上，直到6000年前左右。
  所以，把仙字潭等地崖刻，说成是畲族先民所作，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仙字潭及其附近一带，乃至福建、广东、台湾、江西、浙江等省的山区与丘陵地区，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相对于黄河流域华北大平原和长江中下游湖滨平原来说，政治与经济都要古老得多。受各种天灾人祸的影响，大量从中原迁徙而来的远古先民群体，与当地土著居民杂间而居，形成不同历史阶段的多种居民群体之古文化、古文字、古习俗并存的复杂局面，古夷（彝）人与古夷（彝）文便是其中之一。《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四》云：“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吕氏春秋·用民》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今无存者矣”；就是这种状态的真实写照。所谓“千国”、“万国”，实质上就是上千、上万个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古文化居民群体，有不同的首领和管辖地区。
  五、古夷人西迁与意大利梵尔卡莫尼卡岩画古文字
  古夷人从东南沿海向外迁徙，大概分东路与西路两条路线：
  东路是下海到台湾、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东南亚半岛、美洲、北非，直到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半岛和克里特岛。稻作农业的传播（[菲律宾]张德慈《亚洲和非洲水稻的起源、进化、栽培、传播与多样化》，载《农业科技译丛》1978年第1期第1～9页），和人类学上的血型（《科技日报》1989年2月17日三版）、基因（《株洲日报》1991年8月28日载：《巴西雅诺玛米人是亚洲人的后裔》）、牙齿（[美]克里斯特·格·特纳第二：《牙齿和亚洲史前史》，载《科学》1989年第6期）等方面的混杂，以及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主编《中国稻作学》第4～7页：《从历史语言学看我国的原始稻作》，农业出版社，1989年），大量考古资料可以证实这种迁徙和文化传播是客观存在的史实（巴人著《昆仑及昆仑民族考》，载季羡林主编《南亚东南亚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日本虾夷人的“所有权符号”可以用古夷文释读，则直接证实古夷人到日本列岛这一史实。至于日本学者从稻作农业、风俗习惯、语言、房屋建筑、服饰等方面进行广泛研究，证明日本先民来源于中国古夷人，那就更不用多说了。（[日]鸟越宪三郎等著《倭族之源——云南》，段晓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西路则是沿右江直上，过广西，再上云贵高原。其中，也可能有极少量古夷人经雷州半岛进入了海南岛，融合于黎族。黎族纹身符号明显是古夷文，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期第208页，1930年。）现代彝族学者普遍认为：云南昆明与贵州毕节一带的彝族最古老，是彝族的发样地。他们可能就是从右江支流红水河上游北盘江与南盘江（即汉代”江）分别到达云贵高原的非“六祖分支”部分。滞留在广西境内的部分，则融合于壮族，创作了举世闻名的左江流域花山崖壁画。所以，其人物形象和仙字潭的拟人形古文字基本相同。
  目前还不清楚，古夷人是通过哪一条具体路线，从福建沿海出发，到达地中海沿岸亚平宁半岛的。但是，意大利梵尔卡莫尼卡岩画中的某些内容，和花山岩画、仙字潭崖刻古文字相比较，所发现的许多共同之处，却表明它们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特别是其中的《祈祷》（陈兆复、邢琏著《外国岩画发现史》第1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图，上面的许多“人物”，和仙字潭的一模一样，完全是古夷（彝）文的拟人化。在《纳奎尼大岩刻》（同上书，第129～130页）一图中，我找到了一个和仙字潭崖刻古文字”相同的古文字，即“”。它与仙字潭的“”字之唯一区别，是下部书写略有不同：仙字潭为圆形，梵尔卡莫尼卡为方形，中间的小点两者都有。在古夷（彝）文中，写成方形的字，有时也可以写成圆形；或者相反，把圆形的字写成方形，都不具有语义上的意义差别。因此，“”与“”实质上是同一个字。其他的“几何图形”、“神秘符号”、“各种曲线”、“梯形图”、“网状物”等等，仔细分辨，发觉也是古夷（彝）文的象形化。
  华安县博物馆按：
  刘志一教授是研究古彝文的专家，是中国管理科学思维科学研究所株洲分所所长；云南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著有《古彝文源考》、《中国文字有两个起源》、《论民族古文字的起源发展与消亡》等，他认为仙字潭古石刻是古彝文，作创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注：《字》——贵州省毕节民委彝文翻译组编印《彝文字典》，1978年。 《简》——云南省路南彝族自治县文史研究室编《简明彝汉词典》，1984年。 《词》——四川省民委语文工作组等编《彝汉词汇》，1978年。 《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编印《彝文单字汇集（武定、禄劝）部分》，1978年。 《贵》——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 《陈》——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陈英研究员先生给笔者的来信。 《甲》——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甲骨文编》，1965年。 《姜寨》——《姜寨》。 《大地湾》——《文物》1983年第11期。 《考》——《考古》。 《先》——《先秦货币文编》。 《古》——《古币文编》。 《柳湾》——《柳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