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国南方诸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都收藏、展览米黄色带有碎冰裂纹的不同器型的瓷品，品系标“漳窑”。其具体产地无法注明。据说东南亚、欧美等国家的博物馆和收藏家也有漳窑珍品，产地标明中国。现在能见到的工具书也无法对漳窑址进行注足，国外学者又对漳窑寻根问址。为查找漳窑址，已忙了几代人。解放后，瓷器鉴赏家杨羽吉、郑启华、杨撰从等先生对漳窑名品及窑址所在进行了多方的探讨；五十年代，北京故宫古瓷鉴定专家耿宝昌教授曾率队到龙溪县（今龙海）的郭坑、江东、石码等地调查；1959年龙溪地委书记洪椰子指示成立“漳瓷调查组”。在石码等地作了长时间调查后，写出了书面报告，对窑址存疑；八十年代，熊寒江在“月港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有关漳窑的论文。上述种种努力，都只提到漳窑在东溪，但现龙海县郭坑镇东溪村却找不到相关残件残片标本——未找到生产米黄色带碎冰裂纹瓷器的烧制遗址。究其因，是众仙认错灵山，故不得真谛，但他们的努力功不可没，绩不可忘。
  古龙溪县有二个东溪，一为22都龙溪长泰交界的郭坑东溪村，居民以杨姓为主。一为25都内溪保之东溪，前居民以苏氏为主，两地相距约有二日路程。龙溪25都地于1928年划出成立华安县，随后新绘制的龙溪县地图仅有郭坑东溪一地，五十年代来漳州地区考察的许多专家他们详细调查古籍，认真校对的却是新地图，自然不能触及华安东溪一地，因而考察工作很少突破。近年通过省、市许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踏遍九县一区和潮汕近邻的山山水水，最终在华安县高安乡三洋村的东溪（则25都的东溪）找到几十条龙窑。在这占地十平方公里的巨大窑场里。我们从废品堆中找到了许多米黄色带碎冰裂纹的残片残件。其中有观音座像、斗炉、茶杯、洗器、油石、碗、浆碟等各类器物。真是“珍品可得，残件难求”！文物考古这门科学是唯物的，它只承认窑口出土的残件残片为瓷品产地的标准件、对比物。现在只从华安县东溪古窑口找到具有米黄色漳瓷特征的许多残件，便证明：华安东溪是迄今为止找到的漳窑唯一窑口。
  人们或许要问，漳瓷有何特点？为何不可仿制？为什么至今才被发现？它何时停窑熄火？华安县博物馆的同志为弄清诸如此类问题已积累三万多字的资料和数十张照片，信询面访许多专家学者，几次三番会同他们作实地调查，现将某些看法发表于下，借以抛砖引玉。
  我们和漳浦县博物馆长王文径、市文物科长曾五岳以及厦大叶文程、唐仙煌等教授、学者先后在东溪窑口拣拾到十余件米黄色残器，其中有竹节斗炉等。通过上海文物商店，南京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古瓷鉴定专家鉴定一致认为，这些标本是漳窑产品。经过多方请教与探讨。我们认为漳瓷有以下特点：（1）釉色米黄、或偏白、或带淡褐、或钻兰和草色釉；（2）开小冰裂纹如鲢鱼鳞片状；（3）胎体较厚，胎质硬；（4）器物有摆设品与日常生活用品，摆设品以米黄色居多；（5）造型多以直线，弧线一条到底，口型平宽或呈直角，圈足多矮，有呈乳头状，也有呈桥形状。……
  一种瓷品在市场走俏，左近窑口便会仿造。历史上有许多青花赝品简直可以乱真，但这种碎冰裂纹的小开片瓷品却不能仿造全真，郑启华先生在《东溪窑》一文中写到：“广东潮州制出瓷器也带有细开片，看来很相同。如果我们对细纹留心加以鉴别，那就可以看出：东溪瓷的细纹是现露浅红色的，潮州瓷却现露出墨灰色，两者显然大不相同。”可见，当年潮州窑不是不想仿造，而是仿之不易。
  以前有的学者认为漳窑是从漳州月港出口的瓷品的统称。我们认为，那是因为找不到具体窑口的免强附会，现在既有了专家认定的物证来印证“漳窑在东溪”的记载，又有“绿东溪石榴樽”，“东溪双耳络子樽”，“三角（足）二耳东溪炉”等器物口碑，还在窑口找到三件描有东溪二字的标本漳窑又有独特的不易仿制的工艺和器型特点，所以漳窑乃专指东溪窑而言，并非泛指。
  漳窑的烧制者是古龙溪县二十五都内溪保姓苏的族人。从族谱得知，他们从安溪葫芦山迁移而来，而安溪姓苏的族人又源于德化苏坑。内溪苏氏从祖上那里传承了精湛的制瓷工艺，在东溪烧起了窑火，由于地域土壤的不同，燃料的差别，以及工艺的改造等方面的原因，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瓷器工艺。有些文献说漳窑只有摆设品，这是不全面的。民窑是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可以转产改型的。只要销售畅通，便大量生产日常生活用品。直至现在，我们从窑口拣拾的残件，或从内溪一带发现的流散瓷品中。日常生活用品还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东溪窑曾经有过它的鼎盛时期，由于清初，海禁加紧，月港衰败，瓷品滞销，苏氏族人迁移，现在东溪已是荒无人烟，什么原因导致东溪窑彻底停炉熄火，民间有传说多种，但毕竟无从考据。我们认为它停炉熄火的时间应是太平军第四次入闽时（同治三年，公元1864）。福师大朱维干教授的《福建史稿》中载：“龙溪县北八十里岱山社，有郭凸郭好率众归附来王陆顺德，”“龙溪县岱山社农民郭凸，郭好领导农民参加陆顺德部太平军，罗大春（清漳州镇总兵）用开花弹将寨楼击破，郭凸等三百余人同时殉难。”岱山社是现在沙建镇岱山村，与东溪窑场仅一溪一山之隔，清兵洗劫了岱山后，部分太平军及难民必从东溪窑方面向南靖逃奔，与太平军大部队靠拢，所以东溪窑在劫难逃。岱山社“齐云楼”匾额勒有“同治丁卯年重修”字样（1867年），也可印证这一历史事实。光绪年间，东溪窑曾力图恢复，因水路淤塞，海运衰败终不成气候；民国末年，东溪虽有零星窑口烧制碗碟，但不久土匪搔扰而彻底停窑。
  特定专题的文物考古是艰苦的，费财、费力的工程。历代修编古龙溪县志的长者，多是退休官员，由于架子大、年龄大，花费大限制了他们深入调查研究，所以，叙述漳窑大都保留旧说，唯有现在——八十年代。太平盛世，人民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组织大批人力作大面积普查。（注重对比和听取有关窑口的出土残件）才得以发现东溪窑口。回顾当时，我们是“有窑必往”、“听窑必究”，所以现在找到窑口也决非一地之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市以及省文物工作者通力合作的结果。

参考资料：1、叶文程、唐星煌、罗立华、林焘《华安下东溪窑址调查简报》：2、王文径、曾五岳、林焘《华安东溪重头窑与漳窑》3、龙溪地原漳瓷调查组《漳瓷调查》（漳州文史1960、7）。4、郑启华《东溪窑（漳州文史1960、7）：5、杨撰从《漳州瓷窑谈》（漳州什记）。6、寒江《东溪窑与漳瓷》（月港论文集）。7、福建省考古队粟建安《东溪窑调查》（馆藏）。8、叶国庆、冯先铭、耿宝昌等信函（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