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故乡是美好的。那里有美丽的山水、草木，美丽的田园、房舍，那里有亲爱的兄弟、姊妹，亲爱的朋友、同学；那里刻满着我童年的影子，也写过我青年的梦和诗，我当然要回去看看。
  为了能平安无事的回去故乡又来台湾，我取道美国、香港，绕了一个大圈子，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在美国中共领事馆办理回乡手续。从填表至拿到旅行证，只费三十多分钟，其工作人员态度温和亲切，还祝福我旅途平安愉快。而后到英国领事馆申请香港过境签证。他们让我枯坐一个多钟头等问话，问话完毕，要我缴付八倍于中共的规费，最后吩咐五天后的星期二再来拿文件。我以行程早已排定为由，恳求提早一天给我签证都不肯，而且态度恶劣。香港是中国的土地，让他们如此“作威作福”，真是太不甘心。
  从香港到厦门，陆路可搭火车经深圳到广州，换乘汽车经汕头、漳州到厦门；海路每星期二、五有鼓浪屿轮、集美轮各往返一次，航空一周有三班，航程只要一小时。海陆空都很方便。
  因为是初次还乡，我买了许多布匹、药品……，准备馈赠亲友，所以决定坐船。住香港的朋友替我买了鼓浪屿轮二等舱船票，日期是三月二十一日。
  登船的时间是中午十二时半。朋友送我到大觉嘴码头，还不到十二点，乘客已是人山人海了。候沿处非常简陋、窄小，屋顶水泥瓦勉强可遮阳遮雨，四周仅一面有墙，其馀是木条钉成的栅栏。数百旅客挤在那里排成十几行，容不下的在屋外列队任令日晒雨淋。其实，能挤进里面的也不好过，虽是春天，仍汗流浃背。简直叫人不敢相信这里是东方之珠的香港。若要和美仑美奂、富丽堂皇的启德机场相比，就一如调景岭难民的木屋之于太平山富豪的洋楼。有人说：“香港是天堂，也是地狱”。真的没错。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大英帝国的“伟大治绩”。
  朋友帮我把行李交船公司托运回来将行李票塞给我时，旅客已开始“入闸”了。分为两列，一个跟一个，一级又一级地爬上相当高的山坡接受出境检查。有的双手提着笨重的皮箱布袋，停停走走，有的由人搀扶或自己拄拐，步履维艰、缓慢移动，他们都是些赶在有生之年回故乡看看的海外同胞、老耄和残疾的，大家先后翻过山坡到那边海岸搭乘驳船。原来鼓浪屿轮是下碇于海中，其旁停靠一个浮台，扶梯缘着轮船向上伸展，照顾旅客的男女服务员，沿着扶梯分立两旁。驳船徐徐驶进平台拴住，旅客才经浮台鱼贯上船。但是服务员並不热心主动工作，只是木然无表情的呆著，偶而有人要求帮助，也是爱理不理似的。难怪一个菲律宾华人感叹的说，“毕竞是中国人嘛”！真是幽默。
  上了船，由于播音员的指引很快就找到自己的舱位。二等舱每个房间住两人，床分上下铺。陈设用品简单洁净。放下手提东西，就在房里洗了手脸。广播又响了，“各位旅客，现在是吃中饭时间，请各位旅客到五楼第一餐厅用餐”。普通话和闽南语轮翻播音。餐厅宽敞，可容三四百人同时间用餐。每一菜肴一盘、三荤两素，汤一大碗。主食有饭、粥和炒面，任人自取，虽非美食，还算可口。用毕，甫出门口即看到广告：“四楼交谊厅放映电影。下午三时“少林寺”，晚间七时“阿Q正传”，请先买票云云。
  船于二时正启碇开航，风平浪静。大家相率到处走走看看，交谊厅和第二餐厅合起来有第一餐厅一样大，空无一人。咖啡厅、酒吧间都坐满了人，真正来吃茶喝酒的，十不得一。阅览室更是人满为患。甲板大如操场，上面游泳池却未放水。奇怪的是船上竟有两处卖同样东西的贩卖部。竞相推销外国货品，从香烟、巧克力糖，到电视、冰箱及机车，应有尽有，但付款以外币为限。
  旅客以南洋各国华人最多，次为港澳同胞，美国人、日本人各有好几个，台胞究有几个？因彼此相互避免接触，亚不清楚。
  为了排遣寂寞，两场电影都看。编剧、导演、演员……相当够水准。尤其是阿Q把中国人的劣根性表露无遗，只是纯电影技术方面略差，或许是设备不好吧！
  九时半“冲”完澡，回房睡觉。想是“近乡情怯”吧！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眠，终夜半睡半醒。天一亮，就起床，盥洗完毕，立即跑上甲板看日出。其情景和巴金的“海上看日出”所描写完全一样。
  过了一会儿，已经可以看到海上好多个岛屿了，忽然有人指指点点大声叫道，“右边、那个大的是金门、前面两个小的，是大担、小担。左边那个大的就是厦门、旁边那个小的，是鼓浪屿”，热心地向大家报告。站在我旁边一个老人讶异地说：“厦们和金门离那么近……”。他並未说下去，却发吁嘘之声，料必是台湾来的，或有心的海外同胞吧！
  机器声突然停了，时间刚好是六点。广播：各位旅客！厦门就快到了，请各位到昨天吃晚饭的地方用早餐。吃完回房收拾行李。七时边防军上船。外籍中国人、港澳同胞、华侨、台胞和外国分三处排队接受入境检查。边防军未见带武器，有男有女，态度亲切。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用文职人员来做好些。
  八时船已靠岸，用浮桥相连结。码头房舍陈旧，狭窄，设备很差，没有输送带，以人工及小板车代替，行李由码头工人从船上搬运置大厅中，任由旅客自行觅取。台胞即由‘中旅社’特别派人照料，台胞免税优待有所谓五大件，包括冰箱、电视，机车等，其他还可带香烟五条、洋酒五瓶，
  通关后一出大门，侄儿与‘侨联’人员便迎了过来，使我感觉讶异。我二十来岁才离开家乡，老马识途，又常外出，旅行经验丰富，不想麻烦亲友，未先告知行期呀！原来是香港朋友怕国内交通不便，乃电告“县侨联”派车来接。他们把人和行李送上日本制面包车，立即开行，取道漳州。在漳州略歇、造访几位亲友。中午弟弟请大家在一间酒楼吃饭，酒菜颇为丰盛，十几人吃得饱饱的，才三十多块钱，如以黑市计算才六、七元美金。
  饭后，迳返家乡，傍晚抵达，到厦门迎接的人除侄儿外，都乘原车往县城去了，约好三日后，派车接我去县城参观。行装甫卸，族人闻风纷纷赶来会晤，大都是四十五岁以下。我乡音已改，他们却未问“客从何处来”？只是“相逢不相识”。大哥为我一一介绍：某人为某某之子、某某之弟、某某之女、某某之媳……，但觉他们比我这一代要聪明、活泼得多，个个伶牙俐齿，却似乎失去乡下人原有的“敦厚”。
  不知道大嫂临时如何张罗那么多食物，竟能让五六十人都留下来一同晚餐。席上有鱼有肉、鸡鸭俱全，蠔、蛏、虾、蟹，在我小时候，一般乡下连看都没看过的。如今，竟一一上了饭桌，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席间，我起立敬酒，祝福大家健康。但婉谢回敬，请各位自便。众人毫无拘束，边吃边谈，七嘴八舌，零零碎碎向我述说四十年来家乡的变化，直言无隐。
  席散，已是九点钟了，大哥要众人回家，让我休息。他安排和我同房睡觉，问我会不会累？我知道他有许多话，就回答说：“不会”，躺在床上听他细诉，……。
  说着说着已是凌晨两点了。大哥终于要我睡。六点被支书例行的晨间广播吵醒了，赶快盥洗完毕，由大哥侄儿携带礼物，先拜谒族中长辈和年纪大的亲戚，然后又挨户访问族亲，並送一些东西。族里老人几乎都到过台湾谋生，他们探听每一个在台的亲友絮絮叨叨叙述他们过淡水的经过，他们称赞台湾是个好地方，生活富裕。折腾了半天，才回来吃午饭，饭后原想小睡片刻，但邻近的同学、朋友都相约来晤，久别重逢，好不高兴。大家在一起，仿佛回到少年时代，无拘无束，互诉衷曲。知道他们这些年来都受过苦，尤其是文革时期遭受红卫兵斗批，无一幸免。我问他们记恨不记恨？都回答：“恨谁呢？这是时代的悲剧”。他们不恨任何人，还誓言要在有生之年，为“四化”贡献其最后力量。
  苏姓同学家境富裕，娇生惯养，对旧社会的黑暗，懵然无知。他在大学里偶然也读过几本社会主义的禁书，但他对此不感兴趣，就像寡情的人看戏，无动于衷。1947年中山大学毕业，约了二三知己旅游京沪，取道华中，应湖南同学之邀，顺道到他家盘桓数日。所见所闻，尽是地主压榨农民、欺侮农民的暴行和有产阶级生活奢侈，靡烂的事实。才如梦初醒，感觉原来社会是这么黑暗！及从上海回来，沿途实际的观察和报章杂志的报道与评论，确确实实知道资本家和官僚的罪恶，他们互相勾结，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迫使人民流离失所，陷身沟壑。他思想完全改变，决心走出象牙之塔，参加革命工作。在朋辈中他的政治觉悟比较晚，但头脑清晰，目光远大，思虑细密，任事勇敢，择善固执。这些年来他所受的打击最大。但是他並未被吓倒，还是大发议论：
  “文革时期，红卫兵“破四旧”，把各村庄的社头佛、辇轿……通通烧掉。毁了许多宝贵的文物，做的太过火，实在不应该。但是烧掉就烧掉吧！迷信究竞是妨碍进步的。
  这几年来，实施“分田到户”农村经济复遇，农民稍有积蓄，便盖新居，把良田移作建地，如此良田日整，将来开辟道路，建设工厂，势必动用许多田地，我国的耕地面积与人口比例，本已太小，这怎么得了。其实现在农村住屋並不紧张，而且农业人口亟待减少（因为必然发展工业），再盖旧式房屋，无宁是一种浪费。当然，为了提高农民住的质量，新的房屋还是要盖的。但必须有新没计，符合卫生条件，采光通风要好，人畜隔离，节省建材，减少成本。最理想的是开发山坡地，做好公共设施，建设新村。现在山野已无盗匪、猛兽，这是绝对可行的。
  听完他的议论，一看手表已经下午四点了。忽觉楼下人声嘈杂，原来许多访客已来了多时，我连忙取出一盒派克原子笔，每人赠送一支，並各加笔芯三个，送他们下楼。
  从第一个箭步走来，要和我商量为亡母和已故叔父母做“功德”事。我表示钱无问题。他们兄弟能出多少，就出多少，不足的我全数负担，不过不能铺张，细节由大哥和他们商量决定就可以。
  其他访客多是邻乡来探听其在台湾之夫或父的，亦有问兄弟的、他们的亲人多数是一九四八年前后抓兵去的，有从来无音讯的，有的才通二三次信就断绝了的。三十多年了。到两三年前才又有开始恢复通讯的，其中还有寄钱的，或留有香港通讯处的，但均无台湾地址。因为有同乡会组织，他们中间我倒认识几个；未有通信的，我也认识两个，但都死了，我不忍心告诉他的妻子，只说不认识。可怜！他们出门时，有儿女才出生的，有新婚未久尚不知其妻有孕的，他们的妻子数十年来，有茹苦含辛抚养儿女的，有采薇取蕨侍奉翁姑的。不耐空闱再嫁的，则绝无仅有。如今夫婿有的生死未卜，“欲祭疑君在”；有的相会无期，重逢待九泉。更有自己儿女成行，尚不见其父的，天啊！谁无父母？谁无夫婿？为政者，何其忍心长使人民骨肉离散，家庭破碎。大嫂非常同情他们，硬留著吃了晚饭才教回去。
  族人有的送鸡蛋，有的送茶叶，有的送鸡鸭，还有持别做我喜欢的番薯粉粿的，络绎不绝，小孩子们也跟着来看热闹似的，来来去去。
  电灯亮了时分，族人们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差不多都来了，自动的围坐大厅里，要我报告台湾的情况。我准备避开政治，只谈社会和经济，刚说完开场白，林支书陪张乡长带来茶叶、苹果表示慰问，林支书本是文盲，已连续做了二十八年，张乡长是印尼归侨，在国内完成中专教育，我让坐寒喧几句后，说明大家要我报告台湾情况。乡长问我可否参加，大家表示欢迎。我就把台湾经济、发展条件与历程，和社会、文化情况，平实的做了简报。然后接受询间。从反应中发现他们都是很容易满足的好农民，尤其是中老年人。有一个七十来岁的老人，十几岁就跟我父亲去过台湾，抗日战争前回来，他对我说：“台湾本来就很富裕嘛！火车、汽车样样都有，五十多年前，在唐山吃番薯、喝米汤，难得一饱，台湾人就已大鱼大肉的吃了，在唐山衣不蔽体，台湾人已穿洋服、皮鞋了，我在台湾也是洋服、皮鞋的，台湾经济好，早就好了，没有什么稀奇的。大陆十亿人口丰衣足食，才是难能可贵的”。似乎对我给台湾的高评价感到不满。另一个老人搬出他两次坐帆船遇风，险险葬身鱼腹的故事，似乎也是要反证台湾自古就比唐山好。
  我乃又说：“大陆资源丰富、市场广大、劳力充足、工艺技术不差，大家努力好好经营，要赶过台湾並没有什么困难”为大家打气。
  时间不早了，乡长、支书先告辞离去。大哥提议散会，让我休息。
  次晨支书的广播又把我吵醒，刚下楼，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婆，由孙女扶持，摸了进来，大声说要找陈思贤，我怕她耳朵重听，走到她面前说道：“我就是。”她好高兴，紧紧抓住我的手说道：“我儿子林朝宗，你认得吗？他怎么不回来？母亲老了，再不回来，就见不到了。他怎么这样不孝，我死不瞑目·……”。眼泪潸潸地流下来。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朝宗兄不是不孝，他很想回来，但是他怕，怕台湾政府会找他麻烦，生意不能做，财产会不保，他不敢冒险。我把他儿子的想法告诉她，她愕然说道：“会吗？台湾政府会那么“天寿”吗？”沉思了一会儿，忽然喃喃的讲起儿子的故事，讲了好多好多。我请嫂子拿一些香港药品给她。她才好像醒过来似的，用手推她孙女道：“我们来很久了，回去吧。”回头低声恳求我说：“你行个好心，叫我儿子回来，不然，我死不暝目。”然后把药品揣进怀里，称谢而去。
  捧起饭碗，才吃了几口，客人又来了，仍是探听亲人的，我只好囫囵吞枣的把那碗饭吃完，出来接见。
  打听一个人，往往来了好几个，或妯娌、或母女、或兄弟、或父子……，他们不止是探听，还要诉苦，他们那么不幸，我忍心打断他们的话头吗？只好不惮烦的恭听他们悲惨的故事，或许这是最好的安慰。
  我回来的第三天，消息已传遍了大半个县。来的人特别多，从早上到中午，中午到晚上不停的和他们周旋，自己家里的事，反而抽个空谈几句话就解决掉了。
  支书当晚请大哥和我吃饭，饭后在村本部举行座谈，族人和林姓农民都很踊跃参加。会中知道他们希望发展农村副业。而且茶和洋菇已有可观的成绩。现在很想多种些果树、竹笋、香菇及其他经济作物，利用农村过剩的劳力，开发小型加工厂。要求我提供可能的协助，譬如送优良种子，搜集有关资料、书籍、文献。我一时兴奋，除了把所知的当场报告，提供参考，还满口答应尽力协助。事实上，我回来並未履行诺言，因为我怕，怕被控资匪坐牢。国府老是宣传解救大陆同胞，而一些学者还说什么两岸经济差距太大不能统一，但是实际能帮助大陆同胞、减少经济差距的任何措施，都是被禁止的，为什么？一样的反共政府，西德可以大力援助东德，我们不能。从座谈时大家发言的内容来看，他们似久已牢牢掌握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
  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八点半，侨联车来了，县统战部长及对台办公室主任随车来接我去县城。九时出发，一路爬山越岭，杨主任也沿途指着满山森林为我说明造林情况。还不到十点就到了，顺道先参观幼稚园和小学，看来办得不错，但有样板意味，别的地方就差得多了。十一点半，到侨联旅行社安顿好住房，便到餐厅吃饭，饭后休息，两点又开始参观，去看普通中学，再看职业学校，因为都是重点学校，师资都很好，设备也不错，职校劳动课程太多，专业训练设备则不足，而且陈旧。回到旅行社已快六点，才跨进旅行社大厅，发现许多同学已在那里等候，他们好几位都是一级单位主管，有林业局长、教育局长、劳动局长、粮食局长，还有经济委员。大家略为寒暄一下，统战部长即请大家作陪，一起进入餐厅吃饭，菜肴丰盛，有荤有素，一共十道，酒有青岛啤酒，山西竹叶青、浙江绍兴酒，以大陆现况，似太浪费。席间与各同学互问家庭生活情形，甚感愉快，九时散席，同学请看电影，以连日睡眠不足婉谢。
  第二日第三日上午参观经建单位，计有造纸厂、粮食加工厂，农械厂、家俱厂、铁厂；还有两个水力发电厂，一个省营，一个县营。第三日下午举行座淡会，由县长主持。先由各单位首长简报各主管业务和绩效。县长综合说明施政目标，接着要我就参观印象发言批评，我问他要我用什么态度来批评，他说：要实事求是，优点不必说，缺点请指教，不要客气。我就照他的意思说道：“造纸厂三部机器中，两部已太陈旧，效率太差，应该汰旧换新。第二屯积原料芦苇稻草的地方，离厂房过近，无异直突积薪，险象环生。起重机作业每次都把圆筒纸卷擦破好几层，损失实在太大，毛病出在齿轮链条，改良亚无困难，竞无人去做，可见管理方面未臻理想。
  粮食加工厂，事实上只是做米粉罢了，搭个简单的作坊一样可以。干嘛盖得那么美仑美奂，浪费公帑。事前又不协调，弄得环保单位以其未妥善处理废水污染自来水源，不准开工。如果当时把工厂建在别的地方，附设养猪场，把发酵的淀粉废水用来喂猪，一举两得，那该多好！奈何计不及此。
  农械厂设备不错，产品质量很差，车间竞有儿童嬉戏，据说是工人带去的子女。妨碍工作效率事小，万一发生危险事故就不得了。似此管理未免太不负责了。
  家俱厂产品式样老旧，价钱太贵，冗员过多，工人闲散。
  铁厂工人干劲看来还不错，只是设备陈旧，产量太小。
  发电厂主要是发电量不足的问题。因为我在台湾曾经参观过一个水量和落差相仿的水力发电厂，其发电量好像可达三十万瓩，而这个省营电厂只有六万瓩。觉得奇怪。刚才经委已告诉我，是当时设计太保守。依据日本专家的估计，原应可设计两倍以上的发电量。县营电厂亦复如此。这种设计上的错误，造成的损失实在可怕。三十多年来，我县经建绩效，大家有目共睹，我爱深责切地说了许多不中听的话，希望各位包涵。当然走马看花，信口雌黄，也未必正确，还请多多指教”。
  众人听了我的批评之后，纷纷表态，承认事实，並保证决心改革，为“四化”贡献心力。
  会后县长设宴款待，席间，大家说说笑笑，随随便便对县长亦直呼其姓曰“老王”，毫不拘礼，完全平等。
  他们对台湾消息非常灵通，出乎我意料之外，原来他们有“内参（中共按期编印给政府机关内的参考资料）”可读。
  宴罢，同学不肯散去，跟我到旅行社聊天，大家无所不谈，我偷偷地问他们，我这样批评太过火了，有没有关系？林粮食局长说：“没关系，我们挨批惯了，你这样还是轻描淡写，而且非常中肯，我们感谢都来不及，方才大家还说你“见多识广哩！”
  原订次晨回乡，但“对台办”要我明早会见住县城附近的旅台家属。次早，盥洗完毕，果然来了好多访客，给我最深刻的是一位黄姓老孀，她自称五十九岁，但是老态龙钟，看来好像已年逾古稀。丈夫师范毕业，原是小学教师，她初中毕业，因同校代课而认识。婚后爱情逾恒，其夫为人疾恶如仇，好抱不平，得罪乡绅，乡绅根本就是恶势力，压迫校长把他解聘，再命保长抓去当兵。他到了台湾即从部队逃出，后以谋生不易，应征去金门打游击，在一次战役中死亡，可怜黄孀上有公婆，下有幼儿，夫家又无恒产，一时经济非常困难，又因这门亲事父母本来就反对，所以她不愿接受娘家接济，自己下田耕作。不久儿子、公婆相继死亡，她孑然一身，不管娘家如何诱迫改嫁，坚贞地不改初志，日日盼望丈夫回家团聚，“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午后侨联派车把我送回家乡，在外地谋生的弟、侄儿和已出嫁的侄女先后都来到了，大家团聚一堂，欢乐无比，大哥最为高兴，说是三十多年来头一遭。次日为已故的母亲和叔父母做功德，依古俗跪拜一整天，精疲力竭，膝盖都破了。
  三月二十八日一大早就和大哥、侄儿去父母、祖父母的坟墓祭扫一番。回家和嫂子她们闲话家常，午饭后和大哥骑脚踏车到邻乡走走，一路还谈谈家里和村里的事情。傍晚回来，给大哥一笔钱，就去向族亲乡人辞行。次早，搭公共汽车到漳州，这里是我念高中时住过的地方，旧地重游，倍感关切。住进“中旅社”稍为休息，就乘三轮车到弟弟家。弟妇付二元车资，比平常多赏五毛，但车佚还不满足，竟说‘几时才载一个“番客”？’中午偕弟在食堂吃蠔仔炒面，各吃一盘，外加蛏仔汤一大碗，合美金才六角，觉得好吃又便宜，但食堂里的食客算我们吃的最少。
  洋烟每包美金八九角、可口可乐每小瓶（台湾没有那么小的瓶子）美金十五分。他们每月薪水只合美金二十元左右，吃的人还是不少，令人难解。
  妇女衣服已经穿得花花绿绿的了，式样多变，讲究时髦。烫头发普遍化了，脸部化妆也开始了。男孩也有烫发留长的，打扮得叫人莫辨雌雄。
  弟弟一家六口，除么女还在上学外，都有工作，收入多，生活过得还好，家有彩色电视、洗衣机，还预备买电冰箱呢。惟住空间太小，只有两间房，夫妇一间，一儿三女虽已成年，仍挤在一间。厨房兼充浴室，客厅很小，东西又多。我总觉得他们有暴发户的心态，空间那么小，为什么要买那么多东西，譬如洗衣机摆在客厅里，要用的时候，抬到厨房去，用过擦乾了，再抬回来。几件衣服用手搓洗不是更简便吗？干吗买机器抬来抬去，不是活受罪？何苦呢？买缝纫机，更没有道理，几时车一件衣服？
  弟弟告诉我漳州城几乎每户都有电视了，而且大部分是彩色机，但是一半以上是举债买的。
  向弟弟借了一架脚踏车，相偕骑车四处走走，旧市区几无变化，但街道仿佛比记中的小了许多，当然不是事实。新市区马路宽多了，大约有三十米左右，房屋五六层，没有电梯，据说可分层自由买卖。
  晚饭去弟弟家里吃，有蒸鲈鱼、炖鸡汤、红蟳、大虾。还有家乡的老酒，真是高级享受。闲话中知道大陆上有许许多多的人没有工作，生活过得非常艰苦。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生活差距仍然很大。
  饭后，和侄儿们聊聊，九时弟弟送我回旅馆，又谈了一会儿，就洗澡、睡觉。次日独自搭火车经往厦门。
  厦门四面环海，五十年代辟建鹰厦铁路时，才把它和集美间的海域，以石方填成长堤和大陆连结。铁路、公路並行的铺在上面，厦门火车站到市区，有巴士、小巴士、计程车、三轮车。公路总车站就在前面。旅客出入非常拥挤，加上摊贩也在那里凑热闹，车声、吆喝声，一片嘈杂。计程车都是日本制中型车，座位比较宽，从车站经中山公园到华侨大饭店以里程计费，每公里约美金十五分。一下车就有许多男女“黄牛”吆喝买美金、港币、叻币，于此可见大陆走私非常猖獗。
  旅馆房间很大，设备齐全，但不豪华。中、西餐厅、咖啡厅、酒吧间、理发厅、美容室、卖店……都有，对台胞特别打折优待。
  出旅馆，拐个弯，就是厦门最繁华地带——中山路。在这条街上，私营餐厅好几家，设备仍很简陋，卖的却是鲜活的海产一一鱼、虾、蟹、价钱比一般贵好几倍。百货公司规模都不小，装璜则谈不上，货品充实，顾客亦多，店员的服务态度，比台北的还要差劲，两家电影院，分别放映中、外影片，“第一滴血”在台北放映未久，厦门已在放映了，另一家戏院在演芗剧，即如台湾的歌仔戏。
  中山路两旁楼房都是几十年前旧屋，改建新的很少。奇怪的是两边“亭仔脚”都用三时粗铁管分上下双层和马路隔开，形同马厩。据说是因为车辆往来日趋频繁，行人仍如过去随便横跨马路，甚至踯躅其间，不遵守交通规则，易生事故。不得不用铁管焊接成栅栏迫使行人去“亭仔脚”行走，在一定路口越过马路，全线那么长，要用多少铁管？外国用标志“抽象的”指示则可，我们“贵国”却非作“马厩”式“具体的”限制不行，为什么？
  在中山路和临海的鹭江道一带徜徉的一些青年男女打扮，不论头发、服饰，和台北西门町的比较，实在也不遑多让。中国人实在是可悲的，稍为开放，吃、喝、玩、乐，坏的全来了。好的却学不到。因为他们从电影、录影带看到的全是这些玩意儿。
  转了一下！胡乱吃了一些东西，回到旅馆，打电话找同学，今天是星期日，他们却都在家。我洗完澡，喝一喝茶，邱、黄、康、李陆续来了。他们比我才大一两岁，看起来却老得很多，尤其是康兄门牙都没有了，看来身体虽瘦，健康情形却很好，也许是没有营养过多的毛病吧！聊了一会儿，李兄建议同游南普陀寺，这佛教圣地和厦大毗邻，文革时期，幸得厦大红卫兵充分保护，未受破坏，大雄宝殿，庄严如故。藏经阁所藏佛教经典、佛像、法器，至为宝贵，毫无受损，尤为大幸。
  厦门大学，近年来一直在扩大，教授阵容，校舍及设备，均大幅度的充实。
  李兄长子仁川君在工学院当副教授，晚餐即由李君在学校餐厅请客。饭后，坚邀大家去他宿舍闲谈。他对中国统一事业非常乐观。他说：“台湾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那事情就好办了，因为大陆施行的政策及其成效，比台湾更接近三民主义”。但其父亲对台湾的诚意却表示怀疑，他说：“双方既然目标一致的希望和平统一，理应坐下来谈判，“生意”不成人情在，又有何妨？最少也要对共产党“三通”、“四流”建议，做出正面反应，先培养培养和平气氛才是。可是他们一路的“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使海内外同胞纷表反感了，才又说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並且煞有介事的组织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其实台湾根本不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儿子居浩然说得最清楚），只是拿它来作挡箭牌，企图破坏中国统一神圣的任务。”
  但是，在座的朋友咸认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即是台湾要抗拒，也抗拒不了，李教授认定从“三不”到“三统”就是一个好的转变，或许国民党只是玩玩花招，了无诚意，然而“形势比人强”，当他们技穷时，还是会坐下来的。
  我认为国民党对和平统一愿望和诚意是无可怀疑的，问题在他们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台独）“外”患（统一压力），一时不知所措罢了，稍等时日，定会认清情势，知道“统成自然独消”，做出正面的回响，我希望共产党摒弃“一党专政”，保障“有限度的私有财产”，实行民主政治，以天下为公，让国民党及其他认同祖国的政治组织及爱国人士参与管理国家大事。
  聊罢，已是晚上九点多了，邱兄、黄兄住鼓浪屿顺道陪我回旅馆。
  次晨，原和邱兄约好渡海过鼓浪屿日光岩看日出，因时间迫促作罢。九点多乘旅馆交通车到机场，出入旅客拥挤，秩序乱七八糟，几经周折延至十二点半才搭上波音七三七往香港，翌日平安回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