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八十年代最后一个秋天，老导演汤晓丹回到了家乡华安县。六十年了，这是第一躺返回故里。
  老导演从上海飞抵厦门机场，我就以地方报纸记者的身份随同采访。汤老一路寡言少语，是在默默品味久违的风土人情，或是细心地搜寻着几时甘涩甘涩的记忆，谁都不清楚。
  同行的人说，汤老性情敦厚，只要不在导演场地，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他的夫人兰为洁说，我从来没有听老汤在背后说过谁一个不字。不少乡亲私下不解地问，都解放四十年了，怎么到今天才回来？我想到的却是他导演的那部叫《渡江侦察记》的影片，它曾多少次激起人们为新中国奋斗的澎湃之情。报社才二十出头的通讯员也说：“《渡江侦察记》的许多对白我都背出来”。
  汤老回到华安次日的早晨，县里派车送汤老一行回仙都乡，途中车队先拐到新圩渡口。六十年前，汤晓丹就是从这个渡口登上大帆船，沿北溪顺流而下，到厦门再换船前往上海。这个渡口是汤老人生路上一个刻骨铭心的起点站。
  夜里罕见地下了一场雨，空气湿润清新，一棵古老的榕树从岸上拔起，高高地探向溪面，碧绿的溪水平静地流经这里，依恋地转了个弯，又往夹峙的远山奔去。岸边用花岗石砌了一个平台，系着一只小木船。这就是码头了。
  汤老从岸上顺着石级缓走下平台，不声不响地看着，只是当有人问起，才简洁地答道：“这棵榕树还记得”。“码头变样了，当年是木板的”。他目光滞留在波纹涟涟的溪面，滞留在溪巾裸露的沙滩，他举起吊在胸前的照像机，瞄了镜头。周围的人三五成簇，有的跳上小木船，充满新鲜地摆弄着。眼前这一切，能引起汤老什么样的记忆呢？他举起右手在空中拔了拔，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请求口气说：“来，让让，我拍几张照片”。几天来，我都没听到汤老这么凝重的语气，不由得惊诧地看了看他，他四方脸膛上什么表情也没有，那双圆圆的温厚的眼晴甚至是淡漠的。然而就在这层淡漠的底下，翻腾着怎样的思绪呢？六十年前，当他拖着闹学潮后大病未愈的身体告别故乡，投向上海这个大都市，能想到日后竟成为一个盛名的电影导演吗？人们让开了。汤老摄下了这方牵动了他情思的山和水。
  仙都乡和云山村的乡亲得知汤晓丹要回来，出动了十多辆手扶拖拉机，将曲折攀山的简易公路修整了一遍。乡里村里欢迎的盛大场面，过年过节不能及。路面粘湿，小巴士已经不灵，我同汤老夫妇一道挤上一辆吉普车，颠颠簸簸地驶向汤氏祠堂。
  古旧的汤氏祠堂坐落在虎形山的山腰，山上是高大葱郁的林木，祠堂打扫得干干净净，祠堂外的坡地满满匝匝地围了一圈人，汤老夫妇一起走进宽敞的祠堂，在祖宗的灵位前站定。汤老喃喃道：“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两人一起弯腰鞠躬，恭恭敬敬地拜谒了先人。围观的乡亲没有了嘻嘻哈哈，没有了窃窃私语，有的只是庄重和肃穆。噢，老导演原来也是我们中间的普遍一员。他哪曾忘记过自己的小山村！
  上了年纪的乡亲要汤老回自己的故居云山村宝中自然村看看。汤老连连答应“好”。虽然车子开不进去，虽然山间小路泞滑难行，虽然要走十几分钟，汤老还是要去，兰为洁挺身而出，委婉劝阻了，毕竟是八十老人，万一有个闪失，如何交待得了。最终还是踏上了归程，老人没有回到自己的故居。吉普车又颠颠簸簸地返回，汤老留恋地注视窗外，带着满足，也带走遗憾。他少年时曾在这里的山岭打柴火，尝过生活的艰辛；曾在村边的那座庙宇看民间画工作画，受到最初的艺术启蒙。这里，浸透许多老导演难以忘却的时光。
  汤老的一腔纯情，使我想起在他上海寓所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老人穿着宽松的衣服坐在沙发上，额头扎着一条浅色的带子。我们随便地叙谈着，老人突然冒出一句话：“家乡的人不知道欢迎不欢迎我回去？”我楞怔了一下，立刻应道：“当然欢迎！”过后，我曾几次回味老人的这句话。此时，我真切地感受到，老人家的这句话，缠结着多么厚重的情感！我还想起他赠送给我的条幅，条幅上浓重深郁地写着：“唯真实最感人”。它是否浓缩了老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呢？
  在华安县影剧院亮如白昼的舞台上，汤晓丹登台了。他手持麦克风，对着父老乡亲们，对着掀起不息的声浪激动说：“我是仙都人，今年80岁，我回到家了”。他讲的是有点走了样的闽南话，带着广东白话口腔。话刚落音，掌声暴风雨般响起，久久滚动。
  我坐在前排，注意到汤老的喉头哽咽着，眼睛蒙上晶亮的泪花。我清晰地感受到汤老宽厚胸腔里那涌动着深深的乡情。
  本文原登在1990年2月10日《厦门日报》，转载时，作者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