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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信息
华安商业的今昔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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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华安文史资料第十一缉》
图书
唯一号:
130720020230000231
颗粒名称:
华安商业的今昔
分类号:
F416.83
页数:
8
页码:
32-39
摘要:
本文介绍了华安县商业发展经历了不同时期,解放前以小农经济为主,商品经济发展缓慢;解放后,政府扶助成立供销消费合作社,整肃市场,打击不法奸商,逐步实现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关键词:
华安县造纸厂
工业经济
创业发展
内容
一、华安县简介
华安县位于福建省南部,漳州市北面。历代属龙溪县(今漳州)。民国十七年(1928年)置县,现辖九乡一镇,面积1,315公里,人口14.3万。
本县境内多山,地势较高。属南亚热带,暖热湿润,气候适宜。九龙江自北而南纵贯全境。耕地面积14万亩。农贸产品主要有稻谷、生猪、甘蔗、花生、竹笋、香菇、文旦柚、芦柑、香蕉等,尤以坪山柚著名。
二、解放前的华安商业
解放以前,全县尚无公路建设,山岭重叠,交通极为不便。水路仅有九龙江(北溪)可通航四十公里。南来北往货源,全靠肩挑船运,商品经济发展极为缓慢,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人民生活非常贫苦。商民虽有坐商、行商、摊贩之分,但大都为小本经营,雇用伙计很少。因此多属夫妻店,农商兼营。
十九世纪中叶,华安境内各地与邻县的贸易,一般以物物交易形式进行,商业贸易仅呈萌芽状态,迨清光绪期间,贸易往来日渐增多,华丰、义昭(今仙都)、沙建、归德(今高安)逐渐成市,商家聚集,交易日盛,华丰因占有地利之便,遂成商品交易中心。民国初年,全县设华丰、新圩、仙都、沙建、归德等五个圩场,逢五日一次圩。主要商地为华丰、仙都、沙建、新圩、归德,交易商品多为海产品,衣着布匹、药材等,还有少量的谷物。商品输入多由龙溪(今漳州)与石码水运或陆挑至县内各商地转售。输入品种以海产杂货最多,占全部输入货物35%;衣着布匹次之,约30%;食品占15%;其他文化用品及五金用具占10%。输出商品以水果为最多,年约一万五千担,粮食次之,年约三千担,木炭再次,年约四千担。除粳稻有一部分运往安溪销售外,其余各品概运漳州、石码、厦门销售,另有小量与邻县南靖、漳平交易。当时,农副产品价格低贱,而日用生活消费用品成本高昂的现象十分普遍,商家皆为小本经营,商品经济难以发展。
三十年代初(民国21年),十九路军进驻县境,人民安居乐业,商业贸易趋向繁荣,云集华丰镇的大小商号有七十余家,其中资本较为雄厚者有源春、福春、协昌乾记、裕民、永成、友中、金成(杂货行业)、源昌、裕南、协太、广隆太、泉记、三达、顺太(棉布行业),致和居、源生堂(医药行业);联昌、母源(海货行业);三民、社会食堂、贻园酱店(饮食行业);德记、文化服务社(文具行业)等商号。其中尤为著名者为源昌、裕南、协太、广隆太、致和居等五家。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商事往来又有一度发展,全县经商者己不下240余家,以类划分,包括粮食、糕饼、面食、盐、酱园、烟酒、莱馆、豆腐等业的饮食类有25家;成衣、绸布、苏广百货、洋洗等业的服装类有30家,营造、砖瓦石灰、木器家具等业的居住类有15家;中西医药、理发等业的卫生类20家;照相、书纸文具、雕刻等业有8家;旅馆、货栈、运输等业的运输交通类36家;其他杂类60类。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战乱灾祸,商品货源来路困难,不少商户皆勉强维持度日,行业规模大不如前,市场交易日见萧条。抗战胜利后,漳州、石码、厦门等地商事兴隆,给本县商户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各业经商者顿呈活跃,全县农贸市场发展到十个,大小商家遍布城乡各地,主要商地华丰店铺林立,近400公尺长的大同小街市布商店90多家,但时过不久,由于战事纷乱,民国政府入不敷出,滥发钞票,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商人税赋日重,成本增高,获利微薄,许多商家遂移资于漳州、石码、厦门一带开铺营生。在漳州的有友恒商店,南侨旅社、侨商客栈、华兴鞋店、兴陶瓷店和烟丝店;在石码的有泰昌木炭行、华兴士产店、三成土产店、球昌陶瓷店、××水果行、利达盐店等;在浦南的有兴隆糖行;在厦门的有北溪侨栈等。
至建国前夕,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信用贬值,市场拒用金元券,各商界贸易则以米条、黄金折价作货币使用。是时商业贸易每况愈下,严重地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解放后的华安商业
1949年11月18日,华安县和平解放,建立县人民政府。当时百业待兴,市面还不安定,私营商业在城乡市场上占优势地位,许多商铺关门停业,个别不法商人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扰乱市场,严重影响人民日常生活。在县人民政府的扶助下,各地村民,纷纷集资成立供销消费合作社,以解决油盐酱醋日常消费需要。与此同时,政府加紧整肃市场,打击不法奸商,通过市场吞吐粮、棉、油、盐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消费品,保证了供应,平抑了物价。1952年,社会商品零售额128.97万元,比1949年增长一倍多,商业贸易逐渐复苏。
1953年8月,县委会成立了资改办公室,开始对私营商业实行“限制、利用、改造”政策,以逐步实现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由于本县私营商业大多数是夫妻店,且部分经商者兼有土地,因此改造初期的方针主要采取:①鼓励半农半商者转为农业;②对大多数零售商采取控制货源的办法,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
1954年初,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许多商人一度消极不安,纷纷申请停业,从事农业生产。至同年3月,坐商停业52户,转农业32户,摊贩停业46户,转农业39户。自1953—1954年,县城华丰镇私商行业的商品零售额所占的比重从1953年的71.9%,下降到1954年的33.5%。在这阶段里,城乡商品流通处于停滞状态,供需脱节,供应紧张,市场上出现了混乱现象。1954年冬,县资改办及时贯彻中央对零售商“维持改造,就地不动,改变性质”的改造指示和省财委“总的踏步,着重市场安排对私商改造”的方针,积极安排市场,建立批发阵地,克服城乡商品倒挂,取消社员优待价,并适当让利、让品种给零售商经营,从而稳定了私商的思想。市场供应逐渐好转,改造工作也有了进展。至1954年底,全县私商初步改造了21户,占总户数14.5%,其中纱布百货代销店一家二户,烟酒、食品杂货、文具经销店4户,批购零售店16户。
1955年春,华崶镇作为全县对私营商业全面改造的试点,县委会抽调财委、工商科、私改科、供销社、税务局、工商联等部门若干名千部组成私改工作组,进驻华崶镇,全面展开对该镇私商的改造工作。全镇私商51户(坐商39户,摊贩12户),经过大张旗鼓宣传发动阶段,京果、百货、食品、酱盐、日用杂货、文具、饮食、烟酒八个行业36户私商按业自愿的原则.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分别通过互助合作、经销批购的方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是年10月,县委又抽调工商联、供销社、工商科、银行、统计科等部门干部14人,对全县私营商业饮食业进行全面的普查,为迎接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好准备。
1956年,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高潮。全县根据华崶镇试点所取得的经验,主要采用合作化的形式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其步骤是:①申请批准;②清产核资,股金入股;③成立专业商店,安排人事;④调整商业网,下伸乡村零售点。是年6月,华安县商业局成立,属下食品公司、花纱布公司、百货公司、专卖公司、食品杂货公司等相继开业。12月底,己纳入社会主义改造轨道上的私商达205户,从业人员217人,资金24,718元,改造面积达86.86%,基本完成对私营商业的改造。至此,国营、集体商业在城乡市场占了优势,全县商业行业门类渐趋齐全,城关网点普遍增加,购销两旺,物价稳定,这一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达888.52万元,比1952年增加五倍多,是本县商业发展较好时期之一。
1957年,继续对尚存的小摊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根据统筹安排原则,对尚未纳入社会会主义经济轨道的小商小贩,主要以合作小组的形式进行改造。同时,对在组织上己改造为合作商业的私商人员,加紧了思想教育与组织整顿,以巩固和完善合作化商业。
1958年至1961年,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在经济工作指导上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县商业局成立了大购大销指挥部,开展了“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大购大销运动,盲目收购,造成资金大量积压,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这一时期,全面下放了商业机构,把供销社并入国营商业,撤销专业公司,成立四个经理部,实行政企合一,并封闭了集市贸易,取消个体商贩,撤并商业网点,商业额外人员被动员退职,下放农村,计有45人。由于“大跃进”左倾思潮的失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商品流通停滞,经营管理混乱,市况萧条,许多主要商品来源短缺,实行凭证限量供应。1961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下降到548万元。
1962年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制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商业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以及一系列政策措施,商业管理体制再次从上到下实行了大改革。撤销了经理部,恢复了国营专业公司,实行计划管理、专业分工、公司分类、分级核算的管理体制。同时恢复了供销社建制及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改变了由国营商业大包大揽的做法,并全面精筒商品流转环节,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商业贸易又得到新的发展,许多人民生活必需品逐渐恢复平价,敞开供应,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810.12万元,比1961年增长47.8%。
1966年至1976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商业工作又遭到严重破坏。这一时期,商业各级领导班子基本瘫痪,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商业规章制度搞乱了,许多具有传统商业特色的招牌商标、经营品种、服务项目均被扫光,农村集市贸易再次关闭,其他集体商业和个体商贩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商业体制再次实行政企合一,原商业局、供销社又合并为商业服务站,商业网点进行了大撤大并,削弱了商业队伍,搞流通渠道的单一化,造成商业网点不足,流通不畅,城乡商品供应日益紧张,人民吃、穿、用难的情况很突出,商业贸易的发展又一次受到严重的阻碍。
1977年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商业工作认真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市场贸易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1979年,围绕解放思想,搞活流通,初步探索流通体制改革的路子。这一年,允许三级批发和零售企业跨县、地区采购商品,并放宽副食品购销政策,生猪改“一把刀”为“二把刀”经营,饮食服务业试行利润包干,超额分成办法,各国营商业陆续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同时全面开展服务良好活动,服务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1981年以来,饮食、百货、五交化、糖业烟酒等公司开始推行经营责任制。国营商业按照商品分工,城乡通开的原则,开始在仙都建立下伸点。各国营批发商业取消对集体、个体商业的限制,积极支持他们扩大经营。城乡商业网点普遍增加,初步形成了“多种经营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的商业流通体制。1984年,围绕着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对商业执行“松绑”放权,从人事调配、劳动用工、计划管理、业务经营、商品定价、经营责任制以及财务处理等方面扩大了企业自主权。1985年,取消了生猪派购,生猪经营进一步放开,商业企业内部全面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商业局所属企业整顿验收工作基本结束,均按期取得了合格证。这一时期通过“改革、开放、搞活”和实行二步利改税,市场出现了竞争,商业企业经营积极性大为提高,经济效果显著好转,市场上商品日益丰富,许多主要商品取消票证放开供应,商业流通体制改革的成果益发显著出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迈进一个崭新的时期。
知识出处
《华安文史资料第十一缉》
本辑刊登了20篇有关华安建设的文章。涉及华安商业、粮食机构、实验小学、广播事业、消防工作、学前教育、造纸厂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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