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下垅乡禁示碑文
  特调漳州府龙溪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六次记功三次钱为棍丐聚扰等事，蒙本府宪朱信票内开：“据该县民李永芳、李文贵等禀称：“棍丐作扰未有甚于此时。平邑林大受去年被陈琛等毒丐属林玉打死，丐子赖骗县州，及省案据溪辖郎如等引外方匪棍作扰。三丘田、上山、坪水等乡佥呈溪主案，叠据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廿八赖骗林畅，四十八年正月十八赖骗葛山吕泮，二月廿四赖骗彭水锺辇，四月廿一赖骗杜塘李岷山，五月廿二赖骗尚山吴高。现蒙溪主律究案，又据芳等住居升平保下垅乡，界连平靖溪辖，棍丐集扰，平靖棍丐交害，数十成群，冲门打户，日乞夜盗，硬索灶米数斗，不从者放言移尸，遭此聚扰，鸡犬不宁，不呼宪严示各地各乞，势必如林大受等当祸万惨，不已匍呈叩乞恩准示禁。棍丐知儆，阖郡讴歌等情，据此，除批示外，合就饬行。为此仰县官吏出示严禁，毋许恶丐索扰”等因，蒙此，合行示谕各隅保居人等知悉，嗣后不许流癞各恶丐入乡强乞及藉端诈骗花红，如有不遵，许尔等居民协保扭解赴县重处。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初十日给
  嘉庆十四年己已荔月重修立
  二、打铁坑禁示碑文
  漳州府龙溪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以下漫漶不清）
  呈道光三十年二月初三日。据桃源保家长唐翁、唐汉、唐佳等呈称：“窃汉等零姓小族住居二十五都桃源保打铁坑社，安分耕种为生，近来屡有无赖棍徒，勾引外方流丐，鸠党数十，每日入社强乞，勒索饮食、冬粟、花红，稍不遂意，党率群乞，蜂拥吵闹，窥伺无人，窃掠鸡鸭、猪只、杂物，社人难堪，纷纷较闹。汉等忝系本社家长，势难坐视，合亟沥情佥呈，恳呼叩乞，首要安民，恩准出示禁逐流丐，不准来社强乞勒索，庶山僻弱社得以安生，沾感切叩等情。据此，查恶丐强讨，本属例禁森严，据呈该乡无赖棍徒，纠党多人，入社强乞，并复乘间窃掠，尤为地方之害。除呈批示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该家长等知悉：自示之后，倘无赖棍徒仍敢率众强讨，许即扭交地保禀解赴县，以凭尽法惩治；第不得挟嫌妄拿，致干咎戾。各宜凛遵毋违，特示。道光三十年二月日给打铁坑社晓谕。
  编者附志 上面两篇严禁恶丐强乞白赖的清代官府告示，原文都刻在石碑上，对于研究当时当地的社会情况，颇有参考价值。碑刻一在马坑乡下垅村，告示发布时间为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公元一七八四年）农历十月初十日，立碑时间为嘉庆十四年己已（一八〇九年）阴历六月。知县钱致纯，武进县进士，乾隆四十七年任。另一碑在沙建乡打铁坑社内，用作过沟石，任人践踏，未加保护。告示发布时间为道光三十年庚戍（公元一八五〇年）阴历二月，知县当是信和来（原碎文字至姓氏漫漶不清），道光二十九年任（均见《龙溪县志》光绪版）。
  无业游民纠众滋扰，恃强勒索，原是旧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病态，在旧政权统治之下，长期无法消除。早在南宋时代，乡贤著名理学家陈淳在《上傅寺丞论民俗书》曾说，“此间多有一般无行止奸雄，浮浪客旅，上既非商贾贩卖之流，下又非残疾跛躃之辈；形貌巍堂如大兵，气力凶狠如暴虎，假名尤溪师巫，或携刀子，或鸣牛角，或吹竹筒，入人家厉色峻辞，如诛所负，排门逐户，无一放过，应之稍迟‘便出恶口，人户畏惧，不敢讥呵……”，这种师巫和这两篇禁文所说的恶丐，虽名称不同，而讹诈勒索手段，如出一辙。自南宋至清，相距六七百年，如此刁风，竟然相沿如故。虽然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一七五七年）就曾经定下保甲之法，其中有一条说：“外来流丐，保正督率丐头稽查。少壮者询明籍贯，递回原籍安插，其余归入栖流等所管束。”（《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一），但实际并未生效，有些流丐和民间秘密结社如小刀会，三点会、哥老会有关，清廷更是束手无策。可见在旧社会里，封建政权实在无力解决这一问题。由此令人不禁想起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有一种‘强叫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读了这一段文章，我们可以知道：恶丐滋扰，一、不限于华安，二、不限于清代，三、只有人民起来当家作主，才能叫‘强叫化’服帖安分，并进而消灭“强叫化”现象。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述恶丐滋扰现象已经成为历史陈迹。现在刊登这两篇文献，让大家对过去社会有更清楚的认识。
  又下垅乡告示有“三丘田……等乡佥呈溪主案”字样。这里所谓“溪”，当与“五溪”、“武陵溪”之“溪”同类，这里所谓“溪主”当和“头人”、“峒长”一样，为内地少数民族的主管，都属于元明清三代的土司管辖系统（上溯可及秦汉）。按元朝对湖广、川滇、贵州、甘肃等地区各少数民族，委派该族人为文武官员，称为土官，也叫土司。明代在湘西和黔东南苗族地区都设立一些土司，明太祖洪武元年平闽，并不设土司，而平定广西，则以土酋莫天祐为安抚司同知。冬十一月丙午，遣中书照磨兰以权赍诏往谕广西左、右两江溪洞官民云云（见《明史纪事本末》太祖平闽、平定两广），可见溪、洞是土司管辖的少数民族“自治“单位。清代改土归流，主要在湘西和黔东南。福建自唐宋以来已经开化，并无这样措施。但按乾隆二十二年的保甲法，其中一条说：“苗疆寄籍内地久经编入民甲者，照民人（指汉人）一律编查。其余各处苗、瑶，责令千百户及头人、峒长等稽查约束。”又一条说：“云南省有夷人与民人错处者，一体编入保甲。其依山傍水自成村落及悬崖密菁内搭寮居处者，责令管事头目造册稽查。”雍正以后，还规定“村落畸零及熟苗熟僮亦一体编排”，但对“生苗”、“生僮”的地方建制，则未言及。福建原多苗人，自清以上，地方长官虽都由中央委派县以下设立都保，和清制的里社有所不同，颇有地方特色而对深山密林中的山客，可能依据上述保甲制的两条规定，比照湘西、黔东南情况，设立头人、峒长这一类人物，以资统率。华安下垅乡所谓的“溪主”，大抵便是头人峒长之俦，但《龙溪县志》，对此并无记述，当是缺漏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