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华安的新石器
  尹焕章
  一九五四年五月福建龙溪专区开全区文物展览会，陈列中有华安石器八件，石质光滑细腻，有青色及红黑花色石，有约0.1公尺长的穿孔条形碑及穿孔枪头形器。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根据这些文物的线索，前往调查，获知发现地点有三：（一）在华安县东3.5公里第四区大地乡岭背村大步岩山山脚下，这是一个万山环抱的村庄。村里只有几间房屋。发现石器的地点，就在西房后墙外。约在一九四八年，房主为建筑此房屋挖墙基时发现了遗物；（二）在大地乡南龙峰乡龙峰村西扫帚山山脚下梯田中，农民在田中挖出四件有孔大石斧及一件无孔石〓。光滑美观；（三）在华安县南第三区丰山乡龙径村西北的客狗子山。农民挖土封甘蔗时，挖出石器三件，还有绿色石环及黑粗砂陶，其土质为沙土，有黑色及黄黑色两种。
  摘自尹焕章著《华东新石器时代遗址》一书
  蛇形石刻索隐
  黄超云
  华安县马坑乡业余考古爱好者李金城送来蛇形石刻照片一帧。这石刻位在华安县马坑乡草仔山村，地居南靖、漳平、华安之交点。群山环抱，附近有三畲尖，海拔1411.6米。石刻于一九七九年开公路时发掘出现。长54厘米，宽50厘米。
  福建师范大学刘蕙孙教授认为这石刻图形是“神”字初文。他说“……金文‘神’作〓，后始作〓。甲骨文‘神’、‘申’为一字，作〓与〓，均与此极相似。古人盖以‘神’为天地浩然之气，故以云物之形象之，所以黄帝以云名官。古人行军必载‘齐车’，以战果告。颇疑此刻与仙字潭纪功刻石为一事，刻‘神’字于石代立庙而已。”华安县文化馆干部林焘同志认为这石刻是闽族的蛇图腾。他引《高山族简史》载：“高山族排湾人认为蛇是他们的祖神，称为“‘夫伦’（毒蛇、百步蛇），不能杀害。他们善于绣、画、雕刻蛇形图象。”他又引《说文》：“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他认为这石刻可能是汉武帝平闽越后逼迁闽越人于江淮之间，不少山民匿居于山林中，为系念同宗和招徕同宗而作。他指出这石刻图象有母蛇一、幼蛇一、破壳蛇蛋一、小蛇蛋一。
  然而观察这石刻的笔划，和考查当地过去居民的情况，我觉得它可能是古阿拉伯文。
  说是“神”的初文，则“神”字有〓、〓〓〓、〓〓、〓诸体，“申”字有〓、〓、〓、〓、〓、〓、〓诸体，“申”是“神”的初文，笔划较简，但都和蛇形石刻不类。
  说是蛇图腾，颇有根据。蛋人是龙蛇图腾氏族。徐松石《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说：“龙蛇图腾，在中国东南部的渊源，可以推到伏牺、女娲、神农。”《龙溪县志》说：“南北之溪有水居之民焉，终岁舟居，俗呼之曰‘泊水’。”按泊水即白水郎，亦即蛋户、蛋人。华安原是龙溪县的二十五都，地处北溪，既有蛋人，自属龙蛇图腾氏族无疑。但这蛇形石刻却是国内所极罕见，潮州虽有蛇庙，并无蛇形石刻。而此刻究非壁画，其图象与蛇只在疑似之间，不能确认其必蛇。如果根据历史情况，而且古阿拉伯文于此图象有其一定的意义，便可认定这石刻是古阿拉伯文。
  阿拉伯文靠伊斯兰教的兴盛而传播。自七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就传入中国，我国的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少数民族都信仰它。伊斯兰教，旧称清真教，俗称回教。自唐代后，色目人（包括回人）曾陆续来闽定居。元代以后，随着蒙古人统治的巩固，色目人来闽日益增多。至今邵武、福州、泉州、厦门都建有清真寺。邵武有杨、马、沙、苏、范、米、王七姓回族，计260户，1377人；福州有蒲、田、时、贤、马、兰、常七姓回族，计108户，451人；泉州有金、丁、马、郭、白等五姓回族，其中丁姓就有30，000余人；惠安白奇郭有十四乡，回民郭姓16，000人；福鼎也有丁姓回族593户，3，503人；华安现仅有回族居民11人；漳州现有许多姓马人家，多是回族，确数未详。华安的“马坑”可能以姓马居民命名。原来该乡古时曾有马姓多家居住，后来都已不存。除马坑外，邻近尚有马家竹村、福田村、下垅村，古时也居住着许多姓马人家。福田村有座状元桥，石墩上刻有“信士马始哥奉舍钞廿十两为亡妣祗荔（两字不清）四十娘早至田介”、“信士奉舍至正己丑年二月日造”等字样。按至正己丑年，即元顺帝九年，公元1349年。“田介”疑应作“天界”。刻字笔划朴拙，又多错别字，不类汉人习于文字工作者所书。天界一词恐非佛道两教所有。佛教言西方极乐世界；道教言洞天福地。惟汉译阿拉伯国家语文，有“天方”、“天房”、“天课”等词。至于“钞”字与元朝币制一致。钞之制始于宋而盛于金、元。有钞代钱称贯、代银称锭之别。每锭重量不一，这里刻的是廿两。
  至于马坑为何有这石刻，当和元末明初的形势有关。
  元顺帝时，天下大乱。大乱原因正如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十月元顺帝下诏所说的，“……和气未臻，灾眚时作，声教未洽，风俗未淳、吏弊未祛，民瘼滋甚。”那个时代，水、旱、地震、蝗、农民起义、少数民族变乱的记载，充斥史册。现在只摘引有关兵乱几条，以为本文的佐证。
  据《元史》三，记载：“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六月漳州路南胜县（即今南靖县）民李志甫反，围漳城，守将搠思监与战失利。诏江浙行省平章别不花总浙闽、江西、广东军讨平之。”
  “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二月漳州义士陈君用袭杀反贼李志甫，授君用同知漳州路总管府事。丙辰，赦潮潮二州民为李志甫、刘虎仔胁从之罪，褒赠军将死事者。”
  李志甫的起义，元廷至调动四省军力“讨伐”，战争将近两年，牵涉广至漳潮二州之民，竟使凶残的元王朝不得不用大赦作善后处理，足见这次起义规模之大。
  “至元六年六月己酉，汀州连城县民罗天麟、陈积万叛，陷长汀县，福建元帅府经历真宝、万户廉和尚等讨之。”
  “闰十月，汀州贼徒罗德用杀首贼罗天麟、陈积万，以首级送官，余党悉平。”
  这次战争也持续了几个月始告失败。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两次起义都由内奸的叛变，突然袭击而失败，并不是没落的元朝军力有什么能耐。
  “至正八年三月福建盗起，难于讨捕，诏汀漳二州立分元帅府辖之”。
  到了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六月，朱元璋起兵，元朝更招架不住，十二月只好下诏罪己，大赦天下了。
  其实自元世祖入主中国，建立元王朝后，民族反抗斗争风起云涌，连续不绝。其最著者便是漳州人陈吊眼的起义。陈吊眼（？～1282）元初福建汉族、畲族人民起义首领。宋末元初，从叔父陈桂龙率兵起义，攻陷漳州，杀招讨傅全。不久唆都来讨，吊眼出走，陈桂龙逃入畲洞。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陈吊眼被俘，越年在漳州就义（见《龙溪县志·纪兵》及《辞海》陈吊眼条）。
  “至元二十一月漳州盗起，命浙行省调兵行讨。二十五年赣畲贼千余人，寇龙溪，讨平之。二十八年十月广东贼江罗等寇漳州。”（清乾隆版《龙溪县志》）
  这些反抗异族统治的人，在过去史籍上都被诬为“贼”，而叛徒却反称“义士”。从至元十七年（1280）至元亡（1368）八十年间，漳州一带几乎义军辄起，元朝统治无日不在风雨飘摇之中。主要原因在于元朝的残酷统治。宋末蒙古人驱军南下，攻城略地，大肆掳掠屠杀。元朝成立后，统治者把各族人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人地位最高、色目人（包括西域各部族和回族人）次之，汉人被贱称“汉子”，南人被贱称为“蛮子”，皆沦为奴隶，完全没有权利，生杀予夺，子女玉帛，权力都操在异族手里，汉人、南人真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尤其商业大都为色目人所掌握，汉人南人无法为生，例如宋末元初回人在福建作官和经商不少，蒲寿庚就当了泉州市舶司提举三十年，掌管中外贸易、交通的大权。由于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的不平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逐日激化。到了元末，人民大举起义，专与蒙古人、色目人为敌。元朝的地方官吏、军将、散兵游勇，都是被打击的对象。他们在人民武装的威慑下，四处逃亡，大多藏匿在深山密林里，以求死里逃生。至今漳泉一带还留着“三家养一元，一夜刣完完”的传说。泉州丁氏宗族是色目人的后裔，为避免人们的敌视，迁往比较僻远的陈埭居住，传衍到了现在，成为巨族。
  华安马坑地至荒僻，自然成为避准者绝好的逃逋薮。
  马坑的马氏来源何在，县志毫无记载，他们也没有族谱留传下来，难以稽考。现在马坑已无马氏居民，传闻曾受兵扰，或遭受杀戳，或窜逃他乡，不得其详。
  据《金史》载，金之马庆祥，系西域人，入居临洮狄道，以马为姓。邵武的回人就有一支从甘肃迁来的。又据《元史》，元之月乃和以祖为金马步指挥使，因改姓马。由此可知我国马姓人家，很多祖上是回人。马坑马氏居民很有可能是回人。
  韩海潮同志在《伊斯兰教传入湖南以后的概况》（见《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二期）一文中说：“马成，元末遗臣（枢密院吏）因元朝大势将去，乃挂冠隐居，自江南迁居邵阳，现居后裔近万人”。该文又说：“元末至明中叶，中央各级政权至文化中任职作官的穆斯林渐多，官迹所至，因官寓家，建立家园，兴建寺院之事层出不穷”。湘南和福建相距不远，福建一些回族，如福州之马、兰、常三姓便由湖南一带迁来的。
  我认为马坑的马姓居民很有可能是元代色目人的后裔，他们当朝代变易之际，为求苟全性命，只好潜匿在荒山僻野的马坑，远远避开寻求民族报复的汉人。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仍然坚持固有的宗教信仰，在那人口稀少的地方，无法建立寺院，只好在石头上刻上阿拉伯文字，作为精神的寄托。
  关于蛇形石刻的文字是否古代的阿拉伯文。我曾经分函请教于中央民族学院石钟健教授、厦门大学庄为玑教授。庄教授来函说，经转询阿拉伯文专家陈达先生，据云，从某种角度观察有属阿拉伯文之可能，并认为这不是一方完整的石刻。石教授来函说：“经与此间几位同志研究，一致认为是阿拉伯文字，不是蛇形。他们指出这是一个阿拉伯字，意为“归天”，和来信所说的‘早至天界’之意相同”。他还指出此字刻写时有误笔，将不应连接之处接连下来，这是由于写刻之人对于阿拉伯文不甚熟悉之故”，他又说：“这几位同志，一位是老阿訇，一位是阿拉伯文专家，一位是语言专家王静如先生。他们的看法和您的看法相同，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本年三月十三日我和县文化馆干部林焘同志同往泉州清净寺拜访王耀东阿訇，商谈蛇形石刻是否阿拉伯文同题，承他答应于详细研究后答复。嗣于四月四日来信说：“……草仔山的石刻，经过多方研究，虽暂定为“真主”一词，恐有牵强之虑（见图解即知）。那么这块石刻是元末明初变乱以后幸存者逃至四方，间或有少数逃到僻远地区，因恐时间久远，特刻制“真主”一词以作纪念。”王阿訇所图解照抄如下：阿拉伯文正楷写法〓〓，正规草书〓〓石刻写法〓
  对于庄为玑、石钟健、王静如、林松、陈达生、王耀东、胡根华等学者和阿訇的殷勤指教，我谨在此表示感谢之忱。
  总之，我的见解是：马坑马姓居民是元朝福建兵乱时潜匿下来的色目人，和湖南马成一族及福建泉州陈埭丁姓有些相似。蛇形石刻是伊斯兰教徒遗下的一种文物，石面上刻的是阿拉伯文。这是初步探索的意见，需要再深入研究，希望海内外学者有以教之。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
  华安县草仔山村发现蛇形石刻（摘要）
  ——古闽越族图腾初探
  林焘
  一
  草仔山村隶属华安县马坑乡。这里山高水冷，地形险要，一九八四年初，马坑乡文化站干部陈友祥和文物业余爱好者李金城送来蛇形石刻照片。县文化馆派出连我在内三名干部到实地进行考察，现将有关石刻数据和我们初步研究的结果，分述于下：
  图（一）系拓片照片。全图由“母蛇”、“幼蛇”、“蛇蛋”组成。石刻高五十四厘米，宽五十厘米。离居民点半公里，坑沟宽约五米，水复盖面二米，水浅至踝，石刻离水面二米。南岸为菜园，北岸为简易公路。
  二
  此石刻当是古闽越族蛇图腾。古闽越族信奉蛇图腾。《说文》“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我们两次专程到漳州、厦门向厦门大学前任人类博物馆馆长、退休老教授叶国庆、现任该馆馆长陈国强教授和吴锦吉、蒋炳钊等同志请教，得到他们有益的帮助，指引我们查阅有关资料，赠送我们林惠祥教授遗著中有关论述闽越族方面的论文集，给我们巨大的支持和启发。我们还拜访朱天顺同志，虽未见面，却拜读了他的著作《原始宗教》，得益不少。
  三
  说华安县草仔山蛇形石刻是古闽越族的图腾有下列根据：
  1、汉族认蛇为恶物，谁家进了蛇，即以为不祥。而这一蛇形石刻大有使人入目和善的感觉。母蛇腹部粗大，正昂首回顾它的后代，蛇身与蛇蛋接触部分，肌肉有明显收缩感，表示正在抚摩里边有幼蛇颤动着的蛇蛋，充分表现盼望子孙后代兴旺发达的美好意愿。母蛇腹上方乃是蛋壳。上方的幼蛇，头特别大，身呈弓形，是幼蛇刚出世时的特点。
  2、蛇形石刻的章法结构，显得充实平稳，技艺高超。
  我们认为当时作者已掌握了平行的制图方法。如图（二）可以看到，有关的顶点和外端都在各自的直线上，并且相平行，蛇刻的中线把两个蛇头、蛋壳分在一边，两条尾巴和一个蛋分在另一边，使全图左右十分均衡，可说它是规格化了的，因而绝非牧童樵夫之所能为，亦非汉族财主乡绅之流之所愿为，而是崇拜蛇图腾部族的创造物。
  3、根据有关文献，一般图腾柱和木片、石片是安置在村口和它门的，目的在于招呼同宗、警告外族和便于祭祀。这蛇形石刻正好设置在村口，，呈135度仰角，百步之外可以看到，达到招呼同宗警告外族之目的。
  4、（略）
  5、《高山族简史》第125页记载：高山族排湾人认为蛇是他们的祖神，称为“夫伦”（毒蛇、百步蛇），不能杀害。他们善于绣、画、雕刻蛇形图象，可见拜蛇图腾的古少数民族是有雕刻蛇形图象的技巧的。
  四
  这一石刻成在什么年代呢？
  我们推测成在汉后唐前。
  1、石刻底平整、深半厘米，非铁器不易制作。福建铁器出土文物最早的标本在崇安汉城遗址。据说遗址属于闽越王余善的行宫，又说可能是汉武帝平闽后的一个军事城堡。福建铁器最早的出土文物在崇安汉城，是这石刻年代上限不出汉前的根据之一。
  2、这石刻可能是汉武帝平闽越后，迫迁闽越人于江淮之间，不少山民匿居于山林中，为系念同宗和招徕同宗而作。
  林惠祥教授遗著《中国民族史》提到汉武帝迫迁闽越族时指出：“闽地多山林岛屿易于藏匿……必有漏网而留居故地者。”草仔山村周围上千米的山峰有三十五座，要进入草仔山村必经格仔齿山口，形势十分险恶，正是闽越族漏网者潜匿的最理想之地。
  3、目前马坑乡（包括草仔山村）多为邹姓汉人。
  元朝以前马坑居民姓马。邹姓明初始来此定居。马姓现无存户，唯存古钟一口，古桥一座。钟上铭文多已锈坏，残存马十四娘数十个马姓妇女模糊名号。古桥长二点五米，宽不到一米，桥勒“信士奉舍至正乙丑二月造”，“信士马始哥奉舍钞廿两为亡妣××四十娘早至田介”。此桥群众称为“状元桥”。传说有二、一说漳州府举子入京应考必经此桥，一说马始哥之父捐资建桥，希望始哥能高中状元。但马家诸信士是拜佛不拜蛇的，钟为寺中物，也是信佛的，佛教始于唐朝（马家信佛不拜蛇等说法，可疑。佛教入中国实始于汉——编者），因而这石刻必非马始哥之流所刻的。
  那么马姓何来呢？马坑靠漳平永福的山上有一古银矿遗址，说是宋代炼官银的，作坊在永福。马氏是不是宋代矿工的后代呢？马坑一带有个歌谣：马头在赴圩，马肚在钓鱼，马尾在做篾。赴圩、钓鱼、做篾，应和银矿开采有关。马姓可能是古银矿矿工之后，但或许是唐元光父子平定漳州时之移民、或唐宋流放边远的囚徒之后，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此石刻不是马家人刻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华安草仔山蛇形石刻是古闽越族的图腾，它的年限是汉后唐前。
  草仔山蛇形石刻的发现和保存，对研究江南各省百越尤其古闽越人的分布、迁移和文化、生活、生产史和对原始宗教等的研究以及大陆东南部和高山族的文化系统、血缘关系都是宝贵的资料。
  福建省华安县文化馆
  一九八四年九月
  （本文原发表于《华安编志简讯》第二期，全文约五千字。本刊转载有删节）。
  草坂石刻辨讹
  老云
  华安县草坂村，在稻田中有块一立方米的石头，上刻三个大字，历来人们都读做“民为山”。据传是明朝末年当地居民陈晓山所刻。晓山占有大片山地，广种树林。人们认为他所刻的字乃表示人民和山地有互相协调的关系，这种意见看来是有一定理由的。传说还称晓山埋有三瓮白银，谁猜出这三字的窍诀，就可以找到那批白银。
  为要考查华安历史文物，我跟着县文化馆干部林焘同志前往草坂勘察这块石刻。我们越陌度阡，经过一番寻觅，终于看到了它。我们洗扫了石面，认清了字迹，原来是“艮为山”三个字。在这三字下面刻下“艮”的卦形〓。“艮”字很罕用，而八卦的每个卦名，一般人也不大懂，“艮”字和“民”字相近，石面又粗糙不平，难怪人们误“艮”为“民”了。
  八卦来源甚古，传是伏羲氏所作，大概在狩猎时代就有了。有的认为“既成文字的诱导物”（郭沫若），有的认为用算筹来敷布成爻（唐兰），有的认为是占筮所用的竹棍、一节象一，两节象--（高亨），有的认为是蓍草转变，长草是一，短草是--（李镜池），有的认为是八条绳子（于省吾），有的且认为是屋架的形象（罗君惕）。①谁是谁非，且不管它。八卦的卦名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说卦》说：“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又说：“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又说：“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又说：“乾为父，坤为母，震为长男，巽为长女，坎为中男，离为中女，艮为少男，兑为少女”。这些只具有象征的意义，什么理由，要由当时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参照卦象决定，可以说大多是牵强附会，现代人很难加以确定解释的。
  八卦原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构成《易》的主要内容。中国古代哲家都很重视《易》学。孔子学《易》，据说曾至韦编三绝。可是八卦也是巫觋、术士的法宝。卜筮、堪舆、厌胜都用到它。旧社会的孩儿脖子上常常挂个带有八卦的香火袋或厌胜钱，有的人家门楣上还安个八卦太极图。草坂的石刻所以刻上“艮为山”三字和一个〓〓卦形，无非祈求山林兴旺，祓除不祥的意思，作法和当时的迷信者一样。
  为了实事求是，我确证草坂石刻文字是“艮为山”而不是俗传的“民为山”。且看拓本照片便知。
  “艮为山”三字乃属近代所通行的楷书，不类汉唐书体，足见时代不远。世称明末，大抵近是。
  写到这里，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八卦中每两卦相重，便成六十四卦。如〓〓〓是艮卦，〓〓〓〓是渐卦，如是等等，有六十四个卦名。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在研究六十四卦之后，发现它和他所创始的二进位制度数学完全一致。他说：“……这个易图可以认为是现存科学之最古老的纪念物，然而依我之见，这种科学虽为四千年以上的古物，但数千年却无入了解它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它却与我的新数学完全一致”。他还认为这个二进位制度计算方法能够给一切数学以新的光明，因为这个方法可以解决许多困难”。②
  时至今日，电子计算机大都采用二进位制，我国三、四千年前的八卦在现代最尖端的科学技术上发出它的光辉。希望我国人不要象以前抱着虚无主义态度，横扫一切；也不要困在卜卦、风水、巫术的迷雾里，钻不出来。让我们以最新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来对待祖国古老的遗产，以求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当然，这不是以古为尚，毋待烦言。
  注：①水中玉声：《读〈易〉据屑》（《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二期）
  ②焦树安：《二进位制数学创始者辨正》（《历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华安两篇清代官府告示
  一、下垅乡禁示碑文
  特调漳州府龙溪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六次记功三次钱为棍丐聚扰等事，蒙本府宪朱信票内开：“据该县民李永芳、李文贵等禀称：“棍丐作扰未有甚于此时。平邑林大受去年被陈琛等毒丐属林玉打死，丐子赖骗县州，及省案据溪辖郎如等引外方匪棍作扰。三丘田、上山、坪水等乡佥呈溪主案，叠据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廿八赖骗林畅，四十八年正月十八赖骗葛山吕泮，二月廿四赖骗彭水锺辇，四月廿一赖骗杜塘李岷山，五月廿二赖骗尚山吴高。现蒙溪主律究案，又据芳等住居升平保下垅乡，界连平靖溪辖，棍丐集扰，平靖棍丐交害，数十成群，冲门打户，日乞夜盗，硬索灶米数斗，不从者放言移尸，遭此聚扰，鸡犬不宁，不呼宪严示各地各乞，势必如林大受等当祸万惨，不已匍呈叩乞恩准示禁。棍丐知儆，阖郡讴歌等情，据此，除批示外，合就饬行。为此仰县官吏出示严禁，毋许恶丐索扰”等因，蒙此，合行示谕各隅保居人等知悉，嗣后不许流癞各恶丐入乡强乞及藉端诈骗花红，如有不遵，许尔等居民协保扭解赴县重处。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初十日给
  嘉庆十四年己已荔月重修立
  （李金城搜集）
  二、打铁坑禁示碑文
  漳州府龙溪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以下漫漶不清）
  呈道光三十年二月初三日。据桃源保家长唐翁、唐汉、唐佳等呈称：“窃汉等零姓小族住居二十五都桃源保打铁坑社，安分耕种为生，近来屡有无赖棍徒，勾引外方流丐，鸠党数十，每日入社强乞，勒索饮食、冬粟、花红，稍不遂意，党率群乞，蜂拥吵闹，窥伺无人，窃掠鸡鸭、猪只、杂物，社人难堪，纷纷较闹。汉等忝系本社家长，势难坐视，合亟沥情佥呈，恳呼叩乞，首要安民，恩准出示禁逐流丐，不准来社强乞勒索，庶山僻弱社得以安生，沾感切叩等情。据此，查恶丐强讨，本属例禁森严，据呈该乡无赖棍徒，纠党多人，入社强乞，并复乘间窃掠，尤为地方之害。除呈批示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该家长等知悉：自示之后，倘无赖棍徒仍敢率众强讨，许即扭交地保禀解赴县，以凭尽法惩治；第不得挟嫌妄拿，致干咎戾。各宜凛遵毋违，特示。道光三十年二月日给打铁坑社晓谕。
  （李寿南搜集）
  编者附志上面两篇严禁恶丐强乞白赖的清代官府告示，原文都刻在石碑上，对于研究当时当地的社会情况，颇有参考价值。碑刻一在马坑乡下垅村，告示发布时间为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公元一七八四年）农历十月初十日，立碑时间为嘉庆十四年己已（一八〇九年）阴历六月。知县钱致纯，武进县进士，乾隆四十七年任。另一碑在沙建乡打铁坑社内，用作过沟石，任人践踏，未加保护。告示发布时间为道光三十年庚戍（公元一八五〇年）阴历二月，知县当是信和来（原碎文字至姓氏漫漶不清），道光二十九年任（均见《龙溪县志》光绪版）。
  无业游民纠众滋扰，恃强勒索，原是旧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病态，在旧政权统治之下，长期无法消除。早在南宋时代，乡贤著名理学家陈淳在《上傅寺丞论民俗书》曾说，“此间多有一般无行止奸雄，浮浪客旅，上既非商贾贩卖之流，下又非残疾跛躃之辈；形貌巍堂如大兵，气力凶狠如暴虎，假名尤溪师巫，或携刀子，或鸣牛角，或吹竹筒，入人家厉色峻辞，如诛所负，排门逐户，无一放过，应之稍迟‘便出恶口，人户畏惧，不敢讥呵……”，这种师巫和这两篇禁文所说的恶丐，虽名称不同，而讹诈勒索手段，如出一辙。自南宋至清，相距六七百年，如此刁风，竟然相沿如故。虽然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一七五七年）就曾经定下保甲之法，其中有一条说：“外来流丐，保正督率丐头稽查。少壮者询明籍贯，递回原籍安插，其余归入栖流等所管束。”（《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一），但实际并未生效，有些流丐和民间秘密结社如小刀会，三点会、哥老会有关，清廷更是束手无策。可见在旧社会里，封建政权实在无力解决这一问题。由此令人不禁想起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有一种‘强叫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读了这一段文章，我们可以知道：恶丐滋扰，一、不限于华安，二、不限于清代，三、只有人民起来当家作主，才能叫‘强叫化’服帖安分，并进而消灭“强叫化”现象。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述恶丐滋扰现象已经成为历史陈迹。现在刊登这两篇文献，让大家对过去社会有更清楚的认识。
  又下垅乡告示有“三丘田……等乡佥呈溪主案”字样。这里所谓“溪”，当与“五溪”、“武陵溪”之“溪”同类，这里所谓“溪主”当和“头人”、“峒长”一样，为内地少数民族的主管，都属于元明清三代的土司管辖系统（上溯可及秦汉）。按元朝对湖广、川滇、贵州、甘肃等地区各少数民族，委派该族人为文武官员，称为土官，也叫土司。明代在湘西和黔东南苗族地区都设立一些土司，明太祖洪武元年平闽，并不设土司，而平定广西，则以土酋莫天祐为安抚司同知。冬十一月丙午，遣中书照磨兰以权赍诏往谕广西左、右两江溪洞官民云云（见《明史纪事本末》太祖平闽、平定两广），可见溪、洞是土司管辖的少数民族“自治“单位。清代改土归流，主要在湘西和黔东南。福建自唐宋以来已经开化，并无这样措施。但按乾隆二十二年的保甲法，其中一条说：“苗疆寄籍内地久经编入民甲者，照民人（指汉人）一律编查。其余各处苗、瑶，责令千百户及头人、峒长等稽查约束。”又一条说：“云南省有夷人与民人错处者，一体编入保甲。其依山傍水自成村落及悬崖密菁内搭寮居处者，责令管事头目造册稽查。”雍正以后，还规定“村落畸零及熟苗熟僮亦一体编排”，但对“生苗”、“生僮”的地方建制，则未言及。福建原多苗人，自清以上，地方长官虽都由中央委派县以下设立都保，和清制的里社有所不同，颇有地方特色而对深山密林中的山客，可能依据上述保甲制的两条规定，比照湘西、黔东南情况，设立头人、峒长这一类人物，以资统率。华安下垅乡所谓的“溪主”，大抵便是头人峒长之俦，但《龙溪县志》，对此并无记述，当是缺漏所致。
  贰守一我罗公喜雨碑
  文史
  万历壬寅岁春深不雨，农苦穑事。贰守罗公握府篆，轸念民瘼，虔祷山川，未有应者。询溪北之龙潭，深数百尺，刻石峙于江之浒，地号九龙里，即梁大同间九龙戏江处也。又二月念二日，公偕邑侯吕公星夜而驰，达旦而至。是日万里晴空，比设坛虔祷，倏忽水影浮光，变态万状，恍若群龙戏游水面，诸目击者咸异之。时拜祝未竣，雨下如注，公不张盖，冒雨登舟环潭。诸父老欣欢鼓舞，相与争壶箪而迎之，望马首而拜之，啧啧颂公不置也。公莅漳有年，政通民和，而随祷随应乃尔，信哉民心即天意也。公之天人交应，行将膏泽寰宇，霖雨苍生，端可指日待耳。其刻石于龙潭之道左，以为他日左券云。
  乡进士文林郎广东新兴县知县赵德懋
  文林郎广东开达县知县吕式
  迪功郎光禄寺监事 张松
  举人 赵维藩
  登仕佐郎广西茗盈州吏目陈懋理
  太学生 陈登贤 吕子全 王邦仪
  吕莹 吕懋 谢文粲
  生员 赵宗禹 郑腾复 赵宗甲 郑继烈 赵宗启
  王汝标 张懋衡 洪冰 张兆瑞 吕鸣盛
  张尚绩 王汝弼
  童生 赵秉彝 吕应期 赵廷谟 赵廷诰 吕子熙
  耆老 赵期衍 赵期慰 赵赞志 欧一葵 赵电
  张晃 王锦 赵期栎 赵德平 詹一章
  陆存桓 王如口 赵德深 吕一东 赵国恩
  陆廷口 徐宗 洪惟葛 洪穆 赵期播
  编者附志碑在华安银塘乡潭内铁道畔。上面所载碑文，有几点略为注释如下：
  ①贰守 贰是佐贰，相当现在的副职，守指太守，等于明、清的知府，相当现在的地区专员。原来秦设郡守，管理一郡政事。汉景帝时更名太守。宋以后改郡为府或州，其长官称知府、知州，习惯上仍称太守。明清则专以称知府。查光绪版《漳州府志·秩官》：“明制：漳州设知府一员、同知二员、通判二员。……”又查明、清时凡知府、知州、知县都有辅佐官，例如通判、州同、县丞等，统称佐贰。其中通判一职，明、清设于各府，所掌的是粮运及农田水利等事务。碑文所指贰守即明漳州府通判。
  ②一我罗公 据《漳州府志》（光绪版）载：漳州府通判罗文安，歙县（今安徽省歙县）举人。明万历二十九年任。碑载万历壬寅（三十年），一我罗公当即罗文安。一我是字，古时称谓，不犯名讳，往往称字，对尊长尤其如此。
  ③喜雨碑 源出宋苏轼的《喜雨亭记》。原文是：”亭以雨名，志喜也。”久旱而雨则喜，故名“喜雨”。亭曰“喜雨亭”，碑曰“喜雨碑”。
  ④万历壬寅岁 系明神宗三十年，公元一六〇二年，距今（一九八四年）已三百八十二年。
  ⑤春深不雨 春深指农历三月下旬。《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其谷于水也。……盖谷以此时播种，自上而下也。”我国北方以三月中播种，南方应更早，三月下旬不雨，已过莳秧季节，有害农事。
  ⑥穑事 本指收获。《传》：“种之曰稼，敛之曰穑。”《书·盘庚》：“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疏》：“穑是秋收之名，得为耕获总称。”这里“穑事”，泛指农活。
  ⑦握府篆 按知府、通判各有分治。《宋史·职官志》：“宋乾德初，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南渡后设官如旧，入则贰政，出则按县。有军旅之事，则专任钱粮之责，经制、总制钱额，与本部协力拘催，以入于户部。”乾隆版《龙溪县志·职官》：“乾隆八年以漳州通判驻十一都（按治在石码）”，兼管地方治安，取代县巡检司一职。明代知府、通判当亦分治。华安一带旧属二十五都，当是罗一我所治之域，故碑文称他握府篆。
  ⑧虔祷山川，未有应者古人有祈祀山川以求雨之礼，《吕氏春秋·仲夏纪》：“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乐。”
  福州鼓山绝顶峰有摩崖题刻徐鹿卿《祈雨记》，便是祈祀山川的一个实例。兹录全文以供参考：“绍定壬辰，夏六月不雨，至于秋七月。遍走群祀，未效。大帅番易李公，以石鼓闽重镇，其下，众水所汇，必然出云为风雨。乃命属吏南昌徐鹿卿致祷。丙申，诣寺斋宿。丁酉黎明，登屴〓，礼毕而雨。是夕大雨。戊戍又大雨。已亥，雨止，槁者苏，涸者流，刊而□□，□神之休。”
  ⑨邑侯吕公邑侯是知县雅称，吕公指吕纯如。他是吴江（今江苏省吴江县）人，进士出身，万历二十九年任龙溪县长。乾隆版《龙溪县志·职官名宦》称他“清正明敏，迂事迎刃而解，植良善，抑豪强，士民德之，升本省按察司佥事。”
  ⑩有关求雨典故古代民智未开，颇多迷信，旱而求雨，成为常事。甲骨文就有“王又岁（祭名）于帝五臣正，佳雨”的记载。殷汤曾经亲身剪甲当做牺牲以求雨，事见《墨子·兼爱下》。求雨古称“雩”。《尔雅·释训》舞号雩《注》：“雩之祭，舞者呼嗟而求焉。”《左传》桓五年：“龙见而雩。”《注》“为百谷祈膏雨也”。《说文》：“雩，夏祭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公羊传》桓五年：“大雩者何？旱祭也。”《注》：“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亲之南郊，以六事谢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谓之雩。”从这里可见古代求雨，须由国君主持，礼仪隆重，要用盛乐，杀大公猪致祭，还要自认致旱过失。所祭的神是名山大川及五帝（见《吕氏春秋·仲夏记》高诱注），祭时使童男女大声呼叫。古人重巫，还叫巫〓参与其事。《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杜预注云：“巫〓，女巫也，主祈祷请雨者。”后世求雨，通常由县长主持。小地方由耆老、族长主持。所祭之神很不一致，龙王、关帝都可祭。唐李约《观祈雨》诗说：“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朱门几处耽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主祭陪祭的人都穿麻带孝，虽天气炎热，不得戴帽持伞，迂雨不得躲避。近祭所要三步一跪，尾随的人要大声哀呼，如丧考妣。有的还请术士用泥人、燕、蜥蜴、石龙子、鲜答作法禳求。清顺治十一年，漳州大旱，官吏们向同归所坛（前两年漳州城受围，死者七十万人火葬于此）致祷得雨（见《龙溪县志》乾隆版卷七）。解放前几年还有时演出这种闹剧。据传一九四三年，漳平官田一些长老曾经带队来我县福里潭，致祭草坂张天师公求雨。这种求雨行动，一方面是出于愚昧，一方面也具有欺骗民众的作用。其实并无效验。即使有时得雨，也是经过长久时间，自然下雨，并非祈祀所致。好在我国历来都有一些明达之士，不相信求雨这一套迷信方法，而致力于水利工程的建设。大禹、西门豹、李冰父子都是著名的治水有功人物。解放后破除迷信，尊重科学，大力兴办水利工程，全国多数地区基本上能旱涝保收，连年谷物丰产，求雨闹剧再也不会出现了。
  上洋桥与内桥
  李福金 罗火月
  上洋桥与内桥位于青德（现高车），一在村头，一在村外。上洋桥建于清雍正六年（公元一七二八年）八月，雍正七年十一月竣工。云山童维范撰并书上洋碑文。碑在村前石桥下水田中。
  青德昔属归德保，山高岭竣，道路崎岖，交通阻隔，境内外货物贸迁，悉靠人工挑运。华丰、仙都、新圩、前岭商民，运货往归德、永福，至高车之九州，则受阻于清溪；永福、马坑、高安、〓头商人，运货往华丰、新圩，又受阻于楼前溪。每逢雨季，溪流汹涌，都不可向迩。〓头童仁山乃集众鸠资一百二十一千有馀金钱（一千钱一贯），建造上洋桥与内桥两座，桥成立碑纪念，颜曰“青德桥头。”然碑文仅载上洋桥，不及内桥，何哉？
  世传造桥师徒跳丧比赛，徒弟丧身事，与云水桥、流长桥所传者同（见《华安文史资料》第二辑），足见故事流播之广，然皆不足遽信。
  碑文现仍完好无缺，但作者喜用古字，故作艰深，今易以通行字体，全文附录于后。
  《法苑珠林》说：“若种树园林，造井桥梁等，是人所为福，昼夜常增长。”此是佛教说法，劝勉世人行善。我国人民向来就有修桥、造路、穿井、种树良好习惯，利人利己，传之无穷。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尤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候，各地人民群众，自动筹办当地福利事业，更是风起云涌，日有所闻。因此对于先民捐资造桥等等美德嘉行，纪录下来，亦必有其合乎时代要求的意义。
  上洋桥记
  清溪之上洋有桥焉。溪流发源自〓头，由高车而汇流于斯。水势冲急，陡然浩激。至若滂沱猝涨，一川之阻，隔如千里，往来病涉者盖有年矣。时清雍正六年八月始建造之，越明年讫工。萦址于渊，酾水为桥门二道，梁空以行。其长四十二尺，丈有七尺之高，广制六尺。架梁之石板，各道三焉。靡金钱一百二十一千馀。适夏季洪水，中柱及拱深圮，更为难其慎，祗厥告成。董其事者乃〓头童仁山、童维壁暨诸子姓等。时会聚于此，圜视志云：“上洋梁桥，往来络绎，西北通衢，远通捷域。川流激湍，厉揭艰历，担肩负背，骇心丧魄，轸念显急，鸿工砌筑，巨材锁架，坚垒固壁；平葺其堤，联亘其脉，褰裳不涉，蹴踏利迹。于己何功，仗众之力。桥功告成，勒之于石。”
  云山童维范撰书
  谨将乐助姓名开列
  童仁山捐银六十两 杨氏捐银四大员
  童维壁捐银五十两 童传绵、齐甫、遄鏄、楚金、亦仍、谅
  云各一大员，男童其昌三大员、男童维章四中员，其毕三大
  员维范八中员钰祖、绻心、愔姓各五钱唐四钱
  雍正七年十一月吉旦 同立
  华安两座古桥简介
  李金城
  （一）马坑水尾桥
  华安县北马坑乡有一条小溪从村中流过。元顺帝至正十四年甲午（公元一三五四年），村民在社口建立一座石桥，名日：“水尾桥”。桥长二十一点五〇米，宽四点五〇米，高九点五〇米。桥面用石板铺成，两端左右竖立四根雕龙石往。桥中筑有一亭，亭里供一石佛。全桥古朴厚实，富有中国传统石桥建筑特色。
  此桥距今（一九八四年）已有六百三十年历史。在“文革”期间，龙柱、桥亭和石佛全毁无存，而桥身虽经受数百年风雨，遭逢不少次历史变革，犹坚固安稳，来往群众仍然称便。
  （二）福田状元桥
  俗传古时闽南有一士子，赴京应考，途经华安县福田村，迂到狂风骤雨，福田溪水流汹涌，急促难渡，只好暂宿当地马始哥店中。那晚他心发宏愿，认为此处是众人来往必经之道，不能没有桥梁，立誓修桥。两天后雨停水退，士子启程时，解囊拿出一些银两，嘱咐店主在此溪造一石桥，然后离去。
  过后，马始哥眼见应试士子一去不返，就把他所捐的银两连自己的二十两，建成了一座小石桥。桥建成后，店主感到士子离开之际，没有留下姓名，无法镌石纪念。只得衷心祝愿他状元及第，遂名这桥为“状元桥”。
  查《龙溪县志》并无状元其人，而新近出版的《漳平文物志》载有邹春墓，谓邹春系华安苦竹村人，清嘉庆间被封为兰花进宝状元，加封太尉。然所述年代官职，互相牴牾，未足为据。经考状元桥石墩，镌有“至正己丑二月日造”和信士马始哥奉舍钞二十两为亡妣祗荔（？）四十娘早至田介（天界）”字样。可见桥当在元顺帝至正九年（一三四九年）建成。马始哥当是回人避居此地者。状元桥的传说盖与史实无涉。
  超英书院追记
  水秀 开基
  超英书院亦称文昌书院、文昌庙，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间，由“二十四寨”乡绅所倡建。当时，正逢维新变法潮流高涨之际，办学之风甚盛。龙溪县二十五都宜招保一带的开明士绅，以林沸川为首力主开办书院，招集子弟读书会文，乃筹集巨资，择址于仙都乡岩墘村蝶形山兴建书院，与朝天古刹毗邻。是处境界清幽，远离尘嚣，实是办学盛地。
  这座书院系仿照祠堂格式而建筑，主体为一高耸的平屋，后面有一列十几间围成□形的房屋，作为师生宿舍。正堂门楣上挂着“超英书院”金字大匾。堂中供着一尊文昌帝君塑像；龛里排列着二十多座捐资助学的乡绅名牌。
  书院的倡建，旨在继承传统文化，培养科举人才。在当时交通阻塞，文化落后的九龙江北溪地区，曾经起了敦教化，益人心，开通风气，蔚起人文的作用。这个书院是比一般塾学高一级的学府。“二十四寨”民众送其子弟到此就学深造。清末秀才林通浦、林仲谦曾长期在书院执教。每年农历二月初三文昌帝君生日，书院例行隆重祀典。书生们为求文运亨通，仕途得意，都到此参拜。祭礼按规定仪式进行，有主祭、陪祭、赞礼生等名色，在祭祀进行中，要鸣钟击鼓，与祭者穿长衫马挂，戴礼帽，依照赞礼生口唱“跪”“拜”“兴”行礼如仪，气氛庄严肃穆。礼毕，举行宴会和评奖。据说书院建成后直至一九三二年共三十年间，二十四寨的一些书生每年在二月初三之前，要写出一篇相当于科举考试的策论文章，在祭文昌日评选。据笔者所知，于一九三〇年至三二年间，会文题目均系宿儒林德成所拟。有一年文题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又一年文题是《范仲淹作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论》。祭礼前后，到会乡绅、书生于品茶中传阅所集文章，咬文嚼字，品第甲乙。荣获第一名奖羊头，第二名奖羊颈，第三名至第六名奖羊腿。秀才林仲谦的佳作，连年都夺得魁首。这一会文活动，可说是当年对莘莘学子学业优劣之总鉴定，也是乡里父老策励后进的一种方法。
  这所培育人文的书院随着人事代谢而成毁，现已湮没无存。书院之废将由进修学校或学会形式取而代之，实属必然之势。今后文教的繁荣，一定远胜于今日和昔日，这又是不待烦言的。
  朝天岩古刹心影录
  开基 水秀
  朝天岩佛寺乃华安已毁古刹。相传寺建于南宋朝代，位于仙都乡岩墘村南蝶形山麓。当年古刹结构瑰丽堂皇，寺后坑深林密，百年老松，挺立其间，幽邃阴郁，别有天地。
  然而成住坏空，物变无常，古刹于今荡尽，不留片瓦。犹忆此寺在三十年代已是荒山野庙，阒其无人。下厅和两侧厢房均已倒塌，废址断垣，杂草丛生，惟庭院里尚存老态龙钟的木笔树和铁树各两株，相对吊慰，令人更觉荒凉寥寂。传闻抗战期间铁树开了花，据说为祥瑞之兆，远近前往观赏者络绎不绝。佛寺上殿三长列供桌上，供奉了三十左右尊大小不一，髹漆或泥金的塑像。后面正中金身较大的是释迦牟尼佛像，前面举手、仰头，神态各异的是罗汉象，大都破损陈旧，疮痍满目，但塑工不俗，栩栩如生。殿堂后面有一呈〓形环绕佛堂的长廊暗室，它和厅堂是同一整体建筑物。日间也很幽暗可怕，人言有盈丈大蛇盘踞在里面，游者莫不提心吊胆，裹足不前。
  如今古刹遗址已辟为茶园。附近荒榛野蔓中，还留有一个小石塔，形如铃铎。此间曾有一古老传说，很久以前，此寺香火鼎盛，四方礼佛者甚多。寺内住有九十九个野和尚。他们在神座暗设陷井，遇有单身年轻信女在坐垫上跪拜时，他们就开动机关，使其跌落地下密室，长期禁闭于寺中供其淫污取乐，真是庙小妖风大！后来恶迹败露，漳州府派军围剿，将野僧悉数捕杀，并将其死尸焚成骨灰，压在这个石塔内，让其永世不得超生。此寺从此衰败荒落，成为废邱。这个传说没有文献证实，未足遽信。
  石塔高一米半，正面浮雕一佛像，明晰可见。当是当年住持和尚埋葬骨灰之所，即佛门所谓“舍利塔”是也。古寺恒有，殊不足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