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所知道的“一贯道”
  邹文秀
  一、本人简历
  过去我是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的一名点传师。原籍华安上樟村，出生于拥有三十六个佃户的地主家庭。从小接受父亲的封建教育，满脑子尽是所谓“孔孟之道”。初中时代就欢喜看《四书白话注解》，觉得律津有味。抗战胜利后，我在省立龙溪高中念书，成为华安旅漳中等学校学生的头儿。
  一九四六年，一个北方人卢子璋以深造古文为名，介绍我往见在漳办道的点传师张鹏霄（原国民党七十五师参谋，解放后以开龙岩长门道场被枪决）。两人臭味相投，不久我便被介绍参加了所谓“孔孟圣道”（一贯道化名）的组织。道头们尽力灌输反动的政治思想给我，教我用花言巧语引诱五十余名高初中同学同陷在一贯道的陷阱里。一九四八秋我在上樟开设道坛，又招骗群众百余人参加。
  族亲邹文谦竞选“国代”失败，投奔台湾，屡次来信给我祖父，叫我渡台做他帮手。那时我醉心道务，不曾好好念书，弄得期终补考，差点留级。但我梦想当个什么“白阳世界”开国功臣，宁愿不上毕业班，辍学办道。至于台湾是啥鬼地方，我更不感兴趣。任凭祖父劝迫，我死也不去。
  道头们看我办道入迷，就向香港道首保荐我任点传师。原来点传师是道门基层组织的最高职位，依内部规定，必须年满廿五，才有资格担任。当时我刚二十岁，所以未能得到批准，漳码厦的点传师们联名为我申请，终于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间到厦门进见上海派来的付道长王德训，获准当上了点传师，据说我是全国最年轻的点传师，他们哄得我心花怒放，感激得五体投地。这样一来，我更死心塌地，愿为反动会道门效命了。
  本县土豪仙都林松山在漳州北郊布坑农场开设道场，有所发展，我就借此为据点，拉拢封建头子、失意文人入会，每半月我亲自讲道一次。以后道务扩展到西北二溪。解放后，松山潜逃华安内地，我就自号山寨王，演起独脚戏来了。
  一九五一年元旦之夜，镇反开始，各地反动会道门头子一一落网。恰巧我那夜入漳，投宿旅社，没曾被抓。我连忙逃窜石码，后又偷回天宝，隐藏在高林村里，日夜提心吊胆，忧虑成疾。一九五二年五月终于逃脱不了人民的法网，我被逮捕了。当下审讯我的恰是龙海县公安局干部严明，我在龙溪高中念书时的同学。在他的教育下，我觉得共产党很好，对罪犯不打不骂，对病犯还给予医治，我深深受到感动，遂即交代名册、密件，绘出全国、本省及本身所辖组织系统表及各坛人事组织。
  一九五三年，在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中，在政府所布置的九个重点坛址（华安设在丰山、银塘、上樟三处），我向群众坦白认罪，揭穿“一贯道”的罪恶勾当和祸国殃民的政治阴谋。
  一九五三年秋我被押回本县，继续交代潭内外各六坛的人事组织和参加人名单。那年冬天，龙海县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处我有期徙刑十五年。北乡、北溪、西溪三大组点传师都被镇压。
  一九五四年被押赴内蒙古自治区服刑，学习了播种机、圆盘耙等新式农具的维修技术。
  一九六六年刑满留场就业，一九六九年被遣送回乡。一九七三年到前岭大队与人结婚，生下一女一男。连妻子前夫所养儿女，一家七口，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又得到大队干部和群众的帮助，不久的将来，准备修建房屋。这都是共产党的恩情所赐，千言万语说不完。
  二、一贯道的真面目
  一贯道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的秘密社会组织。它的主要成员是一些具有政治野心的国民党反动人员、土豪劣绅、神棍地痞、封建遗孽、无产游民等等社会渣滓。这些人利用深入民心的封建伦理、方士谰言和种种迷信手法，附会世界上的通行宗教的片言只语，诱惑无知农民和城市贫民参加一贯道，以遂其敲诈勒索进而推翻现政权的企图。它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任何组织。现在我以过来人之身，为保存史料，警戒后人，对一贯道的来龙去脉，鬼蜮伎俩，就我所知的加以揭发。
  “一贯道”名称的来源“一贯”两字是道首别有用心地滥用《论语》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的词语，并且羼杂了佛教的“不二法门”，伊斯兰教的“清真守一”等等话头搞成的，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和儒学及其他正式宗教毫不沾边。一贯道胡说什么世界历史分为“青阳”、“红阳”、“白阳”三个阶段。“青阳”阶段由燃灯古佛掌天盘，“红阳”阶段由释迦牟尼掌天盘，“白阳”阶段由弥勒佛祖掌天盘。真是信口开河，简直和梦呓一般。一贯道是垃圾堆，胡说“五教合一”。五教指的是儒、道、释、耶、回。而以道、释为主。道坛也叫佛坛，悬挂着金刚经、道德经，平日宣讲的是四书五经。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佛家的五戒：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饮酒，成为点传师的江湖诀。
  崇拜的偶像一贯道崇拜的偶像很多。民间崇拜的偶像，他们都表示尊敬。道坛上安放着一尊瓷制的弥勒佛。中堂写的是“明明上帝，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一条直线式的十六个字。厅堂正中点盏生油灯，称为“无极灯”。他们特创个新字“〓”，音和“母”字一样。说是“先天灵魂之母”。北方的一贯道曾经化名为“老〓道”（按即读作“老母道”）。依次，崇拜偶像是观音佛祖，他们说是掌付天盘；关圣帝君，他们说是现任中天玉皇。其他每日三餐跪拜叩头的对象还有至圣先师、亚圣先师……，真是乱七八糟，无奇不有。他们就是利用这些偶像名义自欺欺人的。
  威吓利诱的手段一贯道捏进谣言，说耶稣讲“末日”将临，将会天昏地暗七七四十九日，人们只有到“云城”才能避难。所谓”云城”指的是道坛。他们又说将来彗星碰到地球，天地毁灭。纯是一派胡言。
  他们利用“天命”两字，对抗“革命”。认为共产党所讲“革命”是“革”天之“命”。点传师就职叫做“领天命”。他们说“白阳”时期要度九十二亿生灵，须有三千六百名“领天命”，这就是“圣人”，也就是点传师；此外还有四万八千名贤人，即是各坛坛主、办事员。又说将来莲邦佛国就是圣贤当权，坐朝问道。人人都可以为圣贤，只要献钱出力，听现任圣贤的话，就可以做到。
  入道手续凡是要入道的人先由一人介绍，叫做“引师”，并由一人担保，叫做“保师”，然后由点传师填表焚烧给“三宝”（说见后），才成为道徒。“引师”、“保师”、“点传师”叫做“三师”。所谓“三宝”，第一宝叫“玄关”，由点传师念咒语，在跪于道坛下新求道者两眼之中点窍。点传师最后一句话是：“人中受一点，万八得超然”。意思是点了这一窍，一万八千年不受轮回果报。第二宝是“口诀”，即所谓“五字无字真经”：无、太、佛、弥陀，他们说，“无”是无极理天、“太”是太极气天、“佛”是凡间象天众仙佛、“弥勒”是弥勒古佛。第三宝是“合同”。入道者要把右手大拇指按在右手的子位上（即无名指与掌面交界处），左手拇指按在右手的亥位上（即小指与掌面交界处），左手掌抱着右手四指。这样子亥相合，成为孩字，意谓是上天老母之孩儿。
  “三宝”说来很神秘，一贯道只许“口传心授”，不许抄写，不许泄露。泄露“三宝”据说必致“五雷轰身”。他们骗道徒说，一临危难，只要手抱“合同”，两眼半阖，守注玄关窍，默念五字真言三遍，就有三天众神前来搭救。结果，一些点传师被人民政府镇压，脑袋开花，三宝一点也不灵验。
  一贯道欺骗群众，说他们的本领能上度气天半仙，中度人间众生，下度地府鬼魂。有些入迷的道徒，连刚弥月的婴孩也抱来入道。他们节衣缩食拿财物来孝敬道门，并愿为道门赴汤蹈火，争取立功。可见一贯道害人之深。华安林松山就搞过为道徒的祖先、父母超度亡魂那一套，诈骗钱财不少，还刊印《林氏结缘训》一本邪书，扩大不良影响。
  诈骗钱财一贯道利用扶乩诈术骗取群众钱财。扶乩有“三才”。所谓“三才”是“天才”，闭着双眼，手扶木笔在沙盘写字的人；“人才”，站在沙盘前唱字的人；“地才”，执笔听“人才”唱字而写在纸上的人。扶乩所写的字都是随机胡诌出来的。“三才”是一贯道的麻醉剂、摇钱树。
  各坛设下行功簿，鼓动道徒踊跃捐献。还有功德费，不论男女老幼，每人入道要上缴一元，其中除抽出二角作为道坛香油费外都要逐层上缴，汇到香港去。后来因国民党通货贬值，功德费改用银元缴纳；解放后一贯道仍然拒收人民币，专收银元，造成大批银元流到香港。我就曾经汇往香港银元一千多元。
  奸淫妇女一贯道提倡茹素，有所谓“清口愿”；但准许吃蛋，理由是蛋没有灵魂。我辖内经过点传师焚表立愿的有四百余人，所封一百六十余名坛主、办事员，都是从立清口愿的道徒中选拔出来的。
  一贯道还提倡夫妻分居，有所谓“清修愿”，规定夫妻不能同床。我和林松山就立过此愿。可是推销这种假膏药的骗子、龙溪地区总头子杨庆椿就曾强奸了一个女点传师！其他女信徒被强奸、猥亵、侮辱的并非少数。
  政治阴谋一贯道所有簿册经文，都是用一些似通非通的谶语写成的，他们叫做“天机”。其实里面包藏祸心，全是反革命的黑话。例如“十八小子为帝王”，“吾自显化去变李”，“八牛奉命收恶男”，”九九尽，八一完，天地改换”，暗指将来改朝换代，将来有个姓李的做皇帝，真是既愚蠢又反动至极！他们更恶毒地写下有这样的文句：“霹雳红光尽，重整旧山河”，一付反共的狰狞面目公然出现。
  三、一贯道的分布概况
  一贯道是土货，据说他们的祖师是红阳单传到路中一，发源地是山东济宁，再传张天然（字奎璧，传是活佛济公转世，道内称为师尊）。天然原有结发妻刘月辉，又奸占道徒寡妇孙月慧（字素贞）为妾，道内称为师母，解放前就匿居香港。从此一贯道分成刘、孙两派。孙派势力较大，造作语言说：“张是日，孙是月，日月合并才能明”，又说，“子系掌道有结局”。
  抗战开始，张、孙二人转入成都，张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十五日病逝。一贯道解释说，“三六盘已满”，“中秋皓月当空“。天然死后，刘氏、孙氏运棺葬于杭州西湖。自此刘以杭州为据点，孙以上海为据点，各自扩展势力。孙的辖区划分金光、宝光、紫光、达光等几大派系，其中以我的基础组为最大支系。基础组正道长李鸣岐、付道长王德训。江南道务以江苏省常州为最发达。一贯道曾经利用华侨关系，向海外发展，但困难很多，没有什么影响，只新加坡比较活跃一点。在本省方面，早在抗战期间，就由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第二把手唐绍继到石码设坛。由于人地不熟，参加的人极少。临近胜利时他到漳州开设宗法坛，收罗七十五师参谋张鹏霄为点传师。胜利后唐绍继在厦门开设宗本坛。稍后又有解绍武在泉州开坛。不久，张鹏霄将漳州道务交给杨庆椿（国民党团级文书）和李佩璋（国民党营长），而亲自到龙岩、长汀一带去开辟门路。当时本省道务，闽西算是后来居上，较为热火，闽北则颇为冷落。
  省内利用反动会道门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解放后曾在厦门破获一起全由道头们组成的特务组织。
  本省一贯道全是孙月慧这一派系组织（它的成员自称嫡系）。它在本省的名称，前阶段叫做“孔孟圣道”，后阶段叫做“原一大道”，道长们只对心腹道徒才肯说出是原来的一贯道。
  龙溪地区方面，总坛址设在漳州市崇仁庙十一号，取名宗法坛。长泰道坛由唐坚（原国民党营长）主办，漳浦县由程廉芳（漳州市豫北旅社老板）主办，石码由项友源主办。这几处组织活动进展很慢。较为出色的是南靖县金山、龙山、和溪、水头等处。不过这支道务划归龙岩片管辖，不在龙溪地区辖内。但就成员和范围比较，我这一支系远占优势。全地区点传师约三十名，我这一支系就占三分之一。
  本支系以漳州市西、北两市郊为主，华安龙潭一带、南靖、长泰、平和、漳州市内各零星小股为付。一九五〇年由我划分为三大组：北溪组，即北溪两岸，包括华安潭外六坛，由杨益源负责（杨任点传师，国民党乡长，被枪决）；北乡组由陈水成负责（陈任点传师，国民党保长，被枪决）；西溪组，包活西溪两岸和南靖、漳州市交界片，由陈清风负责（陈任点传师，国民党保长，被枪决）。
  华安县方面，潭内六坛：仙都片的中圳、大寨是林松山返回故乡开设的，上樟、上坪各设一坛，绵治两坛，是一九五〇年林松山逃亡到这里开设的。潭外六坛，银塘三坛，嘉美，（现名下尾）、丰山、红岩各一坛。华安共设十二坛，其中只有银塘列为我辖内八大重点佛坛之一。人事较出色的有绵治邹有铄，是我最后一个举荐的点传师。其次是银塘领导坛主谭凤山（北方人，劳改），银塘第二坛负责人赵竹根（中学生，劳改），另有女坛主陈丽花，是红岩负责人。
  四、本人办道的罪恶
  我在反动会道门中，论地位不算是上峰，论恶果不但龙溪地区以我为最著，就是全省也是罕见的。我受封建的反动毒素很深，抛弃一切，决心为办道而赴汤蹈火，希望一日成为乌托邦的开国功臣，结果造成滔天罪行。
  我辖内共有十名点传师，其中七名是由我举荐而任用的；共有四十六个道坛，其中二十二坛是由我开设的，共有道徒二千八百七十五人，其中一千六百名是由我“点办”的；共有一百六十名坛主，办事员，其中百分之八十是由我封职的。
  一九五〇年全国各地反动会道门遭到人民的打击，大多偃旗息鼓，按兵不动；我却余勇可贾，派人混入农协会，收买落后分子作为掩护之用，对内向骨干们指示要仿效游击战术，流动办道。
  一九五〇年我利用农会薄弱环节，骗取通行证给点传师陈清风到平和县组织活动。
  同年，我的爪牙们把我安置在北乡高林村，为预防沿途被人撞见，特地抽调混入民兵组织的道徒，织成出巡队，连夜把我化装为区干部，护送我到达目的地，隐藏下来。结果为众所周知，我还是逃不了人民的惩罚，作了迢迢数千里，悠悠十五年的内蒙古之行。
  五、一贯道的最后挣扎
  解放后，人民政府大张旗鼓，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贯道被列为应行取缔的反动会道门之一。他们早就知道必定会遭受镇压，后果严重，于是各地头子便布置“金线班应变会议”。龙溪地区的一贯道负责人和林松山在布坑农场召集清口以上骨干分子开会，指示解放后如何见机行事，化整为零，并规定出一些江湖黑话。如称点传师为“经理”，被捕为“住院”。这里举个例：
  五一年元旦夜，我带北乡组点传师陈水成入漳，投宿旅社。这夜各处道头全被逮捕。翌晨，我潜逃石码，水成返北乡，到半途被埋伏于甘蔗园的民兵抓住。水成写张便条给他弟弟信里说：“所托访经理，已反石码海关后二十一号。”水成的弟弟立即向石码给我报信说：“吾兄到半途患了重病，现已住院。”
  一贯道心劳力绌，准备隐藏下来，以图东山再起，但毕竞敌不住人民壮大的铁拳一击。全国各地的反动组织，登时烟消雾散，一败涂地。由此证明他们所有反动言论，只是最愚昧最恶毒的思想反映，迷信它的人，只能自食其果，走上绝路。
  古语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贯道的兴起和消灭，便是这个样子。
  六、结语
  我所知道的一贯道情形，现已和盘托出。我希望读者们能把它作为前车之鉴。
  封建迷信，愚昧无知是一贯道所以盛行一时的根源。对于提倡神权别有居心的人们，我们要保持警惕呀！
  最后，让我向拯救我、改造我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华安旧社会船民血泪史
  郑文章 口述
  我今年七十六岁了。我生在船上，长在船上，干活在船上，结婚在船上，养娃儿在船上，在船上整整混过七十二年了。本来自认为也要象旧时代的老船民死在船上，亏得解放，人民政府让我在岸上有个家，我的儿子、儿媳妇都有了工作，我过着幸福安宁的晚年，还当过华安县政协第一届政协委员，这是旧时代船民做梦也休想得到的。我真该对党和政府说句“千恩万谢”！
  在旧社会，我们船民在江上风里来雨里去，受到官匪、民军、恶霸的压迫、抢劫和剥削，真是泪流成河，千言万语也说不尽。
  现在让我来谈谈华安旧社会船民的血泪史吧。
  我本来出生在新圩船上，父亲是个船民，专走西溪。后来我转到沙建来，因此对新圩和沙建都有点熟悉。当我十几岁时，我就在船上帮父亲干活了。那时代，新圩和沙建都有船帮，叫做新圩帮和沙建帮，各有五十来艘船，每艘船各住一家口。两帮都有二三百人，川走石码。新圩帮的码头老板——船家尊称“老师”——黄连旺是漳州人，家住东坂后，是个四振堂硒厂的东家，家财富有，人人敬畏。船帮的字号叫北河胜记。沙建帮有两个所谓“家长”，一个叫阮原，一个叫张罗，专们收集船民的礼物向“老师”纳贡。沙建帮的“老师”叫张春祺，是龙岩人，经营纸馆。船帮字号叫五合宜记。两个“老师”凭藉富厚，勾官结吏，专走衙门，神通广大。船民却是小家子，无权无势，一辈子全在船上，岸上事情，一概不懂。家里犯上什么事，只好央“老师”设法摆弄一下。逢年过节，整纲整纲的鸡鸭鱼肉酒往“老师”门里送，他们不客气全收下了，只在木盛里放张名帖当做回礼。船民们就好象得一道护身符，保庇不受邪鬼欺凌，喜欢得不得了，其实这道符是用多少血泪换来的呀！
  护身符见不得到处都灵。碰到黑道上的伙计就不管用。旧社会九龙江两岸，土匪比茅草还密，有时一夜来了好几趟。我们没有枪，没有子弹，只好眼睁睁让他们搜括得一干二净。土匪在岸上喝声蹲下，我们就得蹲下。甚至放牛的孩子故意大喊一声，我们也乖乖地听他的摆布。船底人真是软弱好欺啊！有一回我的船破了，没修好，只得在堂弟的船上帮工。有两个土匪原来是打算登上“红风”、“黑麒麟”那两条船发“横财”的，不知怎的，错搭上我们的船了。船走了一程，他那两家伙发觉我们船上没有油水，仅仅搜去了两块多钱，就叫嚷靠岸。当离船前，一个土匪凶神恶煞似的，不问情由，突然一手抓住我的领口，一手拿着驳壳枪，向我胸前猛撞了两下，还狠狠地说：“误上你的船，给你这两下，活该你倒霉！”当时我并不觉得怎样，过后却疼得叫娘，到现在一遇括风下雨，还酸痛得直冒冷汗。
  我们每走一趟石码，就得向民军詹方珍控制下的商团交税，一趟二三块钱。到了下游，浦南附近，还得向土匪吴仔赐交过路钱，每次十大洋，换回一面小小的旗子。
  在抗战期间，我们船家要替反动军队运枪弹、运军粮，往往一个钱也得不到。有时还给抓挑夫。有一回我替反动军队挑铁灶，从黄枣直到县城。押队的人叫我们吃饭，等着发工钱，我想这不是玩儿，恐怕还要往上面送，乘间溜跑了。
  当时船民各干各的，不会团结，也不懂得组织，到处受欺凌，有冤无处诉。船民有句俗语说：“船民放尿搜（拌）沙不做伙”（不会结成一块儿），正足以说明船民的弱点。
  船民要编保甲，新圩保长叫林发，沙建保长叫陈文荣、阮南山，船民虽然免征壮丁，但壮丁费少不了。该出多少，只由保长决定，船民没权讲价。
  船就是家，一条船大概六丈二尺长，可载两万三四千斤，一家子都住在一条船里头。爹娘、儿子、儿媳只隔一床蚊帐睡，真不好意思，两小口夜半讲悄悄话给听得清清楚楚的。说到男女婚姻，嫁女儿不收聘金，即使收点钱，也用人家的泥抹人家的壁，当做嫁妆花出去了。女儿出嫁时双方两条船靠拢在一起，搭上跳板，由男家请个送嫁姆把女儿送过去就算了。不过新郎新娘还要拜天地、拜〓公，祖先、灶君，喝杯喜酒。结婚要择日，禁止同姓结婚，禁止船民和陆上人家结婚，理由是船民是水，陆上人家是火，水火不相容，碰在一起准会惹麻烦。船家到处飘泊，没有定居，亲家年节互不作客。
  娃儿生在船上。孕妇临盆时请不到稳婆，要自己的婆妈接生。重男轻女，在船民的脑子里也很严重。孩子会爬会走，要用绳子拦腰系上，提防他掉下水去。我有个孙儿六岁了，长得很帅，就因为媳妇忘记把他栓在船上，不慎落到水里淹死了。到现在我还有点怨气。
  儿女教育最成问题。船家无钱请教师。船上设学堂，自古没听过。到岸上上学去吧，教师要轮流到东家吃饭，儿子读书托人照顾，也要伙食费、零用费，船家可供给不起，只好让儿子做白眼瞎，女儿更甭说了。
  船民害病，如果自己不能上岸求医，大夫们是不轻易下船来看病的。病家的人便只好自己上岸掘草头，胡乱给病人吃下去，也当作是治病。不幸死了，家里人把死的抬到山上丛冢里挖个窟窿埋下就算了。
  我们船民都有迷信思想。每月月底拜“好兄弟”——就是水鬼野神。五月十三日帝君诞，要拜磁窑帝君，很多人专诚到东山县关帝庙行香，来往每人要花二十多元。六月十八日往南靖山城拜南海观世音。七月十九日到平和山格拜大众爷。可是世世代代，船民个个还都闹穷。只有到了解放，船民才脱离了官匪、民军、土劣的压迫，真正翻了身。我的儿子、儿媳妇都受过中小学教育，有了陆上职业，并过着象样的生活。
  说来难叫人相信，船民多数不习水性。我在船上七十多年，到老不会泅水。有时碰见人家破船落水，船民倒束手旁观，不敢搭救，原来他们大多不会游泳；又有迷信思想，生怕下水给水鬼叫交替，救人要吃亏。见死不救，这种态度要不得，要好好纠正过来。解放以后，船民受了党的教育，思想有很大进步。
  我们的船儿，年年都要修。破船儿无法传代。修船得花上一笔大钱，我们那时使船用桨，不象今天机帆船快，到石码往来一趟要好几天，所赚不过二十来块钱，还要交税，沿途遭匪抢劫。有时赚钱不够修船费。祖上流传一句俗语：“船赚船吃，船破做乞食”。又有句话说：“放尿撒水面，有钱赚，没钱剩”。一百多船户，就从来没见一家富裕的，赚得一点钱，略为美食一顿，赚不了钱，泡盐咽苦笋也得过。
  有人问道：“船民这样苦，为啥不改行？”
  是的，应该改行，但一来没门路，二来不懂行，三来没本钱。叫船民怎么办？
  顺便一提，我在九龙江上来来往往七十多年，白天、黑夜，晴天雨天，都在船底，如果问我看到啥怪物怪事，什么也没有。只记得有一次，看见一个活象小娃娃的东西，浑身光溜溜地在水面上翻滚，好象闹着玩儿似的，一霎时又不见了。人们说，海上有海和尚，那么江上是不是也有江和尚呢？有的说是“水猴”，让科学家为我们解这个谜吧。
  华安旧社会船民的血泪史象一部影片终于映完了。我们不愿再看它，我们要看另一部影片——华安新社会船民幸福史！
  黄山樵 记
  华安解放前“国代”竟选丑闻两则
  （一）记下坂两李斗争事件
  李建海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订宪法。出席代表一千六百余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五是国民党党员，绝大多数又是十年前“选举”的旧代表。其他的代表是国民党圈定的或用金钱、武力“选”上来的。全国各县选举都闹得一团糟，实际上很难说谁是人民真正愿意选出的代表。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蒋管区大演选举“国代”的闹剧，企图通过召开行“宪”的“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实行“合法”的一党专政。
  现在请看华安下坂乡“选举”国代所演的丑剧，以见一斑。
  当时的华安和其他各县一样，国民党和三青团各为争夺自己的小集团利益，而明枪暗箭，不惜打个你死我活。这就是所谓“党团摩擦”。
  华安的国民党组织，受中统控制，以李汉森为首；华安的三青团是军统的一个外围组织，中心人物是李维馨，主干是简扬名、李新田、李景麟。李维馨、李汉森平时势如水火，不能相容。这次两人都参加“国代”竞选，更加剑拔弩张，形势严重。先是李汉森已被国民党中央圈定为“国代”，华安各方有力人士表示不服，通过多种渠道交涉，国民党中央无法应付，乃改为具有一定资格者申请上报，经上级审核及格，可列名为“国代”候选人。计候选人有李汉森、李维馨、杨启元、邹文谦、黄雨定等五人。
  黄雨定原是绿林出身，在华安是个杀人如麻的土皇帝。他于一九四五年起，历任华安国民党县党部监委、执委等职，夤缘列为“国代”竞选候选人名单内。因他掌握全县兵权，大有高屋建瓴之势。
  一九四七年冬，“国代”选举即将开始，各侯选人都使尽手段，办酒宴，结金兰，极尽拉拢收买之能事。他们的对象大都是乡镇保人员，村社头子，和宗族父老子弟，作为竞选时拉票的帮手。至选举时李景麟等支持李维馨，李昆仑、李高恕等支持李汉森，下坂选举票箱由李氏族亲临场监票，其中有镇长李大成（属李维馨派）；保长李高恕，（属李汉森派）。票箱两旁分站着两派的人。在选民投票时，两派都高声拉票。维馨派保长李荣兴在桌傍叫喊选民一定要选李维馨，汉森派保长李高恕也在桌边叫喊，双方怒火触发，大起争吵。那时李高恕大声喊打，顿时拳打脚踢，大打出手。怒骂声、叫救声，哀嚎声闹成一片。李大成吓得躲到祖厝龛后。李荣兴当场挨打，拚命逃出门口，沿路上受到李高恕和爪牙的追击，后来跑到下坂渡头，急忙跳水游到对岸，走到赤溪家中。他的家人用担架抬到县府和法院喊冤验伤。那时李春茉（李汉森派）在下坂李建海家里正在拉拢选票，听到这一消息，感到不妙，随即和建海跑到县城向汉森汇报。不上二十分钟，李维馨已从三区丰山活动竞选回县，先到下坂打听选票情况，一听票箱闹事，李荣兴被打受伤，顿时怒火冲天，气极败坏地往回城跑，和李景麟共谋对付李汉森办法。当晚李昆仑等也与李汉森讨论对策。谁知李景麟早已定计在街头巷尾埋伏，准备截击李昆仑。恰好在偷吃果巷碰上，打了昆仑一顿，结果被他拚命冲出重围，跑回家去。事情越闹越大，双方各自策划撕拚，漏夜派人下乡纠集丁勇，荷枪实弹，打算大开杀戒。
  到了第二天，全县选举揭晓，黄雨定中选“国代”，午后三时许，落选人杨启元，连同县长、警察局长、审判官等等都先后往汉森、维馨家里劝和。这次“国代”竞选，两李鹬蚌相争，结果黄雨定渔翁得利。汉森、维馨眼见再闹没有意思，只好自认晦气，各自罢休。
  黄雨定所以能中选，原来是早有布置。他在一九四五年便将自卫中队长交给儿子黄希平当，自己专任国民党监委、执委。这样既有地位，又有武力，地方官吏无不拜上门庭，奉命惟谨。社会上的渣滓，一到无事可干，也都求他设法。他都一一安置在乡镇保队副和其他职位上，例如黄金辉、童满天、胡砺海、汤寿同、占海瑞、陈万物，游维周、邹鸣岐等，都成为他的爪牙，一旦需要他们充当打手，他们自会一哄而起，为主子效劳。
  “国代”竟选完毕后，黄雨定、李汉森都上南京一趟，参加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选举了总统，一场丑剧终于到此闭幕。
  （二）记高车枪杆下的“国代”选举
  李龙湖
  一九四七冬华安县“国代”选举闹剧终于开幕了。
  当时县长黄懋铢，主任秘书郑景新。选举事务由民政科科长连云与科员蒋英贤直接负责办理。我受派前往高车任选举票箱负责人，高安乡民政干事李明歆（又名才华，下坂人）协助票箱事务并任代笔工作，高车保长童火烟（牛脚坂人）负责调集群众参加选举，保干事童桂枝负责核对选民名册。县自卫队队兵一人，带根步枪维持秩序。选举地点设在高车国民学校（初级小学）。
  支持李汉森选举的是李汝音，专驻高车拉拢高安、高车两地选民；支持杨启源选举的是杨李林（罗溪人）也在高安、高车拉拢选民；支持黄雨定选举的是黄合和（高安乡队附，长泰县坂里人）。
  选举时并无举行仪式。群众被迫参加选举，情绪不高。有的与候选人是宗亲、亲戚或朋友，临选举时不得不来。秩序紊乱不堪。后以小学生书桌围隔内外，设进、出口处。选民按先后排队进入选举场所，经保干事核对名册后，由选民签名盖章或印指模，才发给选举证。识字者由自己填写选举票，不识字的口述，请票箱管理人代笔。
  翌日早晨，选民到来的不多。黄合和立即赶到高车国民学校选举场，手亮驳壳枪，掀开保险机，装神作鬼地细声对我们说：“我昨夜整晚没睡好觉，据报共产党来到我乡某地。我怕这里会出问题，特地连夜赶来了。”
  选举开始前，黄合和就在选举场所前后左右分发黄雨定名片，叫选民要选举黄雨定，并批评保长童火烟没有把公事办好，意思是指没有交代群众投黄雨定的票，宣称要打他的屁股。黄合和坐在票箱近边，观察选民是否投黄雨定的票。对这违法行为，李明歆向我说：“黄合和这样作法，显然带有恫吓选民的作用。凡非负责票箱人员一律不准入内。”我虽向黄合和提出意见，但他置之罔闻。
  选民绝大多数害怕暴力，多数人持着黄雨定的名片来说：“我要选这个人”。但也有个别的，藏了雨定名片说：“我要选某某人”。
  高车的“国代”选举以黄雨定的胜利告终。
  由枪杆子里和黑幕里，华安县出了两个“国代”：选出来的“国代”，圈定的“国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