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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代文献上常用“百越”这一名词来指明长江以南众多的的越族（1），在这个时期文献上提出的几个主要越族是：分布于浙江、福建、台湾、江西、湖南的越和闽越，分布于广东和广西的南越，分布于湖南和广西的西瓯，分布于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的骆越。《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这说出了西汉前期越族分布的大概情况。关于西瓯、骆越、南越及其后的演变，本文暂不谈。本文主要想探索越和闽越在后汉至唐宋时期的历史概况，即山越的来源，分布、反抗斗争和社会结构诸问题。由于水平低，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秦汉时期越和闽越在大陆上的迁徙
  秦汉间越和闽越多数住居于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和湖南，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大陆上的闽越族不断向南和海上迁徙（2）这是秦汉间闽越族迁徙的主要方向。同时也有一部分闽越族，被秦汉王朝强行向北迁徙。从文献上看来，主要有三次，现根据文献记载，谈谈这三次迁徙的情况。
  秦始皇二十五年，住居于今浙江的越族，先受到秦的打击，秦将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3）”大约在秦始皇三十年后，秦又征服闽越族的首领无诸和摇，以“其地为闽中郡（4）”，但实际上未曾设置统治机构，西汉田蚡说：闽越地“自秦时弃弗属（5）”秦为了控制越族，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越绝书》说：“乌程、余杭、黟、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刻石徙之（6）。”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障，因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7）。
  这说明若干越族人被迁移到今浙江北部和安徽、江西境内等处，而若干中原居民被迁到浙江来。
  建元三年（公元前一三八年）闽越发兵围攻东瓯，东瓯食尽，处境危难，乃使人告急于汉王朝。汉王朝从会稽“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退。
  “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众来处江、淮之间（8）”“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来降，家庐江郡”（9）可见，东瓯有相当数量的人民被迁徙到今安徽、江苏境内。武帝时下令曰：
  “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东越地遂虚”（1“）。
  《汉书·两粤传》的说法与《史记》雷同。可见，有相当数量的闽越族人被迁徙到今安徽、江苏境内。
  由于上述三次的迁移，在今江西、浙江北部、安徽、江苏境内，有被强行迁徙来的越和闽越人民居住着。原来越和闽越的居住地，即今浙江和福建北部，是否还有越和闽越居住着？或者如《史记》和《汉书》所说其地“遂虚”了呢？看来，《史记》和《汉书》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宋书·地理志》说：“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避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郡。”又据《吴地记》云：“《汉书》闽越围东瓯，告急于天子，东瓯乃举国徙中国，处江淮间，而后遗人往往渐出，乃以其地为回浦县，属会稽郡。”（11）可见，东瓯、闽越虽有一部分被迫迁移至江、淮之间，但尚有一部分逃亡至深山密林中，后来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封建王朝政府设置了冶县来统治这部分人。这样，越和闽越的居住地就比秦汉初年扩大得多了。
  越和闽越经过三次的严重打击后，在文献上就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记载他们的活动，一直到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一六九年）始出现了“山越”这一名称。这期间距离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一一〇年）灭闽越已经有二七六年的历史了。因此，这山越（12）究竟是不是秦汉时期的越和闽越的后裔？这就需要进一步探素。
  二、山越的名称和由来
  （一）山越的名称
  山越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灵帝纪》。在三国时代最为常见，中经隋唐，至宋代尚有记载。宋以后在文献上就消失了。
  三国时代，文献上记载山越的事较多，但其名称也较为纷乱。有因袭昔日的名称的，如称其为“百越”（13）、“扬越”（14）、“夷越”（15）“东瓯”、“闽越”（16）和“南越”（17）者，也有污称其为“山贼”、“山寇”（18）者；还有称为“山民”和“宗民”（19）者，以及称为“山夷”和“安家之民”者（20），可见时人对于“山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称之。看来，凡是有以上称呼者，都是指其时的山越。为便于治史者，我们认为应以“山越”来称呼其时的越族为是。
  （二）山越的由来
  所谓“山越”，胡三省认为：“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21）。又云：“山越，越民依阻山险而居者”（22）。我们认为，胡三省这个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他指出了山越与秦汉时代越族的关系。但是，山越与秦汉时代哪支越族的关系较密切呢？胡三省没有指明，在史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因此，这个问题当须深入讨论。
  我们认为，山越是秦汉间越和闽越的后裔。因为山越与秦汉时越和闽越的习俗基本上是一致的，如语言是“鸟语”（23），即“语声似鸟也”（24）；居住的地区，基本上是深山，文献说“悉依深山”（25）或“山谷万重”（2。）的地方；风俗是“好武习战、高尚气力”（27）等。当然，经过将近三百年的演变，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生活习俗有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如由“断发文身”改为“椎髻左衽”等，但基本上保持了秦汉时代越和闽越的特点。同时，从其居住地区看，山越的分布地域基本上是秦汉时越和闽越的故地和新迁居之地。因此，我们认为，山越是秦间越和闽越演变而来的。
  三、山越分布的特点
  山越的居住地，经常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更。在三国时代，在吴属的丹阳郡、会稽郡、新都郡、建安郡、吴兴郡、东阳郡、豫章郡、鄱阳郡、庐陵郡、长沙郡、零陵郡、苍梧郡和夷州及魏属的庐江郡均有山越居住着。即今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台湾、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省（28）。说明三国时代山越分布的范围是很广大的，而这些地区基本上是秦汉间越和闽越族的旧居地和新定居之地。
  明白了山越分布的区域后，尚应进一步探索山越居住的特点，山越居住有什么特点呢？从前面谈及的可以看出，秦汉间的三次大迁徙，使越和闽越族的居住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原来的越族聚居的地区，如浙江省，迁入了汉人，而部分的越和闽越人被迫迁居至汉族的聚居区，如江苏、安徽、江西及浙江北部。这样，使越、汉呈现出杂居的局面。经过将近三百年的变迁后，到了三国时代，这种大杂居的局面是更加明显了，如会稽郡的十县中，其中五个县有山越居住着，另五个县则有汉人居住着。如虞翻的原籍是会稽郡余姚县人（29），董袭的原籍是会稽余姚（30），孙权的潘夫人是会稽句章（31），吴范则是会稽上虞县（32）。就是有山越居住的县份也是汉、越杂居在一起。如山阴县，是山越居住的一个重要地区，但也有汉人居住着，如吴国将领贺齐的祖籍是会稽山阴县（33），钟离牧的祖籍也是会稽山阴县（34）。又如丹阳郡，在
  先秦文献上，没有见过有越人居住的记载，经过秦汉间三次大迁徙后，丹阳郡成为山越的活动中心，据诸葛恪估计，这里有十万越人居住着（35），就是这样的郡县，也还有大量汉人居住着，如朱治，就是丹阳故鄣人，《三国志·朱治传》说：“是时丹阳深地，频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恋土风，自表屯故鄣，镇抚山越。诸父老故人，莫不诣门，治皆引进，与之饮宴，乡党以为荣。”足见汉、越是杂居在一起的。又如较偏远的郡县，如陵零郡，那里有山越居住着，也有汉人居住着，如黄盖就是零陵郡泉陵人（36）。故从整个山越分布的区域来看，山越与汉族是杂居在一起的，呈现出大分散大杂居的局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从局面地区看，则山越又是聚居在一起的，而聚居的区域又都是各郡、县的山区，所以时人称为“深地”（37）“恶地”（38）“险地”（39）“山中”（40），即“山谷万重”的地区。如在新都郡，金奇“万户”聚居在安勒山；毛甘“万户”聚居在林历山（4又如建安郡、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各率“万户”，分别聚在汉兴县各地；吴五“六干户”聚居在大潭；邹临“六干户”聚居在盖竹（42）。又如豫章郡，山越则聚居在海昏上缭，足见山越大部分人又是聚居在各郡县的山区。当然，这样说，并不排除有部分人居住在平地。因当时统治阶级为便于统治山越人民，常常把部分山越人民从山区迁至平地。如东汉末年抗徐在做宣城县长之时，就将居住在山林中的山越人，全部迁居至县城周围居住（43）。又如诸葛恪在丹阳郡镇压山越时，也将部分山越人迁至外县居住（44）。但这样并不能反映山越居住的特点，从总的来说，山越还是聚集在山区的。所以胡三省说山越是“越人依阻山险而居者”。
  总之，山越居住的特点是大分散大杂居与小聚居。
  四、山越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
  山越人民由于不堪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展开了如火如茶的坚决斗争。建宁二年（公元一六九年），丹阳的山越包围了太守陈夤，虽失败了，但揭开了山越人民反抗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序幕。（45）降至三国时代，山越人民的反抗斗争，更是连绵不断，此起彼落。据不完全统计，其时大小斗争达四十多起。
  可见，在三国时代，几乎有山越聚居的地区，就有山越人民的反抗斗争。其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越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史上，是罕见的。在中华民族反抗统冶阶级的斗争上，也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问，在三国时代，为何山越人民要进行如此英勇顽强的斗争？又为什么孙吴统治集团，要在那么大的力气去镇压与招抚山越？这就需要从其时的社会根源去探索。
  东汉末年，政治极端黑暗，吏治腐败到了极点，不仅广大汉族人民深受其害，居住在深山密林的山越人民也不能幸免。《后汉书·刘宠传》云：“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颇为官吏所扰”。山阴县若耶山中的山越老人揭露说：“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它守时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犬吠竟夕，民不得安”。这是造成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更重要的是，黄巾起义被残酷镇压后，代之而起的是割据称雄的地主武装势力，他们互相火并，使整个社会经济遭到崩溃，人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以至“人民相食”（46）史载：“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卒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47），真是惨不忍靓。吏治的腐败，经济的崩溃，是其时的封建剥削制度造成的。
  降至三国，继之的是世居江东的豪强地主孙氏父子兄弟，当他们占据江东，继而称帝，割据一方后，虽在开发东南地区经济，发展海上交通方面做出贡献，但政治方面并没有多大改善。孙权执政时，严刑峻法，赋敛无度，陆逊等人虽建议“劝以施德缓邢，宽赋息调”（48）但孙权根本不采纳，并说：“夫法令之设，欲以御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以为徒先后诛，不欲使有犯之者耳。君以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为之耳。……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济众。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49）。因此在孙权一代，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陈寿在评价孙权时说：孙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是很合乎事实的。政治上如此，经济上改善亦不多。孙权自供说，“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恤。”虽曾说要“有以宽息”（50），但实际并没有根本稍息过。所以陆逊径直地承认：“干戈未戢，民有饥寒”（51）这个局面，到了孙休、孙皓时期变得严重了，孙休承认说：“自顷年已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欲求大定，岂可得哉？亦由租入过重，农人利薄，使之然耳！”（52）。尽管孙氏政权曾下令“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53），以防备人民的反抗斗争，但是山越人民坚持整整一代的斗争。当然，由于当年的斗争是孤立地、分散地举行的，致使山越人民的斗争被各个击破，这是严重的教训。
  了解了山越人民反抗斗争的原因后，就应该进一步地探讨孙氏政权为什么要拼死镇压山越人民？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山越的地位谈起。三国时代，吴国的疆域占有当时的扬州、荆州、交州和广州。在这四州中，扬州、荆州和夷州是山越的居住地。山越在当时吴国境内，是仅次于汉族的一个民族。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谁想要控制东南地区，逐鹿中原，谁就要能驾驭这支力量。这一点，吴国的君臣是认识得比较清楚的。孙坚、孙策在草创吴国的过程中，就是不断地镇压山越，史载：“坚南破山贼，北走董卓”。（54）孙氏父子兄弟差不多如此。孙权一上台，就把“镇抚山越”（55）作为已任。陆逊指出：“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心腹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56），足见山越在吴君臣的心目中是个心腹之患。事实也是如此。故孙氏的政敌，住往企图利用山越的力量，以便搞垮孙氏政权。如陈琮曾派遣万演，使其持印传三十余枚，给山越首领祖郎、焦已及严白虎等，使作内应，攻打孙氏（57），陈登曾暗中派人传印绶与严白虎余部，使其联合反策，“以报瑀见破之辱”（58）；袁术阴遣使节送印绶与丹阳宗帅，陵阳祖郎等，使激动山越（59）；曹操令人招诱鄱阳山越首领，以作内应（60）。反过来，孙权也曾企图利用鄱阳山越首领以引诱曹休上当（61）。足见山越是一支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正是这支力量的存在，迫使孙氏政权联蜀和魏，促成了三国的鼎立。时人认为：“初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词上事，求自改励”（62）。陈寿说：“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63），这样的估计是有一定道理的。正是出于这个根本原因，孙氏政权要不惜一切代价，去镇压山越人民。同时，从巩固孙氏政权的地盘来说，也必须镇压山越，因为只有镇压了山越，才能真正达到如下目的。
  （一）拓地盘，扩大统治领域
  孙氏立国，以江东为根基，进而扩展至荆、扬、交、广四州。在这一些过程中，孙氏一方面是与地主豪强武装斗争夺地盘，进而与魏、蜀抗衡。另一方面，则是占据山越的居住地，使之成为其统治下的郡、县。就拿扬州来说，凡得汉阳郡五，增置郡十，校尉都尉二。所谓新增置的郡县，大部分是占据山越的居住区域而设置的。如庐陵郡是孙策镇压了山越首领严白虎等后增置的（64）；新都郡是建安十三年，贺齐镇压了黟、歙的山越后增置的（65）；鄱阳郡是建安十五年，镇压了豫章郡的山越后增置的（56）；东安郡是全琮镇压了丹阳、吴郡、会稽三郡交界处的山越后而建立的（67）；临海郡是吴太平二年镇压了会稽东部的山越后而建立的（68）；临川郡是分豫章东部而设置的（69）；建安郡是镇压了汉兴、南平、吴兴等地的山越后而建立的（70）；东阳郡是镇压了永安山越后而设置的（71）；吴兴郡是镇压了吴郡，丹阳郡的山越后而设置的（72）；安成郡是分豫章、庐陵、长沙而建立的（73）可见这些新建立的郡县，原来都是山越的聚居区，孙氏政权通过武力，镇压了山越的反抗而扩展的地盘。
  （二）扩兵源，增强武装队伍
  扩大兵源，增强武装力量，是孙氏政权存在和巩固的根本。陆逊认为：“克乱宁乱，非众不济”，因而建议：“可大部伍，取其精锐”（74）。故山越成为其兵力的重要来源之一。从文献记载看来，几乎在每次镇压山越的反抗斗争之后，都掳掠了大量的山越人民补充其队伍，如陆逊在“部伍东三郡”后就以“强者为兵”，据记载“料得精兵八千人”（75）。又如贺齐，在镇压建安山越后，“料出精兵万人”（76）。镇压豫章山越后，“拣其精健为兵”；镇压鄱阳山越后，“料得精兵八千人”（77）又如全琮牧东安太守后，“得精兵万余人”（78）。又如诸葛恪镇压丹阳山越后，预计可得“甲士四万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顾承“得八千人”，其余分给诸将（79）。再如钟离牧在镇压建安、都阳、新都山越后，山越首领黄乱、常俱等“俱出部伍，以立兵役”（80）。再如张承在镇压长沙西部的山越后，“得精兵万五千人”（81）。根据文献上有记载具体数目字的统计，在孙吴的军队中，有九万一千余名的山越人，足见其数最是相当庞大的。孙吴军队到被晋灭时，有二十三万人，（82）如是，加上那些没有具体列出数字的人数，孙吴的军队中至少有半数是由山越人充当的。而这些人又都是勇敢善战的，所以薛琮在慰劳诸葛恪时说：“既扫元恶，又充军用，魑魅魍魉，更成虎士”（83）。把山越人比成“虎士”，并没有夸大其词。又如丹阳守沈莹率领的“刀盾五千，号曰青巾兵，前后屡陷坚阵”（84）这“青巾兵”可能是山越人充当的，足见其英勇善战。这是孙氏用兵山越的原因之二。
  （三）掠人口，以供赋役
  孙氏政权在镇压山越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大量地屠杀山越人民，每个战役都是成千上万，如贺齐在镇压黟、歙山越人民起义时，“所击杀者万计”（85）又如陆逊等在镇压尤突的起义中，“斩首数千”（86）象这一类的记载真是史不绝书。统治阶级妄图以杀人的手段，来压服人民的反抗斗争，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另一方面，就是大量掳掠人口，如陆逊在部伍三郡后，就以“赢者为户”。（87）贺齐在镇压豫章的山越后，“次为县户”（88）。诸葛恪在镇压丹阳山越后，“献戎十万”，除四万为兵外，就有六万为户（89）。掳掠大量山越人民为户，其目的，如孙权供认的，是要他们“供赋役”（90）。
  综上所述，山越人民之所以坚持反抗孙氏政权，其客观原因是当时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农业经济破产。其直接原因是孙氏为立国争雄，不断占据山越的聚居区，掠夺山越人民当兵为民，以加强其武装力量，增加剥削对象。
  明自了山越人民反抗孙氏政策的主客观原因后，有必要进一步探索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毋容置疑，孙氏政权镇压和杀害山越人民，应予严厉批判，这是封建制度造成的民族悲局。但就客观效果来看，孙氏把部分山越人民从穷乡僻壤的山区，迁到平地或城镇中，这就增加了社会的劳动力，当这批数量相当可观的社会劳动力，与其时先进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就会产生非常可观物质力量，促进社会的进步。同时，这部分人沭浴了先进的政治和文化，自身的文化也提高了，这应该说也是一个进步的表现。另一方面，孙氏把山越的聚居地辟为新郡县，新郡县的增加，意味着山越统一于一个政权底下，统一是历史的进步现象，统一使穷村僻壤的山区容易得到开发，孙氏时代，东南地区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与孙氏政权统一山越的聚居区是联系在一起的，这该是坏事变好事的一个事例吧！
  五、山越社会结构初探
  山越社会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这是人们经常提出而尚未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就这个问题、提供一点线索，以供识者斧正。
  山越社会发展，看来是很不平衡的。如部分山越首领，已采用汉姓，象严白虎、吴免、吴伍等等。又如部分山越首领，投降了统治阶级，并当了“官”，象祖郎之流等。还有部分山越人民被迫从山区迁至平地，与汉族杂居，如《后汉书·度尚传》记载：“悉移深林远薮椎髻”的山越置于县下。又如诸葛恪在丹阳，把山越从山区迁到平地，迫使他们“从化”（91）。还有相当数量的山越人民被迫去“当兵”和“当民”。因此，如上述几部分山越人，可能受汉族先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而封建化。故这部分山越，可能已经进入或正在进入到封建社会阶段。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是独无仅有的。但问题是那部分深居在山林中的山越，其社会发展水平如何？这就需要根据具体材料，认真、细致地分析。
  根据文献材料，聚居在山区的山越，其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也因地而异，如丹阳郡的山越，据记载：“山出钢铁、自铸甲兵”（92》，换句话说，丹阳郡有铜矿和铁矿，居住在这里的山越人能治铜和铁，并用铜、铁铸造兵器。但生产工具是什么，不见记载。而从《临海水土志》看来，居住在临海郡安阳和罗江二县和夷州的山越，“其地亦出铜铁，唯用鹿〓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作以矢镞、刀、斧、镮贯、珠珰”（93）。可见其兵器是用骨器，其生产工具是石器，即石镞、石刀、石斧等，生产力还是很低下的。
  聚居在山区的山越，是有一定的农业的。不过品种单一，产量不高，如文献记载说：丹阳郡是生产谷物，（94）海昏生产稻谷（95），夷州生产五谷（96）但产量不高，如丹阳郡的山越，只要旧谷食尽，新谷不收，就要“饥穷”。又如豫章郡海昏上缭，郡守华歆，曾想从山越那里掠夺三万斛米给刘勋，经一个月左右，才得数千斛，除了山越抵制外，也足见其产量不多，储藏量就不多（97）。
  山越有一定的手工业，较著名的仍然是继承前代人的传统的纺织业。如海昏上缭输租布于郡（98），会稽郡在东汉时代就“献越布”（99），夷州产“斑文布”（100），而且在会稽郡出售（101）。说明山越能制造越布，而且有一定剩余产品供交换。
  由于山居的山越，生产水平还是低下的，而且农业和手工业的数量不多，交换也不发达，故城市尚没出现，虽有记载说：“上缭虽小，城坚池深，攻难守易，不可同日而举也”（102）。以此看来，它是军事性质的城堡，不是商品交易的集散地。由于交换不发达，所以山越人很少到郡、县的城镇去进行集市贸易。史载：“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103）：“众议或以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194）。反映出山越聚居的地方没有集镇，而且也很少到郡、县的城镇去。由于交换不发达，商品货币也不发达。山越可能没有自己的货币，而是使用官府发行的铜币。如山阴若耶山中的老人，人持百钱要送给刘宠，刘宠只受每人一大钱（105）。
  山越的社会组织，称为“宗伍”（106）、“宗部”（107）或“宗“（108），如海昏上缭“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又如“吴郡余杭民郎稚合宗起贼，复数千人”。这里的“宗”，应是取自汉族“宗族”的形式，而其实质则是氏族或部落联盟的组织。所以其人民则称为“宗民”（109），其实质则是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其首领称“宗帅”（110）“渠帅”（111）或“大帅”（112），如胡三省谓“山越宗帅”（113）实质是氏族或部落联盟的贵族或首长。作为氏族或部落，其管辖的土地和人民都有一定范围和数量，如夷州山越，“此夷各号为王，与画土地人民，各自为别”（114），互相之间不相统属，宗伍、宗部也是如此，所以当他们反抗统治阶级时，“合宗起”，即整个“宗部”、“宗伍”，由“宗帅”统率，投入战斗。“战则蜂进，退败鸟窜”（115）。而其队伍也不大，仅“数千人”，或“万人”，在山越社会组织中，尚有称为“千户”或“万户”（116）者。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认为“千户”或“万户”，不是指有“千家”或“万家”，应是指军事组织的单位。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在对外作战时，是按照部落或联盟来组织的，这个组织就称为“千户”或“万户”，而其军事首领在秦汉时称为“户将”，在三国时称为“宗帅”、“渠帅”、或“王”。因此，山居的山越的社会组织，尚带有严重的原始社会的残余（117）。
  与此相适应的，其意识形态带有浓厚的原始野蛮人的野蛮性，时人认为山越“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猴之腾木也”（118）。这种原始野蛮人的意识形态，正是其时经济基础的反映。
  总之，山越社会结构是较复杂的，其发展是不平衡的，平地居的山越，可能已处于封建社会的阶段。山居的山越，有的尚带有严重的原始社会的残余。

注释： （1）《史记·王翦传》。 （2）叶国庆、辛土成：《住居我国大陆和台湾的古闽越族》、《厦门大学学报》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3）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4）（5）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 （6）《越绝书·越绝外传吴地记传》。 （7）《越绝书·越绝外传吴地记传》。 （8）（10）《史记·东越列传》。 （9）《史记。年表》。 （11）《太平寰宇记》第九九，处州条引。 （12）《后汉书·灵帝纪》。 （13）《三国志·董昭传》。 （14）《三国志·孙权传》 （15）（16）《三国志·许靖传》 （17）《三国志·士燮传》 （18）《资治通鉴》建安八年和太和二年，胡三省注。 （19）《三国志·请葛恪传》和《三国志·刘晔传》 （20、25）《临海水土志》，见太平御览》卷七八〇。参阅叶国庆、辛士成：《居住我国大陆和台湾的古闽越族》，《厦门大学学报》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21）《资治通鉴》汉记，胡三省注。 （22）《资治通鉴》汉记，灵帝建宁二年，胡三省注。 （23、24）《后汉书·度尚传》。 （26、27）《三国志·诸葛传》。 （28）叶国庆：《三国时山越分布之区域》，《禹贡》第二卷第八期。 （29）《三国志·虞翻传》。 （30）《三国志·董袭传》。 （31）《三国志·妃嫔传》 （32）《三国志·吴范传》。 （33、41、42）《三国志·贺齐传》 （34）《三国志·钟离牧传》。 （35、44）《三国志·诸葛恪传》。 （36）《三国志·黄盖传》 （37）《三国志·陆逊传》 （38）《三国志·孙权传》 （39）《三国志·全琮传》 （40）《三国志·周鲂传》 （43）《后汉书·度尚传》 （45）《后汉书·灵帝纪》。胡三省注曰：“山越，寇扰郡县，盖自此始”。 （46）三国志·袁术传》。 （47）《资治通鉴》，帝纪。 （48、49、50、53）《三国志·孙权传》。 （51）《三国志·陆逊传》。 （52）《三国志·孙休传》。 （54）《三国志·黄盖传》。 （55、60、62）《三国志·孙权传》 （56）《三国志·陆逊传》。 （57、58）《江表传》，见《三国志·孙策传》注。 （59）《江表传》，见《三国志·宗室传》注。 （61）《三国志·周鲂传》。 （63）《三国志·贺、全、吕、周、钟离传》陈寿评曰。 （64）《三国志·孙策传》。 （65、66、67）《三国志·孙权传》 （68、69）《三国志·孙亮传》。 （70）《三国志·孙休传》。 （71）（84）《三国志·孙皓传》及注。 （72、73）《三国志。孙皓传》注引皓诏曰，“立郡以镇山越”。 （74、75）《三国志·陆逊传》。 （76、77）《三国志·贺齐传》。 （78）《三国志·全琮传》。 （79、83、89）《三国志·诸葛传》。 （80、87）《三国志·钟离牧传》。 （81）《三国志·张昭传》。 （82）《晋阳秋》，见《孙皓传》注引。 （85）《三国志·贺齐传》注引《抱朴子》。 （86）《三国志·陆逊传》。 （88）《三国志·贺齐传》。 （90）《三国志·吕岱传》。 （91、92）《三国志·诸葛恪传》。 （93）《太平御览》，卷七八〇。 （94、104）《三国志·诸葛恪传》。 （95）《江表传》，见《三国志·孙策传》注。 （96）（100）（101）《临海水土志》，见《太平御览》卷七八〇。 （97、98、102）《三国志·刘晔传》。 （99）《后汉书·独行传》，见《三国志·宗室传》注。 （103）《后汉书·度尚传》。 （105）《后汉书·刘宠传》。 （106）（110）《江表传》，见《宗室传》注。 （107）《江表传》见《太史慈传》注。 （108、116）《三国志·贺齐传》。 （109）《三国志·孙策传》。 （111）《吴书》，见《三国志·虞翻传》注。 （112）《三国志·周鲂传》。 （113）《资治通鉴》，汉记、灵帝纪，胡注。 （114）《临临海水土志》，见《太平御览》卷七八〇。 （115、118）《三国志·诸葛恪传》。 （117）参阅叶国庆、辛士成：《西汉闽越族的居住地和社会结构初探》， 《厦门大学学报》一九六三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