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在《华安文史资料》第一辑曾经发表了《仙字潭摩崖石刻小考》一文，陈述了我的粗浅意见。经过两年多以后，我参阅了一些资料，反复考究，又有了一些看法。我认为仙字潭摩崖文字并不是“仙字”，也不是“雷篆”，而是古代当地氏族生活的记录，是种文明初期的文字。假以时日，他们是完全可以懂得的，至少是大部可以懂得的，正如我国的甲骨文，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埃及、玛雅的象形文字一样。要懂得这些文字，必须用抽丝剥蕉的方法逐步弄清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及其历史演变的过程，并和其他的古文字相比较，求同存异，去粗存精，才能有效。
  由于学力有限，掌握资料也不够，我只能把一些不成熟意见写了下来以求教于各地大方之家。
  一、华安的史前文化
  一般说来，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是我国古代百越的先民活动的场所，到处有新石器发现，其中最著名的有河姆渡文化、昙石山文化。
  根据我省各县市文史资料报导，许多县市都发现上古文化遗址遗物，例如光泽发现新石器晚期遗址一处，商周遗址五十三处，商周墓葬群二处；泰宁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处；武平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一八〇多处，新石器及印纹陶片数以千计；一九八三年发现青铜编钟一个，是春秋战国时物；浦城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二六处，一九八一年又发现石斧石锛，陶器很多；大田一九六四年出土战国青铜剑一口，一九八二年发现新石器和纹陶片很多；闽侯县昙石山遗址的发现，更是我国考古学上一件大事。一九七六年《考古》第一期《闽侯县昙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六次发掘报告》谓，从遗物和古文献比较，昙石山出土大量蛤蜊壳、贝壳、正和《逸周书》所谈“东越海蛤……其人玄贝”和《汉书地理志》“越族以渔、猎山伐为业”的记载是基本相符的，可见东越的先民很可能是福建最早的土著。（参阅《福州地方志》）
  华安在一九二八年前属于龙溪县二十五都。龙溪是福建省的一个县，福建许多县市都发现史前文化遗址遗物。华安虽没曾经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但也往往发现史前文化遗物，证明在商周之前也有居民生活其间。据华安一位矿业工作者蒋时田同志称，在仙都大地金面山出土石斧、石镞各一件，大地龟山出土石镞一件，古陶一片，仙都寨仔山出土古陶片很多，古陶罐一个，龙峰出土石戈两支，华崶农械厂附近出土石斧两支，草坂墓子山出土布纹绳纹古陶多片，下坂造纸厂附近出土石锛一枝，湖林公社粗坑学校后出土石锛一枝，高安中学附近出土石锛、石镞各一枝，绳纹古陶多片，丰山溪口按出土石纺轮、石耳坠和陶片多件。由此可见史前华安土著已能使用工具从事狩猎活动，且能制作陶器和进行纺织。如果在华安能有大规模的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定会有更多的古代遗址、遗物发现。
  二、论闽越族与华安的先民
  唐陈元光在《请建州县表》里说：“况兹镇地极七闽，境连百粤，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在《谢准请表》里又说，“窃念臣州背山面海，旧为蛇豕之区；椎髻卉裳，尽是妖氛之党；”这些话除了对当地少数民族（主要是指山越）肆口诬蔑之外，还可以说明当时漳州一带居民是闽（蛮）越族的后裔。又顾况《酬漳州张九使君》诗有句云：“故人穷越徽，狂生起悲愁”，……柳宗元登柳州城《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也说“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方。”原来漳州在《禹贡》属扬州之域，周为七闽地，春秋为越地，秦为闽中郡，汉无诸封闽越王后，其末代余善兼有漳州、漳浦之地。当地的居民，本有两族，一是闽族，一是越族，两族的文化有其基本差别，而又互相影响，发生交叉现象，一般都误认闽越是单一族，称他们为闽越族。
  朱维干、陈元煦两同志在《闽越的建国及北迁》一文中说：“闽和越并不是同一的民族。福建在古代是七闽的分布地区之一。闽是福建的土著，越则是会稽南来的客族。”我认为闽和越是两个氏族（民族系后起名词），闽是荆蛮之一支，越是东越，即扬越之一支。闽与蛮音近，属于汉所谓五溪蛮、武陵蛮之类。许氏《说文》蛮闽两字并列，谓：“蛮，南蛮，蛇种，从虫〓声”；“闽，东南越，蛇种，从虫”声。”可见蛮、闽都是蛇种，即都以蛇为图腾，属于同一氏族，不过所居地不同而已。甲、金文均无蛮、闽两字，只有〓字，意谓其地出蚕丝，其言绵蛮鸟声。而究其实，西南诸夷古来自称为〓，或作曼，或作茫（华安有地名茫畲）。《汉书·司马相如传》：“郑女曼姬”，按曼即蛮，颜师古注引文颖曰：“曼者，言其色理曼泽也”，倒是曲解。《国语·郑语》：“闽，〓蛮矣。”〓是楚姓，《史记》所谓屈原与楚同姓，意谓屈原姓竿。闽，乃〓蛮，证明闽是荆蛮的一支。三国时的山越，后世的苗、畲、瑶便是他们的裔胄，其语言属苗瑶语族，其风尚是椎髻左衽，刀耕火种，欢喜山居，迁徙不定，正如《龙溪县志》（乾隆版）所云：“穷山之内有蓝雷之族焉，不知其所始，姓蓝雷，无土著，随山迁徙而种谷，三年土瘠辄弃去，去则种竹偿之，无征税，无服役，以故俗呼之曰“客”，两家自为婚娶，朔望衣冠揖，然不读书，语言不通，不与世往来。”按畲民自号“山客”，又自称“苗民”，自言其始祖槃弧。（即汉人所谓“盘古”，现湖南有盘古墓，他们是由湖南辗转迁徙而来，信而有征。）（参阅《后汉书》及《宋书》）
  《山海经·海内南经》所谓“闽在海中”者，因福建在邃古之初，曾有海浸时期，现在沿海各县山地大都发现蚵、蛤等物，远者不论，即如《龙溪县志》卷之二，《山川》便说：“石蚵山在城北四十里，高入云表，顶有粘蚵石，相传昔时海水所浸。其下小山〓〓，天宝从此发脉。”石蚵山现名石高尖，在华安境内，离海约一百有余公里。可见远古时代海浸之广。“闽在海中”一语不为无因。再说越，甲金文无“越”字，只有“戉”字，其形是〓，有时和“戊”字通用，作〓，很象石斧，古时用为武器，即后世所谓战斧（钺）。春秋越王剑有〓字，可作为越国称号。但《周书酒诰》已有“辜在商邑越殷……庶群自酒，腥闻在上。”的话，“越”好象是周人骂人的话，和“蛮”字相当，正如《书泰誓》所谓“戎商必克”，《书·武成》所谓“一戎衣（殪戎殷）天下大定”一样。那么越字在《尚书》里就有其种族的意义了。
  我认为越和夷是一音之转，夷字音长，越字音短，所以于越和武夷颇有关系。“武夷”疑即““夷羿”。《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武夷君或即后羿。《说文》“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这是望文生义的解释，因为《孟子》有“舜，东夷之人也”，所以《说文》就把夷字解为东方之人。依《越绝书·吴内传》说“习之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莱，‘莱’野也。”意即水行而山处。因此可见夷，古越语是海，夷人是近海的人，夷是古越人的自称。古越人的语言和荆楚不同，汉刘向《说苑》所引越人之歌，就有这样的话：“鄂君晰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古越语言属今壮侗语族，又分壮傣语支，侗水语支、黎语支，和苗瑶语族之苗语支、瑶语支很不一样。古越人的风尚是雕题（即搭青）黑齿（即漆齿）断发文身，习水便舟，喜食蠃蚌，以鸟为图腾，官方文书有鸟篆，住的是干栏，以禺为其始祖。他们姓姒，把闽、越比较起来，可见他们是两个氏族，他们处在东南沿海，一方是东越居民，一方是南蛮居民，他们往往互相杂处，交相影响，容易误为一族。另一方面“闽越”是国名，并非族名。闽越国后来分为繇（摇，即瑶族的先民——见徐仁瑶《关于瑶族源于古“摇民”初探》《民族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五期）和东越两部，足以证明他们氏族实在不同。罗泌《路史》就曾说过：“东南二越，而诸儒一之，疏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瑶壮》也说：“蛮越之众，自此逾岭而居，溪峒分瑶、壮二种，瑶乃荆蛮，壮则旧越人也。”
  由上所述，可见把闽越认为一族是错误的。
  华安的上古居民，也有闽（蛮）、越两族。闽即苗畲的先民，越则东越。《龙溪县志》云：“南北之溪有水居之民焉，终岁舟（居），俗呼之曰‘泊水’。”这是古越人的后裔，而今存在极少了。华安一带古越人大抵一部分于闽越国灭后被迁居于江淮之间；一部分逃往西南；一部分浮家泛宅，流徙于太平洋各岛屿，少数留存的和汉族融合而为一。特别要揭出的，汰内原是畲民聚居之地，明陈天定《北溪纪胜》说：“……稍上为汰口滩，汰水西汇大江，以小舟入，古称桃源洞，蓝雷所居，今号汰内。”现在汰内仅有蓝、钟两户，都是晚近由外地迁入的，原来的蓝雷之族，不知何往，实是一个谜。据故老口传，、数百年前，于一夜间全族迁走，一两家未及迁徙者，不久亦离去。官古一带，昔传居民万丁，疑皆畲族，今于山野处尚留废井旧基，残砖片瓦，供人凭吊。据《参考消息》一九八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载：“巴西亚诺马米族男子常用一种树汁涂抹脸部和身体，用鲜花、羽毛和树叶装饰自己，他们好舞弓弄箭，争勇斗胜，常常由于愚昧、迷信和劫持妇女而发生械斗。如果发生死伤，全村就会立刻动员起来，展开血战，最终导致整个村子发生分裂，战败的一方被迫迁居。这种械斗加上传染病和农田贫瘠，是亚诺马米人（印第安人之一支）经常迁移的普遍原因。”这些话可适用于华安一带的古代的苗族和越族。尤其是传染病和农田贫瘠两点。古代全个氏族迁徙，也常有之。如《左传》“宫之奇以其族行”，便是一例。
  三、九龙江考原
  九龙江从龙岩市的盂头村发源经漳平纵贯华安全境，通往漳州平原至龙海县，注入东海。华安县潭口，古称漫潭，亦称龙潭。据《龙溪县志》云：“龙潭一名漫潭，两山如壁，十余里，潭水深缓不流。梁九龙戏江处也。”又云：“梁大同元年九龙昼戏于江。”同书载陈天定《北溪纪胜》又云：“梁天监间有九龙群戏于此，故邑号龙溪，里名九龙。”相去三四十年，传闻异辞，都难确证。现龙潭留有“九龙戏江处”镌石。按“九龙戏江”乃神仙之说，其实非是。世人对山川或古物、古人遗迹往往附会穿凿，演成神话。如武夷山之于武夷君，钟陵悬棺之于许真君的仙舟（见《青琐高议·许真君》）皆属此类，这只足以隐埋历史真实，引人误入歧途，于学术研究大有妨碍。对古代传说，我们必须拨开其迷信烟雾，留精去粗，才能洞沏本原。今按“九龙”乃是“九隆”的同语异译。云南有九隆山在保山县西十里。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哀牢夷妇人沙壹居牢山，捕鱼水中，触沉木有感，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九子惊走，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生十女，九龙兄弟皆娶以为妻。渐相滋长，世世相继。”《古今地名大辞典》谓九隆山亦名九龙山。除去迷信成份不说，我们由上面哀牢夷的传说，可知哀牢族的祖先（应即阿伊努的先世）是处于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母系时代，采取群婚制度；九隆音同九龙，是哀牢语的人名译音，并不是九条龙。哀牢族以龙为图腾。据石钟健同志《九隆传说与哀牢》一文，考证哀牢属于闽越，因为哀牢族有文身、儋耳、凿齿，与越族相似，衣着、房屋也和越族一样，并说衣服后面拖一尾巴。因为哀牢九隆的传说传播极广，从闽浙、两广、云贵以至印支地区，多多少少留下了这一传说的痕迹。《龙溪县志》载有九龙山、九龙水、九龙岭。翻开《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一查，中有广东的九连山，亦作九龙山；江西安福县、万载县，贵州江口县都有一座九龙山，广东有九龙半岛，而且九龙江还有两条，一条在福建，一条在云南；此外湖南、云南各有九龙池，安徽有九龙峰，江西有九龙埠，福建崇安有九龙窠，清流有九龙滩，如是等等，指不胜屈。如果再加上九龙的异名“九陇”那就更多了。由此可见并不是到处有九条龙，而是古代越语对地名人名的一种称谓罢了。其说可参阅下文。
  四、苦田之“苦”从何简来？
  仙字潭摩崖石刻位居苦田村。苦田现写作许田。许田村并非许氏聚族而居，也不种苦瓜，而且田畴平衍，耕种不难，何以谓之“苦”也？（仙都公社另有苦田坑，“苦”不作“许”。）
  原来苦田之“苦”和艰苦之“苦”，许氏之“许”（方言读如苦）都无任何关系。追究语源，倒和古越语有关。福建古属扬州，居民多闽、越人。直到现在，福建语言还存在一些越族语言的痕迹，例如妇女称“珠娘”，山乡称“山巴”，水井称“古井”之类。明初史学家王祥有诗云：“是处方言别，漳南觉更强，儿童皆唤囝，男女总称侬。……”就因为闽语带有古音，尤其是越音或吴音（吴越本同族）。游汝杰在《民族语文》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为《论台语（按指壮侗语族）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一文中说：“汉语南方方言中残留着台语的底层遗存”。又说：“我们查阅了近四百个壮语地名用字，发现绝大多数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壮音壮义。”他举出“古、歌，个、过”等字，都是标示地名（或人名）的壮语。其实“勾、鼓、苦”等字也是壮语gou的异译，除表示地名、人名外，没有别的意义。梁敏在《壮侗语族量词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语文》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一文中更举例说，在他家乡邑宁壮语中，ko4是处所、地方的意思。徐松石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中曾说“古”字是古越族后裔壮族的语言。他们常把“古”字放在别字前面来表示地名。例如广东有古灶、古楼、古兜、古塘等地，广西有古竹、古定、古落等地（凑巧福建华安也有苦竹、苦竹尾、许坂、许港等地，稍有音韵学、语言学知识的人，就知道k·g可以对转）我觉得“古”、“鼓”、“勾”都是古越语ko的异译。我国地名用这些字为首的非常之多，如山名有勾曲山、勾卢山、勾漏山、岣嵝山、勾无山、勾余山等等，县名有古丈县、古田县、古宋县、古林县、古勇县、勾容县、句阳县、句章县（句读作勾）等等，水名有古水、古辣泉、句骊河、古州江、句溪、句读等等，至于市、镇、埠、洞、墟、关、城、集、街、堡、站用“古”、“勾”等字为名的真是不胜枚举。就我省来说，福州有鼓山，相传有石如鼓，故名，其实应作古山（山西新绎县也有鼓山，其下有鼓水，也写作古水）；厦门有鼓浪屿（土音读五霝屿），其实应作古浪屿，《龙溪县志》乾隆版卷二十第十一页小字注，正刻作古浪屿。闽侯有古霝山、漳浦有古雷岛、古雷镇（土音读作勾螺）。《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古雷岛条下说：“……一名鼓雷山，断岸千尺，海潮至，怒浪急涛，其声如雷，故名。”完全是望文生义，附会之辞。我们把鼓浪、古浪、古霝、古雷、古落、勾漏、岣嵝、古林甚至古渤海国的高（句）丽，古交趾国的古螺城等地名综合来看，就可以看出它们都由g、l两个声母构成的，都有着古越语的根源。（华安官畲的古楼山也是。）特别是我县华安有古农，长泰也有古农（闽南话long、nong不分），华安有苦田，龙海有古县（“古”读作“苦”），而且本省古田、姑田的地名也不少，这些在在保有着越语（吴语包括在内）勾吴、勾践的“勾”字，甚至会听牛鸣的介葛卢的“介”字的痕迹。同时仙字潭周围有苦田、鼓尾，库坂、苦坑后等地，更足以证明它们是古越语的残余。
  由上面所述看来，苦田的“苦”字只表示有田的处所，没有其他意思；正如古井只表示有水泉的处所，不管它古不古，刚刚挖成的井，土语也叫“古井”。
  进一步推论，闽语“九”念作“狗”，和“勾”相似。明乎此，那么古书上的“九黎”实是“勾黎”，“九夷”实是“勾夷”。“九”字在这种场合下没有意义。一切对九黎、九夷的古人注疏全是烦琐哲学的产物。由此可知所谓“九里山”、“九连山”、“九隆山”、“九鲤湖、“九陇山”、“九霝山”以至前面所谓的“九龙江”都是9、l的同声词，“九”是“勾”的异译，只表示古越语的地名（或人名），缺乏数字意义，如此理解，则一切神话和荒诞不经的传说，以至古人勉强凑数的注释，都可以一扫而空了。
  五、花山乎？华山乎？画山乎？
  华安新圩公社有山名“华山”，为明末乡贤陈天定、方进、吴公布隐居之地。《龙溪县志》说，陈天定“甲申后遁迹花山，僧衣褒帽，放言自废，以贫困终。”可知今日的华山本是明代的花山。因为县名“华安”，县城名“华崶”，花山受了影响，改称为“华山”，从此失了原来的意义。
  按地名“华山”的有下列几处：①在江苏吴县西，又名天池山；②在江苏句容县北六十里，亦名“花山”；③在江苏丰县东南三十里，一名小华山；④在江西余江县西北七里，又名云盖山；⑤在湖南郴县北六十里，一名华石山，或讹为话石山（可能是画石山）。
  地名“花山”的有下列几处：①在江苏高淳县东南四十里；②在江苏江阴县；③在浙江海宁县东五十里；④在广东花县北；⑥在安徽含山县北十五里，著名的王安石《游褒禅山记》就写道，褒禅山也称华山。距华山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山’，如‘华实’之‘华’，盖音谬也。”⑥广西宁明县的花山，有岩壁画长达百余米，最为有名。
  此外广西新宁州东南三十里，有“画山”，宾阳县有“仙影山”，武宣县有“仙岩”，思恩县红水河右岸有“人影山”。据石钟健同志意见，新宁、宾阳、武宣和思恩等地有所谓“画山”、“人影山”和“仙岩”等名称，皆因岩壁上有绘画而得名。正因岩上有画，故名“画山”，后来讹为“花山”。我认为其他各县凡有“花山”、“华山”名称的，可能古时山上都有岩画或古文字存在，不过后来陵谷变迁，归于漫灭，或山高岭峻，荒榛蔓草，不易发现罢了。
  上述有“花山”、“华山”等地名的省、县、都是古代百越人民活跃的地区。华安有花山这一地名，足证华安原始居民属于百越的支系。据传离花山不远的黄枣，就有古文字刻在石上，可惜到现在还没有落实。我们可以想象，华山即花山，可能是画山的美称，也就是古代越族绘画或书刻的地方。
  六、略谈古越人风俗文化的遗存
  古代越族种性很多，号称“百越”，风俗言语，各有差异，发展也不平衡，在历史过程中和华夏的风俗、文化交相影响，很难划分清楚。现将百越风俗、文化的遗存略举数例于下，这些例子大抵系一时拙见所及，未遑详考，只希望抛砖引玉，多得教益而已。
  ①语言古越语有些学者如刘咸教授认为是胶着语，其证据是黎人（古越人的一支后裔）自称为bù，bloi，blay，bloy等等，常有唇音b，正是濮莱的原音。对古越语是否属胶着语，我持怀疑态度。现在的壮、侗、傣语却是一字一音，和汉语同属孤立语。据韦庆稳同志《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所拟《越人歌》今译可知。我觉得《诗经》有许多词可能受古越语影响，例如“薄污我私”、“薄言采之”的“薄”，“帝命不时”、“不显不承”的“不”，注疏家都说是语助辞，“薄”、“不”都没意义。其实“薄”、“不”等字，依我看来正是古越语重唇音“b”的遗存。至于古越语之见于《越绝书》、《说苑》和《方言》的也有一些，因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举例。
  ②文字《说文》说：“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自尔秦书有八体……四曰虫书。”徐锴注曰：“虫书即鸟书，以书幡信。”其实鸟书也叫鸟篆，是古越的文字，其体“犹有篆籀之迹，不失形类之本”（许慎语）只附加鸟首鸟足以为装饰而已。一九七六年在湖北襄阳的一座楚墓出土了一把吴王夫差剑，有十字篆书“敔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一九六五年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又出土一把越王勾践剑，刻镶有“越王鸠浅自作用鐱”八字鸟篆。其他如战国鸟书箴铭带钩的文字也是古越文遗存的一例。至散见闽、浙岩石间的所谓“仙字”、“仙篆”，也大都是古越文字。仙字潭图象文字实是其彰明较著者。但“仙字”不采鸟篆形式，因为鸟篆太装饰化，是古越人的美术字，不合民间应用。
  ③信仰唐陆龟蒙《野庙碑》说：“瓯、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愿，晰而少者则曰某郎……。”闽俗也是如此。华安县几乎每社都有保护神，俗称“社头佛”。上苑有朱公，红面；云山有虎将公，送坑有张公，执蛇，（按操蛇之神，见《山海经·海内经》和《列子》愚公移山故事）〓头有太子爷，良村有都统舍人，名称都不见经传，也不见释典、道书，属于淫祀一类。
  ④婚丧
  1、不落夫家，女子出嫁后，返回娘家居住，每年农忙、节日或定期去夫家若干次。不落夫家一般一二年以至七八年，有的怀孕后才定居夫家。我国壮、苗等族有的地区解放前尚保持这种遗俗。闽南惠安妇女在旧社会里也有这种风俗，往往造成结伴自沉的惨事。华安农村嫁女，有的议定女儿结婚后须回母家劳动三两年才定居夫家。
  2、嫁时荷伞据清陆次云《峒溪纤志》载：“瑶一名畲客，其种有八……又有飞头、凿齿、鼻次、花面……妇人黔面成花，嫁时荷伞悬草履归于夫室……”。华安旧俗女子出嫁，不论晴雨，都手拿一把伞遮着头面，坐在车上被载到夫家，实是苗、畲族的遗俗。
  3、悬棺福建崇安武夷山、江西贵溪龙虎山、湖南的沅水、沣水和湘水流域、四川珙县都具有大量悬棺。据文献记载悬棺葬俗，在古代曾流行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十三个省区。华安虽没有发现悬棺，但据传在华安西陂附近与漳平交界处，垒棺百余具，疑是悬棺葬的一种。
  4、招魂古代人迷信，认为穿死者之衣升屋，北面三呼，即可招回死者之魂。虽然出自《仪礼·士丧礼》，大抵是周承殷礼。招魂于楚最盛。楚辞有《招魂》一篇，其辞“魂兮归来，无远游些，”非常凄厉。招魂之礼闽南现在还有。丧家用一人穿殉葬衣服七重，戴笠，登高出屋，呼死者之名，或于昏夜在田陇间呼名以招之。
  ⑤岁时
  除夕吃泥蚶《盐铁论·论菑篇》云：“盖越人美蠃蚌”。汉张华《博物志》云：“东南之人食水产，……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臊也。”现在东南沿海各地，大年夜围炉，家家户户都大吃泥蚶，以半生熟为美味。并以蚶壳喻钱，预祝来年大发，盖古越人习俗之遗存。
  上已迎神赛会古时以阴历三月上旬已日为“上已”。《后汉书·礼仪志》：“是日上已，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庆，为大洁。”魏晋以后改为三月三日。晋王羲之《兰亭序》所谓“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山阴之兰亭”便是此俗。古越人以故乡在东，所以“皆洁于东流水上。”《龙溪县志》：“三月三日采百草合米粉为糯糍，以荐祖考。”华安玄天阁邻近各乡，于是日炊枳壳粿敬神，并举行迎神赛会，热闹一番。原来农历三月三日是壮族人民的传统歌节，广西河池、百色、柳州、南宁各地山歌手每于是日穿着节日民族服装，吹唢呐、芦笙、跳舞，举行盛大歌会。
  端午竞渡《龙溪县志》：“端午悬艾插蒲，具角黍，服雄黄酒，儿童警茧虎。是日竞渡，有至三四日乃罢者”按《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竞渡，俗以为屈原投泪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其实不确，屈原怀沙投江，司马迁不记月日。五月五日，古人以为恶日，凡五月，古人有生子不举的陋俗。端午竞渡，一面是祓除不祥，一面是越人的习水战，和吊屈原投水无关。《越绝书》说：“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广西贵县出土的铜鼓，四川成都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壶，上面都有竞渡图形，可见竞渡这一生活方式，在华南各地都很流行。特别是黔东南清水江上苗族人民，最重龙船节，到期聚会的，往往有三四万人。龙船节是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七，并不是端午节，足证吊屈原之说不可信。
  七、仙宇潭摩崖石刻文字试释：
  （一）仙字潭摩崖文字是古越字。
  仙字潭摩崖文字并非真正“仙字”，也不是“雷篆”，稍有现代科学常识的自会明白。所谓符篆，原出汉五斗米道，《祝由科》一书中所载符篆很多，书里说是从湖南辰州洞穴中抄来的。符篆间杂汉字，如敕令、急急如律令等等，仙字潭摩崖文字并没有这样字面，笔划也全不相似。贵州红崖所画人物图象，纯属岩画性质，不能当作文字看待。古代所传蝌蚪文，其为形头粗尾细，仙字潭文字（为叙述方便起见，以下简称“仙字”），笔划粗细一致，不类蝌蚪。至于“韪书”或“〓书”乃彝族古文，手头没有〓书资料，不能举例，但就现代规范彝文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引自《百科知识》一九八一年第十期）等字样来看，和“仙字”相差很远，可以断定，“仙字”不是彝文或古彝文爨书。至于苗文方面，三苗有无文字，古史不载；近世苗文，有框格式苗文及拉丁字母苗文两种，都属晚起文字，自然不该和“仙字”联系起来。以上是我对黄仲琴氏《汰溪古文》所论的看法。
  林钊、曾凡两同志所写的《华安汰内仙字潭摩崖的调查》，认为“仙字”属于图象文字范畴，并引起印第安等族的图画文字为例。北美印第安人、北极爱斯基摩人、南太平洋群岛的土人，可能和原始中国人，特别是古越族有关，兹不具论。但观“仙字”形体已进入象形、指事、会意阶段，并不是单纯的图画记事。大凡岩壁画如广西花山、内蒙狼山等地的岩壁画，都属于picto-graph，而仙字潭摩崖石刻却是hieroglyph。根据《绘图牛津英语辞典》说法，hieroglyph应包括象形（pictographs）、指事（ideographs）、标音（phonograms）、会意（determinatives）四项。pictograph只是hieroglyph的一部分。所以把“仙字”定为图象文字是不太确切的。但一般把hieroglyph译为象形文字，似乎以偏概全，也不很好。刘蕙孙教授称它是图象意符字，林蔚文同志称它是象形表意文字，尚较为妥当。看来“仙字”的性质比单纯图画记事为进步。它是处在图象与文字之间的过渡阶段。
  刘蕙孙教授认为越人用鸟书，可能岣嵝碑倒是越文字，华安摩崖石刻文字应称为吴文字或“吴籀”。我认为岣楼碑原物已不存在，其字真伪大有可疑。明杨慎所释无据，未便遽定为古越文。又其体缠绕象缪篆，和“仙字”绝不相似。兹引例如下（图一），以见一斑。刘蕙孙教授把“仙字”名为吴文字或“吴籀”。倒不如命名为古越文较为适当。吴越本同族，（就土著而言，始封之君吴太伯乃姓姬）语言、文字相通，风俗习惯也一样。但一般吴只用为国号，不作族称，在学术研究上不如越族一词普遍。
  “仙字”和纳西族哥巴文也不相同。后者已经从象形文字进到音节文字，而纳西族东巴文却仍处在象形阶段。现只将纳西族东巴文摹如下（图二），以资比较。
  由上图例，可以明显看出，“仙字”在造字结构方面和纳西族东巴文毫无关系。
  我认为“仙字”是古越文，远比战国的鸟篆为古老。鸟篆是美术字，基本上是篆文，而加以鸟形装饰，一般用于幡信、戈剑、彝器。“仙字”比较通俗，也较原始，为古越人（特别是巫师）所用。
  （二）“仙字”是古越人所作
  福建汉时属闽越国，土著有闽族和越族，他们的先民是〓方和戉方（商周间地名、族名一致），他们的后裔是现在的苗、畲、瑶和壮、侗、傣各族。华安汰溪古代水量旺盛，可通舟楫，海浸时期，即滨海边，附近有石蚵山（今名石高尖）可资证明。
  这一带地域有近海、丛林，又有平衍的冲积地，正是古越人渔猎耕种的大好场所。根据上文从语源来说明华安尤其汰内附近地名，可见这些地名和壮语有关（少数和闽、畲有关的，如官畲、茫畲、麻坪、以至厦门的文灶一一文读如曼），我认为“仙字”是越人所作，大抵近乎事实。鉴于古越人信鬼、信巫，而古代史卜、巫、医不分，巫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文化，通晓文字，由此认定“仙字”是古越巫所作，正如甲骨文是殷商贞人所作一样，应是可以的。
  （三）“仙字”年代的推测
  仙字潭摩崖石刻没有年代记载，字体奇特，难以认识，究竟是哪时的作品，众说纷纷，莫衷一是。黄仲琴教授和林钊、曾凡两同志都认为应作于隋唐之前，没有说明年代的上限。刘蕙孙教授释文为吴战越战番等等，又说于史无征，但文中提出吴太伯，吴太伯为周太王之子，窜于蛮貊之间，当在商代，但吴之始强系在春秋晚期，照刘教授文中的推测看来，“仙字”，上限不出商代，下限不出春秋晚期。林蔚文同志认为“仙字”应在金属时代，即应在商周时期；弘礼同志认为“仙字”下限应早于无诸为闽越王时期（公元前二〇二年）。石钟健教授认为在楚威王灭无疆时，即前三三九——三三三年间。以上各家看法，大率推测的成分居多，现在尚难定论。我以为吴越文字，鸟篆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流行，而“仙字”较鸟篆又更古朴、更原始，和甲骨文相差不远，系处在图象向会意文字发展途中。不过由于多个地区各种条件发展不平衡，可能出现有所偏至，则“仙字”的形成，照殷商和吴越的先世历史比较起来，该会较甲骨文晚些，可能在殷周之间，大约距今二三千年。当然这也只是推测而已。值得注意的，华安石门坑发现涡纹形石刻（俗称马蹄形石刻），生囝仑发现陶纹形石刻，字形更简单，恐其年代又在“仙字”之前了。
  （四）“仙字”是用什么工具刻成的？
  “仙字”系刻在岩石上，人们准会提出这样问题：在二三千年前，古越人是用什么工具来刻的？
  吕振羽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中论到当时手工业者所使用的劳动工具时说：“从雕琢艺术品的刻花骨、石刻器、象牙刻器、铜刻器等的细致、刻画工整圆滑的程度等方面考察，可概见其曾使用着很锐利的进步的工具，那起码要金属合金的青铜器才能具有如彼性能。”
  董作宾在《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商代卜龟之推测》说：“书契之法有细小如发之字，则似是所谓‘笔锋’，以刀尖刻画而成者……又有大字而字画之底甚平似凿成者。”显然这也得使用金属工具。
  福建大田、建阳、武平等县都曾先后发现青铜剑，对于研究古代福建同楚越等国的关系，不无参考价值。而江浙、两湘、豫、皖等地的东周墓葬中常有越王、吴王剑出土，其埋藏地下虽已二千余年仍锋利如新。制造青铜器的工艺看来应远比石錾为精。晚周时期福建既有青铜剑，则西周时期其有青铜錾当无可疑（参阅《福建文博》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五）可否用甲金文试释“仙字”？
  《说文解字》关于文字的演进，说：“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可见许慎之时，泰山存有古代七十二种书体的石刻。又云：“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可见到了战国还流行七种文字。又说：“郡国亦往住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也。”这就是前代古文的内容，自有其根源，可以约略认识的。
  今按甲金文为商周文字。在殷代，商业交通的地域范围很广，
  东抵海滨，东南到今之浙江，西南到今天之四川，南到今之安徽、湖北一带，西北到今之甘肃，东北达古营州，还似乎伸长到今之朝鲜，北方似到河套（参阅吕著《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
  福建属古扬州之地，居民属古东夷，与江淮的土著有极密切的关系，那么，他们直接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可想而知。正如宋徐铉所说的一样：“虽复五帝之后，改易殊体，六国之世，文字异形，然犹存篆籀之迹，不失形类之本。”这就是说，各种名字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大致是篆籀的变体所成。我们对“仙字”也有这样的看法，一面要看出它们受了殷周甲骨文的影响，一面也要看出它们有其地域的差异性，有其独特的字体结构和语法构造。因此我认为假以时日，它们还是可以解释的。
  （六）“仙字”解释中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陈敬同志告诉我“仙字”石刻的位置分为五处，高低疏密不同，字形大小不一，风格迥异，可能不是一时一人所作，而且历时已久，多有剥落，因此要求“仙字”有整体思想的表现，恐怕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这一说法很有参考价值，它可以使探索者实事求是，避免强求一致的毛病。
  其次，古代氏族的岩画、摩崖石刻或器物图纹，其作用在于表现誓师、祝捷、狩猎、祭祀、求雨、歌舞和杂耍。由于“仙字”难以认识，我们不妨广开思路，试就祝捷等等方面选取一个或数个作为假设，然后加以辩证，倒不必单打一地限于战争一途。
  还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摩崖石刻经历二三千年，风化已甚，很多字迹漫漶不清。即如一九一五年黄仲琴原拓两刻和一九五七年省文管会所拓，后来在《调查》油印的摹写本、《福建文博》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刘教授《初研》中的复制版、华安县文化馆最近所拍照片，都有若于不同，有的并且差异很大，揣其原因，一方面是原石刻因时间关系，续有剥落；另一方面是石刻经过填抹干漆，难免因石质风化，字迹模糊而发生误差，致使原字变形，增加解释的困难。
  （七）“仙字”内容试释
  一些地方志书对古篆、“仙字”虽多所记载，但没有落实，只有汰溪古文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加以研究。因为缺乏旁证，无从比较，诸所解释，其中难免有些流于臆测。我的试释，也免不了这一缺点，但为抛砖引玉起见，大胆写了下来，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第一刻这一刻字数最多，排列很不规则，可能有些是合体字。其中有五个人形，状如“大”字。清孙星衍《重刊宋本说文序》说：“象形如人为大，鸟为於……之属”，金文“大”、“太”、“天”等字都作人形，如〓〓〓其间简直没啥分别。商代之天还没有抽象化，都画作大人模样，有时“天”和“帝”都一样是“大”字，正如谯周所云：“天亦帝也，殷人尊汤，故曰天乙。”（《殷本纪·索隐》）所以“帝乙”便是“天乙”。此石刻的人形字，都可以作统治集团的成员看待，也许如《诗·七月》中的“田畯”之流，即周之农正，或田大夫，而以〓为其共主，即这一部族的首领。有些人形中有条线垂下，乃是古越人卉服的尾饰，并不一定是男性形象。试观三代尊爵鼎辉等物所有带着人形的族徽，都无尾饰，并非全是女人可知。字结构复杂，疑是“〓”字，乃盛稻粱之器。〓乃“橐”字之省，甲金文作〓、〓，《诗·公刘》：“乃埸乃疆，于橐于囊。”余冠英译的是：“忙着修田界，忙着谷上仓。于粮收拾好，各种袋子装。”旁边的〓，可能是装干粮的另一种袋子。通释是：“收成的时候到了，奴隶主带着随从收拾谷子，把它装在坛坛罐罐里，各种各样的袋子里。〓疑即“利”字《说文》铦也，象征奴隶主身边带着刀并怀着短刀的卫士。〓当是“〓”字，甲金文作〓〓或〓，作人被倒悬之形。《说文》：“逆，不顺也。”旁有一个无头的〓，表示反抗者受了镇压，掉了脑袋。《书·甘誓》：“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便是此意。其余的字待考。
  第二刻汉字。请详本辑陈敬同志的《唐·南安县界题字刻石》一文，兹不赘述。
  第三刻本刻乃狩猎、采集之图。最高的一字，〓当是果字金文作〓其形高大，颇象椰树又颇象封印木，但封印木存在二三百万年前，此时当不会有。树高不可及，乃用矢以取其实，或弋宿鸟，故字中有矢镞形（个），其旁的〓，乃是“射”字或“弋字。射，金文作〓；弋，《说文》作隿，缴射飞鸟。〓象一条绳子系在箭上之形。其下有〓，状如带血逃窜的猎物。还有〓〓字，即两个亦字。亦与腋通，乃拾得果实置于两腋之间。其举手向上者，乃承落下之果实也。最下有〓，也举手作上承状。果树之旁有一〓字，当是主人。第四刻只有两字。〓字极大，可能是“禹”字。金文作〓。古越人以禹为祖，和苗族以盘弧为祖不同。传禹“娶”涂山女为妻生启。《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天问》所说的较近于事实。涂山在淮水东南岸，是古越人生活的地方，因此古越人以禹为祖，于理于情（祖宗崇拜之情）是可通的。旁边有一个小人形，当是禹的随从。第五刻这里只有一个〓字，这字独居一处，非常古怪。按“受”字金文作〓，篆文作〓，和石刻这字有些相似。原来纣王名受，或称帝辛、受辛。纣的为君，《周书》、《史记·殷本纪》、《吕氏春秋·行论篇》和《天问》都有很多记载，历来人们把他和夏桀并称，叫做“桀纣”，当傲中国暴君的两位代表。这些都不必细说，主要的是纣王曾经大举征伐东夷，抓了大批俘虏，迫使东夷人民背乡离井，浮家泛宅，出外逃亡。纣王把奴隶和东夷俘虏组成几十万大军来抵抗周武王和八百诸侯的讨伐。这次战役，《周书·武成》写的是：“甲子昧爽，受辛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吾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由于奴隶和东夷俘虏的阵前起义，殷商王朝遂告覆亡，而纣王也落得自焚于鹿台而死。《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便记这事。另者在殷商时代，奴隶主祭祀鬼神和祖先，经常用奴隶作为牺牲，同牛、羊、豕、犬并用，最多的一次竟然屠杀上千人。奴隶主死了，也要用大批奴隶去殉葬。
  古代南方土著，即所谓“百越”的先民，大部分属于南亚系种族，皮肤黑色或浅黑，在那时代便称为“黎民”、“黎元”、“黎首”、“黔首”，处在百姓之下，时常有被当做牺牲和殉葬的危险。因此常有逃亡事件发生。我们看到南太洋的岛民，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民族，他们的体型、发式、肤色、风俗习惯（参阅《世界知识画报》本年第5、6期）和古书对古越人的记载一样，可以想象到他们的先民是二三千年前的中国南方越族，飘洋过海而定居在那里的。
  殷王受给东夷（越人的先民）的祸害太大了，他们迁徙流离，生活非常痛苦，便把那罪魁祸首的名字镌刻在崖石上，永远留做纪念。
  附带一说，台湾的的高山族同胞也是百越的后裔。听说台湾卑南有武王伐纣古迹，可惜海峡两岸人为隔绝，资料难得。
  第六刻这段石刻有两个人头，黄仲琴氏认为它们是蛮王夫妻的写真。原来篆文“首”字作〓，上面三划是头发。石刻作散发状，可能是猎首，用作牺牲。这里的首倒不一定是蛮王夫妇所有，而是古越族以外的人首，也许是椎髻的闽（蛮）族吧？上面的〓，可能是犬字（或豕字），古越人喜食犬，《吴越春秋》就有勾践实行十年生聚政策，用犬和酒来赏给产妇的记载。六七千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桐乡罗家滨文化遗址，就出现猪、狗、水牛骸骨，证明古越人早就养狗了。如果是豕字，也说得通。《毛传》郑笺，“豕之性能水”。郑氏注《月令》“彘，水畜也。”在祭天、祈雨中往往用豕作为牺牲。石刻上有个〓象人使耒之形，可能是“方”字，金方作〓。徐中舒先生《耒耜考》说：“古者秉耒而耕，刺土曰推，起土曰方。”最上面的〓象有神人在施雨。古徽号文字有〓（三代三、四九见高明编古文字类编五六〇页所引）形象的意思一样。据《山海经·海外东经》：“雨师妾在其北”。郭璞注“雨师谓屏翳也”。《山海经》又云：“屏翳在海东，时人谓之雨师。”那么这石刻施雨之神也就是屏翳。由此我们可以着出古越人用人头和狗为牺性以祭神，农奴执着耒耜耕地求雨。雨在纷纷下着。这种情景和后世地方官的求雨差不多。
  第七刻这刻现已磨灭。现据《福建文博》所载进行试释。其中〓是戉字，也是古越族的称号。〓是越人。〓是族徽。三代器物类此族徽不少，例如父乙觚之〓、父癸鼎之〓都是例子。羊古文作〓，可能这一族徽属于羊图腾集团的。乃甲骨文父字。以此足证“仙字”出自殷周之际。又《古文字研究》第八辑李先登《孟广慧旧藏甲骨迳介》有〓字，释作〓，谓是祭名。其实也是族徽。
  总之，古越人已经进入农业社会时期，他们从事采集、狩猎和耕种以维持生活。当时华安汰内一带有河流、海滩、平原、森林，自然条件优美，适合古越人在这里定居生活。古越人笃信鬼神，又有猎首祭神的恶俗，他们曾经杀人屠狗以求雨。他们处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带领随从收集谷物，庆祝收成。他们纪念祖先。他们的巫师把这些事迹都刻在岩石上，具有禳祷和厌胜之意，遂成为仙字潭的摩崖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