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体坛岁月 水上春秋——漳州游泳发展之路
  周纯平
  芗城区位于九龙江西溪下游，气候温和、四季如春，江河池塘星罗棋布，温泉（地热）资源十分丰富，是个开展游泳的好地方。
  解放前，漳州没有游泳池、游泳场，也没有开展游泳活动的团体、组织。人们按传统习惯，在每年划龙舟、端午节泡龙舟水后才开始游泳、嬉水，中秋过后，游泳活动也就停止了。受封建陋习影响，女子游泳很是罕见。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大力发展体育活动，1951年夏，团市委在南郊旧飞机场边的沙滩水域建造“漳州青年游泳场”，全场长150米，宽40米，用竹竿、红旗标识危险区。这个场地虽然简陋，却为开展群众性的游泳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所。到了1956年，龙溪专区只有21名游泳运动员达到三级运动员水平，场地建设还是空白的，当年8月，省水上运动会在福州举行，漳州代表队成绩很差，团体总分第八。
  面对漳州游泳落后状态，若按先普及后提高的做法来开展游泳运动，必然花费大，时间长，跟不上形势发展。因此市里决定采取提高带动普及的战略，为了迅速提高游泳成绩，就必须改变“端午节后才下水，中秋后便离水”的传统习惯，改变在九龙江中训练的方法，寻找静水水域进行科学训练，以适应在游泳池比赛的要求。
  1956年9月，市体委召开游泳队誓师大会，提出发奋图强，坚持全年系统性的业余游泳训练！决定由我主持此项工作并担任指导员（即教练员）。会后代表队联名写信给国家体委，请求帮助漳州建造一个游泳训练场。
  当年，游泳队就开始坚持全年训练，由于天然水域水位变化大，一年中，先后换了“饮水港”、“温头桥”、“碑仔桥”等十几处训练场地。这些地方有时水位低、水脏、烂泥多，碰到死婴包、蚂蟥、水蛇更是常有的事。对于队员们来说，天寒水冷才是最大的难关，面对日趋下降的水温，每次下水都要经历一场意志和毅力的考验。这一年，坚持全年下水的十三名队员，其他队员虽未坚持全年下水，但由于秋末、暮春后水上训练量的增加和陆上的素质训练，成绩也进步不少。
  在1957年全省游泳比赛上，漳州队一鸣惊人，团体总分跃上了全省第三名，其中，男子少年组成绩更为突出，打破了自由泳400米等两项全省最高纪录。接着，漳州队员李文安代表福建省参加武汉举办的全国横渡长江活动，省体委选派我参加全国第二期游泳指导员训练班、全国首期水球指导员训练班学习。当年，省体委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从国家体委拨给用于修建省体育场地下水道的三十万经费中，挤出三万二千元拨给漳州，用于修建一个可供训练的简易游泳池。
  简易池原拟以霞芬里大池塘为基础建造，后因该池塘是全专区的鱼苗基地，且经过勘探，池塘底下是淤泥层，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无法建造。接着把建池地点选在三湘江边的二中虎文山下，并开始准备建池用的石料，后因虎文山上有许多文物古迹，且经估算，建设经费高达十几万元，经费问题无法解决，因此也放弃了。最后，市里决定让市体委自己想办法，建设科在技术上给予支持。体委姜主任决定由我负责建池工作。因当时我提出方案：一、利用九龙江边的引水渠作为水源，在洋老洲引水渠边上修一个简便游泳池；二、利用市修建防洪堤时，在洋老洲挖土方后遗留下来的那块废地，改建成一个两用的50米池和一个短池；三、采用之前已安排开采的三用池石料。这样的建池方案，既解决了建设材料，又解除了游泳池的排水问题，还能建成三个游泳池！市体委同意了这个方案。
  1957年冬天，漳州市第一个人工游泳池建成了。这个木板池东西长为33.3米，南北宽为25米，是游泳、水池比赛标准池。木板池建成之后，立即成为漳州游泳活动中心，为漳州游泳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次年，在木板池西边，建成了一个长50米、宽20米、水深1.20-1.90米的标准池和一个长25米、宽13.5米、水深1.6-1.9米的短池（后来称之为青年池），至今仍然适用比赛。
  1963年，体委领导干部合作配合，又发动周围小学打砖头，挖土方，利用水泥厂十吨积压的水泥和廉价的次品瓷砖，仅花了三千多元，在洋老洲游泳场又建了一个长25米、宽15米、水深0.8-1.2米、占地面积500多平方米的儿童游泳池（带有椭圆形幼儿池），该池使用近40年，2009年建星辰池时才拆除。同年，用同样的方法在新桥学区、桥南小学九龙江边建一个长25米宽9米的游泳池。接着，我建议利用漳州的地热资源在市工人俱乐部附近建一个游泳池，这样全年都可以进行游泳训练，对漳州游泳事业将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个提议得到上级有关部门及市领导的支持。詹定国同志负责游泳池筹建工作，我担任技术指导与顾问，参照市游泳池两用标准池，在市工人俱乐部建成了一个温泉游泳池。不久，糖厂也在厂区公园边建了两个游泳池，一个50米长20米宽的两用池，一个儿童池。至此，漳州市区已有8个人工游泳池，为漳州游泳事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物质基础和条件。
  1986年漳州利用举办省第九届运动会的契机，在洋老洲游泳场50米游泳池北面建了一个跳水池，两池相距5米左右，跳水池高出游泳池3米多。新建的跳水池符合跳水、水球、游泳的三用标准，并成为一个综合性多功能场所。
  1988年夏，市体委决定解决洋老洲游泳场引入温泉水的问题，漳州地热资源丰富，只要经费能解决一切都没有问题。最后林章主任决定由我带着翁庆瑞赴京办理此事。国家体委对地方体育事业比较重视，同意漳州市体委提出的二十万元的拨款申请，经由省体委下拨，作为漳州市游泳场引进温泉水的专项经费。
  经费一到位，引水工程即刻进行。经查证地质资料及实地勘探，最终决定在博爱道南侧，距八卦楼不到100米远的一家居民花园里，打一口深水井。水质抽测的结果很好，水温达到摄氏80度，每小时出水量达70吨，水质化验结果也很理想，达到游泳用水的卫生标准。各项化验指标出来后，由于各方面工作紧密配合，工程进展很顺利，在当年冬季来临前就可以供水了。第一次进水时，现场测试效果很好，水温近摄氏70度，进水量为每小时60多吨，能同时满足50米池、25米室内池及儿童池的用水需求。这个引水工程实现了洋老洲游泳场可常年游泳训练的目标，使之成为漳州市主要游泳训练基地。
  随着漳州游泳事业的迅猛发展，漳州的游泳水平进入了全省前列，各系统的游泳运动发展也很快。漳州游泳事业的发展，经过兴起时期、困难时期，困难时期恢复阶段，又到文革时期，起起落落，历经波折，直到“文革”之后，才重新振兴发展起来。
  1957年，由林炳荣、周纯全、周逸生、陈恩典为主力的商业代表队荣获全省商业系统冠军，公安代表队也取得全省公安系统第一名，邮电代表队也取得了优良成绩。同年，漳州游泳队向省队输送了林重远、杨金水、李碧慈、陈恩典等四位运动员。此后，漳州游泳队陆续向省队、大专院校、解放军队、国家队等输送了近百名优秀游泳、水球运动员。
  1973年，在体委姜主任的大力支持下，我着手创办新华水上班训练基地，从市区十多所中小学中挑选100多位学生进行培训，再从中挑选优秀生，组成中心班进行重点训练。然后，又在五中建立水上班，在红星小学、北京小学各建立一个游泳班，各配上教练员（由学校游泳老师兼任，形成由体校中心班、各校水上班、游泳班组成的训练基地网络，为漳州游泳事业的中兴打下了良好基础。由于一大批老运动员的协同奋斗，使得新华水上班训练基地成为漳州游泳事业中兴基地，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漳州水上运动队的健儿们，不仅为漳州游泳事业做出成绩，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当地大型群众水上运动的主力，更是抗洪抢险的突击队。每次的抗洪救灾，他们都奋不顾身的投身其中，多次经历险情，却不计名利，他们为的是心中美好的理想和信念！希望这种体育精神和道德风尚，被一代代的传承和发扬。
  染色的棉花 孤独的承传
  记漳州棉花画制作传承人——郭美瑜
  蔡刚华
  提起漳州棉花画，很容易让人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段让人怀念的日子。因为对生活在九龙江流域的漳州人而言，那时他们迁新厝，贺新婚，往往首选的礼品就是以“丹凤朝阳”、“松鹤延年”为主题的棉花画。若是能得到黄家声、游秋源两位棉花画创始人的作品，更是倍感兴奋。但随着时光的洗礼，家饰材质的丰富，棉花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便退出了市民的视野，更随着两位大师的离世，棉花画的话题似乎也逐渐地被人们所忽略。
  2004年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的记者在进入法国普通人家制作节目时，国外的朋友友好的指着墙上悬挂的漳州棉花画，兴奋地表达“欢迎，来自棉花画故乡的朋友”。这个信息很快反馈到了漳州，有关部门多方寻找才找到了漳州唯一仍在制作棉花画的名师——郭美瑜，商谈能否再次重振棉花画，让它再次重振雄风，走出国门……
  当年走进郭美瑜那简陋的制作场地，探访这位师从黄家声、游秋源大师的棉花画传承人，还是在她刚刚得到漳州“民间文化优秀承传人”荣誉称号之际。说是制作场地，其实就是在她谋生的小照相馆里，单靠制作棉花画已很难维持生计，从棉花画厂下岗后，她便承继了祖父留下的百年老店“璇宫照相馆”。在这个不足十平米的小店内，郭美瑜径直地把我带到她刚刚为福建省工艺美术馆开馆准备的作品《百鸟朝凤》前，真的被震撼了，一只昂首于山岗的凤凰，那浑身五彩的翼羽，迎风而飘，在它傲视的炬光下，仙鹤引颈高鸣；鸳鸯嬉闹相随；松鸡娴悦安娱；春燕呢喃低语。不同季节的鲜花争相怒放，只为一睹百鸟之王的神彩。郭美瑜的制作功艺是相当的精湛，一根藤，一缕丝，一撮不经意的细节都可以被精致的细品。
  问及棉花画的历史，郭美瑜的兴致便提了起来，她告诉笔者，棉花画最早是漳州一带弹棉匠为满足顾客的需要，在棉被上铺花缀字。弹棉师傅黄家声、游秋源等人为寻找弹棉行业的新路，大胆创作，把附在棉被上的平面棉花画分离出来，运用扎、塑、贴等工艺手法，配上无光纺布山水画作背景，镶入精致的玻璃镜框，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棉花画工艺品。
  当问及她从师学艺的过程时，郭美瑜笑得很灿烂，她很感激能有这样的机遇学艺于黄家声、游秋源两位师傅，也就在1971年，漳州棉被社组建了一个棉花画制作车间，说是车间其实就是在现在的芗城南门头沿街店面的楼上隔了一间不足十五平方米的小地方。当时为了开拓棉花画，特意招了五个16岁左右的女孩子来学习，郭美瑜是这群女孩当中的大姐，那年她刚好18岁。当时两位师傅并没有急着让她们入行学艺，而是师傅自己扎棉捻线，她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整天睁大眼睛看着师傅忙活。用她们师傅的话就叫做要她们看“饱眼”才上工，等她们从一个程序“看饱”了再接着看另一程序，这种毫不保留的跟班，着实让这群刚走出社会学艺的女工受益匪浅。“饱眼”后她们从一只松鹤，一束花草入手，她们边学边做，悟性很高的郭美瑜又自学了素描构画法，为了掌握动物及人体塑像基本功，她又请教了同厂的雕塑师郭旭狮，郭师傅在当时可是一个顶有名气的工艺人材，他当年曾参与了福州五一广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塑像创作工程。1973年漳州棉花画在广交会上大受外商欢迎，她们棉花画厂第一批招收的女工便开始承担棉花画出口制作任务。
  回忆当年漳州棉花画厂的鼎盛时期，棉花画厂的效益在市二轻系统里是最好的。在那段称得上是棉花画黄金岁月的年代里，棉花画厂的女工找对象，就像外贸市场上的棉花画一样的“畅销”。1979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祖国新貌》记录片拍摄组还专程来到了漳州，他们把镜头对准黄家声和郭美瑜等五个女工。这是继漳州木偶头雕刻被拍成纪录影片后，漳州的又一手工工艺再次得到电影胶片的记录。在当时棉花画供不应求，主要以出口创汇为主，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80年代仅漳州市区就有两家专门生产棉花画的企业，一厂生产“创始牌”棉花画，二厂生产“家声牌”棉花画。此外还有漳州市镜艺厂、广告公司、工艺厂、民政工艺厂和龙海镜艺厂等10多家企业也兼营棉花画。漳州的棉花画产品畅销省内外，远销日本、西德、美国等地。我国外交部还曾把漳州棉花画作为外交馈赠的礼品。
  为了克服棉花画品种的不足，郭美瑜还尝试着将其它材料不断的添加到棉花画的作品中，大大丰富了棉花画的立体观感和表现题材。她从1981年开始便与游秋源合作将绒线引入作品的表现材质，开创了绒线画创作的首例。后来又把光导纤维也引入棉花画作品中，将原本表现单一的镜框，让它接上了电，加强了作品的光电效果和动态感。1981年绒线画作品《凤凰》，参加了全省纺织品比赛大受好评，1982年她创作的《白兔与蘑菇》获市工艺美术作品赛优秀奖；1987年她的声光电棉花画作品《丹凤呈祥》获全省工艺作品百花奖，同年并参加了全省工艺美术创作设计代表大会。
  如今棉花画已很少被人提及，就象一个被遗忘于冷宫中的宫女。这种失落的出现，除了市场竞争中少数棉花画厂的以次充好外，还有就是棉花画花样品种的单调也造成人们审美感观上的短暂疲劳，其次就是棉花画的制作过程繁细，时间工期长，难有高利润可图，厂家也逐渐地放弃。
  当问及漳州现有的棉花画制作人数时，郭美瑜的神情便凝重了起来，当年一起制作棉花画的姐妹们有的当上了珠宝店的老板，有的从事于其它工作，就连她后来招收的徒弟也都无一从事棉花画的制作了，她现在的困惑除了棉花画后继无人外，另一个对棉花画最大的硬伤害也一时无法克服。她解释道，漳州唯一的漂染厂倒闭后，脱脂棉花的上色就无法进行，就连棉花画专用胶水也无法得到。这些问题不解决，漳州棉花画走出低谷便无从说起。今天的这种情形，热爱棉花画的郭美瑜感到束手无策，她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就像一个长时间孤独旋转的舞者，没有舞台音乐配合，没有台下掌声的响起，最终只能让舞者逐渐放慢旋转的舞步。一个人的传承既是漫长的坚守更是一种勇敢的独行。
  再次站在郭美瑜的巨幅棉花画作品《百鸟朝凤》前，我们看到的是这只孤独的凤凰在翘首等待，它在等待什么？我相信它一定是在等待棉花画春天的再次到来。
  天一信局之南兴民局
  苏通海
  南兴民局在芗城
  名闻遐迩的天一信局在漳州的分局叫什么名字，位于漳州何处，一直是个谜。随着新史料不断面世，我们终于找到了它，弥补了漳州相关史志的不足，也发现《征信录》上的不全是“诚信”。
  天一信局史料的不足，层层迷雾锁蔽着这曾经辉煌的民间邮政汇兑机构。《漳州邮电志》、《芗城区志》以及各相关志书，都这样记载：“1917年菲律宾的天一批郊由郭有品的儿子接管，易名‘南兴信局’，同年漳州的天一批郊也改称‘南兴信局’……”这样描述始于宿儒陈怀曦先生，从陈侨森先生馈我的一份复印件里可以看出，在原始材料极端缺乏时，能这样写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相当准确的，起码给我们指出研究方向。
  2012年为了冲刺申请“世界记忆遗产”，福建省档案馆出版了《福建侨批目录》一书，第130条目为：“福建邮务管理局关于批准厦门义利号、合昌造记、民理财和南兴民局注册致厦门一等邮局函”；时间为1916年04月01日。有了这条目录就可以把“南兴民局”的“出生日”定下来，各相关志书记载都可以作一些小小的更正。至于著名的天一信局为何要另起名称，估计是另有苦衷。
  对民间收藏品的深入研究发现在天一信局的一些实寄封上，有一种门框式戳记（图3），这些戳记里面的天一信局和南兴民局的称呼是并存的。也就是说，天一信局并没有改名字，但增加了“南兴民局”的名字。另有一种无框戳，干净利落就是“南兴民局”（图1、图2），而其它与天一信局之间的收、转、兑的戳记也是同时存在。因此，我对天一局改名说产生了怀疑。
  还有一个重要的提示，戳上刻着的是“南兴民局”而不是“南兴信局”，这是不容忽视的。由政府、官方举办的某些企事业单位称为“官局”，如钱币铸造局、邮政局等；官局自有官局的作派；天一信局是由私人创办、经营的，所以它是“民局”，必须向官局“挂号领照”。
  这封天一局侨批，戳记是：“南兴民局住漳城南市街泰来原址”（图4），南兴民局就在清、民时期漳州最繁华的古街市“南市街”，这是从旧桥（中山桥）进城（芗城区）的商业古街。中山桥是当时广东、福建陆路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天一信局在这里开设分局是合情合理的。
  民国“十年七月卅日”的另一封天一侨批上，有一处醒目的戳记“漳州南兴民局书柬”，封上另有一个双排戳：“郭有品天一银信局领批银住漳州南市街泰来××”。这个信封与图4侨批两处戳记都提到了“泰来”，这是一家什么企业呢，能和天一局强强联手，代理天一局在漳州城区的业务呢？
  带着数年来对泰来的疑问。拜读黄叶沱老先生的《史事钩沉话漳州》。黄老先生是漳州硕儒，又是文史专家。
  黄叶沱先生说（注1）：“还有历史悠久，自清末以迄民初的泰来当店，店址在南市街（今香港路门牌82号，后门通龙眼营巷），店老板姓黄，海下人（说是角尾锦宅社人），是一家领有官家执照，营业额巨大的当店。民国以后，由于南北混战，政局极不稳定，泰来当店老板不安心经营，遂宣布‘止当招讨’，最后又将所有押品进行拍卖后停业。”
  侨批封找出来，用放大镜把这个长条戳再仔细比对。果然，缺了的这环真的补上了，越看越像是“泰来饷当”（图5）。向陈侨森先生要来黄老先生的电话，赶紧赴黄府上当面致谢。看了我的侨批，黄老先生也判读出是“泰来饷当”。黄老先生说：清代漳州的“泰来当店”的招牌写的确是“泰来饷当”。“饷当”的含义就是领有执照并向官府纳税的当铺。既然是“一家领有官家执照，营业额巨大的当店”，那么同样是营业额巨大的天一侨批局，委托“泰来饷当”代理漳州城的侨批分发，侨款解付，回批的收拢，就无后顾之虞了。
  黄叶沱先生说：店址在南市街（今天香港路门牌82号，后门能通龙眼营）。这个地点是非常适合，这条小巷原称龙眼营一巷，是从中山桥延伸过来通往另一繁华商业街龙眼营最近的路。
  小巷与香港路交接地两边是两间店面开间较小的房子，怎么也无法和流传天一总局恢宏的中西式大楼衔接，两者反差太大了。
  从漳州图书馆编印的《漳州民国初期文献三种》，笔者找到已经有近百年历程的“泰来饷当”。《龙溪县商会征信录》（注2）“之丁，广南路（双门顶至南门十字街）按店面阔度派款表”下记载了“泰来饷当”当年的确切地址，且整条街道也只有这处有“泰来”的店号：“八五、泰来、当铺、9呎呎（英尺）派款额22.50元”。刚好在龙眼营一巷巷口，且整条“广南路”仅标出这条小巷。
  这是陈炯明治漳改造市容、市政、根据店面开间派款原始记录。
  来到早已没有信局、没有饷当的泰来原址，这是间已经在原地翻盖加层的半新不旧的店面（图6），进深约二十米、基本面貌依旧，叨古城保护之光，这“五卡其”古貌或将长久保存。然这店面开间不是《征信录》上写的“9呎呎，不是这一条街上开间最小的店面，左邻右舍，对街商铺，还有开间比它还小的。
  照片左边，就是从中山桥过来，通往当时店铺林立、有当时漳州最高楼“悦来客栈”的龙眼营的捷径——龙眼营一巷。右边就是黄叶沱先生记录的“泰来饷当”原址；但作为天一批局在漳州唯一可寻的，兼有天一局别名“南兴民局”的分局，则只能从侨批封上考证。
  想来，为了少交一点道路拓展费，店铺老板和工作人员是动了点小手术的，有意少报了店铺开间的宽度。当时书籍印量不是很大，识字的人又少，估计也没有人注意到吧？
  南兴民局由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暇顾及亚洲，东南亚华侨的各行各业得到空前发达。真正是南洋兴则祖地旺，附丽于华侨的侨批局呈现一派大好形势，为什么天一信局突然间想加添一个不怎么醒目又不怎么响亮的新名字？
  2012年12月，福州召开国际侨批研讨会，笔者有幸向海内外侨批达人讨教。会上分发二本资料，其一为《福建侨批档案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虽然《目录》上只有文件档案的题目，但为解决“南兴民局”的由来，提供了重要档案依据：
  “4、大清厦门邮局1900年信局注销和准备重新挂号理由表（大清厦门邮政局1900年）（注三）。
  75、厦门一等邮局关于打压民局……对未注册并走私邮件民局的处理致福建邮务管理局的半公函（厦门一等邮局1913年9月29日）。（注四）
  …………”
  林林总总的档案我们无法一窥堂奥，高度提炼的题目已经很清楚表明官方的立场。
  侨批局的调查已非自今日始，海关、海关邮政早已对侨批局的运作与数量规模作了详尽的报告。对潮汕闽南数量可观的华侨来信、侨眷回批能带来可观邮政资费早就垂涎三尺，巨大的汇款额还可产生多少好处更眼馋。泰西各国公用邮政是国家的，中国各埠头各港口活跃的民信局（兼及潮汕闽南专营或兼营侨批的批郊批馆）的存在，对国家邮政的垄断是实实在在的挑衅；动了国家邮政的禁脔，对民信局、侨批局的限制打压的最有力的打击，是取消他们的挂号，禁止他们的业务活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是查禁他们的走私。
  还是看看《目录》里的一些条目：
  “143、厦门一等邮局关于呈递截获如鸿、亦宜安、天一等民信局走私邮件……等给福建邮务管理局的备忘录（厦门一等邮局1915年7月12日）（注五）
  175、…关于在白水营截获寄浮宫天一民局走私批信并处罚金致厦门一等邮局函（福建邮务管理局1915年9月29日）”（注六）
  邮轮货轮上不时能找出侨批局为了节省一些资费私自挟带的信件，从回批总包里也可以查获一些多出来没报关，或者一封回批里夹带多人回信。猫和老鼠的游戏从不间断过，国家邮政和海关有时就恼火起来：
  “198、福建邮务管理局关于附上民局营业执照及政务厅要求关闭天一民局致厦门一等邮政局函（福建邮务管理局1915年11月24日）。（注七
  203、福建邮务管理局关于政务厅要求关闭在厦门注册的如鸿恒记天一民局致厦门一等邮局函（福建邮务管理局1915年12月31日）。（注八）
  208、福建邮务管理局关于收回颁给天一民局的营业执照政务厅要求关闭天一如鸿和恒记民信局并上交营业执照等……事务报告（福建邮务管理局1916年01月10日）。”（注九）
  天一局主事者们，也是费了许多心思去与福建邮务局、厦门一等邮局及其它的公公婆婆们搞好关系的。怎奈婆婆们发了火，从厦门商会、南洋公会、侨领包括我国驻外领事或仗义执言、或软言相求都压不下这火。侨信是或多或少每帮都来，附信的款项也源源不断，回文也及时流回厦门集中点，天一批局经过长达二代人辛辛苦苦聚攒下来这些业务，所树立的规程、规范一朝被打破，侨批的传输被延误，要恢复元气谈何容易。
  天一批局的决策人决定了一个新方法，他们及时向“婆婆”呈上一个申请：
  “209、厦门一等邮局关于呈递南兴、民理财民信局注册申请给福建邮务管理局备忘录（厦门一等邮局1916年01月10日）。”（注十）
  你看，时间掌握得真准。关闭天一局的公文旅行结束，南兴民局的申请也快批下来。可是你想得美，邮政部门也不是吃素的：
  “224、厦门一等邮局关于厦门民理财民局要求申请注册营业执照及该民局申请人与如鸿、恒记和天一民局没有关联给福建邮务管理局备忘录（厦门一等邮局1916年03月14日）。”（注十一）
  经过厦门邮局二个多月的调查，他们得出结论：“民理财民局（和他们重点注意的）如鸿恒记和天一民局没有关联。”而对南兴民局进行调查与天一局的关联，应该是题内之事。从这一备忘录里推论，如果查实另外申请注册“南兴民局”原来就是天一局，结果不言而喻。
  “230、福建邮务管理局关于批准……（厦门三个民局）和南兴民局注册致厦门一等邮局函（福建邮务管理局1916年04月01日）。”（注十二）
  1916年4月10日，福建邮务管理局批准南兴民信局与内地分号交换包封邮件，南兴民局终于合法走进我们的视线。
  天一总局与旗下各国内分局及南兴民局在与邮局的磕磕绊绊中，用这稍带狡黠小手段，终于顺利完成侨信分发、侨款解付、回信收拢回寄的任务，侨胞侨眷之间的通信汇兑得到顺畅流通，天一局也在一战期间及以后得到长足的发展，走向辉煌。
  注一：又见《漳州芗城文史资料（合订本）第2095页，蔡庆麟、黄叶沱著》）
  注二：《漳州民国时期文献三种》之《征信录》漳州图书馆编印
  注三：《福建侨批档案目录》福建省档案馆编第2页（以下有编号引文皆出该书不另注，编号为本书目录序号，文为该序号之档案名录，小括号内为文发单位及发文时间。）
  注四：同上书第5页
  注五：同上书第9页
  注六：同上书第10页
  注七：同上书第12页
  注八：同上书第12页
  注九：同上书第12页
  注十：同上书第12页
  注十一：同上书第13页
  注十二：同上书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