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州开元寺
  田丰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朝廷诏令天下，创建开元寺院。州郡奉命大兴土木，营建开元寺、开元观。或将已有的寺观扩建，改名为开元寺、开元观。
  漳州开元寺的前身建于唐嗣圣年间（684），址在漳浦县，原名称无考，至开元奉诏改名为开元寺。唐贞元二年（786），漳州州治由漳浦迁龙溪桂林村（今芗城），贞元十七年（801），李登任漳州刺史，奏移开元寺于登高山（今芝山）南麓。
  雄冠全闽的佛寺
  佛教传入中原之初，信徒摹仿古印度供佛方式，即在崖壁凿窟为寺，如云冈石窟样式，后逐渐发展为围绕佛塔建寺，如五台山样式，或以佛塔为寺，如南传佛教的塔寺样式。到隋唐，佛寺逐渐汉化，形成伽蓝七堂的规制，如漳州南山寺，在中轴线依次坐落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戒堂、藏经阁、塔院。
  漳州开元寺建制恢宏，选址郡城的风水宝地，即芝山的正南麓（芝山东麓，于五代时期建净众寺，芝山西麓于南唐建法济寺。此是后话），兴建汉传佛教大寺院，其规模雄居诸州寺院之冠。寺院建筑群布局沿中轴线设有山门、正殿、藏殿、法堂、戒堂、方丈碧玉堂、大圆觉海堂、应真阁、千佛阁、鲸音阁、御经楼、咸通塔（经幢）等等（大致沿今芝山大院中路由南向北依次排列），两侧为庑廊和斋堂禅房。
  漳州开元寺不仅建筑规模庞大，而且藏有珍贵佛典及珍稀宝物。寺内原有唐明皇铜像，又有金宝牌、金宝轮，皆御赐之宝。宋太宗御书经疏一百二十卷，宋仁宗篆书“明堂”二字、飞白书“明堂之门”四字。诗云：“铸金像出开元末，检玉书藏景德间。”运使蒋之奇诗：“铜像何年铸，金身近代修。梁间馀旧志，从愿刺南州。”从诗句中可知，五代时期，漳州刺史留从愿曾重修开元寺。并明确记载唐代时，漳州开元寺已经有了《开元寺志》。
  唐会昌五年（845）四月，唐武宗诏令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义中和尚就是在这一年离开开元寺，遁入九层岩草创三平寺的。不可思议的是，唐武宗在灭佛当年即暴亡。唐大中元年（846），宣宗即位，大赦天下，宣宗“乃下诏有会昌中灵山、古迹、招提弃废之地，并令复之，委长吏择僧之高行者居焉”。宣宗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迅速纠正武宗灭佛的不良后果。大中三年（849），漳州刺史郑薰奏请朝廷，为褒扬义中和尚矢志传法的修行，准予“广济禅师”的封号。邀请义中和尚回开元寺主持重建工程，并重振弘法道场。
  高僧辈出的道场
  漳州自古称“佛国”，自唐迄元，境内寺院大小至六百余所。漳州开元寺并非徒有虚名，历史上曾造就众多高僧，这里仅列举《漳州府志》中明确记载的四位高僧：唐代义中禅师、宋代从谦禅师、明代樵云禅师、本源禅师。
  义中禅师（三平祖师），义中，俗姓杨，原籍陕西高陵县。其父入闽任福唐（今福清）县吏，唐建中二年（781）正月初六，义中出生于福唐县衙。从小不食荤腥。十四岁出家，二十七岁具戒为僧。宝历中（825—827）结庵开元寺，旁请法者三百馀人。会昌五年（845）汰僧，乃入三平山，创建三平寺。大中三年（849），漳州刺史郑薰奏号“广济禅师”。咸通十三年（872）十一月初六圆寂于三平寺。
  樵云禅师（龙裤祖师），俗姓郭（一说周氏），名真常，海澄人。年少入漳州开元寺为僧，后离寺到歧山隘口结庵，白天为路人施茶，夜间诵经修行，后辟建石室岩。万历庚子（1600）到宁德支提山辟支岩，在说法台下结茅，迎候大藏经，苦修三年。经乡绅诚恳请求，创建碧芝岩，并在此修行十多年，期间游访普陀山、五台山、天台山、曹溪等道场，奉送藏经回开元寺庋藏。樵云禅师以卓越的修行，得到万历皇帝御赐紫衣。樵云禅师一生披荆斩刺，攀崖面壁，山疏蕙糜，独创两处禅岩，十几年间读经苦修，并迎送藏经入祖庭供养，获赐紫衣，当之无愧。
  本源禅师，明初漳州开元寺僧人，只身往南靖龙岭（今漳浦车本村）创建青龙庵。明永乐十五年（1417）奉召入京。现青龙庵扩建成青龙寺，有名胜卓锡泉，黄道周题匾“泉锡还清”。
  漳州开元寺高僧义中和尚在逆境中，舍生传法，克服千辛万苦，创建三平寺，使开元寺的法脉绵延不绝。三平寺蒙义中大禅师大德修行之福，一千多年来名闻遐迩；从谦禅师在石壁山（今云洞岩）辟谷成仙，留有“师谦洞”遗迹，给云洞岩增添禅风道骨的灵韵；樵云禅师创建宁德碧芝岩、漳州石室岩，这几处高僧禅修地，早已成为名胜，吸引四方信众朝圣。而其祖庭漳州开元寺规模列八闽诸州之冠，现在知道的人少之又少，这样的现状实在令人惋惜不已。
  儒释交织的宝地
  历史上，开元寺长期拥有数量巨大的寺田寺产，管辖的庵院达九十六所。在宋代，“举漳州之产而七分之，民户居其一，而僧户居其六。”即使到了明代，其财产仍占据全州总财产的一半还强。旧志书记载：“闽自王审知以来，寺院半民家，定田爲三等，择其上者以与僧，盛可知矣。”由于开元寺财大气粗，影响力大，宋代管理佛教事务的僧纲司就设在开元寺内。
  开元寺盘踞风水宝地，并且坐拥海量的财产，信众遍布士农工商。这样的情形，令宋代知州朱熹及历代秉承朱子理学的地方官员与儒生等大为担忧和不安。朱子的得意门生陈淳认为，风光名胜用来作为学校场地最为合理，可惜被寺院占据。“登高在乾，其形雄伟秀杰，为诸山之冠。惜其下以浮屠镇之，浮屠无父无君之教，非圣世所宜容。而所谓开元寺者，又非圣朝创建，特有唐之陋俗，而五代之所沿袭。移之他所，有何不可？”陈淳不惜笔墨大书《上赵寺丞改学移贡院书》，建言将登高山上的寺院改作学校，以崇儒重道。朱熹知漳时，发布多道移风易俗的政令，关闭以礼佛为名的私自聚众场所，禁止四十岁以下的女子出家为尼。这一系列措施，目标明确，直指僧堂，大刀阔斧地切断僧俗之间似是而非的联系。闽南地区盛传朱文公与开元寺恶僧斗法的民间故事，是有其历史依据的。宋代知州朱熹及历代秉承朱子理学的地方官员与既得寺院利益的僧人之间的较量，一如既往地进行，芝山上的书院与寺庙成犬牙交错状此消彼长。
  宋末，文天祥（1236—1283）率官军与元兵周旋于汀州、漳州一带，作有《驻师漳州夜宿开元寺》：
  天涯有事恼寒宵，欢喜名蓝转寂寥。
  满目风烟迷法界，极天榛莽乱渔樵。
  包胥谩向秦廷乞，宋玉谁怜楚岫招。
  海国孤忠凭一旅，还祈佛力佑清朝。
  宋末，开元寺毁于战火，唐明皇铜像及宝物失踪，御书经卷化为灰烬。元元贞中（1295—1297）重建开元寺时，将西湖畔的净慧寺（罗汉院）并入，取名“开元净慧万岁禅寺”。此时的寺产为苗米一千五百五十石。
  明洪武年间，朝廷大量消减佛寺道观，拼的拼，裁的裁，漳州众多寺院被取消，只保留开元、法济、净众、龙山、南山五座寺院，合称“五禅”，开元寺以其雄厚资质，居“五禅”之冠。当年在开元寺山门立“紫芝峰”石匾。
  清同治三年（1864），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漳州，郡城及属县官署寺庙几乎全被战火焚毁。开元寺被太平军焚毁，残存石件或湮没地下，清官府随后在开元寺残址上修建试院、考棚。当年清总督左宗棠奉命围剿太平军，两度驻扎漳州，当地官员请其题写柱联。其联句云：“经始问何年，果然逃墨归儒，天使梵王纳土；筹边曾此地，大好修文偃武，我从瘴海班师。”光绪三年，知府沈定均增建外棚。清末朝廷废科举前夕，光绪二十八年（1902）试院改为漳州府中学堂，由此，漳州第一所新式学校在芝山诞生了。
  民国时期，开元寺遗址部分改建成为兵营，后又为驻闽绥靖公署。
  开元遗珍今何在
  开元寺留下遗物有咸通塔残片（现存漳州市博物馆），其他零碎残件如碑刻、柱础等石构件散布于市府大院及一中校园、市医院等建筑物之间。
  咸通塔，是开元寺众多经幢之一，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唐咸通四年建，建州参军刘镛书。书法遒劲，有晋人风致。漳南金石刻文，此爲其冠。历任漳州官吏，以持有咸通碑拓本为荣耀，郡人遂摹搨盛行，清初鸿儒顾炎武评为“天下第一经幢”。清同治三年（1864），太平军烧毁开元寺，咸通碑受到重创，刻满经文的主构件碎为数块残件，后被民间人士收藏，民国初建漳州公园（后改名中山公园）时，残件主体拼合成八棱柱体，立于园内供游人观赏。“文革”中，咸通碑八棱柱体残件再度被毁，现仅十一片残件存于市博物馆。漳州市图书馆于2000年以残件拓片影印出版，由省文史馆馆员黄超云先生作序及注解。
  开元寺僧堂碑，市医院宿舍区遗存一通开元寺残碑，现残高134厘米，宽50厘米，厚约13厘米。碑额抹角，浮雕虬龙，碑沿平雕如意云纹。所幸碑题、碑文首句均清晰可辨。碑题是：“漳州府开元寺僧堂记”。正文首行：“漳州郡治旧在漳浦梁山之下，漳水出……”；第二行：“宫宇恒产居民间之半，山水明秀者。多……”；第三行：“……如蛟龙震踔，虎凤翔跃而后……”；第四行：“……考亭□夫子曾守漳，读书于是……”。这是开元寺存世的有确切标识的稀有物证。碑文中“宫宇恒产居民间之半，”之语从侧面印证了志书对开元寺“建制恢宏，其规模居诸州寺院之冠。”的评价。
  东井，在开元寺东，是漳州城水质最上乘的深水井，泉号第一，名东冷泉，深可十丈，简称东井。
  开元寺香灯租功德碑，近日，芝山大院工地出土若干石构件，其中有一通残碑，碑额是“太守楊公清理开元寺香灯租功德碑記”，立碑时间是明天启元年（1621），残篇计581字，内容是官府清理开元寺寺田财产后的结论，并附清单。这是讫今出现的信息最丰富的开元寺文物。
  泉潮之间唤开元
  漳泉潮三州都有开元寺，尽管三州开元寺的前身各有不同的来历，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同时奉诏更名为开元寺。泉、潮两州开元寺原址保留至今。而当年雄冠全闽的漳州开元寺，却销踪匿迹多年。虽然如此，漳州开元寺还是留下许多美丽的故事，还有珍稀的文物。漳州中山桥南端，有一圆形水潭，老名“钟坑”，这个“钟坑”就与开元寺有关。
  传说很久以前，溪北的开元寺和溪南的南山寺遥遥相望，每天早晨，南北两大寺院的钟声此起彼伏，很是默契。一到夜晚，开元寺的铜钟就会飞越南门溪，与南山寺的铜钟相会。第二天黎明时分再悄悄飞回开元寺，开始新的一轮二重唱。如此多年，相安无事。不想，又是一夜欢聚之后，开元寺铜钟返航途中，桥头下有一坐月子的妇人正在洗涤污秽之物，血光直冲钟窍，开元铜钟一头栽入溪中，坠落点顿成深潭。南山寺铜钟痴痴等不来北边的钟声，因伤心过度，铜壁竟然裂开一道细缝。从此，漳州城内外听不到美妙钟声了。
  这一美丽传说，寄托人们对开元寺的一腔情愫。漳州自古与佛结缘，信众有舍宅为寺，有舍财礼佛，有散财行善，有虔诚膜拜，有苦行修持，所谓财布施、法布施、心布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开元寺碑石的出土，似乎是漳州与佛缘绵绵不绝的象征，又好似在呼唤人们广发菩提心，重振开元寺的法脉。
  重建八卦楼记
  王作人
  兴废，物之常理，唯夫物之系於人者深，斯其废而复兴也速。虽欲不为，不可得已。吾漳之八卦楼，一名威镇阁。建于城东南隅，正当八卦巽方。形家谓赖以填补低洼，突出形胜，起峰而兆文明。盖近则为郡人登眺，远则为过客观瞻。雄伟壮丽，威镇一方。千百年来，在人心目。庶几乎攸系地方史迹，非寻常楼阁比也。是故，明万历六年，郡守罗青霄，贰守罗拱宸兴建。清初废于海氛。乾隆二年，守刘良璧兴复。二十二、二十四年雷洊震，守蒋允焄复修。修坠举废，未尝或息。尔者，文革扰攘，夷為平地。然而改革开放之今日，又即议重兴，其势蓬勃不可遏抑。岂非物之系于人者深，斯其废而复兴也速歟。市人民政府关心地方文献，谋兴复者屡矣。今年夏，复与开发公司协商，谋既僉同，即日兴工。架梁為基，何异乎昔据城垣之上，三层高耸，八面开扩。爰稽照片，悉仿旧制，所不同者，易砖木而水泥耳。且今之漳郡，与昔日大不相同矣。吾知斯楼工竣，登高一览，山川如旧，风景皆新。二秀水、五名山，依然在望。而城乡建设日新月异，正复更仆难数。防洪之长堤如带，战备桥与环城路桥，横亘於漳江之上，落落长虹，风光如画。市区则旧城之改造，多撤旧而翻新，楼屋之崚嶒，复凌空而竞起。市廛之货物充斥，工厂之生产纷陈；乡镇建设，几侔城市。若者为蓝田，若者为角美、港尾。开发之工役繁兴，外商之投资麕集。奇迹隐隐可指。远近之从事经贸而来此者，车声人迹，日驰骋于城乡市肆之间。工商业之发展空前，其繁荣景象，洵无魏闽南金三角之称。凭栏之际，抚古怀今，一俯仰间，心旷神怡。有非落霞孤鶩齐飞，秋水长天一色所能尽其胜慨者矣。至若龙文山之文昌古塔，紫芝峰之鼎峙三亭，咸诸历史文化名迹，继斯楼而连类及者，或复或修，亦庶几拭目可待乎。
  郡人王作人撰文
  公元一九九七年岁次丙子十月
  王作人先生行述
  杨嘉福
  王作人，讳迪坤，号括斋，别号豫庵，世居漳州上苑街。考复一公，讳履亨，字咸熙，学者称宗敬先生。复一公笃志操行，究心性理之学。公有子五，先生最晚出，盖公六十四岁时生也。
  先生幼即受学於复一公，博通经史，为侪辈所重。青年時随父兄讲学乡里。抗战伊始，侍复一公避乱丰山银塘、乌石亭埔尾等地，兼以教学为业。1941年，馆角美龙田。尔后执教漳州进德女中，因校董不以诚相待，毅然辞职。1947年，滨海侨乡碧湖小学复办，先生遂执教焉。
  碧湖小学前身为著名旅菲华侨杨在田先生于1905年创办的家庭塾学。杨在田先生热心教育及慈善事业，1908年增设社里塾学，社里子弟皆可免费入学。先是，长兄王少槐在此执教三十五年。及先生执教碧湖小学，由私立而转公办，先生泰然处之。碧湖距漳城六十里，先生月仅回家一两次，且常步行往返，然从不贻误教程。先生教人循循善诱、摩揉迁革。课余兼以书方，故学生中不乏善书者。碧湖小学建有中草药圃，先生常带领学生远足至天成山，采集中草药回来种植，品种达数百种，由学生轮值管理，乡人亦多赖以治病。吟草中有诗云：“扶杖天成已十遭，不嫌道远与山高。云中乍现危峰出，日下浑忘行脚劳。路入松杉争虎豹，天连壁峭仰风骚。眼中邱壑前修在，六十行年亦自豪。”
  先生寡言慎行。居碧湖，凡三十三年，待人以礼。学生中有不规矩者，从不妄加苛责，惟以自责而已；与人相处，概不以己见加人，乡人德之。上世纪中叶，各类运动频仍，而村人无分毫触犯，先生亦得以潜心学问。间与二三知己寻幽探赜、访古问俗，怡情山水间。先生律己甚严，长年坐不躬身、行不乱步。应接之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先生性至孝，终身孺慕，耄耋犹祭扫先茔。师曾祖曾习轩孝廉及师祖曾小轩廪生墓在郡北牛头岗，因曾氏绝嗣，先生继承复一公遗志，对师门曾氏坟茔尤耿耿维护，每年重阳节必亲往祭扫。晚年患脚疾不便，亦必备牲礼由子侄、学生辈前往祭扫。昔复一公尝命诸子务以天下第一清贵职业是任，先生终身无改於父之道，且其子孙辈从教者亦层出不穷。
  先生嗜古，凡地方忠义节烈及有关正民心、醇风俗的先贤遗迹、文献尤再三致意。邑中名胜云洞岩，自唐迄今，名贤踵至，题刻琳琅。先生少时受黄仲琴先生之嘱，勦心冒寒暑，援藤攀崖，历时五十年，对云洞岩凡一百六十多条题刻的内容、位置、字体、大小、作者生平及事迹逐一考证，辑成《云洞题刻录》一书。上世纪中叶，云洞岩因村民采石濒遭破坏，先生寤寐不安，亟请当局妥加保护。云洞名胜之保存，端赖先生之力。归漳后，先生以“残篇须整理，旧学漫抛荒”为己任，将家藏的文献资料倾囊公开，自费刊印出《云洞题刻录》、《漳州杂诗》、《丙寅留稿绣英阁诗抄合刊》、《漳海幽光集》、《闽中揽胜集》、《丰山遗集》、《南岩志》等近三十种历史文献，分赠全国各地图书馆及诸同好，殊难能也。1979年，经厦门大学黄典诚教授推荐，先生参与《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在“乾”字条目注解中，引用明代乡贤何楷在《古周易订诂》一书中的释义，受到专家组的一致好评。先生从漳州市教育学院退休后，被漳州市方志办聘为编纂人员。
  先生喜吟咏，诗多至性流露，文则质朴古雅。与同门杨絅斋、黄仲琴、杨巽从诸兄辈；长沙曹典初；上海郑雪耘；北京溥杰、溥松窗、单士元；台湾邱韵香、杨伯西；江苏高式熊；福州郑丽生；同邑叶国庆、沈雪夜、魏宝贵、黄超云、南山寺传允上人等，或鸿雁相酬答，或杯酒相过从，或诗文相唱和，或志书相印证。著有《括斋吟草》、《括斋文稿》，稽古兴怀，亦骚坛之韵事。
  先生深谙书法，得晋唐三昧，尤慕二王及颜鲁公。其小楷严谨中自见神采；而行楷、行草则潇洒俊逸又不离法度，诚道艺相须故也。云洞岩千人洞旁的“丹霞洞天”及罗汉殿旁的“梅花石室”题刻则其所书。而复一公所书“乾坤正气”题刻在朱子祠旁，父子墨宝同辉映于云洞名山，间或有数存焉。
  先生亦治《易》，知“变”之道及幽明相通之法，然世所少知，晚年犹手录《易经》原文。先生号括斋，取坤卦六四爻：“括囊，无咎”之意，六四亦无誉。然丰城剑气自有腾跃于世之光价，1992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优秀教育世家”光荣称号。溥杰先生有赠联：“家珍手泽辉庭训，世继文光绍墨缘”。
  先生生于公元1919年10月14日，卒于公元2006年元月31日，享年八十有八。夫人郑氏，洁己淑行，今年逾百龄。有子男一：君恩；女五：梅裔、次冰、季冰、菊孙、吉冰，皆能继家风，处世有为。
  学生杨嘉福谨述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宗敬堂丛刻目录
  张大伟
  1、云洞题刻录/王作人辑，1985年油印线装本
  云洞摩崖石刻，被誉为“闽南第一碑林”，自隋唐至清代石刻200余处，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王作人先生积数十年之功，登临抄录了160余条，加以简注。由其子女及其学生杨嘉福以蜡版刻印装订成册。该书是首部著录云洞摩崖石刻的文献，对于了解和研究云洞乃至漳州地方文化艺术史颇具参考价值。附录收入瑞竹岩题刻16处、石室岩题刻6处。有叶国庆序、郑丽生跋及自跋。卷首收明黄道周撰《云洞游记》。单士元题签。
  2、王雪江先生墨宝/（清）王乘观书，1986年影印线装本
  王乘观（1849—1911），字少枚，号雪江，又号琢园，龙溪县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恩贡，授经里中。1911年11月殉清。其“画笔沉厚，楷法秀劲有神”。王作人先生于1941年收藏雪江书画作品《朱子语录》、《苏文忠文》2件，浅绛山水画1幅，扇面2幅。1986年誊印成册。溥松窗、潘主兰分别题签。有叶国庆、陈敬、魏宝贵、王作人跋。
  3、寄闲亭墨宝一卷/（民国）王履亨书，王作人辑，1987年影印本
  王履亨（1856—1940），字咸熙，龙溪人。寄闲亭为其辛亥后所葺读书之所。本书收入王履亨手迹近80件。今人魏宝贵在跋语中称“其书法右军，兼善平原，撷采襄阳之妙。气魄雄伟，用笔豪放，学养俱见诸楮墨间，乃字外功夫然也。”
  4、寄闲亭抚古/（民国）王履亨书，王作人辑，1987年誊印线装本
  王履亨，字咸熙，号復一，龙溪人，笃志操行，究心性理之学，学者称宗敬先生。寄闲亭抚古，王履亨先生临晋王右军草诀歌、宋米南宫十七帖，神韻俱佳，堪为后世法。曹典初太史尝歎为临池道范；王选闲孝廉称：“先生立身之大，持己之严，凡一言一动，皆足为后世模范”。寄闲亭抚古为单士元院长命名並署签，溥松窗先生题签曰“復公墨宝”；溥杰先生题联“家珍手泽辉庭训，世继文光绍墨缘。”有张其淦撰龙溪王徵君小传，叶国庆教授序，王作人先生跋。
  5、漳州杂诗一卷/（清）曾虎文撰，1989年据抄本誊印线装本
  曾虎文（1845—1888），字寅仲，号小轩，龙溪县人。邑廪生，曾主南隅义学。著有《述轩诗抄》、《小轩随笔》、《小轩课草》等。本书收入曾虎文诗99首。叶国庆序谓“建州以来千余年之重要史迹，撮举咏叹于九十九首之诗。清漳古今上下之历史风貌灿若列眉矣。用是可以补清季漳地未修方志之罅漏，备续修方志之用”。称“识此编为诗学创新之作”。附《拟天章阁条对》、《乡约四条》。有谢章铤题辞，曾龙文原序，王履亨跋，门人王履亨撰墓志铭及小传。有叶国庆序，王作人附识，丘复、郑巽题签。
  6、丙寅留稿·绣英阁诗合刊/（民国）邱锡熙、邱韵香撰，东山县图书馆1989年排印线装本
  邱锡熙，字缉臣，台湾嘉义人。1895年与许南英、汪春源等人一道内渡归籍龙溪。据王作人六十年代所见，邱锡熙有诗稿5册约400篇，纪年成集。经“文革”，大部分散佚，仅存王作人早年抄录部分诗作及自撰墓志铭，辑成《丙寅留稿》。其女邱韵香，随父归籍，曾到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家任教，后在厦门行医。“早擅道蕴之称，长娴书史”，诗篇早岁即已裒然成集。其夫杨文升擅绘山水，“每一图成，女士握笔题咏，闺门韵事，传诵一时，人且比之赵松雪、管道升”。家藏诗稿已佚，王作人寻得三明抄本，即《绣英阁诗抄》，遂合父女诗稿为一册，由东山县图书馆陈汉波馆长主持印行，成就漳台骚坛一段佳话。《丙寅留稿》有民国18年黄鸿翔序。《绣英阁诗抄》存旧序3篇，许南英、苏眇1公等人题辞5则。有照片。1988年王作人序。饶宗颐题签。
  7、时令病学附方歌诀一卷；时令病学提要列表一卷/杨黄绶编述，1991年影印线装本
  正文题“江左时逸人原本”、“丰山野人述”。杨黄绶（1879—1956），字絅斋，自号丰山野人，龙溪县丰山人（今属华安县）。少受学于王履亨，为师所器重。宣统间随师主教南隅义学，民国时期归里行医，主持碧湖医局。著有《伤寒类方歌括》、《温病条辨方歌括》、《衷中参西录歌括》、《霍乱治法金门》等医书9种。后附王作人撰《杨絅斋先生事略》，署名“漳州市图书馆”。
  8、丰山遗集二卷/杨黄绶撰，漳州市图书馆1991年9月缩印线装本
  本书由王作人编辑。上卷收入杨黄绶撰文（序、跋、论赞、信札）36篇。下卷收诗174首。有王作人撰《杨絅斋事略》，署名“漳州市图书馆”。潮安郑翼序。卷首有“杨絅斋先生七十四造像”照片一帧。刘承幹题签。
  9、复一文存/（民国）王履亨撰，漳州市图书馆1992年影印线装本
  本书是王履亨病逝后，其子迪光等搜辑遗稿，于1947年刊行。1992年，其五子王作人据民国本影印，新附入联语、书2则、德音拾遗。有高振霄、饶聘伊、杨桢原序3篇，杨黄绶、郑添寿原跋2篇，曹典初、林葆恒补跋2篇。张元济、邓尔疋题签。
  10、瞻乌寄庐诗录二卷；守乐教斋词一卷；守乐教斋文录/曹典初撰，1993年排印线装本。
  曹典初，湖南长沙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加侍讲衔。因不满袁世凯窃国，与父亲、叔父三人父子兄弟叔侄同日辞官。辛亥革命后，东渡日本习农。归国后先后在东北、淮南等地从事农垦试验和讲习。1938年后寓居上海。解放后任湖南省文史馆员。五十年代，曹典初曾将寓沪后所撰诗词邮寄漳州。王作人抄辑，40年后整理刊印。有王作人撰《缘起》。高式熊题签。
  11、小轩随笔/（清）曾虎文编，1994年据稿本影印线装本
  本书是清代曾虎文辑录的地方文献汇集，手稿存王作人处。封面残存“卷一”字样。《诗话》多为咸同间地方官员所作，及乡先辈未行世作品。《杂诗》亦然。《文征》为同时期地方重要文告、启事、人物传记，如左宗棠《漳州开元寺改建试院示》。《漳海表微录》收入贞孝节烈、请建总坊启以及陈明娘、曾祈赐、林湘等传记。此外如陆秀夫手札、赖继谨行状等珍稀文献多藉此书存世。《杂录》乃读书笔记，是关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漳州社会的一份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有王作人撰《小引》。书前有1945年门人扫墓旧照1幅。
  12、甲戌蒙难遗稿二卷/（清）王化撰；（民国）王履亨编，漳州市图书馆1994年据抄本缩印线装本
  王化，字召卿，号树棠，清南靖县人。同治十二年（1873）恩贡生。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岁试，七邑文武童生集合向当局提议，为壬申年（十一年，1872年）因学师勒索卯礼被逼自刎的王开泰鸠资善后，当局以“敛财聚众，谋杀大臣”的罪名，将王化充军黑龙江。王化在蒙难中所积遗稿14篇，由其外甥陈兆鳌与钟经堂收集，交王履亨先生编订成卷。又有《示子姪用工》14篇，经王履亨先生编校，单行本名《求道要旨》，于1946年刊印。1994年为甲戌年，王作人重编《甲戌蒙难遗稿》，分上下卷。卷首王履亨序，书后及《漳州甲戌士变记》等6篇文，是清末漳州教育史的一份重要文献。
  13、蛇崙崙展墓图；寄闲亭题咏/王作人编，漳州市图书馆1995年缩印线装本
  本书收入图2幅。一、溥雪斋绘《蛇斋展墓图》，描绘王咸熙先生生前每月朔望日前往蛇崙山祭扫双亲墓茔的情景，图后收长泰杨桢撰《蛇崙展墓图记》及刘承幹、曹典初等人题咏26则。二、溥松窗绘《寄闲亭》。寄闲亭为王咸熙先生生前穷经课徒之所。图后收叶国庆撰《寄闲亭记》及郑翼等人题咏29则。有黄超云序。
  14、中庸示掌一卷/王履亨编撰，漳州市图书馆1995年据王作人抄本缩印线装本
  王履亨先生讲学数十年，晚年对《中庸》颇有研究。本书根据汀州胡蓉芝《四书撮言》“中庸”部分章节，加以集注，手辑成集，“其意在自娱，初不拟以问世”。其子王作人精抄印行。有淮安田毓璠序，曹淑甫来书，杨黄绶跋。
  15、补蹉跎室文集初编/叶国庆撰，漳州市图书馆1995年排印线装本
  叶国庆（1901—2001），龙溪人。厦门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笔耕集》、《笔耕集续编》。本书收录记、序、跋文6篇，诗2首，均为作者与王作人先生交往所作。
  1995年由王作人汇印成册。
  16、述轩诗抄一卷/（清）曾虎文撰，漳州市图书馆1996年据抄本缩印线装本
  曾虎文（1845—1888），字寅仲，号小轩，龙溪县人。邑廪生。同治三年（1864）后主讲南隅义学。著有《漳州杂诗》、《小轩课草》、《小轩随笔》等。门人王履亨保存其诗稿。本书收入诗作约70首。附录收《游云洞岩记》、《游白云岩记》2篇。黄超云撰新序，并做《校勘初见》附于书后，可惜因缩影，字迹太小，几不能辨。
  17、南岩志四卷/王作人编，漳州市图书馆1996年影印线装本
  南岩，位于漳州城南，包括玉泉、凌汉、虎砼、石狮、普陀、紫云、日照等7处名胜，方志载有其名，然遗址多废。王作人先生心系地方文献，搜集志乘中有关南岩的文献资料，汇编成四卷：卷一胜迹，卷二石刻，卷三名贤，卷四艺文。书前有单士元、叶国庆题词，黄超云序，郑丽生跋，自跋。叶国庆、魏宝贵、郑长琰题签。
  18、志古遗玉/王作人编，漳州市图书馆1998年缩印线装本
  本书收入漳州历代石刻拓片90余件。王作人先生多年悉心摹拓金石，保存了许多珍贵的碑拓，既而裒集成册，并为每一件石刻内容及形制加以考订和评述，是一部漳州历代石刻图录，具有较高的地方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有黄超云序。
  19、墓志拓存/王作人编，漳州市图书馆1998年缩印线装本
  本书收入自宋代至清末民初墓志的拓片66件，其他碑拓5件。均为王作人先生以数十年之功捶拓收集，并整理缩印成册。是继《志古遗玉》之后，王作人先生编录的又一部漳州历代石刻图录，保存了宋颜颐仲、明王彦、潘荣、林偕春等人物传记资料，对于研究漳州地方史和古代人物、典章制度等，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有黄超云序。
  20、闽中揽胜集/（清）曾省撰，2000年排印线装本
  曾省，字守三，又字夺标，号习轩，龙溪县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本书为曾省游历闽中山水名胜诗文集。光绪七年（1881）其子龙文、虎文编辑刊行，今已难见存本。2000年，王作人先生据福建省图书馆藏六十年代抄本重印。有清同治十三年（1874）杨先泽序，光绪七年（1881）谢章铤序，2000年王作人跋。
  21、梅坡诗稿/（清）沈希孟撰，2000年影印线装本
  沈希孟，安溪县人。清末举人，寓漳多年。诗稿旧藏漳州曾虎文家，后由王履亨保存。九十年代初，王作人先生加以修复，印赠省内有关图书馆，继之影印成册，抢救地方文献于濒危。有王作人序。
  22、复一吟草/（民国）王履亨撰，1938年铅印线装本，2000年影印线装本
  本书为王履亨生前自编诗集，应于1940年之前刊行。有乙亥年（1935）门人杨黄绶序及自序，1936年黄仲琴序。影印本有丁亥年（1947）高振霄序，称“徵君生时有《复一吟草》之刊，《文存》复曰‘复一’者，仍旧名也”。此序应为《复一文存》所撰，影印时增入，何因未可知。有戊寅年（1938）伊立勋题签，应是初刊之年。前有王履亨先生七十八岁及八十岁照片2帧。
  23、漳海幽光集/王作人辑录，2000年排印线装本
  本书辑明清之际龙溪乡贤陈天定、杨联芳、颜继祖等18人的佚诗60余首，文若干篇。王作人于1940年编订付印，谓“今观是编作者，或甘淡薄，啸傲林泉而无悔；或尚气节，蹈履锋镝而不辞。想其遭逢际运，在当时皆有不得已之苦衷，故其情感所发为文章歌咏，遂多此可重可传之作，宜乎作人之抄录收藏之不已。”六十年后影印。有王作人原序，杨巽从原跋。
  24、东湖先生史料汇编/王作人编，2000年影印线装本
  王遇（1141—1211），字子合，号东湖，宋龙溪县人。乾道八年（1172）进士，历任州教授、长乐县令、赣州通判、毗陵郡守、大宗正丞、户部郎中。曾受业于朱熹，著有《论孟讲义》、《两汉博议》。王作人先生辑录地方志及宋人文集中有关王东湖生平资料及近期申请修复保护王遇墓的文本。
  25、白石先生遗文汇编二卷/王作人编，2001年排印线装本
  林魁（1476—1544），字廷元，明龙溪县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历官至广东参政。著有《白石稿》、《归田录》。本书收入诗、联句8首，文9篇。是王作人先生从史乘、碑刻中辑佚而成。附录收入现存角美镇埔尾村的石碑、祠联。有王作人序。
  26、提呼用耻歌/（民国）王履亨编，2001年影印线装本
  本书为王履亨晚年编写的蒙学读本，在其子所办塾学中作为必修课，教授学童诵习。收录反映程朱理学主张的格言诗歌，易于儿童背诵。由学生陈濬书写后付印。2001年，王作人根据黄少乾保存原本影印。有1935年自序，2001年王作人跋。
  27、童子摭谈忆抄/（民国）王履亨编，2001年影印线装本
  《童子摭谈》，吴惕园撰，王履亨选编为蒙学读本，民国时期刊印本已无存本。2001年，王作人与韩安定凭记忆录下55首，手抄影印。有王作人跋。
  28、蒙学小儿语/（民国）王履亨编，2001年影印线装本
  《蒙学小儿语》，明吕近溪和吕新吾所编格言集。王履亨辑选为蒙学读本，民国时期刊印。2001年，王作人据邱顺德藏本影印。有王作人跋。
  29、国粹诗话选/（民国）王履亨编，2001年影印线装本
  版心题名：“小学阶诗话选”，系“宗敬临时集稿”。王履亨为初入塾学的蒙童编写的读本，内容包括“入塾规矩”等要求蒙童遵守的行为守则，以格言诗歌形式灌输传统礼教常识。民国时期王祖赉书写刊印。2001年，王作人据黄东山保存的幼年在塾课本影印。
  30、括斋吟草八卷/王作人撰，2002年排印线装本
  本书为王作人自选诗集，共七卷，卷八为附录“江南纪游”。自跋曰：“予少承先徵士庭训，课暇窃喜吟咏，历壮而老，积存篇什。惟数十年中，人事之休戚，朋游之聚散，与夫江山胜景，古迹文物之遇合，诸凡记录，实藉留存。往事在目，犹可时资警省。”黄超云在序中评曰：“括斋先生衣食具足，不忮不求。诗坦荡平易，不炫博鸣高，不作镂月裁云之句，以取誉于人。故诗风雅正冲淡，有类于陶，吾意如能稍减诗有关风教之论，当益近于自然。”有黄超云序、自跋。饶宗颐题签。
  31、括斋文稿不分卷/王作人撰，2003年排印线装本
  本书是继《括斋吟草》之后，作者的自选文集。收入序跋等文稿33篇。黄超云序曰：“诸作言之有物，惟修辞立诚，是求不斤斤于辞句之工，故实之奥，声调之美。其立大旨，出辞气，有近于古之志士焉。一曰保存传统文化，再曰发扬民族气节。”又曰：“作人先生文中屡以尊亲爱亲显亲为重，原非俗所谓满脑子封建思想者。先生八十犹慕，展墓不衰，显亲扬名，拳拳在抱，足为当代人伦之典范，其文其行，将垂百世而不朽，抑且久经世变而益新。先生之文非供学子吟诵摹仿之文，实有裨于世道，乃载道经世之文也。虽未必合于时好，通于新潮，而真诚朴实之文，必如是，读者宜重视之。”黄序还从《绣英阁诗抄序》一文关于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的言论中，推出作者好古而协时的结论。有黄超云序。
  32、易说/（明）黄道周撰；王作人辑，2003年排印线装本
  王作人注曰：“据何黄如先生《易诂》眉批附刻本敬刊。”何黄如，即明何楷，著有《古周易订诂》一书，传世刻本有明黄道周眉批。王作人摘录书中眉批整理而成《易说》，为《黄漳浦集》中所未见。
  33、漳州艺文志初编一卷/王作人编，2003年排印线装本
  本书著录自唐代至民国期间，漳州籍人士著述60余种，其中唐1种，宋4种，明15种，清至民国32种，补遗9种。王作人根据所见所知著录而成。这些地方文献，有的收藏在各级公共图书馆或教育科研机构，有的系私人收藏。是王作人多年悉心搜罗地方文献信息，倾力整理地方文化遗产的目录学成果之一。
  34、养正风雅前后编/（民国）王履亨辑录，2003—2004年间排印线装本
  本书系民国时期王履亨为塾学编辑的童蒙读本。分前后二编，前编收宋龙溪陈淳诗，有《训儿童八首》、《闲居杂咏三十二首》、《自警三十五首》。陈淳乃乡间塾师，所作可认为漳州塾学教材的早期范本。后编收程颐、朱熹等人所作箴言、铭文、赞语二十余首。王作人据家刻本重印。
  国宝比干庙，藏身古城中
  林南中
  在漳州老城区，坐落着漳州文庙大成殿、香港路明清石牌坊、林氏宗祠（比干庙）三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对于前二者大家都比较熟悉，而位于振成巷的比干庙，了解的人恐怕就不多了。比干庙是古代漳州七县林姓氏族合建的大宗祠，里面原供奉着中华林氏始祖比干，故名“比干祠”，俗称“比干庙”。1988年6月，漳州比干庙列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1月，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7月，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比干庙确切建筑年代史料无载。从现存的遗址看，原有建筑为三进带东西两庑式的格局，规模甚大，规制极高。其南临杨老巷，北靠振成巷，东至青年路，西接宋濠沟沿东侧。现存建筑为中进“忠孝堂”和东厢与主体相连的一间残存回廊。“忠孝堂”又名“四方殿”，坐北朝南，面阔三间、进深五间，面积430平方米，庙顶为红瓦重檐歇山顶，梁架斗拱雕工精细。经专家考察，具有宋代的建筑风格，因历代曾多次修葺，亦带有清式建筑的痕迹。
  比干，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他出身于商朝帝王世家，是商纣王的叔父。纣王幼小时，比干以相位辅佐，励精图治，勤政恤民。纣王长大后，刚愎自用，荒淫无度，重用奸臣，疏于忠相，殷商王朝开始走上衰败。比干心急如焚，忠贞相谏，“立朝三日进造不退”，被纣王忌恨而遭剖心处死。比干被纣王剖心后，其正妃媯氏怀孕三月，避难于山林，生子坚。周武王感念比干忠烈，赐比干之子坚为林姓，这就是天下林姓的开始。孔子称比干为“三仁”之最。《论语·微子》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比干的爱国思想和仁义精神，深受世人景仰。其以死谏君的思想，被称为“天下第一仁”。
  据文献记载，漳州比干庙最早的管护者为居于漳州旗纛庙一带的林氏族人。明洪武年间，县令刘孟雍、县
  右宜史舎以漳州府治之后的二十五间官宅与旗纛庙一带的林氏住宅进行交换，这样看管位于漳州城西隅的比干庙也较为方便。明崇祯时期，在大学士林釬的提议下，由南靖和溪林氏出资在比干庙后购地建“群英堂”，在西门古武庙旁购地建“世美堂”，作为漳州林氏宗祠的补充。民国时期，经林氏族人合议，推选龙溪县石亭仙景清末举人林琯玉为宗祠“头家”。抗战时期，林氏族人决定在宗祠内开办小学，小学名称以林氏的郡望“西河”为名，经注册为“私立西河小学”，林琯玉任首任校董，林琯玉之侄林杏雨任名誉校长。新中国成立后，私立西河小学由政府接管。“文革”前，比干庙尚基本保存完整，庙内仍悬挂着明清时期漳州状元林震，探花林士章及探花林釬的牌匾。20世纪60年代，林氏宗祠遭废，宗祠的前后进和东西两庑陆续被拆除，分别建成漳州实验幼儿园和漳州华南小学（后属芗城实验小学分校），中殿“忠孝堂”作为华南小学的办公室和仓库使用。
  漳州素有“陈林半天下”“陈林大字姓”之说。林姓入闽的第一次高潮，是在西晋永嘉年间，中原林、黄、陈、郑、詹、邱、何、胡等八族“衣冠南渡”。唐朝初年，陈政、陈元光率固始府兵入漳平蛮，林孔著、林章等将校及军眷随军落籍漳州，此后林姓一直是漳州姓氏里的大姓。截至2010年12月，漳州林姓人口达57万多人，占全市总人口11.6％，居漳州703个姓氏的第二位。漳州林氏主要有林禄派（晋安林）、林孔著派（开漳林）、林章派、林景懋派、林大章派等支派，但不管是何支流派，漳州林氏与天下林氏一样都奉比干为太始祖。
  漳州比干庙不仅是漳州林氏合议家族大事以及举行各种祭祀活动的地方，还作为漳州各县林氏族人赴京赶考往来的接待处。明清时期，漳州文风鼎盛，林氏族人科考揭榜甚众，名人辈出，以至于有“无林不开榜”之说。据史料记载，明代漳州林姓进士有38人，其中鼎甲三及第的有3人，占历代漳州府籍荣登三甲及第全部5席当中的3席。明弘治进士林魁、嘉靖探花林士章、万历大学士林釬、嘉靖进士林偕春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据说，当时漳州文武官员，每逢清明时节都得亲临比干庙祭祀，表达对比干公忠贞思想的敬仰，追忆其丰功伟绩。
  漳州比干庙不仅是古代漳州林氏崇文重教的一个窗口，还是漳台两岸血脉相连的见证。在漳州和台湾，林姓都是第二大姓。据台湾百大姓源流考：“明清两代，林氏族人渡来台者，以福建漳州为最众。”其中，开发台湾的两大林氏家族，雾峰林家和板桥林家都来自漳州。两岸林氏以漳州比干庙为共同的祖祠。
  历经千年的宋代古建筑漳州比干庙，有着丰厚的考古研究及历史文化价值。中国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士元，南开大学历史建筑专家朱光亚教授等曾考察过漳州比干庙。专家们对漳州比干庙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其建筑风格融早期南北建筑特点于一体，是漳州的一处难得的建筑瑰宝。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漳州比干庙处于濒危状态，墙壁斑驳剥蚀，庙宇摇摇欲坠。据有关部门表示，比干庙保护整体规划已经上报国家文物局，目前正在审批中。漳州市政府各级领导也多次到比干庙视察，有关古建文物技术人员对比干庙已进行了详细的规划设计，届时将严格按照古建文物的修缮原则，修旧如旧，保持原貌。
  比干公作为中华自古第一忠臣，比干精神和比干文化始终发挥着启迪海内外炎黄子孙爱国爱乡、忠勇仁义的作用。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的思想情操，无不浓烈渗透着比干文化的乳香。
  漳州嘉济庙往事
  陈满根
  漳州青年路（旧名东坂后）上有一座嘉济庙，因早年已被改为民居，故知其历史者甚少。现在能见到的只有门口一方嘉济庙文物保护的石碑，似乎要告诉路人什么，却无从问起。笔者经多方探寻，也只得知一鳞半爪。笔者学识浅陋，不揣冒昧，将所得知的在此披露，希冀识知者教正、补充。
  据了解，嘉济庙建于元朝时代，这有石香炉为证。昔时庙中有石香炉一只，面积约90×50厘米，高度（带脚）约70厘米，正面雕有麒麟吉祥物，后面刻有祥云灵芝瑞草等图案，并镌刻有“元至正八年八乡信众酬谢”字样，据此推算，此庙应是建于元朝至正八年（1348）之前，至解放时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此香炉在“破四旧”时被藏于民间，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被盗，据说已被走私者卖入台湾收藏家手中。
  嘉济庙中供奉何方神圣？从邑人口中得知，供奉的神明民间呼之“王爷公”及“王公妈”，还有两尊应是如夫人，都头戴凤冠，脚着朱履，身穿红袍装，神采奕奕，脸部丰腴，一副贵妇人模样。漳州人信奉的“王爷公”有几处，其身份也不尽相同，嘉济庙的“王爷公”是什么人的化身？根据《修建嘉济庙圣迹碑记》简介，庙中所祀者为“石真君”。碑文曰：“真君姓石讳敬纯，上党太原人，其父勤，后汉赵王石勒之季弟也”，即石敬纯乃后赵皇帝石勒的侄儿。石勒为中国南北朝时代（420—589）北朝的一位皇帝。南朝先后建立过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是中央政权。北朝有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建立起十六个小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各国之间连年战火不断。羯人石勒在今山西建立赵国，自立为帝，史称后赵，其邻国为鲜卑人慕容氏建立的燕国，史称前燕。后赵与前燕经常为争夺领土而战。石勤有一次奉命率兵与前燕进行一场激烈交火，战败后遭陷害，死后被封为武王。其子石敬纯时年尚幼，长大成人后兴兵除奸为父报仇，上功于帝。民间崇拜其骁勇善战，忠孝两全，尊为本境保护神，立庙祀之。至元朝时，皇帝敕额号为“嘉济”，于是有了嘉济庙之名称。至明朝皇帝敕封为“嘉济明仁广孝翊化真君”，简称“石真君”，至清朝，皇帝又加封为“鸣山大帝”，真可谓盛极一时。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漳州地处中国东南隅，竟是引北方少数民族的石敬纯香火建庙供奉，这其中应是有一段缘由，或许是其后人随元兵大军南下入漳，带着祖上香火来供奉的吧。
  漳州嘉济庙内还供奉着大小不一的几位神明，后来从安溪清水岩来了礼钵，两位僧人并将佛菩萨像请入庙里，念佛诵经，弘传佛法，收徒礼忏。又先后从安溪请来清水祖师、平和三平寺广济祖师入庙，分别供奉于辇轿，以便出巡。据说迎请两尊祖师的原因是因为清末本境瘟疫流行，百姓供奉之以制煞镇邪，后果然瘟疫消灭，人畜平安。
  该庙是东坂后本境的社庙，规模不大，信众主要是本社居民。自建庙至明中叶，外人知之不甚多，后来却因一方石碑而名扬遐迩。据漳州文史专家陈侨森先生的《漳州掌故》介绍，明末龙溪县（今漳州）人李宓（本地音应读李伏。其字羲民，伏羲之民也），博学能诗，尤工楷书，一生潜心书法艺术，行家赞其书法如“铁画银钩”。他常为水果行装柑桔的竹筐书写标签，柑桔销往江浙一带，其筐上标字巧为大书法家董其昌见到并“自叹不如”，故极其推崇。（另一传说，李宓写的是装水仙花头的竹笼“宜春”两字和其他字。）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漳中疫疠颇甚，继以支祈，而乡独克全”。本社士庶认为是石真君显灵为民除灾，为报答神功，集资重新修建嘉济庙，于第二年竣工，特请当朝东阁大学士、乡贤林釬（人称“林阁老”）撰碑文，又请李宓书丹于石碑上，请工匠镌刻。碑成立于庙内，引得无数人士前来观瞻、临摹，于是嘉济庙也随之扬名四方，还引来不少有识之士带工具来拓印，庙主持者恐拓印太多太频繁而损害碑文，遂建木栅门并加锁，可望不可及，因而此碑至今完好无缺。
  嘉济庙前原有一座戏台，隔街与庙相对望，每逢节日，“白字仔”（潮剧）、提线木偶戏等轮番上演，吸引了众多平民百姓前来看戏，交通竟为之堵塞。遇上“王爷公”诞辰日，这里更是热闹非凡，家家户户挂灯笼，插龙旗，蒸发粿打卤面，宴请亲戚朋友。此风延续了一段很长时间，至抗战时日机轰炸漳州，戏台被摧垮，仅有两座方形柱础留在门口台阶上，嗣后改建成民房。而嘉济庙因逃过一劫，人们认为是石真君显圣，以后香火更旺。
  至解放后，嘉济庙还有两位出家师父，一位姓刘，另一位叫李春河，在庙内清尘打扫，管理庙事，而那些民俗早已破除了，嘉济庙不再有昔日的辉煌了。1958年“大跃进”年代，大讲破除迷信，街道组织人员入庙进行清理，把诸神搬到东桥亭观音庙去暂寄。当搬动“王爷公”时，发现其底座藏有一饔黄金、首饰，又发现“王爷妈”底座也藏有一饔白银等宝物，顿时众人都惊呆了，想不到这小庙竟会有这么多浮财！师父说这是几代管庙人收藏的善众供物，是准备修缮庙宇、塑修神像用的。街道当下给予封存，后配合政府有关部门给予没收充公。又不久，庙宇也被没入公产，改为公社食堂，后食堂解散，改为民居出租。至此，嘉济庙为居民住所，幸好宅内的石碑完好，还有两根石柱屹立着，上刻有对联一幅：
  上联：越吴楚蜀饫神功福佑清漳更赫濯
  下联：唐宋元明加爵秩翊扶昭代愈昌隆
  漳州宋河濠沟
  芗子
  历经千年沧桑的宋河濠沟是漳州历史的见证，也是古城的地标性结构。今日濠沟即使斑驳衰败、污水漫流，依然是漳州现存最古老、最宝贵的文物古迹，价值不减。其中，从东铺头至东闸口的东濠沟（见下图1），以及从观桥至西闸口的西濠沟（见下图2），是漳州市首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尤为宝贵。
  漳州于公元686年（唐垂拱二年）建州，但府治先设云霄后迁漳浦、历经100年最后才锁定于这个古称为桂林、现称为芗城的天宝大山东南脉芝山南麓的平地上。
  漳州的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降水顺势自西北向东南注入绕城而过的南门溪（九龙江西溪），而环城四周，北有望高山，西北有芝山，西南有龙文山、虎文山，南有丹霞山，呈盆状。东、西城郊沃野千顷、沟渠纵横、湖塘密布。城西有西湖，湖水经洗马河吐纳分流西郊之水；更有东湖跟连接北溪与西溪的九十九弯港道一起调节东郊之水。马道底—东市场—南门头一线是地形高低台地的分界线，此线以东则洼地、湖塘、湿地连绵密布，正是修建东城墙与护城河的所在。由于地势极尽其利，助长气候优势，致免受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使这块沃野平原，依山临河、水网密布，树木苍秀、物产富庶，成为稻丰蔗甜、花果飘香的鱼米之乡。
  宋之前，漳州的开发远落后于福州、莆田、泉州，也比建州（建瓯、建阳）逊色，被鄙视为蛮獠、蛮夷，尚无城池。据《漳州府志》载，“漳州城池，唐五代俱无考”。直到宋初，才开始以土筑城，也只是子城即内城，周围4里，东西向从东桥亭到西桥亭，南北向从北桥亭到南门溪。城市中轴线北起塔口庵，中经双门顶（香港路），南至旧桥头（南门溪）。府衙署设在现在的中山公园内。城之四边设置东门曰名第（或清漳），西门曰登仙（或朝真），南门曰云霄，北门曰庆丰。尽管不见城之大，却已初现古城的雏形。
  令人赞叹的是，在筑城的时候有一项壮举，影响至今。咸平二年（999）不但疏浚护城河，还连通原始的东濠西沟，从而全线打通“浚河环之”，形成环抱子城的护城河。《漳州府志》载：“城中故有濠沟始于西北而中分之，为东、为西”。“濠”即护城河也，民称濠沟。这就是现存古濠沟、地道的宋朝濠沟的由来。在修濠沟的初衷（护城）以外，濠沟还能排洪、带走城中的生活废水。一千年前（1013）再次疏浚西濠沟时，又进一步凿通东、西两个水闸口，使濠沟与南门溪沟通。自此，九龙江水可以循濠沟直通城内，舟楫可行，方便交通，大为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显示出漳州人的智慧。
  到南宋绍兴年间（1151—1162），随着城区的扩大，漳州拆除内城，改木质栅栏为夯土城墙。濠沟从“濠环抱子城”的护城外河变成城内河。（史载，古早官员到漳州上任，走水路，乘船从南门溪的东闸口入城，沿濠沟来到东桥亭，则弃舟登岸。然后，改乘轿经过旧府街（现名共和路）入崇仁门（崇仁庙在台湾路雨伞街、牌坊尚存），穿过马坪街（延安南路），沿府口街（台湾路）折向府埕，最终抵达府衙。）
  明时，知府为保证濠沟畅通，设“百户长”专司闸门的管理。乾隆年间，为进一步解决西北地势高致西濠东沟脱离而西濠成干濠的问题，下大力气疏浚，形成从西闸引水入西桥亭，历西姑池、观桥转硕仁桥，过北桥亭，复历丙申桥、太古桥折而东，由东闸出，长约4里余，更重要的是由此加入了九龙江西溪的循环水系，发挥更大的综合作用，对漳城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1958年，在道口的团市委旁，破开警察局、开拓延安北路之始，我和一群小伙伴曾多次沿此路径，过濠沟，穿竹林，探险“考古”。在警察局深处向西折入公府街、过北桥亭庙及周边的泥偶店、菜市，瑞京路上育贤学校与养正学校之间的钢骨水泥桥，外婆家门口的观桥，西姑池，最后抵达原西闸附近（此时西闸已改道在洋老洲）佛祖庙及人民市场豆干社。其后，延北路上桥边新建美容理发厅，还有东铺头咸粥店，一直到太古桥、东桥亭，老汽车站东侧等，都留下不忘的印象。（下图为清府城图）
  濠沟成为漳城通舟水道及排水通道后，带动了沿河地带的经济发展。城郊农民借水路之便，载着农产品沿濠沟进城与居民买卖交换大米、蔬菜、番薯、鸡鸭等。回程则收买米泔水和粪便，运回乡下养猪、肥田。商贩则以小舟载鱼、盐、酱、醋、油等生活必需品，一方面出南门溪到四乡兜售，另一方面从小港、浦头贩货至“渔头”、“市仔头”、北桥等处上岸零售。久而久之，这些地方成为日渐繁华的市场，濠沟则成为城乡交流的通道。至明清时期，漳州古城的基本格局与规模业已形成，并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
  进入民国时代，在沿濠沟两岸逐渐形成街市过程中，东濠段相比西濠沟多了温泉资源的自然条件优势，街市发展得更快。从北桥亭起，就有北桥街、公爷街、渔头庙、市仔头、少司徒、东桥亭，下营等街路日趋繁荣。尤其是沿途与东西向街路相交的十字路口进一步成为闹市。其中，北京路西傍濠沟（见下图），毗邻府衙道口，凭借自身温泉资源优势，大获其利。市仔头菜馆酒楼林立、戏院旅社众多，所需农副产品数量大，在这一带濠沟停靠的小船也特别多。东桥亭以下即霞薰里、丹霞书院及八卦楼一带，风景秀美，是漳城最高学府丹霞书院所在。城墙脚下还有兵营、旅社、鸦片馆、妓院等附生。同时，北京路还与周边的东铺头、道口街、马坪街、府口街、双门顶连成一片、互相呼应。这种交替发展形式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的中后期才逐渐衰退消失。在我上小学、中学的少年时代，在每天上学的路上，清晨傍晚都会目睹这道漳州独特的风景线，与人打赤脚走路、牛穿草鞋载水相映成趣。
  进入1950年代以后，因时势的转变和陆路兴旺而改变，濠沟的作用从城乡交流为主，转向与温泉的开发利用、木作家具的制造出售结合，与商业利益发生紧密联系。
  首先，漳州的天然温泉水温高、含硫磺、具有医疗功效。而且温泉出入带，位于城区中心，全国少有。市仔头不但是一处得天独厚的温泉带，又近傍濠沟，排污方便，也十分难得。早在宋代，市仔头、少司徒、下营等处遍布汤井，已有水浴兼住宿的澡堂。大约在一百年前，从1914年起，不断有福州人来漳州经营汤池，营业颇佳，收入亦丰。至1920年代，已有太清泉、大观园、百合、新新、南星等多家驰名澡堂。陈炯明还在这里创办“美育俱乐部”（即后来的新新澡堂）。张得仁也在下营创设新世界浴房（即今工人澡堂）。在1950年代，漳州和平安宁、政通人和、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荡涤嫖淫吸毒等污秽，温泉的利用满足了市民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还带动理发、菜馆、茶室、酒楼、戏院、旅馆等行业的发达，促使北京路的链条式发展达致登峰造极。
  其次，从九龙江西溪上游山区县份平和、南靖等地采伐的柯木、杉木、楠木、酸枝木等，可以扎成木排顺溪而下，从东闸口入濠沟，直达少司徒、河沟墘、澎湖路一带，木作坊就近设在岸边，木匠可以就地将木头捞起，开料锯板、加工制造家具，获搬运方便、运费低廉之利。所以，泉州的老板师傅云集于少司徒，“黄益记”“进德”“泉兴”等知名家具店应运而起，与木作坊配套成龙的油漆房、俥木间、玻璃店、镜框行等适势聚集在这一带，形成上下游一条龙的木材家具加工产业市场。这种业态发展的结果，以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漳州人买家具的首选去处就是少司徒，而探购时兴、高档、用千漆的八仙桌、茶几、床铺和写字桌，更是非到此不可。各家木器厂店也设在这一带。
  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漳州古城的发展与兴盛，跟九龙江西溪及濠沟休戚相关。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近代以来，随着陆上交通运输的快捷发展，这种靠水运的发展模式受到水位、淤积、排污、塌岸及城建占地的严重威胁，頹势日显。
  新中国成立后，九龙江西溪流域水土流失加剧，江河淤积严重，河床抬高使堤外不能行舟，闸口门槛抬升，濠沟的水量大幅减少，从根本上破坏了水循环系统，水运渐次衰落已不可逆转。而城市的扩张不断蚕食濠沟周边的土地，最早是填塞湮灭了地势较高的西濠北段。使始建于宋朝的濠沟只剩下从东铺头至东闸口的东段，以及从观桥至西闸口的西段，而且倾倒垃圾、纳垢收污，蚊蝇孽生，臭不可闻。虽有不断清淤疏浚，仍难以挽回败相。
  改革开放后，漳州以台湾路、香港路历史街区及周边老城区为基础，打造凸显文化旅游与温泉特色的“漳州古城”文化旅游综合体，漳州古城保护开发受到重视。
  洗马河边乌衣巷
  田丰
  洗马河、乌衣巷，这两处耳熟能详的地名，在我国的许多城市都有。漳州老街坊中，也曾有过这两处老地名。漳州老街坊流传的顺口溜：“东门金，南门银，西门马粪，北门胡蝇。”这段顺口溜很形象地概括出古城四个方位的功能分布。
  东门金，指城东门街（今新华东路）一带，经营高附加值商品及手工品，如银庄、金银手饰、参茸药材行、纺织业及相关手工业等。
  南门银，指沿南门溪码头区和仓储货栈街，山海产品聚散及相关手工业制品多在此交易。
  西门马粪，指城西及西郊，此地设置军事指挥机关和军储重地、官兵演练场等，军用马匹集中在此饲养。
  北门胡蝇（苍蝇），指北郊红砂壤丘陵地事带有甘蔗种植园及榨糖作坊，北门外设糖市，长年招引苍蝇光顾。
  漳州洗马河，由城西隅流至城中部，乌衣巷位于洗马河下游之畔。
  水自西湖入城来
  洗马河，水源来自西湖（今湖内村），由西向东流入城内，至城中部（今大通北路口）南折，汇入内城北濠沟，顺东、西濠注入南门溪。宋代，西湖北岸设有西校场（即官军演练场，今射击场），洗马河流经明参将府、武庙、漳州卫军器局、镇海卫军器局、丹霞驿，清漳州镇这些驻军营区（约在今军分区至一中地段），官兵常常就近洗刷战马、驿马，洗马河因而成名。在1950年绘制的漳州地图上，西湖（残段）、洗马河至内城濠依然是完好的水系。此后，西湖逐渐消失，洗马河干涸，河床被改造为绿化带，遗址即原卫校（今市医院儿科门诊部）至大通北路口之间，其间的园林区域就叫做洗马河绿化带。
  洗马河北岸形成陆行道路，清代漳州镇驻此，路名叫镇台街（今芝山大院前，胜利西路西段），洗马河上共有三座桥，两座阴桥，一座阳桥，在漳州城很出名。由西向东列数，第一座桥是金水桥，桥南北向，纵跨洗马河，桥上建北桥亭，供奉观音神像，名列古城七阴桥之首。址在今建设路北端，是连结洗马河南北两岸重要的桥梁，向北直通开元寺，向南抵达龙溪县县衙。第二座桥就叫洗马河桥，地址在常平仓（约今物资大楼门前），桥南北向，是古城八阳桥之一。常平仓类似现在的粮食储备库，常年储粮以备战和灾荒赈济，桥的主要功能可能就是为运送官粮。第三座桥是硕仁桥，桥东西向，是古城七阴桥之一，址在今南昌路与青年路交叉口。方言中，“硕仁”两字的发音与“食人”很接近，本地人都称为食人桥，桥头有家棺材铺，加上食人桥这一地名，使这一地段充满阴森恐怖的气氛。硕仁桥所在方位，正是乌衣巷的南端。
  乌衣变身大通北
  说起乌衣巷，就要说到晋朝王（导）、谢（安）豪族世家，王导和谢安是东晋最负盛名的丞相，一个为东晋开辟了半壁江山，一个保住了这半壁江山。王谢府邸坐落于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秦淮河畔，此地原是三国时代吴国戍守石头城的部队营房所在地，士兵身着乌衣，因得名乌衣巷。王谢后裔被称为乌衣子弟，乌衣巷也成为王谢豪门的代名词。到了中唐，王谢家族已衰败了，诗人刘禹锡触景生情，写下了“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传世诗篇。1997年，南京市秦淮区政府恢复了乌衣巷并修建了王导谢安纪念馆。南京乌衣巷以其迷人的文化魅力，成为闻名世界的城市名片，每天招徕世界各地慕名前往的游客。
  漳州乌衣巷名称由来，即由该地兴建漳城谢氏家庙而来。清光绪三年（1877），散居漳州、龙岩两地的谢氏族人合议在漳州城建谢氏家庙，经过十多年的酝酿，于十六年（1890）动工，由龙岩上坪（简称岩坪，即今适中镇）谢氏族长等士绅组成董事会，全盘操持，经过三年营建，漳城谢氏家庙竣工。家庙先址洗马河南折段东岸（今南昌路与胜利路之间），坐东朝西，面临洗马河，沿中轴线依次是照壁、下埕、门厅、中天井、正厅（瞻依堂）、后墙，两侧是护厝（厢房），与主厝以天井隔开，护厝末端是厨房，护厝之外，左边是厕所，右边是水井。整座建筑群面宽六丈八尺（约24米），进深十三丈八尺（约49米）。正厅（瞻依堂）高二丈二尺六分（约7.4米），宽三丈七尺七分七寸（约13.4米），深三丈八尺八寸（13.8米），按现在的计算单位，仅正厅（瞻依堂）的面积就达185平方米，高度相当于现在公寓楼二层半，这样的祠宇，在当时很是显眼。是漳州城内继林氏宗祠、魏氏宗祠之后又一座体量庞大的大宗祠。漳城谢氏家庙，是漳州、龙岩两地的谢氏总祠，两侧护厝专供漳龙两地谢氏子弟赴科举考试时借宿之用。
  漳龙两地谢氏族群，脉承宋光州固始人谢澄源，后裔主要分布在漳州的龙溪、海澄、漳浦、东山、长泰等地，龙岩谢氏主要聚居在岩坪（今适中镇），有二万多人。谢氏家庙供奉谢氏始祖申伯、入闽祖澄源及漳龙两地各宗支开基祖的神主牌共二百多座。家庙内外撰有七对楹联，现摘其中两对列下：
  （一）周晋中兴后先皆符名世
  漳岩报本兰桂赖有传人
  （二）瞻洛水以溯本原世德庇千秋迭启南邦簪笏
  依芝山而结祠宇宗祊连八属永隆西岳馨香
  谢氏家庙新建之前，此地原名镇雅坊（土名金门镇），因漳龙谢氏家庙抢眼亮相，此地改称乌衣巷。谢氏始祖申伯，受周宣王封于谢，族人以封地为姓。传至十四世谢旺，于周庚子年航海迷航，误登乌衣国，被招为驸马，三年后思念家乡，乌衣国王派将用飞云车送回。从此，谢氏族人自称乌衣子弟，谢氏所居街坊也随之叫乌衣巷，这是乌衣巷来由的另一说法。漳州城内的乌衣巷名称，虽然在地图上使用的时间并不长，但民间一直延用乌衣巷老称呼。民国七年（1918），陈炯明入闽建护法区，对首府漳州城进行一系列市政改造，乌衣巷以北芝山东麓与隆寿山之间的谷径拓通为大通北路，乌衣巷以南原名东坂后，相应改名为大通中路，保留乌衣巷老地名。在1944年绘制的漳州地图上，乌衣巷路段已标注为青年路，现该路段属大通北路起始段。上世纪五十年代，谢氏家庙改作集体粮站，尽管历经改变，老漳州人还习惯称该方位为乌衣巷。因方语谐音，讹化为“乌里巷”
  一个地名，往往烙上时代的印痕，是某一时空特征性的真实反映，是凝聚地方文化的醒目符号。一处新地名的诞生，老地名的消失或改变，尽管有多种多样的背景，但不外乎是文化心态或意识形态不由自主的流露或强化。传承有序的老地名或古迹等，是人类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财富，合理的经济运作，可以发掘老地名的品牌效应。推陈出新是历史必然，继承经典文化、吸收传统精华与推陈出新并不矛盾。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超越时空的魔力，自觉而又理性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可为文化创新充实底气，将有助于现代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漳州古代驿站及铺庵
  田丰
  传驿与铺庵是古代交通线上信息传递的接力补给站，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也衍生了许多弊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跃进步，其功能及作用被新生的社会分工模式所替代，传驿铺庵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其递传数千年的文化精髓仍值得我们认知与借鉴。
  诸侯的邮亭
  在诸侯分封制时代，国王的政令和四境边情的传递，主要由“传”来递送，“传”即邮车。邮，原字写作“郵”，左“垂”右“邑”，属会意字，《说文解字》释文“郵，境上行书舍。”意即国境上传接书信的房屋。邮路沿途有供邮车停靠和休整的邮亭，邮亭两侧立有高大的望柱，高悬地名牌，远远就可望见。邮亭只是作为标志性建筑，邮亭之后设有梯级标准的接待站。当时每十里有庐，提供饮食；每三十里有宿，可供过夜住宿；每五十里有候馆，可休整并补给。这些接待场所设施齐备，直接为王室服务或王室的差役所专用。旅途上的商旅行人不准进入邮亭，长途跋涉中，旅客只能风餐露宿，偶尔能依栖于民间修建的没有后勤补给保障的路亭，就算很侥幸了。路亭即民谣所唱：“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
  皇朝的呼吸
  秦汉实行郡县制，疆域幅员数十倍增大，信息传递相应提速，邮车改为单骑传递，传递路线就是驿路，沿途设有接力传递的驿站，驿站之间距离不等距，视路线重要与否，有三十里一驿，有五十里一驿，有百里一驿，甚至有二百里一驿。
  唐代，四境设驿六千六百三十九所。要道（干线）每三十里设驿，分陆驿和水驿。陆驿配马，水驿配船。驿站有驿长一名，驿卒若干人。次道（支线）不等距设馆（次舍），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
  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诗中表达的正是在驿站的送别情景。唐代漳州设有漳浦驿，唐李德裕《次漳浦驿楼》诗：
  嵩少心期杳莫攀，好山聊复一开颜。
  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层楼望故关。
  当年杨发、常衮两位过路官员都有唱和之作。
  宋代，漳州东驿路有迎春驿，在朝天门（东门）外，向东行四十五里有通源驿。向南一百里外的漳浦县有仙云驿，再往南一百九十里设临水驿。西驿路往龙岩县途径设驻车驿、登龙驿和仁会亭。北往长泰县途径设武安馆、使星馆。全州有五驿二馆一亭。
  明代，朝廷定制一程置一驿，一程为三百里（150公里），限一昼夜到达。这是条文规定，实际距离并非完全等距。漳州府设丹霞驿，先是在府治西（今人民新村），后迁城南。龙溪县置江东驿、甘棠驿。漳浦县置临漳驿、云霄驿、南诏驿，南靖县置平南驿。全府共七驿。驿设驿丞、驿吏各一人，驿夫若千人，配备马、驴及风雨器具十分齐全，马、驴给养有明细规定。驿夫选拔体健善走壮汉，待遇沿用历代享有免赋役杂差等优待，并领饷银。驿内提供丰厚的款待，进入驿站必须有官府的验符或官方文书，否则不得入驿。
  明漳州知府陈洪谟《宿古楼公馆》诗：
  公馆依然据古村，肩舆再至岂辞烦。
  门前霜叶饶丹色，阶下寒芜褪绿痕。
  随处稻粱秋大熟，几家烟火夜初昏。
  劳劳尘鞅何时定？回首湘江有梦魂。
  驿路上路远驿疏，山空路长，人烟断绝，为及时补充人马给养，从而确保信息的快速传达。驿站之间有铺舍作中继，接力传递。每所铺舍沿袭古代制度，都建有邮亭，作为标志性符号。铺内驻有铺军（铺兵），兵种分为节级、供申、军头、知粮、急递、步递等。铺中挂十二时辰转轮（犹如今天的钟表盘），计算公文始讫时刻。备《铺历》两册，一本记上行下；一本记下行上。入夜，铺舍通宵明烛。公文军情一到，不管白天夜间，一刻不停地一铺接一铺飞传。
  铺的重要作用，对于朝廷而言，犹如人的呼吸一样重要，不可片刻中断。“上有所传告于下，下有所申报于上，事机之来，呼吸颊异，不速则误事矣。——为政君子，不可以铺递为末务而忽之也。”（见明正德《大明漳州府志》）
  明沿袭宋铺制，两铺之间较前朝的距离缩短，每十五里设一铺，配铺兵四名，铺司、驿司各一名。在重要驿路段，每十里设一铺，如东驿路，首铺东铺，址在朝天门外（清代改文昌门，该地点称东铺头，成为经典老地名）；第二铺赤岭铺（今人民广场北）；第三铺鹤鸣铺（今云洞岩下）；第四铺马歧铺；第五铺江东铺（江东桥西）；第六铺石井铺（距城六十里，遗址已消失）；第七铺龙江铺（距城七十里，遗址已消失）。以今天的里程来算，东路七所铺的间距依然是标准的十里（即5公里）。“铺”，成为漳州乡民计算行程的计量单位，即源于此。
  行人的歇困庵
  自古以来，驿铺只接待官方公干驿使，是官吏专享的福利。普通旅行者一律被拒之门外，在漫长的旅途中，商旅行人旅况凄凉。宋淳熙十五年（1188），漳州郡守傅伯寿体谅旅客的苦楚，随铺立庵，即依托铺兵的庇护，创建铺庵，指派僧人守庵，并拨田产，维持铺庵正常运作，以接待过往旅客。仅南驿路就设十三所铺庵，使沿途无数旅行者有了安全又舒适的庇护所。傅郡守以民为本，按实际需要考虑，附设庵超过了铺舍的数量，可见当年郡守的良苦用心。后任郡守继承这一做法，在东路创建铺庵，与南驿路遥相呼应。东驿驿路与南驿路的走向，大致与今324国道漳州境内的轨迹相同。南驿路十三所铺庵唯木棉铺庵留存至今，无象庵仅留下一通明弘治年间的石碑。
  木棉庵，是漳州仅存至今的古铺庵，遗留下的文物，多与郑虎臣诛贾似道的典故有关。南宋奸相贾似道被朝廷贬往循州，举家迁徙。监押官郑虎臣之父，曾被贾似道发配边疆，此次可谓冤家路窄。刚上路时，贾似道一家妻妾成群，乘轿而行。郑虎臣一看，命拆下所有轿盖，一路暴晒，沿途语言羞辱备至。行至木棉铺，郑虎臣下了狠心，说：“我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即在厕所杀了贾似道（一说贾服泻药求死，虎臣见状，一锤毙之）。后郑虎臣被朝廷问罪，被害死狱中。历代士大夫对郑虎臣舍命除奸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题咏很多，木棉庵存有明俞大猷榜书碑及历代碑刻。民国时期，龙溪官绅出资在庵前建木棉亭，柱联都是赞扬郑虎臣的景仰之词。
  无象庵，在盘陀岭下，宋漳州郡守傅伯寿创立。附近有产山铺，明代改名无象铺，铺与庵相距数里。古代，漳南丛林茂密，象群出没，盘陀岭一带山民有捕象取牙的传统，山下设有象牙墟（今象牙村），周边猎获的象牙，在此集中出售。随着捕猎过度，致象群消失，潮州太守黄定路过盘陀岭，题写“无象庵”三字，挂在庵的门楣上，无象庵一举成名，由此衍生许多神奇传说。据《重修无象院碑记》碑文：“漳州郡守傅伯寿——立庵于县南八都盘陀岭下，以聚居民，以憩行客。——至理宗淳祐癸卯年（1243），改作无象院，主持比丘僧祖印重建。以为祝驿祈福道场。”元末，无象院毁于战火。明成化壬辰（1472）春，乡绅请开元寺僧道昱重建。无象庵遗址现已消失，留下一通明弘治九年（1496）重修碑。无象铺也不见踪迹，只留下古老的地名，现书写为“牛上埔”，是方言谐音所致。
  傅伯寿及后继太守创立的铺庵，多数毁于战火，历代屡有修复，到明末，铺庵得不到稳定的经济支持，逐渐荒弃。
  帝国的关卡
  清兵入关后，基于种族、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考虑，清廷对前朝的军政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清廷统治者的眼中，中原大地芸芸众生只分两类，一类是奴（归顺者），另一类是贼（反抗者）。孟子所言“民为本”的民，是不存在的。这种观念，从驿铺的改制中，可看出端倪来。清顺治十二年（1655），清廷废除明朝设的所有建制，独留驿站。康熙三十八年（1699）裁撤驿丞，漳州府所设置的驿站，划归龙溪县管理。雍正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驿驿站逐渐被废除。原先的铺改为塘，归城守营或镇标营管辖，塘兵专司传递公文和盘查过往行人。延续千年的传递网络，兼有济助旅客的完备体系，至此，蜕变成专门为专制集权服务、钳制百姓行动的连环关卡。
  清光绪十六年（1896），大清邮政官局成立，邮递取代了塘递的一部分功能。但是，邮路上的信息传递仍然带有天然的皇室与官府的色彩。海量的商业信息和关乎民生的物品、金融、信件往来，几乎全由民间自创的民信局或侨批局来承办。即使在驿路畅通发达的鼎盛时期，征用天下民脂民膏建立起来的驿铺网络，也没有为民生需要做过一丝一毫的事。在清军镇压太平军期间，塘递速度曾创下四天穿越将近1400英里（相当于每小时近14英里，约22.5公里），平均日行超五百公里的惊人纪录。但这样的高效运作模式，也没有一丝一毫地运用到民生经济中。直至清朝终结，延续几千年的邮传网络，依然未能摆脱官办或官督的桎梏，终究与现代意义的邮政失之交臂。
  有始无终的驿铺
  明嘉靖十年（1531），漳州府上奏获准在龙岩上坪置驿，命名适中驿（恰好处于龙溪、龙岩两县半途，今适中镇），林魁在《龙岩县新建适中驿记》文中说道：“立政之道，在于便民，便民之政，此类（指驿铺）是也。”实际上，驿铺并不是为民而是为官而设的。林魁清楚地看到这一弊端，记文中吐露其深深的忧虑：“然，政未有不弊者者。夫驿，传舍也。苟夕得其庇，饥得其饱。皆暮至朝去，谁能有顾惜心？”一拨又一拨的官吏，只是过客而已，谁能真正顾惜驿铺之类的民生工程呢？林魁感叹道：“呜呼！为政者，无传舍之心，则天下之民庶几矣。特一驿乎？”林魁仅以驿铺为事例，明显表露出对集权专制下，便民之政难得善终的预感。
  历史事实屡屡重复，应验林魁的话。驿铺建置在历代的命运是惊人的相似，总是有头无尾，难得善终。历史上，上至皇帝，下至小吏，肆意挥霍驿铺这一珍贵的公共资源。如唐玄宗只是为了让杨贵妃享用新鲜荔枝，竟然调用十万火急这非同寻常的速递系统。上行下效，历代大大小小官吏都心照不宣，巧立名目，侵用驿铺各类资源，驿铺制度弊病丛生，新的王朝刚刚建立，稍有整治，没过多久，又堕入腐败。历朝的驿铺制度，总归陷入这一怪圈循环，无法自拔。另一方面，民生信息交流和商旅交通这两大切身需求，官方一贯是漠然视之。特别是清朝，干脆裁撤驿铺了事，全然无视民生的切身需求。究其原因，是历代统治集团，视交通与传递网络为统治工具，而不将其当成繁荣经济和文化的重要体系。宋代创立体现人文关怀的随铺立庵善举，是个亮点。可惜灵光乍闪，昙花一现，未能被继承下来。为政之道，不妨学学宋太守傅伯寿当年创立铺庵的理念，设身处地为行人着想，让一方民众享有宋代铺庵所洋溢着人文关怀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