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台湾的行政、文化重心在台北市。其都市计划方案，大部分是承袭自日本既定的规划原案。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危害，造成国穷民贫，民生之萧条，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很多计划方案，政府都是束之高阁，未及实施。
  1949年的移民潮，从大陆拥进台湾的军、公、教、商、民等，约计两百多万人，少部分往中南部落脚，大多数在北部发展，拥挤不堪，尤以台北市为甚。彼时政府管理不严，凡是尚未开发的公共设施用地，任由搭盖棚户，即所谓的违章建筑。
  十多载后，约1960年代中期，人民生活较为稳定，政府收入较丰，开始实施公共建设，“台北市违章建筑处理委员会”因而诞生。我从军中退伍，恭逢其盛，开始了打先锋的工作，从此尝尽了人间辛酸苦辣的滋味，印象最深刻的如台北市政府要兴建污水处理厂，但二千多坪的公有预定地被占用，盖满了将近百户违法建筑，龙蛇杂处，拆迁房屋，谈何容易。尽管在公告拆迁期限前，我们做了多方面的疏导工作，但是拆迁户心不甘愿，发出的各种恫吓，什么火烧房子、同归于尽等等可怕流言尽出，亦难怪，拆迁补助费有限，房子没了何处安身，真是棘手，拆迁期限一到，我带领经办人员及拆除队员六十多人，加上警察局派出维持治安的警员三十多人抵达现场，好生劝导，仍然花样百出，但最后还是圆满完成任务。
  此外，还有如拓宽和平东路巷道工程。其中有一巷道两旁的预定用地，早被住户占用盖房，以致十分狭窄，要依计划拓宽，就要拆除违建，因此住户非常不满，诸多阻挠，要施工顺利，我只好带领拆除队强制执行。拆除结束，群众堵住巷口，不让我的坐车离开，众声喊打，由于该巷道乃无尾巷（俗称“死巷”），我那主办科长及拆除队长考虑到我的人身安全，愿以肩膀当垫子，要求我爬过围墙离开现场。“像话吗？执行公务哎！”他们当场被我训了一顿。最后我还是坐上车子倒车出去。经过巷口，围堵的群众，只是敲敲玻璃窗，打打车顶洩愤而已，我还是安全回到办公室。几天后发放拆迁救济金，一个五十岁老妇人，进我办公室，靠近办公桌前即跪在地上，问她原因，说她是被拆除违建的租户，替人家洗衣维生，因设户籍日期，不合救济规定，无法领到救济金，要求帮助。经查阅名册属实，亦无法外可循之依据。只好将我刚领到的薪俸袋里的薪资，拿出一半，打发她离开。以后还有处理不少的重大拆迁案件，如“来来大饭店”等十多家五星级饭店的违规设施，阳明山风景区七十多家违建土鸡城，都是触目惊心的拆迁案件，现场情况，各家电视台均有采访转播，拆迁环境之恶劣、难度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1984年6月间，处长蔡定芳、总工程师杨石钦与我，赴日本东京都考察建筑管理事宜，承东京都知事及我驻日本代表协助，顺利进行，收获甚丰。返程途经广岛，顺游原子弹爆炸纪念公园，看那栋保留被炸原貌的楼宇，感触良多。忆那鬼子自“九一八”侵华开始，再经八年抗战，日军抢夺财物、强奸妇女、滥杀平民等等恶行，尤其后者，被杀同胞数达四千多万人，当时我虽幼年，记忆犹新，原子弹的受害，只不过是小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