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青涩人生上征程
  1938年我就读于云山小学，毕业后，继即考取福建省立龙溪中学肄业，因筹不出学费，只得辍学。后经恩师陈永绵先生（漳平永福镇人）荐介，在华安县政府会计室当雇员，亦是踏入社会的首份工作。
  1943年秋，再得恩师陈永绵先生指引，考进“军事委员会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简称“腾云班”，后称“华安班”），毕业后主要任务是，针对东南沿海日本军队，尤其是要攻打日军占领之厦门岛。当时我被分发在总务組长陈希普手下工作。因而认识了陈处长夫人吴秀英，亦是我投身敌后抗日活动的开始。
  中美所第六特训班在华安设立。华安这两个字，也跟着响亮起来了。不过，截止目前，好像尚没人提起华安班筹备过程的辛苦，尤其是负责此事的幕后功臣，因公殉职，时任教务组长赵瑄。他原在浙江担任县长，经戴笠局长指派领衔筹办工作，当时正是我国对日抗战的后期，亦是国穷民贫的艰难时期，在这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他慷慨从容赴任，先是督办几千套学员穿用的平布戎装及配备，完工后，再令民工肩挑背扛，跨越省界，爬山越岭抵达华安备用，其艰辛备尝可知。可能太过劳累，影响了身体健康，于1945年夏天，发生胃出血（穿孔），经护送往漳州协和医院治疗，只可惜从九龙江上岸后，在浦南至漳州路上病逝，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决定宣告投降前夕，驻扎厦门日军获知消息，部分效忠日皇死硬派分子，约四百多人，不愿投降，他们离开厦门，向漳州沿海地区流窜。华安班奉命出师截击，遂由少将陈达元，指挥第二营官兵出征袭击，沿海岸搜索至东山岛附近，领头的上尉连长陈日辉（华安湖林乡吉土社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7期毕业），不幸被埋伏的散兵游勇暗枪击中身亡，运回华安公祭厚葬，他为国捐躯的英勇事迹，引起了广大官兵悲愤交集、同仇敌忾，加速追剿，至诏安县边界，终于将之全部歼灭。
  同年8月，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华安班也跟进厦门市，班本部设于思明南路靠海的虎头山，副主任陈达元少将，同时奉命调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调查室少将主任。其面临接收日本归还的重责大任，赴任前，精选三十多位干员，分两梯次赴台参与接收工作。
  接着，是年年底，华安班结束，改编为别动军，部分继续从军开往上海。部分已结业学员，渡海赴台湾省自行发展。例如少将副主任雷镇钟（保密局少将参议），上校营长杨卓夫（从商），上校胡宝三（调查局参议），中校秘书毛简（保密局台北站站长），中校教官胡品三（从商）等等。华安班就这样完成时代赋予的重任，正式走进历史。
  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即“中美合作所”）是1943年4月中美两国出于抗日目的，为收集交换军事情报、探测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部队而设立的军事合作机构。
  其中“华安班”，又名“腾云班”，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所办的13个训练班之一。1944年夏，军统局和美海军参谋部谋划在闽南成立一个特种技术训练班。为了防备日本侵略军从厦门进犯漳属沿海地区以及避免日机的轰炸，训练班所在地选择远离漳州交通不便的山区华安，按中美合作所创办的训练班成立先后为序，故称为“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华安班于1944年8月间在华安县旧县堂（现华安宾馆）设立班本部，先后在城关（华丰）和附近的草苑村（今草坂）、下坂和罗溪行政村的部分民房和祠堂，设立教导第一、二、三、四营和各连队部，先后招募青壮年2000多人。1945年冬，该班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暂编纵队”；1946年1月，军统局将“暂编纵队”改编为“别动军独立第二支队”开往北方。
  渡过台海拼前途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国战败投降，归还我清朝割让之台湾省（日治五十载）。次年9月，我奉召参加第二梯次赴台湾省接收任务。抵台后，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调查室少尉分队长，下属鼓动并带我察看中山区日本高级文官宿舍，准备接收，抵达时由一对五十来岁日人夫妇接待，我的台北市籍阿兵哥用日语交谈后，夫妇俩一起向我下跪（彼时我真的被吓一跳），乃询问下属何意，方才了解他们求我宽延一周时间，再过五天他们就被安排坐轮船遣返日本东京。当时我还单身，没想太多，就同意了。要不然，接收那日产房屋就富了，可直至今日，我仍然始终以为这并非是我应有之物，也不觉得后悔。
  1947年2月由于省主席陈仪治理欠佳，因查缉走私香烟引起民反之“二二八”事件，于是因缘认识士林区林家望族后裔林雪影小姐（时年19岁），同年8月结婚，共组家庭。她勤俭持家，我无后顾之忧，可谓鹤倜凤侣。
  运通心灵避劫凶
  1949年8月，父亲传来急信：绍仁大哥染患胆囊糜烂，三度昏死，命我急速返乡带来台湾就医。因时局紧张，请假二次不准，第三次亲呈警备总司令彭孟缉上将，幸获批准。同月19日离台返乡，21日抵家门，在家临时抱佛脚，施展行前向医务所请教的施打新药（盘尼西林）先行消炎（发挥功效，才能拖延时间，及时开刀救治），再于29日破晓，同兄、嫂、妹、侄赶赴厦门候机，9月1日搭机飞抵台北。父亲暨继母观念守旧，看法不同，认为内战不会太久，坚持留守家园，不肯同行。只是泪眼相对，依依难分，首尝生离死别之痛，亦铸成子女无法送终不孝罪过！此离竟成永别。自此，台海两岸分治，音讯隔绝。
  1987年，国共和解，开放探亲，两年后我由政界退休，乃于1990年3月兄弟俩首次返乡为先父母造坟，抵达老家，众老宗亲都贺我们运通命大。这又是为什么呢？想不到的是，这里头竟然暗藏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之劫。
  原来当年我大哥任职珍山乡（现已改为湖林乡）乡长期间，刚好进行全国性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角逐者众，竞争剧烈。候选人中之县自卫中队长黄雨定（安溪人，原为土匪首领詹方珍得力干将，经政府怀柔鼓励自新）寻求支持，为大哥拒绝（因大哥系三民主义青年团派，上级指定支持提名李维馨），所以怀恨。选举结果，黄雨定靠其威武潛力优势，夺冠当选。但其匪性难改，心狠手辣，对政敌更不手软，已有斩草除根之前科，我在台湾亦有所闻。我大哥任满下台，列为他的首要报复对象，不久大哥的结拜兄弟王昆仑，在返家之西陂路上被杀身亡，下一个目标不言可知。返乡路途之艰危，时局是一发与千钧，私怨是覆巢无完卵！当时大女儿美美一岁三个月，二女儿玲玲还未弥月，决心既定，嘱妻：万一回不来，你们成为寡妇孤儿，生活过不下去，只靠绍勇弟认真工作来帮助，亦对勇弟说明危机，算是预留遗言了。所以回家后只说带新药探病，其他如离开时间，尤其惯行陆路改由水道，都是秘密进行。
  1949年8月底我们离家当天，黄雨定得知情况，立即指令心腹珍山乡长陈有叶（我大哥任满由其接任）率领乡兵四人，凌晨至石井猴仔树岭脚拦截落空，立即电话报告，黄某再急电新圩干部赴电船码头搜捕，亦因电船已驶向漳州市，黄再电心腹丰山乡长汤寿堂（又名祖林），亦因船已进漳州市界而结束。我的欺“敌”计划，先父默默执行，终于闪避刼难，平安渡过危机。如今我和兄、弟、妹四家，人丁旺盛，工作生活安定，先父地下有知，可以含笑于九泉矣。
  相逢一笑泯恩仇
  本应阵前拼生死，竟然化解聊旧尘。1950年代台湾的口号（反攻大陆）：两年准备，三年反攻，四年扫荡，五年成功。大陆的口号：海空并进，血洗台湾（注：应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彼时蒋中正总统矢志反攻，密令由军统局改组之保密局精选东南沿海县市籍情报干员带队反攻，我已被告知待命。嗣因美国反对不支持，停止执行。但反攻计划，早已被毛泽东主席的谍报组织（台湾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搜取，并传回大陆，层转华安县人民政府饬令湖林乡人民政府做好防御工事，所属武装部长陈振忠负责执行。当时为防我带飞机在粗坑墟顶大草埔空降，乃召集机枪，调派民兵挖掘防空洞，并在马头山腰、玉屏湖山顶分别建构防空哨所，准备御敌。奇巧的是事隔四十余年后（1996年5月间），再次返乡，夜宿城关华安宾馆，晨间由副经理廖江河兄陪同察看七十多年前，国民党华安县党部书记长李汉森的住宅乌楼（原因是我十多岁时，丁母忧不久，父亲带我兄弟两人走到乌楼门口停住，说是要将大哥过继给父亲好友李汉森培养，大哥一听，坚拒而未敲门，父子仨默然回家，如果大哥出继成功，景况全变），据廖兄说该乌楼早经县人民政府卖给纸厂。转头回程，恰好巷口走出一人，经廖兄介绍后，对方陈振忠紧握我双手说：四十多年前就知道你的大名，那个时候，确由台湾方面传回情报，我奉命作为……等语。奇怪不奇怪，我与陈振忠虽然心中都有对方的名和姓，却是未曾谋面，而今竟然不期而遇，令人不胜感慨。有道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实施都市计划打先锋
  台湾的行政、文化重心在台北市。其都市计划方案，大部分是承袭自日本既定的规划原案。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危害，造成国穷民贫，民生之萧条，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很多计划方案，政府都是束之高阁，未及实施。
  1949年的移民潮，从大陆拥进台湾的军、公、教、商、民等，约计两百多万人，少部分往中南部落脚，大多数在北部发展，拥挤不堪，尤以台北市为甚。彼时政府管理不严，凡是尚未开发的公共设施用地，任由搭盖棚户，即所谓的违章建筑。
  十多载后，约1960年代中期，人民生活较为稳定，政府收入较丰，开始实施公共建设，“台北市违章建筑处理委员会”因而诞生。我从军中退伍，恭逢其盛，开始了打先锋的工作，从此尝尽了人间辛酸苦辣的滋味，印象最深刻的如台北市政府要兴建污水处理厂，但二千多坪的公有预定地被占用，盖满了将近百户违法建筑，龙蛇杂处，拆迁房屋，谈何容易。尽管在公告拆迁期限前，我们做了多方面的疏导工作，但是拆迁户心不甘愿，发出的各种恫吓，什么火烧房子、同归于尽等等可怕流言尽出，亦难怪，拆迁补助费有限，房子没了何处安身，真是棘手，拆迁期限一到，我带领经办人员及拆除队员六十多人，加上警察局派出维持治安的警员三十多人抵达现场，好生劝导，仍然花样百出，但最后还是圆满完成任务。
  此外，还有如拓宽和平东路巷道工程。其中有一巷道两旁的预定用地，早被住户占用盖房，以致十分狭窄，要依计划拓宽，就要拆除违建，因此住户非常不满，诸多阻挠，要施工顺利，我只好带领拆除队强制执行。拆除结束，群众堵住巷口，不让我的坐车离开，众声喊打，由于该巷道乃无尾巷（俗称“死巷”），我那主办科长及拆除队长考虑到我的人身安全，愿以肩膀当垫子，要求我爬过围墙离开现场。“像话吗？执行公务哎！”他们当场被我训了一顿。最后我还是坐上车子倒车出去。经过巷口，围堵的群众，只是敲敲玻璃窗，打打车顶洩愤而已，我还是安全回到办公室。几天后发放拆迁救济金，一个五十岁老妇人，进我办公室，靠近办公桌前即跪在地上，问她原因，说她是被拆除违建的租户，替人家洗衣维生，因设户籍日期，不合救济规定，无法领到救济金，要求帮助。经查阅名册属实，亦无法外可循之依据。只好将我刚领到的薪俸袋里的薪资，拿出一半，打发她离开。以后还有处理不少的重大拆迁案件，如“来来大饭店”等十多家五星级饭店的违规设施，阳明山风景区七十多家违建土鸡城，都是触目惊心的拆迁案件，现场情况，各家电视台均有采访转播，拆迁环境之恶劣、难度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1984年6月间，处长蔡定芳、总工程师杨石钦与我，赴日本东京都考察建筑管理事宜，承东京都知事及我驻日本代表协助，顺利进行，收获甚丰。返程途经广岛，顺游原子弹爆炸纪念公园，看那栋保留被炸原貌的楼宇，感触良多。忆那鬼子自“九一八”侵华开始，再经八年抗战，日军抢夺财物、强奸妇女、滥杀平民等等恶行，尤其后者，被杀同胞数达四千多万人，当时我虽幼年，记忆犹新，原子弹的受害，只不过是小巫而已。
  返乡谒祖报宗功
  木有根，水有源。我们中华民族是很重视孝道、重视根源的族群。我离乡七十余载，虽然已入籍美国，旅居海外，但时时心系故乡。隔绝一甲子，首次回老家，沿途看到那落后景象，令人感慨。九龙江的西陂两岸天堑，交通仍旧船渡。1992年夏天湖林乡党委书记林清水来访，谈及已有建造铁索桥计划，只是短缺资金，我乃建议为长远之计，应建造水泥桥，方便来往车辆行驶，也才有效益，至于建桥资金方面，我可以尽绵力，帮助向海外乡亲筹募，玉成此事。嗣由我与政协副主席杨金文、林书记、乡长方超群、武装部政委陈东升等向县委书记王复兴汇报，拍板定案。随后政协副主席杨金文陪同县长孙孔强，前来湖林我宅“柏庐”造访，鼓励赴台湾、美国、新加坡、印尼等地，发动海外侨胞，捐资造桥。“众人抬柴火焰高”。几经奔走努力，海外侨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慷慨解囊，众志终成城。1995年5月1日，一座跨越九龙江的水泥大桥终于顺利通车。今日眼看故乡交通方便，天堑变通途，人民财力与生活，均有大幅改善，至感天佑我宗。
  海峡隔断心不离，首次返乡修父坟。眼看先父遗留的旧屋，仅剩残房，心中暗自淌血，决定重新改建，施工期间，隔海奔波，难计次数。1993年4月间再次返回湖林，舍惯乘的火车，改搭较为颠簸的汽车，途经西陂芝榔坂路段，眼看有一座坟墓在道路拓宽范围内久未迁移，引起儿时随父扫墓的记忆，看似眼熟，于心戚戚。经打听，竟然是我房开基“尚德堂”祖妣李氏墓茔，乃洽询工程单位，据称，曾经公告迁移，久等无人认领，亦曾通知李氏宗亲会，石沉大海。闻此，即办理认领，选择吉日迁葬竣事。
  另有一桩，是重修先祖父坟墓。坟茔位在我出生血迹地的“树德堂”附近，解放初期，被村长盖新房强行侵占，挖掘破坏。经向政府诉说，始由政协及乡委协调解决修复。至于先祖母灵骨，因二战时期，先父经营布店，结束营业，生活陷入贫困，灵骨只好挖土穴暂寄，经与大哥商量后，择地圆坟。
  90年代初期，乡村通道，都是羊肠土路，每遇春天雨季，确实泥泞难行，只好出资购置碎石修缮，其余如建学校、修宗庙、缮殿宇及续修《珍山旺国陈氏系谱》等等，凡公益设施，每役皆与，做人原则，就求心安。
  遨游环宇圆儿梦
  在军政界熬了四十多载，确实很烦人。退休后，真想好好地休息。所以第一站，选择到美国与子女团聚，短暂喘息几个月，1990年春天就与大哥返回故乡为先父母营造坟茔，嗣即改建故居。家乡、台湾、美国三者间奔波几十趟。由于进出频繁，为了方便，亦符合永久居留规定，于是加入了美国籍，虽然成为侨民，但心依然在故乡，血像那湍流不息的九龙江。
  回忆儿时，听母亲常与伯母们讲故事，什么孟姜女寻夫，哭崩万里长城。尤以幼年小学课本，读到非洲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兽，欣羡在心，很想长大后，能够亲自目睹。1993年夏天我的另一半陪我返乡，临时心灵触动，就在厦门转机飞北京，观故宫、游长城等景点。2006年秋再由小女儿嘉嘉及孙女瑞芬陪同，欧洲非洲之旅，亲睹爱慕的景物。再如游览美国休士顿太空中心、东部白宫、国会山庄、尼加拉瓜瀑布、加拿大多伦多等等名胜，世界五大洲，已游其四，我愿足矣。
  “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物换星移，岁月如梭。一晃七十年过去了。如今，展现在我面前的漳州（华安），不由让人刮目相看。相信不久的將来，一个崛起的辉煌的漳州即会呈现在世人面前。
  斯人已逝 幽思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