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左宗棠在主政东南期间，深刻领会到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事实，迫切地想兴办船政，加强中国的海军建设。1864年6月，左宗棠向清政府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请，“船政乃海防根本。自强莫先于海防，海防莫先于造船。”因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船舰横行于中国沿海，“星驰飙举，无足当之”；故而，“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注：《拟购机器雇洋匠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3册，第61页。）左宗棠的奏请在清廷中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奏上后仅仅几天就得到了明确批复，同治皇帝作了上百字的朱批：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先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见《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在这种背景之下，福州船政局应运而生了。
  福州船政局，又名马尾船政局，或称福建船政局。被誉为“中国海防设军之始，亦即海军铸才之基”。李鸿章赞其为“开山之祖”。先是在左宗棠手下创立，后在继任船政大臣沈葆祯的苦心经营下，船政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
  1868年，管理台湾军民事务的台湾兵备道吴大廷因病请假回福建原籍治疗，经左宗棠、沈葆桢等协商，奏报改赴船政任职提调。作为吴大廷的幕下，吴世忠也在此时进入船政。最初担任福建购买的“长胜”轮船管带，后来为了给“万年青”采购船材，又与船政总监工叶文澜等一起前往暹罗，沈葆桢奏派他出任“湄云”管带时，他还在暹罗的密林中选材。在船政早期驾驶人才奇缺的情况下，吴世忠无疑是极为适合的人物。（见《第一号轮船下水并续办各情形疏同治八年五月》沈葆桢）
  沈葆桢看中吴世忠为“湄云号”管带的原因，关键有四，其一，吴世忠有绝对过硬的驾船技术和用炮本领。《洋务运动》一书曾记载，“宁波、漳泉、香山新会一带，能驾驶轮船之人甚多。”而且其中尚有“特出之才，如宁波贝锦泉，未尝读彼中书籍，习彼中技艺，自能作船主。”其二，他来自南洋，颇懂外语及域外风土人情，善于与外国人打交道。其三，为人正直仗义，助人好施，人缘甚好。其四，他身强体壮，水性绝佳，智勇双全，而且长期的海上作业使他对这一带的航线极为熟悉。于是“湄云号”管带一职非他莫属。当时吴世忠的官职为湄州营游击，湄州是妈祖的故乡，或许这与“湄云”舰名的由来有某种关系。
  1869年10月1日，吴世忠的老上司吴大廷督率“万年青”北上天津接受清廷检阅，吴大廷这一次北上受阅，把他也带来了，其实是有让他“学习业务”的意思在里面。此时“湄云”船体建造完成三分之二，锅炉、轮机均已就位，为了缩短下水以后的舾装时间，很多舾装工程也一并开始。12月6日，船政举行仪式，祭告妈祖、江神、土神，和当初“万年青”下水的方法一样，“湄云”舰乘当天中午大潮下水成功。
  据《海军实记》所载，“湄云”这艘编号为船政第二号轮船的军舰，功率80马力，排水量515吨，舰体长51.8米，宽7.48米，舱深4.57米，吃水3.39米，无论是排水量还是外形尺度，都比第一号轮船缩小不少。不过，反而在设计上显得较为专一，着重考虑了炮舰和通报舰功能，成为船政早期一级专门的炮舰。第二号轮船选用的蒸汽机是一座卧式的2汽缸往复蒸汽机，便于将蒸汽机的安装位置控制在水线之下，功率虚数80马力，实数320马力，每分钟转速92转，单轴单桨推进，设计航速9节。蒸汽机配套使用2台方形低压燃煤锅炉，考虑到第二号轮船的宽度，2台方形锅炉的安装形式应该与“万年青”舰一样，都是背靠背纵向安放。
  “湄云”舰下水次日便在船政江边升火试验轮机，结果令人满意。首任管带吴世忠恰好也在其间从暹罗返回船政，立刻开始挑选官兵，驻船训练，监制旗帜、号衣。和“万年青”一样，“湄云”的官兵大部分来自福建长乐、漳泉人、浙江宁波人，全舰编制67人。1870年1月10日傍晚船政大臣沈葆桢率领幕僚亲自参加航试。11日黎明“湄云”驶出大洋航试，测试路线与第一号轮船“万年青”一样，于午后返回船政。“掌舵、管轮、炮手、水手人等俱能操纵如意，船身尚称牢固，轮机亦颇轻灵。”此后，28日，日意格为了调校罗经，又督率“湄云”驶出大洋测试，日意格、吴世忠以及“湄云”的官兵一起在大海上过了同治九年的春节，正月初四（2月3日）测试完毕返回船政。“湄云”舰从开工至下水总共花费10个月左右时间，较第一号轮船“万年青”的工期快捷了许多，创下一项中国自造轮船的记录。同时让人惊叹的是，无论“万年青”亦或是“湄云”，其舰员与军舰的磨合速度之快非常罕见，全无大型舰船驾驶基础的中国官兵，竟能顺利地驾驶舰船航行大海，是值得后人深入研究的一个特殊现象。（见陈悦先生发表在《现代舰船》B刊2008年第1期《星云降东南一一福建船政“湄云”级炮舰》）
  在船政厂前停泊了1个月，1870年3月6日“湄云”舰就开始担负任务，搭载运京米委员前往台湾采购贡米。另有一说，1870年2月4日“湄云”轮载采办京米委员赴台购粮，于2月7日抵淡水。1872年8月13日“湄云”轮再由闽起航赴台湾奎笼（即今基隆）装储燃料，19日离基隆驶赴上海。“湄云”舰开始肩负起清政府赋予的重要历史使命。
  鉴于浙江宁波、温州一带海面时有海盗，且“万年青”、“长胜”、“华福宝”等轮船此前前往浙江缉盗非常奏效，比起传统的水师战船来不可同日而语，浙江巡抚杨昌浚于是会商闽浙总督和船政，希望能调拨船政的“湄云”军舰到浙江海面巡弋。闽浙总督将此情况上奏清廷，清政府中枢立刻批准这个提案，并在不久后传谕各沿海沿江省份督抚调拨船政军舰。“与其借资外洋，徒增耗费，曷若拨用闽厂船只，既可省就地购买之费，兼可节省闽局薪粮之需，且不致以有用之船置之无用之地”。“湄云”可谓是船政军舰调拨制度的先行者。
  按照清政府的这项独特的制度，各沿海省份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拨船申请，所拨船只主要用于该省的通商口岸办公，即执行口岸的防御、通信、运输等任务。调拨时各省不用花费一分钱，只要承担这些军舰调拨后的养船经费即可，但是各省拥有的只是这些船只的暂时使用权。一旦海疆有事，船政可以将这些船只全数召回，编入船政舰队使用。
  1871年4、5月间，由吴世忠管带率“湄云”舰抵达温州，开始在浙江服务，然而不想还没服务多久，麻烦事便接踵而至，先是“湄云”舰机械出现故障，后是“湄云”舰水兵与驻防浙江绿营水师广东籍水勇发生口角，几至酿成械斗。所有这些，无不给“湄云”舰入浙巡防缉盗蒙上了一层阴影。原来，1871年5月25日浙江水师提督黄少春乘坐“湄云”出海巡洋，在将近崇明岛海面时，“湄云”的轮机突然发生故障，遂折回宁波镇海关前停泊修理，不能如常，当“湄云”修理时恰好有英国商船入口，随之将“湄云”受损一事传得沸沸扬扬。再有，1871年6月28日夜间“湄云”停泊在宁波，船上水兵登岸，与驻在宁波，由海盗招安而来的绿营水师广东籍水勇发生口角，几乎形成械斗。“湄云”轮水兵人少力薄，随之躲避，没有酿成大祸。杨昌浚急忙会商闽浙总督和代理船政，要求更换“湄云”（称其不适用于浙江，其实是担心“湄云”舰此后与浙江水师无法和睦）。面对这种情形，闽浙总督只好上书军机处商请调换事宜。
  这两起事件本不是什么大事，但在顽固派眼里，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内阁学士宋晋以福州船政局“靡费太重”为由，奏请将江南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两处轮船局暂行停止”。从而引发了一场事关近代造船工业的“兴废之争”，船政“存亡之战”。在这场争论中，左宗棠力排众议奏“船政有利无害，不可裁撤”。沈葆桢致函总署，列举办厂好处，力驳宋晋主张，提出不能因为弟子不如师而“废书不读”，并称“勇猛精进则为远谋，因循苟且则为虚耗”，坚持“船政万难停止”。李鸿章上奏急就而成脍炙人口的《筹议轮船未可裁撤折》提出：“国家诸费皆可省，唯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船之费万不可省”，如裁撤船政则“前功尽弃，后效难图”，“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折中的“三千未有之变局”警语，振聋发瞆，至今仍然熠熠生辉。最终以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赢得了这场论战的胜利。这艘处于风口浪尖的“湄云”舰，在浙江失意后，带着一身疲惫、一身委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风平浪静的出生地港湾——福州马尾船坞，静候差遣新的任务，管带吴世忠则被调任到新造的“飞云”舰任管带。不久，“飞云”号北上山东驻防，开始了它（他）的北国之旅。
  1873年7月27日（同治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李鸿章特别咨询了过津拜谒的“管带烟台兵船之闽人游击吴世忠”。之所以咨询吴世忠，因为吴“在闽带船多年”，又“曾同美领事李仙得往台湾生蕃处，查办杀夺美船之案”，自然很有发言权。
  在吴世忠看来，台湾番民矫健强悍，且地理情况复杂，“山径深险异常”。英美商船也多次被袭害，两国皆曾“发兵船往剿”，结果却是“失利”，无奈之下仍只有“讲和而止”。相形之下，“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对于吴世忠的分析，李鸿章表示赞同。固然，吴世忠的错误分析，误导了此后李鸿章对日战略的评判。不过，李鸿章自身对日的陋视和寡闻也是难辞其咎的。尤其是认为日本“在唐宋以前，贡献不绝，至元世祖往征大败后，乃夜郎自大，今彼虽与西洋合好，尚无如朝鲜，何岂遽能强压我国耶！”足见其对日本实力之小觑、对“敌情”了解、掌握之浅陋。是的，一个堂堂的朝廷中枢都这样认为，遑论一般将弁的短视了。（《李文忠公选集》中《论日本与台湾、朝鲜、秘鲁交涉》（六月十五日））在此，姑且不论吴世忠的分析对与错，至少我们可以从这件事（能够得到李鸿章的征询和赞同）上看出，他在当时朝廷（洋务）高官心目中所具有的地位不可估量。
  1874年5月，日本政府借口琉球船民被台湾牡丹社高山族所杀，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征讨都督，率军舰5艘，运输船13艘，载兵3600多人在台湾南部琅峤（今恒春）登陆，劫掠烧杀。高山族人民据险反击。日军退守龟山，设立都督府，意图久据。
  此时，清政府才发觉日本的企图。5月14日，特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授权节制福建省镇道以下各官，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随即沈葆桢率“安澜”、“伏波”、“飞云”3舰抵台，其中吴世忠一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飞云”从山东赶赴福州，“安澜”从广东调回，与“万年青”、“济安”会同，之后又调“扬武”等舰常驻澎湖，“福清”、“海东云”（管带张成）、“长胜”（管带吕翰）等舰分驻台北、厦门、福州，派“测海”号供闽沪传递消息，派“永保”、“琛航”、“大雅”为运输船只，掩护淮军武毅铭字军6000余人登台。刘步蟾、严宗光、林泰曾等一批刚毕业的船政学生随往勘测台湾环岛地势、水文，绘制成图。从而在陆上、海上对日军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在这里，必须强调说明一点的是，军事实力是非常重要的。就当时清政府而言，海军的实力还是远胜日本的。也恰恰是基于这一点，日本才不得不有所收敛，也才不敢胡作非为。
  在整个台湾交涉期间，船政水师控制台湾各要港并聚集舰队把守台湾外海咽喉澎湖，对远道泛海而来的日军形成了极大的威慑，后来日本海军史学者曾评价“日本派遣的军舰都是从幕府和各藩接收过来的陈旧舰船，根本不是清国海军的对手。”初始啼声的船政水师无疑给了日本侵略政策一记当头棒喝，为外交解决台湾冲突提供了坚强的实力声援。（见《浅谈清朝船政水师与台湾海防——以1874年台湾事件为例》丛中笑、王永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在中国方面的巨大军事压力下，日本被迫和谈。然而由于当时清廷在多个方向都有严重的危机（西北阿古柏叛乱，南方因越南与法国关系殊为紧张），因此在美、英、法三国的调停下，清廷决计妥协，以50万两白银了结了此事。
  此次台湾事件，对双方影响均极为重大。日本方面深刻的体会到了海军在侵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随即从英国进口了“扶桑”、“金刚”、“比睿”等舰，加强自身海军建设。而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日本已经成为中国近在咫尺的最危险的敌人，对海军建设的重要性逐渐形成共识。（《沉没的龙旗——北洋海军史略》）据说，此次事件对吴世忠刺激很大，为此他更加勤勉，全身心致力于水师演练及船政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