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吴世忠是福建（福州）船政局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生在海外，来自南洋，熟知洋务的高级水师将领。他不仅是福建船政局自己制造的轮船“湄云”、“飞云”号首任管带，而且还是“长胜”（或称“长盛”）、“济安”号等多艘舰船统领，更是中国、乃至亚洲近代史上第一艘巡洋舰“扬武”号舰长，曾多次统率福建船政局众多轮船出洋操练，提高了福建水师的海上实战能力和水平，壮大了闽台海防力量，有力地加强了整个沿海防御体系建设。
  在巩固海疆，守护台湾上，他身先士卒，勇于担当，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在他的身上，我们还可领略他过人灵巧处世应变之道。他凭着自身过硬的本领，精湛的航海技术和娴熟的洋务知识，不仅赢得了船政学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严宗光、叶祖珪、萨镇冰等拥戴，而且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重视，特别是历任洋务、船政官员的关照、提掖，无论是左宗棠、李鹤年、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吴赞诚、夏献纶、吴大廷等，还是罗大春、刘明灯、叶文澜、蒋锡藩等都对他器重青睐，信任有加，这种现象在旧式水师将领群体中非常少见，实是一个奇迹。这也是我们必须加以重视、挖掘、分析、研究的原因之一。
  吴世忠（？—1879），龙溪县二十三四都鳌浦人（今芗城区浦南镇吴浦村），清同光年间（同治、光绪）著名水师将领，他器识恢宏，胆识过人，“周历南北诸洋，寝馈风涛、出入艰险；迭次出洋巡缉捕盗、救援商船，甚为得力”。一生成就可圈可点。历任游击、通事、管带（都司），擢升为提督衔总兵，死后被追封为“振威将军”（武一品，原牌匾挂在六房吴氏宗祠里，“文革”时被毁）。
  在洋务船政上，他通晓英文，入台充当美国驻厦领事馆李仙得通事，积极处理美国“罗妹”号事件。赴暹逻（今泰国）与船政总监工叶文澜谨慎细致为船政采办造船木料。在天津，积极向朝廷，特别是向李鸿章建言献策。驻船政，他分别担任“长胜”、“湄云”、“飞云”、“济安”、“扬武”号管带，统率福建船政局众多舰船外洋、厦台操练巡防。在海防守护上，他管驾“湄云”多次往台运米、煤至京津，后调赴浙缉防；驾驭“飞云”，驻防烟台。任船政营务处，多次派令救护中外遭风船只。掌管“扬武”兵船，兼司督操事务，日夜操练，小心巡防，深孚众望，为船政学堂学生所拥戴。1879年3月，在一次援救商船事故中，不幸中风身亡，因公殉职。
  来自南洋的闽南好汉——缅甸国王长孙
  据鳌浦村吴水俊（87岁，已故）生前介绍，吴世忠的父亲吴忽，字允隆（1822一？），漳州府龙溪县二十三四都鳌浦人。父母早逝，全靠兄长一手抚养，不过，由于自小身患顽疾（皮肤病），难以治愈，遂想跳河一死了之（免得拖累兄长一家）。他的兄嫂无意中得知这个消息后，赶忙劝他说“小小年纪，日子久长长，千万不要做傻事。我与你阿兄想想办法，叫他拿些银两，让你到外地（厦门）去治看看？”于是，吴忽带着兄长交给他的十两银圆离开鳌浦。在厦门，吴忽碰巧遇到一艘正欲开往南洋（旧指“番邦”，今东南亚一带）的大番船，他干脆上船“过番”去了。
  船行到半路（南海一带），狂风大作，雷雨交加，海上波涛汹涌，数艘船舶瞬间沉没，死伤不计其数。这时，若不将风帆收起，吴忽乘坐这艘船同样危在旦夕，正当船上人面面相觑、惶恐不安的时候，凭着过去在自家门口（九龙江北溪鳌浦渡口）练就的一身好水性，有着娴熟攀爬技艺的年轻小伙子吴忽，急忙口咬锋利小刀迅速攀上船上桅杆。突然，一道闪电差点击中吴忽，他只觉得身子一热，看了看没事（注：出乎意料的是，他久治不愈的皮肤病不知为何反而好了，可能是被闪电一击而愈的缘故吧），便赶紧将风帆割断，整艘船顿时转危为安，人人不由额手称庆，纷纷称赞吴忽的见义勇为精神和舍己为人的壮举。
  船尚未到罗摩国口岸，吴忽的事迹却早已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罗摩国（Raman）（或称“室利差呾罗国”、“掸国”、“诃利鸡罗国”）。到处传颂他的感人事迹。罗摩国国王知道后，特意招他为驸马。吴忽在罗摩国生活多年，生下了吴世忠等四子。吴忽六十多岁病逝，赐葬罗摩国。
  不久，罗摩国公主（吴忽夫人）便向她父亲罗摩国国王请求随子回唐山（中原）。罗摩国国王见女儿去意已决，只好挥泪送别。回到福建后，她决定与早年先行回国的长子吴世忠住在一起，定居省府（福州）。后来，她病重不治而逝，吴世忠只好派人将她的棺椁从省城运回漳州东门外祖家鳌浦，葬在东坑社口井头山（“倒枝梅花”穴位）。今鳌浦村东坑社的一品夫人墓已被破坏，但墓碑尚存，字迹十分清晰，右边题有：提督衔都司衔记名总兵兼先外委都司衔男吴世忠、谦、贞、良，孙清杰、河、江、汉、灿、海、波等仝立石，中间题有“皇清诰封一品夫人谥慈惠何太夫人佳城”左边题有“光绪己卯仲春吉”，前面尚有两根石烛（顶上的小石狮已被偷走），分别题有“马鬃家高山爱梅花香不断，鳌头先占池分莲叶碧无痕”，受到严重破坏。
  原来，此前吴世忠早已回到唐山（中国），先是当游击（水师）缉捕海盗，巡守海防，后参与福建船政局轮船建造工作，而今已是游击、都司衔。据说，吴世忠凭着一身功夫，尤其通外文，晓洋务，善水性，懂技术而显得出类拔萃。1875年（光绪元年乙亥），他因多次参加缉捕、平定海贼，被朝廷封为江南水师提督（据说，皇帝还赐予他一面令旗及一把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
  1877年（光绪三年壬申），时任江南提督吴世忠回到祖籍地鳌浦谒祖。在鳌浦，他修建了坑底祖厅，公堀垒石坪及土地公庙，在水沟两边加固石板，同时，还修建鳌浦大庙的庙埕。此外，在厦门还修建了一座提督码头。主要是为吴大人（世忠）靠小船（以涂漆红为号）驶入开元大街备用的。1879年（光绪五年己卯）冬吴世忠卒，遗体从厦门运回漳州，赐葬于北门外鳌门横官路石烛山（号称“金椅子”穴位，今墓尚存芗城区石亭镇，但已受到严重破坏）。
  难得洋务通事之才——台湾兵备道吴大廷得力助手
  1863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在此期间，他非常关心台湾的军事、政治情况，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台湾的防御力量，以备西方列强的入侵。其中一条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整顿台湾吏治。他严加整顿，选调得力官员。在台湾道员、总兵两个海疆要职上，他亲自遴选，破格提拔“守洁、才长、兼通方略”的福建盐法道吴大廷调补台湾道员；又将功勋卓著的原福宁镇总兵刘明灯调补台湾镇总兵，在这两人的努力治理下，台湾的军政情况不久便大有起色。
  吴大廷（1824—1877），字桐云，湖南沅陵人。咸丰五年举人。先后追随胡林翼、曾国藩、李续宜、左宗棠，曾劝阻胡在临终前弹劾胜保。1866年（同治五年）他奉旨担任按察使衔分巡台湾兵备道（或称“台湾道”、“台澎道”），为台湾清治时期这阶段的地方统治者，在官能兴利除弊，数为胡林翼、曾国藩等所荐而仕不达，卒赠太仆寺卿，著有《小酉腴山馆全集》四册（文集12卷，诗集8卷，小酉腴山馆主人自著年谱2卷），读书随笔6卷。
  据载，吴大廷担任台湾兵备道期间，台美间发生了知名外交事件——“罗妹”号事件（或称“罗发”号（Rover））。在这起事件中，吴世忠，这位早年从南洋回国，曾与外国人多有交道，被闽浙总督李鹤年视为“可造之材”的湄洲游击很快便因其通英语、懂洋务、熟航海的过人才干为吴大廷所倚重，而成为他的得力助手。自此，吴世忠与台海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见《闽浙总督李鹤年奏》）
  同治六年（1867）二月，由广东汕头开往山东牛庄的美国轮船“罗妹”号，行经台湾海峡南端途中遭风漂至屏东七星岩触礁沉没。船上的美籍与华籍船员14人，均搭乘救生艇，飘流至琅峤（今屏东县恒春镇）上岸，被龟仔角社（今垦丁社顶部落）原住民出草攻击，船长亨特（J.W.Hunt）夫妇等13人惨遭杀害，只有一人逃脱，受到当地汉人的搭救，并向官府报告。
  在中方处理此事件中，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C.W.LeGendre）发出照会与台湾道吴大廷、台湾镇总兵官刘明灯交涉。但吴、刘虚与委蛇，让美方决心自行前往出事地点调查。6月，美国舰队司令贝尔（H.HBell）率军舰二艘、兵力181人，登陆恒春，但苦于丛林与热带疾病，加上原住民的攻击，出兵行动并不顺利。
  10月，李仙得到达台湾、前往土著番界的时候，吴大廷派遣吴世忠出任通事（翻译、联络官），与台湾总兵刘明灯一行人深入琅峤查办。李仙得获得同行之英商必麒麟（W.A.Pickering）的帮助，自行与排湾族十八社总头目卓杞笃达成口头协议，不再杀害难船者。不知情的刘明灯，于达成协约三天后，率军包围番社部落，准备择日发动攻击，李仙得通知照会刘明灯此案可以和平解决。1869年（同治8年）2月李仙得在通事吴世忠的陪同下再度来台，与卓杞笃会面正式签订了“亲善盟约”的书面协议，与刘明灯另议定章程10条，并取得附近闽粤各庄与番社头目的保结，事件就此落幕。
  另据李仙得探险恒春半岛载（1867年11月8日呈给美国公使的报告，现存美国国家档案局—USNA：CD，Amoy，M-100，R-3，括号内文字系笔者的考据加注）：“9月10日早上从台湾府出发，我们在队伍中间位置。知府叶宗元很慷慨的提供交通工具给我、宝内、通事吴世忠，以及一、二名仆役乘坐，并载运行李、粮食。”（见陈政三所著《红毛探亲记：岛内岛外趴趴走》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12、25）吴世忠的漳州人和通事身份，加上他的海外出身，特别是懂外文会说闽南话的本事，使他在与李仙得、恒春土著居民打交道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占据了很大主动。可见吴世忠是当时凤毛麟角的洋务操作性人才。
  “湄云”号首任管带
  左宗棠在主政东南期间，深刻领会到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事实，迫切地想兴办船政，加强中国的海军建设。1864年6月，左宗棠向清政府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请，“船政乃海防根本。自强莫先于海防，海防莫先于造船。”因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船舰横行于中国沿海，“星驰飙举，无足当之”；故而，“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注：《拟购机器雇洋匠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3册，第61页。）左宗棠的奏请在清廷中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奏上后仅仅几天就得到了明确批复，同治皇帝作了上百字的朱批：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先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见《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在这种背景之下，福州船政局应运而生了。
  福州船政局，又名马尾船政局，或称福建船政局。被誉为“中国海防设军之始，亦即海军铸才之基”。李鸿章赞其为“开山之祖”。先是在左宗棠手下创立，后在继任船政大臣沈葆祯的苦心经营下，船政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
  1868年，管理台湾军民事务的台湾兵备道吴大廷因病请假回福建原籍治疗，经左宗棠、沈葆桢等协商，奏报改赴船政任职提调。作为吴大廷的幕下，吴世忠也在此时进入船政。最初担任福建购买的“长胜”轮船管带，后来为了给“万年青”采购船材，又与船政总监工叶文澜等一起前往暹罗，沈葆桢奏派他出任“湄云”管带时，他还在暹罗的密林中选材。在船政早期驾驶人才奇缺的情况下，吴世忠无疑是极为适合的人物。（见《第一号轮船下水并续办各情形疏同治八年五月》沈葆桢）
  沈葆桢看中吴世忠为“湄云号”管带的原因，关键有四，其一，吴世忠有绝对过硬的驾船技术和用炮本领。《洋务运动》一书曾记载，“宁波、漳泉、香山新会一带，能驾驶轮船之人甚多。”而且其中尚有“特出之才，如宁波贝锦泉，未尝读彼中书籍，习彼中技艺，自能作船主。”其二，他来自南洋，颇懂外语及域外风土人情，善于与外国人打交道。其三，为人正直仗义，助人好施，人缘甚好。其四，他身强体壮，水性绝佳，智勇双全，而且长期的海上作业使他对这一带的航线极为熟悉。于是“湄云号”管带一职非他莫属。当时吴世忠的官职为湄州营游击，湄州是妈祖的故乡，或许这与“湄云”舰名的由来有某种关系。
  1869年10月1日，吴世忠的老上司吴大廷督率“万年青”北上天津接受清廷检阅，吴大廷这一次北上受阅，把他也带来了，其实是有让他“学习业务”的意思在里面。此时“湄云”船体建造完成三分之二，锅炉、轮机均已就位，为了缩短下水以后的舾装时间，很多舾装工程也一并开始。12月6日，船政举行仪式，祭告妈祖、江神、土神，和当初“万年青”下水的方法一样，“湄云”舰乘当天中午大潮下水成功。
  据《海军实记》所载，“湄云”这艘编号为船政第二号轮船的军舰，功率80马力，排水量515吨，舰体长51.8米，宽7.48米，舱深4.57米，吃水3.39米，无论是排水量还是外形尺度，都比第一号轮船缩小不少。不过，反而在设计上显得较为专一，着重考虑了炮舰和通报舰功能，成为船政早期一级专门的炮舰。第二号轮船选用的蒸汽机是一座卧式的2汽缸往复蒸汽机，便于将蒸汽机的安装位置控制在水线之下，功率虚数80马力，实数320马力，每分钟转速92转，单轴单桨推进，设计航速9节。蒸汽机配套使用2台方形低压燃煤锅炉，考虑到第二号轮船的宽度，2台方形锅炉的安装形式应该与“万年青”舰一样，都是背靠背纵向安放。
  “湄云”舰下水次日便在船政江边升火试验轮机，结果令人满意。首任管带吴世忠恰好也在其间从暹罗返回船政，立刻开始挑选官兵，驻船训练，监制旗帜、号衣。和“万年青”一样，“湄云”的官兵大部分来自福建长乐、漳泉人、浙江宁波人，全舰编制67人。1870年1月10日傍晚船政大臣沈葆桢率领幕僚亲自参加航试。11日黎明“湄云”驶出大洋航试，测试路线与第一号轮船“万年青”一样，于午后返回船政。“掌舵、管轮、炮手、水手人等俱能操纵如意，船身尚称牢固，轮机亦颇轻灵。”此后，28日，日意格为了调校罗经，又督率“湄云”驶出大洋测试，日意格、吴世忠以及“湄云”的官兵一起在大海上过了同治九年的春节，正月初四（2月3日）测试完毕返回船政。“湄云”舰从开工至下水总共花费10个月左右时间，较第一号轮船“万年青”的工期快捷了许多，创下一项中国自造轮船的记录。同时让人惊叹的是，无论“万年青”亦或是“湄云”，其舰员与军舰的磨合速度之快非常罕见，全无大型舰船驾驶基础的中国官兵，竟能顺利地驾驶舰船航行大海，是值得后人深入研究的一个特殊现象。（见陈悦先生发表在《现代舰船》B刊2008年第1期《星云降东南一一福建船政“湄云”级炮舰》）
  在船政厂前停泊了1个月，1870年3月6日“湄云”舰就开始担负任务，搭载运京米委员前往台湾采购贡米。另有一说，1870年2月4日“湄云”轮载采办京米委员赴台购粮，于2月7日抵淡水。1872年8月13日“湄云”轮再由闽起航赴台湾奎笼（即今基隆）装储燃料，19日离基隆驶赴上海。“湄云”舰开始肩负起清政府赋予的重要历史使命。
  鉴于浙江宁波、温州一带海面时有海盗，且“万年青”、“长胜”、“华福宝”等轮船此前前往浙江缉盗非常奏效，比起传统的水师战船来不可同日而语，浙江巡抚杨昌浚于是会商闽浙总督和船政，希望能调拨船政的“湄云”军舰到浙江海面巡弋。闽浙总督将此情况上奏清廷，清政府中枢立刻批准这个提案，并在不久后传谕各沿海沿江省份督抚调拨船政军舰。“与其借资外洋，徒增耗费，曷若拨用闽厂船只，既可省就地购买之费，兼可节省闽局薪粮之需，且不致以有用之船置之无用之地”。“湄云”可谓是船政军舰调拨制度的先行者。
  按照清政府的这项独特的制度，各沿海省份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拨船申请，所拨船只主要用于该省的通商口岸办公，即执行口岸的防御、通信、运输等任务。调拨时各省不用花费一分钱，只要承担这些军舰调拨后的养船经费即可，但是各省拥有的只是这些船只的暂时使用权。一旦海疆有事，船政可以将这些船只全数召回，编入船政舰队使用。
  1871年4、5月间，由吴世忠管带率“湄云”舰抵达温州，开始在浙江服务，然而不想还没服务多久，麻烦事便接踵而至，先是“湄云”舰机械出现故障，后是“湄云”舰水兵与驻防浙江绿营水师广东籍水勇发生口角，几至酿成械斗。所有这些，无不给“湄云”舰入浙巡防缉盗蒙上了一层阴影。原来，1871年5月25日浙江水师提督黄少春乘坐“湄云”出海巡洋，在将近崇明岛海面时，“湄云”的轮机突然发生故障，遂折回宁波镇海关前停泊修理，不能如常，当“湄云”修理时恰好有英国商船入口，随之将“湄云”受损一事传得沸沸扬扬。再有，1871年6月28日夜间“湄云”停泊在宁波，船上水兵登岸，与驻在宁波，由海盗招安而来的绿营水师广东籍水勇发生口角，几乎形成械斗。“湄云”轮水兵人少力薄，随之躲避，没有酿成大祸。杨昌浚急忙会商闽浙总督和代理船政，要求更换“湄云”（称其不适用于浙江，其实是担心“湄云”舰此后与浙江水师无法和睦）。面对这种情形，闽浙总督只好上书军机处商请调换事宜。
  这两起事件本不是什么大事，但在顽固派眼里，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内阁学士宋晋以福州船政局“靡费太重”为由，奏请将江南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两处轮船局暂行停止”。从而引发了一场事关近代造船工业的“兴废之争”，船政“存亡之战”。在这场争论中，左宗棠力排众议奏“船政有利无害，不可裁撤”。沈葆桢致函总署，列举办厂好处，力驳宋晋主张，提出不能因为弟子不如师而“废书不读”，并称“勇猛精进则为远谋，因循苟且则为虚耗”，坚持“船政万难停止”。李鸿章上奏急就而成脍炙人口的《筹议轮船未可裁撤折》提出：“国家诸费皆可省，唯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船之费万不可省”，如裁撤船政则“前功尽弃，后效难图”，“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折中的“三千未有之变局”警语，振聋发瞆，至今仍然熠熠生辉。最终以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赢得了这场论战的胜利。这艘处于风口浪尖的“湄云”舰，在浙江失意后，带着一身疲惫、一身委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风平浪静的出生地港湾——福州马尾船坞，静候差遣新的任务，管带吴世忠则被调任到新造的“飞云”舰任管带。不久，“飞云”号北上山东驻防，开始了它（他）的北国之旅。
  1873年7月27日（同治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李鸿章特别咨询了过津拜谒的“管带烟台兵船之闽人游击吴世忠”。之所以咨询吴世忠，因为吴“在闽带船多年”，又“曾同美领事李仙得往台湾生蕃处，查办杀夺美船之案”，自然很有发言权。
  在吴世忠看来，台湾番民矫健强悍，且地理情况复杂，“山径深险异常”。英美商船也多次被袭害，两国皆曾“发兵船往剿”，结果却是“失利”，无奈之下仍只有“讲和而止”。相形之下，“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对于吴世忠的分析，李鸿章表示赞同。固然，吴世忠的错误分析，误导了此后李鸿章对日战略的评判。不过，李鸿章自身对日的陋视和寡闻也是难辞其咎的。尤其是认为日本“在唐宋以前，贡献不绝，至元世祖往征大败后，乃夜郎自大，今彼虽与西洋合好，尚无如朝鲜，何岂遽能强压我国耶！”足见其对日本实力之小觑、对“敌情”了解、掌握之浅陋。是的，一个堂堂的朝廷中枢都这样认为，遑论一般将弁的短视了。（《李文忠公选集》中《论日本与台湾、朝鲜、秘鲁交涉》（六月十五日））在此，姑且不论吴世忠的分析对与错，至少我们可以从这件事（能够得到李鸿章的征询和赞同）上看出，他在当时朝廷（洋务）高官心目中所具有的地位不可估量。
  1874年5月，日本政府借口琉球船民被台湾牡丹社高山族所杀，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征讨都督，率军舰5艘，运输船13艘，载兵3600多人在台湾南部琅峤（今恒春）登陆，劫掠烧杀。高山族人民据险反击。日军退守龟山，设立都督府，意图久据。
  此时，清政府才发觉日本的企图。5月14日，特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授权节制福建省镇道以下各官，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随即沈葆桢率“安澜”、“伏波”、“飞云”3舰抵台，其中吴世忠一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飞云”从山东赶赴福州，“安澜”从广东调回，与“万年青”、“济安”会同，之后又调“扬武”等舰常驻澎湖，“福清”、“海东云”（管带张成）、“长胜”（管带吕翰）等舰分驻台北、厦门、福州，派“测海”号供闽沪传递消息，派“永保”、“琛航”、“大雅”为运输船只，掩护淮军武毅铭字军6000余人登台。刘步蟾、严宗光、林泰曾等一批刚毕业的船政学生随往勘测台湾环岛地势、水文，绘制成图。从而在陆上、海上对日军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在这里，必须强调说明一点的是，军事实力是非常重要的。就当时清政府而言，海军的实力还是远胜日本的。也恰恰是基于这一点，日本才不得不有所收敛，也才不敢胡作非为。
  在整个台湾交涉期间，船政水师控制台湾各要港并聚集舰队把守台湾外海咽喉澎湖，对远道泛海而来的日军形成了极大的威慑，后来日本海军史学者曾评价“日本派遣的军舰都是从幕府和各藩接收过来的陈旧舰船，根本不是清国海军的对手。”初始啼声的船政水师无疑给了日本侵略政策一记当头棒喝，为外交解决台湾冲突提供了坚强的实力声援。（见《浅谈清朝船政水师与台湾海防——以1874年台湾事件为例》丛中笑、王永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在中国方面的巨大军事压力下，日本被迫和谈。然而由于当时清廷在多个方向都有严重的危机（西北阿古柏叛乱，南方因越南与法国关系殊为紧张），因此在美、英、法三国的调停下，清廷决计妥协，以50万两白银了结了此事。
  此次台湾事件，对双方影响均极为重大。日本方面深刻的体会到了海军在侵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随即从英国进口了“扶桑”、“金刚”、“比睿”等舰，加强自身海军建设。而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日本已经成为中国近在咫尺的最危险的敌人，对海军建设的重要性逐渐形成共识。（《沉没的龙旗——北洋海军史略》）据说，此次事件对吴世忠刺激很大，为此他更加勤勉，全身心致力于水师演练及船政事业。
  1876年2月5日（光绪二年正月十一日，另有一说，1875年11月18日光绪元年），“扬武号”军舰访问日本长崎，立即轰动了日本国。据记载：“福州船政局之扬武炮船，昨由烟台出洋，为练习海道起见，其至日本洋，日人颇生艳羡。嗣入内港，气势昂藏，足令日人骇异。……后回上海抵福州，满拟来春游历英美各国并欧罗巴洲等处。此举殊足壮中朝之威，而使西人望风额庆也。且此班生童其精进正未可量，虽此行为中朝所仅有，而中外皆欢欣鼓舞而乐观厥成焉。”（见《记扬武炮船出洋练习》，《万国公报》，第373卷，引自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450-45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自此，日本当局急起直追，后来居上，很快就超过中国。但在当时，“扬武号”不失为远东地区自制最大的兵船，最先进的巡洋舰了。
  扬武，英文名YangWu，福州船政局所建造的第七号舰，是早年所建军舰最耗工费料成本最高的一艘，也是公认意义上的中国乃至亚洲第一艘近代巡洋舰。该舰为木胁木壳，舰长63.33米、宽11.99米、型深6.99米、舰艏吃水5.3米、舰艉吃水5.97米、主匡面积43.44平方米、风帆面积1822.04平方米、排水量1560吨。整个船略显短粗，目的是“取舱面空阔，则可安炮位”，“扬武”的舱深5.28米，更适宜中国港口的实际条件。采用普通卧式2汽缸蒸气机、方式锅炉2座、功率续数250马力，实数1130马力（“扬武”舰的烟囱为三段可伸缩式），航速12节，编制147人。“扬武”舰的动力系统为进口设备，全部购自英国格拉斯哥（Glasgow）工厂，包括1台卧式二汽缸往复蒸汽机，配套2座方形低压锅炉，轮机功率虚数250马力，实数1130马力，转数每分钟82转，设计航速12节，后来军舰航试时测得顺风顺潮航速超过15节，远远大于设计母形。当时一位前来参观的英国军官感慨道：“它的技艺和最后的细工可以和我们英国自己的机械工厂的任何出品相比美，而且毫无愧色。”
  为这样一艘军舰选派舰长，自然需要异常慎重。另外，能够当上这艘军舰舰长，也是一种荣誉和骄傲。如果说，贝锦泉被任命为“扬武”舰首任管带是顺理成章的话，那么，将“扬武”舰改成练习舰，对于驾驭此舰舰长来说，无疑是一种组织考验，更是一种综合能力的反映。
  所谓的“练习舰”实际上真实用途类似于旗舰，借以解决船政舰队设立以来有舰无队，军舰训练始终处于单舰各自为政状态，缺乏舰队作战训练的缺陷，同时练习舰上直接培训出的熟练水手也可以随时填补入其他军舰，提高整个船政舰队的人员素养。从此，“扬武”成为了一艘特殊的“练习舰”——船政舰队的旗舰。
  鉴于“扬武”舰的地位发生改变，船政舰队提督因为需要经常性在岸办公处理日常事务，不可能随舰监督指挥，“扬武”的管带实际上就同时被赋予舰队总督操的使命，因而必须重新挑选一位地位较高而且熟悉近代海军事务的官员。为此，沈葆桢起初相中了蔡国祥。据载，“兹查有记名提督蔡国祥，前经大学士臣曾国藩拟派统带轮船，嗣以李泰国违约轮船发还而止。现拟令暂充督练之任。”不过，“但该提督由长江水师出身，外洋情形非试之实境，臣等亦未敢深信其能。现拟令暂充督练之职，俟其周巡海上数月，如果于外洋驾驶窍要娴习精通，能诱掖诸艺童，咸折节以取西人之长，无桀骜以蹈西人之习，再奏恳作为统领，以专责成”，表示出了一种极其谨慎的态度，先只是让蔡国祥临时代理而已，考察合格以后才能正式委任。这是一种慎重做法，也是一种负责的态度。事实最有发言权。从蔡国祥率队成功访日本，巡游南洋，直至回到船政，总体还是不错的。不过，从最后结果看，相比之下，无论是从“周历洋面”，还是“熟狎风涛、精通枪炮、晓畅轮机”上，吴世忠还是略胜一筹，显然更适合“练习舰”舰长这个岗位，就这样吴世忠走马上任了。
  据载，“去年洋务方兴，专派六船驻扎澎湖，朝夕教练，究属一时权宜之计。现拟将‘扬武’改为练船，取熟谙西学堪以出洋之艺童，荟萃其中，募洋将德勒塞为总教习，以精于枪炮帆缆，洋师二人副之，以期日益求精。其余各船除出差外，亦随之合操，俾号令划一。惟轮船一日千里，或由内洋而外海，或由腹地而边忂，非有熟悉水务之大员坐镇船中，周历洋面，无以察其勤惰而策其精能。”另据载，“又奏，调总兵吴世忠管练‘扬武’号轮船。允之，折包。”（见《督办船政大臣候补三品京堂吴赞诚奏报》）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朝廷对“扬武”号的倚重，同时，也可看出在挑选担任舰长人选问题上，朝廷的慎重、认真态度。从另一方面讲，选择吴世忠担任这艘中国、乃至远东最大最先进的巡洋舰舰长，恰恰充分说明了朝廷对他管理、驾驭、操练能力的认可和信赖。后来让船政学生邓世昌担任他的大副，更是说明这一点。
  同治九年（1870）秋，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奏调吴赞诚至天津机器局，补天津道。不久，升顺天府尹。光绪二年（1876），奉旨督办福建船政兼理台湾海防。光绪四年（1878），以光禄寺卿署福建巡抚兼理船政。他注重海防，亲自过问添船添炮之事，李鸿章激赏之。据载，吴赞诚在奉旨督办福建船政兼理台湾海防和任福建巡抚时，即1877年至1878年之间，曾两次渡海赴台，历尽艰辛，为保卫建设台湾做出了贡献。
  在吴赞诚的鼎力支持下，吴世忠不负所望，取得了一系列瞩目的业绩。光绪二年（1876）正月，吴世忠率领去年冬天为避冻从北方各省回南方的“湄云”、“飞云”、“镇海”及原福建“万年青”、“济安”、“靖远”、“振威”、“福星”等各兵轮船集中操练帆索枪炮，其中以“万年青”、“振威”为优；操演舢板用桨用帆各款，以“济安”为优；操演洋枪中靶，以“靖远”、“振威”为优；操演水雷，以“镇海”为优。在这场演习中，轮船营务处游击吴世忠“练习风涛，能耐劳苦”的良好表现，深受船政大臣吴赞诚、船政人员的好评。
  不仅如此，吴赞诚还特命他“会督各兵轮船出五虎门外大洋，练习大炮打靶及学习洋人分操合操之法”，通过枪炮打靶及分兵摆阵的演练，各船枪炮水平及枪炮手能力不仅得到了充分锻炼，而且也提高了他的统筹安排管理水平。“‘扬武’中靶最多，‘飞云’次之，‘济安’又次之，而‘扬武’之中靶，则水手又不及学生”。除此之外，为进一步培养考核他的全面组织管理能力，“船政局总监工广东补用道叶文澜”担负“细察吴世忠能否胜轮船统领之任”之责，爱护人才之心跃然纸上。经一番实地实力实际“零距离”考察，吴世忠各方面优异表现得到了朝廷的高度评价，特别是船政大臣吴赞诚的充分认可“驾驶精稳，堪膺督率之任臣”。
  光绪三年（1877）三月，撤掉了“扬武”练船教习，调吴镇管驾操练。丁日昌因台防紧要，调“扬武”、“飞云”、“济安”、“伏波”、“登瀛洲”、“龙骧”、“虎威”等船赴澎湖驻泊，交记名总兵吴世忠督同操练，并轮流派赴省厦洋面游巡。同时，为校阅各船操演情况（“各船驻澎日久，操练枪炮当有可观，而炮位较巨之船，非精通西法演放有准者，难期胜任。”），吴赞诚于二十日前亲赴澎湖。
  据载，三月二十日前（吴赞诚乘“济安”）赴澎湖校阅，当即调集各船水勇饬令打靶，大炮中靶以“登瀛洲”为最，“扬武”次之；洋枪中靶以“扬武”为最，“登瀛洲”次之，“伏波”、“龙骧”、“虎威”等船又次之。（见吴赞诚奏折）
  从以上几次操练情况看，不管是作为水师统领舰船操练，还是入台的保障防护作战，吴世忠都有极其出色的表现，特别是其娴熟的驾驭能力和高超的管理水平，为士官所折服。
  在此期间，吴世忠统领福建船政舰船驻扎澎湖一带，开展军事操练时，作了大量爱台护台工作。一是为解决官兵、岛上居民饮用水问题，他亲自勘察，责令士兵在妈宫澳旧协署边“相地开凿”，挖掘“溥惠、瑞应”两泉井，做到“防未撤则官私之为军士用，撤则归诸民与岛中人公而永之。”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岛上驻军官兵及居民的饮水困难。（见吴世忠《澎湖瑞应、溥惠二泉记》或监生叶国梁采，碑记载《艺文》）。）二是重建新的演练场地。“为久长计”。他“始莅止，见阅武非其所也，乃舍旧图，新择临海旷地。”虽然他心里明白“今虽海宇升平，无烦过虑；”不过，还是觉得应该做到“有备无患”，即“武备要不容以一日弛。矧澎岛孤悬海中，为东洋出入门户，与全台声势相防海阨要之区（？），则训练又不可不素，防守又不可不严。”（见《澎海演武场记》）三是重修无祀坛。他率舰队来澎巡防，“见西埯无祀坛年久倒坏，捐赀三百余金，重新修建。”充分体现了他“斯亦守土者之所有事也。”
  1879年（光绪五年）3月13日，运送官盐的商船“金长成”号在马江口外的赤屿洋面遭遇大风，桅杆折断，船内漏水，被迫驶入附近的松下港口（一说长乐境内，另一说在福清境内）避风待救。得到警讯，为了拖出这艘商船，船政派已升任提督衔记名总兵，船政舰队督操，兼任“扬武”舰管带的吴世忠设法前往救援，由于松下港口水浅，以“扬武”的吃水无法靠近，于是吴世忠改挑选南下过冬的80马力军舰“湄云”，亲自督率前往。
  “湄云”冒险到达松下港口，海上狂风恶浪连日不息，无法拖带商船返回，被迫在港口中等待数天之后，看到商船船员焦急万般，19日午后，吴世忠命令起锚等待风浪稍定就拖带商船返回。根据当时同在“湄云”的“扬武”舰大副邓世昌报告，恰在此时，吴世忠突然中风，不省人事，不幸在“湄云”舰上去世。（见陈悦先生发表在《现代舰船》B刊2008年第1期《星云降东南——福建船政“湄云”级炮舰》）
  吴世忠戎马一生，以海为家，于国忠勤爱国，鞠躬尽瘁；于事他兢兢业业，殚精竭力。尤为难得的是，他当游击，平剿海盗；任通事，力促和解；升管带，严查缉私；为总兵，督率舰船，等等，事事无不与海疆息息相关，处处无不与台湾密切相联，时至如今，他的爱台保台护台之举，仍为后人所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