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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一天，走基层来到挂钩村谢溪头。在与乡亲们的相谈中，得知村部藏有一古墓志，老支书谢武军热情地搬出让我们一察究竟。篆额上书“宪伯谢公圹志”，圹志虽有所损，志文仍依稀可辨，题为“明故山东按察司副使吾溪谢公墓志铭”，再细看，铭文关涉“明史”有传诸多历史人物。
  不禁冥思，这是一个怎样的漳州人呢？
  于是，翻书穷鞫，陡然发现，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位漳州人。
  学霸级的人物——学而优则仕，官至副使
  谢公，圹志说“公讳彬，字文华，吾溪其别号也”，按现在称呼，名叫谢彬，“生正德甲戌（1514）十二月十一日”，五百年前的人物，《明史》无传，但多部方志有其宦绩。
  成为学霸，殆有两因。
  出生好，“世居海澄普玄里”。海澄是个什么地方，月港也，有明一代具有“华夷秩序”缩影的一个地方。
  家境好，“有世德，大父淳笃公，讳宗显，父敏斋公，□□雄，俱潜修不仕。”家长都是知识分子。
  这些，为其博观约取创造了条件，加上天资，“公生颖异不群，蚤以奇童闻”。于是，学有所获，“嘉靖丁酉，举于乡”。而后，学有所成，嘉靖廿三年（1544）“甲辰举进士”，明甲辰科龙溪就其一人。有趣的是，这一年同时赶考的张居正“先生是年入京会试不第”（《明张江陵先生居正年谱》）。
  大明一朝，才俊众多，PK不止，能骏马追风越过独木桥者实属不易。谢彬就是一骏马，跃马扬鞭，终学正果，开始其一路平步青云，先“授南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而后“会扬州钞关差缺”，“还部后稍迁员外郎，寻迁署郎中，之后出为广州知府，累官至山东按察司副使。”《闽大记》（明）对此在“卷之七·表五·选举”中也载“国朝乡举甲科年表，嘉靖十六年（1537）丁酉，漳州，陈韫知州。谢彬甲辰进士，副使。”
  做为学霸，大多非池中物。看看他的诗“海澄县”，可见一二：“平生活计在风涛，官府何为苦闹嘈。不使利源通似水，从教法网密如毛。”（《海澄县志》艺文录）
  海瑞式的人物——人比王僧孺，廉白守正
  何以海瑞相提并论？
  他与海瑞在大明时空上有着一定的交点。同年出生，1514年；同年去世，1587年；都曾任南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谢彬于1544年任，海瑞于1564年任并在此职位上千过惊天地泣鬼神的事——骂皇帝“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都同当朝“小宰相”严世藩权贵一族“对着干”。最主要的是，他们都属同一类人，刚正不阿，守正持法。
  谢彬墓志铭中记载的几个事例可以显见，如：“会扬州钞关差缺……公至则亲诣沿河，分钞船与空船，为东西岸雁行以进，复下令商户，输钞无责，成锭自兑，以防铺户之奸侵，其较量丈尺，壹从宽平。”另如：“广州东粤都会，案牍山积，公莅事不阅月，庭圄寂然。有冤狱累年不决，公立为昭雪报可。”又如：“遂晋副山东臬部，辖曹、濮，当四省之冲，盗宄盘纠，其巨者如祝如金□□李□□苦，齐鲁间横肆，莫敢谁何。公至，设法悬赏，三巨寇后先就缚，东土晏然。地方有妖巫，用朱书符能入石，齐民煸惑，公立碎之，且置其人于理。”“巨寇佛狼机（明朝时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称谓）在繁中，其弟拥众驾言，欲致饘橐，一郡惶怖，公佯示不疑，召至庭，令出所致，彼此不交一言而去。论者谓此时征君镇定，则事且不测，其为地方患不细。”
  《海澄县志》（卷十一·人物）作评：“榷关扬州，政尚宽平，宿窦尽扫，商人德焉”，“出知广州，几无留牍，有冤狱，前政不能决，彬立剖之”。
  现以海瑞相提，《广州府志》则是以王僧孺比他，对其之为官评价甚高，说他“出知广州，决滞无数”“人比之王僧孺”。
  王僧孺者谁？摘录几句话或许能帮助勾起记忆。三字经“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及《幼学琼林》“针砭所以治病，鸩毒必至杀人”多是以他为典教育孩子的。他是南朝梁的诗人、骈文家。《梁书》记载，当时吏治腐败，以至“天下宰少”“罕有廉白者”，似王僧孺者可谓凤毛麟角。
  海瑞是个好官，好官干事付出又不计赏酬，而且耻于雁过拔毛，谢彬大体也是如此。
  隆庆年间，倭寇为害日烈，两广叛乱再次开演，首辅高拱力排众议派出殷正茂平叛获得凯旋，而当时谢彬就在广州知府任上，并在平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他负责粮草并一手操办。要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光绪《广州府志》（卷一百六·宦绩·谢彬）记载：“时惠潮当琼，盗贼蜂起，倭又勾连为患，督府殷正茂檄调兵卒，分布水陆要害处所，立定章程，命守巡官画地责效，而以各副使总核其功罪倭寇，则以总兵官张元勋参政江一麟专其事，一切军储粮食兵械仰给以首郡。彬先事绸缪，与右布政使程嗣功日夕计画，赖以无缺，既而盗平。”
  操办粮草，非常有“油水”的差事，他非常卖力，但“操持廉洁，珠贝犀象，一无所取。”可惜的是，“叙功，正茂累加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嗣功进广西，左辖文武诸职皆晋秩，有差彬。”虽是如此，谢彬却淡定从容，“曰：‘为民上者不能使所泊无盗贼，抱惭实甚，一旦有警，文官运筹刍粟，武官尽力剿擒，分所应，而又因以为功，将谁欺乎。’卒不受赏，时论多之。”
  《海澄县志》（卷十一·人物）记载：“比海滨云扰，彬上议当路筹战守之策，事事左验”。按理，这么有才干的人理应提拔。可是，论功行赏，为什么偏偏“有差彬”呢，现不得而知，但《明史》的叙述可资揣测：正茂在广时，任法严，道将以下奉行惟谨。然性贪，岁受属吏金万计。初征古田，大学士高拱曰：“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千没者半，然事可立办。”
  于此境下，比之王僧孺，当亦可将其比之海瑞也。
  有“关系”的人物——受高层赏识，脚踏青云
  谢彬举进士后“授南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
  户部，那可真算是大部制的官署，掌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财政事宜。在留都南京，虽各部官务清简，但南户部职掌征收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四省税粮，因其所交税粮几占大明帝国的一半，仍属非常重要的中央部委。
  毕业分配在中央部委工作，又下派任职，“会扬州钞关差缺”，当然要领导点将了。不只如此，还受赏识到极致，这不，“以公往弥月，而九庙覃恩，敏斋公（谢彬父亲）得赠如公官，母封太安人，时入仕未两月，遽拜恩封，世称奇觏”，而且“尚书夏公著上考”，官吏考绩列为上等。
  “尚书夏公”是谁呢？嘉靖年间六部中姓夏而又任过尚书的只有两位：一是夏言，明史上著名的内阁首辅，其任尚书时间为嘉靖十年至嘉靖十五年（1531—1536），在谢彬举进士（1544）授南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之前。一是夏邦谟，历任户部、吏部尚书，任户部尚书时间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九月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己酉九月，《明史》（卷112）：“杲五月加太子少保。九月下狱，充军。夏邦谟九月任。”任吏部尚书时间为嘉靖二十八年（1549）己酉九月至嘉靖三十年（1551）辛亥二月。能为谢彬“著上考”的或是其任职的“户部”，或是掌管官吏任免、考核的吏部。而在谢彬任职户部期间，夏邦谟先是任户部尚书，为谢之上司，而后转任吏部尚书，由此可知，“尚书夏公”夏邦谟也。
  受赏识，“著上考”带来了顺遂的仕途，“事竣得代，还部，稍迁员外郎，寻迁署郎中”，为南京户部贵州司郎中，成了正五品官员。那时还未满四十岁，可谓前途一片光明。
  让人羡的是，又一大好的表现机会来了，“尚书韩公属修部志”，新一任尚书韩公把重要的事交给了他。为什么就交给他呢？不妨大胆揣度，因为“你办事我放心”。可见其在尚书心目中的地位。尚书韩公所指何人呢？《明史》卷一百十二“表第十三·七卿年表二”显示，嘉靖年间韩姓任职尚书者只有韩士英一人。
  犹为难得的高攀机会则是“时尚书礼部万公镗方贵重冡宰虗席，闻公名雅，欲招致”。
  冡宰，吏部尚书的别称，这可是一个有相当份量的角。工作上进到连负责制造“官帽子”的吏部尚书万镗都知其人，并看上了，想招引为用，确为良机。
  万镗，当时可是严嵩一手提拔。《明史》（卷202）万镗传中记载：“严嵩柄政，援引之，湖广蜡尔山蛮叛，起镗副都御史，相机剿抚。”“镗既为嵩所引，每事委随，又颇通馈遗。”彼时，要是稍稍小违“几项规定”，脚下青云自当可期。然而，谢彬竟“不识好歹”，在吏部万镗欲招致时，“公辞谢再四竟不一往诣。”后果不言而喻，“万虽貌重公而中实衔之，亡何入为太宰，众方拟公学宪，乃竟以旧憾堇堇迁广州守。”直至“公声实茂著，上下颂信，秩满”，方才“遂晋副山东臬部”。
  如此前后，竟有多位尚书赏识，脚下确有青云。
  有“文化”的人物——修编部郡志，堪为史才
  谢彬修了二部志，一为《南京户部志》，《明史》（清·张廷玉，第七十三·艺文二）记载“谢彬·《南京户部志》二十卷”。一为万历癸酉《漳州府志》，应郡守罗青霄聘而编修。
  修志之意义“为后世虑至深远也”，正如谢彬在《漳州府志》之序中所述，“治郡犹治家也。治家者，凡夫男女之生娶，田亩之坐置，岁计之盈缩，臧获顽良，与夫器物用度之繁，门户鐍键之守，既竭心思以理之，而又于家众之中择其能者，俾其司簿籍以专纪载，虽甚弱子孙有所凭依以为世守，而奸人莫之敢觊觎者，以载籍存焉耳。”
  关于修纂部志，尚书韩士英在其为《南京户部志》所作的序里亦有言及：韩令郎中谢彬纂写此书，缘起于他到任后，“间有所闻，不能即知。索之例案，则畔散不属，不能即得”，目的是帮助初来乍到的官员熟悉本官署的历史、职掌及运作。
  古人云：“修史之难，莫过于志。”“盖公居官修部志，居乡修郡志，俱士林不列之业也。”修志虽难，但谢彬“自弱冠游庠校，輙以文学超轶”，修部志“七阅月而书成，事核读瞻览者叹为史才。”即使是修《漳州府志》，也是“闭馆逾年而志成”。《海澄县志》亦对其修志作评“皆事核词瞻，称良史才”。
  谢彬除修志外尚有诸多著作，据方志所考，其所撰著有《爱吾堂摘稿》《宦游稿》《归田稿》，但这些书今皆未见。
  他还满含文化情趣。“终年嗜学，雄心壮志，翻书不倦”，而且“暇则与诸弟论文赋诗，命觞浮白。兴至则葛衣野服，登高洒翰。所与布衣交不见其有贵岸容，盖庶几超然，尘壒之外，皭然不滓者也。”不折腰的人物——忤权严世藩，遭至罢归
  常言道，宁触人主怒，莫忤权臣意。具有超凡正直个性的人，对于历史教训往往是会“明知故犯”的。这不，就在青云直上之时，按察司的位置坐得正热乎，他就给自己“摊上大事”——忤权，而且对象是当朝炙手可热的“小宰相”严世蕃。
  墓志铭对谢彬罢归一事叙述甚详：“太姓王景阳□慝干纪，公论捕如法。时东平梁内翰者于分宜胄子为莫逆，挟势凌铄，无所不可。王景阳行千金于梁所求脱，公执不许，景阳逃匿梁所，公发卒捕杀之。梁固憾公，会直指，叚公以前治妖巫事不报嗛君，而梁与直指有夙好，遂乘机构□，竟借事论列。而分宜子亦入不根之谤，遂报罢，而公归矣。”
  梁内翰者谁？圹志中不见其名，但我们可从“分宜”入手加以分析。分宜，江西有一分宜县。把分宜与嘉靖朝联系起来，人们也会自然想起嘉靖朝权倾朝野、任期最长的一位首辅——江西分宜人严嵩。严嵩（1480—1567）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所以时人常以“分宜”称之。《万历野获编》则多以“严分宜”称，兹摘录几例如下：“严分宜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雅事。”“至世宗末年，严分宜以四十四年词林，致位上相，穷极富贵，身籍子诛，为天下笑，固不足言。”“世宗末年，严分宜被逐家居，世藩遣戍”。据此以推，“分宜胄子”则是指严世藩。“于分宜胄子为莫逆”者，符合“东平”“梁”“内翰（自唐宋称翰林为内翰）”三要素的，应是梁绍儒。梁绍儒，号玉庵，山东东平人，嘉靖二十年进士，翰林院检讨，曾与修《大明令典》。《明史》述及梁绍儒的，可与此相表里。《明史》（卷二一〇·列传第九八）记述王宗茂劾严嵩之上疏中载：“募朝士为干儿义子至三十余辈。若尹耕、梁绍儒，早已败露。此辈实衣冠之盗，而皆为之爪牙，助其虐焰，致朝廷恩威不出于陛下。此嵩负国之罪八也。”《明史》（卷二二一·列传第一百九）又载“袁洪愈，字抑之，吴县人。举嘉靖二十五年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中书舍人。擢礼科给事中。劾检讨梁绍儒阿附权要，文选郎中白璧招权鬻官，尚书万镗、侍郎葛守礼不检下。诏切责镗、守礼，下璧诏狱，斥绍儒于外。绍儒，大学士严嵩私人也。”一直被研究者列入可能是《金瓶梅》作者的王世贞，在其所撰《嘉靖以来首辅传》之严嵩传中亦载：“而给事中袁洪愈劾去其所善客翰林检讨梁绍儒亦弗敢救也”。
  不事权贵，后果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是相当严重——罢归。
  多部方志对其罢归均有述及。清光绪《漳州府志》（卷之三十·人物）载：“时分宜权相公子有所请不遂□之乃罢归”。乾隆《龙溪县志》（卷之十六·人物）载：“时严嵩子世蕃请托不遂为所中罢”。清乾隆《海澄县志》（卷十一·人物）载：“无何中谗罢归”。
  领导交待的事，都不吃那一套，用现在时尚话讲就是“酷”。而其罢归的原因上达视听时也是归结为一个字“酷”。《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四百六十八载：“吏部会都察院考察天下诸司官老疾参政……副使谢彬等四人酷，参政汪柏等四人不及……副使殷正茂等十七人罢黜调用如例”。
  罢归后“里居不问外事，顾喜作山泽游，盖具文武才既不得舒，聊以自寄耳”。
  其“同举春官，雅知公”并为其墓志铭撰文的“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刑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前奉勑总督淮漕提江广学校阅视三边临海王宗沐”，为其下了甚为中肯的注脚，“冢宰操进退缙弁之权，鑚穴扣阍，公耻未同，宰相子势焰熏灼，媚奥入幕之徒凭藉余威，犹能使人伏息折气，惟所指使莫敢抗。公以正禔身，以法佐人主，故尊贵耻干，权势可忤，卒之名重而谤亦起，官随以败，以此始，以此终，此则仕途之尤难者也。”
  谢彬的人生中，修志编著，抗倭平盗，一秉至公，忤权遭罢，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就是谢彬，堪为史才的一个漳州人，称得循吏的一个漳州人，一个坚守自我的漳州人。
  我不禁心生敬仰，与老支书邀约，前往探寻先生藏幽之处。
  沿着谢溪头西溪流经的堤岸行走一小段路，一片蕉林掩映，片刻即达。其地已垣破壁逝。婆娑叶影摇来移去中，虽阳光铺洒穿透，蕉林却仍旧自若闲静。只见江中荡漾清影，对岸翠竹成林，要是秋夜泊船于此赏月，那该是多惬意的事啊。忽悟起，这或就是历史上龙溪八景之一“龙江夜月”的所在地吧。
  伫立其间，聆听偶有的鸟鸣，似仍可见，斯人面水拈须，笑看水月清清，不禁心生遐想。
  历史，离我们很远，不管是春风得意，还是浮沉悲歌，皆已消失眼前，掠风而过。
  历史，又离我们很近，纵逝千年，江山犹笑，虽碑残书毁，雀寒坟荒，却犹传士人清音，义无反顾。
  你知，或者不知，历史就在那里，似无远去。
  附：王宗沐简介
  王宗沐（1524—1592），字新甫，号敬所，临海城关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刑部主事。与李攀龙、王世贞等为诗文交。继由员外郎迁广西按察佥事，督学政。任内，修宣成书院，建崇迪堂。
  嘉靖三十三年（1554），任广东参议，分守惠州、潮州。三十五年，任江西提学副使。修王阳明祠，建正学、怀玉书院，于白鹿洞聚集诸生，亲自答疑、讲学。三十八年，任江西参政。次年，任按察使。辑成《江西大志》。四十年，升山西右布政使。时山西连岁灾荒，因入觐，上疏力陈缓征欠赋，获谴，调广西。不久，以父病告假。父卒，在家修成《宋元资治通鉴》《十八史略》《台州府志》等书。
  隆庆元年（1567），起为山东左布政使。任内，清理铺行税额，编纂《东省经制全书》。隆庆五年，给事中李贵和请开胶莱河，宗沐认为“其功难成，不足济运”，建议利用海运。山东巡抚梁梦龙将四千石米自淮河起运，转海道运抵天津成功。宗沐升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抚凤阳，极言运军之苦，制定条例，采取措施，优恤运军；又注意治滩，修筑淮安至靖江闸间双堤，西面增建高家堰，东面疏浚涧河，提高了防洪能力。
  万历三年（1575），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工部，又改任刑部左侍郎。奉诏巡视山西、宣大诸镇边防军务，上《三镇图说》。九年，罢官归里。闲居十年。二十年卒，年六十九岁。追赠刑部尚书。天启初，追谥“襄裕”。著作尚有《海运详考》《海运志》《敬所文集》等。
  原载《浙江省临海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