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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进士谢彬墓志铭初考
  刘天寿
  一、志石型迹
  谢彬墓志铭，青石材质，圆顶，高92厘米，宽46厘米，厚3厘米。篆额“宪伯谢公圹志”6字。志文（指墓志铭文字、内容，下同。全文附后）26行，满行60字，计1420字，其中损难辨34字。撰文王宗沐，书丹、镌刻者姓名未署。字径1厘米，无界格，楷书。笔法严谨，点画形质俱佳，结体纵敛有致，风格清劲古朴，颇具王羲之小楷神韵，合为当时书坛高手之作。行文风藻朴茂，陈引翔实，理达情笃，尤以述中夹议和铭辞精警见特，迥别于敷衍吊祀、滥情溢美之流俗。
  志石自1966年初冬墓毁后面世，先搁放于谢溪头大队（今芗城区芝山镇谢溪头村）一小队队间，后弃于谢溪庵北侧稻田，充作水沟桥板。1994年，有识之士将其洗净收藏于村部至今。市、区文史有关部门曾对其拍摄、摹拓。
  笔者愚见，涉及谢彬生平的史料，迄今以此志为最详。《明史》无其传，仅卷九十七艺文志载：“谢彬，《南京户部志》二十卷”。方志有其传，首见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即谢彬殁后26年）癸丑版《漳州府志》下卷，全文220字，内容不出墓志，部分用语甚至相同，疑出自志文底稿。之后历代府、县志相关内容均无大增损。由此可见，此志对于研究谢彬史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撰文者王宗沐（1524-1592），字新甫，号敬所，浙江临海人，《明史》有传。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二甲第四十三名，与谢彬同科同甲，授刑部主事，累官至刑部左侍郎，正三品。善史作，修有《宋元资治通鉴》、《十八史略》、《台州府志》等，撰有《敬所文集》。三个儿子与侄儿皆进士，宗沐并二子士琦、三子士昌先后任巡抚，可谓“一门两代五进士、三巡抚”，隆极一时。尤须提及，第三子王士昌，万历十六年（1588年，即谢彬卒后一年）任龙溪知县，可亲闻谢彬口碑，且告知其父。志文第三行“余……乡，闻公行谊尤悉”，笔者存疑，或许王宗沐曾造访龙溪，但因恰巧此处数字破泐，无从推考为憾。志文字里行间透露作者对谢彬的敬重和深悉，而且不失之偏颇。
  二、谢彬材品
  谢彬，字文华，号吾溪，龙溪县人，世居海澄普玄里。生于正德九年甲戌（1514）十二月十一日，卒于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年，因志文字泐日期不明）。嘉靖十六年（1537）丁酉府学荐送，乡试中举。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秦鸣雷榜进士，列二甲第一十四名。历任南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差管扬州钞关、户部员外郎、郎中、广州知府、山东按察使司副使，官至中宪大夫，正四品。因拒受严嵩党羽请托，坚决捕杀作恶犯科的世家大族王景阳，忤怒权奸，屈遭罢免，退休还乡。时年仅四十多岁。居家赋闲二十几年，七十四岁病故。谢彬幼年天资聪颖，学成博文善治，良材异品，尤格高行洁，狷介刚毅，循法兢业，雅闻朝野，特立独行于君昏相奸、趋附媕娿的叔季之世，实属难能可贵。
  （一）铮铮循吏①，持法凛然
  谢彬忠于职守，循法治政，视之重于自身性命仕途。出任广州知府，夙兴夜寐，依法治狱，一月之内办毕如山积案，并平反昭雪多年冤案。在押巨寇佛狼机之弟聚众驱车，借寄粥食予其兄之名公然挑衅，全城人心惶惶。谢彬从容应对，以正镇邪，化险为夷。晋升山东按察使司副使，握一省刑狱、监察重器，辖冀鲁豫皖四省交汇的曹县、濮阳地域，直面盗贼盘纠、官匪勾结的严峻情势，智勇兼备，悬赏缉获三巨盗，迅致一方平安。大族豪强王景阳仗势犯法，作恶多端，慑于谢彬执法铁腕，重金行贿东平县籍的朝廷命官梁内翰，并藏匿于梁邸。梁内翰系奸相严嵩之子严世藩的莫逆之交。梁请谢为王脱罪，谢严辞拒绝，派兵搜捕王景阳，并依法处决。该案足见谢彬刚正不阿，执法如山，严惩邪恶，展示了出类拔萃的治才和政绩。然而，却忤怒严嵩党羽，埋下遭谤被罢的祸根。惩治妖巫未报则是构陷者售奸之柄。谢彬发现有妖巫设骗，凭朱笔画符，人身可以进入石头里，就当场戳穿其伎俩，并将妖巫交司法部门处置。也许谢彬认为，此案并非重大，依权循序办理即可，未曾上报部院。梁内翰、严世蕃串通朝廷指派到山东的巡察特使（即“直指”），沆瀣一气，以擅自办案不报罗织罪名。尽管借口勉强，逻辑荒谬，近乎“莫须有”，却使铮铮铁骨的忠良蒙冤，中晚明政坛冉冉升起的明星突然殒落。
  综上所述，谢彬一身正气，是不可多得的循吏好官。《明史》人物志无其传，可能因其官阶所限，而未入循吏之列则由于特别规定所致。《明史》列传一百六十九《循吏》称：“《汉史》丞相黄霸、《唐史》节度使韦丹皆入循吏传中。今自守令超擢至公卿有勋德者，事皆别见，故采其终于庶僚，政绩可纪者作《循吏传》。”谢彬勋德卓著，却因规制之限而挂空，显失公平也。故为其彰扬实属必要，于今加强依法治国、严惩腐败、廉洁从政可供借鉴，不无裨益。
  （二）三长良史②，思捷著丰
  志文称，谢彬“颖异不群，早以奇童闻。自弱冠游庠校，辄以文学超逸时辈”，“尚书韩公属修部志，七（《明史》为二十——笔者注）阅月书成，事核读瞻览者叹为史才”。《南京户部志》二十卷，仅用七月余即修成，且令专精史翰者赞叹。可见谢彬治史之能、文思之捷，办事之功。
  志文云：漳州知府罗青霄③“以郡志聘公，公辞不获，闭馆逾年而志成。”万历癸酉版《漳州府志》罗青霄、谢彬各有序，序言扼要、传神地叙述罗聘谢、谢力为的情形，摘要如下。罗写道：“公（指谢彬——笔者注）在户署时尝修部志，守广州时尝修府册事宜，三长悉备。而以梓桑之邦，则闻见习熟，而品藻素定，文兼述作，而义存劝戒。其慎、其公、其明，宜不负斯举也。”可见罗对谢人品史才钦赏有嘉，推崇备至，以其为总裁修志之不二人选。谢序称：罗知府“忽一日，召郡士大夫宴于揽胜亭，酒半言曰：‘漳缺志久矣，诸大夫皆土产，能知地方事为稔。己尝命儒官王君豸汇为草，尚有待于修，诸大夫因图之’。”“因举觞属彬曰：‘君于诸大夫为见事多，幸为我成之。’”“予始受侯命……张局置员，百执事各司其物。侯则欲综核名实，不徒事虚文。谓众之杂，不如一之专也。故有丛百役于一身，而莫敢告瘁。……始事于壬申之春，迄癸酉夏，凡四易稿始克就。”罗知府聘谢彬总纂修志事，量才而用，一人专之，原延请两名协纂者仅作“订正”。此志成帙后共三十三卷，编撰一改前规，始为府、县分志。时府辖十县，即龙溪、漳浦、长泰、南靖、漳平、平和、诏安、海澄、宁洋、龙岩，域广涵富，搜考编纂之事不胜繁浩。谢彬不顾年近花甲，奋力担纲，不辞劳瘁，自隆庆六年（1572）壬申春季起，至万历元年（1573）癸酉夏季，用时一年又三个月完成。万历癸丑《漳州府志·谢彬传》道：谢彬于主裁府志中“所陈议因革，后多举行者。”何谓“所陈议因革”？因势利导，开创性地将府、县分志，当属其一。
  谢彬精通文史，得之不唯天资聪敏，尤取决于少苦读，壮力修，老仍好学，述而能作。志文称，所撰著如《爱吾堂摘稿》、《续稿》、《书尺稿》，编集如《文章会选》、《六大家文萃》、《乐府广集》等。另据百家企业文化网《龙海县唐至清县籍人著作目录》载：“谢彬，《爱吾堂摘稿》、《宦游稿》、《归田稿》。”万历癸丑版《漳州府志·谢彬传》称：“著有《爱吾堂摘稿》藏于家。”上述书作未见行世，可能是作者志趣、性格所致，如志文所述，谢彬归乡后“杜门养重，不通私行”，由此进一步可以理解，为何至今谢彬与同僚同乡酬应的诗文一篇也未发现，虽憾而不讶，正好印证了志文铭词中“不究以行，著述琳琅”的真实、准确。
  另外，《漳州府志》万历癸酉版和万历癸丑版分别收有谢彬撰《重修龙溪县学记》、《巡海道周公生祠记》，均为公干之文，当作别论。
  （三）格高行特，不事权贵
  嘉靖朝是大明王朝由盛变衰的转折期，世宗皇帝非嗣继，登基后怀两私而负天下：一是将生父谥帝并附入太庙，违礼悖常，且酷刑反对的众官，宠信重用投机附和之徒，谄媚权贵之风渐兴；二是笃信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在位四十五年，只坐朝十七年便不理朝政，放任奸相严嵩父子把持政纲，陷害忠良，穷奢极欲，民生凋敝。正如志文所述：“冢宰操进退缙弁之权，钻穴扣阍，孰耻未同。”官场趋附贿赂，争先恐后，拉朋结党，一派污浊。而谢彬却“超然尘壒之外，皭然不滓”，“世事干谒，独公守正”。礼部尚书万镗是严嵩手下干将，位高权重，严嵩对他也要礼让三分。万闻谢彬雅名，欲招入门下，四次邀请见面。这对阿谀钻营之徒是绝佳进身机会，而谢彬竟坚拒不往。志文称“万虽貌重公，而中实衔之”，谢彬似已洞察其奸，不与之同流合污，而置抵忤之虞不顾。足见谢彬操节之高洁，襟抱之磊落。严嵩党羽构陷罢免谢彬而未再加害，究其原因，主要是谢彬对其不构成直接危害，暂无后顾之忧；另外，对身正名雅之能臣过分残酷，恐遭世人谴责。因此，志文中就有梁内翰借狂病归乡，将自己双手十指啃掉之趣事。故谢彬以正忤权贵而仕终，也以正慑权奸而保身。
  （四）孝亲育弟，爱乡德邻
  自古硕儒明礼重孝，敬亲友弟。谢彬中举后，丁父忧三年，前后影响两期会试，登仕时奉母履职。居父丧哀毁骨立，晚侍母菽水承欢，朝夕唯谨。三个弟弟幼弱，则分俸与共，负担日用，抚育训诲至成年。总纂府志，倡议因革，开坛讲学，播推教化，为家乡福祉奉献心力。待人接物谦和朴实，具贤士风而无贵岸容。
  三、墓园概况
  谢彬墓园位于九龙江西溪谢溪头段东岸，谢溪头村村部南偏西约600米，谢氏祠堂南约200米。倚山临水，坐东面西。墓园面积约3亩，现遍植香蕉。冢位三合土圹穴，墓手清晰可见，穴顶与墓园入口高差近6米。冢穴西偏北约30米处土埋一石龟，长约160厘米，宽约140厘米，厚度不明。龟头朝西，已残损。龟尾凿一石槽，长约110厘米，宽约20厘米，深约5厘米。此为墓园遗存唯一石件。石龟应是龟趺④，龟尾石槽用于树置神道碑⑤。据调查，碑失何时不明。墓园入口原有四柱三门石牌坊一座，当为棂星门⑥，拆于冢毁时或更早，说法不一。
  墓园年久失护，当地九旬老人也未曾见墓主后人祭扫，加之风雨侵蚀，虫兽钻窜，农樵牧袭扰，诸客观因素尚且无法避免其日渐圮隳，更何况违背天理人伦、有组织的人为破坏。令人痛心疾首、永久遗憾的是，这处历经三百多年的忠臣良史的安息地，难逃“文革”浩劫，尽毁于红卫兵破“四旧”狂潮。一九六六年初冬的一天，当地红卫兵造反派近百名，手持锄、镐、锤、钎，高呼口号，狂掘乱砸，冢破棺裂，骸散荒野，穴藏唯志石幸存。
  四、钩沉刍议
  （一）居籍揆谈
  志文云：谢彬“世居海澄普玄里”。据万历癸酉《漳州府志·卷十三·龙溪县舆地志》载：“隆庆元年（1567）析五都置海澄县，今治十都”。嘉靖十三年（1534），龙溪县辖15个都，当时沿属元朝制称，都以下统隶“社”，第九都统8个社，中有“普玄社”。海澄建县之初，设三坊五里，普玄社所在第九都分属海澄县第三坊第一里，普玄里或是第一里之别称。志文撰写时间应在谢彬卒（1587）后至王宗沐卒（1592）前，此时海澄建县已二十年以上，普玄已由“社”改“里”。今查，海澄镇无“普玄里”，但于豆巷行政村属下有一自然村称“普贤社”，林姓居多，未发现谢彬后代，谢彬及其祖先遗迹也无从考查。谢彬回乡后居所不明，为培养弟、子和修纂府志方便起见，应居府治所在地。谢彬卒后葬谢溪头塬，可反推其生前寓所当在漳州城区。
  （二）遭罢时间推考
  谢彬于山东按察司副使任上被免职，具体时间史书无载，勉从侧面推算。志文称：“宰相子气焰熏灼，凭籍余威，犹能使人伏息折气，唯所指莫敢抗”。可从“余威”入手分析。“余威”表明严嵩父子势力即将灭亡，回光返照，以穷尽威权。据统计，上疏弹劾严嵩父子的官员先后有十九名，虽然悉数遭残酷报复，或杀或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终于使嘉靖帝逐渐觉察奸相的贪奢佞诈，严嵩相位几经黜陟，灼焰渐自式微，终至覆灭。嘉靖三十六年（1557）诛沈炼时严氏气焰仍盛；嘉靖四十年（1562）严嵩被罢官，严世藩谪戍雷州，大势已去。谢彬遭罢时间约在这两个节点之间，即1558年至1561年，谢彬年纪44至47岁，正值盛年。
  （三）未复出之谜
  嘉靖帝崩于1566年，穆宗继位，翌年改元隆庆。穆宗登基后立即诏告天下，赦免因言获罪官员，令复出视事。谢彬时年五十出头，罢官居家近十年，复出当在情理之中。为何始终未能复出，正、稗史料皆未涉，笔者臆测为：一是谢彬不是因言获罪，不在诏例。二是无知己重臣举荐。三是谢彬复仕之心已死。对官场的污浊已深恶痛绝，且已习惯了恬淡的退休生活，甚至还彻悟其祖、父潜修不仕的微妙。以致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五个儿子，尤其是王宗沐看好的青云隽才应南、应科、应试，也可能因此放弃科举登仕志向。谢彬重视教育后代，儿子材质不俗，而竟史口无闻，令人费解，如有众因，此可其一。
  （四）下葬时间之疑
  志文载，谢彬卒于万历十五年（1587）丁亥，葬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戊戌，卒、葬时间相隔11年之久，实属罕见。《明史》志第三十六·礼十四（凶礼三）称：“品官丧礼，……既成服，朝夕奠，百日而卒哭。乃择地，三月而葬。”择地用时未明确，墓园建设如果规模较大，用三个月时间建成需相当高效率。但无论如何，即使择地时间适当延长，明制规定的“三月而葬”不能违反。实际上，从卒到葬用时一年可以办妥丧事，历代墓志文记载极为常见。细观志文，“万历廿六年十二月初八”分两行书刻，分明是撰文时下葬时间未定，留白待填。而后来确定的下葬时间字数多于留白，只得分两行安排了。此十字字体风格与通篇书法有明显差异。据漳州民间习俗，丧属均盼逝者早日入土为安，何故情况异常呢？估计有四种可能：1、书写、镌刻之误，将“万历十六年误为万历廿六年”，但出现这种低级错误的概率很小。2、谢彬亲属提出某种请求申报待批，时间拖延。3、谢家发生大的变故。4、墓园建设因经费不足或其他原因工程受阻，工期延长。
  （五）墓园选址之虑
  谢彬墓园选在谢溪头地域，而非世居地海澄，可能缘由有二：一是此地景色秀丽，风水颇佳。有堪舆说，此案背山面水，依托厚实，明堂敞秀，脉适砂匀。而且，眼前有千古流淌的九龙江西溪日夜相伴，正合墓主“吾溪”胸臆。二是便于祭扫、管护。墓园在府邑以西十八华里，如果谢彬回乡仍寓居海澄，此举实属舍近求远，将带来殡祭诸多不便。所以，谢彬在世时举家迁住府治城区可能性很大，最晚纂修府志时已然。而且，谢溪头是府城近郊谢姓聚居地，或许与墓主有宗亲关系，可委托其代为看护，以防盗掘、损毁。
  注释：
  ①循吏：奉职守法的官吏。
  ②三长：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写历史必须有三长，即才、学、识。良史：优秀的史官，记事信而有征者。《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曰：“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③罗青霄：四川忠州（今重庆市忠县）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科进士，隆庆四年（1570）知漳州，官居中宪大夫，正四品。
  ④龟趺：刻作龟型的碑座，又称赑屃。
  ⑤神道碑：立在墓道上的碑。神道碑一般只标署墓主官爵名号，有的也记载生平事迹。
  ⑥棂星门：汉高祖命祀灵星，灵星即天田星。凡祭天，先祀灵星。至宋仁宗天圣六年，筑郊台外垣，置灵星门。其移用于孔庙，始于宋《景定建康志》、《金陵新志》记，本以尊天者尊孔。后人以汉祀灵星祈谷，与孔庙无涉，又见门形如窗棂，遂改灵为棂。棂星门始入孔庙，衍至文臣茔地，喻之文翰荣昌，人才辈出。
  明故山东按察司副使吾溪谢公墓志铭
  山东按察使司副使吾溪谢公以万历丁亥岁（下缺13字）万历廿六年十二月初八日葬于谢溪头原。厥子应南、应科、应试等椷侍御黄公所为状，走/使者数千里来乞铭。念余与公同举春官，雅知公耳，余（下缺八字）公乡，闻公行谊尤悉。余之为铭，固非无徵，则曷能辞。按公讳彬，字文华，吾溪其别/号也。先世居海澄普玄里，有世德。大父淳笃公，讳崇显，父敏斋公讳正雄，俱潜修不仕。母林氏生公。公生颖异不群，蚤以奇童闻。自弱冠游庠校，辄以文学超/轶时辈。嘉靖丁酉举于乡。越二年，丁敏斋公忧。甲辰举进士，授南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奉母□仕。会扬州钞关差缺，以公往。弥月而/九庙覃恩，敏斋公得赠如公官，母封太安人。时入士未两月，遽拜恩封，世称奇觏。于先，是钞关□闭，商贾不通。公至则亲诣沿河，分钞船与空船，为东西岸雁行/以进。复下令商户，输钞无责，成锭自兑，以防铺户之奸侵。其较量丈尺，壹从宽平。诸商欢声载道，输课日趾相错，钞税增旧额逾五千余金。尚书夏公著上考/，事竣得代还部，稍迁员外郎，寻迁郎中。号称无事尚书韩公，属修部志，七阅月而书成。事核，读瞻览者叹为史才。时尚书礼部万公镗，方贵重，冢宰虚席。闻/公名雅，欲招致。公辞谢再四，竟不一往诣。万虽貌重公，而中实衔之亡。何入为太宰，众方拟公学宪，乃竟以旧憾，堇堇迁广州守。广州，东粤都会，案牍山积。公/莅事不阅月，庭圄寂然。有冤狱累年不决，公立为昭雪报可。巨寇佛狼机在系中，其弟拥众驾言，欲致饘橐，一郡惶怖。公佯示不疑，召至
  庭，令出所致，彼此不/交一言而去。论者谓，此时徵君镇定，则事且不测，其为地方患不细。公声实茂著，上下颂信，秩满特加/恩赠父母如例，母赠太恭人，遂晋副山东臬部，辖曹濮。当四省之衝，盗宄盘纠，其巨者如祝如金□□李□□苦，齐鲁间横肆，莫敢谁何。公至，设法悬赏，三巨寇/后先就缚，东土晏然。地方有妖巫，用朱书符能入石。齐民煽惑，公立碎之，且置其人于理。太姓王景阳，□慝干纪，公论捕如法。时东平梁内翰者，于分宜胄子/为莫逆，挟势凌铄，无所不可。王景阳行千金于梁所求脱，公执不许。景阳逃匿梁所，公发卒捕杀之，梁固憾公。会直指叚公以前治妖巫事，不报嗛君。而梁/与直指有夙好，遂乘机构□，竟借事论列。而分宜子亦入不根之谤，遂报罢。而公归矣。其后叚归病狂，两手指至自啮尽，以宛人谓其诬正人，以媚势之报。公/归，杜门养重，不通私□。然郡邑有大宪令，心造诣焉。忠州罗公青宵以郡志聘公，公辞不获，闭馆逾年而志成。盖居官修部志，居乡修郡志，俱士林不列之/业也。晚年嗜学，雄心壮志，繙书不倦，所撰著如：《爱吾堂摘稿》、《续稿》、《书尺稿》，所编集如：《文章会选》、《六大家文粹》、《乐府广集》等书。构精舍日课诸子，肄业其中。暇则与诸弟论/文赋诗，命觞浮白。兴至则葛衣野服，登高洒翰。所与布衣交，不见其有贵岸容。盖庶几超然尘壒之外，皭然不滓者也。奈何一疾忽婴，竟不起，呜呼惜哉！公平/生讲学，不立门户，而惇伦率物，以身为程。始居敏斋公丧，哀毁骨立，晚奉太恭人，菽水承欢，朝夕惟谨。三弟俱幼弱，抚育训诲，务俾成立，自服□常奉，以□日/用居室之资。必以与诸弟共，己无私焉。殆所谓不言而躬行者耶。其尤难者，冢宰操进退缙弁之权，钻穴扣阍，公耻未同。宰相子势焰熏灼，媚奥入幕之徒，凭/藉馀威，犹能使人伏息折气，惟所指使莫敢抗。公以正禔身，以法佐人主，故尊贵耻干，权势可忤。卒之名重而谤亦起，官随以败。以此始，以此终，此则仕途之/尤难者也。公生正德甲戌十二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配方氏，封恭人，以己酉岁卒。子五：州南（似为“应南”之笔误笔者）、应东、应科、应试、应祯，而应南、应科、应试皆青云隽才，能光大/厥考之志者。沐夙钦公谊，兹幸附公于不朽，故不辞而为之论著大都，遂系之铭，曰：世事干谒，公独守正。世尚媕阿，公法是兢。守正持法，始终若性。于名则/起，于官则病。不究于行，著述琳瑯。以遗厥后，豹跃龙酿（似“骧”之误——笔者）。有郁者冈，松柏苍苍。千千百年，谢公之藏。我铭于阡，以识不忘。
  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刑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前奉/勅总督淮漕、提江广学校阅视三边，临海王宗沐撰文
  陡然发现这样一位漳州人
  陈艺泉
  春日的一天，走基层来到挂钩村谢溪头。在与乡亲们的相谈中，得知村部藏有一古墓志，老支书谢武军热情地搬出让我们一察究竟。篆额上书“宪伯谢公圹志”，圹志虽有所损，志文仍依稀可辨，题为“明故山东按察司副使吾溪谢公墓志铭”，再细看，铭文关涉“明史”有传诸多历史人物。
  不禁冥思，这是一个怎样的漳州人呢？
  于是，翻书穷鞫，陡然发现，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位漳州人。
  学霸级的人物——学而优则仕，官至副使
  谢公，圹志说“公讳彬，字文华，吾溪其别号也”，按现在称呼，名叫谢彬，“生正德甲戌（1514）十二月十一日”，五百年前的人物，《明史》无传，但多部方志有其宦绩。
  成为学霸，殆有两因。
  出生好，“世居海澄普玄里”。海澄是个什么地方，月港也，有明一代具有“华夷秩序”缩影的一个地方。
  家境好，“有世德，大父淳笃公，讳宗显，父敏斋公，□□雄，俱潜修不仕。”家长都是知识分子。
  这些，为其博观约取创造了条件，加上天资，“公生颖异不群，蚤以奇童闻”。于是，学有所获，“嘉靖丁酉，举于乡”。而后，学有所成，嘉靖廿三年（1544）“甲辰举进士”，明甲辰科龙溪就其一人。有趣的是，这一年同时赶考的张居正“先生是年入京会试不第”（《明张江陵先生居正年谱》）。
  大明一朝，才俊众多，PK不止，能骏马追风越过独木桥者实属不易。谢彬就是一骏马，跃马扬鞭，终学正果，开始其一路平步青云，先“授南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而后“会扬州钞关差缺”，“还部后稍迁员外郎，寻迁署郎中，之后出为广州知府，累官至山东按察司副使。”《闽大记》（明）对此在“卷之七·表五·选举”中也载“国朝乡举甲科年表，嘉靖十六年（1537）丁酉，漳州，陈韫知州。谢彬甲辰进士，副使。”
  做为学霸，大多非池中物。看看他的诗“海澄县”，可见一二：“平生活计在风涛，官府何为苦闹嘈。不使利源通似水，从教法网密如毛。”（《海澄县志》艺文录）
  海瑞式的人物——人比王僧孺，廉白守正
  何以海瑞相提并论？
  他与海瑞在大明时空上有着一定的交点。同年出生，1514年；同年去世，1587年；都曾任南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谢彬于1544年任，海瑞于1564年任并在此职位上千过惊天地泣鬼神的事——骂皇帝“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都同当朝“小宰相”严世藩权贵一族“对着干”。最主要的是，他们都属同一类人，刚正不阿，守正持法。
  谢彬墓志铭中记载的几个事例可以显见，如：“会扬州钞关差缺……公至则亲诣沿河，分钞船与空船，为东西岸雁行以进，复下令商户，输钞无责，成锭自兑，以防铺户之奸侵，其较量丈尺，壹从宽平。”另如：“广州东粤都会，案牍山积，公莅事不阅月，庭圄寂然。有冤狱累年不决，公立为昭雪报可。”又如：“遂晋副山东臬部，辖曹、濮，当四省之冲，盗宄盘纠，其巨者如祝如金□□李□□苦，齐鲁间横肆，莫敢谁何。公至，设法悬赏，三巨寇后先就缚，东土晏然。地方有妖巫，用朱书符能入石，齐民煸惑，公立碎之，且置其人于理。”“巨寇佛狼机（明朝时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称谓）在繁中，其弟拥众驾言，欲致饘橐，一郡惶怖，公佯示不疑，召至庭，令出所致，彼此不交一言而去。论者谓此时征君镇定，则事且不测，其为地方患不细。”
  《海澄县志》（卷十一·人物）作评：“榷关扬州，政尚宽平，宿窦尽扫，商人德焉”，“出知广州，几无留牍，有冤狱，前政不能决，彬立剖之”。
  现以海瑞相提，《广州府志》则是以王僧孺比他，对其之为官评价甚高，说他“出知广州，决滞无数”“人比之王僧孺”。
  王僧孺者谁？摘录几句话或许能帮助勾起记忆。三字经“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及《幼学琼林》“针砭所以治病，鸩毒必至杀人”多是以他为典教育孩子的。他是南朝梁的诗人、骈文家。《梁书》记载，当时吏治腐败，以至“天下宰少”“罕有廉白者”，似王僧孺者可谓凤毛麟角。
  海瑞是个好官，好官干事付出又不计赏酬，而且耻于雁过拔毛，谢彬大体也是如此。
  隆庆年间，倭寇为害日烈，两广叛乱再次开演，首辅高拱力排众议派出殷正茂平叛获得凯旋，而当时谢彬就在广州知府任上，并在平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他负责粮草并一手操办。要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光绪《广州府志》（卷一百六·宦绩·谢彬）记载：“时惠潮当琼，盗贼蜂起，倭又勾连为患，督府殷正茂檄调兵卒，分布水陆要害处所，立定章程，命守巡官画地责效，而以各副使总核其功罪倭寇，则以总兵官张元勋参政江一麟专其事，一切军储粮食兵械仰给以首郡。彬先事绸缪，与右布政使程嗣功日夕计画，赖以无缺，既而盗平。”
  操办粮草，非常有“油水”的差事，他非常卖力，但“操持廉洁，珠贝犀象，一无所取。”可惜的是，“叙功，正茂累加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嗣功进广西，左辖文武诸职皆晋秩，有差彬。”虽是如此，谢彬却淡定从容，“曰：‘为民上者不能使所泊无盗贼，抱惭实甚，一旦有警，文官运筹刍粟，武官尽力剿擒，分所应，而又因以为功，将谁欺乎。’卒不受赏，时论多之。”
  《海澄县志》（卷十一·人物）记载：“比海滨云扰，彬上议当路筹战守之策，事事左验”。按理，这么有才干的人理应提拔。可是，论功行赏，为什么偏偏“有差彬”呢，现不得而知，但《明史》的叙述可资揣测：正茂在广时，任法严，道将以下奉行惟谨。然性贪，岁受属吏金万计。初征古田，大学士高拱曰：“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千没者半，然事可立办。”
  于此境下，比之王僧孺，当亦可将其比之海瑞也。
  有“关系”的人物——受高层赏识，脚踏青云
  谢彬举进士后“授南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
  户部，那可真算是大部制的官署，掌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财政事宜。在留都南京，虽各部官务清简，但南户部职掌征收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四省税粮，因其所交税粮几占大明帝国的一半，仍属非常重要的中央部委。
  毕业分配在中央部委工作，又下派任职，“会扬州钞关差缺”，当然要领导点将了。不只如此，还受赏识到极致，这不，“以公往弥月，而九庙覃恩，敏斋公（谢彬父亲）得赠如公官，母封太安人，时入仕未两月，遽拜恩封，世称奇觏”，而且“尚书夏公著上考”，官吏考绩列为上等。
  “尚书夏公”是谁呢？嘉靖年间六部中姓夏而又任过尚书的只有两位：一是夏言，明史上著名的内阁首辅，其任尚书时间为嘉靖十年至嘉靖十五年（1531—1536），在谢彬举进士（1544）授南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之前。一是夏邦谟，历任户部、吏部尚书，任户部尚书时间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九月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己酉九月，《明史》（卷112）：“杲五月加太子少保。九月下狱，充军。夏邦谟九月任。”任吏部尚书时间为嘉靖二十八年（1549）己酉九月至嘉靖三十年（1551）辛亥二月。能为谢彬“著上考”的或是其任职的“户部”，或是掌管官吏任免、考核的吏部。而在谢彬任职户部期间，夏邦谟先是任户部尚书，为谢之上司，而后转任吏部尚书，由此可知，“尚书夏公”夏邦谟也。
  受赏识，“著上考”带来了顺遂的仕途，“事竣得代，还部，稍迁员外郎，寻迁署郎中”，为南京户部贵州司郎中，成了正五品官员。那时还未满四十岁，可谓前途一片光明。
  让人羡的是，又一大好的表现机会来了，“尚书韩公属修部志”，新一任尚书韩公把重要的事交给了他。为什么就交给他呢？不妨大胆揣度，因为“你办事我放心”。可见其在尚书心目中的地位。尚书韩公所指何人呢？《明史》卷一百十二“表第十三·七卿年表二”显示，嘉靖年间韩姓任职尚书者只有韩士英一人。
  犹为难得的高攀机会则是“时尚书礼部万公镗方贵重冡宰虗席，闻公名雅，欲招致”。
  冡宰，吏部尚书的别称，这可是一个有相当份量的角。工作上进到连负责制造“官帽子”的吏部尚书万镗都知其人，并看上了，想招引为用，确为良机。
  万镗，当时可是严嵩一手提拔。《明史》（卷202）万镗传中记载：“严嵩柄政，援引之，湖广蜡尔山蛮叛，起镗副都御史，相机剿抚。”“镗既为嵩所引，每事委随，又颇通馈遗。”彼时，要是稍稍小违“几项规定”，脚下青云自当可期。然而，谢彬竟“不识好歹”，在吏部万镗欲招致时，“公辞谢再四竟不一往诣。”后果不言而喻，“万虽貌重公而中实衔之，亡何入为太宰，众方拟公学宪，乃竟以旧憾堇堇迁广州守。”直至“公声实茂著，上下颂信，秩满”，方才“遂晋副山东臬部”。
  如此前后，竟有多位尚书赏识，脚下确有青云。
  有“文化”的人物——修编部郡志，堪为史才
  谢彬修了二部志，一为《南京户部志》，《明史》（清·张廷玉，第七十三·艺文二）记载“谢彬·《南京户部志》二十卷”。一为万历癸酉《漳州府志》，应郡守罗青霄聘而编修。
  修志之意义“为后世虑至深远也”，正如谢彬在《漳州府志》之序中所述，“治郡犹治家也。治家者，凡夫男女之生娶，田亩之坐置，岁计之盈缩，臧获顽良，与夫器物用度之繁，门户鐍键之守，既竭心思以理之，而又于家众之中择其能者，俾其司簿籍以专纪载，虽甚弱子孙有所凭依以为世守，而奸人莫之敢觊觎者，以载籍存焉耳。”
  关于修纂部志，尚书韩士英在其为《南京户部志》所作的序里亦有言及：韩令郎中谢彬纂写此书，缘起于他到任后，“间有所闻，不能即知。索之例案，则畔散不属，不能即得”，目的是帮助初来乍到的官员熟悉本官署的历史、职掌及运作。
  古人云：“修史之难，莫过于志。”“盖公居官修部志，居乡修郡志，俱士林不列之业也。”修志虽难，但谢彬“自弱冠游庠校，輙以文学超轶”，修部志“七阅月而书成，事核读瞻览者叹为史才。”即使是修《漳州府志》，也是“闭馆逾年而志成”。《海澄县志》亦对其修志作评“皆事核词瞻，称良史才”。
  谢彬除修志外尚有诸多著作，据方志所考，其所撰著有《爱吾堂摘稿》《宦游稿》《归田稿》，但这些书今皆未见。
  他还满含文化情趣。“终年嗜学，雄心壮志，翻书不倦”，而且“暇则与诸弟论文赋诗，命觞浮白。兴至则葛衣野服，登高洒翰。所与布衣交不见其有贵岸容，盖庶几超然，尘壒之外，皭然不滓者也。”不折腰的人物——忤权严世藩，遭至罢归
  常言道，宁触人主怒，莫忤权臣意。具有超凡正直个性的人，对于历史教训往往是会“明知故犯”的。这不，就在青云直上之时，按察司的位置坐得正热乎，他就给自己“摊上大事”——忤权，而且对象是当朝炙手可热的“小宰相”严世蕃。
  墓志铭对谢彬罢归一事叙述甚详：“太姓王景阳□慝干纪，公论捕如法。时东平梁内翰者于分宜胄子为莫逆，挟势凌铄，无所不可。王景阳行千金于梁所求脱，公执不许，景阳逃匿梁所，公发卒捕杀之。梁固憾公，会直指，叚公以前治妖巫事不报嗛君，而梁与直指有夙好，遂乘机构□，竟借事论列。而分宜子亦入不根之谤，遂报罢，而公归矣。”
  梁内翰者谁？圹志中不见其名，但我们可从“分宜”入手加以分析。分宜，江西有一分宜县。把分宜与嘉靖朝联系起来，人们也会自然想起嘉靖朝权倾朝野、任期最长的一位首辅——江西分宜人严嵩。严嵩（1480—1567）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所以时人常以“分宜”称之。《万历野获编》则多以“严分宜”称，兹摘录几例如下：“严分宜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雅事。”“至世宗末年，严分宜以四十四年词林，致位上相，穷极富贵，身籍子诛，为天下笑，固不足言。”“世宗末年，严分宜被逐家居，世藩遣戍”。据此以推，“分宜胄子”则是指严世藩。“于分宜胄子为莫逆”者，符合“东平”“梁”“内翰（自唐宋称翰林为内翰）”三要素的，应是梁绍儒。梁绍儒，号玉庵，山东东平人，嘉靖二十年进士，翰林院检讨，曾与修《大明令典》。《明史》述及梁绍儒的，可与此相表里。《明史》（卷二一〇·列传第九八）记述王宗茂劾严嵩之上疏中载：“募朝士为干儿义子至三十余辈。若尹耕、梁绍儒，早已败露。此辈实衣冠之盗，而皆为之爪牙，助其虐焰，致朝廷恩威不出于陛下。此嵩负国之罪八也。”《明史》（卷二二一·列传第一百九）又载“袁洪愈，字抑之，吴县人。举嘉靖二十五年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中书舍人。擢礼科给事中。劾检讨梁绍儒阿附权要，文选郎中白璧招权鬻官，尚书万镗、侍郎葛守礼不检下。诏切责镗、守礼，下璧诏狱，斥绍儒于外。绍儒，大学士严嵩私人也。”一直被研究者列入可能是《金瓶梅》作者的王世贞，在其所撰《嘉靖以来首辅传》之严嵩传中亦载：“而给事中袁洪愈劾去其所善客翰林检讨梁绍儒亦弗敢救也”。
  不事权贵，后果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是相当严重——罢归。
  多部方志对其罢归均有述及。清光绪《漳州府志》（卷之三十·人物）载：“时分宜权相公子有所请不遂□之乃罢归”。乾隆《龙溪县志》（卷之十六·人物）载：“时严嵩子世蕃请托不遂为所中罢”。清乾隆《海澄县志》（卷十一·人物）载：“无何中谗罢归”。
  领导交待的事，都不吃那一套，用现在时尚话讲就是“酷”。而其罢归的原因上达视听时也是归结为一个字“酷”。《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四百六十八载：“吏部会都察院考察天下诸司官老疾参政……副使谢彬等四人酷，参政汪柏等四人不及……副使殷正茂等十七人罢黜调用如例”。
  罢归后“里居不问外事，顾喜作山泽游，盖具文武才既不得舒，聊以自寄耳”。
  其“同举春官，雅知公”并为其墓志铭撰文的“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刑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前奉勑总督淮漕提江广学校阅视三边临海王宗沐”，为其下了甚为中肯的注脚，“冢宰操进退缙弁之权，鑚穴扣阍，公耻未同，宰相子势焰熏灼，媚奥入幕之徒凭藉余威，犹能使人伏息折气，惟所指使莫敢抗。公以正禔身，以法佐人主，故尊贵耻干，权势可忤，卒之名重而谤亦起，官随以败，以此始，以此终，此则仕途之尤难者也。”
  谢彬的人生中，修志编著，抗倭平盗，一秉至公，忤权遭罢，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就是谢彬，堪为史才的一个漳州人，称得循吏的一个漳州人，一个坚守自我的漳州人。
  我不禁心生敬仰，与老支书邀约，前往探寻先生藏幽之处。
  沿着谢溪头西溪流经的堤岸行走一小段路，一片蕉林掩映，片刻即达。其地已垣破壁逝。婆娑叶影摇来移去中，虽阳光铺洒穿透，蕉林却仍旧自若闲静。只见江中荡漾清影，对岸翠竹成林，要是秋夜泊船于此赏月，那该是多惬意的事啊。忽悟起，这或就是历史上龙溪八景之一“龙江夜月”的所在地吧。
  伫立其间，聆听偶有的鸟鸣，似仍可见，斯人面水拈须，笑看水月清清，不禁心生遐想。
  历史，离我们很远，不管是春风得意，还是浮沉悲歌，皆已消失眼前，掠风而过。
  历史，又离我们很近，纵逝千年，江山犹笑，虽碑残书毁，雀寒坟荒，却犹传士人清音，义无反顾。
  你知，或者不知，历史就在那里，似无远去。
  附：王宗沐简介
  王宗沐（1524—1592），字新甫，号敬所，临海城关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刑部主事。与李攀龙、王世贞等为诗文交。继由员外郎迁广西按察佥事，督学政。任内，修宣成书院，建崇迪堂。
  嘉靖三十三年（1554），任广东参议，分守惠州、潮州。三十五年，任江西提学副使。修王阳明祠，建正学、怀玉书院，于白鹿洞聚集诸生，亲自答疑、讲学。三十八年，任江西参政。次年，任按察使。辑成《江西大志》。四十年，升山西右布政使。时山西连岁灾荒，因入觐，上疏力陈缓征欠赋，获谴，调广西。不久，以父病告假。父卒，在家修成《宋元资治通鉴》《十八史略》《台州府志》等书。
  隆庆元年（1567），起为山东左布政使。任内，清理铺行税额，编纂《东省经制全书》。隆庆五年，给事中李贵和请开胶莱河，宗沐认为“其功难成，不足济运”，建议利用海运。山东巡抚梁梦龙将四千石米自淮河起运，转海道运抵天津成功。宗沐升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抚凤阳，极言运军之苦，制定条例，采取措施，优恤运军；又注意治滩，修筑淮安至靖江闸间双堤，西面增建高家堰，东面疏浚涧河，提高了防洪能力。
  万历三年（1575），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工部，又改任刑部左侍郎。奉诏巡视山西、宣大诸镇边防军务，上《三镇图说》。九年，罢官归里。闲居十年。二十年卒，年六十九岁。追赠刑部尚书。天启初，追谥“襄裕”。著作尚有《海运详考》《海运志》《敬所文集》等。
  原载《浙江省临海县志》
  【漳州方言】
  笑〓〓
  “〓”是一个生僻字，今已不见使用，在闽南方言中尚不时有其身影，如“〓〓笑”、“笑〓〓”。
  “〓”，现代语音yǎn，闽南方言音ggiǎn（语蹇切），指笑或大笑，《广雅·释诂一》：“〓，笑也。”《玉篇·口部》：“〓，大笑也。”《广韵·线韵》：“〓，大笑，予线切。”闽南方言取“笑”一义，在实际使用上表示为“无声的笑”。
  “笑〓〓”·，指心情舒畅，笑口常开。如表示友善的情态，常用“笑〓〓对人讲话”来形容。又如：“讲话笑〓〓，听了真爽快。”一但“笑〓〓”转换成“〓〓笑”时，它的含义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伊一直〓〓笑”，既指对人友善的笑看，有时又指对人傻笑。这也是闽南方言的特色，同样的字倒个位置，就有了新的含义。“对人笑〓〓”和“对人〓〓笑”所传达的信息是不同的。
  李竹深
  亚洲近代史上第一艘巡洋舰“扬武”号舰长吴世忠
  林盛发
  吴世忠是福建（福州）船政局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生在海外，来自南洋，熟知洋务的高级水师将领。他不仅是福建船政局自己制造的轮船“湄云”、“飞云”号首任管带，而且还是“长胜”（或称“长盛”）、“济安”号等多艘舰船统领，更是中国、乃至亚洲近代史上第一艘巡洋舰“扬武”号舰长，曾多次统率福建船政局众多轮船出洋操练，提高了福建水师的海上实战能力和水平，壮大了闽台海防力量，有力地加强了整个沿海防御体系建设。
  在巩固海疆，守护台湾上，他身先士卒，勇于担当，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在他的身上，我们还可领略他过人灵巧处世应变之道。他凭着自身过硬的本领，精湛的航海技术和娴熟的洋务知识，不仅赢得了船政学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严宗光、叶祖珪、萨镇冰等拥戴，而且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重视，特别是历任洋务、船政官员的关照、提掖，无论是左宗棠、李鹤年、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吴赞诚、夏献纶、吴大廷等，还是罗大春、刘明灯、叶文澜、蒋锡藩等都对他器重青睐，信任有加，这种现象在旧式水师将领群体中非常少见，实是一个奇迹。这也是我们必须加以重视、挖掘、分析、研究的原因之一。
  吴世忠（？—1879），龙溪县二十三四都鳌浦人（今芗城区浦南镇吴浦村），清同光年间（同治、光绪）著名水师将领，他器识恢宏，胆识过人，“周历南北诸洋，寝馈风涛、出入艰险；迭次出洋巡缉捕盗、救援商船，甚为得力”。一生成就可圈可点。历任游击、通事、管带（都司），擢升为提督衔总兵，死后被追封为“振威将军”（武一品，原牌匾挂在六房吴氏宗祠里，“文革”时被毁）。
  在洋务船政上，他通晓英文，入台充当美国驻厦领事馆李仙得通事，积极处理美国“罗妹”号事件。赴暹逻（今泰国）与船政总监工叶文澜谨慎细致为船政采办造船木料。在天津，积极向朝廷，特别是向李鸿章建言献策。驻船政，他分别担任“长胜”、“湄云”、“飞云”、“济安”、“扬武”号管带，统率福建船政局众多舰船外洋、厦台操练巡防。在海防守护上，他管驾“湄云”多次往台运米、煤至京津，后调赴浙缉防；驾驭“飞云”，驻防烟台。任船政营务处，多次派令救护中外遭风船只。掌管“扬武”兵船，兼司督操事务，日夜操练，小心巡防，深孚众望，为船政学堂学生所拥戴。1879年3月，在一次援救商船事故中，不幸中风身亡，因公殉职。
  来自南洋的闽南好汉——缅甸国王长孙
  据鳌浦村吴水俊（87岁，已故）生前介绍，吴世忠的父亲吴忽，字允隆（1822一？），漳州府龙溪县二十三四都鳌浦人。父母早逝，全靠兄长一手抚养，不过，由于自小身患顽疾（皮肤病），难以治愈，遂想跳河一死了之（免得拖累兄长一家）。他的兄嫂无意中得知这个消息后，赶忙劝他说“小小年纪，日子久长长，千万不要做傻事。我与你阿兄想想办法，叫他拿些银两，让你到外地（厦门）去治看看？”于是，吴忽带着兄长交给他的十两银圆离开鳌浦。在厦门，吴忽碰巧遇到一艘正欲开往南洋（旧指“番邦”，今东南亚一带）的大番船，他干脆上船“过番”去了。
  船行到半路（南海一带），狂风大作，雷雨交加，海上波涛汹涌，数艘船舶瞬间沉没，死伤不计其数。这时，若不将风帆收起，吴忽乘坐这艘船同样危在旦夕，正当船上人面面相觑、惶恐不安的时候，凭着过去在自家门口（九龙江北溪鳌浦渡口）练就的一身好水性，有着娴熟攀爬技艺的年轻小伙子吴忽，急忙口咬锋利小刀迅速攀上船上桅杆。突然，一道闪电差点击中吴忽，他只觉得身子一热，看了看没事（注：出乎意料的是，他久治不愈的皮肤病不知为何反而好了，可能是被闪电一击而愈的缘故吧），便赶紧将风帆割断，整艘船顿时转危为安，人人不由额手称庆，纷纷称赞吴忽的见义勇为精神和舍己为人的壮举。
  船尚未到罗摩国口岸，吴忽的事迹却早已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罗摩国（Raman）（或称“室利差呾罗国”、“掸国”、“诃利鸡罗国”）。到处传颂他的感人事迹。罗摩国国王知道后，特意招他为驸马。吴忽在罗摩国生活多年，生下了吴世忠等四子。吴忽六十多岁病逝，赐葬罗摩国。
  不久，罗摩国公主（吴忽夫人）便向她父亲罗摩国国王请求随子回唐山（中原）。罗摩国国王见女儿去意已决，只好挥泪送别。回到福建后，她决定与早年先行回国的长子吴世忠住在一起，定居省府（福州）。后来，她病重不治而逝，吴世忠只好派人将她的棺椁从省城运回漳州东门外祖家鳌浦，葬在东坑社口井头山（“倒枝梅花”穴位）。今鳌浦村东坑社的一品夫人墓已被破坏，但墓碑尚存，字迹十分清晰，右边题有：提督衔都司衔记名总兵兼先外委都司衔男吴世忠、谦、贞、良，孙清杰、河、江、汉、灿、海、波等仝立石，中间题有“皇清诰封一品夫人谥慈惠何太夫人佳城”左边题有“光绪己卯仲春吉”，前面尚有两根石烛（顶上的小石狮已被偷走），分别题有“马鬃家高山爱梅花香不断，鳌头先占池分莲叶碧无痕”，受到严重破坏。
  原来，此前吴世忠早已回到唐山（中国），先是当游击（水师）缉捕海盗，巡守海防，后参与福建船政局轮船建造工作，而今已是游击、都司衔。据说，吴世忠凭着一身功夫，尤其通外文，晓洋务，善水性，懂技术而显得出类拔萃。1875年（光绪元年乙亥），他因多次参加缉捕、平定海贼，被朝廷封为江南水师提督（据说，皇帝还赐予他一面令旗及一把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
  1877年（光绪三年壬申），时任江南提督吴世忠回到祖籍地鳌浦谒祖。在鳌浦，他修建了坑底祖厅，公堀垒石坪及土地公庙，在水沟两边加固石板，同时，还修建鳌浦大庙的庙埕。此外，在厦门还修建了一座提督码头。主要是为吴大人（世忠）靠小船（以涂漆红为号）驶入开元大街备用的。1879年（光绪五年己卯）冬吴世忠卒，遗体从厦门运回漳州，赐葬于北门外鳌门横官路石烛山（号称“金椅子”穴位，今墓尚存芗城区石亭镇，但已受到严重破坏）。
  难得洋务通事之才——台湾兵备道吴大廷得力助手
  1863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在此期间，他非常关心台湾的军事、政治情况，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台湾的防御力量，以备西方列强的入侵。其中一条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整顿台湾吏治。他严加整顿，选调得力官员。在台湾道员、总兵两个海疆要职上，他亲自遴选，破格提拔“守洁、才长、兼通方略”的福建盐法道吴大廷调补台湾道员；又将功勋卓著的原福宁镇总兵刘明灯调补台湾镇总兵，在这两人的努力治理下，台湾的军政情况不久便大有起色。
  吴大廷（1824—1877），字桐云，湖南沅陵人。咸丰五年举人。先后追随胡林翼、曾国藩、李续宜、左宗棠，曾劝阻胡在临终前弹劾胜保。1866年（同治五年）他奉旨担任按察使衔分巡台湾兵备道（或称“台湾道”、“台澎道”），为台湾清治时期这阶段的地方统治者，在官能兴利除弊，数为胡林翼、曾国藩等所荐而仕不达，卒赠太仆寺卿，著有《小酉腴山馆全集》四册（文集12卷，诗集8卷，小酉腴山馆主人自著年谱2卷），读书随笔6卷。
  据载，吴大廷担任台湾兵备道期间，台美间发生了知名外交事件——“罗妹”号事件（或称“罗发”号（Rover））。在这起事件中，吴世忠，这位早年从南洋回国，曾与外国人多有交道，被闽浙总督李鹤年视为“可造之材”的湄洲游击很快便因其通英语、懂洋务、熟航海的过人才干为吴大廷所倚重，而成为他的得力助手。自此，吴世忠与台海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见《闽浙总督李鹤年奏》）
  同治六年（1867）二月，由广东汕头开往山东牛庄的美国轮船“罗妹”号，行经台湾海峡南端途中遭风漂至屏东七星岩触礁沉没。船上的美籍与华籍船员14人，均搭乘救生艇，飘流至琅峤（今屏东县恒春镇）上岸，被龟仔角社（今垦丁社顶部落）原住民出草攻击，船长亨特（J.W.Hunt）夫妇等13人惨遭杀害，只有一人逃脱，受到当地汉人的搭救，并向官府报告。
  在中方处理此事件中，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C.W.LeGendre）发出照会与台湾道吴大廷、台湾镇总兵官刘明灯交涉。但吴、刘虚与委蛇，让美方决心自行前往出事地点调查。6月，美国舰队司令贝尔（H.HBell）率军舰二艘、兵力181人，登陆恒春，但苦于丛林与热带疾病，加上原住民的攻击，出兵行动并不顺利。
  10月，李仙得到达台湾、前往土著番界的时候，吴大廷派遣吴世忠出任通事（翻译、联络官），与台湾总兵刘明灯一行人深入琅峤查办。李仙得获得同行之英商必麒麟（W.A.Pickering）的帮助，自行与排湾族十八社总头目卓杞笃达成口头协议，不再杀害难船者。不知情的刘明灯，于达成协约三天后，率军包围番社部落，准备择日发动攻击，李仙得通知照会刘明灯此案可以和平解决。1869年（同治8年）2月李仙得在通事吴世忠的陪同下再度来台，与卓杞笃会面正式签订了“亲善盟约”的书面协议，与刘明灯另议定章程10条，并取得附近闽粤各庄与番社头目的保结，事件就此落幕。
  另据李仙得探险恒春半岛载（1867年11月8日呈给美国公使的报告，现存美国国家档案局—USNA：CD，Amoy，M-100，R-3，括号内文字系笔者的考据加注）：“9月10日早上从台湾府出发，我们在队伍中间位置。知府叶宗元很慷慨的提供交通工具给我、宝内、通事吴世忠，以及一、二名仆役乘坐，并载运行李、粮食。”（见陈政三所著《红毛探亲记：岛内岛外趴趴走》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12、25）吴世忠的漳州人和通事身份，加上他的海外出身，特别是懂外文会说闽南话的本事，使他在与李仙得、恒春土著居民打交道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占据了很大主动。可见吴世忠是当时凤毛麟角的洋务操作性人才。
  “湄云”号首任管带
  左宗棠在主政东南期间，深刻领会到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事实，迫切地想兴办船政，加强中国的海军建设。1864年6月，左宗棠向清政府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请，“船政乃海防根本。自强莫先于海防，海防莫先于造船。”因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船舰横行于中国沿海，“星驰飙举，无足当之”；故而，“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注：《拟购机器雇洋匠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3册，第61页。）左宗棠的奏请在清廷中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奏上后仅仅几天就得到了明确批复，同治皇帝作了上百字的朱批：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先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见《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在这种背景之下，福州船政局应运而生了。
  福州船政局，又名马尾船政局，或称福建船政局。被誉为“中国海防设军之始，亦即海军铸才之基”。李鸿章赞其为“开山之祖”。先是在左宗棠手下创立，后在继任船政大臣沈葆祯的苦心经营下，船政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
  1868年，管理台湾军民事务的台湾兵备道吴大廷因病请假回福建原籍治疗，经左宗棠、沈葆桢等协商，奏报改赴船政任职提调。作为吴大廷的幕下，吴世忠也在此时进入船政。最初担任福建购买的“长胜”轮船管带，后来为了给“万年青”采购船材，又与船政总监工叶文澜等一起前往暹罗，沈葆桢奏派他出任“湄云”管带时，他还在暹罗的密林中选材。在船政早期驾驶人才奇缺的情况下，吴世忠无疑是极为适合的人物。（见《第一号轮船下水并续办各情形疏同治八年五月》沈葆桢）
  沈葆桢看中吴世忠为“湄云号”管带的原因，关键有四，其一，吴世忠有绝对过硬的驾船技术和用炮本领。《洋务运动》一书曾记载，“宁波、漳泉、香山新会一带，能驾驶轮船之人甚多。”而且其中尚有“特出之才，如宁波贝锦泉，未尝读彼中书籍，习彼中技艺，自能作船主。”其二，他来自南洋，颇懂外语及域外风土人情，善于与外国人打交道。其三，为人正直仗义，助人好施，人缘甚好。其四，他身强体壮，水性绝佳，智勇双全，而且长期的海上作业使他对这一带的航线极为熟悉。于是“湄云号”管带一职非他莫属。当时吴世忠的官职为湄州营游击，湄州是妈祖的故乡，或许这与“湄云”舰名的由来有某种关系。
  1869年10月1日，吴世忠的老上司吴大廷督率“万年青”北上天津接受清廷检阅，吴大廷这一次北上受阅，把他也带来了，其实是有让他“学习业务”的意思在里面。此时“湄云”船体建造完成三分之二，锅炉、轮机均已就位，为了缩短下水以后的舾装时间，很多舾装工程也一并开始。12月6日，船政举行仪式，祭告妈祖、江神、土神，和当初“万年青”下水的方法一样，“湄云”舰乘当天中午大潮下水成功。
  据《海军实记》所载，“湄云”这艘编号为船政第二号轮船的军舰，功率80马力，排水量515吨，舰体长51.8米，宽7.48米，舱深4.57米，吃水3.39米，无论是排水量还是外形尺度，都比第一号轮船缩小不少。不过，反而在设计上显得较为专一，着重考虑了炮舰和通报舰功能，成为船政早期一级专门的炮舰。第二号轮船选用的蒸汽机是一座卧式的2汽缸往复蒸汽机，便于将蒸汽机的安装位置控制在水线之下，功率虚数80马力，实数320马力，每分钟转速92转，单轴单桨推进，设计航速9节。蒸汽机配套使用2台方形低压燃煤锅炉，考虑到第二号轮船的宽度，2台方形锅炉的安装形式应该与“万年青”舰一样，都是背靠背纵向安放。
  “湄云”舰下水次日便在船政江边升火试验轮机，结果令人满意。首任管带吴世忠恰好也在其间从暹罗返回船政，立刻开始挑选官兵，驻船训练，监制旗帜、号衣。和“万年青”一样，“湄云”的官兵大部分来自福建长乐、漳泉人、浙江宁波人，全舰编制67人。1870年1月10日傍晚船政大臣沈葆桢率领幕僚亲自参加航试。11日黎明“湄云”驶出大洋航试，测试路线与第一号轮船“万年青”一样，于午后返回船政。“掌舵、管轮、炮手、水手人等俱能操纵如意，船身尚称牢固，轮机亦颇轻灵。”此后，28日，日意格为了调校罗经，又督率“湄云”驶出大洋测试，日意格、吴世忠以及“湄云”的官兵一起在大海上过了同治九年的春节，正月初四（2月3日）测试完毕返回船政。“湄云”舰从开工至下水总共花费10个月左右时间，较第一号轮船“万年青”的工期快捷了许多，创下一项中国自造轮船的记录。同时让人惊叹的是，无论“万年青”亦或是“湄云”，其舰员与军舰的磨合速度之快非常罕见，全无大型舰船驾驶基础的中国官兵，竟能顺利地驾驶舰船航行大海，是值得后人深入研究的一个特殊现象。（见陈悦先生发表在《现代舰船》B刊2008年第1期《星云降东南一一福建船政“湄云”级炮舰》）
  在船政厂前停泊了1个月，1870年3月6日“湄云”舰就开始担负任务，搭载运京米委员前往台湾采购贡米。另有一说，1870年2月4日“湄云”轮载采办京米委员赴台购粮，于2月7日抵淡水。1872年8月13日“湄云”轮再由闽起航赴台湾奎笼（即今基隆）装储燃料，19日离基隆驶赴上海。“湄云”舰开始肩负起清政府赋予的重要历史使命。
  鉴于浙江宁波、温州一带海面时有海盗，且“万年青”、“长胜”、“华福宝”等轮船此前前往浙江缉盗非常奏效，比起传统的水师战船来不可同日而语，浙江巡抚杨昌浚于是会商闽浙总督和船政，希望能调拨船政的“湄云”军舰到浙江海面巡弋。闽浙总督将此情况上奏清廷，清政府中枢立刻批准这个提案，并在不久后传谕各沿海沿江省份督抚调拨船政军舰。“与其借资外洋，徒增耗费，曷若拨用闽厂船只，既可省就地购买之费，兼可节省闽局薪粮之需，且不致以有用之船置之无用之地”。“湄云”可谓是船政军舰调拨制度的先行者。
  按照清政府的这项独特的制度，各沿海省份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拨船申请，所拨船只主要用于该省的通商口岸办公，即执行口岸的防御、通信、运输等任务。调拨时各省不用花费一分钱，只要承担这些军舰调拨后的养船经费即可，但是各省拥有的只是这些船只的暂时使用权。一旦海疆有事，船政可以将这些船只全数召回，编入船政舰队使用。
  1871年4、5月间，由吴世忠管带率“湄云”舰抵达温州，开始在浙江服务，然而不想还没服务多久，麻烦事便接踵而至，先是“湄云”舰机械出现故障，后是“湄云”舰水兵与驻防浙江绿营水师广东籍水勇发生口角，几至酿成械斗。所有这些，无不给“湄云”舰入浙巡防缉盗蒙上了一层阴影。原来，1871年5月25日浙江水师提督黄少春乘坐“湄云”出海巡洋，在将近崇明岛海面时，“湄云”的轮机突然发生故障，遂折回宁波镇海关前停泊修理，不能如常，当“湄云”修理时恰好有英国商船入口，随之将“湄云”受损一事传得沸沸扬扬。再有，1871年6月28日夜间“湄云”停泊在宁波，船上水兵登岸，与驻在宁波，由海盗招安而来的绿营水师广东籍水勇发生口角，几乎形成械斗。“湄云”轮水兵人少力薄，随之躲避，没有酿成大祸。杨昌浚急忙会商闽浙总督和代理船政，要求更换“湄云”（称其不适用于浙江，其实是担心“湄云”舰此后与浙江水师无法和睦）。面对这种情形，闽浙总督只好上书军机处商请调换事宜。
  这两起事件本不是什么大事，但在顽固派眼里，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内阁学士宋晋以福州船政局“靡费太重”为由，奏请将江南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两处轮船局暂行停止”。从而引发了一场事关近代造船工业的“兴废之争”，船政“存亡之战”。在这场争论中，左宗棠力排众议奏“船政有利无害，不可裁撤”。沈葆桢致函总署，列举办厂好处，力驳宋晋主张，提出不能因为弟子不如师而“废书不读”，并称“勇猛精进则为远谋，因循苟且则为虚耗”，坚持“船政万难停止”。李鸿章上奏急就而成脍炙人口的《筹议轮船未可裁撤折》提出：“国家诸费皆可省，唯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船之费万不可省”，如裁撤船政则“前功尽弃，后效难图”，“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折中的“三千未有之变局”警语，振聋发瞆，至今仍然熠熠生辉。最终以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赢得了这场论战的胜利。这艘处于风口浪尖的“湄云”舰，在浙江失意后，带着一身疲惫、一身委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风平浪静的出生地港湾——福州马尾船坞，静候差遣新的任务，管带吴世忠则被调任到新造的“飞云”舰任管带。不久，“飞云”号北上山东驻防，开始了它（他）的北国之旅。
  1873年7月27日（同治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李鸿章特别咨询了过津拜谒的“管带烟台兵船之闽人游击吴世忠”。之所以咨询吴世忠，因为吴“在闽带船多年”，又“曾同美领事李仙得往台湾生蕃处，查办杀夺美船之案”，自然很有发言权。
  在吴世忠看来，台湾番民矫健强悍，且地理情况复杂，“山径深险异常”。英美商船也多次被袭害，两国皆曾“发兵船往剿”，结果却是“失利”，无奈之下仍只有“讲和而止”。相形之下，“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对于吴世忠的分析，李鸿章表示赞同。固然，吴世忠的错误分析，误导了此后李鸿章对日战略的评判。不过，李鸿章自身对日的陋视和寡闻也是难辞其咎的。尤其是认为日本“在唐宋以前，贡献不绝，至元世祖往征大败后，乃夜郎自大，今彼虽与西洋合好，尚无如朝鲜，何岂遽能强压我国耶！”足见其对日本实力之小觑、对“敌情”了解、掌握之浅陋。是的，一个堂堂的朝廷中枢都这样认为，遑论一般将弁的短视了。（《李文忠公选集》中《论日本与台湾、朝鲜、秘鲁交涉》（六月十五日））在此，姑且不论吴世忠的分析对与错，至少我们可以从这件事（能够得到李鸿章的征询和赞同）上看出，他在当时朝廷（洋务）高官心目中所具有的地位不可估量。
  1874年5月，日本政府借口琉球船民被台湾牡丹社高山族所杀，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征讨都督，率军舰5艘，运输船13艘，载兵3600多人在台湾南部琅峤（今恒春）登陆，劫掠烧杀。高山族人民据险反击。日军退守龟山，设立都督府，意图久据。
  此时，清政府才发觉日本的企图。5月14日，特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授权节制福建省镇道以下各官，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随即沈葆桢率“安澜”、“伏波”、“飞云”3舰抵台，其中吴世忠一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飞云”从山东赶赴福州，“安澜”从广东调回，与“万年青”、“济安”会同，之后又调“扬武”等舰常驻澎湖，“福清”、“海东云”（管带张成）、“长胜”（管带吕翰）等舰分驻台北、厦门、福州，派“测海”号供闽沪传递消息，派“永保”、“琛航”、“大雅”为运输船只，掩护淮军武毅铭字军6000余人登台。刘步蟾、严宗光、林泰曾等一批刚毕业的船政学生随往勘测台湾环岛地势、水文，绘制成图。从而在陆上、海上对日军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在这里，必须强调说明一点的是，军事实力是非常重要的。就当时清政府而言，海军的实力还是远胜日本的。也恰恰是基于这一点，日本才不得不有所收敛，也才不敢胡作非为。
  在整个台湾交涉期间，船政水师控制台湾各要港并聚集舰队把守台湾外海咽喉澎湖，对远道泛海而来的日军形成了极大的威慑，后来日本海军史学者曾评价“日本派遣的军舰都是从幕府和各藩接收过来的陈旧舰船，根本不是清国海军的对手。”初始啼声的船政水师无疑给了日本侵略政策一记当头棒喝，为外交解决台湾冲突提供了坚强的实力声援。（见《浅谈清朝船政水师与台湾海防——以1874年台湾事件为例》丛中笑、王永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在中国方面的巨大军事压力下，日本被迫和谈。然而由于当时清廷在多个方向都有严重的危机（西北阿古柏叛乱，南方因越南与法国关系殊为紧张），因此在美、英、法三国的调停下，清廷决计妥协，以50万两白银了结了此事。
  此次台湾事件，对双方影响均极为重大。日本方面深刻的体会到了海军在侵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随即从英国进口了“扶桑”、“金刚”、“比睿”等舰，加强自身海军建设。而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日本已经成为中国近在咫尺的最危险的敌人，对海军建设的重要性逐渐形成共识。（《沉没的龙旗——北洋海军史略》）据说，此次事件对吴世忠刺激很大，为此他更加勤勉，全身心致力于水师演练及船政事业。
  1876年2月5日（光绪二年正月十一日，另有一说，1875年11月18日光绪元年），“扬武号”军舰访问日本长崎，立即轰动了日本国。据记载：“福州船政局之扬武炮船，昨由烟台出洋，为练习海道起见，其至日本洋，日人颇生艳羡。嗣入内港，气势昂藏，足令日人骇异。……后回上海抵福州，满拟来春游历英美各国并欧罗巴洲等处。此举殊足壮中朝之威，而使西人望风额庆也。且此班生童其精进正未可量，虽此行为中朝所仅有，而中外皆欢欣鼓舞而乐观厥成焉。”（见《记扬武炮船出洋练习》，《万国公报》，第373卷，引自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450-45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自此，日本当局急起直追，后来居上，很快就超过中国。但在当时，“扬武号”不失为远东地区自制最大的兵船，最先进的巡洋舰了。
  扬武，英文名YangWu，福州船政局所建造的第七号舰，是早年所建军舰最耗工费料成本最高的一艘，也是公认意义上的中国乃至亚洲第一艘近代巡洋舰。该舰为木胁木壳，舰长63.33米、宽11.99米、型深6.99米、舰艏吃水5.3米、舰艉吃水5.97米、主匡面积43.44平方米、风帆面积1822.04平方米、排水量1560吨。整个船略显短粗，目的是“取舱面空阔，则可安炮位”，“扬武”的舱深5.28米，更适宜中国港口的实际条件。采用普通卧式2汽缸蒸气机、方式锅炉2座、功率续数250马力，实数1130马力（“扬武”舰的烟囱为三段可伸缩式），航速12节，编制147人。“扬武”舰的动力系统为进口设备，全部购自英国格拉斯哥（Glasgow）工厂，包括1台卧式二汽缸往复蒸汽机，配套2座方形低压锅炉，轮机功率虚数250马力，实数1130马力，转数每分钟82转，设计航速12节，后来军舰航试时测得顺风顺潮航速超过15节，远远大于设计母形。当时一位前来参观的英国军官感慨道：“它的技艺和最后的细工可以和我们英国自己的机械工厂的任何出品相比美，而且毫无愧色。”
  为这样一艘军舰选派舰长，自然需要异常慎重。另外，能够当上这艘军舰舰长，也是一种荣誉和骄傲。如果说，贝锦泉被任命为“扬武”舰首任管带是顺理成章的话，那么，将“扬武”舰改成练习舰，对于驾驭此舰舰长来说，无疑是一种组织考验，更是一种综合能力的反映。
  所谓的“练习舰”实际上真实用途类似于旗舰，借以解决船政舰队设立以来有舰无队，军舰训练始终处于单舰各自为政状态，缺乏舰队作战训练的缺陷，同时练习舰上直接培训出的熟练水手也可以随时填补入其他军舰，提高整个船政舰队的人员素养。从此，“扬武”成为了一艘特殊的“练习舰”——船政舰队的旗舰。
  鉴于“扬武”舰的地位发生改变，船政舰队提督因为需要经常性在岸办公处理日常事务，不可能随舰监督指挥，“扬武”的管带实际上就同时被赋予舰队总督操的使命，因而必须重新挑选一位地位较高而且熟悉近代海军事务的官员。为此，沈葆桢起初相中了蔡国祥。据载，“兹查有记名提督蔡国祥，前经大学士臣曾国藩拟派统带轮船，嗣以李泰国违约轮船发还而止。现拟令暂充督练之任。”不过，“但该提督由长江水师出身，外洋情形非试之实境，臣等亦未敢深信其能。现拟令暂充督练之职，俟其周巡海上数月，如果于外洋驾驶窍要娴习精通，能诱掖诸艺童，咸折节以取西人之长，无桀骜以蹈西人之习，再奏恳作为统领，以专责成”，表示出了一种极其谨慎的态度，先只是让蔡国祥临时代理而已，考察合格以后才能正式委任。这是一种慎重做法，也是一种负责的态度。事实最有发言权。从蔡国祥率队成功访日本，巡游南洋，直至回到船政，总体还是不错的。不过，从最后结果看，相比之下，无论是从“周历洋面”，还是“熟狎风涛、精通枪炮、晓畅轮机”上，吴世忠还是略胜一筹，显然更适合“练习舰”舰长这个岗位，就这样吴世忠走马上任了。
  据载，“去年洋务方兴，专派六船驻扎澎湖，朝夕教练，究属一时权宜之计。现拟将‘扬武’改为练船，取熟谙西学堪以出洋之艺童，荟萃其中，募洋将德勒塞为总教习，以精于枪炮帆缆，洋师二人副之，以期日益求精。其余各船除出差外，亦随之合操，俾号令划一。惟轮船一日千里，或由内洋而外海，或由腹地而边忂，非有熟悉水务之大员坐镇船中，周历洋面，无以察其勤惰而策其精能。”另据载，“又奏，调总兵吴世忠管练‘扬武’号轮船。允之，折包。”（见《督办船政大臣候补三品京堂吴赞诚奏报》）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朝廷对“扬武”号的倚重，同时，也可看出在挑选担任舰长人选问题上，朝廷的慎重、认真态度。从另一方面讲，选择吴世忠担任这艘中国、乃至远东最大最先进的巡洋舰舰长，恰恰充分说明了朝廷对他管理、驾驭、操练能力的认可和信赖。后来让船政学生邓世昌担任他的大副，更是说明这一点。
  同治九年（1870）秋，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奏调吴赞诚至天津机器局，补天津道。不久，升顺天府尹。光绪二年（1876），奉旨督办福建船政兼理台湾海防。光绪四年（1878），以光禄寺卿署福建巡抚兼理船政。他注重海防，亲自过问添船添炮之事，李鸿章激赏之。据载，吴赞诚在奉旨督办福建船政兼理台湾海防和任福建巡抚时，即1877年至1878年之间，曾两次渡海赴台，历尽艰辛，为保卫建设台湾做出了贡献。
  在吴赞诚的鼎力支持下，吴世忠不负所望，取得了一系列瞩目的业绩。光绪二年（1876）正月，吴世忠率领去年冬天为避冻从北方各省回南方的“湄云”、“飞云”、“镇海”及原福建“万年青”、“济安”、“靖远”、“振威”、“福星”等各兵轮船集中操练帆索枪炮，其中以“万年青”、“振威”为优；操演舢板用桨用帆各款，以“济安”为优；操演洋枪中靶，以“靖远”、“振威”为优；操演水雷，以“镇海”为优。在这场演习中，轮船营务处游击吴世忠“练习风涛，能耐劳苦”的良好表现，深受船政大臣吴赞诚、船政人员的好评。
  不仅如此，吴赞诚还特命他“会督各兵轮船出五虎门外大洋，练习大炮打靶及学习洋人分操合操之法”，通过枪炮打靶及分兵摆阵的演练，各船枪炮水平及枪炮手能力不仅得到了充分锻炼，而且也提高了他的统筹安排管理水平。“‘扬武’中靶最多，‘飞云’次之，‘济安’又次之，而‘扬武’之中靶，则水手又不及学生”。除此之外，为进一步培养考核他的全面组织管理能力，“船政局总监工广东补用道叶文澜”担负“细察吴世忠能否胜轮船统领之任”之责，爱护人才之心跃然纸上。经一番实地实力实际“零距离”考察，吴世忠各方面优异表现得到了朝廷的高度评价，特别是船政大臣吴赞诚的充分认可“驾驶精稳，堪膺督率之任臣”。
  光绪三年（1877）三月，撤掉了“扬武”练船教习，调吴镇管驾操练。丁日昌因台防紧要，调“扬武”、“飞云”、“济安”、“伏波”、“登瀛洲”、“龙骧”、“虎威”等船赴澎湖驻泊，交记名总兵吴世忠督同操练，并轮流派赴省厦洋面游巡。同时，为校阅各船操演情况（“各船驻澎日久，操练枪炮当有可观，而炮位较巨之船，非精通西法演放有准者，难期胜任。”），吴赞诚于二十日前亲赴澎湖。
  据载，三月二十日前（吴赞诚乘“济安”）赴澎湖校阅，当即调集各船水勇饬令打靶，大炮中靶以“登瀛洲”为最，“扬武”次之；洋枪中靶以“扬武”为最，“登瀛洲”次之，“伏波”、“龙骧”、“虎威”等船又次之。（见吴赞诚奏折）
  从以上几次操练情况看，不管是作为水师统领舰船操练，还是入台的保障防护作战，吴世忠都有极其出色的表现，特别是其娴熟的驾驭能力和高超的管理水平，为士官所折服。
  在此期间，吴世忠统领福建船政舰船驻扎澎湖一带，开展军事操练时，作了大量爱台护台工作。一是为解决官兵、岛上居民饮用水问题，他亲自勘察，责令士兵在妈宫澳旧协署边“相地开凿”，挖掘“溥惠、瑞应”两泉井，做到“防未撤则官私之为军士用，撤则归诸民与岛中人公而永之。”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岛上驻军官兵及居民的饮水困难。（见吴世忠《澎湖瑞应、溥惠二泉记》或监生叶国梁采，碑记载《艺文》）。）二是重建新的演练场地。“为久长计”。他“始莅止，见阅武非其所也，乃舍旧图，新择临海旷地。”虽然他心里明白“今虽海宇升平，无烦过虑；”不过，还是觉得应该做到“有备无患”，即“武备要不容以一日弛。矧澎岛孤悬海中，为东洋出入门户，与全台声势相防海阨要之区（？），则训练又不可不素，防守又不可不严。”（见《澎海演武场记》）三是重修无祀坛。他率舰队来澎巡防，“见西埯无祀坛年久倒坏，捐赀三百余金，重新修建。”充分体现了他“斯亦守土者之所有事也。”
  1879年（光绪五年）3月13日，运送官盐的商船“金长成”号在马江口外的赤屿洋面遭遇大风，桅杆折断，船内漏水，被迫驶入附近的松下港口（一说长乐境内，另一说在福清境内）避风待救。得到警讯，为了拖出这艘商船，船政派已升任提督衔记名总兵，船政舰队督操，兼任“扬武”舰管带的吴世忠设法前往救援，由于松下港口水浅，以“扬武”的吃水无法靠近，于是吴世忠改挑选南下过冬的80马力军舰“湄云”，亲自督率前往。
  “湄云”冒险到达松下港口，海上狂风恶浪连日不息，无法拖带商船返回，被迫在港口中等待数天之后，看到商船船员焦急万般，19日午后，吴世忠命令起锚等待风浪稍定就拖带商船返回。根据当时同在“湄云”的“扬武”舰大副邓世昌报告，恰在此时，吴世忠突然中风，不省人事，不幸在“湄云”舰上去世。（见陈悦先生发表在《现代舰船》B刊2008年第1期《星云降东南——福建船政“湄云”级炮舰》）
  吴世忠戎马一生，以海为家，于国忠勤爱国，鞠躬尽瘁；于事他兢兢业业，殚精竭力。尤为难得的是，他当游击，平剿海盗；任通事，力促和解；升管带，严查缉私；为总兵，督率舰船，等等，事事无不与海疆息息相关，处处无不与台湾密切相联，时至如今，他的爱台保台护台之举，仍为后人所称颂。
  庚款留美的第一个漳州人——中国公共卫生专家胡宣明
  林盛发
  1910年8月16日，胡宣明剪掉长辫子，身穿洋装，会同杨锡仁、赵元任、竺可桢、胡适、过探先、路敏行、胡达等70人，在游美学务处英文副文案唐孟伦和严智崇、胡敦复两位教师带领下，从上海乘“支那号”（一说“中国号”）轮船离开祖国，公费赴美国留学，由此成了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中第一个漳州人。
  胡宣明（1887—1965），祖籍福建龙溪县前山村（今漳州市芗城区芝山镇前山村），中国公共卫生专家。1910年在上海约翰学堂（圣约翰大学）获文学士；1915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获医学博士，是该校第一个中国人；1916年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合办的卫生保健官员学校，获C·PH；1916～1917年巡回考察于美国各地有关公共卫生业务；1917年回国，1917年～1920年任广州卫生教育委员会副秘书。1921年任广州卫生局局长，系中国第一个建立城市的首任卫生局局长。1922年，胡宣明在黄炎培赞助下，任“中国卫生教育会”总干事，从事卫生宣传和教育工作。1923～1925年任卫生教育委员会学校卫生处主任。1926～1928年再度赴美学习公共卫生行政管理，回国后继任内政部公共卫生部门技术专家，是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副教授、武胜康健中心主任。1928年11月任铁道部环境卫生专家。1929年11月任铁路卫生署主任兼卫生部下属中央卫生委员会成员、卫生部和劳工商业部联合组织的劳工卫生委员会会员、考试院的医疗委员会会员。1934年以后任立法院委员。1948年，胡宣明辞去了福建省国民大会代表的提名，提前退休，回到上海。1965年，胡宣明因脑溢血病逝。译作有《预防医药与卫生学原理》《怎样求生存》《遗传与优生学》《疾病的导因》《家庭急救法》；著作有《中国卫生健康状况的再建设》。
  庚子赔款留美漳州学生第一人
  1910年7月，时年19岁的胡宣明在上海约翰书院（也称“圣约翰大学”）毕业，获知清华学堂在国内招考第二批庚子留美消息后，欢呼雀跃，立即北上报名投考。这一年，对胡宣
  明来说是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为选拔留学人才，清廷在全国各省招考。按规定，凡年龄在15岁至18岁者皆可报名投考。考试与第一批招考相似，仍分初试、复试进行。初试由各省提学使主持，复试由学部尚书主持。
  在这场400多人参加的第二批庚款留美考试中，胡宣明顺利地通过了首轮的国文、英文选拔初试。其中国文试题古色古香，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而英文试题则颇为时髦，为“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接下来是复试，则考了西洋史、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几何和世界地理等科，后3天考官随考随阅，核定分数后，由游美留学处将取定学生传至该处核对笔迹，取“具愿书”。在各省选送京师报考的400多名考生中，仅取用70名，胡宣明名列42（成绩平均61分，位于中上水平，其中赵元任第2名，73分，胡适第55名，59分）。
  据载，“同榜七十人，以省份计，如下表：江苏29，浙江14，广东10，直隶3，安徽3，福建3，四川3，贵州2，湖南1，广西1，山东1。以学校计，则约翰书院最多，约12人，南洋公学（上海高等实业）次之，约7人，岭南学堂又次之，约5人。东吴大学，江南高等，唐山路矿，复旦公学，南洋中学，五校各约4人。其余各校皆在二人以下。”胡宣明即是其中之一。
  8月，留美起程前，胡宣明与同学们都剪掉了长辫子，将长布衫换成了西装，从外观生活习性上首先与西方欧美同步（即生活洋化）。据赵元任自传述，“我们必须换穿西装，最重要一点是剪掉发辫。我告诉理发师剪掉辫子，他问了我两次，以便确定我要那么做。他说有一个人（不是我们团体之一）剪掉了辫子，他的太太竟而自杀。我们每人获得旅行津贴，做全套西装和购置旅行装备，包括一个衣箱和一个大皮箱。……在我们快要起程前，美国总领事举行园游会，请我们全班。他看我们改换衣着，说道：‘你们全换西装，希望你们仍为中国人。’”（见《从家乡到美国》）
  9月10日，轮船到达旧金山。正在加州大学读四年级的蒋梦麟领着几位早年留美的同胞，前来迎接胡适、赵元任、胡宣明他们，并带着他们游览了旧金山一番。70人的背影，很快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之中。但对于一些事情来说，属于未来的变化已开始潜滋暗长了。
  在旧金山短暂休整了两天，70名留学生又登上了东去的火车。经过四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留美学生监督处”。在这里，对每个人学习的专业、所去的学校作了最后确定，并与有关方面联络妥当。当初，大厦将倾的清政府试图实施“新政”以挽救局面，急需专门的技术人员，同时也担心出国学生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于是规定庚款留学生，“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见《世界从此不同：民国留美学生海归改变中国的一代》）
  胡宣明刚开始也象其他同学一样在家人朋友或其他留美前辈的指点或帮助下，选择了自己兴趣爱好或回国比较易于找工作的专业。据传，胡宣明在家人的影响建议下，选择了传承光大他们的胡氏祖传医术——医学。“先辈曾有这么交待”，胡宝根（胡宣明的远房亲戚，芗城区芝山镇前山村人）拿出家中珍藏的清光绪十八年家谱及祖传医书如是说。
  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年轻学子胡宣明就这样翻开了人生全新一页——海外留学生活。他，由此成了那个从西方带回火种，倡导中国公共卫生文明的领衔人物。
  霍普金斯大学留学的第一个中国人在美国，胡宣明选择了公共卫生，这个中国长期以来空白的专业。在霍普金斯大学，他成了在这所名校学习（医学）的第一个中国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建于1876年2月22日，是遵照1873年去世的巴尔的摩银行家和教友派教徒约翰·霍普金斯700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捐赠而建成并命名的。霍普金斯大学是世界最著名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之一，其所属医学院最顶尖且负盛名，与哈佛医学院齐名。
  在此期间，胡宣明除了刻苦学习，埋头于医学知识海洋之中，还与同期的康奈尔大学文学大师胡适、哈佛大学语言学家赵元任及其校友、素有“中国幼儿教育之父”之称陈鹤琴等结下了深厚友谊，留下了一段段令人饶有兴趣的逸事。
  一、力劝好友胡适戒烟的故事。胡适，这位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他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不过，他有一个吸烟恶习，且抽得很凶。因而，他的好友胡宣明要求他力戒此弊。
  正如《胡适自传》中所描述的：1912年10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告诫自己要戒烟：“胡适，汝在北田对胡君宣明作何语，汝忘之耶？汝许胡君此后决不吸纸烟，今几何时，而遽负约耶？故人虽不在汝侧，然汝将何以对故人？故人信汝为男子，守信誓，汝乃自欺耶？汝自信为志人，为学者，且能高谈性理道德之学，而言不顾行如是，汝尚有何面目见天下士耶？自今以往，誓不再吸烟。又恐日久力懈，志之以自警。”细揣文意，当是学习医学的胡宣明先生力劝胡适戒烟，胡适当着好友的面也曾信誓旦旦，决心戒除此弊。但是事过之后，胡适烟瘾复发，又捡起了纸烟，照旧吞云吐雾起来。在这一吞一吐、一戒一复过程中，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胡宣明对好友身体健康的担忧和关心，也看到了（胡适）“一个人的性情、趣味、毅力、心志与情感的脆弱以及诸多的无奈”。
  二、胡宣明与在哈佛大学留学的赵元任因共同追求一个女孩子周淑安，也留下一段旷世佳话。
  周淑安，曾用名胡周淑安。1894年5月4日生于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家庭。1914年作为清华学校官费女留学生赴美，先后在哈佛大学、新英格兰音乐学校、纽约音乐学院攻读音乐理论、钢琴与声乐等科目，取得哈佛大学艺术学士学位。她是中国现代第一位专业声乐教育家、第一位合唱女指挥家、第一位女作曲家。1974年1月5日病逝。
  原来，胡宣明在上海约翰学堂读书时，因与周淑安的二哥是同学（且同是闽南人），故早已认识周淑安。加上当时周森友（周淑安的大哥）已学成回国在上海挂牌行医。由于他热爱音乐，所以经常在家中和亲友练习唱歌，周淑安视谱能力很强，是连弹带唱的钢琴
  伴奏。因而，胡宣明也常到周家凑热闹，并由此结识了周淑安。后来，胡宣明考入清华学堂赴美国留学去了。可他们感情依旧深厚。1914年周淑安也赴美公费留学。在美国，无论是在康奈尔大学，还是在哈佛大学，她除了继续与胡宣明保持联系外，还结识了同样热爱音乐的赵元任，相同兴趣和爱好，使他们成为知音、知己，为此结下了矢志不渝牢不可破的友谊。
  对此，赵元任曾回忆说：“我在哈佛的后期，最常见的女孩是周淑安。她兄弟辨明我也常见，因为我们两个人对语言颇有同好。我常和安娜（周淑安之英名）散步，合弹钢琴二人合奏曲。离开她的时候，给她写长信。我虽然常和女孩约会并和女朋友玩乐，可是我从未对任何一位认真发生兴趣，也许安娜除外，不过她已和我的1910年清华同班同学胡宣明订婚，我不敢更深一步进行。”从中可以看出，赵元任理性、理智，感情专一。或许，恰恰这样，赵元任最后才找到了被胡适称为“最值得羡慕的伴侣”杨步伟女士。
  也正因如此，1973年，周淑安收到多年老友赵元任从美国寄来的信，说他将回国一趟，5月份到上海时一定来看她。赵元任一到上海便要求会见周淑安，但有关方面知道她家实在见不得外宾，便骗赵元任说周淑安不在上海。如此一连两次，到了将回美国前夕，他对有关方面负责人坚持说：“周淑安一定在上海，因为我收到她的信了。”有关方面见瞒不住了，才不得不安排他们会面。既然家里不好相会，便用小汽车把周淑安送到和平饭店。……赵元任见到周淑安那副龙钟憔悴、诚惶诚恐的神情，不禁黯然神伤，潸然泪下。共进午餐、叙旧畅谈之后，赵元任夫妇便径直往虹桥机场乘飞机，悻然离开中国。后来，赵元任对朋友们说：“我这次回国虽有各界的热情招待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见，但整个旅程的顶峰，却是与周淑安的会面。”足见他们间的友谊之深之纯之挚。
  三、与同校陈鹤琴结成最好知己。“1914年9月15日清晨，火车驶进巴尔的摩火车站。下了车，陈鹤琴向四面一望，没有看到接站的人。按惯例，凡有新生报到，总会有当地华侨、留学生组织派人来迎接的。陈鹤琴的心中又感到一阵失落，他只好一只手提着箱子，另一只手搭着雨衣，跟着下车旅客鱼贯而出。到了出站口，终于看见了一个中国人等在那里。陈鹤琴大声问对方：“你是不是来接我的？”那人有些狐疑地问道：“你不是到巴尔的摩来念书的么？”陈鹤琴连连回答：“是的！是的！”那人带着陈鹤琴在当地的青年会住下了。经攀谈，陈鹤琴得知这个人叫胡宣明，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医科——他后来回到国内成为有名的公共卫生专家，两人来往密切。陈鹤琴回忆：“我当时一个人在青年会很孤独很无聊的时候，他（按：指胡宣明）老是来看我，并且带我到他的美国朋友家里去玩。到后来，我们二人成了最好的知己呢！”（见《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8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自此俩人结下深厚友谊，回国后陈鹤琴在各种重要场合，无论是科学社，还是开展“科学下嫁”运动，都把胡宣明紧紧拉到一起。
  在美国，在霍普金斯大学，胡宣明经过刻苦攻读，191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同时，他结识了大批志同道合之人和有识之士，为回国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中国公共卫生领衔人物之代表
  20世纪中国大批在海外留学生陆续归国。他们目睹了域外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深感中国公共卫生的落后。因此，这批留学生在回国后即在中国开展公共卫生运动，全力投身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公共卫生专家胡宣明即是一显著例证。他回国终生致力于国家和社会的医疗卫生事业，举凡民国时期重大的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与运动，都少不了他的参与。
  一、积极宣传公共卫生知识，提高民众卫生意识水平。据载，1917年，胡宣明学成回国后，在厦门应城里人邀请于城内及附近村庄举行了卫生运动，持续“一礼拜之久”。积极宣传公共卫生知识，提高民众卫生意识水平。运动以演讲和电影放映为主要形式，演讲的题目包括个人卫生、公共卫生、婴孩卫生、家庭卫生及其他。每夜映演蝇、蚊、菌迹等影片，“聚而观者一万三千人”。极大地普及公共卫生知识。
  又载，胡宣明与毕德辉两博士曾携带卫生演讲展览模型，周游十八行省，宣传公共卫生知识，并在当时政府的配合下开展卫生运动。1922年6月，胡宣明在黄炎培的赞助下，任“中国卫生教育会”总干事，与聂云台从事卫生宣传和教育工作，对推动卫生运动具有很大促进作用。
  二、勇挑卫生局长重任，致力于城市公共卫生建设。据载，1921年2月16日，时任广东省省长陈炯明分别委任孙科为广州市市长、魏邦平（香山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为广东省警务处处长兼市公安局长、蔡增基（中山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为市财政局长、程天固（香山人，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经济学院，硕士）为市工务局长、黄桓（番禺人，毕业于巴黎大学和布鲁塞尔大学，电科学士学位）为市公用局长、胡宣明（福建漳州人，毕业于约翰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为市卫生局长、许崇清（番禺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为市教育局长。（见《陈炯明文集》任命孙科等7人职务令（1921年2月15日））因这些局长全是留过洋，喝过洋墨水的，故有人称市政府为“洋化机关”。足见这批留洋局长在当政者眼中的份量。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城市史上第一建制市——广州市的正式成立。
  1921年3月广州市卫生局成立，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建立的市级独立卫生行政机构，它的体制和卫生法规对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它设有教育课、洁净课、防疫课、统计课。其中“在防疫课职责中有公共卫生等内容”。此外，卫生局还制定了各种卫生管理条例或章程，在卫生防疫等方面较之前有所完善。对此，时为首任卫生局局长胡宣明功不可没。
  与此同时，胡宣明还创立了中华卫生学会，以开展卫生运动唤起民众，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卫生运动。尽管如此，市民对于卫生行政上的取缔规则之不满以及强烈的反抗态度仍然十分明显。因为民众认为，这是个人生活习惯的自由，政府机关不应该作强横无理的干涉。胡宣明认为，个人不良习惯必须根除，政府有责任有义务负起此事。最后，胡宣明顶住种种压力，坚持公共卫生管理。此举也赢得了市长孙科的支持和理解。他认为市民在卫生行政上的误解与谬见，“非俟市民卫生知识普及时，是很难消除的。”
  难怪当时访问广州的黄炎培看到城市建设特别是公共卫生的极大变化时感叹道：“民国六年，鄙人曾到广州，那时广州四周有城墙，街道狭窄。自陈炯明入广州后，大放光明。现在全市道路宽阔，居然面目一新。”为此，他还总结了以下几条经验，“……六，励行卫生。疏通河道，共整理沟渠五千尺。七，医生注册。规定无论中国人外国人，习医的都要呈验文凭，向市政府注册。八，公共场所。规划设立公共菜场、公共浴室、公共屠宰场等。九，禁鸦片。十，禁赌博。”1922年2月18日香港的《士蔑西报》发表《广州指示怎样做》的评论，指出：“广州市政年来的进步，有目共睹。”而以上这些与胡宣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与公共卫生的改观和变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三、建立模范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区。上海医学院，又称上海公共卫生学院（暨现复旦大学医学院），创建于民国16年（1927）7月，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院，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出任首任院长。民国17年（1928）7月，他又在医学院内组建了公共卫生科，并亲任科主任兼公共卫生教授，聘用了胡宣明等6人任教员，逐步开展疾病预防、环境卫生和妇幼保健等工作，是年，由胡宣明负责建立了“吴淞卫生公所”作为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区（基地）。学校重视公共卫生教学，规定医学专业学生都要进行1个月的公共卫生实习，并且把建设公共卫生教学区与办好教学医院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使学生明确预防医学的重要意义，不少品学兼优的毕业生因此选定了公共卫生专业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民国18年9月与上海市卫生局合作，“吴淞卫生公所”改称“吴淞卫生模范区”。
  四、参与中医废除大会。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打响了废除中医的第一炮。时为南京铁道部医务处长胡宣明和协和医院第一个华人教授林可胜（漳州人，林文庆之子，爱丁堡医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卫生部长）也到会参加。
  据载，1929年2月23日至25日，国民政府卫生部在南京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开幕式到者50余人，由西医出身之卫生部次长刘瑞恒主持。参加者有中央执行委员褚民谊、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岩、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南京卫生局局长胡定安等19人（一说14人），均为西医界代表，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余岩、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即余岩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字第14号）、《统一医士登录办法》（生字第22号提案），《制定中医登记年限》（生字第36号），《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生字第42号）。这四项提案因内容相似，故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这四项议案的内容，基本上包涵在余岩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在这场论争中，胡宣明旗帜鲜明支持中医废除论。
  不过，此后由于参与科学社及陶行知的“科学下嫁”运动，特别是深入广大农村开展卫生活动之后，对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触动。不久，他写下了《摄生论》等宣传弘扬中华传统养生书籍。这也可看作他不再那么“坚持中医废除论”思想转变的一个信号。
  五、积极支持科学社活动。1929年8月，胡宣明作为科学社成员，又是发起人赵元任、社长竺可桢的同批留美学生，参加了中国科学社第十四次年会。
  中国科学社，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于1915年由一群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创办，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杨铨）、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等9人，任鸿隽任社长。
  1918年中国科学社自美国迁中国后设总社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南京大学）。他们以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及其科学杂志为模式，创办中国的《科学》杂志。“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在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1928年定址上海。在全国设有分社或支会。社员多为科学、教育、工程、医务界人士。除学术活动外，办有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等杂志及《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史丛书》等。该社于1959年秋结束。
  据载，1930年10月24日，演讲委员会邀请铁道部卫生部长胡宣明博士莅校发表讲演，题目是：“卫生与运输之关系”。（见《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1930年一庚午年（民国十九年））
  六、积极参与陶行知“科学下嫁”运动。1931年2月，胡宣明先是参加美国儿童教育专家华虚朋（C.W.Washburne）夫妇在上海所作的《家庭儿童训练问题》、《儿童心理上之卫生问题》演讲，这对其此后编撰儿童卫生知识起了很大作用。随后，积极参加陶行知的“科学下嫁”运动，为科学知识的普及作为了极大贡献。
  是年夏天，陶行知发动科学下嫁运动，他在上海西摩路创办自然学园，与陈鹤琴、丁柱中等一同编辑出版《儿童科学》丛书共108册。
  1932年6月成立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聘请丁柱中、陈鹤琴、高士其、胡宣明等担任指导员。学校教学内容包括儿童生物、儿童物理、儿童化学、儿童天文、儿童气象、儿童地球、儿童工艺、儿童农艺、儿童生理卫生及儿童科学指导等10门课程，采用通讯教学和共同工作两种方式。（《陶行知全集》，第三卷，第74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
  另据载，上海《时事新报》上刊登了一篇有关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的报道：“陶行知（此时，陶行知刚被取消通缉，得以公开自由活动）、丁柱中、陈鹤琴、胡宣明等，近为普及儿童科学起见，特约集专家创设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该校宗旨依据‘社会即学校’与‘教学做合一’的原则，从事：补充小学导师的科学知能；补充师范生之科学知能；补充儿童家长之科学知能；补充识字青年儿童之科学知能。凡小学导师、师范生、幼童之家长，以及识字青年，儿童能看懂浅显语文者，皆可入学。”
  他们在国难深重，民族工商业日渐凋零的艰苦环境下，凭着顽强毅力编写了101本《儿童科学丛书》，还有儿童科学活页指导和一批通俗科学译著，为中国儿童科学教育事业作出极大贡献。
  陶行知、陈鹤琴、胡宣明等就是凭着这股顽强的精神冲破了社会的种种束缚，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科学下嫁运动，为中国的普及科学教育奠立了一块基石。（见《陶行知发起“科学下嫁”运动》作者：徐明聪，陶研会副秘书长）
  七、为了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担任立法院立法委员。自1933年起，胡宣明连续两届（3、4届）担任立法院立法委员，积极为公共卫生事业宣传教育奔走呼吁，出谋献策。1946年胡宣明发表了《健康浅说》。在这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尽管卫生社团大多以“公共卫生”作为自己的要务之一，但因缺少稳定而长期的经费支持，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各社团之间缺乏分工与合作，中医社团与西医社团、政府之间争斗不息，长期的“内耗”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温饱都成问题，尽管宣传者一再强调卫生如何关乎民族健康与国家强盛，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空中楼阁。为此，胡宣明曾尖锐指出：“我国多数的人民，饮污浊的水，住简陋的屋，衣不足以御寒，食不足以充饥，不幸而病，更是无力延医，卧以待毙，其痛苦实非言语所能形容。”因此，公共卫生建设也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彻底改变。不过，从整体上，在当时的中国，在胡宣明的努力下，公共卫生建设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卫生知识的普及也得到了广泛开展和应用。
  八、晚年远离政治，过着平静恬淡生活。1948年春，儿子胡伯亮到加拿大多伦多皇家音乐院学习。胡宣明对国民党政权早就失望，坚决辞去了福建省的国民大会代表的提名，提前退休，回到上海。周淑安在上海允中女子学校教音乐，并在家中教授声乐与钢琴。夫妻两人，相依为命，过着清寒的日子。1956年，沈阳音乐学院聘在加拿大留学的胡伯亮为钢琴系教授。胡伯亮乃遵从父母意愿归国。后来，胡宣明虑及晚年最好和独生子胡伯亮共同生活，老有所依，于是，胡伯亮回到上海。1965年，胡宣明在上海因脑溢血病逝。
  胡宣明虽然走了，但他亲手播下的公共卫生火种已呈燎原之势，至今仍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
  台海隔离逾甲子鹤发老兵话从前
  陈明光 口述 林盛发 整理、供图
  注：口述者陈明光（1923年出生，今年92岁），华安县珍山乡石井社赤格村人。先就读云山小学，后于福建省立龙溪中学肄业，嗣考进中美所腾云班再并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步科第二十期补训毕业。1946年入台，初任警备总司令部调查室警卫队少尉分队长，循序升迁官拜上校，直至退役。嗣进台北市政府工务局荐任九职等专门委员，台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简任副处长，届龄退休。退休后，侨居美国，与儿孙同堂，享受天伦之乐。
  青涩人生上征程
  1938年我就读于云山小学，毕业后，继即考取福建省立龙溪中学肄业，因筹不出学费，只得辍学。后经恩师陈永绵先生（漳平永福镇人）荐介，在华安县政府会计室当雇员，亦是踏入社会的首份工作。
  1943年秋，再得恩师陈永绵先生指引，考进“军事委员会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简称“腾云班”，后称“华安班”），毕业后主要任务是，针对东南沿海日本军队，尤其是要攻打日军占领之厦门岛。当时我被分发在总务組长陈希普手下工作。因而认识了陈处长夫人吴秀英，亦是我投身敌后抗日活动的开始。
  中美所第六特训班在华安设立。华安这两个字，也跟着响亮起来了。不过，截止目前，好像尚没人提起华安班筹备过程的辛苦，尤其是负责此事的幕后功臣，因公殉职，时任教务组长赵瑄。他原在浙江担任县长，经戴笠局长指派领衔筹办工作，当时正是我国对日抗战的后期，亦是国穷民贫的艰难时期，在这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他慷慨从容赴任，先是督办几千套学员穿用的平布戎装及配备，完工后，再令民工肩挑背扛，跨越省界，爬山越岭抵达华安备用，其艰辛备尝可知。可能太过劳累，影响了身体健康，于1945年夏天，发生胃出血（穿孔），经护送往漳州协和医院治疗，只可惜从九龙江上岸后，在浦南至漳州路上病逝，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决定宣告投降前夕，驻扎厦门日军获知消息，部分效忠日皇死硬派分子，约四百多人，不愿投降，他们离开厦门，向漳州沿海地区流窜。华安班奉命出师截击，遂由少将陈达元，指挥第二营官兵出征袭击，沿海岸搜索至东山岛附近，领头的上尉连长陈日辉（华安湖林乡吉土社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7期毕业），不幸被埋伏的散兵游勇暗枪击中身亡，运回华安公祭厚葬，他为国捐躯的英勇事迹，引起了广大官兵悲愤交集、同仇敌忾，加速追剿，至诏安县边界，终于将之全部歼灭。
  同年8月，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华安班也跟进厦门市，班本部设于思明南路靠海的虎头山，副主任陈达元少将，同时奉命调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调查室少将主任。其面临接收日本归还的重责大任，赴任前，精选三十多位干员，分两梯次赴台参与接收工作。
  接着，是年年底，华安班结束，改编为别动军，部分继续从军开往上海。部分已结业学员，渡海赴台湾省自行发展。例如少将副主任雷镇钟（保密局少将参议），上校营长杨卓夫（从商），上校胡宝三（调查局参议），中校秘书毛简（保密局台北站站长），中校教官胡品三（从商）等等。华安班就这样完成时代赋予的重任，正式走进历史。
  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即“中美合作所”）是1943年4月中美两国出于抗日目的，为收集交换军事情报、探测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部队而设立的军事合作机构。
  其中“华安班”，又名“腾云班”，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所办的13个训练班之一。1944年夏，军统局和美海军参谋部谋划在闽南成立一个特种技术训练班。为了防备日本侵略军从厦门进犯漳属沿海地区以及避免日机的轰炸，训练班所在地选择远离漳州交通不便的山区华安，按中美合作所创办的训练班成立先后为序，故称为“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华安班于1944年8月间在华安县旧县堂（现华安宾馆）设立班本部，先后在城关（华丰）和附近的草苑村（今草坂）、下坂和罗溪行政村的部分民房和祠堂，设立教导第一、二、三、四营和各连队部，先后招募青壮年2000多人。1945年冬，该班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暂编纵队”；1946年1月，军统局将“暂编纵队”改编为“别动军独立第二支队”开往北方。
  渡过台海拼前途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国战败投降，归还我清朝割让之台湾省（日治五十载）。次年9月，我奉召参加第二梯次赴台湾省接收任务。抵台后，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调查室少尉分队长，下属鼓动并带我察看中山区日本高级文官宿舍，准备接收，抵达时由一对五十来岁日人夫妇接待，我的台北市籍阿兵哥用日语交谈后，夫妇俩一起向我下跪（彼时我真的被吓一跳），乃询问下属何意，方才了解他们求我宽延一周时间，再过五天他们就被安排坐轮船遣返日本东京。当时我还单身，没想太多，就同意了。要不然，接收那日产房屋就富了，可直至今日，我仍然始终以为这并非是我应有之物，也不觉得后悔。
  1947年2月由于省主席陈仪治理欠佳，因查缉走私香烟引起民反之“二二八”事件，于是因缘认识士林区林家望族后裔林雪影小姐（时年19岁），同年8月结婚，共组家庭。她勤俭持家，我无后顾之忧，可谓鹤倜凤侣。
  运通心灵避劫凶
  1949年8月，父亲传来急信：绍仁大哥染患胆囊糜烂，三度昏死，命我急速返乡带来台湾就医。因时局紧张，请假二次不准，第三次亲呈警备总司令彭孟缉上将，幸获批准。同月19日离台返乡，21日抵家门，在家临时抱佛脚，施展行前向医务所请教的施打新药（盘尼西林）先行消炎（发挥功效，才能拖延时间，及时开刀救治），再于29日破晓，同兄、嫂、妹、侄赶赴厦门候机，9月1日搭机飞抵台北。父亲暨继母观念守旧，看法不同，认为内战不会太久，坚持留守家园，不肯同行。只是泪眼相对，依依难分，首尝生离死别之痛，亦铸成子女无法送终不孝罪过！此离竟成永别。自此，台海两岸分治，音讯隔绝。
  1987年，国共和解，开放探亲，两年后我由政界退休，乃于1990年3月兄弟俩首次返乡为先父母造坟，抵达老家，众老宗亲都贺我们运通命大。这又是为什么呢？想不到的是，这里头竟然暗藏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之劫。
  原来当年我大哥任职珍山乡（现已改为湖林乡）乡长期间，刚好进行全国性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角逐者众，竞争剧烈。候选人中之县自卫中队长黄雨定（安溪人，原为土匪首领詹方珍得力干将，经政府怀柔鼓励自新）寻求支持，为大哥拒绝（因大哥系三民主义青年团派，上级指定支持提名李维馨），所以怀恨。选举结果，黄雨定靠其威武潛力优势，夺冠当选。但其匪性难改，心狠手辣，对政敌更不手软，已有斩草除根之前科，我在台湾亦有所闻。我大哥任满下台，列为他的首要报复对象，不久大哥的结拜兄弟王昆仑，在返家之西陂路上被杀身亡，下一个目标不言可知。返乡路途之艰危，时局是一发与千钧，私怨是覆巢无完卵！当时大女儿美美一岁三个月，二女儿玲玲还未弥月，决心既定，嘱妻：万一回不来，你们成为寡妇孤儿，生活过不下去，只靠绍勇弟认真工作来帮助，亦对勇弟说明危机，算是预留遗言了。所以回家后只说带新药探病，其他如离开时间，尤其惯行陆路改由水道，都是秘密进行。
  1949年8月底我们离家当天，黄雨定得知情况，立即指令心腹珍山乡长陈有叶（我大哥任满由其接任）率领乡兵四人，凌晨至石井猴仔树岭脚拦截落空，立即电话报告，黄某再急电新圩干部赴电船码头搜捕，亦因电船已驶向漳州市，黄再电心腹丰山乡长汤寿堂（又名祖林），亦因船已进漳州市界而结束。我的欺“敌”计划，先父默默执行，终于闪避刼难，平安渡过危机。如今我和兄、弟、妹四家，人丁旺盛，工作生活安定，先父地下有知，可以含笑于九泉矣。
  相逢一笑泯恩仇
  本应阵前拼生死，竟然化解聊旧尘。1950年代台湾的口号（反攻大陆）：两年准备，三年反攻，四年扫荡，五年成功。大陆的口号：海空并进，血洗台湾（注：应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彼时蒋中正总统矢志反攻，密令由军统局改组之保密局精选东南沿海县市籍情报干员带队反攻，我已被告知待命。嗣因美国反对不支持，停止执行。但反攻计划，早已被毛泽东主席的谍报组织（台湾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搜取，并传回大陆，层转华安县人民政府饬令湖林乡人民政府做好防御工事，所属武装部长陈振忠负责执行。当时为防我带飞机在粗坑墟顶大草埔空降，乃召集机枪，调派民兵挖掘防空洞，并在马头山腰、玉屏湖山顶分别建构防空哨所，准备御敌。奇巧的是事隔四十余年后（1996年5月间），再次返乡，夜宿城关华安宾馆，晨间由副经理廖江河兄陪同察看七十多年前，国民党华安县党部书记长李汉森的住宅乌楼（原因是我十多岁时，丁母忧不久，父亲带我兄弟两人走到乌楼门口停住，说是要将大哥过继给父亲好友李汉森培养，大哥一听，坚拒而未敲门，父子仨默然回家，如果大哥出继成功，景况全变），据廖兄说该乌楼早经县人民政府卖给纸厂。转头回程，恰好巷口走出一人，经廖兄介绍后，对方陈振忠紧握我双手说：四十多年前就知道你的大名，那个时候，确由台湾方面传回情报，我奉命作为……等语。奇怪不奇怪，我与陈振忠虽然心中都有对方的名和姓，却是未曾谋面，而今竟然不期而遇，令人不胜感慨。有道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实施都市计划打先锋
  台湾的行政、文化重心在台北市。其都市计划方案，大部分是承袭自日本既定的规划原案。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危害，造成国穷民贫，民生之萧条，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很多计划方案，政府都是束之高阁，未及实施。
  1949年的移民潮，从大陆拥进台湾的军、公、教、商、民等，约计两百多万人，少部分往中南部落脚，大多数在北部发展，拥挤不堪，尤以台北市为甚。彼时政府管理不严，凡是尚未开发的公共设施用地，任由搭盖棚户，即所谓的违章建筑。
  十多载后，约1960年代中期，人民生活较为稳定，政府收入较丰，开始实施公共建设，“台北市违章建筑处理委员会”因而诞生。我从军中退伍，恭逢其盛，开始了打先锋的工作，从此尝尽了人间辛酸苦辣的滋味，印象最深刻的如台北市政府要兴建污水处理厂，但二千多坪的公有预定地被占用，盖满了将近百户违法建筑，龙蛇杂处，拆迁房屋，谈何容易。尽管在公告拆迁期限前，我们做了多方面的疏导工作，但是拆迁户心不甘愿，发出的各种恫吓，什么火烧房子、同归于尽等等可怕流言尽出，亦难怪，拆迁补助费有限，房子没了何处安身，真是棘手，拆迁期限一到，我带领经办人员及拆除队员六十多人，加上警察局派出维持治安的警员三十多人抵达现场，好生劝导，仍然花样百出，但最后还是圆满完成任务。
  此外，还有如拓宽和平东路巷道工程。其中有一巷道两旁的预定用地，早被住户占用盖房，以致十分狭窄，要依计划拓宽，就要拆除违建，因此住户非常不满，诸多阻挠，要施工顺利，我只好带领拆除队强制执行。拆除结束，群众堵住巷口，不让我的坐车离开，众声喊打，由于该巷道乃无尾巷（俗称“死巷”），我那主办科长及拆除队长考虑到我的人身安全，愿以肩膀当垫子，要求我爬过围墙离开现场。“像话吗？执行公务哎！”他们当场被我训了一顿。最后我还是坐上车子倒车出去。经过巷口，围堵的群众，只是敲敲玻璃窗，打打车顶洩愤而已，我还是安全回到办公室。几天后发放拆迁救济金，一个五十岁老妇人，进我办公室，靠近办公桌前即跪在地上，问她原因，说她是被拆除违建的租户，替人家洗衣维生，因设户籍日期，不合救济规定，无法领到救济金，要求帮助。经查阅名册属实，亦无法外可循之依据。只好将我刚领到的薪俸袋里的薪资，拿出一半，打发她离开。以后还有处理不少的重大拆迁案件，如“来来大饭店”等十多家五星级饭店的违规设施，阳明山风景区七十多家违建土鸡城，都是触目惊心的拆迁案件，现场情况，各家电视台均有采访转播，拆迁环境之恶劣、难度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1984年6月间，处长蔡定芳、总工程师杨石钦与我，赴日本东京都考察建筑管理事宜，承东京都知事及我驻日本代表协助，顺利进行，收获甚丰。返程途经广岛，顺游原子弹爆炸纪念公园，看那栋保留被炸原貌的楼宇，感触良多。忆那鬼子自“九一八”侵华开始，再经八年抗战，日军抢夺财物、强奸妇女、滥杀平民等等恶行，尤其后者，被杀同胞数达四千多万人，当时我虽幼年，记忆犹新，原子弹的受害，只不过是小巫而已。
  返乡谒祖报宗功
  木有根，水有源。我们中华民族是很重视孝道、重视根源的族群。我离乡七十余载，虽然已入籍美国，旅居海外，但时时心系故乡。隔绝一甲子，首次回老家，沿途看到那落后景象，令人感慨。九龙江的西陂两岸天堑，交通仍旧船渡。1992年夏天湖林乡党委书记林清水来访，谈及已有建造铁索桥计划，只是短缺资金，我乃建议为长远之计，应建造水泥桥，方便来往车辆行驶，也才有效益，至于建桥资金方面，我可以尽绵力，帮助向海外乡亲筹募，玉成此事。嗣由我与政协副主席杨金文、林书记、乡长方超群、武装部政委陈东升等向县委书记王复兴汇报，拍板定案。随后政协副主席杨金文陪同县长孙孔强，前来湖林我宅“柏庐”造访，鼓励赴台湾、美国、新加坡、印尼等地，发动海外侨胞，捐资造桥。“众人抬柴火焰高”。几经奔走努力，海外侨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慷慨解囊，众志终成城。1995年5月1日，一座跨越九龙江的水泥大桥终于顺利通车。今日眼看故乡交通方便，天堑变通途，人民财力与生活，均有大幅改善，至感天佑我宗。
  海峡隔断心不离，首次返乡修父坟。眼看先父遗留的旧屋，仅剩残房，心中暗自淌血，决定重新改建，施工期间，隔海奔波，难计次数。1993年4月间再次返回湖林，舍惯乘的火车，改搭较为颠簸的汽车，途经西陂芝榔坂路段，眼看有一座坟墓在道路拓宽范围内久未迁移，引起儿时随父扫墓的记忆，看似眼熟，于心戚戚。经打听，竟然是我房开基“尚德堂”祖妣李氏墓茔，乃洽询工程单位，据称，曾经公告迁移，久等无人认领，亦曾通知李氏宗亲会，石沉大海。闻此，即办理认领，选择吉日迁葬竣事。
  另有一桩，是重修先祖父坟墓。坟茔位在我出生血迹地的“树德堂”附近，解放初期，被村长盖新房强行侵占，挖掘破坏。经向政府诉说，始由政协及乡委协调解决修复。至于先祖母灵骨，因二战时期，先父经营布店，结束营业，生活陷入贫困，灵骨只好挖土穴暂寄，经与大哥商量后，择地圆坟。
  90年代初期，乡村通道，都是羊肠土路，每遇春天雨季，确实泥泞难行，只好出资购置碎石修缮，其余如建学校、修宗庙、缮殿宇及续修《珍山旺国陈氏系谱》等等，凡公益设施，每役皆与，做人原则，就求心安。
  遨游环宇圆儿梦
  在军政界熬了四十多载，确实很烦人。退休后，真想好好地休息。所以第一站，选择到美国与子女团聚，短暂喘息几个月，1990年春天就与大哥返回故乡为先父母营造坟茔，嗣即改建故居。家乡、台湾、美国三者间奔波几十趟。由于进出频繁，为了方便，亦符合永久居留规定，于是加入了美国籍，虽然成为侨民，但心依然在故乡，血像那湍流不息的九龙江。
  回忆儿时，听母亲常与伯母们讲故事，什么孟姜女寻夫，哭崩万里长城。尤以幼年小学课本，读到非洲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兽，欣羡在心，很想长大后，能够亲自目睹。1993年夏天我的另一半陪我返乡，临时心灵触动，就在厦门转机飞北京，观故宫、游长城等景点。2006年秋再由小女儿嘉嘉及孙女瑞芬陪同，欧洲非洲之旅，亲睹爱慕的景物。再如游览美国休士顿太空中心、东部白宫、国会山庄、尼加拉瓜瀑布、加拿大多伦多等等名胜，世界五大洲，已游其四，我愿足矣。
  “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物换星移，岁月如梭。一晃七十年过去了。如今，展现在我面前的漳州（华安），不由让人刮目相看。相信不久的將来，一个崛起的辉煌的漳州即会呈现在世人面前。
  斯人已逝 幽思长存
  林盛发之殁一一一漳州文化之痛
  方伟
  今年3月7日，林盛发因协助文化媒体工作，到龙文区的岩洞里考察新发现的文化古迹，下山时突然摔倒，竟因未能及时抢救而离开人世，时年未满48岁，漳州文史界惊呼拼命三郎英年早逝。
  林盛发1967年9月生于龙文区朝阳镇登科村（当时属龙海县）的一个普通的农家，从中学时代他就开始对文史感兴趣。1990年毕业于福建司法学校，分配到福建省程溪农场，先任保卫兼武装干事，后来任书记（场长）秘书，他在校所学的专业是法律，但却执着地学习文史知识，业余时间广泛收集和阅读各种文史书籍。1993年任福建省广宇集团漳州公司经理（法人代表），虽然做成了几笔成功的生意，但是他仍然将业余学习热情倾注在文史方面，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埋首于浩如烟海的书堆里苦读。
  1994年他被调到福州，任龙海市人民政府驻榕办事处副主任，后来升任主任。在不少人的眼里，这是一个觥筹交错的单位，但人们走进这个主任的宿舍，看到的竟然是除了书还是书。在自学的过程中，他感到提高理论水平的重要性，便争取机会到北京的中央党校成人教育学院去学习，借此提升自己的学术境界，扩展自己的知识视野。
  2002年6月他到漳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任稽查科副科长，后来又改任市场科科长、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虽然工作单位和工作性质不断更换，但他对文史的执着与热情并没有减退，手头稍有宽裕他就尽可能去买一些当前急需的或将来用得上的书籍和资料，每逢周末，他都要跑到全市的各个县区去实地考察、发掘和收集各种文史资料。
  他关注的一个重点是闽台关系，小学时的一次作文比赛中他获得了学区的名次，当时的奖品是两本连环画，其中一本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故事。这使他自幼对台湾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三十出头就开始致力于漳台关系研究，除了广泛地收集现有的有关书面资料之外，他更热心于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的整理，收集了散存于各地的漳州文献、石刻等乡土资料，访问了不计其数的有关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至亲密友。在此基础上他的两本书《根缘》和《祖地》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唐山》也已基本定稿，计划在今年出版。
  2010年6月18日中央文献出版社致信第四届漳台恳亲大会说：“值此第二届海峡论坛举办之际，得悉林盛发先生所著《根·缘——台湾人“根”在漳州知多少》一书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论坛期间举行发行仪式，我们感到由衷地喜悦和高兴。”全国台联会会长汪毅夫在为《祖地》所作的序中说：“林盛发学兄秉承学术传流，以严肃的学术态度，从漳州历史上各时期之‘政治内容’、‘制度之原委因果’、‘人物’之‘各种关系’、‘活动之事实经过’等方面的文献记载和民间传闻取材，钩沉发微，辨疑考据，成就了具见学术功力、具有学术价值的掌故学著作。”
  他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漳州的民国人物，在去世前的两三年内，他走访了许多民国时期漳州的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写出了不少很有分量的文章，揭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也澄清了一些人云亦云的误传。
  林盛发为人热情而随和，脸上常带着笑容，但在他作文史调查时就往往不再“随和”了，对于某些人们视为定论的事，他也不肯随声附和，总爱刨根究底，在看到确凿的证据或亲历者的证实之前难免抱存疑的态度。这使人想到他的法律专业出身，而这一职业习惯也使得他的文史研究成果避免了堆砌辞藻和文学想象，经得起学者的诘难和时间的考验。
  林盛发兼任芗城区政协文史员之后，更自觉更执着地投入地方文史资料工作。文史界称他为拼命三郎是因为他不仅将文史作为个人的业余爱好，而且将发掘和保存漳州的历史资料当作自己的使命。一般的人难以想象，他利用公休自费到香港不是去旅游，主要的目的竟然是为了找某个漳州民国人物的亲属了解某一段历史细节。不幸的是他最终竟因为这种执着而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他对业余文史的研究付出了太多的精力，但这绝不是意味着他是一个尸位素餐的公务员。正相反，他工作兢兢业业，勇于负责，敢于任事，廉洁奉公，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
  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稽查科和市场科时，他立足于本职工作，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在探索药品法律监管的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他的文章《“破窗理论”与药品监管》、《药品监管，该怎么出手——从一起邮寄假药案说起》、《药品广告，重拳出击》等发表在国家级的刊物《医药世界》上；他的《浅析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后的法律监管》一文发表于《中外健康文摘》，获得了“2008——2009年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优秀论文”特等奖，被中央党校的《科学社会主义丛书》收录，并且入选2009年——2010年《走向和谐社会》、《共和国不会忘记》、《光辉岁月》、《中国优秀共产党人论坛》等丛书，也被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共产党在线等资料库。
  担任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后，他立即以满腔的热情投入本职工作。由于意识到廉政建设是事关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关键，在与朋友的私下谈话时他每每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痛心疾首，即使说是切肤之痛、芒刺在背也不过分。但他并不是当旁观者，仅限于发发议论而已，而是对这一现象作深入的思考，并极力探索解决这一顽疾的方法。2012年12月他在《管理观察》杂志上发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一文，其中强调“历史的问题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才能找到合理解决的思路”，提出应该“使大多数官员从转型时期制度性缺陷所造成的腐败中解脱出来，彻底恢复他们良知和勇气，轻装上阵”，为此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实施细则。
  作为区区的科级干部，却琢磨到国家的顶层设计，这只能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来解释，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到其依据。
  他甚至将自己的文史专长也转到党史研究领域上，利用工余时间他在民间和田野调查中发掘和抢救地方史料，整理和保存我党在革命和执政期间的历史经验。同时也如实地记录了同时期社会各界人士的历史贡献，包括国民党人士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体现了作为执政党员对民族命运的高度负责。
  作为基层党务工作者，他极其关切党的思想建设，他在发表于人民日报社的2013年第10期《民生周刊·学术版》上的《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一文中指出：“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一个国家如果在意识形态方面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是非常危险的，前苏联就是前车之鉴”，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是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
  林盛发在漳州文史界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敏锐地接受新事物的同时又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怀有高度的自豪感。在上文中他写道：“上月习总书记访问中亚各国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除了其政治经济方面重大的战略意义之外，也具有以正视听的重大意义。我们还应该宣传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比起哥伦布或麦哲伦的船队强盛得多，但是中国的舰队从未占领海外的一寸土地，六百多年过去了，在东南亚各地还有不少郑和庙、三保井这样的历史遗迹，甚至有三保山、三宝垄这样的地名。反观哥伦布或麦哲伦的远航，他们的来到使当地人遭到了灭顶之灾，土著居民可能出于自愿来建造纪念他们的建筑物吗？”这也是国际上不少人没有想到或不愿意想到的。
  今天党中央对反腐倡廉高度重视，“猎狐”和“天网”的震慑效果以及各级官员对廉政亲民的自觉要求已经足以告慰林盛发；看到如今“一带一路”战略在沿线国家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与响应，他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