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家父张焕文，又名炳章、琪赐（音），生于1911年，南靖古湖村人，卒于1940年。生前当过职员、记者、小学教师，是位追求进步、富于正义感的爱国者。
  上世纪二十年代，家父勤奋苦学，考入于漳州的省立三中（今漳州一中）就读，恰与著名文豪林语堂的侄儿林惠俊同班。那个年代，山乡交通不便，从乡下到漳州城10多里距离，路程虽然不远，但小道崎岖，每天要往返走读，自有诸多不便之处。如遇上刮风下雨，打着赤足在泥泞小径步行更是艰难。目睹同学的难处，林惠俊常常把家父领到其家里（位于大同路）留宿，热情招待。久而久之，同学友情弥笃，林家长辈也把家父当成自家人，乐意让家父投宿其家中。逢周末假日家父回乡，返程时也会从家里带些大米、果蔬等农副产品送给林府，以贴补食用。
  因家父与林惠俊兄弟般的关系，在寄居林家的岁月里，家父有幸结识了惠俊的哥哥林惠元。
  林惠元，一位激进的爱国青年，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文艺家。林惠元才华横溢，在沪期间，出版译著《英国文学史》等文著。“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尖锐，林从沪返漳，联合一群进步青年，陆续创办反帝反封建的“群学社”，编印《爝火》刊物，参与《回风报》编审，大力开展新文化运动，宣传抗日救亡。之后，林出任龙溪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更致力于推动新思想、新文化热潮。随着时局的恶化，漳州成立了“龙溪县抗敌后援会”，林惠元被推举担任首位主任，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抵制日货，查禁日货，惩办汉奸，募捐支前等活动。
  林惠元和中共厦漳党组织关系密切，是地下党外围组织（如县抗敌后援会等）的核心人物。林惠元担任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期间，陆续聘请蔡大燮等多位中共地下党员任职。
  由于寄居林府的缘故，家父与惠元常有接触，耳濡目染，深受林惠元爱国思想的影响。从那以后，家父就开始参与林惠元领导的明察暗访、查禁日货的抗日活动。有段时间家父还应聘在民众教育馆工作，帮助处理一些业务，值班理事等。林惠元兄弟平时酷爱体育运动，家父常陪伴他们一起在中山公园等处跑步锻炼。
  1933年春夏，日籍台商简孟尝、奸商李道南等走私的多宗日货（百货、药品、高丽参等）先后被抗日会查获，社会上亲日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时任驻军参谋长黄强闻悉案情，心中有鬼，遂连日邀约林惠元外出狩猎。第三天，俩人行至江东桥，黄搭讪请林发还被扣那些日货，并塞上大叠钞票，重金收买。耿直的惠元当即将钞票掷于桥上，婉言拒绝，转身而走，有力回击黄强的无耻要求与卑鄙亵渎，维护了抗日会的声誉与尊严。两人不欢而散，黄颜面尽失，怀恨在心，遂设计谋害。一天，军方请林至团部，即以“通匪”罪名将其拘捕捆绑，插上“匪犯林惠元”斩条，嘴巴横塞竹签，防其呼冤，旋即与另一位农运人士，被押往西校场枪杀。黄报了“一箭”之仇。为了中华，时年26岁的一代抗日豪杰瞬间陨落，血溅刑场，世人悲愤。
  惨案发生后，血腥与恐怖的气氛笼罩漳州城，一时间令有关人士猝不及防，抗日热潮受挫。
  时势诡谲，林的姐夫邹纯（龙师教员）迅速出面应对，联络会同各方亲友合力为惠元收殓壮行。
  危急关头，家父没有畏惧逃避，而是挺身而出，全力帮忙林府处理善后，并伴同惠俊等亲属，一道赶到刑场为英烈惠元哀悼、收殓、祭奠诀别。随后，众亲友一路徒步护送，连夜把惠元灵柩运回其祖籍地天宝乡五里沙村安葬，让殉难者拥有最后的尊严。
  林惠元被害，沉重打击了漳州民众抗日的热潮，抗敌后援会工作遭受重大冲击。同时让人们对军方某些高官抗日立场顿生质疑：抗日的军人怎么会暗中勾结亲日奸商，任意残杀一位热血沸腾的抗日会长、爱国青年？事后查明，那些被查扣的日货正是奸商简、李与驻军参谋长黄强等官员合伙经营的。黄强系早期投靠叛军陈炯明，勾结北洋军阀对抗北伐军的反动军官政客，其时军中的腐败暴戾由此可见一斑。
  残杀林惠元的血腥行径不仅轰动漳州城，也震惊了我国文艺、教育和民主党派等各界人士。蔡元培、柳亚子、鲁迅等数十位名家联署发表了《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宋庆龄、蔡元培分别以个人名义致电蔡廷锴、蒋光鼐，呼吁为惠元伸冤，严惩凶手。
  林惠元被害后，惠元的父母痛不欲生，悲伤万分。数月后，为改变生活环境，即举家迁往厦门鼓浪屿定居。父林孟温就聘于英华中学，担任国文教师，开始其后半生从教的生涯。
  在这腥风血雨的年代，家父一如既往保持与林家的联系，常常往漳厦探望分居两地的林府亲属、惠俊（后移居新加坡）兄弟暨林老先生。患难见真情，经历血泪的劫难，家父与林家的情谊历久弥深。惠元的双亲见家父诚实厚道、真情重义，富于正义感，遂介绍邻里女子许氏与家父结缘成婚。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一位长大于鼓浪屿的姑娘会远嫁至内地山村，这绝非偶然。家父母的姻缘，这从另一个侧面佐证家父与林惠元一家的密切关系。